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凯文：毛泽东的“削藩”－简论１９７３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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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削藩”－简论１９７３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丁凯文


　　１９７３年底，毛泽东着手实施了军队系统内部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这不仅是文革期间中共进行的一次军队系统大军区司令员的重大调整，也是中共自１９４９年建政以来进行的唯一一次如此重大的调整。为何此时的毛泽东要对军队系统作如此重大的调整？以往的官史对此未作详细的解释。２０１１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以及同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仅仅对此事作了极为简短的叙述。２００３年出版的《毛泽东传》对此有较为含蓄的说法：“在‘壮心不已’的毛泽东看来，反修防修仍是国内压倒一切的大事。他担心那些跟随他转战南北的将军们‘少文’，希望他们能够像读懂古典小说《红楼梦》那样读懂中国的现实政治”。〔１〕笔者则认为，毛泽东搞的这次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真实意图在于“削藩”，打散、消弭军内隐然形成的对文革极左派的掣肘力量，以保证军队的效忠和文革大业在其生前和身后的延续性。

　　一、林彪事件后军内系统的重新洗牌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凌晨，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的林彪与夫人叶群和儿子林立果突然出走，随后不久，他们所乘的２５６号三叉戟专机坠毁于蒙古的温都尔汗。这一突发事件使毛泽东措手不及，对于如何加强对军队的掌控，毛泽东想到了叶剑英。“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当天，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叶剑英，要求叶剑英立即赶到人民大会堂。这显然是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央军委以叶剑英制约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等人的重要部署。周恩来指定叶剑英负责处理林彪事件的善后事宜及战备事项，并让叶剑英转移到西郊玉泉山九号楼待命应变。〔２〕９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１０月３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成员有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　

　　毛泽东自井冈山斗争起家之后，在军中最为信任和依赖的主要是三个人：彭德怀、林彪、叶剑英。中共建国后，毛泽东也主要是依靠这三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为其主持军队的日常工作。彭德怀和林彪相继倒台后，毛泽东将负责军队事务的大权交给叶剑英执掌，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毛泽东在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１４日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人员讲话时，特别提及叶剑英。毛称：“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３〕这是毛泽东首次变相地为叶剑英“二月逆流”作了平反，将当初叶剑英等人与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抗争歪曲为与林彪的斗争。由于林彪的意外倒台，叶剑英被毛泽东冷落多时后在晚年有机会再次被毛启用，重新开始了中央和军队高层的政治生活。

　　在这一历史时期，毛泽东对军队采取了如下的措施：

　　第一，清洗军队系统中被认为是林彪一系的人马。９月２４日，负责军委办事组的四员大将：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和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被周恩来宣布停职审查，随即分别关押在北京市卫戍区。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对总参、总政、总后、空军、海军、各大军区等分别采取措施全面清洗林彪系统的人马：如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阎仲川、解放军总政副主任黄志勇、军政大学政委张秀川、空军副司令员曾国华、海军副司令员吴瑞林、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王秉璋、总后副部长王希克、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韦统泰等等，一大批军队干部遭到清洗。

　　第二，清算林彪历史上的“罪行”，肃清林彪在军中的影响。文革中林彪被誉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更被树立为毛的接班人，还被写进了中共九大的党章。为了消除林彪的影响，毛泽东在军中开展对林彪的批判，尤其是那些曾经与林彪长期共事的老帅们更要带头表态批林。１９７２年５月２０日，中共中央转发的批林整风文件，印发了一批老帅们的揭发材料，如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肖克等人的书面材料。这些材料都是从历史上给林彪罗织“罪名”。军中大老们出面对林彪的揭发批判，大都是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基本上是张大其辞，无中生有的歪曲史实，但是这些批判内容出自军内元老，因此对批林一事有事半功倍之效果。

　　第三，毛泽东文过饰非，嫁祸于人，将军内老干部文革中受到的打击统统归罪于林彪。除了在１９７１年１１月给叶剑英的“二月逆流”一事平反外，毛泽东还将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和政委廖汉生的倒台归于林彪的诬陷。１９７２年１月１０日，毛泽东借着出席陈毅追悼会的机会宣称陈毅是个好人，如果林彪上台会搞掉这些老干部。不仅如此，毛还“不经意”间提及邓小平，把邓列为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通过出席陈毅追悼会向外界释放出一个信息，即那些党内老干部，特别是军队里的许多干部还是好的，是拥护毛的，他们在文革中虽然受到冲击，但是还要看到他们的主流，对于他们还要一分为二。至于他们文革中遭受的不幸，那都是林彪搞阴谋的产物。毛泽东利用这一机会作出了姿态，目的在于收拢人心，安抚一下文革中这些受苦受难的党内军内元老。

