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樵：汪东兴与张耀祠互相矛盾的毛泽东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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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东兴是文革时期重要的政治人物，曾长期兼任中央警卫局局长，负责党主席毛泽东的警卫安全。张耀祠亦是如此。两人因其特殊身份，在文革后都写过有关毛泽东的回忆录，特别是对意义重大的南巡有着详细的记叙。然而他们二人的记叙矛盾重重，余樵在《观察》2003年3月版上发表文章指出这段公案，并质问《汪东兴与张耀祠：叫人相信谁？》。


　　196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大殿内，毛泽东与林彪、江青等人合影。后排左起毛泽东原秘书高培成、一中队副队长尚来宝、江青警卫周建民、江青、毛泽东、林彪、汪东兴、张耀祠。前排左起陈长江、301护士刘晓庆、叶群、吴连登
　　“文化大革命”中的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开始他所谓“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的重要行动：“巡视”南方（所谓“巡视”，其实并不到工厂、农村、部队、学校或街道去巡访、视察，而只是在警卫森严的专列上接见各地省级领导人）。此次随行“护驾”的有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

　　多年以后，汪、张二人都写了有关毛泽东的回忆录，其中，特别对那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南巡”有具体记叙。汪东兴的回忆录《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由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一些研究人员帮助整理、审校的，作者在《后记》中称：“我如实地写出来，是为了真实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为此书题词：“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研究历史，总结，提高，发展。”张耀祠的回忆录《张耀祠回忆毛泽东》是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编辑帮助整理完成的，作者在《后记》中称：“我们一块去粗取精，将本书删改了11次之多。”因此可以想见，这两本回忆录一定都是很严肃、很真实的历史记录，决非时下常见的那种对历史的“虚构”或“戏说”。

　　然而，对照阅读这两本回忆录，却会发现：两位作者对同一历史事实竟有出入很大的记叙，出现了不应有的相互矛盾的说法。这是怎么回事？

　　1971年9月2日，是毛泽东“南巡”中的一个日子。据张耀祠回忆：“9月2日，主席在南昌同江西省的一位负责人谈话，这位负责人听了主席这次的谈话，联系到他知道的一点情况，向毛主席谈了三点：一、7月间，空军周宇驰两次跑到南昌活动，并运来一辆水陆两用的汽车要江西仿造。7月底，周宇驰把汽车用飞机运走了。二、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带我去见了叶群，她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三、林立衡同我妻子讲了林彪、叶群的一些问题，她要我少同林彪一家人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写到这里，张耀祠还来了一点职业军人写作中很少使用的文学笔法：“毛主席略有所思，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远眺窗外，没有讲一句话。”（张耀祠《张耀祠回忆毛泽东》104— 10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连毛泽东当时的表情神态都有了具体入微的刻划，自然是张耀祠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了，可见这个记载应是十分真实可信的了。

　　然而，汪东兴的回忆录中却对此却有完全不同的记载：9 月2日上午，毛泽东在南昌已打算走了，决定再接见一下已经接见过一次的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三人（其中程世清是江西省负责人），毛泽东与这三人在一起的谈话，谁怎么问，谁怎么答，汪东兴都作了具体记载，然后，汪东兴明确写道：“9月2日上午的这次谈话，连寒暄、握手的时间在内，40分钟就结束了。我们和毛主席吃完中饭后，便离开了南昌。”（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49—150页）

　　怎么回事？张耀祠记叙的那位“江西负责人”的“告密”，在汪东兴笔下没有了。

　　张耀祠没有写明那位“江西负责人”是谁，但根据汪东兴的回忆，9月2日毛泽东接见的领导人中，“江西负责人”就是程世清，没有别的江西负责人得到接见。那么，会不会是张耀祠把毛泽东与程世清谈话的时间记错了？汪东兴的回忆录中对毛泽东这次“南巡”有逐日记载，据其记载，毛泽东“南巡”中接见程世清还有一次，是8月31日在南昌，仍然是同时接见了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三人，汪东兴具体记载了谈话的基本内容，其中也没有“告密”的事，只有一处毛泽东与程世清的对话，毛泽东问程世清：去年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向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没有你程世清呀？“程世清赶忙对毛主席说：我有错误，吴法宪对我有影响。主要的错误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毛泽东并未继续深问，接着就把话头转到许世友身上去了。显然，在8月31日那样的谈话场合，是不可能出现程世清“告密”那样的个别谈话才会有的事情的。此后，9月1日毛泽东休息了一天。也没有在另外什么时间里单独接见过“江西负责人”。

