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东兵：文革风云探隐秘─访刘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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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风云探隐秘

──访刘志坚

师东兵

战场上，为了保护首长和战友，挺身档住飞弹的，是勇士；政治搏斗中，毅然承担风险，敢于因大局献身者，也是真正的义士豪杰。“文革”初期，有一位少将一夜间被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戴上一连串的罪名而打倒、关押，成为军队中最早倒下去的干部之一。那么他属于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看了这篇访问记，也许会使你产生新的结论。哦，对了，这篇文章的主人公就是曾经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昙花一现过的刘志坚。文革刚开始的那年，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后来又担任过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军委文革小组组长。1967年1月4日，他被陈伯达称为“救火队长”、“叛徒”、“执行刘邓路线的黑干将”，即专门扑灭烧向军队的“文化革命”的火焰，而遭受批斗。随后又被关入监狱，一晃八年。复出后，他便担任昆明军区第一政委，参加了指挥对越自卫反击站的战斗。后来又回到北京，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兼政委，直到退出二线。

我和这位将军一见面，就被他那惊人的记忆力，和精确、独特的政治见解所吸引。他丢掉拐杖，拉着我坐到客庭的沙发上，慈祥而又亲切的目光打量了我一会，他的夫人亲自给我端来了茶水。我们就在无拘束的气氛中开始了交谈。

三月初的北京，空气清凉、潮润。刘志坚身着灰色的中山便装，不时地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乘他沉思的空儿，我也打量了这位将军。他，中等身躯，满面红光。虽然年过八旬，一头稀疏的头发已微微化白，但仍是精神矍铄。看得出来，他的性格直爽刚强，是那种为人好说爱讲的钢铁汉子。也许就是这种性格，他被江青、陈伯达等人所不容。文化大革命搞了不到一年，他就尝到了铁窗的滋味。

刘志坚同志是湖南平江县人。1928年他参加了著名的平江起义。1930年加入青年团，一年后成为中共党员。他先后担任过平江县长寿区赤色工会委员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政治部秘书处处长、青年部部长、民运部部长、宣传部部长等职务。红军长征时，他担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职务。抗日战争时期，他任129师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副主任，东进纵队政委，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委一局副局长。解放战争时期，他是晋冀鲁豫军区第十纵队政委，二野四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过军委情报部副部长、部长，总政宣传部部长、总政治部副主任。1955牛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

他板着指头回顾了走过的路程，话题便回到了“文革”初期。他缓慢地说：“文化革命一发动，我担心就是怕把军队搞乱。军队一乱，外国的敌对势力一扑上来，我们则防不胜防啊！所以，那时我横下一条心，宁可犯右倾错误，就是杀我的头也要顶住极左派的压力，坚决保住军队。我当时一切都不考虑了，我感到无愧的是，我终于顶住了。陈伯达训斥我是‘以战备压革命’，我说我是听军委的，听老帅们的！”

这段话，不管当时是否那样说的，但是现在概括了他那段岁月里的真实思想。1966年1月下旬的一天，刘志坚刚上班，办公桌上的电话就响了。他抓起电话，里面传来一个熟悉女人的声音：“是刘主任吗？我是叶群。林总让我告诉你，江青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的文艺工作的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就够了。你同肖华商量一下，拟个名单报给我。最好肖华同志能去。另外，可能还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你们准备一下。”

刘志坚抽出铅笔，在一张纸上作了记录后，回答说：“我马上和肖华同志研究，决定了便向林总报告。”

经和肖华研究，决定参加人员应包括文化部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肖华再三要让刘志坚带队去，推辞不掉，他只好接受了任务。见江青前，刘志坚召集他们开了会，统一了认识。一致认为部队文艺工作的方向是对的，成绩是主要的。毛泽东批评文化部、中宣部的那些问题，部队不存在。他认为，一旦部队的文艺工作被人打开缺口，就会影响其他，就会株连到好多忠心耿耿地为部队建设做工作的同志。但是，江青召开的座谈会，基本上是如的一言堂。她把大家召集到一起，自己说一通，然后就是看电影、看戏。别人很难插上话。

刘志坚见江青从2月2日座谈以后，一直在骂文艺界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着舞台”，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次他刚说了句：“部队文艺方向是对的”，江青就打断了他的话说：“这是罗端卿的观点，是错误的。部队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八一电影制片厂也出了象《抓壮丁》这样的坏片子吗？我看了以后都哭了。”

2月11日，刘志坚在向肖华和肖劲光汇报座谈会的情况时，明显地表示了对江青的不满。他说：“我们看了的电影，大家都认为是好的，江青就说不行。她否定的东西太多了。京剧不行，这么多电影不行，那群众看什么？那电影院、戏院不就该关门了吗？江青认为写英雄的不行，写中间人物不行，那该写什么？中间人物是客观存在，我认为还是应该写的，也是可以演的。不然就什么也别想干了！”

2月19 日江青宣告座谈会暂时结束，让他们先回去。刘志坚为了向总政党委汇报，同参加会议的其他同志一起，根据江青多次谈话的精神，写成了《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议纪要》。

20日晚《汇报提纲》由上海警备区打印了30 份。当研究这个稿子给不给江青时，刘志坚说：“如果不给她，她知道后肯定会发脾气，为什么背着她，不告诉她？要是给她一份呢，她可能会不满意。”考虑的结果，认为还是送她一份合适。于是，2月21日，刘志坚把《汇报提纲》给了江青一份。

果然，刘志坚等人乘飞机刚到北京，在机场就收到了江青的电话。她说那个材料“根本不行，歪曲了我的本意。没有能够反映我的意思，给我闯了大祸。”她要求此件“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并要刘志坚派人来上海，她帮助修改。

刘志坚把江青的意见和座谈会的情况向肖华汇报后，决定让陈亚丁带原稿去上海参加修改。这时，江青已经把陈伯达、张春桥也叫来，一块进行补充和修改。

3月18日，江青又通知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去上海讨论纪要定稿问题。第二天，他们三人就赶到上海，下午一见面江青就说：“你们给我闯了大祸！”张春桥插话说：“因祸得福嘛。”

江青听了，把脸一沉说：“这个纪要，毛主席已经同意，不能改了。”她把毛泽东3月17日的批示拿出来给大家看，很不高兴地说：“这份纪要，主席已经作过多次修改，就算定稿了。”

张春桥也在旁边帮腔：“不要在犹豫了，改了这么长的时间了，行了，行了！”刘志坚接过毛泽东的批示，见上面写道：“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该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他把批示还给江青，说：“既然毛主席都说定了，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这下，江青脸色才好看起来些，放缓语气说：“如果你们没有意见，就算定下来了。我告诉你们，现在斗争很复杂。周杨在苏州养病，听说我在同你们座谈文艺问题，十分紧张。他跑到上海来看春桥，打听消息，春桥没有告诉他。你们回去后，没有正式传达前，不许外传，要保密。这是一条纪律，定下来，一定要守纪律。这个稿子要给林总一份。”将军讲到这里，我插话问：“毛泽东在原来的底稿上加了多少东西？”

