王知常追思会的两篇发言

tuffy05

2014-05-18 09:31 阅读(380)评论(1)

          这是我家门口三朵盛开的红花，借以献给故友王知常光辉的人生。这次刊载的是王绍玺的发言和王知常儿子王征在会上代表家属的悼词。

          又及，在怀念故人时，请保持肃穆的氛围。小朋友们你们那时不懂事，请不要在这里胡言乱语什么不实之辞，望自重，更不应该在这里随地大小便，保持这块园地的环境卫生。

朱永嘉



追忆王知常      王绍玺


王知常走了，悲伤中想起许多与他相处时的琐事，絮叨絮叨，聊释悲怀。

一

记得我那时在妻的陪同下，由桑老师带领，到一所街道康复医院，探望了王知常。他的饮食、排泄，全靠导管，是个植物人了，不能讲话，除了眼皮本能地偶尔眨一眨以外，没有反应。看到他病到如此地步，知道安慰的话已毫无用处，默默地呆了一会儿就离开了，走出医院，苦笑很久，止不住悲伤泪水。

二

我和王知常相识，整整50年了。

1964年8月，我被从华东师大中文系借调到市委写作班子的文艺组，写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这个班子就住在华东局和市委合办的《内刊》所在地丁香花园里。王知常所在历史组都是复旦大学教师，比我们先入住了。《内刊》由市委分管文教的书记石西民总管，日常工作由周源冰主持，但写作内容，周不能过问，各小组也严格保密，不能互相通气。尽管写作互不通气，也不能串门，但大家都才30岁上下，在食堂吃饭，休息时一起打乒乓球，还是一起聊天说笑，渐渐地互相熟悉，交往却并不密切。但有一件事，让我对王知常有了深刻记忆，那就是他的棋艺。

周源冰以权威自居，架子颇大，满脸横肉，偶尔笑一下比不笑还难看，再加上他并不过问文艺组的写作，我们对他总是远而避之。周源冰似乎也发现这种尴尬，为表示平易近人，要机关党支部动员大家，午休时和他下棋聊天。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不肯对弈，因为知道他棋艺不高，棋品也不好，最后把王知常推上了场。没有多久，周就输了。他打着哈哈说：“我刚才想别的事分神，被你偷了。再来！”第二盘，他输得更快，竟不顾尊严，大声训斥：“把心事都用到这上面来了！布置你们写的文章却不及时完成！”支部书记林学渊凑近他说：“前天就打印出来了，放在你桌上。”他却蛮横地说：“我没看就知道不行，拿回去重写！”观众愕然。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周源冰又指名要王知常和他午休时下棋。王知常不肯，周围人劝他说：“这次输给他，让他高兴，免得再给小鞋穿。”第一局，王知常故意走错，输了。周很高兴。第二盘，王让棋更明显，又输了。想不到周源冰火气更大，训斥说：“我派人调查过，你是上海大学生象棋亚军。怎么好故意乱下，拿领导开玩笑！”这次弄得大家更不开心。

想不到，过了些日子，周源冰又指名要王知常和他下棋。有了上两次的教训，王知常想了对策。第一局先巧妙地输了，第二局又装着吃力地赢了。周源冰高兴地说：“我的棋艺进步不少把？我最近仔细研究过棋谱啊！”

我当时感到吃惊，后来才知道，这种装腔作势的官员，相当不少。

三

王知常是个很有血性、能够真情对待朋友的人。1967年1月28日深夜，我们所参加的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是各造反派的联络中枢，正在负责人徐景贤主持下，研究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准备工作。复旦大学红革会因为不满他们在公社核心的地位安排，出动许多人，开了大小车辆到联络站绑架徐景贤。在徐景贤被他们推向汽车的时候，我和众人都是高声斥责，并手挽手阻拦。王知常虽然身材矮小，又高度近视，却冲上前去，抱住徐景贤，拼力向后拖，身强力壮的几名学生把他推倒在地，才把徐景贤押上了车。第二天一早，他又赶往复旦，打探情况，寻求救援良策。

他表面脾气急躁，胸中却如一团烈火，同志们有了困难，他会热情相助。我虽参加了自然科学领域各理论流派的梳理工作，但因被派任其他工作而脱节很久，突然回写作组主持《自然辩证法》杂志，困难很多。在这种情况下，王知常虽然自身的写作任务很繁重，却努力支持我，帮助审阅并仔细修改重要稿件，调配人力，指挥采访，我才得以硬着头皮开展工作。不久，他和朱永嘉又极力怂恿我，接替他们，担任市委常委学马列的辅导员。王知常虽开玩笑说：“这是个苦差使，替他们垫背。”还戏言我是为朋友“两肋插刀”。当我遇到麻烦时，他倒真的两肋插刀，鼎立帮我化解。

