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保孜、钱嗣杰 重上井冈山：毛泽东发动群众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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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上井冈山：毛泽东决定发动群众反修

顾保孜 钱嗣杰

来源：《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


井冈山是中国武装革命的摇篮，是毛泽东寻找中国革命道路的转折地，它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量是可想而知的。38年后，一代伟人毛泽东重回故地，可以窥见当时毛泽东的某些思想端倪，发现其不惜一切代价，准备发动上层建筑领域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刻而复杂的初衷。

1月3日，北京。备受世界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表第一号公告，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国家副主席。同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

王任重后来说，毛泽东1964年6月在北京西郊观看大比武表演时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地方党委抓军事问题，一个是准备后事要搞接班人问题。其中尖锐地提到五朝书记，但没有与“野心家”联系起来。

1965年1月毛主席讲话特别强调的“野心家”，“野心家”是指谁，当时谁也不知道，也不便问。王任重当时的感受是困惑的。

1月29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陈正人给薄一波《干部深入工厂蹲点劳动》的一封信，毛泽东于15日对这封信做了重要批示。

陈正人是井冈山老战士，1928年江西遂川县委书记，新中国第一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1964年10月上旬，时任八机部部长的陈正人到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搞调查研究，工厂领导考虑他是老同志、年龄大、身体有伤、蹲点时间较长，安排他住宾馆，他不同意，住招待所，他再次拒绝，自己把铺盖放进精密铸造车间生活间，和工人们住在一起。白天以装配车间工段作为劳动基地，一日三餐和工人一道排队吃大食堂，没有丝毫的特殊化。从亲身经历中，陈正人感悟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

毛泽东深深赞同这位原井冈山战友的认识，他在批示中尖锐地指出：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是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在这里，毛泽东强烈要求领导干部深入工厂农村，与工人农民实行“三同”。

1965年3月16日下午，毛泽东的专列到达武昌，悄悄停靠在余家头一所战备物资仓库里。

晚餐后，毛泽东办公室的台灯亮了起来。随后的一连几天，毛泽东都没有到外面视察，也没有请当地领导人来交谈工作。每天晚上，梅岭一号办公室的灯光都亮到第二天清早。

4月27日上午，张平化接到汪东兴的电话后，没有多说一句话。当即向省委其他同志交代了紧急工作，乘广州到北京的特快列车，傍晚到达武昌南站，东湖客舍已派来吉斯110等候，司机是武汉市委的老同事易永喜。

一路上，张平化不由自主地想到了1962年8月的中央北戴河会议，会上出现了坚持集体经济还是包产到户两种不同意见。认真想来，1964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其实就是1962年中央北戴河会议两种意见的继续。张平化清楚地记得，有的省领导同志介绍了少数县、社、队试行“包产到户”和“产量责任制”的增产情况。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很严肃地说：什么“产量责任制”，什么“包产到户”，统统都是单干。搞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都不要，一年就会分化。还说：搞包产到户还是搞集体生产。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问题。我们有些同志，遇到困难不是向马克思那里找答案，而是向资本主义那里找答案。

毛泽东为什么将包产到户的性质看得如此严重呢？张平化还未来得及继续回忆，小车进了东湖客舍。

毛泽东一见张平化，招招手要他坐在身边的沙发上，漫谈起来：“湖南的农村社教运动怎么样？”张平化简要地作了汇报。特别谈到醴陵军山公社是个典型。湖南省委4月20日刚刚发出号召全省干部学习军山公社自觉革命经验的决定。毛泽东笑着说：“典型的意义也在于自觉革命。”张平化对主席这句话印象很深，后来在对本省各级干部的讲话中经常引用。毛泽东又问到工业、铁路，等等。最后话题才转到井冈山。毛泽东说：“我年纪老了，经常梦到井冈山。很想去看一看，你最近能不能抽出时间，带带路？”

毛主席要重上井冈山，太好了！张平化1959年秋到湖南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后，回过两次井冈山。“井冈山老老少少都在念叨，请主席回来看看！”张平化像年轻人一样激动起来，两眼紧紧看着主席说：“跟主席上井冈山，我随时有时间，现在交通又方便。”

毛泽东含笑点点头。

毛泽东电话急召张平化的第二天，东湖梅岭来了军界三位重要人物。一位是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元帅，一位是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还有一位是杨成武。

4月28日，贺龙、罗瑞卿、杨成武等人从京来到武汉，下榻东湖南山，紧邻毛泽东下榻的梅岭。当晚，三人向毛泽东汇报了备战计划。4月28日、29日，贺龙、罗瑞卿和杨成武三人汇报的第二个内容是取消军衔后军队的服装、帽徽、领章的样式，请主席定夺。按照1964年8月贺龙、罗瑞卿在北戴河向毛泽东汇报的精神，当年9月中央军委开始着手减薪和取消军衔的准备工作。1965年2月，中央军委做出《关于改革军官薪金制度的决定》，指出：军队现行的工资标准，是全国现行的各类工资标准中较高的一种，这是由于我军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时，搬用了外国的一些不好的经验所形成的。它同我军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不相适应。因此，必须降低现行的军官薪金标准，改革军队的薪金制度。这样做，有利于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有利于更好地增强军政、军民之间和军队内部上下之间的团结，有利于军队同地方干部的相互交流，有利于促进于部家属积极工作和参加生产劳动，有利于对子女的教育和革命接班人的培养。这“五个有利于”勾勒了减薪和取消军衔后，解放军重新回到战争时期上下同甘共苦、团结如一的优良传统的政治趋向。给军队减薪,只有毛泽东做得到,现在你再给军队、武警或公安减薪试试看？

解放军实行减薪后，取消军衔自然进入最后拍板。毛泽东对带来的绿军装、红帽徽、红领章很满意。杨成武告诉毛泽东，他提前到苏州，征求过林总的意见。

毛泽东点点头，说：“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统统都吹了。”他还说：“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

在梅岭，毛泽东点拨罗瑞卿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提倡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方法来分析问题。毛泽东对罗瑞卿说：“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要认真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现在有些出版物将毛泽东讲的学马列的书那句话遗漏掉，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4月29日晚，毛泽东一行从武昌到达长沙，湖南省委张平化、王延春、华国锋等人前往大托铺专线迎接，送往湖南省委旁边的九所。

4月30日晨，汪东兴、华国锋及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等人，一起前往井冈山，沿途为毛泽东上山做相关准备工作。

4月30日上午，华国锋等人陪同汪东兴从长沙出发，沿着铁路线先到株洲再达醴陵。毛泽东专列是直接到株洲还是醴陵，汪东兴等人拟了两个方案，请毛泽东定夺。从醴陵向井冈山进发，当时不通火车，只能坐汽车。汪东兴、华国锋等人从茶陵出来，选择走永新。

5月1日，毛泽东在长沙等待井冈山打前站的同志。但谁也想不到那段日子，毛泽东病了，严重的感冒。此时，国内外形势复杂纷呈。

5月3日，西哈努克亲王就断绝同美国的外交关系向柬埔寨人民发表文告。同一时刻，法国总统戴高乐在法国西部海岸萨布勒多朗发表演说，主张在世界上建立一种“新的平衡”。他认为，目前美苏两霸之间的平衡，如果持续下去，将威胁国际和平，新的平衡应建立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独立和责任的基础之上。

5月7日，国防部副部长、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去世，当天成立了以林彪为主任的治丧委员会。

