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贝 刍议文革红卫兵“五大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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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文革红卫兵“五大领袖”

文贝


“红卫兵五大领袖”、“造反派五大领袖”、“五大学生领袖”，如果从网上搜索这几个名词，指向的都是聂元梓、蒯大富、谭友兰、韩爱晶和王大宾。然而这种称呼由何而来，最早出自何人之口却语焉不详。有人说是毛泽东１９６７年就讲过，却拿不出任何证据。还有说是毛泽东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接见他们时讲的“各学校都有领袖，著名的就这五个”，也仅是文革后才由韩爱晶透露出来的。
当然，他们身上有共同点。第一都是平民出身，第二都是学校的，第三都是反工作组的，第四都是造反派。第五都曾受到中央文革器重过，第六都进入北京革委会和红卫兵代表大会，第七是受到毛泽东集体接见，第八是文革中一起被关押，第九是文革后都被判刑，第十是一直没有平反。有这么多共同点，用一个符号来概括完全有理由。
但是，无论是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领袖还是学生领袖以及造反派领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排不到前五名。
领袖指正在进行某项较有影响力的活动或某较大的组织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说影响力、组织的大小和最高领导人是领袖的必要条件。笔者认为，如果按照以上三个条件来看，文革运动中红卫兵五大领袖的头衔应当戴在以下几个人的头上。

红卫兵一司总指挥汪延群

汪延群是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女儿，她虽然来自于北京轻工学院，却在1966年8月27日成立的既保工作组又保老干部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一司”担任总指挥。这个“一司”不仅纠集了北京高校当时大部分保皇派红卫兵组织中的高干子弟，而且成立大会时，周恩来、陈毅、陈伯达、江青、杨成武、刘志坚、谢富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到会并讲话。
一司成立后的９月１日，保上海市委先谴队就出发到上海，并受到上海警备区司令饶正锡中将和东海舰队政委饶守坤中将接见。１０号，南下兵团就在副总指挥章盾之和谭怀远的带领下，组成１６个纵队２１００人乘专列到达上海，临行前还受到周恩来的接见。稍后，由总指挥汪延群亲自带队，参谋作战处长朱新民为大队长的新疆兵团出发保新疆党委王恩茂，出发前周恩来在中南海西华厅亲自交待。此后，副总指挥刘克府率领的中南兵团，到中南局保王任重和张体学。一司还组织了东北兵团。这些北京派来的红卫兵，名义上是串联，实则是保省委。他们每到一地，都受到了当时省委领导的接等。由于其鲜明的保皇特点，造成了与地方红卫兵组织的分歧，形成了混乱和武斗。他们的行为，也由此引发了全国性的大串联。
“一司”后来由于内部红卫兵纷纷独立不听招呼，汪延群成了光杆司令。在１２月６日“联动”成立后消亡，账目移交给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忠。
汪延群担任总指挥的“一司”虽然存在时间不长，却对文化大革命学生运动造成了很大影响。她既承继了保皇派红卫兵的衣钵，又汇集了全国范围内的保皇力量。造成了当时红卫兵的分裂和冲突，引发了红卫兵大串联运动。同时，这支队伍又是“西纠”和“联动”的基本班底，在破四旧和武斗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客观上这支队伍是由周恩来主导的，属于红卫兵中的“御林军”。由于汪延群父亲汪东兴的关系，她后来又担任汪东兴的秘书。即使在文革后也没有受到追究。她的许多活动和“罪行”没有引起重视。