写作组为培养青年写作人才，先后办了多起学习班，人员都是从工厂挑选的20岁上下的青年工人。要他们马上提笔写作，自然困难很大。王知常热情地指导他们阅读，派人带领他们采访，草拟文稿。他们写的东西自然水平有限，王知常有时会大声训斥，但很快又像小学语文老师批改作文一样，精批细改，具体指导。经过几年的训练，他们的写作能力提高很快，不少人后来成为上海文化界的骨干。

四

王知常知识丰富，思想敏锐，事业心很强，却淡泊名利，耐得住贫困寂寞。他曾告诉我，父亲是某书局小职员，薪水很低，还常常被以书籍代替薪水。他常以读书充饥，因而积累些知识，也造成深度近视。他曾领我到他家参观过，因为家中困苦，他和妻子及年幼儿子，住的是一个不到7平方米的亭子间，一张大床外，再摆不下什么家俱，且窗户很小，白天也要开灯。但许多造反派抢占房子的时候，他作为写作组领导，在别人看来，是部局级干部了，应当有一套房子。他却说：“我算什么官，不过是个笔套官（管），有地方写文章就很好了。”从不向领导讲自己的困难。后来，领导上为他工作方便，让他搬进市委干部宿舍，是三室户中的一室，十几平方米，厨房卫生间公用。他已很满意，还特邀我和几位同志到他新居吃了顿饭庆祝。文革结束后，他住进提篮桥3*3平米的牢房，还三人一室。他妻儿被赶出市委机关宿舍，无处可去。他妻子百般请求，才得以在学校一间小杂物室栖身。他刑满以后，当了教师，有关单位才给他安排了住处，是两室套中的一间，仍只10多平方米，已长大的儿子的床铺，就在他夫妻大床的旁边。这样的家，他仍能平静以待，直到老死。他晚年的那些著作，就是在这个睡觉、吃饭、会客的“多功能”狭小房间里撰写的。这难道是所谓宿命？

我们都是先参加工作，后入大学，工资水平都很低，上有老，下有小，生活清苦。在写作组那么多年，除了免费夜餐，没有任何补贴。发表的文章，没有分文稿费，手头拮据。王知常却豪爽大方，亲友送他几包香烟，一点好茶叶，他总是拿出来与大家共享。当时提倡斗私批修，挖资产阶级思想根子，他常开玩笑说：“猪八戒耳朵里藏着二分七钱银子，有私心，常常喊散伙。我也有几十元的私房钱，你们吸我这烟，喝这茶，是在帮我挖资产阶级思想的根子。”

他出狱后，直到恢复了公民权，才告诉我，邀我到他家一聚，因为他眼睛、腿脚都不灵便，不便出行。那时，他只领取很低的生活费，仍然挽留我，品尝他亲自下厨制作的丰盛菜肴，令我和妻子极为感动。

五

王知常是写作组第二把手，又是撰写和组织文章（多要他改写）的大将。因此，不少人便认为他思想僵化，一味盲从，奉命炮制文章。“奉命”倒也不假，在那个时代，他的那种处境，不可能不“奉命”。但就我所见，他的思想并不僵化，而是常有独立见解，说出别人不敢多想更不敢出口的话来。

文革初期，“全国山河一片红”，“用毛泽东思想打造一个红彤彤的世界”，是喊得震天响的革命口号。我和周围人并没有多想，王知常却出语惊人：“这种口号并不科学。千姿万色才构成世界。一片红和一片白，一片黑都一样，世界如果只有一种颜色，那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有人说，那口号是一种象征，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王知常仍然说：“毛泽东思想确实伟大，但要用来改造世界，谈何容易，我们办不到，我们孙子的孙子也难以看到！”