　　第四，一批党内、军内的元老得到解放。　林彪事件后由于军队一大批干部受到牵连，不少人被审查、批判、靠边站或者倒台，军队系统由此出现了真空。为了稳固自己的权力，毛泽东不得不解放一批文革中被打倒的军队干部稳定局势。１９７２年春起，毛泽东相继就一些党内、军内干部和家属的申诉作了批示，如原海军政委苏振华、原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原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诚。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原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等。１９７２年底，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召集了中央有关会议，宣布开始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军队由总政治部负责落实军以上干部的政策。周恩来还规定，被解放的干部的审查报告必须送政治局最后讨论决定。关于军队的干部，周恩来直接与总政副主任田维新和总干部部长魏伯亭商议。经过一番艰难的周折，最后有１７５位解放军将领得到“解放”，重返了工作岗位，如萧华、杨成武、苏振华、梁必业、陈再道、钟汉华、秦基伟、李成芳、吴克华、王建安、杨勇、廖汉生、乌兰夫、刘震、刘志坚、余立金、黄新廷、莫文骅、郭鹏、杜义德、郭化若、傅崇碧、王尚荣、颜金生等人。

　　经过这一轮的军内洗牌，林彪系统的骨干人马基本上被清除殆尽。然而，毛泽东却不得不面临一个新的问题：作为自己嫡系的林彪及其将领们被清除了，而重新起用的这一大批文革中被冲击和打倒的军队将领们在咸鱼翻身后真的会拥护毛泽东的文革大业吗？此外，军人在文革中由于“三支两军”而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亦是毛泽东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问题。毛泽东自林彪事件后曾重病一场，此时的毛必须要考虑自己身后文革大业的持久性和永续性，而掌控好军队是各项的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这大约可看成是毛泽东实施“削藩”的远因吧。

　　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近因

　　笔者认为，毛泽东实施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近因源自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期间三位大军区司令员的信件风波。这其中包括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这里我们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该信件的原委。

　　林彪在１９７０年８月庐山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点了一把烧向文革极左派张春桥的火，引起了大多数中央委员的共鸣，全会上掀起了批判张春桥的高潮。８月２６日，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信里提了四条意见：一是犯错误的人必须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检讨请罪；二是，犯错误的人不能参加中央工作，下放到基层参加劳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三是，这些人也不能参加人大常委；四是，对错误思想要进行批判。韩先楚和杨得志看过此信后也表态支持，分别写了类似的信。当时这三封信由处理大会会务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转给了周恩来。〔４〕　

　　但是，此时庐山会议的风向已经转变，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会议开始转为批判陈伯达。周恩来此时不愿这三位司令员卷进去遭殃。周再三思考后将此三封信转给叶群，并附了条子说“到此为止，存你处”。事后叶群对吴法宪、邱会作说：“我捡到三个险球，你们要守口如瓶，我一定要保住三个司令。”〔５〕据邱会作回忆：“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三个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写的信，是周总理交给叶群，叶群让吴法宪、李作鹏和我看了。叶群有—次同吴、李、邱三个说：‘这三封信是周总理转过来的，并交代信就放在我这里，不要再转手了。’叶群又说：‘这是三个险球，如果落在‘最高’手里，特别是落在江青手里，还不知道要起什么风波呢？’”〔６〕因此许世友等人的三封信并未转给毛泽东，而在毛家湾的林办压了下来。