将军叶秘书给我找了一份材料，上面详细地记述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从初稿定稿的全部经过。将军说：“毛泽东在原纪要的标题上亲笔加上了‘林彪的委托’六个大字，这样突出林彪的作用。此外，他还对内容作了若干较大的修改。3月30日，我看军委常委没提出什么修改意见，都划了圈，就找陈亚丁修改以军委名义向中央和毛主席写的请示，并将《纪要》和江青刚强林彪的信，林彪给军委的信，一起上报给中央。当时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在外地视察工作，不在北京。那些文件就送给了务委书记彭真同志。彭真看后，说一份不够，要二十份。我又让人送去十九份。3月31日彭真办公室通知，要总政替中央起草一个转发《纪要》的批语。当天，我就和几个同志一起商量起草了一个二三百字的批语，立即送彭真。4月1日，经彭真批准，中央以传文形式，将《纪要》和批语印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核阅。当日，毛泽东批示：‘已阅，同意。’4月10日，中央将《纪要》批发全党，并附发了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同志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4月16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彭真同志所谓的“错误”，中央领导同志认为我们起草的中央批语，对《纪要》评价不够，要重写。5月2日，中央通知收回发出的《纪要》和批示，并于5月10 日前下发了有新批语的《纪要》。”

将军说到这里，心情很沉重的。我理解他。在江青等人起草这个《纪要》的全过程中，没有说过半个“不同意”，倒是刘志坚当着江青的面，几次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为此，江青、陈伯达始终耿耿于怀。1967年1月4日刘志坚被打倒以后，其中的一条罪状就是“破坏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随着“文化革命”的步步升级，刘志坚怕把军队搞乱的担心越来越大。他利用当时担任“中央文革副组长”“军委文革组长”的职务，想法设方地抵制江青、陈伯达等人的极左主张。

在1966年8月初召开的党的八界十一中全会上，在讨论起草十六条决定的时候，刘志坚力排众议，经过一番唇枪舌战的斗争，才写下了第十五条的这一句话：“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二十三年后，刘志坚回顾这段历史，微笑着对我说：“当时我坚决主张写下这一条，就是为了掌握主动权，不让江青陈伯达和康生等人插手军队。因为他们一插手，非把军队搞乱不可。那一段，军队一些院校的造反派也是要冲击机关，揪斗军委和总参的领导同志。我一连发了五个电报，明确规定：‘军以下单位不准搞四大’，不准搞串联”，‘不准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冲击军事机关’等等。接连几个不准，硬是把我他们造反的气焰压下去。陈伯达骂我是‘军内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又是‘刘邓路线的代表’，我也不理他那个茬。我的态度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反正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不把部队搞乱。这些电报可以找来给你看看，足见当时斗争的激烈。”

1966年10月，军事院校的造反派们把“向军委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一类的标语，刷向街头。他们公开把斗争锋芒指向了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几位老帅。刘志坚一眼看穿造反派的背后，是有人支持和策划的。他给四位老帅准备了讲话稿，准备安排一次接见军队院校来京和驻京革命师生大会，让四位元帅公开和群众见面。时间就定在了11月13日。

这年的11月10日，毛泽东在林彪的陪同下，第七次检阅外地来京的二百万红卫兵和学生教师，毛泽东在检阅台上对一些负责人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就在这天，江青问刘志坚：“为什么军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是批不下去？你要考虑考虑这个问题！身为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你究竟干了些什么？”刘志坚把这话告诉了陈毅，陈毅说：“江青让我们死我也去死吗？就是不死，我偏要活下来，而且要活得更好！”

11月13日，在刘志坚的具体组织下，这天下午3点38分，周恩来带领陶铸、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杨成武、肖华、刘志坚以及各总部的领导人来到北京体育场，接见军队院校来京和驻京的师生七万多人，周恩来等领导人绕场一周后，大会正式开始。肖华主持会议，首先讲话，他说：“林副主席有点感冒，不能来见同学们，让我代他向同学们问好！”接着他宣布：“请陈毅副主席讲话！”

陈毅首先讲了军队不能乱的道理，他说：“我们七亿人口革命的中国，主要的依靠就是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海、陆、空有三百万，还可以组织到一万万，还有亿万民兵，还有几千万红卫兵，这是后备军。其他可以乱，我们人民解放军不能乱，其他组织乱不要紧，过些时候可以整顿好，我们人民解放军不能乱，我们解放军要有秩序，随时准备打仗，一声令下就开赴前线，和美国人实行武斗。我强调这意见很重要，人民解放军每一个战斗员、指挥员、学员，要有一个非常高的政治觉悟和战备观念，要有组织和纪律。我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要破私字，不要‘我’字当头，不要‘怕’字当头。我今天讲话就不是‘我’字当头，如果‘我’字当头就不能讲！讲的不对头就要到外交部把我揪出来，大字报给我贴出来，你陈老总怎么怎么样，敢字当头我就敢讲。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解放军要作模范，我们不要跟着他们去闹，闹，我是不赞成的！我完全欢迎大家做路线斗争，而且十分重要，要学会做路线斗争，不要乱搞。在这次路线斗争中我们最好学习毛主席和林彪同志。”

刘志坚带头鼓掌。

陈毅继续说：“敬爱的同志们，我是翻过大跟头，犯过大错误的，我参加过支持正确路线的斗争，也参加过反对正确路线的斗争，我讲这话是否吓唬你们呢？不是，你们年轻人天不怕，地不怕，还怕我吓唬？路线斗争有两种可能，可能犯大错误，也可能立大功。学会了路线斗争，比原子弹的威力还重大，千条万条是学会路线斗争，如果不学会，那损失可就大了。你陈老总不是泼冷水吗？有的人头脑太热，给他泼点冷水有好处。我可能讲得不对，你们毛著比我们熟，都能背下来，我们这些老头子，老眼昏花记不下来了。我提两句，一是顾大局，毛主席多年斗争就是顾大局，有的人往往把个人、小单位的事看得特别重。学生把中南海的大铁门冲开，有的人硬要冲国防部，我坚决不同意！二是要有胸怀。你们哪个同志受的委屈也没有毛主席的大呀。要做路线斗争，不在于报复。你整老子，你斗我四十八天，我要斗你四十九天，比你还多一天。你打我一棍子，我打你两棍子，什么滔天罪行呀，罪大恶极呀，罪魁祸首呀，等等。我都不赞成！这没有什么意思！受了委屈当然要讲清道理，不能和稀泥，折衷主义，不能温良恭俭让，但是道理讲清以后，我们要和那个犯错误的同志团结起来。这点很重要。我犯过错误，对这个问题有很深的体会。今后的中央委员会，有人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但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还要团结他们，这就是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的胸怀。我不赞成现在这个逐步升级的办法，口号提得越高越好，越左越好，犯了路线错误就是不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搞校长、处长不行，还要搞部长，搞部长不行还要搞副总理。对我们的错误既不要扩大，也不要缩小，我过去犯过扩大化、极端化的错误，做路线斗争要有一定的限度，有多大的错误就做多大的估计，超过这个界限，就要犯大错误。工作组这样那样的错误是有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应该批判，但是我们不能用工作组的办法对付工作组，必须用毛泽东思想去纠正，不能用错误的办法去纠正错误，错上加错效果适得其反。今天我没有资格批评任何人，但我四十年来犯过各种错误，右倾错误，折衷主义的错误，过火的左的错误。用犯错误的资格讲话，讲犯各种错误的心情，我能反映。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正确的斗争，我也能反映一点。一个错误不是斗，一个是斗了，一个是折衷主义，第四个是正确斗争。四种经验我都有。”