　　值得推敲的是，张耀祠的回忆录里，不仅把这一“江西负责人告密”写得连毛泽东的表情神态都有细致入微的刻划，而且还把这一“告密”当作了毛泽东察觉林彪阴谋的一个重要情节。他在写了毛泽东听“江西负责人告密”之后，紧接着就写道：“就在9月8日深夜，毛主席突然下令，把专列从杭州笕桥机场停车点，转向去绍兴线的支线上停放了一天半……”（《张耀祠回忆毛泽东》105页）

　　对此，汪东兴又有不同说法。

　　汪东兴也回忆了毛泽东在杭州下令将专列转移的事，但是，汪东兴回忆的导致毛泽东决定转移的原因，却是因为“9月8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的。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在看望他老人家时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于是毛“当机立断”，提出把专列转移。（《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84页）

　　其实，汪东兴所举的那些引起毛泽东警觉的“可疑的情况”，都不过是在“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年代里很容易产生的捕风捉影之事，没有一件是拿得出来的“有人要谋害毛泽东”的像样的证据——试想，谁要谋害毛泽东，还会先跑去指责毛的专列“碍事”从而打草惊蛇然后再慢慢动手吗？天下没有那么愚蠢的刺客（除非是在搞笑的港台影视片里）。不过，从汪东兴的回忆录却可以知道，张耀祠记叙的9月2日的“江西负责人告密”一事并不存在，否则，汪东兴岂会漏掉这样重要的情节？汪东兴的回忆录写得很清楚，毛泽东9月2日那天在南昌接见三位领导人时，他是始终在场的。

　　从另一方面看，如果张耀祠的回忆是确有其事，程世清真是向毛泽东作了那样重要的告密，那么，程世清就应该算是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立了大功。可是却并非如此，程世清在“九一三”事件后是被当作林彪线上的人物打下去的。

　　再说，张耀祠回忆录记叙的“江西负责人告密”中所说的叶群那句话：“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是“九一三”事件之后，吴法宪在关押审讯中交代的，而且是只有吴法宪一人交代的“孤证”，此前并无别人知道有此说法。这一“孤证”，近年也已经被许多人认定是不可信的伪证，因为叶群对人讲话时从来不直呼林彪名讳，而只称“林副主席”或“101”、“首长”，何况对“江西负责人”那样的下级呢！同时，当年的“林办”工作人员都知道，叶群是个存不住话的人，她要求别人保密的事，往往都是她自己忍不住了先说出来。如果叶群把这样的话对“江西负责人”都说了，那么她会不对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几位“心腹大将”说吗？而事实上他们却都不知道有此一说。岂不怪哉？

　　分析起来，张耀祠的这一回忆，是难以叫人相信的。不过，汪东兴的回忆录同样有难以叫人相信之处。

　　仍是这次“南巡”中的一天，9月10日下午，毛泽东专列离开杭州去上海。据汪东兴回忆：“在离开杭州去上海的时候，我们没有通知其他的人送，而陈励耘却来了。陈励耘到了车站后，不敢同毛主席握手，也不敢接近毛主席。他心里有鬼，当时神情很不自然。”（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88页）陈励耘当时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空五军政委，“九一三”事件后被定为“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的林彪“死党”成员，但最后得到的刑事处理是“免于起诉”。陈励耘本人对9月 10日那天的情况，另有一个与汪东兴截然不同的回忆，他说：毛泽东离开杭州时，他亲自布置了警卫，并和汪东兴、张耀祠一起，接毛泽东上了汽车，“然后，我坐引导车，走在最前面”，“引导车引导主席车队进一号门（在贵宾室旁边一点），我先进月台，关照警卫处副处长王英杰把主席座车一直引到车厢门口，我在门口送主席。主席上车时，我上前同主席握手。主席很亲切地同我握手。主席上车后，汪东兴、张耀祠还站在车厢门下月台上。汪招呼我过去，问：老陈，还有什么事吗？我们要走了。我上去同他们握手，祝他们一路平安。他们上车，我看车子平安开走了，松了一口气。总而言之，没有一点不正常。有人竟说我企图带枪接近毛主席，当时还紧张得面孔发白，手发抖，幸亏汪东兴发现，把我的手抓住。又说我布置警卫处的人，在红房子顶上安了机关枪。真不知是哪个的胡思乱想。”（许寅《未被起诉的人——访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见《“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访谈录》414—415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8月版。——原注，见本刊ｚｋ0212ｄ——编注）