红卫兵三司负责人朱成昭

朱成昭父亲是上海建工局副局长，中学毕业后在上海计算机研究所任课题组组长。文革时作为“调干生”在北京地质学院水文系四年级学生。文革开始不久，他被工作组列为“第三类学生”准备下放改造。由此和几个学生起来造反，于１９６６年工作组撤走后，８月８日成立了“东方红公社”造反组织。后来，叶剑英女儿叶向真所属的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向他求援获得帮助，由此认识了叶向真。
１９６６年９月６日，在保皇派红卫兵“一司”和“二司”相继成立的情况下，朱成昭牵头北京大专院校１６个反工作组派红卫兵，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三司），朱成昭作为人数最多（约１０００人）的地院红卫兵负责人成为负责人之首。
需要说明的是“三司”不像“一司”那样有总指挥，既没有所谓的司令也没有总指挥，１６个学校红卫兵头头都是负责人。在当时，“三司“是由高等院校中的少数派组成的，他们的基本态度是造各级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反，从人数力量上与“一司”和“二司”几万人差之甚远（“三司”当时３０００人左右）。后来所谓的“三司”司令朱成昭和副司令蒯大富纯属瞎忽悠。
１９６６年10月6日，由三司主持召开号称十万人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集会誓师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包括“二司”的北航红旗等红卫兵组织，三司负责人朱成昭没有到会，大会执行主席是周永璋），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杨成武和张春桥等参加，周恩来重点做了讲话。“三司”与“一司”、“二司”一样成为中央承认的三大红卫兵组织之一。
朱成昭的北京地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曾经“四闹”地质部，绑架彭真、揪斗彭德怀、张闻天等。然而当他的父亲被打倒后，他立马转向，成了反文革的保皇派。１９６７年2月8日，中央文革派阎长贵（文革联络员）到地院宣布朱成昭是炮打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朱成昭被勒令检查。从此，地院东方红的一把手换成了王大宾。
1967年7月，朱成昭和叶剑英之女叶向真南下广州，以“偷了地质部的国家机密，企图偷越国境”的罪名，被周恩来派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抓回北京，隔离审查。8月20日，二人被公安部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名正式逮捕。叶向真在林彪事件后叶剑英主军后释放，当了军医，并与朱成昭分道扬骠。文革后以“凌子”的名字执导过电影《原野》。
朱成昭于１９７５年下农场劳动，１９８０年平反。后来在上海办过公司和经商皆未成功，1998年9月因心脏病辞世，时年57岁。
朱成昭作为文革红卫兵时期牵头成立与保皇派“一司”和“二司”相对立的造反组织“三司”，对当时的文革形势影响很大。同时他曾经受到周恩来及中央文革的器重和打压，揪斗过彭真等中央领导人。后来由于他与叶剑英女儿扯不清的关系和影响，许多文章隐瞒了他造反的事实。由于他曾经反对过中央文革，有的人曾经想把他树为“张志新式”的人物。他在文革红卫兵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是当然的领袖级人物。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头头蒯大富

蒯大富作为文革红卫兵领袖或造反领袖实至名归。他是文革开始后最早向工作组开炮的造反者，也因此被拘押。由于受工作组和清华大学以高干子弟为主力的老红卫兵压制，蒯大富直到１９６６年８月没有作为。“三司”成立后，周恩来要求朱成昭设法支持蒯大富，“以减轻中央压力”。朱成昭不仅请蒯大富出席了“三司”成立大会，而且派出地院一支“东方红”红卫兵到清华帮助蒯大富成立了“井冈山兵团”。
事实上蒯大富在“三司”成立时还是孤家寡人一个，从来没有当过所谓的“三司”司令或副司令，也没有参加“三司”后来的活动。
红卫兵井岗山兵团是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反工作组一派的学生在大礼堂开串联会，鼓动组织起来批斗工作组的“８８派”为基础成立的。后来分裂成“井冈山兵团总部”（成员包括蒯大富、鲍长康、宿长忠、刘才堂、龙连坤、韩银山、陈继芳、任传仲、马小庄、张雪梅、李振民、吴国梁、高季章等）和“井冈山四一四总部”（成员包括沈如槐、孙怒涛、汲鹏、陈楚三、刘万璋、蒋南峰、周泉缨、张雪梅、李秀芙、宿长忠、任彦申、傅正泰、谭浩强等），两派由于观点不同最终酿成了1968年4月23日至７月２７日的“百日武斗”。直到1968年7月27日，3万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结束了清华大学红卫兵的历史。
蒯大富是周恩来最器重的造反派领袖被许多事实证实，他在反工作组受压制时，周恩来还派人看望过。后来成为红卫兵领袖，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成员多次接见。同时，作为学生领袖，他的能力也被公认比较强。
他及他率领的“井冈山兵团”在文革中是一支重要造反力量。批斗刘少奇、“智擒王光美”，批判彭真、陆定一、薄一波等中央级领导人。攻击徐向前，引起清华武斗等事件。参与上海“一月夺权风暴”、率先批判“二月逆流”、“清华百日武斗”等都有“井冈山兵团”和蒯大富的身影。
蒯大富因此在1967年4月20日，当上了北京市革委会常委，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等，批评了蒯大富，因此失势。1983年3月10日，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7年10月31日被释放，1992年任山东省蓬莱市登州镇司家庄振兴实业总总工程师。
蒯大富是文革造反派中出道最早，影响最大，时间最长一位领袖级人物。他平民出身的地位，与中央领导人的交往，参预的各种事件及影响力都值得研究。