轮到贺龙讲话的时候，贺龙只是把空军第七航校一个群众组织的十条建议推荐了一遍，其中强调了“不介入、不干扰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不参加炮打司令部的游行和抄家活动”“不泄露军事机密，不带机密文件，不带武器”等几条。他说：“我们认为这个倡议很好，能做好就能把革命串联搞好。但这是一个单位的倡议，各单位可以根据你们自己的情况，创造更好的经验，把革命大串联搞好。”

徐向前的讲话，也是围绕着稳定军队的主题展开的。他说：“学生们要求领导答复问题，出来接见你们，要考虑到领导同志还要有时间处理工作，指挥军队。你们找他们谈话不能一天到晚，晚上又到白天。尤其是领导机关都是些老家伙，五、六十岁，有的还有病。我们并不妨碍你们的革命行动。希望你们不要做有损于解放军的事情。”

但是，叶剑英讲话时，他显然激动起来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时候，号召我们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两句话用在今天要好好理解，才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好。首先要关心大事，什么叫大事？大事就是关系到全国人民最大、最高的利益，最长远的利益。对外首先就是随时准备粉碎帝修反的进攻，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唯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国家，因此敌人非常仇视我们，正在准备各种力量来进攻我们。美帝国主义在越南搞战争的逐步升级，修正主义要搞什么大联合行动，企图控制越南，派了兵嘛！他们企图搞大战，组织联军，苏修想利用联合来控制越南打大战暴露我们的实力，象彭德怀搞百团大战那样把主力过早地给人家消灭。一个控制论，一个是速败论，一个是瓜分论，一个是亡国论。美国的战备向东移了五个师，快到六个师了。苏修也把兵调到东方新疆20万，印度自己够呛了，也拼命地反华。这个形势我们一定要看到。我们一定要关心国外这个大事。另一个就是国内的大事。从你们在体育场上张贴的标语中，可以看出两个方面，你看第一条：‘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一定要见毛主席’，‘我们坚决要见毛主席’，‘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等等，这十二条为一类。以十三条开始就错了，什么‘彻底批判总参文革小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军委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开火！’等等。对你们拥护毛主席和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这个精神，我们支持。另一方面你们也要考虑考虑，为了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某些院校的领导中犯了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围攻左派和压制左派的错误，对此军委和总政都及时地作了纠正。10月5日又发出了紧急通知，指出不肃清工作组的错误，就不能贯彻十六条，不能完成文化大革命。你们少数派敢于斗争，我们支持。但是任何真理都有一个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成为谬误。压制少数派现象从发了紧急指示，已经作了纠正，有些已经连续检讨，连夜挨斗，甚至挨打。二医大已经做过头了！做过头不但对个人不好，对军队也不好，任何事情做过分了也是错误的，特别是领导运动的人要善于掌握火候。我今天不点名，也不应该点名，我是闭一只眼睛，睁一只眼睛的。闭一只眼睛是放手发动群众，睁一只眼睛要看运动走向哪一个方向，我们的眼睛是亮的。我们不要不允许人家革命，毛主席说看哪一本书里就有一个不准革命的。你们想见毛主席，毛主席也想见你们呀！他在天安门上也很着急，急到什么程度？我们再三劝阻他，他自己还是跑到群众中去了。毛主席说，过去有个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在斗争当权派时，有的人没有阶级感情，明明人家有心脏病还要使劲地斗人家，这不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而是要整人，我听了非常愤慨！这是敌人的行为，同学们不要被敌人利用，被反革命利用……

“近来师生，要到军委去看大字报，这关系到全军的机密，要保密。我们认为院校师生不要去总部机关去看大字报。关于部队，特别是警卫部队，军委有规定，我们不要参加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解放军有自己的报纸，这就是《解放军报》，是军委总政的机关报，毛主席赞扬过嘛，是代表我们说话的嘛，是林副主席亲自抓的，是文化大革命的一面旗帜嘛。对他们的缺点是要加以批评的，但是一定要保护它，不要干扰它……”叶剑英讲到这里时，突然收到了一个条子，他看了以后笑了笑说：“有些个人听了我的话会怀恨的，他是要报复的。可是我相信在坐的几万师生一定会理解的。现在报告一个重要的消息，兽医大学医马的，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的一个战士叫李纪才，写了一个条子问肖华主任：‘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否经过林副主席批准？’同学们，你们相信我们吗？”

这时全场高喊：“相信！”

“我感谢同学们信任我们，我代表军委宣布，这个大会是经过林副主席批准的，我们四个人的发言不仅经过军委讨论，而且林副主席还看过。我们的有些话还是林副主席亲自写的。这个李纪才还提了个问题：开这个会林副主席知道吗？”

叶剑英的眼睛在四下瞅望的时候，整个会场已经沸腾起来了：“把李纪才揪出来！”叶剑英继续说：“让我代表军委向大多数同志除李纪才外，致以最大的感谢！毛主席说：子教三娘，儿子教老子，孙子教爷爷，你们青年人对我们是个很大的教育。但是还有一句，还有个多数教育少数嘛。什么叫大大怀疑呀，不能什么都怀疑，总理都到了，陶铸同志都到了，林副主席也是要来的，但是感冒了，我们劝他不要来了。这个李纪才，他说他是个战士，我看不是他要广播，我奉他的命令给他广播。”他把那张条子拿起来再次念了一遍：“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否经过了林副主席的批准？开这个大会林副主席知道吗？”这时，会场上再次出现掌声和人们呼口号的声音：“把李纪才揪出来！”

叶剑英得意地说：“从大家鼓掌和口号声来看，同意他的意见的人是很少的，感谢大家对军委的信任。要充分地说理嘛！解放军打解放军真是对我们的侮辱，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同学们，这样做究竟是有利了谁？对，你们说得对，是有利了敌人！”

11月1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规定指出：“中央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该宣布无效，全部清出，一律当众焚毁。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集中地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抓住大是大非，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促进广大群众的革命团结，防止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休，互相对立。”