毛泽东发出“五·七”指示，号召干部到农村办“五·七”干校，向中下贫农学习，还号召广大青年走出学校，到工厂、农村去经受锻炼。上海动员青年到农村去，提出过“一片红”的口号，即把青年全部送到外地农村去。一次休息时闲谈，王知常宣布：“我又要发谬论了：让青年人到广大农村经风雨，见世面，虽有必要，却不应一刀切；建设国家，固然要学会种地，但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不能全到农村去。”有位青年开玩笑说：“你这话公开出来，要被砸烂狗头的。”王知常笑笑：“这话当然不能公开发表。但要砸烂我的狗头，我有最权威的根据为自己辩护。马克思说工人阶级最先进，代表未来，却不让自己的女儿去当工人，而是花高价让女儿去学音乐。自己没有钱，就写信要求恩格斯资助。这信就收在《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里。”他还曾说：“领袖也是人，不是神，要听领袖指挥，却不应当神膜拜。领袖也不是天生的，他们幼年的时候，肯定和我们一样，也被父亲打过屁股。”说得听者哈哈大笑。

当时有新闻报道称，某地群众代表进京，见到毛主席，和毛主席握了手。这位代表便几天不洗手，回去和群众握手，说是和大家分享和毛主席握过他那双手的荣幸，这是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王知常冷笑说：“这是在传播病菌，害人。”听者劝他不要乱说，王知常说：“那人几天内，必然东摸西摸，吃喝拉撒，手上沾满了病菌，却始终不洗，而和别人握手，这不是传播病毒，害人，又是什么？”

又有内部消息，各地为对中央老领导表达敬重之情，会送给他们一些时鲜食物。有的领导照单全收，有的收下后嘱咐下不为例。周总理收到南京军区用飞机送给的一些大闸蟹，不便推辞，按时价付了款，品格高尚，令人敬重。王知常却说：“按时价付款，不啻给那些白吃者一顿批评，但飞机的运费，可比时价高得多！应当刹住这种不正之风。”后来，中央工作组不知用什么办法挖出了王知常这句话，当作批判他的重磅炸弹。

六

前面，我一直指名道姓说王知常。其实，在当时的写作组里，相处多年的老人马，新由工厂里进入的小青年，都叫他小老王，而不像对许多人那样直呼其名，也不为显得郑重称他老王。他本人对小老王这个称呼，也是乐于接受，有叫必应。

他被称为小老王，完全是由我造成的。1967年初春，原写作班的文、史等组打散了，我和他都进入只有八个人的市革会专题写作组，我们两人恰恰被安排在一个房间里，写字台面对面地排在一起。当时有人找我或他，都只喊老王，而我们两人便同时答应，引得大家大笑。喊者们开玩笑说：“你们应当分个大小，免得混乱。”大家的年龄差不多，三十多岁，谁也不肯被打入小字辈。我说，王知常比我矮不少，应叫他“小王”。他说：“不行，要看年龄！”我说：“我属羊。”他说：“巧了，我也属羊。”便又按出生日月排。我十一月出生，心里还有点紧张，不料他倒更气馁，说是十二月出生，按阳历是1932年1月，比我小。但他坚决反对被称为小王，因为依照传统，大王、小王有辈份的区别，而且我们是革命者，不是占山为王，怎么好称大王、小王。众人认为有理，便称他小老王，我是大老王，很少称名字，成为习惯。

想不到的是，重建市委写作组，增加了许多新人，不论年龄大小，也都“入乡随俗”，称我们为小老王、大老王。我们自己也这样相互喊叫。与写作组有工作关系部门的一些人，来联系工作，也是小老王、大老王地称呼，实际上有些人连我们的名字也不知道。我们的家人，同样习惯于以小老王、大老王称呼对方，只有王知常的儿子很讲礼貌，总是喊我“大老王伯伯”。几十年过去了，老朋友见面仍用此称呼。

这里对我们的这种称呼讲了这么多，一是因为他是浙江绍兴人，我是山东威海人，五百年前也未必是一家人。天南地北巧相逢，十多年相处，情同手足，至老犹相互念念。如今他走了，我怎能不思往而难抑悲伤。二是他虽然是写作组二把手，在俗人眼里是个宝了，但他和那些以挂官衔为荣、以官威压人的官员不同，始终只是个小老王，以普通一员的姿态，和大家平等相处，从不摆架子，以势压人。而在集体讨论的文章思路意见统一后，他又总是付出更大的经历，修改、定稿。正因为有着这种由朱永嘉带头、王知常极力辅佐的民主、团结、和谐的风气，写作组才是种保持旺盛的工作气氛。其三，小老王虽然有了一定地位，但他和写作组其他成员一样，无任何经济补贴，发表的重要文章都是署集体笔名，也不取稿费，但大家都能不畏艰苦，日夜工作，不追名逐利。在这方面，王知常是很好的表率之一。这种思想作风，和当时，特别是今天，有点职称便要抖威风，有了权力就既贪又腐，是多么鲜明的对比！