在等待的日子里，拉丁美洲的多明尼加共和国发生了推翻卡夫拉尔卖国政权的政变，美国政府派出三万多名美军进驻多明尼加进行武装干涉。毛泽东找了湖南省委同志谈了几次话，讨论他们的工作规划、农业生产和水利问题。特别是对湖南省的粮食生产，毛泽东格外关心。毛泽东还请来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关锋，商讨为马克思、列宁的六本原著写序，要求一人写一篇，自己写《共产党宣言》序言，毛泽东深以为必须在党内开展一个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原著的风气。

听说胡志明正在长沙，毛泽东高兴地要去看他。胡志明一听毛泽东在长沙，立即表示他来九所看毛泽东。

胡志明在大使馆同志陪同下走到三号楼门前。毛泽东始料不及，赶紧走出办公室和胡志明拥抱并互相问好。胡志明发现毛泽东嗓音嘶哑，请毛泽东保重身体，送上越南党和人民的祝福。同时祝贺中国第二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说这是对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和国际正义事业的最大支持。

毛泽东笑了，他用嘶哑的声音说：“一个美国老朋友（斯诺）今年一月九日我们在北京又见面了。他问我，中国有原子弹后，我还认为原子弹是纸老虎吗？我告诉他，那只是一种说话的方式，一种形象化的说法。当然，原子弹能够杀人。但最终人类将消灭原子弹，到那个时候，它就真的变成了纸老虎。在越南，美国的不少武器已经成了纸老虎嘛！”

话题自然转到越南抗美形势。胡志明微笑着递上一份越南腹地至中国边境数条公路图，他感谢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对越南的最大支持。毛泽东认真接过越南要求援助的公路图笑着说：“我们感谢越南人民抗美斗争对我们的帮助，这里只是尽点后方的义务嘛。”

大的战略基本确定后，毛泽东邀请胡志明到小饭厅共用午餐，张平化和大使馆同志陪同。入席后，胡志明问毛泽东是否还在继续用药。

“我不爱吃药。”毛泽东用筷子指着饭菜说，“胡志明同志，这就是最好的药。我对医生说过，我不找你，就是你的工作做好了。不发高烧，我是不找医生的。这次是找了。”

“ 我也不爱吃药。我同意你的看法，医生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

在毛泽东、胡志明下榻九所的日子里，毛泽东和胡志明见过好几次面，每一次都是胡志明到三号楼去。两位不同国度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就这样既严肃认真，又轻松友好地最后确定了中国援越抗美的联合行动。

1965年5月21日，星期五，农历乙巳年四月廿一，万里晴空，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专列沿着长株段铁路疾奔。毛泽东兴奋地望着窗外，楼房渐渐远去，一望无际的农田映入视野。湖南的早稻插进田里已一个月，绿色的稻苗给广袤的田野披上柔软的绿毯，微风轻抚，荡漾着层层叠叠的绿波。毛泽东心情舒畅地说：“今年的早稻收成会不错吧。”

张平化认真地回答：“主席对农业恢复时间的判断是正确的。”张平化再次想到了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

“问题不在于谁的判断正确，而在于包产到户还是农业集体化。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强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走到资本主义的斜路上去。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毛泽东说。

“所以主席在北戴河会上说，搞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一种阶级斗争。”

“对。客观上就是阶级斗争。现在有些人不愿意承认它。我找了一些同志谈话，有人听说我国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孙中山也不讲阶级，只说有大贫、小贫之分。还有没有阶级？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个根本问题。一部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在无产阶级掌权了，不让资产阶级复辟。资产阶级掌权，不让无产阶级起来，不是你压迫我，就是我剥夺你，这就是阶级斗争嘛。不过形式有所不同，资产阶级嘴里不承认，实质一样。我们共产党的第一课就是阶级斗争，血淋淋的阶级斗争。”

张平化用力地点头。

毛泽东的目光依然静静地注视着窗外，人民公社的稻田无声地伸向远方，往东连接着株洲、醴陵，连接着萍乡安源的煤海。

毛泽东缓缓地说：“一九二七年快过年的时候考察农民运动，又来到醴陵，住在县农会的先农坛。农会负责人是孙筱山，罗学瓒是县委书记，他们睡在一个房里。一九〇六年萍浏醴起义失败了，大革命也失败了。失败教训了我们。”

毛泽东的声音带着一种苍凉，一种深情。说：“我们共产党人慢慢从血的教训中懂得革命要成功，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总结前人失败的教训。转回来说，当年安源大罢工吸取了萍浏醴起义失败的教训。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也是接受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这个失败的教训是什么？毛泽东严肃地告诉张平化，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

车轮滚滚，窗外无声的风景与车厢内毛泽东有声的讲述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面。

5月21日下午2点，专列缓缓地在醴陵阳三石火车站停了下来。临下车，毛泽东感慨地对张平化说：“你懂得了这些历史，就懂得了北戴河我为什么将‘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不太清楚，上了井冈山后我们再说。”

重上井冈山的汽车从醴陵沿着湖南省道行进，路况甚好，车队沿着当年秋收起义行进的方向前进。毛泽东一路思潮滚滚。

5月21日下午3点多钟，重上井冈山的小车队进入了攸县。攸县离茶陵很近，只有三十八公里。下午5点钟左右，车队进入茶陵。当年茶陵县城不大，两条主要街道南北交错，路面不宽、洁净，汽车较少。小车队悄无声息地开进茶陵县委大院。

为了准备毛泽东住宿，遵照先遣人员的安排，在房间里特地安排了一张方桌，毛泽东睡的床是随车带来的一个木板床，可以折叠，床铺比较宽，很朴素。床的一边放铺盖，一边可以放书。

那天是农历二十四节气的小满，稻香轻扬，星光灿烂。晚饭后，毛泽东在院子里一边散步，一边轻吟“秋风淅沥秋江上，人自思乡月自明”，说这是明初名士解缙夜泊茶陵的名句。解缙是江西吉水人，朱元璋对他的才识很尊重。毛泽东颇有感慨地讲：我们也是夜宿茶陵，不过不思故乡思井冈。

在茶陵县委大院，毛泽东对张平化说：“想当年，连茶陵也守不住，什么原因呢？因为部队没有纪律，我们不能像国民党光是向老百姓要东西，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老百姓搞生产，用百分之十的时间征粮。老百姓的利益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我们胜利的保证。”

散步回来，毛泽东笑着对张平化说：“《茶陵方志》，第一次打茶陵时就想看，没有搞到。现在不知能不能借到？”这使张平化想到1959年在庐山上听说毛泽东一到180别墅（美庐别墅），就向当地要《庐山志》看的事情，下车伊始问志书，感到自己的失职。当即找到李颖。李颖火速通知县档案馆副馆长谭金姑，取来了一套八本线装清朝同治九年版、民国22年重印的《茶陵州志》。1927年时，《茶陵州志》尚未重印，明清版本少，自然很难找到。

据茶陵县党史办李回苟说，毛泽东在茶陵这个晚上，看《茶陵州志》的时间就长了。老人家孜孜不倦一直读到凌晨以后。有的说凌晨三点，有的说凌晨五点。

21日这天，周恩来、李先念、罗瑞卿陪同阿尔巴尼亚经济代表团，第一次到大寨视察。同一天，刘少奇在北京市一O一中学，一所重点学校校长王一知关于拟在该校试验半工半读问题的信上批示：在短时期内半工半读还不可能代替全日制学校。全日制学校大批改为半工半读学校，目前也不适宜。但是作为试点，个别的改制是可以的，半工半读的小学、中学、大学的课程，都可以衔接，以便毕业后能够升学。刘少奇正在全力推行全日制和半工半读两种教育制度的宣传和试点，将它作为防止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措施之一。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巨头在1965年5月21同一天，展现了三种不同的政治风采，似乎也蕴涵着不同的社会主义理念追求。