同一天，中央文革小组宣布《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刘志坚对关锋、王力说：“工厂的事情我就管不着了，军队的事情我要集中地管好。”江青听了，很生气地说：“最好你什么也不要管，你那个臭水平，你能管好什么事情？现在军事院校的造反派给我来信告你的状，说你把一些老帅抬出来压制群众运动，你要想一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刘志坚坐在他自己的位置上，没有吱声。

会后，刘志坚给叶剑英打去电话，向他报告了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的情况。叶剑英说：“我们是军队，军队的运动要听军委和全军文革小组的指示，江青在全军没有什么职务，可以不听她的。这件事情，我要亲自报告林副主席。”当天，叶剑英找了林彪，向他报告了江青对刘志坚的批评，林彪说：“不要让军队乱起来，只要军队不乱，一切都好办。你还是再抽一个时间讲讲话，给军事院校的学生组织树立一些好的榜样。”于是，11月21日，叶剑英再次就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问题对军事院校的部分组织发表讲话，他说：“拥护伟大的毛主席必须以林副主席为榜样。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他对毛泽东思想钻得最深，学得最活，用得最狠，贯彻执行的最好最彻底。他是几十年革命的实践，就是拥护毛主席的几十年，林副主席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的理论武装了我军才能成为世界的榜样。林总提出了那么多的问题，仍非常虚心，说自己不够。林副主席就是我们老干部学习的榜样，要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突出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发挥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违背了这一点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如果特殊需要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接班人就是林彪同志。林副主席对毛主席思想体会最深。林总说‘我只有拼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听毛主席的话，相信毛主席的天才，相信毛主席的英明，相信毛主席的智慧’林总这样以身作则，是我们全党全军每一个同志的榜样，只有向林副主席那样学习毛泽东思想，才能真正拥护毛主席。林总是贯彻了‘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林总学得狠，我们要大吃一惊的，觉得我们落后了。再不学习就要被抛弃了”。会后，叶剑英把林彪的指示报告了刘志坚，刘志坚建议：“根据林总的意见，我看你和陈毅副主席再次召开一个会议，给他们纠纠偏，再次把周总理和陶铸同志请来，让他们也和大家见见面。用这个来体现军委的决心和方向。”叶剑英报告了周恩来后，周恩来先是婉言拒绝，但是叶剑英和陈毅再三要求周恩来和他们一起接见军事院校的师生，周恩来终于答应了。11月29日下午，周恩来在叶剑英、陈毅的陪同下来到工人体育场，绕场一周接见军事院校的学员。接见完后，周恩来告辞了，叶剑英和陈毅、肖华和刘志坚登上主席台，宣布开会。首先在大会上，陈毅就刘志坚报送给他的学生们的意见，有针对性地发表讲话，他说：“同志们，上次我讲了话大家有意见，要揪出来批判我，光喜欢听颂扬的话，听好话那不行。我们军事院校、解放军战士、党员、团员，革命群众就是要能听反面意见，不同的意见，反对自己的意见，我上次讲的也是有针对性的，不能看着同志们犯错误。我们过去是继承国民党和从苏修学来的那一套，现在取得一些经验，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大的创举，我们是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这是要用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有些人不讲心里的，光听好听的话，什么最光荣的，最正确的，最伟大，光荣又光荣，伟大又伟大，这不行这是不老实的态度，我们应该说老实话，我们应集中力量改革军事院校，学好毛主席著作，提高战斗力。我们不要修正主义，不能被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把持着，，要把它打倒，给全国树立榜样，给全世界树立榜样，这是最伟大的事业。”讲到这里，陈毅摘下架在鼻梁上的那双茶色墨镜，扫视了一遍整个会场，提高嗓门说，“我们军事院校和地方中学不一样，我们有基础，地方上差得多，不能把地方学校搬到我们院校来，但也不能把我们的搬到地方院校去，地方和解放军总是有区别嘛！工厂怎么能放假呢？这一放假国民经济怎么搞呀！国民经济瘫痪了怎么行呢？有些同志到工厂，企业、农村去串联，不知道这个厉害。我们要生活，一天停了工就要受到影响。我们军委机关，军区要搞，但不要引起误会，我们不是定调子计划框框，我们要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不是定调子，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去考虑问题。今天我讲了这么多，不是陈老总又要给你们定调子划框框，你急不能脱离地球嘛！卫星飞出去还要飞回来，什么“挑动群众斗群众”，什么“罪魁祸首”，什么“最后通谍”，什么“四十八小时要答复”，什么“一切后果有你们负责”呀……等等，看起来很吓人，但不能解决问题。没打中要害，真正的要害在那里呢？各单位的情况自己都知道。现在我很担心，但我不害怕，因为有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我们伟大的党。我们要真正的黑帮揪出来，现在都来斗领导，斗骨干，斗科长，斗他们在那里说错了一句话，做错了一件事，真正的黑帮没有斗，资产阶级当权派没有斗，现在资产阶级当权派坐山观虎斗。我们主要是斗黑帮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不要斗不是的，不要斗一般有点错误的干部，总是要区别对待。”这时，会场上一片掌声和呼叫声。陈毅压了压右手，使会场的气氛稍为平静了下来。他继续说：“路线斗争很重要，怎么斗法呢？我犯过错误，给大家介绍介绍是很必要的，路线的斗争不能打击面太大了，太广，所有的军事院校都是黑帮，都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负责怎么能行呢？你们要好好想一想，你们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放在那里？把共产党放在那里？我们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黑帮有没有？有！有大有小，是少数的。资产阶级的当权派有没有？有，有大有小，是少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没有？有！有大有小，是少数的。对待这个问题，要按陈伯达同志分析来对待，不按这样科学的分析不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改了，有的还没有改，我们不能夸大我们以前犯了两次路线错误，就是把错误扩大化了，简单化了，我们现在也有的是这样简单化了，扩大化了，一次检查不深刻，二次不行，三次不老实，四次不触及灵魂，五次，总而言之过不了关，一直检查到死了就完了，我们不能这样扩大化了简单化了，政治和生活要区别，我们要团结同志共同对敌，这样就会正确对待路线错误。毛主席说：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我们要正确地深刻地搞革命，不要损害好人。今天你们各单位情况我不了解，我不应该讲，不了解情况没有发言权，我以前了解了一些单位同志，他们单位就扩大化简单化了。大学还没有毕业，你们就这样凶，这样厉害，要整死人，如果你们再不改，我们交班也不交给你们。我们不能扩大化简单化。搞路线斗争我们要分清矛盾性质，他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敌我矛盾，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也不能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我们要识大体，顾大局，不要光计划小事小非，要抓大问题，不要拣了芝麻丢了西瓜。不能因为过去有人反对过他，斗过他，搞得他很苦，现在他上台了，就翻过来来一下，狠狠地整别人一下。毛主席最大的特点是有最大的气魄，别人把他赶下台，以后证明毛主席正确又上台，但他不是整他们，而是团结他们，该工作的还给他们工作。”