“西纠”和“联动”重要人物陈小鲁

很多人以前不知道陈小鲁，却对北京文革中的陈小虎并不陌生。陈小鲁就是陈小虎，他不属于任何红卫兵组织，却是红卫兵运动中的标志性人物。
他来自于北京男八中，造反起家担任校革委会主任，成为学生领袖。他在“西纠”中只是二把手（一把手是孔丹），却是“西纠”的组织者、领导者和行动最力的人物。在“联动”时连个“官衔”都没有（负责人是牛皖平（北大附中）、于增寿（京工附中）、彭小蒙（清华附中）、卜大华（清华附中）、宫小吉（北大附中）等），却在“联动”的活动中地位突出。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５日成立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和1966年12月６日成立的“首都高干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让很多人“谈虎色变”。这两个组织站在保皇派一边，既斗民主党派人士、破四旧，又迫害镇压其它派别的红卫兵。他们以‘唯成份论’为宗旨，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理论指导下，以保护父辈和自身利益为目标，对所谓的“黑七类”进行了残酷打击和迫害。是文革中真正的‘打、砸、抢、抄、斗’者，他们在１９６６年8、9、10月三个月主导的红色恐怖中，疯狂嚣张和罪行令人发指。他们的活动直到１９６７年5月29日红卫兵成立一周年才结束。
在这一期间，陈小鲁得天独厚的家庭条件和号召力，是其它人无法比拟的。他可以直接面见中央领导人，获得党政军各方面的支持。他成为首都大专院校和中学红卫兵的联络人和组织者，其活动对整个红卫兵运动有重大影响。

北京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组长李冬民

李冬民又名李东民，父亲是位老革命。文革时，１９岁的他是北京２５中学生，是北京中学红卫兵运动中的一位风云人物。他发起并组织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曾任北京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的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作为班主席的他１９６６年６月７日就夺了学校的权，后来因写了一份《教育革命呼吁书》受到工作组的批评，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在工作组撤走后，1966年9月16日，他召集了几十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正式打出旗号。组织串联，成立了北京18区县的联络站。受到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的多次接见。
他还是１９６７年3月25日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的召集人和组长，两次登上天安门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是“毛泽东最喜欢的红卫兵领袖”。
他后来被北京市革委会下到部队农场锻炼，并改名李国良。
他1977年贴标语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恢复邓小平三副一正职务，被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亲自定为反革命重案，被打成“李冬民反革命集团”头目入狱。１９８０年获得平反。1985年，创办了中国大陆首家社会调查机构中国社会调查所。后来因诈骗罪被北京市一中院终审判处有期徒刑6年。
众所周知，红卫兵是中学生发起的，主要力量也来自中学生。李冬民作为北京最大的中学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和后来的“红代会”领导者，无论是红卫兵领袖还是造反派领袖都应占有一席之地。
有条件进入红卫兵领袖的人物很多。
其实文革中红卫兵领袖人物很多，包括聂元梓、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卜大华、谭力夫、彭小蒙以及孔丹、刘涛、贺鹏飞、董良翮、牛皖平等人都在考虑之列。
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是１９６７年６３军进驻时把学校的一些红卫兵组织联合在一起组成形成的组织，聂元梓当时的身份是校革委会主任。而且后来围绕她分裂成保派“新北大公社”和反对聂元梓的“新北大井冈山”。“新北大公社”在北京高校那个司都不属于，作为学生或红卫兵领袖，她的作用和影响力并不大。她的主要“成绩”是第一张大字报，而非群众组织。
谭厚兰是北师大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负责人，该组织的主要影响是到山东曲阜砸孔家店。后来与王大宾结成"地派"，插手北京市各高校武斗。
韩爱晶１９６６年８月成为红卫兵“北航红旗战斗队”总勤务员。后来担任北航革委会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他的杰作是去国防科委“请愿”静坐28个昼夜，与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联合成立了“揪刘火线总指挥部”，围堵中南海，攻击老干部。而且“北航红旗战斗队”属于保皇派“二司”的。
王大宾是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头头，在首都红卫兵三司时位居三把手。朱成昭下台后登上一把手宝座，成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兼政法组副组长。他的很多问题与“三司”联系在一起，批斗过彭德怀、张闻天等。在他失势去四川时，周恩来还特意抽空接见并嘱咐。
卜大华的“功劳”在成立第一个红卫兵组织。
谭力夫的“功劳”是提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理论。
彭小蒙最早出名是写了“三论造反精神”，后来也是中学红卫兵领袖之一。她出自清华附中，应当属于“造反理论家”。这是个值得研究的人物。
孔丹的名气主要是成为“西纠”总指挥，此人与高层联系较广，包括现任中央领导人。
年皖平主要“功绩”是牵头成立了“联动”。
刘涛、贺鹏飞、董良翮等人主要是在红卫兵大批出现之前起来造反，并成为清华大学筹委会成员。在红卫兵组织全面展开以后，他们随着老子的失势基本被边缘化，不具备领袖的特征。
笔者认为社会上流传的“红卫兵五大领袖”名不符实，是几个人倒台后安在他们身上的符号。文革红卫兵或造反派领袖的概念，应当涵盖所有的“保皇派”和“造反派”组织和负责人。

201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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