　　然而，在１９７２年初，江青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参加了中央对山东有关问题的处理，江青在会上获得了一条重要的消息。这条消息来自山东省内部反映的一个情况，即在庐山会议期间，参加会议的省领导向中央写信，建议处理当时在庐山犯错误的人。江青从解决山东问题的会上获悉有人写信提到“犯错误的人”的消息后，便马上寻找了那几封信。信件涉及到周恩来、王良恩、许世友、韩先楚和杨得志等人。江青对此批示道：“这几封信是支持林彪的表态信！”与此同时，江青找到毛泽东大吐苦水：“他们整我的材料，封闭我，我是林彪专案组成员，但情况不告诉我，材料不报给我，还在背后搞黑材料。”“主席啊！我是受林彪迫害的，你知道，林彪是要置我于死地！”“总理也参与这件事。许世友、韩先楚和杨得志那些人，合伙给林彪政变写的效忠信，要整我、整春桥，总理转送的。但在清查中他把转给林彪的效忠信压下了，你都不知道。”毛泽东对此表示了不悦。毛说：“许世友、韩先楚是大老粗，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我过去就说过，他（许）只知道挖煤，不知道抓路线……”有了毛泽东的表态，江青马上找来张春桥秘密商议。很快，她在中央会议上提出要追查几位老将给林彪写效忠信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在她的吵闹之下，决定派代表与老将们谈话，先弄清情况。接着，她又给中办负责人写了一封信：“一定要彻查这几封信是如何到林彪那里去的！”〔７〕　

　　１９７２年底，中央发出通知，要求许世友、韩先楚和杨得志三位大军区司令员和有关领导分批进京。他们在指定的宾馆一住下，就有中央派来的代表找他们谈话。这些谈话，主要按照中央确定的口径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信上写的“犯错误的人”指的是谁？第二，信为什么会跑到林彪的手里？第三，为什么三个大军区司令员信的内容大致相同？庐山会议以后，张春桥成为反林彪的“英雄”，是毛泽东的红人，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如果许世友等人的信是针对张春桥，那就属于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分裂党中央。如果此信有意写给林彪，拥护林彪在庐山批张的讲话，就是上了贼船，起码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如果许、韩、杨三人搞了“串联”，就是非组织活动，为党的组织原则所不允许。……王洪文是负责谈话的中央代表之一，同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的谈话主要针对“你们有责任把自己的事情讲清楚。据了解，为写信碰过头的大军区领导还有好几个，中央对此事清楚，主要看你们的态度！”由于压力太大，许世友身体不好住进了３０１医院，在京七天，却有五天住院。〔８〕１２月３１日晚许世友在中央的同意下回南京修养。

　　许世友、杨得志和韩先楚所面临的局面异常严峻，压力极大，弄得不好就可能步上黄吴李邱的后尘。许世友在京这几天不仅交代秘书李文卿说一人做事一人当，不会连累别人，甚至还让李回南京后赶紧下部队，远离政治漩涡。许世友对李文卿说：“你还是出去工作吧，免得连累你。斗争复杂，有忠无奸不成戏，这是老话。”〔９〕实际上许世友此时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由于中央未查出三位将军串联写信的证据，杨得志和韩先楚二人先行解脱了。５月初，毛泽东特别请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和韩先楚一起到南京做许世友的工作，做通了许世友等人的思想工作。１９７３年５月１４日，许世友以个人名义写了给毛泽东的检讨信，检讨信的主旨是，许世友与林彪仅仅是工作上的一般关系，庐山会议上写的那封信属上当受骗，由许世友个人承担责任。５月１７日，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许世友与会并将检讨信交与李德生转呈毛泽东。韩先楚的检讨信印发给政治局，许世友的检讨却没有音讯。〔１０〕　

　　５月４日，毛泽东在接见韩先楚时曾说：“路线出感情，你和许世友同志对我还是有感情的。过去的事算了，以《国际歌》为界。”所谓“以《国际歌》为界”是说，以毛泽东的南巡为界，那时的毛南巡谈话，每到一处就要军政大员们一起唱《国际歌》，目的就是要把各路“诸侯”的思想统一到毛泽东倒林的战略部署上来。据纪登奎事后的回忆，毛泽东发了话，毛说：不要再追究了，许世友是个粗人，你们不要指望他会像你们那么细致。林彪已死，只要这些人搞不起来，就不要打击面过宽了。〔１１〕实际上，毛泽东放了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三人一马。到此为止，许世友等三位上将的信件风波总算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自林彪事件后，军队里已经进行了大清洗，如果再将这几位上将也一并打为林彪死党予以清洗，显然不利于军队稳定的大局。但如果以为毛泽东就此罢休了也是过于乐观，仅仅过了半年，毛泽东就搞了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都被调离原有的地盘，其军内的势力也就大大削弱了。