他接着说：“为什么要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今年五月份我和许多人交换意见，有人说这样乱，学生不听话，伤了感情，大家见面不说话，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敌对态度，这是不对的，我们现在各种思想，各种矛盾，各种思想都暴露出来了，现在把灵魂深处也暴露出来了，经过这样斗争才能更牢靠。我们不能否认文化大革命的成绩，通过乱才能治，只有毛主席的伟大气魄才有我们这样搞法。我支持革命造反精神，要提高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水平上来。我讲的话大家可以批判，有的就要批判我，我们可以互相帮助，着一次我讲的和上一次的调子是一致的。我讲的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对就可以了。你们可以参考。大家要求见毛主席是正确的，正当的，我们给转达，但要有时机。现在要等一等，今年不准接见了，明年四月份再接见。你们要关心毛主席的健康，七亿人口都要件他怎么办？我们外交战线上最困难的就是外宾一下飞机就要求见毛主席：我们要一关。他们要五分钟见一面也行，他们同主席握了手，洗脸也不用，带到非洲去。没有看到毛主席的感到很遗憾，只好告诉他一次来再给您安排说老实话，下一次来也不见得能安排，同志们要求见毛主席是正当的，但还有其他条件，希望大家谅解。”

最后，陈毅看到肖华不住地给他使眼色，就结束了他的讲话，摆摆手说：“今天的讲话，希望大家参考，可以斗批改。我这个人经常犯错误经常纠正。错了的，希望大家勇敢地批评。”

当肖华宣布“请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讲话”时，叶剑英站了起来，好长的时间在观察会场的气氛和人们的情绪，足足有五分钟后，他才开口：“肖主任要我讲话，同志们很冷，我也很冷。话头一次讲了，今天没有多少东西，也要找点东西讲讲，也没有什么讲的。刚才有位成都军区的，通过很大的奋斗才交出这封信，把心里的话都讲出来了。你们的信我看了，成都军区的领导人围攻你们，压制你们，你们十六个人来京告状，你们这种造反精神我们坚决支持你们。”说到这里，他抬起右手，指着对面的墙壁大声说，“同学们，场地上有很多的标语，中心是要见毛主席，这很好。其中有一条、两条讲到了陈副主席和我上次的讲话。你们看，‘陈、叶副主席的讲话是违背十六条的！’‘要批判各院校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首先批判陈、叶副主席在十一月十三日讲话中的错误！’‘陈、叶副主席讲话中的错误为运动制造了新的阻力！’落款是四医大红色造反纵队。还有，一八一、七医大写了二十条大标语，都是为李纪才提出问题，其中有一条是说：‘军委统帅是毛主席，副统帅是林副主席，你叶剑英说你代表军委全体同志，你有什么权力代表军委，代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讲话？’”

说到这里，刘志坚看到叶剑英的脸色非常难看了，他脸上的肌肉抽搐了几下，显然是在控制自己的感情。但是，很快他就恢复了自己往常的神情，他晃了晃手中的几张纸，说：“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写了一张纸，提了三条。我给大家念一念：‘敬爱的叶副主席’，你们听，又敬又爱，这里我谢谢了。‘第一，我们兽医大红色造反团全体战士恳切地要求你接见我们。’我也很想见你们，刚才陈毅同志讲了，只要有时间。‘第二，我们兽医大红色造反团全体战士恳切地要求你为李纪才恢复名誉。’但是他们没有提出办法，是在《人民日报》上登报？还是在《解放军报》上登报？所以没办法！同志们，这些问题要我们认真答复，时间会长。让我们把问题提出来，让大家思考吧！”

叶剑英讲了一番军队的纪律和道理后，神色俱厉地说：“我们军事院校的同志们绝大部分是革命的，战斗的，可是，的的确确也有小部分人败坏了我军的光荣传统。学雷锋，少数人坐火车关上窗户，不让红卫兵进车厢。红卫兵把车窗打烂了，进来说：‘你们这样的解放军我们不学！’这不是批评你们几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整个解放军的名誉，被他们这一小撮老鼠败坏了！还有的人跑到上海，要住大房子，吃好的，要小汽车，完完全全忘记了红军艰苦朴素的好传统。还有的到北京来，讲轻一点是一小撮不明事理的同学向国防部，向毛主席居住的地方猛冲猛打，毛主席是军委的统帅，副统帅林副主席是国防部长。象你们这些人如果我们不把你们当成一个反面教员来教育广大同志，我们就不算一个共产党员，就不是一个解放军的干部。同志们，你们这一小撮人不要以为这是斗志群众，这不是引起群众斗群众，你们这一小撮人再不改，就会成为废品，就是不能用的，是要处理的，是要被清洗的。我们做工作的就是要把你们的错误指出来。再也没有比冲最高统帅部、冲进国防部大冲大打，冲中南海更大的错误的了！严格讲起来，这就是反革命！同学们说是不是？”

在场的几万人同时高呼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

叶剑英说：“我解释一下，我第一次讲话声音很大，有些愤慨，其原因就在这儿！我与这些同学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也不认识你们，我就看你们的行动！如果不改，就要洗刷！我公开地告诉你们，有人在背后捣乱，你们不要上当。山西有个转业军人五十多岁了，既不是学生，也不是军人，给你们出主意，做你们的总指挥，在你们后面指手划脚的，我们就是要抓住你们背后的人！有些人的父亲是黑帮，自杀了，他想要报仇，有的人一家都在台湾，我们不把他揪出来能行吗？我们要是不把他揪出来还算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你们不要受人欺骗，要挽救你们呢。将来揪出来，你们就知道了。你们跑是跑不了的，希望你们赶快回头！要挽救同志们，挽救青年就是要苦口婆心。今天不是和四医大、七医大、兽医大作对，而是真正要你们按照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指示办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至于要我向李纪才公开道歉，我也不认识这个李纪才，有人说他好，有人说他不好，这是一件小事，不是把你孤立，不是把你们打成反革命！上次讲话大家都拥护，只是你们说是偷偷地开。当时只有一个条子，你们说是代表兽医大红色造反团的，可是你条子上就是你一个人嘛！不要有小资产阶级爱面子的观点嘛！”

会后，自然是这些造反派组织到处告状，矛头直接指向了叶剑英和陈毅。刘志坚把这些组织的信件转给了叶剑英以后，建议：“你是否抽点时间见一见兽医大红色造反团的代表，平息一下这件事情，否则他们还要继续闹。已经闹到江青和陈伯达那里了，江青质问我：‘是谁把这些老帅们推到第一线去了？这不是典型的要让老帅们去扑灭运动的烈火吗？军委文革小组到底安得是什么心？’所以，我看你还是去接见他们一下子吧！”叶剑英想了想，回答说：“那就见一见吧，时间就定在12月2日吧。”

