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世华：有关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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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内幕

（本文摘自祝世华《反思录》）

在高文谦著的《周恩来晚年》一书中对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是内幕的剖析与批判，是从另一视角切入的，特别是对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的思想脉搏剖析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颇受启迪，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一个惯于用心计的人，而且是善于随机应变，及时调整对策，千方百计置刘少奇于死地。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由于作者的特殊身份，掌握了大量内部信息，因此在揭开内幕情节上显得更深刻、更细微一些。与上文叶永烈的论述有所区别，各具特色。前者是从宏观角度进行分析，后者是从微观分析着手，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这对全面了解毛泽东的心态，无疑是有很大意义的。为此，转录高文于后（见该书第124-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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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扭转运动‘冷冷清清’的局面，对文化大革命作一次再发动，毛泽东决定在 1966年8月1日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毛一改以往喜欢在幕后充当导演的做法，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会期原定五天，主要的议程是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值得一提的是，全会原先的议程并没有对政治局常委进行改组的内容。由此推见，毛此时虽对解决刘少奇问题的决心已下，但究竟采取什么方式和解决到什么程度上还没有定见，尚在考虑之中，采取的是见机而作的策略。
    “同五月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样，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气氛也十分紧张。与会者人人自危，生怕说错了话，但又不得不表态，于是纷纷围绕毛泽东对工作组的批评，检讨自己思想上怕出‘乱子’，‘跟不上主席思想’，‘犯了方向性错误’，等等。不过却很勉强，多从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的角度作自我批评。尽管江青、康生等人事先已经分头作了动员，但在会上还是很少有人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并且普遍流露出对毛泽东所发动的文革运动‘很不理解’的思想情绪。
    “这个局面令毛泽东大失所望。他原本期望在中央全会上也会出现一个登高一呼，与会者积极响应，对刘少奇同仇敌忾，群起而攻之的场面，就像不久前在青年学生中出现过的一样。为此，毛泽东特意把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的两张鼓吹革命造反的大字报和给他们的亲笔覆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下去，想在全会上点一把火。……然而，应者寥寥，会议开得十分沉闷，多数人思想上的穹子转不过来，带有明显的抵触情绪。眼看会议就要结束，而问题远没有解决。
    “毛泽东对此十分焦急。在他看来，党内存在很大的阻力的根子就在刘少奇身上，有相当多的人在思想上与刘有共鸣，而且还有不少人对他仍心存幻想或顾虑，在看他的脸色行事。如果不趁此机会，对刘少奇的问题作彻底的解决，非但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局面，而且还将会前功尽弃，留下后患。况且，毛这时自信已经抓住了刘少奇‘镇压群众’，实行‘白色恐怖’的确凿把柄——刘在6月间为中央起草的转发北京大学工作组处理‘六·一八事件’简报的底稿。这是由康生收集在手，而由张春桥自告奋勇在毛返京后提供的。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心亲自出马，给全会加温，把刘少奇的问题端出来。8月4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采取惹战激将的办法，向刘猛烈开火，声色俱厉地指责派工作组是一‘镇压学生运动’，‘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文革’十年资料选编》上辑）
    “面对毛泽东劈头盖脸的斥责，刘少奇开始还能沉得住气，连连检讨，表示他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要负主要责任。但毛泽东却不依不饶，继续指着刘的鼻子连责骂带挖苦，说：
    ‘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在毛的这种咄咄逼人的斥责和羞辱下，一直在忍耐克制的刘少奇逐渐对自己的情绪失去了控制，特别是当毛语带威胁地提出：
    ‘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
时，刘实在忍无可忍，当众顶撞起来，而且用毛本人常说的那句话来回敬他，表示：
    ‘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意指：不怕撤职、不怕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杀头）。’刘少奇的这一‘反击’，反映了他当时的一种精神状态与无私无畏的性格特征，犹如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一样，无所顾忌。像刘少奇那样性格的人，在中央常委中是绝无仅有的。）