　　三、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过程

　　经过一番思考，毛泽东终于对军队人事出手了。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２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发话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之所以要搞这样的调动，毛泽东给出了一个理由：“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毛还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１２〕　

　　为了实施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毛泽东多次找政治局委员们谈话。１２月１３日，毛说：“你们议了些什么，行得通吗？”“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调动，又不开除你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照样革命嘛，换个地方革命嘛。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１２月１４日，毛再次找政治局委员们谈话，谈话中不仅两次提议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还说：“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你们商量了吗？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做久了，就不大好了。调动也有问题。”〔１３〕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央政治局在１５日开会，商定了中央军委会议出席者的名单，并研究决定大军区司令员在地方一律不兼职。当天，毛泽东又同政治局有关成员、北京军区领导人、以及沈阳、济南、武汉军区领导人谈话。此后几天，政治局成员按照分工同各大军区负责人分别就对调一事谈话。１７日，各大军区负责人全部到京，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分别同他们谈话。当晚中央政治局听取了谈话报情况汇报。１８日，周恩来主持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的讲话，并通报了几天来政治局成员分别做工作的情况。１２月１９日和２０日，中央军委开会讨论对调问题的具体实施。〔１４〕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接见了中央军委会议成员，共４３人。毛泽东说：“你陈（锡联）司令，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许世友同志，这几个同志呢，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这个李德生同志、曾思玉同志、丁盛同志倒是搞得不那么久呢！你们带个头呢。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就会照样去做。” 〔１５〕　　

　　１２月２２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的命令。该命令说：“经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个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即，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调任为沈阳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调任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调任为广州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调任为南京军区司令员；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调任为武汉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调任为济南军区司令员；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调任为福州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调任为兰州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没有调动。

　　毛泽东要求军委的调动命令下达后，各军区司令员在１０天之内到任新职，每人只能带１０人以内的工作人员，许世友当时只带了自己的秘书、医生和管理员赴广州军区任职。１２月２６日，李德生由纪登奎、吴德陪同飞赴沈阳。同一天，杨得志从济南飞往武汉任职。其他各大军区司令员也都在年底前分赴各地任职。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到此告一段落。

　　毛泽东此时为何要实施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以往官方史书对此皆语焉不详。自从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曾患重病，身体状况已经大大下降。毛泽东不得不考虑他的身后中国政坛的走向，并及时作出安排，而如何处理好军人从政的问题则是重点问题之一。１９７３年７月间，毛泽东通过姚文元找了上海市委写作组重印《史记》中一些人物传记，其中包括《陈丞相世家》、《绛侯周勃世家》、《灌婴列传》、《鲸布列传》和《陆贾列传》。〔１６〕这几位汉朝人物都曾经是汉高祖刘邦的功臣宿将，除鲸布一人因“谋反”在刘邦生前被剿除外，其他几人都是刘邦身后安邦定国的人物，极具代表意义。毛泽东熟读史书，要参考这些历史典故，从中寻求解决之道。

　　前述“三位上将信件风波”对毛泽东触动很大，虽然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都作了检讨，毛泽东也发了话“以《国际歌》为界”，不再继续追究这三位将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就彻底放心了，这几位将军在军界有相当的实力和地位，毛泽东在世时不会生事，但是毛去世后他们是否会站在文革极左派一边却是一个大问题，这也是毛泽东的一块心病。毛泽东名义上搞的是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但是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却没有调动，许世友、杨得志和韩先楚这三个“问题人物”不得不离开自己原有的地盘，孤家寡人的到另一个自己完全不熟悉的地方任职。

　　此外，中共召开十大时，毛泽东提议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为副主席，但是许世友却表示，中央副主席只要周恩来一人即可，或者只要三个老同志。〔１７〕也就是说，许世友反对王洪文担任党中央副主席。许世友的反对自然引起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执意扶植王洪文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但是面对军界的不同声音，还是要有所考虑。毛最后又从军队当中选了李德生任中央副主席，也算是搞了平衡。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上虽然顺利“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但是毫无中央工作经验，被军中讥讽为“儿童团”，根本无法驾驭军内的“骄兵悍将”，毛泽东看到问题的症结，如何解决则是一个大问题。最终，毛泽东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以和平的方式“削藩”，将这些大军区司令员调离原工作岗位，且只调司令员，不调换政委，他们在新的地方也不再兼任地方党政一把手，将这些人调离他们经营多年的地盘，打散其势力，使之不再构成对文革极左派的威胁，这就基本上解决了“藩镇割据”、“拥兵自重”的局面。