11月9日──11月16日，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同上海市委的较量中诞生，陈丕显、曹荻秋采取不支持、不表态、不介入的三不政策，促使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小组亲赴上海处理这个事件的时候，刘志坚对肖华说：“张春桥这个人怎么能处理得了安亭事件呢？他的威望就不够，加上他本人就是从上海出去的，他干不了！应该派军队的同志去。”他把这话同时也跟陈伯达谈了，陈伯达告诉他：“让张春桥和姚文元去上海的，是江青决定的。江青对张春桥说：‘上海的工人起来了，走资派的面孔暴露了，现在需要把运动紧紧地抓在我们的手里，不要让一小撮坏人的阴谋得逞。’上海的运动看来是毛主席亲自要抓。”刘志坚把这件事情通报给军委的一些领导人。11月20日，上海时代中学学生陆荣根在中宣部贴出《重炮口对准陶铸猛轰》的大字报，揭发了陶铸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陶铸指示办公室向公安部报案，中宣部的人对陆荣根进行了辩论。12月1日，陆荣根再次贴出炮轰陶铸的大字报，遭到了一些人的殴打。他患病后回到家里于1967年2月12日在上海死亡。刘志坚看到大字报后，对总政领导说：“连陶铸都不得安宁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安全还有什么保证？运动这样地搞下去，就会走向偏路。”

11月21日，陶铸多次出面保护刘少奇和邓小平，他在中宣部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时候，再次说：“刘邓路线的问题主要是一个认识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们应该坚决反对给他贴大字报，要防止一小撮坏人利用这些来做文章。”

11月28日，北京召开了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等人参加了大会，刘志坚也参加了大会。刘志坚认真地听了陈伯达、周恩来和江青在会议上的讲话，并调了会议的录音仔细地研究了这些讲话。

陈伯达所作的开幕词中说：“今天的会议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历史上的文化革命，常常是从文艺方面开头的。我们现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正是这样。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即处在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的文化革命，由意大利一位伟大诗人坦丁，用他的文艺作品来表白历史的新开端。在我国以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为历史标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大革命，也由一位伟大的文化闯将──鲁迅，用他的文艺作品来表白历史的新开端。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用无产阶级宇宙观，系统地、彻底地解决了我们文艺战线上的问题，同时系统地、彻底地给我们开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条崭新的道路。

“一九六二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出了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在毛主席的这一伟大的口号下，在毛泽东思想的直接指导下，掀起了京剧改革，芭蕾舞剧改革的高潮，用京剧等形式，表达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群众英勇斗争史诗。这个新的创造，给京剧、芭蕾舞剧、交响音乐等以新的生命，不但内容是全新的，而且在形式上也有很大的革新，面貌改变了。革命的现代剧，到处出现在我们的舞台上。这种无产阶级文艺空前地吸引了广大群众，但是，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却咒骂它。不为别的就是因为这种艺术的作用，将大大加强我国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将大大加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我在这里想说，坚持这种文艺革命的方针，而同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的贡献的……”

陈伯达讲完以后，江青讲话。她一开始就介绍了她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所谓认识过程，说：“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觉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惊异，京剧反映现实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后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得到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他组织人写的。第二个阶段，我和一些同志才想到要改。并且还得自己参加改革工作。多少年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方面新旧斗争的变化，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出现了新的文学艺术，以与旧的文学艺术相对抗。就是号称最难改革的京剧，也出现了新的作品。大家知道，在三十多年前，鲁迅曾经是领导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毛主席则在二十多年前，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并服务的方向，提出了推陈出新的问题，

“在今年五月以后，进入了全国性的几乎涉及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派工作队这个问题，我个人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六月一日，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发表以后，我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观察形势，分析形势，我感觉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这一个月，我开始大量注意学校。例如，南京大学匡亚明制造的反革命事件，西安交通大学的六、六事件，北京大学的六、一八事件。我很惊异，为什么一些出身成分很好的青年，从他们自己写的材料看，他们是要革命的，可是他们竟被打成所谓的反革命，逼的他们自杀，神经失常，等等。毛主席是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的，我是七月二十日回到北京的。原来应该休息几天，可是听了陈伯达、康生同志，以及在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的意见，我就报告了毛主席，我感到需要立刻跟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去看大字报，倾听革命师生的意见。事实同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派工作队的人所说的完全相反，广大群众热烈欢迎我们，我们才知道所谓的北大六、一八事件，完全是一个革命事件！他们把革命事件说成反革命事件，并且通报全国，以此镇压全国的革命师生。这时，我才充分地认识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队这个形式是错误的！他们不是把斗争锋芒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反动的学术权威，而是对准革命的学生。斗争的锋芒对准什么，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问题！我们的毛主席早在今年六月间，就提出过不要急急忙忙地派出去了。但又指出，问题不在工作队的形式，而在它的方针、政策。有些单位并没有派工作队，依靠原来的领导人进行工作，也同样犯了错误。也有一部分工作队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并没有犯错误的。这就可以说明，问题究竟在那里。

“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了百万革命小将，主席是那样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那样相信群众，是那样爱护群众，我觉得自己学习的还不够。这以后，红卫兵小将们走向社会，大破四旧，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拍手称快。但是过了些天，又遇到了新的问题，于是我们赶快找材料，调查研究，这才又追上不断发展的革命形势。我们就叫做紧跟一头，那是毛泽东思想；紧追另一头，那是革命小将的勇敢精神，革命造反派精神。跟和追，不是经常能够完全合拍的，是时而追上，时而落后于形势。因此我有什么缺点和错误，希望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批评我，写信也可以，写大字报也可以。凡是我错的，我都改。凡是我对的，那我当然坚持。

“从五月十六日到现在，六多个月了，就是这样，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因为注意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对文学艺术界的具体工作就抓得少了。这点，我希望得到你们的谅解。今后能不能抽出更多的时间来注意你们的问题，我不敢说。因为斗争的领域太宽广了。对于整个文学艺术领域的破与立的问题，目前我不能集中精力专门搞了。这可能要等到运动的某个段落，我的体力也还能支持的话，再来同文艺界的革命的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一块来建设为工农兵服务的无产阶级的新文艺……”接着，周恩来在会议上讲话，他代表中央军委宣布：江青任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然后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新经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新发展。我们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有千百万群众的高度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我们的目的，就是象毛主席指出的那样，要形成一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上面说的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支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贯串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

“我们的文艺团体，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单位之一。过去长期在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统治下，文艺界成为他们抗拒毛主席文艺思想和革命路线，散布修正主义毒素，制造资本主义复辟舆论的一个重要地盘。我们一定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决把一小撮盘据在文艺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统统揭露出来，把他们斗倒、斗臭、斗跨。