22日上午10时许，毛泽东一行乘车从茶陵出发，一个小时左右进入湖南与江西交界的界化垄。界化垄一半属于湖南省茶陵县，一半属于江西省莲花县。莲花是井冈山根据地六县之一，是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到达根据地的第二个县。老人家忍不住轻轻地掀开车帘，向外面看看，他看见江西省委派来的前导车己在前面带路，可能想到保密纪律，他无奈地放下手。司机赵毅雍在反光镜中看得一清二楚。

上午11时许，重上井冈山小车队沿着319国道，在莲花境内行驶50华里，驶向永新的文竹、沙市、里田。司机赵毅雍一一禀告，毛泽东再次掀开窗帘，深情地说：“一九二七年九月秋收起义部队在莲花桥头村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翻过一个山头，来到永新县地盘，这叫避实就虚。一九二八年就不同了。我们在里田用一个警卫班吓跑了罗定一个团。敌人害怕三十一团。”毛泽东眼睛闪着微笑，嘴角挂着微笑，那是一段永远值得回味、值得骄傲的红色经典。在毛泽东的微笑中，小车队进入了永新县城，当年井冈山红军三次攻占的永新，以一“国”之力经营的永新。江西省委副书记刘俊秀，江西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卓超，以及永新县委书记梁建国等人早已焦急不安地在县委大院门口翘望。

红日当头，正是吃饭的时间，汪东兴建议先吃饭，毛泽东在大家的陪同下来到县委机关对面的招待所，现在的永新宾馆一号楼。毛泽东一看这么高大的招待所，意味深长地说：“三打永新，打出这么好的房子。”毛泽东的夸奖，一群人都笑了，一扫拘谨不安。

梁建国后来回忆说：毛泽东的午饭是在108房间吃的，徐秘书陪同他一起吃，四菜一汤。主席身边其他人和省里来人都在招待所食堂吃饭。一二十个人，摆了两桌，也是四菜一汤。你想主席都是四个菜，谁敢加一个。四个菜，两荤两素，其中一个菜是永新的腊肉。大家都说好吃，永新同志见机说，再多加个菜，喝点儿酒。难得一起接待这么多领导同志、汪东兴连忙摇头，那不行。主席对身边的人要求严格，吃饭不许超标，礼物不能拿要，态度一定要好。两位省委书记这次要帮我，亦庄亦谐。哪个还敢再提加菜喝酒？毛泽东自己带头，身边的人严格遵守，省里领导上行下效，我们县里想表点儿心意，就“歪”不起来。共产党是执政党，官风正，党风才正。贪污腐败，自然像老鼠过街。

谈笑间，吃完了饭。毛泽东在108房接见永新干部，刘俊秀一个个做了介绍。梁建国不放心地问：“没有招待，午餐不知主席吃得可以不可以？”毛泽东笑着说：“这顿饭吃得我不想走了，又吃到当年在永新吃过的腊肉、鸡、鱼、青菜，味道都不错。比当年吃得更香，而且是从从容容吃的。” 说得大家都笑了。毛泽东话锋一转，问：“永新的公路比过去强多了，各乡通公路吗？”“通。一九五八年，县委县政府提出乡乡通车子口号，发动全县七个区、八十四个乡的四万七千多民工，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开始对全县公路进行改造，兴建了 33条县乡公路，有442公里长。”永新县刘县长认真地回答。

毛泽东点点头，说：“过去和现在都是人民供养我们，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毛泽东对永新流露出很深的感情。原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黄庆荣说：在招待所门前台阶上，毛泽东和永新同志合影留念。照完相后，重上井冈山小车队再次启程。这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江西省委这次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带来了八部小车，按照常规，在江西省境应该换乘江西省的小车。毛泽东不愿换车，责怪汪东兴，谁叫江西派车的。刘俊秀赶紧如实回答：我们自己主动派车接主席上山的。主席一语双关笑着说：“我不换车，我要一部车坐到底。”毛泽东走路不走回头路，知道这点的人很多，毛泽东坐车不换车，这是江西省委没有考虑到的。听到主席这个意见，张平化高兴地直点头，说他们就是想把主席一行亲自送上井冈山，刘俊秀和王卓超只好附和地笑了。

5月22日下午2时许，车队增加了八辆车，继续向井冈山行进。319国道永新段主要是山路，江西省公安厅的前导车在前面带路。黄庆荣，这位陕西老八路出身的公安厅副厅长坐在前导车上。鲁毅，江西省公安厅警卫处处长坐在前导车副驾驶座。赵毅雍开的小车跟随前导车，开得如履平地，毛泽东中午在永新没有好好休息，毕竟七十多岁的人了，微微地闭上了眼睛。护士长又小心翼翼地留意着毛泽东的鼾声大小。突然，毛泽东睁开双目，问：“赵毅雍同志，这一路要经过三湾吗？”赵毅雍做了肯定的回答，并告知前面还有六十多里地就到三湾了。毛泽东兴奋地消失了疲劳和睡意，感慨地说：“一九二七年这段路我们走了两三天，才到达三湾。在那个村子里，工农革命军一个师整编为一个团，那是一次新生。”

赵毅雍从反光镜中看到，毛泽东两眼平视着远方，深邃如海，似乎穿过历史的隧道回到了1927年9月底的三湾。

三湾村就在前面的路口，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讲话的大枫树越来越近。这时，毛泽东乘坐的小车速度越来越慢，车窗帘被掀了起来，毛泽东在尽情地看着三湾的一草一木，一屋一景。毛泽东在三湾没有提出下车，也没有提出照相留念。三湾改编将秋收起义部队中对革命丧失信心的军官都撤了，给部队新的生命。抑或毛泽东认为，走社会本义道路也是一次重上井冈山，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的当权派也需要一次“改编”！

过了三湾，就是宁冈县。宁冈的山路沿着井冈山脉蜿蜒起伏，小车队为了车身平稳，车速渐渐慢了下来，毛泽东在吉姆车上一次又一次掀开窗帘，往外张望。吴旭君忍不住问：“主席，您在找什么？”毛泽东深情地说：“古城快要到了。三湾离古城只要30里地。一九二七年十月初决定上井冈山的会议，就是在古城一个书院开的。”

在毛泽东的期盼中，古城在5月22日下午三点半左右进入小车队的视野。

1965年的古城是宁冈县的一个镇。沿着公路繁衍成一条街道。街道两边有几家供销社商店，几十座低矮的房屋。引人注目的是公路边两棵并排的大榕树远远地向人招手，大树旁有一座镇上唯一有宽大屋檐的房子。毛泽东看见它，几分激动地说：“这座房子就是古城会议开会的地方。那次会议开得好热闹哦。”毛泽东掀开车帘，久久注视着古城那屋那树。

小车队穿过会师桥不远出现了两条路，一条是汽车路，另一条是至今都不通汽车的小路，从龙市走这条路五公里到大仓村，从大仓村再走七公里路就到茅坪了。当年红军进出井冈山多走这条小路。

车队驶上汽车路，毛泽东在车上无限感慨地说：“当年我就是从古城骑马走旁边小路到大仓村林凤和家和袁文才见面的。可惜这一次我看不到了。袁文才、林凤和都不在了。我也快见马克思了。”

