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一代的思想遗产耗尽了吗？

tuffy05

【编者按】

近日，法国《世界报》采访了亲历68的知名法国知识分子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和马塞尔·格歇，发表了这篇反思68一代和五月风暴遗产的重要对谈。
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历史学家，巴黎七大历史系助理教授，负责精神分析史（巴黎高师 - 七大地理历史与社会科学中心）的研讨课程。
马塞尔·格歇：历史学家与哲学家，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雷蒙·阿隆政治研究中心研究主任，《争辩》杂志（伽利玛出版社）的主编，该杂志由他与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于1980年创立。

世界报：您是在什么情形下认识了人们所谓的“68年思想”的？

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 : 1966年，随着米歇尔·福柯的《词与物》与雅克·拉康的《文集》同时问世，出现了一种从结构出发、提出新历史解读的文学与理论方面的先锋派。这和1945年人们在让-保罗·萨特那儿所认识到的东西：一种全新的介入（engagement）相比，有一点儿类似，也有点创新。但在变得政治化之前，它首先还是普遍性的，贯彻了一种新奇的教学法。那时候我正在索邦大学就读文科的学士学位，不过这个地方极端地僵死在了学院主义里面。文科的教授们认为现代性在19世界末的时候就终结了。一些像我一样的学生们读着“新小说”（le Nouveau roman），发现了像米歇尔·福柯和罗兰·巴特等人新奇的路子，当时就处于反抗陈旧教学方式的造反中了。在课堂上说出“新小说”这个词是不可能的。而我们同样也不是在大学里学到的马赛尔·普鲁斯特呀！到了1967-1968年，在索邦，一种学生们针对老师的优越感就产生了，特别是针对语文学的教授们，后者对罗曼·雅各布森和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不屑一顾，而我们却对他们尊重备至。悖谬的是，我们在找好的老师，真的老师，而不是从教授再到油印讲义的这些，他们全在千篇一律地重复同样的课程。

这样说来，68年思想是不存在的，这只是之后的一场建构而已。伴随着《词与物》，我发现了米歇尔·福柯这位同时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和作家的作者。他有一套风格，某种颇具意义的东西。而这被精彩绝伦地书写下来了。在那会儿，我同样阅读一些古希腊学家的作品，像是让-皮埃尔·韦尔南（Pean-Pierre Vernant）和皮埃尔·维达-那克（Vidal-Naquet）。但我极其清楚地意识到，所有这些作者都不彼此相像，在他们之间有着诸多理论冲突。这种制造争辩的可能性让我感到很高兴。对我来说，“五月风暴”首先是一场废黜那些差劲教授的机会。

马塞尔·格歇：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很好地使人想起“五月风暴”普遍性的一面，那是一场反抗大学的智识上的造反，这些大学完完全全僵死了、脱节了，早已丧失创造力。尽管我以后能对这个闪耀着无数作者的星系进行思考了，但是，是他们起初将我领入被狂喜标志着的智识生活的。1966，这是结构主义思想发生突破的日子。结构主义思想是多年前由列维-施特劳斯创立的，但一直到了这个时候，它才与拉康引起的精神分析复兴、文学理论取得的语言学模型的重振一道，获得了如同纲领般的力量，更不要提以此为中心环行着的夺目的哲学星云了。

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我当时有一种感觉，自己目击了一个大一统诸人文科学的理论的产生。人们那时有一种印象，就是我们能够整合所有这些理论：被精神分析所更新的关注个体内容的理论，以及通过列维-施特劳斯式的结构主义而更新的社会理论；所有这些都依赖于一项人类最特别的产物——语言，的科学上。面朝一个正在开启的新世界，官方大学具备的却是僵死过时的机构的形象。“五月风暴”是一种置于超常的求知渴望的标志下的运动。由于这场运动是被一种超-民主（ultra-démocratique）的精神所鼓舞的，所有种类的（智识）中继站那会都运作起来了，就为了把那些最大的回波转继到这场理论的狂飙突进上。