　　两种说法如此不同，叫人相信谁？

　　如果说陈励耘是“有罪之人”，他的话不如汪东兴的话可信，那么，我们再看汪东兴回忆录中的另一处记载。

　　1970年8月23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开幕。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宣布议程后，林彪作了长篇发言。康生在林彪讲完后接着发言，表示对林彪的讲话“完全同意，完全拥护”，还说：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他还进一步提出：“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38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但汪东兴回忆录中写的却是：林彪讲完后已经4点半了，毛泽东叫周恩来、康生讲，“语气中流露出不悦的情绪”，“周恩来见此情况说：‘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康生也说：‘宪法说明已印发给大家，不讲了。’毛主席宣布散会。”（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38页）

　　康生到底讲话没讲？叫人相信谁？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年谱1949— 1976下卷》出版于1997年5月。而《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出版于1997年11月，也就是说，《周恩来年谱》出版在先，汪东兴回忆录出版在半年之后。而汪东兴回忆录并未按照已经出版的《周恩来年谱》的记载进行修订，是不是坚持认为自己所写才是准确的呢？

　　对照阅读张耀祠与汪东兴的两本回忆录，还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另一些相互矛盾之处。

　　比如，在毛泽东“南巡”结束时的9月12日，毛泽东专列北上返回北京。据汪东兴回忆：“在济南站，毛主席叫我打电话通知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到丰台车站等我们，说要同他们谈话。”（《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68—169页）但张耀祠的回忆却是：“列车北行到了天津车站时，主席突然对我说：‘打个电话，通知吴德、李德生、纪登奎、吴忠到北京丰台车站支线开会。’”（《张耀祠回忆毛泽东》106页）

　　这个电话到底是谁打的？这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却涉及到谁的回忆更真实可信的问题。

　　又比如，对“九一三”事件发生当天，张耀祠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载：256号飞机强行起飞后，“周恩来到毛主席住所，向主席作了简要汇报，并问：‘怎么办？打不打？还在射程之内。’主席说：‘不要打。天要下雨，娘要改嫁，都是没有法子的事，由他去吧。’”（张耀祠《张耀祠回忆毛泽东》112页）而汪东兴回忆录的记载却是：当时是吴法宪打来电话请示要不要派强击机拦截，汪东兴接电话后报告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毛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208页）一个写的是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一个写的是吴法宪通过汪东兴向毛、周请示，一个问的是“打不打？”一个问的是“要不要拦截”。分析起来，应是汪东兴的说法更合情理一些，但是能说张耀祠的回忆录是在“无中生有”或“戏说”吗？这个回忆录可是经过“去粗取精”， “删改了11次之多”的严肃之作呀！

　　如果说，回忆同一件事，不同的当事人有着不同的地位（如一方是高官，一方是平民），不同的处境（如一方在施暴，一方在受难），不同的文化教养（如一方是文人学者，一方是贩夫走卒），那么，他们回忆出来的同一件事有相互矛盾甚至面目全非之处，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汪东兴与张耀祠却是有着同样地位、同样处境、同样文化教养，并且执行着同一个任务，乘坐着同一趟专列的人，他们的回忆怎么会有如此的矛盾？

　　呜呼！面对历史见证人的“真实”回忆，叫人相信谁？

　　如此权威的高层人士的回忆录居然都会有这样奇怪的相互矛盾之处，叫人不得不赞同钱钟书老人的那个说法：回忆是最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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