1965年5月22日下午四时许，在茅坪的岔口，车队按预先安排拐了进去。

毛主席到井冈山来了的消息，当晚就传到八角楼附近袁耀烈家里。袁耀烈是袁文才的独生子，1930年袁文才被错杀时，袁耀烈才五岁，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他已年满四十，在大垄公社做领导工作，母亲谢梅香和他生活在一起。当晚，谢梅香把一家人都召集起来，讲袁文才和毛泽东的故事。

建国后，朱老总、董必武、谭政、萧克、何长工、陈正人、韩伟等老前辈都到过茅坪参观，重访八角楼并看望过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他们对袁文才、王佐两位井冈之子怀着深深的敬意，但对1930年袁文才、王佐之死又人人回避。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隐情呢？

1965年5月22日毛泽东来到茅坪那晚，谢梅香讲述完了当年的故事，突然抱着袁文才的遗像号陶大哭，喊着他的小名，边哭边说：“选三你可以闭眼了，毛委员回来看你了。”

车队沿着茅坪通往茨坪的山路蜿蜒而上，约半个小时就到了黄洋界。前导车按照事前的安排，停了下来。毛泽东在第二辆车上等不及警卫人员开车门，自己打开车门，走了出来，向大家手一招，大步向山顶走去，山上下来的几十号人，紧随跟了过去。远看无边无尽的云，像海洋一样，托起一个又一个的山峰，云海波浪起伏，山峰岿然不动。毛泽东自豪地说：“这就是黄洋界，当年五大哨口之首。”

此时，毛泽东站在黄洋界上，极目远望。山风飒飒，护士长递来风衣，汪东兴接过给毛泽东披在肩上。他皱了皱眉头，走了几步，来到一座木头做的纪念碑面前，南面是朱德写的“黄洋界纪念碑”几个大字，北面写着印刷体《西江月井冈山》，张平化、刘俊秀仰视着碑文，激情地读了起来。当年井冈山诗词，激起毛泽东心潮澎湃，他大声地说：“这首词是一九二八年九月初写的。那时刚刚在黄洋界打退湖南、江西两路敌人的进攻，那一次我不在山上，井冈山的兵力不足一营人，好危险哦！你们知道这一仗吗？”

三十多年过去了，毛泽东此时在黄洋界竟轻轻地哼起诸葛亮的《空城计》的过门，时空在那一瞬间似乎连接起来。

从黄洋界到茨坪仅十七公里，毛泽东兴奋地拉开车帘，老人家想好好看一下沿路井冈山那峰、那云、那松、那石。顺眼望去，吴旭君看见毛泽东正在注目一棵特别高大的树，后来在山上听说这就是毛泽东当年挑粮上山休息的地方，在不远的羊肠小径路口，还挂着大木牌：“毛泽东、朱德挑粮上山小道。”

山路弯弯。小车又转到一个路口，也插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一行大字：“井冈山垦殖场一九五九年义务修路纪念。”原来车轮下的这条汽车路是1959年当地义务劳动修筑的，一丝微笑挂在毛泽东的嘴角。他可能想起什么，高兴地说：“一九五八年江西省委写过一个汇报，说修好了山上的路，接着就修上山和下山的路。群众的力量了不得，井冈山垦殖场了不得。人民群众学习和发扬井冈山精神，改天换地，我们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和发扬井冈山精神，又体现在哪裏呢？”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看着这条平展的砂石路盘旋而上。沿着井冈山垦殖场职工没有要国家一分钱修筑的汽车路，1965年5月22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左右，毛泽东一行到达井冈山山顶之镇——茨坪。

1965年的茨坪，俨然一座山中美城。宽宽的街道，沿山而筑，整齐的房屋，拔地新起。刚刚进入黄昏，街上已亮起路灯。稀落的行人自由漫步，喇叭里播送着苏区民歌《十送红军》，毛泽东在车上高兴地说：“井冈山上有电灯了。”话音刚落地，小车队已停在灯火辉煌的井冈山宾馆门前。

这天傍晚，毛泽东一行住进井冈山宾馆。井冈山宾馆当年是一座既朴实又高大的房子，与20世纪60年代大陆一般招待所的结构相同，每个房间木门木窗，极为普通。毛泽东下榻的115房间，原来就是一个套间。进了115房间，毛泽东站着看了看，一抬脚坐在木沙发上。请其他领导人坐，沙发太少，有的人坐下来，有的人一直站着。毛泽东的脸上挂着笑，说：“三十八年了，和当年大不一样了！那时敌人前堵后追，我们靠两条腿拼命走。一千多里路走了半个多月，这次坐汽车两天就到了井冈山，还是机械化快！”

当晚毛泽东在115房间用餐，很简单。原准备上点儿水果、米酒，汪东兴要求撤掉，说：“主席知道，要批评的。一路都没有上酒。伙食标准，主席每天2.5元，随行人员1.5元。主席每餐四小碟一汤，不能超标不能上山珍海味，不能铺张浪费。钱定在那里， 要求严格实行，只能节约。”汪东兴走一个地方，说一遍，毫不含糊。井冈山准备了一些地方蔬菜、笋干。

5月23日中午毛泽东起床，在115房间用餐后出来散步，井冈山宾馆不少工作人员都幸福地看见了他老人家，毛泽东慈祥的笑容就像温煦的阳光感染了周围每一个人。

毛泽东那天散步兴致很高，说：“我在茨坪时间没有茅坪长，茨坪在山顶，原是王佐的大本营，茅坪在山腰，龙市、新城、古城离茅坪比较近，进出比较方便，红四军军部和边界特委的主要活动基本上都在茅坪。生活十分艰苦。”还说：“井冈山时官兵生活一个样，除了作战指挥权以外，不分上下。现在我们官兵待遇区别比较大。”他叫总参做过一个调查，上将的工资是上士的17倍多，1964年后有所下降，仍有10倍以上。他说：“苏联上将工资是上士的30多倍，美国是20多倍。我们比苏联、美国好一些，但比战争年代区别大多了。我们高级干部有小车、秘书、小楼，还有站岗的。官做大了，钱挣多了，拉开了与群众的距离，还愿不愿意下去当普通人。刘俊秀同志，你还能不能当农民。王卓超同志，你愿不愿意重新当战士？”刘俊秀说愿意，王卓超也点头。毛泽东笑了：“都说愿意就好。但现在有的人下去蹲点是口里愿意，心里不愿意，总找些理由不愿下去。这样不好嘛。”听的人连连点头，感到毛泽东是在严厉批评党内一些脱离群众的问题。毛泽东又说，他已吩咐汪东兴组织北京来人去看一看井冈山旧址和纪念馆，叫张平化、刘俊秀、王卓超有时间也去看一看，了解这段历史很重要。

5月23日下午四点多钟，张平化、刘俊秀、王卓超多人从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归来，听说毛泽东在宾馆后面散步，便绕道过来。远远看见主席，几人加快脚步迎了上去。

毛泽东看见他们很高兴，问：“看展览有什么发现啊？”

刘俊秀仰望着毛泽东的笑脸，说：“我们在博物馆看到不少诗作。还有溥仪皇帝的。”

“哦”！毛泽东果然有兴趣，问：“他们都写些什么？”