    “这样一来，不啻火上加油，正好给了毛泽东大做文章的借口。毛随后甩出一句让在场的人毛骨悚然的话来：
    ‘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引文同上）
同时宣布原定当天开的大会不开了，改为分组传达这次常委扩大会议的内容。散会后，怒气难消的毛泽东认定刘少奇已经不可药救，最后下决心在政治上与他分道扬镳，拿掉他的接班人地位（编者注：这一说法似不确切，应该说，这个决心事实上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就已经下了。1966年5月18日让林彪作主题发言，以林代刘的布局已明朗化）。为此，毛决定延长会期，改变全会原有的议程，着手从思想、组织等方面作了紧急的部署。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用异常激烈的语言，不指名地痛斥刘少奇‘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在文中还联系到1962年调整时期的所谓‘右倾’问题，气势凶凶地摆出一付和刘少奇算总账的架势。毛的这篇东西随后印发全会，作为与会者批刘的思想武器，全会随即转入了对刘、邓的揭发批判。与此同时，毛泽东秘密派汪东兴把本来已经告假的林彪从大连疗养地紧急召回北京参加会议，为自己助战，准备用林彪取代刘少奇作为他的接班人。
    “毛泽东同刘少奇的彻底闹翻，把周恩来推上了全面主持中央工作的位置。这是自中共八大以来党内领导格局的重大改变。实际上，还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之前，毛就已经开始绕过刘少奇，更多地依靠周来办事了，像全会的各项筹备工作都是由周一手操办的。对此，周恩来心情很复杂。一方面，他知道这是毛在政治上对他的信任，是自延安整风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考验之后对他政治表现的肯定，而这正是他长期以来一直渴望得到的。另一方面，周恩来的心情却并不轻松；相反更多的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深感前途叵测，不知毛这样搞伊于胡底。毫无疑问，周恩来是决心要在政治上跟毛泽东走的，但对毛究竟要往哪里走，走到哪一步，却是心中无数。眼下刘少奇的结局，更是让他心存恐惧，不知什么时候也会落得同样的下场。在毛意难违的情况下，他只好以‘保持晚节’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类信条来慰勉自己了。
    “周恩来的这种心态在会议期间不断地流露出来。比如，……。
    “对刘少奇这次在政治上栽跟斗，周恩来的心情也很复杂。长期以来，刘、周两人一直存在有某种‘瑜亮情结’。刘曾经长期受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一直是毛用来对付和遏制周的人物。对此，周本人心里很清楚。尽管周恩来的才干和资历本来都在刘少奇之上，但党内地位却不得不屈居其下。此外，周对刘少奇有时思想的‘偏’和用人的‘狭’也是有看法的。在长期的合作共事中，两人并没有建立起十分亲密的关系，……。
    “不过另一方面，周恩来对刘少奇的为人还是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认为他为人稳重，作风正派，看问题尖锐，注重个人修养。因而对毛泽东如此大动干戈不大理解；再加上深知自己今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所以对刘氏落难的处境不免有某种同病相怜之感。当然，周无力阻止事态的发展，并且慑于毛的态度，也不会公开站出来替刘讲话，但从他的内心来说，不愿意给毛当枪使，宁可被人说成斗争不坚决、和稀泥、有包庇之嫌；也不愿意冲在前面当打手。这是他一贯的为人处世之道。
    “为此，周恩来在全会的发言中，一方面表示向学校派工作组是‘方向性错误’……；另一方面又把自己摆进去，和刘、邓一起承担责任。……以多少减轻一点对刘、邓两人的政治压力。
    ……
    “对于周恩来在批刘问题上的低调，毛泽东采取睁一眼闭一眼、某种容忍的态度。这除了跟毛了解周的一贯为人——总是在党内斗争中扮演‘和稀泥’的角色有关外，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毛眼下正用得着周而不便过于为难他的缘故。毛在党内虽然早已一言九鼎，但很多具体事情还是需要有人来办，特别是像周氏这样在党内既有影响又善于排难解纷的人。在一些棘手而毛又不便于出面的问题上，由周出面斡旋，贯彻毛的意图，更能收到别人难以起到的效果。应该说，这正是毛的老谋深算之处。
    ……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周恩来深明‘只可顺守，不可逆取’的道理。……这是周恩来本人所信守的政治哲学。在天下大乱、沧海横流之际，周氏既不想在一旁袖手旁观，听任事态发展而无所作为，也不想正面与之硬顶，被来势凶涌的狂潮所吞没，而是像他后来多次所说过的那样，积极投身其中，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做‘革命的弄潮儿’，站在潮头上，因势利导地迎接它。
    “正是怀着这样一种想法，周恩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走马上任，在天下大乱之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了其政治生涯中最后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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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作者在本文的后半节，对周恩来所处的地位及其内心世界，刻画得惟妙惟肖，足见作者的功力。无论是在对待刘少奇的问题上，还是在此后对待邓小平、陶铸、贺龙等人的问题上，周恩来都表现出一位正直、心地善良的政治家所具有的高贵政治品质，即使在毛泽东表态后，他不得不‘只可顺守，不可逆取’的策略，等待时机，先后为贺龙老总平反和小平同志复出，即是一例。由此可以推断：如果周恩来不是采取这种对策，而是“直阑”，最后导致的后果就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