　　１９７４年１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苏振华组成军委六人小组，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军委六人小组对内对外不行文，一律以中央军委名义开展工作。〔１８〕从这个六人小组的组成来看，文革极左派的王洪文和张春桥仅排叶剑英之后，在军中有了一席之地。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刻意扶植文革极左派逐步实现对军权的掌控。

　　四、调开李德生的另一番深意

　　李德生是中共十大当选的党中央副主席，兼总政主任和北京军区司令员。毛泽东此时为何要将李德生调去东北地区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这的确是耐人寻味的。笔者认为，毛泽东实施的这次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除了将许世友、杨得志和韩先楚调离原有军队岗位之外，另一层更深的含义是针对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

　　李德生原本是毛泽东十分中意支持文革运动的军队干部典型。１９６７年李德生作为解放军１２军军长在安徽省支左，得到毛的好评，１９６８年李出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１９６９年李德生又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１９７０年出任解放军总政主任。李德生并非林彪派系人马，但是李平日谨言慎行，与江青、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与军委办事组的关系尚可。１９７１年的批陈整风期间，李德生被毛泽东当作一枚棋子，“挖墙脚”而取代郑维山出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后来在“９１３事件”期间代表周恩来坐镇空军，直接处理林彪专机外逃的事件。日后李更参与中央专案组处理林彪专案的审查工作。故李德生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毛泽东的信用，在１９７３年８月的中共十大上李德生成为党中央副主席，跃上了人生的顶峰。显然，此时的李德生也是被毛泽东当成接班人之一来培养和重用的。

　　为何刚刚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在仅仅四个月的时间内就被调出北京到沈阳任职？李德生自己回忆说：“特别是党的十大之后，江青等人对我当选为党的副主席，而她并未进入常委，极为不满和记恨，……而对我工作中的无理干预，故意刁难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尖锐，斗争越来越公开化，直至在批林批孔中，江青‘放火烧荒’，公开点名批判我，提出‘打倒大军阀’，逼我承认上‘林彪贼船’，着着都欲置我于绝境。”〔１９〕李德生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面现象，而非认识到更深层次的原因。　

　　王洪文在秦城监狱中向邱会作披露了其中的原委。王洪文说：到了党的“十大”的时候，毛主席把李德生提升为党中央副主席，这就对张春桥的提升和对我（王）的使用有了影响，成了新的障碍，是潜在的威胁。那时我们就把李德生和林彪的关系摆在毛主席面前，要搬开他。毛主席认为李德生是文化大革命初期解放军高级干部中能冲破束缚，最早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革命造反的人，有代表性。毛主席给了李德生一个面子，让他自己辞职，把他放到了东北。那里有毛远新他们，李德生“有职无权”，不怕他搞什么事。而李德生被整怕了，顺从地接受了，事情也就平息了。〔２０〕　

　　笔者认为，李德生毕竟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启用的军队支持文革运动的一个典型，且一直予以信用。在毛泽东的眼里，李德生一直以来也无大错，且李并非林彪系统的人马，在扳倒林彪系统时更被毛所重用。文革极左派们虽然强烈要求扳倒李德生，但是毛泽东考虑得更全面和长远，在这种局面下尚不宜打倒李德生，将其换个位子，调到其他地方任职，整体而言利大于弊。据李德生回忆，李德生在沈阳军区也处于十分被动、尴尬的境地，毛远新身为沈阳军区政委就曾组织对李德生的批判。除了军区党委办公室和保卫部的一些人外，大多数人都与李德生保持距离，李不得不经常下基层“蹲点”或读书打发时光。

　　李德生虽然在１９７３年底被赶到沈阳，但是他的厄运并未终止。　１９７４年８月２６日到９月１０日，王洪文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分别“批评帮助”李德生、许世友、韩先楚等人。李德生是“重点的重点”。王洪文在会上说：“对于批林批孔　中各地揭发的问题，主席（指毛泽东）说，‘除若干同志外，有少数同志或多或少有些问题’，这个‘或多’就是指的李德生！”李德生被追查的问题有：参与林彪的第一个号令，销毁黄吴李邱的黑材料，１９７０年５月１９日林彪接见总政副部长以上干部的问题，纪念军委扩大会议十周年的问题，庐山会议问题，解放军报刊登林彪的照片问题，１９７１年干部工作会议问题，林立果讲用报告问题，“北兵南调”问题，“９１３事件”中的直升机外逃问题，“９１３事件”后“捂盖子”问题，插手总政等。〔２１〕会上王洪文、毛远新给李德生上纲上线　，逼得李德生不得不作了检讨，承认自己的“罪行”。９月８日，毛泽东在李德生的检讨上批示：“已阅，改了就好。”