世界报：（你们有对68年思想）相同的理论上的赞赏，但却有重要的政治分歧。这是出于何种理由呢？

马塞尔·格歇：政治方案，这正是我区别于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的地方。在所有被征引的名家中，有一个是我一开始就抱着寻找其缺陷的兴趣而去阅读的，他就是路易·阿尔都塞。在那个时代，在鼓吹智识先锋派的人中间发生了一场重大的政治区分，人们分化为共产主义，占多数，与极左派，占少数。偶然的相遇使我从《社会主义或野蛮》杂志（Socialisme ou barbarie）及柯奈留斯·卡斯托里亚蒂斯（Cornelius Castoriadis）与克劳德·勒弗（Claude Lefort）组成的小组的财富中受益良多。实际上，“五月风暴”有两个。第一个是政治上列宁主义的，它可以是共产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或毛主义的，而第二个更难贴上标签，不过人们可以把这当做是自由派的，伴随着自发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派的光谱差异，我当时把自己放在这个阵营。

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我加入共产党那会，它已经在“去斯大林化”的路上了。比如说阿拉贡（Aragon）作为留在党内的一员，就已经从内部开展批判了，他完全像阿尔都塞一样。共产党对我来说是十月革命的、人民阵线的、法国大革命的以及所有我在历史中所爱之物的遗产。此外，党对针对结构主义的争论、对大学的批评是开放的，尤其是和杂志《新批评》（La Nouvelle Critique）一道，将克吕尼修道院（l’abbaye de Cluny）提供给人们讨论雅克·德里达和米歇尔·福柯。党卓有成效地向一项共同纲领的签署迈进。反常的是，阿尔都塞那时却鼓吹回到列宁主义去了，后者是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新教导，但他现在维护的这一立场却与他其他作品的立场大相径庭。不管怎么说，政治上党已经变得社会-民主化了，而我相信这解释了紧随而来的与左翼联盟的分道扬镳，这很显然是党的一场拨乱反正。这样说吧，“极权主义”这个词当时并不为我们所知，我们那会讨论的是共产主义的挫败。我很久以后才读到汉娜·阿伦特，她让我弄明白了那究竟是什么。

马塞尔·格歇：很确定的是，我们对于“极权主义”在存在论和智识的双重意义上有着巨大分歧，因为对我来说，这是核心的词汇。我最关键的问题是，那些在列宁主义式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的政体之本性究竟如何。我的整个智识历程都是围绕着这一点展开的。我那会可不会认为共产党正处于“去斯大林化”的进程，不如说它在解体。攫住了我的、并且成为了我个人旅程的动力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挫败的问题，而这能让我们理解那些自称受了马克思主义启迪而产生的政体。我很快就有了想法，核心的问题是阐述一种能允许人们逃出马克思主义死胡同的历史观，尤其是要阐述它对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评价。是这个问题将我和68年思想区隔开的，做后者是不可为的。

世界报：左派有一些人持论，认为六十年代的思潮最终迎来了当代新资本主义观念，并为之正名。而对右派来说，有人认为“五月风暴”是等级制、对权威、对家庭和对学校的解构的原因，按一个已经退休的词来说，它确切地意味着法国盛世的终结。在这方面，法国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至于它会如此批判68年的思潮？

马塞尔·格歇：五月风暴是一场没有立刻产生实际结果的政治挫败。我们要回想起1969年选举中左派被击垮了，接着是戴高乐将军的辞职。然而，政治的失败却伴随着强大的文化与社会成就。68年的精神渗透和转变了法国社会。紧随着1973年末开始的石油问题，1974年危机让经济换上了低速档。全球化开始了：世界的变化，资本主义的变化，在个人主义标志下的社会的变化。革命政治被扫除干净了，而与此相对，对自由主义-自由至上主义的同情却日益主导。这不仅是法国的演进，这是一个触及了西方社会之总体的总进程。这是像艾利克·齐姆尔（Eric Zemmour）等人的右派批评看不到的东西。这就好像，一切从1968年出发，而转型却向全球化的方向走。首先从家庭开始，经济、社会关系和种种制度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五月风暴最终不过是加入这一进程的一个法式路径而已。