这几位“省部级学生”，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早已认真地准备了这次考试，刘俊秀拿出博物馆内部油印的今人井冈山诗词和题词，上面有朱老总的题词，谢老、董老的诗。他们一篇篇报着诗作的篇名、人名和时间。在当年油印资料上，还有杜宣1960年5月写的《夜宿茨平》：

无限春光到茨坪，深山寂静夜芳馨。

今宵何事人难寐，几度推窗看旧营。

可能毛泽东感到此诗有点儿意境吧，当时评价杜宣是苏区的笔杆子，现在上海当作家。

一提作家，刘俊秀高兴地告诉毛泽东，剧作家田汉1962年10月也到井冈山来了。毛泽东有兴趣地看了刘俊秀一眼，问：你们谁陪同了？刘俊秀和王卓超面面相觑，解释可能是江西省文联有人陪同，他们是在留言簿中看到田汉签名的，还有诗作。田汉写了五首诗。被油印了一首《访大井》，毛泽东没有带老花镜，听读了一遍：

板桥霜迹对朝阳，千里来寻大井乡。

巨石曾依批典籍，幽篁应伴写文章。

淫威不屈冬青树，旧宇重完劫后墙。

难得红军头半白，摩挲主席赠新枪。

刘俊秀后来说：毛泽东当时一边散步，一边笑着说，田汉是我国剧协主席和文联副主席，他写过不少历史剧，是个很有名的剧作家。《关汉卿》、《文成公主》、《谢瑶环》看过没有，刘俊秀和王卓超都不好意思地摇头、张平化笑了笑，主席笑着批评道：“你们要关心戏剧、文化领域，它和过去井冈山一样，也充满着斗争。”

毛泽东的这番话显然是对戏剧文化领域有些看法，对不少领导干部的麻木提出的善意批评。毛泽东意味深长的批评使空气徒然有几分严肃起来。毛泽东悠然一笑，问末代皇帝的诗怎么不说呢？张平化记忆力不错，当场背诵了溥仪1964年4月11日在井冈山的诗作。

毛泽东步子慢了下来，似乎细细咀嚼其诗其味，若有所思地说：“我们能够把末代皇帝改造成新人，其他人的思想怎么不可以改造呢？”

走着走着，已到了砂石路的尽头，按照常理，折回去再走，毛泽东却从尽头向没有路的小坡往上走，借力轻巧地登上小土坡。站在那长满野草和枝蔓的地头，老人家仰脸望了望暗下来的天空。毛泽东侧头笑望着大家说：“鲁迅有句名言，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其为路。井冈山的道路是这样，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这样。不过，走这条路比井冈山时期还要难。搞不好，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苏联不就是这样吗？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已失去人民的拥护，将来帝国主义一打压，搞不好甚至会亡党亡国。”

暮色四合，毛泽东一边走，一边注视着远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就像眼前连绵起伏的井冈山，毛泽东执意寻觅的新径在哪裏？

24日下午四点多钟，毛泽东像往常一样，从井冈山宾馆大门出来，一看几员“大将”都等候在门口，笑着问：“集合到哪裏去？”汪东兴说：“中午吃饭我们议了议井冈山的历史，有些问题想向您请教呢？我们主要是对当年井冈山红军由哪几支部队组成不怎么清楚。”

毛泽东的目光顺序询问，见一个个点头，释然地说：“井冈山是由四支队伍组成，第一支是我率领的秋收起义的部队；第二支是井冈山原有的袁文才和王佐领导的两部分地方武装，袁文才的队伍当时在山腰茅坪，王佐的队伍当时在山顶，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地茨坪；第三支队伍就是朱德、陈毅带来的八一南昌起义的部队；第四支就是彭德怀和滕代远率领的平江起义的部队。井冈山红军主要是这四支部队组成的，这很容易弄清楚，难一点儿的是，这四支队伍是怎样一步步组成红四军、红五军的。”毛泽东比一般人远见卓识，善于很快抓住问题的实质性东西。

毛泽东甩开两臂，抬脚向井冈山宾馆后面的砂石路走去。初夏的井冈山，湛蓝的天空白云轻染，就像风景画似的，青松绿海，生机盎然。

毛泽东说：“秋收起义那一天，铜鼓的天气可没有这样好。天气灰蒙蒙的，后来还下了雨。打浏阳，到文家市，一直是阴雨天。卢德铭在芦溪牺牲的那天，下着大雨。那些日子很少有晴天，痢疾、疟疾在队伍中盛行，减员比较厉害。那是我第一次带兵，到三湾时部队只有七百人，比在文家市少了几百人，比起义时四个团的人数少了八九倍。三湾改编是重要的一步，首先整编了干部队伍，我们把革命信念不坚定的军官都挂了起来，如师长余洒度、三团团长苏先俊。提拔了一批革命意志坚定的工农党员，把党代表制落实到连队，宛希先原来是个班长，三湾改编一下子就担任了营党代表。实践证明，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同志。”“支部建在连上和发展新党员都是到水口的事情。水口是个好地方，我们在那里发展了秋收起义后的第一批党员。那时，我住在一个姓江的农民家里。”

毛泽东接着说：“在驻水口时，宛希先带人一打茶陵，其他部队在大汾荆竹山遇肖家壁挨户团被打散了，三营营长张子清带一批人冲散到桂东，那天中午集合只有几十人，我请曾连长喊口令集合，自己排第一，罗荣桓紧跟排第二。下午，找回被打散的两三百人，提出三大纪律。第二天，王佐接到袁文才的信，派人接我们上山，十月二十四日到大井，看见宛希先从茶陵带回的队伍，还有报纸。过了几天（十月二十七日）到了茨坪。我们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在井冈山安的家。”

沿着砂石路，毛泽东一边走，一边继续说着。血的教训使毛泽东对一部分出身不好的知识份子参加革命的坚定性，产生了一些怀疑，感到他们必须经过艰苦斗争的考验，立场才会真正转到工农兵这边来。那个下午，毛泽东的话题仍在继续，他笑着说那场景那些事就像在昨天，转眼间三十八年过去了，天翻地覆，换了人间。停了一会儿，毛泽东感情深重地说：“井冈山四支部队的绝大多数同志都牺牲了，现在活着的只有几十人，我们不能忘记这些牺牲的同志，忘记他们献身的理想和追求。”毛泽东眯缝着双眼向前看去。

4月，毛泽东点名要张平化陪同他重上井冈山。5月上山后，张平化一直很兴奋。但有一件事当时很不理解。张平化曾对秘书梅永禄讲：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正值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后期，为了及时了解中央和主席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新的精神，主席住在茨坪时，有一次他提议在老人家方便的时候汇报一下湖南省社教运动的情况，主席笑了笑，说：“这个问题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毛泽东这段话，给张平化的印象很深。他在晚年写回忆录时还特别记提及此事。当时也引起了张平化一连串思索，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那么搞什么才能解决问题呢？主席所指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当时张平化是比较困惑的。怀着多种心情，5月25日上午，张平化需要提前下山赶回长沙主持一个重要会议。吃过早饭，照完相后，湖南小车各就各位，准备下山。谁也想不到毛泽东此时走下宾馆台阶，随着发动的小车，一步又一步随车走起来，老人家要步送湖南同志下山。张平化赶紧下车，请毛泽东回房休息，老人家办公一夜还没有睡觉，我们谁能担当得起主席的步送。只听毛泽东说：“你们这么多人那么远送我上井冈山，我走几处送送你们，有什么不行？快上车吧。”张平化知道再说也没有用，他含着激动的泪花，说了声：“请主席保重！”却又迟迟舍不得上车。毛泽东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专列上我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这番话准确的预言了中国今天的现实。