“凡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对领导上或对工作组提意见而被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都应该根据中央指示，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他们被迫写出检讨材料，应当交给他们本人处理。其他整群众的材料，应当全部烧毁，不许隐藏，不许转移，不许私自处理，否则，要受到党的严厉处分……”从1966年11月下旬开始，北京市自上而下地掀起了一股炮打中央文革小组和林彪的政治旋风。许多学校的红卫兵和学生组织联合起来，到处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公开为刘少奇和邓小平鸣冤叫屈，反对江青、陈伯达和林彪，有的大字报公开地把矛头对准了毛泽东。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讲：“这是一股反革命复辟逆流，是从刘少奇那个阴沟里刮出来的，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发动群众，把敌人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刘志坚看到这个会议的全部记录稿后，立即召集有关的负责人开会，分析形势。他对肖华、叶剑英、陈毅等人建议：“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对北京市的文艺团体频繁讲话，但是从来不对军队院校的学生组织和团体讲话，恐怕里面有文章。现在，军事院校的学生组织已经起来，到处告状，是否请叶帅再次到他们指定的组织和单位，去做做工作，把日益高涨的造反潮流平息下来，否则容易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制造机会。”这时，叶剑英等人也在密切地关注着整个形势。11月末到12月初，上海发生了震动全市、全国的《解放日报》事件。上海的一部分工人和各地在泸的红卫兵组织采取行动，封闭了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社。上海市委组织一些群众制止，从而爆发了大规模的武斗。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说：“这也好，进一步地暴露了上海市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派的反革命嘴脸，也可以大大地锻炼了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叶剑英有所准备了。

12月2日，叶剑英在刘志坚等同志的陪同下，在京西宾馆接见了李纪才和兽医大红色造反团的代表。叶剑英和他们一见面，刘志坚就说：“兽医大已经围攻了李纪才，被批斗过了。”叶剑英笑呵呵地说：“我就怕多数派围攻你，结果还是围攻了你一下子吧？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要经受锻炼嘛！”

听取了李纪才等人的汇报后，叶剑英说：“我想讲一讲你们兽医大的情况，你们这个大学也是国民党的那个老摊摊了，应该好好地斗一斗、造一造反了。二医大也不例外。你们回去把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权威斗倒斗臭，把全军所有的院校改造成一个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李纪才呀，上两次军委开大会，也不是因为你提那个条子想打击你。我们支持你们，就是你们左派敢于斗争，不善于斗争。两次讲话就是要用很大的劲儿扭转，我们准备还要召开代表座谈会，开个会，昨天我们还开了一个会专门研究如何支持左派。有些地方出现了半夜抓人，车轮战术，把斗争对象搞得精疲力竭，还有的私设公堂，严刑拷打，戴高帽子游街、罚跪、低头、披麻带孝、劳改、画花脸、抄家，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就冲中南海，冲国防部。这样地脱离群众，人家同情你敢干，但是不敢加入。哪个教员反动，可以批判，但是你不能砸了人家的坛坛罐罐，到时候你还得给人家买一个。十三日、二十九日的讲话，我是从全军的利益出发，从最高峰出发讲的。主要是根据林副主席讲的做好样子的指示来讲的。国防部、中南海，红卫兵都没有冲过，我们自己冲自己的司令部，解放军打解放军，那还行吗？这个东西如果不批评，将来对继承人都有很大的影响。以前开了两次会议，我们都扭了，十三号的会议有不好的影响。我已经知道了。”

有人插话：“主要是有人歪曲了首长的意思。”

叶剑英点点头说：“接待站的人说29号的会议不要开了，我说还要开。要消除不良影响。我们还要开会来纠偏，使你们懂得策略。这个会就是要很好地支持左派和少数派造反，当然也不要小野心家。什么是小野心家呢？就是学校里你串联三、四十个人，我串联二、三十个人成立什么组织，当个小领袖，象北大八十七个组织那样。左派敢于斗争，但是不善于斗争，我们以后就是要很好地支持左派，还要相信左派的大多数。你们回去好好地干，把兽医大学那个旧摊摊彻底打烂，把兽医大学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最后，叶剑英和李纪才互相赠送了毛泽东的语录，叶剑英分别给三个学生的语录本题字留念。给李纪才题的字是“李纪才同志留念”，给董会瑜、孙丕真的题字是：“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李纪才等人表示：“我们绝对不会辜负首长的期望，一定要把兽医大学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叶剑英高兴地笑了。

就在这个时候，正在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江青和陈伯达已经获悉了部队文化大革命的详细情况。他们向主持会议的林彪作了汇报。江青说：“现在不仅是工矿企业有人在有计划地抵制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就是在军队里也有人在拼命地执行和贯彻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更甚。”12月3日，听取了各种汇报的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发表重要的讲话，他指出：“这次会议扭转了陶铸等人指导工交会议上的错误，使会议要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基础上重新进行。工交系统也必须开展文化大革命，不能成为全国的死角。工交系统有薄一波的东西，也有刘邓的影响，这些都是代表旧的、剥削阶级的东西，我们要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势，彻头彻尾地打破这些东西，树立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用十六条和即将通过的十条来破旧立新，使社会出现新的跃进。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环节，过去取得了两个革命的胜利，即取得了政权和改变所有制的胜利，不把文化大革命这场思想仗打胜，政权不能巩固，生产关系不能巩固，生产力不能发展，群众的积极性不能调动。”

林彪看了看已经到来的叶剑英，最后强调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搞学术界，现在进入工人、农民，进入了全社会，要席卷全国。过去讲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现在要迎接，不是堵，而是要扩大，要渗透到每个领域，要改变社会面貌。要有意识地扩大，深入，发展下去。当然不是放假、停工闹革命，而是要搞大批判，这个精神要永远地坚持下去。文化大革命是不能停火的战役，思想革命不能停火，要经常地打，长期地打下去。军事战场是可以停火的，思想打仗的成都不同，有大打，有小打。伟大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斗争的，批判的。忽视这个思想领域的革命，不是毛泽东思想，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只看见它，不看这个战线上的胜利，一切成果都会化为乌有，会背叛无产阶级，有利于资产阶级……”

叶剑英听到这些，心里十分纳闷。他感到自己的许多思想看来是和毛泽东以及林彪今天所讲的东西大不一样，追求的方向和目的也不一样，全国各地包括军队发展下去的方向都不会一样。一场尖锐的思想冲突可能不可避免地要到来了……

刘志坚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他指导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实际上是要解决陶铸、谷牧等人的问题的。过去他和陶铸的联系比较多，思想上受了他的很多影响，许多次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他都站到了陶铸和周恩来的一边，他几乎不敢往下想了。果然，到了12月6日下午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上，陈伯达讲话的时候，就把问题兜开了：“我要澄清几点意见。第一，我们重新制定的工矿企业的十条是作为安民告示出现的，工厂中许多问题没有涉及到，但是十条是包含了一个完整性。谷牧同志的《汇报提纲》，实际上是割裂了它的完整性，《汇报提纲》说赞成十条，实际上是反对十条的。所有各条都是同工交企业相适应的，但是如果把革命打掉了，十条就打掉了。第二，谈一谈工作方法问题。说工作方法问题，不是说文革小组的工作方法就很好，可以说文革小组的工作方法不好，我的工作方法特别不好，不会做工作，不会商量问题。但《汇报提纲》是不好的，事前也不同我商量，特别是没有请示过毛主席和林彪同志，我是计委的成员，大小计委都有我的名，但是没有和我商量。那天看了提纲，的确是个突然袭击，这个方法不好……”周恩来感到有点听不下去了，插话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写的，不能在汇报时光凭口讲，要有一个提纲。他们是开夜车搞的，可是来不及征求意见了。这个责任我来负。”这下，陈伯达才刹住话题，转到谈什么多数和少数的问题上去了。