在这时出现了一个有趣而富启发性的问题，事关米歇尔·福柯在1979年所讲授的关于生命政治的著名课程。这门课程允许人们把握住就活生生的东西而言，一个极端敏锐的心灵是怎么样来伴随诸多转型的。尽管他最敬虔的学徒们此时被迫重新认识福柯，其中不免伴随许多困窘，但福柯本人感受到了与正在自我生成的新自由主义的亲缘性。这个课程是极其当代的，实际上，它关涉到了在大不列颠的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选举，而这比罗纳德·里根在美国当选也只是稍早而已。就这事情本身还不怎么困扰我。我所批评他和他同道人的，是从事物的积极面和消极面来说他们没能把握这个正在自我生成的事物的意义所在。而这正是他们的巨大缺陷，他们的智识装备都是在68年思想中孕育的：它使人无法正视新的现实。
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福柯的、德里达的和所有这些能被打上68年标签的思想所带来的东西其实是一种理念，即通过诸多主体性的理论，我们能对共产主义制度进行批评。对我来说，恰恰（与格歇所说的）相反，这一理念使人能够思考全球化的转变，同时持续寻求一种能够克服与国家统治同谋的主体性。其次，我是世界主义者，正因为我是国际主义者，我才能够成为一个人。共产主义曾经和革命一道带来了世界性的理念。国界的终结，民族国家的终结……从深层次来讲，我还是欧洲的，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共产主义能够吸引我。挫败是显然的。一直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时候，我还真诚的希望诸多共产党能够转型为社会-民主的政党，同时维持思想上极其热烈的争论。

世界报：然而，这种68年思想就其自身而言，难道没有成为一种新的学院主义吗？

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一种思想越是有力，它产生的教条就越多，就越是要对之加以批判。德里达说过，对一种遗产保持忠诚最好的法子就是对它不忠诚。我觉得我自己是个永恒的不忠者，我没法接受有人给我传授教义，尤其是那些拉康主义的条规。当一个思想太过有力了，它就产生了后继者，重复者和模仿者，但这也并不影响我。必须从原本那个遗产出发去批评这些人，但同时要永远保持不忠。

世界报：让我们举两位名家，米歇尔·福柯与皮埃尔·布尔迪厄吧，他们有着清楚可见的政治方面与普遍方面的徒裔。他们的思想是已经足够丰富了呢，还是这些思想本身还会走向死胡同？

马塞尔·格歇：像是“块茎”、“欲望机器”、“网络”、“微权力”或“生命权力”这些概念的成功实在是太容易理解了。这些概念和将之引生的思想，与我们社会的运动无比完美地联姻。但是，这些概念允许我们理解并分析这运动了吗？我相信不是如此。自由至上主义的情感是我们这个个人主义社会氛围的根基，福柯的思想为此孕育了一个有效的理论翻译。然而，微权力和治理术真的解释了我们社会所发生的事吗？我想不是。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极其重要，在讲台上也经久不衰，但同样，总的来说它很少有关于我们这个世界实际的运作方式的说明。就拿学校的案例说吧，他的再生产的哲学提供了一种关于统治和融合的图景——这种融合通过习惯这一媒介，与学校所扮演的角色齐头并进地作用到我们的社会中，以及其他学校制度在现实的语境下遭遇的种种尖锐问题的图景。因而就能将学校的角色还原为再生产吗？这里是有空间去怀疑的。这不再是一个学院内的争辩了：这种批评造成了非常糟糕的损失。

《继承人》（Les Héritiers）表现了一种文学教养的特定型式，它成了一种阶级的勾结工具。这一次，人们听从了他的批评。这导致数学被赋予权力，进而成为了区分心灵等级的合法工具。因为数学诉求的是推理的简单逻辑，它被认为是社会意义上中性的，不涉及任何社会文化阶层勾结。而经验却告诉我们恰恰相反。数学比起人文主义的教养来，是更加残酷的社会选拔工具。今天教育系统遇到的问题实质恰恰是社会的、家庭的和学生们的个体化，而面对这种现象，布尔迪厄的理论可没给我们任何武装。总之，我们被挡在无效分析的栅栏前。布尔迪厄的分析有其道理，但当它成了一种教条的方法，它就成了灾难，人们必须要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考虑事物了。