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泽东。大声地说：“主席，我懂了。”

湖南小车队再次启程下山，从反光镜中，还能看见毛泽东的大手还在摆着，大步还在走着。

张平化下山当天下午两点左右，刘俊秀、王卓超在井冈山宾馆吃过午饭小憩，汪东兴传话，主席请他们一起到115房间去，接着昨天的话题再谈一谈。太好了，两人拔腿走到115房间，毛泽东笑着指了指对面的木沙发，汪东兴已坐在主席的旁边。

毛泽东开门见山说：“你们几个都是江西老表，俊秀同志还是贺子珍的小同乡，在瑞金读马列班时是我家的常客。”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刘俊秀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毛泽东还记得自己读马列班的事，刘俊秀激动地望着老人家。

毛泽东笑着问：“你们这次陪我一起到井冈山，印象如何？”

他们一个个激动地对主席说：“这次陪主席来井冈山，是难得的一次学习机会，心情一直很兴奋。重新读了主席在井冈山写的几篇文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对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感受更深刻了。”

毛泽东感慨地说：“昨天散步回来想了很多。井冈山道路的探索是中国革命最关键的一步。为了创建这块革命根据地，不少革命先烈牺牲了。他们是一批有信仰有抱负的年轻人。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一个很好的同志，有智慧，能吃苦，在文家市决定进军路线的会上，就是他有力地支持我的提议，退入萍乡向罗霄山脉转移，芦溪一战牺牲了。三十一团党代表何挺颖，原是上海大学的大学生，北伐时就在警卫团任连党代表。三湾改编任第一团党代表，很年轻（1905年生）。”

毛泽东那天在115房间谈到他在井冈山被撤职的经过，说：“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中央开了一个扩大会议，撤销了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还给湖南省委来了一封信，说我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撤销了我的前委书记。消息不灵通，传到井冈山成了开除了我的党籍。井冈山的同志火了，不服气，为我打抱不平，要向中央打报告。我劝他们不要写，撤职就撤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真被开除了党籍，我还是要干共产党的。井冈山同志听了我的话，很认真地说：开除了你的党籍，你就不能当党代表了，但师长总可以当得吧。你们说井冈山同志对我好不好啊？”

“一九二八年三月上旬，湖南省委派周鲁到龙市，他是个书呆子，说这里烧杀不厉害。传达了中央文件，撤销了前委和前委书记，成立了师委，由何挺颖当师委书记，我当了师长。我连师委委员都不是，但师委每次开会，都请我参加，并认真听取我的意见。你们说井冈山的同志对我好不好啊？”

毛泽东讲完这段话后，喝了一口水，汪东兴给他点燃一根烟，他猛吸了一口，继续说道：“一九二八年两次下山接南昌起义的队伍，都是以师长的名义去的。红四军成立后，六月恢复了前委，重新担任了前委书记，何挺颖任红四军军委委员、第十一师党代表兼三十一团党代表。”

二十八团团长原来是王尔琢，红四军成立时，王尔琢任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是黄埔一期的，南昌起义时是叶挺部队七十四团的参谋长。入党很早，有勇有谋，在部队中很有威信。当年井冈山虽在角旮旯里，也是钦差大臣满天飞。周鲁走后又来了袁德生、杜修经，6月份带回了一个省委决议，要部队全部到湘南去。6月底，毛泽东在永新主持召开联席会议，决定部队不去湘南，要用红色武装保卫井冈山根据地。6月中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攻克炎陵县县城后，在杜修经的策动下回湘南。毛泽东在永新听说后立即写信阻止，没有阻止住。7月下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打郴州，先胜后败，二十九团全部打垮，毛泽东带三十一团三营前去迎接，在桂东碰见二十八团林彪带的一营，决定重回井冈山。在返回井冈山的途中，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和党代表叛变，团长王尔琢前去追赶，士兵们一听团长喊话，都跟着回来，袁崇全从躲着的寺庙出来，掏出手枪打死了王尔琢，带着几个人逃跑了，叛变到刘士毅部去了。王尔琢和袁崇全是黄埔同学，听说两人关系不错，王尔琢才会毫不防备地去叫袁崇全。

毛泽东沉痛而感慨地说：“关键时刻，敌人是没有人情味的，残酷得很。”当时二十八团第一营营长是林彪，第三营营长是肖劲光，林彪比较会打仗，提拔为团长。

张子清参加过北伐，是秋收起义三团第三营营长，一直跟着毛泽东从铜鼓打到浏阳，从文家市到三湾，部队改编仍任第三营营长。1928年春下山接朱德的部队，在炎陵县战斗中负了重伤。

毛泽东那天说：“井冈山医疗条件差，有一点儿药，张子清都先让给战士用，战士们流着眼泪留给张团长。他坚决不肯。这就是井冈山的官兵关系，比亲兄弟还要亲，还要真。人心都是肉长的。革命的理想和官兵一致，使整个部队团结得像一个人，艰苦奋斗”。

当时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继续说道：“井冈山斗争说到底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枪杆子青年运动。井冈山斗争高举五四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进一步反剥削反压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五四青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井冈山的斗争是伟大的，这些为革命牺牲的青年人是伟大的。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当然，像‘二十三条’讲的，这里绝大多数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还是个认识问题、教育提高的问题。怎样教育提高？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远新在哈军工读书，他们那个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有些还是保送的。毛远新高中毕业时也被保送到哈军工，我不赞成，才又去考。考上了清华，第二年转过去。陈赓那时还活着，当校长。他们放假回家，黑龙江省委还请哈军工高干子弟吃饭，工农子弟就不请嘛！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

毛泽东的话语犹如黄洋界的泉水涓涓不息，又像井冈山龙潭的瀑布呼啸而下，汪东兴、刘俊秀、王卓超三人一阵阵惊叹，又一阵阵尴尬。可能毛泽东察觉了一二，滔滔不绝的话停了下来，喝了一口水，话题一转，说：“在为井冈山根据地牺牲的先烈中，还有被错杀的英烈，宛希先、袁文才、王佐等人，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想过这件事没有？”毛泽东给在座者又出了一个难题。

汪东兴知道刘俊秀对这个问题关注比较久，袁文才、王佐都死在刘俊秀的老家永新，鼓励他带头抛砖引玉。刘俊秀摸了摸头说：“主席，我在苏区时就想这个问题，不明白的地方很多，譬如过去我一直不了解一九二九年一月为什么让刚刚到井冈山的红五军守山，红四军下山？怀疑这个决定和井冈山根据地第一次丢失有没有关系？”

刘俊秀敢说真话，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他用目光鼓励刘俊秀说下去。刘俊秀坦白地说，这些年上井冈山次数多了，经历的事情也多了，带着问题了解了一些情况，才知道这种怀疑站不住脚。

毛泽东喝了一口水，点起第二支烟。汪东兴一边给毛泽东续水，一边说：“他看红五军李聚奎写的一个材料，讲袁文才、王佐被杀后，部队在井冈山人民中威信下降，”汪东兴复述了李聚奎讲的那段经历。

李聚奎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解决王佐、袁文才并改编他们的部队以后，湘赣边特委对于王、袁在井冈山上的余部，仍不放心，遂令红五军第三纵队派出部队上山进行搜索。在几天的搜索中，亲眼看到当地群众对这个行动很反感，而对王、袁的部队，则倍加爱护。有一次，四大队的侦察员，明明侦察到王、袁的余部在一个村子里落脚，但当大队人马到达时，却连一个人影都见不着，问村里的群众，王佐的部队上哪裏去了？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们不知道。我只知道红五军反水了。”