当年中央工作组把写作组当做重要清查单位。先是查政治，即发表的那些重要文章的背景，不了都来自最高指示，有的还有毛泽东圈过的书面材料；被谥为“黑”的党史，是依据周恩来为高级干部所作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报告撰写的，都不好定罪。有领导者指示，那就查他们的经济和生活问题。查经济大张旗鼓，全市数十万人听广播动员。结果只查到一位同志利用原单位的关系，为家乡买了辆卡车，收到了一只粗瓷茶壶和几只茶杯的赠品，实在摆不上台面。查生活则是细致深入，却只查到有时小青年在办公室里谈恋爱，有过拥抱举动。这怎么能上纲到腐化堕落？查者苦笑收场。但那位领导有了新指示：他们经济上不贪，生活上不乱，一心搞政治，更要严惩。他们没错，岂不是我们错了！

结果，小老王和朱永嘉都被送进提篮桥。我荣幸地得到宽大，被安置到一家工厂的有毒车间从事重体力劳动，每天还领到一杯牛奶，说是可抵制山萘的毒气。

桑老师哽咽着打电话告诉我：“小老王走了。”我当时心中悲伤，无话可说。事后想到与小老王相处的一些琐事，絮絮叨叨，为他送行。还想起当年曾写给他却不曾送出的小诗，只记得其中的两句：

碧血一腔昭日月，清风两袖傲公卿。

姑且把这两句话，当作挽联，送他一程吧。

                                2014.4.20写毕




一个儿子眼中的父亲

王征


王知常2013年5月17日中风脑梗住院，于2014年4月11日晚6点辞世了。

今天是我父亲王知常的追思会，感谢我父亲王知常生前各位故交朋友同事到场。——

在我父亲主要职业生涯时期我还是不懂事的小孩，他长期住在工作单位，很少回家，我不了解他是怎么个人，究竟干了什么，只记得，在我成年过程中，对父亲大部分印象就是探监，探监，不断地探监，每月一次的探监，以及陆陆续续零零星星地从别人那儿听到的有关父亲生平的部分介绍和评价，因此我父出狱后，十二年的分离让我感到很陌生，而他，出狱后大多数的时间是沉默，没有辩解，没有愤慨，他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身后是非谁管得，满城争说蔡仲郎。咳！人总是要死的，尘归尘、土归土，人死了，在这个世上已经不存在任何顾忌，也不存在现实的人际关系和利益冲突了，应该可以做一个真正客观的评价。虽然我不了解他的过去，但不妨碍我从别人的口中以及与他出狱后的共同生活来了解他的过去，他的为人，他的想法。努力勾画出一个比较真实的肖像。

王知常于1932年2月5日（阴历1931年12月25日）出生于上海一个普通的职员家庭，他的父亲是世界书局的会计。作为旧传统意义上的长房长孙，在他祖父的督导下，从小就背诵四书五经，打下了比较良好的国文国学基础。开蒙早，从小又对历史有浓厚兴趣，也促成了后来他会报考复旦大学历史系从事历史研究。上海解放后，他也和许多怀着一腔热诚的热血青年一样报名参军，为建设一个人人平等、清廉公正公平的理想新社会而献身，为此他于1949年12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旋即随军南下剿匪，历任士兵、班长、排长……，在基层一步步得到锻炼，后来作为有高中学历的文化兵，被抽调到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工作，曾兼任当时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肖望东的文化教员。在部队入的党，获得过嘉奖。离开部队时他已经是中尉军衔。但是，为了对历史的爱好和文化上的深造，他放弃了良好的军队升迁机会和优厚的经济待遇，考入了复旦大学历史系做一名普通的学生。所以虽然他是一个在新中国成长发自内心信仰共产主义的一个党员干部，但他从小所受的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决定了他还是一个求学心切的有士大夫情节的文人士子。1957年考入复旦大学，他因为学业优秀，深得当时的一些专家教授的青睐，求学期间，还是班级的学习委员，遂留校任教。也正因为学业好，文笔好，又是党员，就由复旦党委派出，被抽调到市委宣传部、华东局写作组写反修文章，由此，渐渐地身不由己地卷入政治漩涡，在这场二十世纪最后一次大革命大运动中浮沉。然后就是给我、给我妈、也给他自己留下了一个印象深刻的甚至直到死亡都不能消除印记的十二年牢狱、十二年刑期，为一个若干年后在刑法中消失了的、社会生活中不存在的罪名付出物质上、精神上乃至人身自由的代价。