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我很喜欢在布尔迪厄这里可以找到的那种永恒冲突，它存在于他的理论和他本人之间。他有着自己社会出身和精神分析的问题。还是让我们认识到他重新发现了“世界的苦难”吧，在那儿会已经没有多少人还在尝试去理解人民了，那时一个智识上的反革命正在酝酿。与此相对的是，他没有用个体性或主体性的术语去思考这些问题，这些引不起他的兴趣，而福柯和德里达却恰对这些极为关心。我的世代是通过个体解放的诸问题被把握的，特别因为这个缘故，同性恋的问题才显得尤为关键。这个问题让人去思考家庭制度和它的演进。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带来的东西一样，个人主义者的要求在我看来是主体性理论的当然结果。政治采取了个体解放的形式。很显然，由于女权主义变得和多数的解放理想一样太教条了，它是要失败的。不过，少数派权利是在斗争中出现的，人们还要为此持续斗争下去。

世界报：在当代法国，我们是否正在见证一场五月风暴的反运动，尤其是可以在“维护家庭大游行联盟”（La Manif pour tous）当中看到的那种？

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人们正在见证一场激进的合法化运动。随着民粹主义的上升，今天人们更多地亲附玛丽·勒庞而非极左派了。就“为了所有人的游行”组织的几场示威而言，它和五月风暴没有丝毫相像，它没能重拾任何五月风暴的唯美主义。在五月风暴的示威里，有不少东西是极端节庆般的和唯美的，那会儿的语言有极致的美，而我在“维护家庭大游行联盟”里没能重新见证一丝一毫这样的东西，后者倒有君权主义者参与其中，还有滑稽的标语，他们的标语里有恐同的，还不时有种族主义的呢。我这辈子从没见过有哪个游行居然让坐在童车里的幼儿晃动旗帜。我自忖，当这些孩子将来看到自己曾经是这般被操纵的对象后，他们会怎么想。

马塞尔·格歇：在右派看来，五月风暴成了荒谬的丑角：对把我们所有人牵扯进去的巨大转型来说，人们是由不得自己的意愿而不得不参与其中的，而那些以这一转型为靶子的人却没法看到这一转型的真实动力，五月风暴把它藏起来了。面向这些演进，左派的重大问题是他们对此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分析。左派突然见证了变化，却无法加以理解，左派对它时而沆瀣一气，时而剑拔弩张，或是改革派的一边尝试着纠正它最有破坏性的种种后果，或是激进派的一端启灵于巫术般的抗议。左派不再有社会转型的方案了。今天，我们要在无能的义愤一边，以及对历史的恰当理解之再造一边做出选择，后者今天正在完善，且就我们社会的方向重新给出了指引。

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人们可得小心批判的明晰过度了。我认为义愤的咆哮将随着某些变局而终结。当然，它可以导向一些更糟的东西，可以为法西斯主义和新民粹主义开辟道路，但这不该使我们无所作为。研究历史是会得出合理的东西的。但我身上自68年以来存在的火焰从未止息。还有，当一个变化启动的时候，我认为它一定是在事件中产生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疯狂的资本主义时代，这里只有数字的单调景观。我们必须要把政治重新政治化，停止每天早上喋喋不休地谈论经济，而这还不是唯一决定性的。我不支持（在生活中）到处安装好的专家词汇表。宏大时刻只要不妨碍我们日常的行动就完全可以回归。

马塞尔·格歇：我明白你所说的这种不可预测性，但我想人们可以尝试着迎接它。举个例子吧，为了紧密跟随自五月风暴以来家庭演进和同性解放，我感觉人们能够期待一种对法律重新定义“关系”的要求了，而事情的本质已经在原本私人筹划的意义上完全改变了。我们很可能不是处于这场运动的终结处。人们过去以为是人类学意义上不变的东西，今后不一定再耐得住改变。可以想象在我们的社会里，作为绝对禁忌的乱伦或有一天将被重新拷问。从你捍卫一种法权的个人纯粹哲学的时候起，在爱的名义下的相互承认就逃脱所有的社会管制了。我不是在说什么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我说的是它就存在在现实运动的逻辑里。

我自己对义愤之情没有什么义愤可言。我从中看到了缺陷，并且我不相信解决方案能突然呈现出来。我们应当给予自己智识上的去理解我们社会变化的办法。没有了这些方法，我们是要被强迫着屈服它的。我们能学到的是，眼前至少不是一个需要太久等待的漫漫长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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