所以，周恩来接着讲话，他说：“前几天，也就是11月24日下午，我讲了一下。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说方兴未艾，毛主席说：不能刹车，一个多月后运动必有发展。果然，现在势不可挡。我们要因势利导，要导要疏，不要堵，不要挡。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已经从学校发展到社会，学生到工厂同情被压抑的群众，也很快就发展到农村，中间还有一个商业。现在形势已经看得出来了，工厂、学校、农村、商业、服务行业、机关、甚至影响到军队。机关会从主要的机关，由上而下发展到各种专业机关。正如林总说的，运动正在向着广度和深度发展，势不可挡，你怎么能挡得住呢？伯达说这是革命洪流，是不能堵，只能疏的……”

林彪马上插话：“革命洪流的‘洪’字，应该改为红色所红。”

周恩来点点头说：“对！比如说对红卫兵，我们就认识不够，只准学校搞，不准别的搞。你不让他叫红卫兵，他就叫造反队。这不还是搞起来了吗？你不同意，你堵，他用别的名字又出来了。只要你不想镇压，就与反动路线有区别，你正在改正错误路线，反对反动路线嘛。你还压吗？你还要压吗？划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区别，区别就在于压不压的问题。毛主席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想通了这一点，就可以改正了。工人们要求组织，先存在了，你不能不承认嘛！……”

刘志坚知道周恩来在讲上海市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的例子，这是毛泽东在发动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所采取的一个重大部署。他已经隐隐地感觉到了毛泽东对这场运动的脉搏，的确在向另一个领域跳动。对他来说，那将是一个可怕的后果，真正要天下大乱的后果！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这个文件指出：全国的工人阶级要“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就是为了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生产的发展。”于是，全国又是一片轰轰烈烈的大混乱……

12月12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夺取新的胜利》的社论，社论强调：“目前形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广大的革命工人起来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革命的学生同工人群众相结合，出现了新的开端。”“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派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还在玩弄新的花样进行顽抗。他们假借‘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攻击革命左派；又假借‘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来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

江青终于要对军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实行干预了。她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会议上质问：“刘志坚，你为什么要把四个老帅抬出来压制军事院校的文化革命？他们四个老帅的讲话归结到一点，就是给运动泼冷水。这个你知道吗？这些会议是你组织的吗？”刘志坚还没有醒悟过来，陈伯达就大发雷霆：“你胡闹！你说，四个老帅的讲话是谁给他们搞的？”

刘志坚说：“是我搞的，是我根据肖华主任的指示给他们准备的，但是他们讲话并没有完全按照我的讲话稿讲！”

江青说：“好啊，你背着我们另搞一套！你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

1967年元旦刚刚过去，江青、陈伯达就向毛泽东全面地汇报了军内搞文化大革命和刘志坚采取抵制措施对抗中央文革小组的所谓问题。毛泽东沉吟了片刻，说：“叶剑英、陈毅、徐向前都要保！看来你们只能把这个刘志坚抛出来了。不把他抛出来，火就要烧到四个老帅身上去了，这就叫杀猴给鸡看嘛！”说完，哈哈大笑。

当天，江青就给林彪打电话，反映了刘志坚的所谓问题。林彪好长时间没有说话，叶群对江青说：“你让林彪同志好好考虑一下，再作答复。”

1967年1月4日，刘志坚正在总政召开会议，突然几个军事院校的造反派冲进来，高呼：“打倒刘志坚！打倒军内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走狗刘志坚！”他还没有醒悟过来，已经被打翻在地了……

就在这个月上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上，林彪就刘志坚的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得十分具体，指出：“现在全党全国是全面的内战，一方面是把批判资产阶级贩毒路线的战斗坚决地打下去，另一方面是不该打的地方不要乱冲。也就是又要革命，又不要乱冲。这次全军文革小组要大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他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内的代理人，他发表了许多不正确的指示。比如，运动初期撤销工作组的问题上他本来同意了陈伯达的意见，下来后他不知听了什么人的话又转向反对陈伯达的意见。在处理海军的问题上，他支持非左派来打击左派。海军这几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是以军事为重点，转为以政治为重点；以过去的非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为重点，转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为重点；以过去的官僚主义作风，转为非官僚主义作风。总之，海军这几年的工作成绩是不能抹煞的。但是刘志坚给李作鹏同志、王宏坤同志、张秀川同志扣上了什么夺权的帽子，扣上了‘地下活动’的帽子，这是不公道的……”

这天，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贺龙显然是最紧张的。他们曾经和刘志坚多次秘密研究工作，研究过李作鹏、邱会作、吴发宪等人的问题，现在看来他们原来的结论要翻烙饼了！政治斗争中的翻个儿意味着什么，他们自然是最清楚不过的了……

“刘志坚主张军委的领导同志接见革命师生，把几个老帅推向前线，推到第一线当炮灰，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是有他对抗中央文革小组的目的的。”林彪扫视了叶剑英等人一眼，继续说：“这几个老帅是好同志，他们是做工作的，不是不做工作的；他们是正派的，不是不正派的；是光明磊落的，不是不光明磊落的。现在有的造反派要把他们炮轰、打倒，这对军队是不利的。但是，在军队里并没有炮轰贺龙，贺龙到处夺权，搞山头主义。但是却不炮轰，没有人炮轰，这不正常。贺龙是不正派的人，是搞两面手法的人。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是资产阶级挑起来的，是资产阶级进行反扑，我们被迫应战的。”

这几句话，使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大吃一惊。贺龙听到林彪的这几句话，脸色大变，额头立刻冒出了一层冷汗……

林彪继续说：“刘、邓、陶铸和刘志坚，是他们向无产阶级挑战。贺龙这个人的手伸得很长，不仅军队到处伸手，而且在地方上也到处伸手。贺龙搞大比武，是个大阴谋。罗瑞卿的后台就是贺龙。贺龙是个大土匪，是土匪出身，拍肩膀、介绍老婆，搞旧军队那一套，四十年来灵魂深处就是一个大野心家。他吃了饭不干事，经常在家里请客、送礼，拉拢干部。许多军区、兵种、军种都有他的人，贺龙是反对毛主席的。他是一个封建地主野心家，混入党内捞资本……”

这一切，刘志坚都没有亲耳听到。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被造反派专政了。于是，他开始了八年的牢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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