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工作经历是从进入华东局写作组到文革市委机关参与造反再到市委写作组。而这段历史是他最忙碌最认真工作的一段经历，在场的叔叔伯伯与他共同经历过，应该最清楚，最有发言权，小子我不在这儿越俎代庖了。

我只能说一下我父亲出狱后共同生活中对我父亲的了解

出狱后没有了党籍，没有了教师身份，已泯然大众。但作为一介平民，作为一个劳改工厂服刑期满留用的工人，作为一个恢复了正当公民权的公民，应该是可以和大众一样享有最基本的言论出版等自由，他想从零开始，重拾专业，潜心治学，以期把自己掌握的学识和领悟心得回馈社会、同时也通过写作收入改善个人生活，因为被抹掉了过去所有的工龄，作为一个刚入职的新工人，收入还是偏低的。但是在写作和出版过程中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无形的墙。这件事情对他打击很大，使得他相当痛苦。这也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遭遇，好多在场各位，他曾经的同事也经历过同样的遭遇。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写作既是他的爱好他的技能也是他的精神寄托。为什么不能发表？法律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那我们还要这个法律干吗？辛亥革命几十年共产主义革命几十年，难道我们不是为了真正的法制真正的平等，而是要重回等级社会、重回蒙昧时代，那当年的革命还有什么意义呢？无数先烈真诚地为之献身的理想岂不成了笑话？所以他沉默了，长久地沉默，所以有了他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身后是非谁管得，满城争说蔡仲郎；所以有了他后来不怎么愿意写回忆文章以保留历史证实历史，因为在一个对法律对历史没有基本尊重的的社会，展示给大众的所谓正统历史只能是虚假的，只能是涂着厚厚脂粉被任意打扮曲解的妓女，只能是一件皇帝的新衣。

作为一个儿子，在他出狱后到告别人世的二十年接触中，就我个人的感觉，他是个很平凡的人。

他有很多优点。比如自尊好胜好强----时刻要证明自己的能力，即使收入很低也不愿意接受我这个儿子的资助；好学----学识广博；思维敏捷，善于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没有固定的框框；做事情投入认真，严守承诺；直白直率，比较透明，基本上想什么说什么，常常让人惊讶这样的人怎么会曾经进入政治圈。好胜好强不肯弱于人使得他在学问上得到很多人的称赞，但做到这一点不是无代价的，从学生时代起，为了写出好文章，他就经常失眠神经衰弱，有点神经质，以至于常常别人从后面一喊他或一拍他肩膀，他就会晕倒，我妈是他的大学同班同学，说他大学里就发生了好几次，把我妈吓得不轻。

当然我父亲的缺点也多多，上海弄堂里打群架的野孩子经历和进部队下连队的经历造成了他做事情简单粗暴容易得罪人，他是文化人和底层平民的矛盾结合体。他的脾气并不好，容易急躁而且常常不容人解释，无论是对同事还是对亲人。很多矛盾就因此而起。不修边幅和持才自傲又总要在学问上压人一头，也反映了人际交往上的无知，缺乏情商，有时伤了人还不知道。所以我在这里也代他向被他伤害过人说声对不起。

在他生命的后期，随着几次小中风、身体的衰老以及经过两次车祸，他的眼睛基本看不见了。这对他是个重大打击，因为一个文化人，眼睛是获取信息的最重要的工具。随着眼睛的损坏，信息量的减少，他的思维反应也慢了，慢慢地跟不上我的思维也跟不上我妈的思维，我知道他老了，生命的流逝和轮回不是人能抵抗或改变的。我感到了他的痛苦、他的沮丧、他的无奈和他的绝望。但是他无能为力，我也无能为力。收音机电视机的节目内容对一生从事文字工作的人来说，实在是太浅太浅了。于是我尽量找他感兴趣的，有一定思想内容的东西用语音朗读软件读给他听，虽然朗读的效果差强人意，总能部分地缓解一下他苦闷的心。

死了的人已经解脱了，活着的人生活还要继续。不管欢乐还是痛苦，生命自有其存在的意义。通过追思我们也无非是回忆和固定一段历史，是你的，是我的，也是他的。就像画了一幅画，一幅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这些在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或普通或特殊的人物，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交织在一起，历史就这样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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