　　一些论者在谈及“四人帮”和毛远新对李德生的批判、攻击时，都将其归结为这些人的个人行为。包括李德生自己也认为“四人帮”攻击他的目的是“显然要从我这里打开一个突破口，找到攻击周总理、叶副主席的‘炮弹’”。〔２２〕其实，“四人帮”和毛远新的背后就是毛泽东，没有毛的纵容、许可，这些人怎么可能在这样的会议上围攻身为党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和许世友、韩先楚这些大军区司令员？这与１９７１年２月张春桥、毛远新等人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围攻、狠批军委办事组如出一辙，惟有造成强大的批判声势和浪潮，才能逼迫被批判者低头检讨，然后即可采取组织措施撤换这些人。这也是毛泽东对待其对手们所采用的一贯手段和策略。

　　在中共执政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党中央的副主席被任命到地方任职。毛泽东在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４日与政治局有关成员谈话时说：“至于德生同志走了，还兼不兼总政治部，我说，不要兼了吧！”〔２３〕毛泽东一句话就解除了李德生总政主任的职务，实际上是为张春桥出任总政主任铺平了道路。李身为中共中央的副主席却只能在沈阳任大军区司令员，失去了在中央工作的权力。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要进一步剥夺李德生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１９７４年秋冬之际，纪登奎与李先念二人奉命一起找李德生谈话，纪登奎说：“德生同志，你应该明白，你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我们两人只是政治局委员，按规矩，我们是没有资格和你谈这个话的。要你辞职，这是毛主席的意见。”〔２４〕既然毛泽东发了话，李德生也就不得不“主动辞职”了。李德生向中央提出辞去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和党中央副主席职务。最后毛批示：有错改了就好，同意辞去党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保留政治局委员。〔２５〕李德生成为中共建国以来任职最短的中央副主席――仅一年零四个月。

　　然而，祸兮福所倚，李德生这次走霉运却在“四人帮”被粉碎后得到补偿，成为李受“四人帮”迫害的明证。文革中被毛看中提拔的人最终都黯然下台，如华国锋、纪登奎、汪东兴、陈永贵、吴桂贤等人，惟李德生是个例外，成为文革新贵中唯一一个最终还能“风光离休”的中共大员。１９９０年，李德生在国防大学政委一职上荣退。

　　五、几点总结

　　第一，　紧抓军权自始至终贯穿于毛　泽东文革运动的整体过程之中，在文革不同的历史阶段，毛泽东惯用一拨军人取代另一拨军人，以保障文革大业的顺利进行。比如，１９６５年底以叶剑英、杨成武取代罗瑞卿，１９６７年１月以郑维山取代杨勇、廖汉生，　１９６７年夏以军委办事组取代军委常委会，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后又以李德生取代郑维山，林彪事件后再以军委办公会议取代军委办事组。这次毛泽东不过就是故伎重演，以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方式将那些毛心中不太放心的军队将领们调离他们的老巢，而且只调换司令员而不调换政委，这样就一举打散他们多年来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势力。与以前调动有所不同的是，这次被调换的大军区司令员们没有被打倒，　而是易地为官，命运远远好于被打倒的罗瑞卿、杨勇、廖汉生、郑维山，以及黄吴李邱等人。

　　第二，大力培植文革极左派，使他们逐渐掌握军权，是毛泽东文革中又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一介文人，与军队素无渊源，虽然在文革中为毛泽东冲锋陷阵，在打倒刘少奇及其势力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九大之后却没有掌握更大的实际权力，他们的活动受到林彪和军委办事组的限制。林彪的倒台使得他们有了掌控军队的空间，但在实际的过程当中并非十分随顺。比如，江青在１９７０年就想让张春桥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但是却被林彪出面提早一步任命李德生为总政主任，挡住了张春桥。这次毛泽东搞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将李德生赶出北京到沈阳，就是为张春桥腾出总政主任的位置。张春桥遂于１９７５年１月成为军委常委兼总政治部主任。王洪文则在中共十大后成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１９７５年初成为军委常委。这都是毛泽东一步步扶植、重用文革极左派掌控军权的结果。