毛泽东静静听完这些材料和基本看法，问：“你们了解了袁文才、王佐家属掌握的情况吗？了解任何事情都要从各个方面多分析，多考虑。”三人认真地点头，再次感到毛泽东思考问题的辨证的思想方法和提问的画龙点睛。

王佐的重孙王华文，现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办公室工作，大学文化，他分析：袁文才和王佐被错杀，反映了几个问题，宁冈县委本地人利用职权和“六大”决议杀土匪首领的意见借刀杀人。土籍和客籍的矛盾尖锐，宁冈和永新县委的主要领导大部分是土籍人，袁、王是客籍人，掌握着一个团的兵力，一时间形成土籍人掌权，客籍人有枪，互不相让，愈演愈烈。加之王佐秉性豪爽，不拘一格，专听毛委员的话，其他人指手画脚，他有些不买账。作为彭德怀，错杀袁、王，也要负一定责任。没有调查，偏听偏信。这么重大的事情，没有亲自去处理，没有更多的思考，特委请求派部队就立即出兵，自己内部矛盾采取强硬的行动草率处理。

王华文说：“井冈山为什么没有出将军，其直接原因是过早错杀了袁、王，经历此事件侥幸回来的人都说共产党把袁文才、王佐干掉了。井冈山人民一段时间都被蒙蔽了，不相信共产党了。错杀袁、王后，共产党在井冈山失去了群众基础。王佐的哥哥王云隆原来在王佐手下当副营长，弟弟被错杀后，王云隆一度进退两难，当地党组织要没收王佐财产和追杀亲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王云隆投靠了肖家璧。从正面走向反面。”

袁文才的儿子袁耀烈1993年去世，他生前和弟弟肖常隆，又名袁耀厚经常讨论此事，他们思考的角度与一般人不同，他们认为：在袁文才、王佐被杀前夕，1930年2月6日至9日，在吉安陂头会议，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红四军前委扩大职权为领导整个根据地军队、政府的领导机构，共同前委有十七人组成，毛泽东、朱德、曾山、刘士奇、潘心源为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候补常委。据有关记载，彭德怀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开会所在地离红五军驻地不远，会议精神应该传达很快。按照新的组织程式，杀袁文才、王佐必须经过前委才能决定。很显然，红五军这次行动，彭德怀没有经过前委，也没有冷静想一想，红五军以一面之词，做出如此重大决定，确实有草率之嫌。

在对待袁文才、王佐问题上，体现了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与毛泽东在战略上较大的思想差距。如果没有错杀袁文才和王佐，井冈山根据地是很难第二次丢失的。这样，中央苏区的政治、地理形势将会有很大的不同。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为什么能合围成功，中央苏区毫无地理屏障是其中一个客观原因。如果当时井冈山根据地存在，或许是柳暗花明另外一种局面。遗憾的是，历史悲剧的无情，就在于它永远不存在如果；历史悲剧的深刻，也在于多少年过去，它才重新揭示如果。

那么，袁文才、王佐被错杀，1965年毛泽东在井冈山上怎么看呢？

5月25日，毛泽东在提醒应该了解被错杀家属掌握的情况后，声音低沉地说：“袁文才、王佐是杀错了，但问题的本质，不是杀错几个人，追究几个人。当时党内有一条‘左’倾盲动路线，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不讲政策，使下面的干部头脑不冷静。问题的本质，是路线正确与否，是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正确与否。政治路线决定之后，才是组织路线。路线对了，下面同志干劲大，才会胜利。路线错了，很多工作都会走到邪路上去。这是很关键的。”

5月25日在井冈山宾馆，毛泽东的思路沿着当年的历史跳跃性前进。王卓超回忆，那天毛主席反复强调这些，那个年代报纸上也比较注意宣传反修防修的问题。毛泽东还问他们，认真读过第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没有？这篇文章中有段讲苏联特权阶层的话是他改写的，对苏联修正主义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你们下山后，找一找，看一看，就了解中国为什么要反修防修了。主席说的这段文字在山上就找到了。毛泽东讲的是这么一段：“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文字很尖锐、很透彻。但当时王卓超等人都感到苏联这样的事情离我们国家、离中国共产党很远。王卓超回忆说：“五月二十五日那天下午，汪东兴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国家谁走资本主义道路，全党全国都不会答应。”

毛泽东此时抽上第五根烟，缓缓地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

毛泽东说：“我们要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修正主义，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

在座的几人频频点头。

毛泽东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肩膀，又坐下。问：“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是什么？”

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艰苦奋斗。

毛泽东笑了，慈爱又无奈地笑了。王卓超说，毛泽东那笑容就像老师听到学生回答，感到文不切题。他叫我们再想想，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面，只是一点，还差两点，叫从制度方面想。汪东兴一拍前额，说：“支部建在连上。”

毛泽东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井冈山时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的推行，铸造了全军上下的主人翁精神，譬如谁违犯纪律，士兵委员会就提出加以纠正，对干部和士兵都一样。井冈山的路是比较狭窄的，有时营长骑的马在路上吃两旁稻子，战士就在背后提醒：马又吃稻子了。营长马上会拉紧缰绳。在井冈山，形成了群众管理，而不是行政管理。连长可以管战士，战士也可管连长。士兵委员会有个经济委员会，专门负责经济管理，杜绝了贪污。当时有句口头语，叫做‘吃油饼’，意思是贪污了几个钱去买个油饼吃。有了经济民主，吃油饼的现象没有了。在那种特别艰难的情况下，这种优良的革命传统、民主作风，构筑了井冈山艰苦奋斗、官兵一致的精神品质和红色政权的政治基础。

1965年5月25日下午，毛泽东将井冈山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重新讲到《井冈山斗争》一文中他写过的话：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说全国都需要推行政治民主。

刘俊秀当时用请教的语气说：“现在工厂不是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

毛泽东说：“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都有些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认识不仅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而且一语中的道破了时下中国的时弊。遗憾的是并不为人们所理解，而且后来被一些人贬低为“左”的思想。

那天，毛泽东还说：“我们这支军队为什么成为新型的军队，就是在改造旧中国的同时，也改造我们自己。人的思想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井冈山上袁文才、王佐，不是被改造了过来，为井冈山根据地做了贡献。红军中的不少干部原来是旧军官，一个月拿不少大洋，后来不是心甘情愿和士兵一样嘛？关键还是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官兵一致。”“为什么古田会议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又迷糊了。军队里也有派嘛！军队里有要闹事的，历史上也经常有闹事的。不知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我信。我们军队几十年经常有人闹乱子，闹就闹吧。闹一下不要紧，闹一下就不闹了吧。闹乱子最大的是张国焘。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有三万人，四方面军有八万人，张国焘说他的人多，队伍要听他的。其实人多人少不是关键问题，要紧的是问题的本质，是你的路线正确不正确。大大小小的事没有断过，井冈山闹过，闽西闹过，赣东北闹过，中央苏区也闹过。他要闹，你有什么办法。闹来闹去，问题的本质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当然，参与闹事的大多数人都不明真相，都是可以改变过来的。解放后，我们的末代皇帝溥仪不是改变过来了，他还到井冈山来过嘛！”毛泽东说到这里笑了，在座的都跟着笑了。紧张的气氛随着笑声一驱而散。