　　第三，文革中的“三支两军”使得军队势力膨胀，在“军管”和“支左”的过程中控制了地方政权，各省、市、自治区的革委会和地方党委大都由军人当政，地方政权高度集中于军队手中。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有感于军队势力尾大不掉，要求军人逐渐淡出地方的党政系统，地方权力交还给地方的党政干部。毛泽东通过对调大军区司令员的方式，不仅将他们调离原有岗位，更不许他们再兼地方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毛泽东实际上以和平的手段削除了“藩镇割据”、“拥兵自重”的局面。从长远上来说，毛泽东要消除军人有可能形成的对文革大业的阻碍。

　　第四，军队由于执行毛泽东的“三支两军”的方针政策，难免与地方发生冲突和矛盾，特别是支持一派打击另一派，且往往是支持了“保守派”打击了“造反派”。这就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不满，军人常常受到来自中央的指责。但是，形势比人强，有时为了政权的稳定，在造反派和军队的矛盾冲突中，毛泽东又不能不有所妥协，有选择地支持了军队一方。　全国局势稳定之后，军人的作用已然完成，他们应该在适当的时候退出地方的党政系统，有利于解开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以及造反派之间的复杂矛盾。军队出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一把手的人，或因有人去世更换，如谭甫仁、谢富治，或因林彪事件受牵连而撤换，或因军人调离原职而更换。从１９７０年底到１９７５年，至少有十一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一把手由军人改换为地方干部。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也可视为这一环节中的重要一环。

　　第五，一些地区的领导人调换后，才能在新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贯彻中央的指示，纠正当初执行的某些过激政策，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清除那些被认为属于林彪一系的人马和影响。　　比如，许世友在南京任职期间，搞了不少冤案，据廖汉生回忆：“仅以军师职干部为例：被以‘５１６分子’名义从领导职位上搞下来的干部就多达３２人，其中军职１３人，师职１９人，被所谓办学习班交代问题的１６人，其中初步平反的１０人，包括已分配工作的５人，未分配工作的还有赵俊、黄振东等多人；进行‘背靠背’审查的１０人，其中军职１人，师职９人；还有一些干部有所谓‘历史问题’……”。〔２６〕　　丁盛到任后力所能及地做了平反工作。广州军区被认为是林彪原四野的地盘。许世友出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后，为了表功和洗刷自己与林彪的关系，把广州军区原１１位党委常委中的８个人打成林彪“死党”予以迫害，后来许世友在广州搞得实在不成样子，中央才出面予以制止。所有这一切都与毛泽东心目中坚持的文化大革命的大局息息相关。

注释：

〔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６７８页。
〔２〕《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８２９页。
〔３〕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２０１０年版。
〔４〕李文卿《近看许世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２年６月版，第１９３－１９４页。
〔５〕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上册，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２１页。
〔６〕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１月版，第８３８页。
〔７〕赤男《林彪事件后三位上将的信件风波》，载《党史博览》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８〕朱永嘉口述《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４页
〔９〕李文卿《近看许世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２年６月版，第２３５－２３６页。
〔１０〕李文卿《近看许世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２年６月版，第２３７－２４０页。
〔１１〕朱永嘉口述《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４页。
〔１２〕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６７２页。
〔１３〕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６７３页。
〔１４〕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６３７－６３８页。
〔１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６７５页。
〔１６〕朱永嘉口述《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０页。
〔１７〕朱永嘉口述《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５页。
〔１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７３页。
〔１９〕李德生《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４５９页。　
〔２０〕邱会作遗稿，丁凯文对程光的访谈。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３日。　
〔２１〕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从军长到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９２－４００页。
〔２２〕李德生《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４７７页。
〔２３〕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６７３页。
〔２４〕纪坡民《听父亲纪登奎谈往事》，载《南方周末》，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６日。
〔２５〕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从军长到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４０３页。　
〔２６〕廖汉生《廖汉生回忆录（续）》，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６３页。


　　□《新史记》　总第２３期，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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