毛泽东笑着说：“今天的井冈山比三十八年前是大不一样了。上山有汽车，有楼房，吃饭是四菜一汤，穿的是整齐干净的衣服，和过去是大不一样了。以后，井冈山和我们整个国家一样，前程是好的、光明的。现在日子好过了，井冈山艰苦奋斗精神不要丢了，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这个精神不是简单的几个灯芯。（1927年上山不久，毛泽东同志向大家宣布了一个关于用油的规定，各连及机关办公时，可以用三根灯芯，不办公时，连部只留一个灯芯，供带班、查哨用，大家都严格遵守。）

毛泽东继续说，早几年他就说过：“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苏联修正主义正是有了一个特权阶层，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不能像他们。即将取消军衔制就是一个努力。在怎样防止特权阶层方面要有一整套好制度，要继承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一样深远。它们是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三个支点。”

毛泽东讲井冈山精神的三个支点：艰苦奋斗、支部建在连上和士兵委员会，令人耳目一新，细细寻思又豁然开朗。毛泽东的话题再次转到干部特权和干部子女教育问题。说：“现在干部的特权对我们的孩子也有影响。他们从小读的是干部子女小学、干部子女中学。他们比一般工农子弟容易入团、入党。别人没有的东西，他们能有；别人不能去的地方，他们能去，他们可以看内部电影；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我们的干部子弟有些现象令人担心，井冈山革命精神不能丢了，不能从我们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丢了。”毛泽东在谈到这些时，情绪激动后又有几分忧虑。

5月27日下午，一改数日艳阳普照，天空飘起小雨，细雨润物，滴滴有情，丝丝有意，井冈山宾馆别有一番恬静。毛泽东早早就起床了，没有像往常那样出门散步。甚至连115房间的房门也没有出。老人家在忙什么呢？管理员林海泉近年回忆：5月27日上午，服务员到115房间清扫主席办公室，一看烟灰缸的烟头真多啊！整个烟缸满满的，比平日多三分之一。老人家彻夜不眠，烟云缭绕，是在考虑什么重大事情，还是在写什么惊世之作？服务员清理字纸篓，发现有一团有墨迹的纸团。展开一看，龙飞凤舞，猜想是毛主席的手迹，她的手都颤抖起来了。这是毛主席不要的吗？要不，怎么会放进字纸篓呢？不对，这是毛主席要的，她看见了毛主席勾勾画画的痕迹。一个比较大的“树”字，这个字写的不草，她认识，被划去，改了一个“路”字，写得比较小，写在旁边。其他的字她还没有来得及读，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走过来，说这是毛主席写的新诗词，要保留，就拿去了。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新诗词中，为什么“树”换成“路”呢？当时都不知道。毛泽东下山后，井冈山管理局开座谈会，服务员才把这件事说出来。袁林和孙景玉听刘俊秀传过这首诗，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对，原来是毛泽东将“高树入云端”改为“高路入云端”。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第一山，毛泽东将“高树”改为“高路”一定有深刻的历史内涵，怎么理解好呢？一字之差，毛泽东想表达心中怎样的理想和追求呢？

井冈山的树和路，对毛泽东来说都有特别的感受。

1965年5月，毛泽东在井冈山宾馆写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976年元旦公开发表。当时毛泽东还写了一首，在毛泽东生前一直没有公开发表，即《念奴娇井冈山》（1965年5月）：

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故地重来何所见，多了楼台亭阁。

五井碑前，黄洋界上，车子飞如跃。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

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

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5月28日下午，毛泽东吩咐汪东兴安排见一见井冈山的老红军、老党员、烈士遗属以及老区的工人、农民。还特地嘱咐：“临走前都见见，记得请两位嫂子。”

毛泽东决定次日下山。

5月29日清晨，管理局领导安排井冈山上烈属在宾馆大食堂门口排队，兰喜莲被安排站在第一排。毛泽东走过来了，和第一排的老同志一个个握手，当握到兰喜莲时，毛泽东先开了口：“你是王嫂子。”兰喜莲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后面的手伸了过来。虽然没有来得及谈话，但一起照了相。兰喜莲很满足，自豪地逢人就说，毛主席记得南斗，记得我们。

5月29日清晨，井冈山广播站正在反复播送着一条大会通知：全山革命同志请注意！全山革命同志请注意！今天（1965年5月29日）上午九点钟在井冈山宾馆门前召开广播大会，请相互转告。

此时，在井冈山宾馆餐厅（现已被拆除）门前，几十个山上和从山下接来的老赤卫队队员、暴动队队员、烈士遗孀，站了里三层外三层。

上午九点钟，井冈山广播站的喇叭再次响了起来。那是一首亿万人熟悉热爱的歌曲《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迎着《东方红》的歌声，井冈山霞光万丈，早早等候在马路两边和稻田埂上的社员和学生沸腾起来了。他们看见一个熟悉高大的身影，向自己、向等候的普普通通井冈山群众走了过来。今天井冈山上的天街当时是一片稻田，稻田埂上站满了人。毛主席？是毛主席！20世纪60年代的保密工作依靠群众路线，做得比较好，毛泽东在井冈山住了多日，除了相关人员，住在茨坪的绝大多数群众都不知道，更不知道老人家就住在自己身旁。在那一瞬间，人们都惊呆了，有的人揉揉眼睛，看是不是在梦境，有的人激动地举起右手，喊起口号，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毛泽东向大家招手，大步流星走了过来，老人家红光满面地走在井冈山大道上，高举着右手和大家打着招呼。激动的人群沸腾起来了，“毛主席万岁！”口号声随着松涛久久地起伏，那是人们发自肺腑的欢呼。

中国上下五千年，毛泽东是第一个得到普通老百姓那么深沉、那么长久爱戴的人民领袖，这不是简单地用“个人崇拜”一语能概之的。这种爱，犹如井冈山的泥土和石头，铸就了山峰，井冈山的山峰，又维护着山上山下的寸寸泥土，块块山石。山峰、山石、泥土连为了一体。这就是人民的领袖人民爱，人民的领袖爱人民。毛泽东爱人民爱到极处，何以言表，又何用言表！

毛泽东表情严肃，没有说话，只是走得缓慢起来，他深深地眷念着井冈山这条越变越宽的道路，深深地眷念着井冈山这些朴实无私的人民。七十二岁的毛泽东沿着井冈山大道走了一里多路才上车。这一天，毛泽东沿途接见群众三千多人，茨坪当时常住人口也只有几千人，老老少少倾巢而出，所有的人没有任何政治性挑选。

5月31日，毛泽东到达杭州。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及省委其他领导同志迎接毛泽东一行去了汪庄。毛泽东下榻汪庄后，立即开始工作，他用较多的时间了解取消军衔后各界的反应。意料之中的是大报小报舆论一概称赞。老红军、老八路纷纷撰文拥护。

重上井冈山归来，迎着四海飓风、胸藏百万雄兵的一代大战略家毛泽东在深深凝思。

晚年毛泽东心事：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

晚年毛泽东担心：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状况如果发展下去，会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对此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满。党内高层领导中对形势估计、农村“包产到户”问题等的意见分歧，一步步积累起来，更使他认定问题首先出在党的上层。

四十多年过去了。翠冈依旧，红星闪闪，井冈山革命精神在一些青年人中似乎被淡漠许多，毛泽东当年担忧的党内少数人的特权、腐化问题已经远远不能用“严重”二字可以形容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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