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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贝:文化大革命不是决定中国经济盛衰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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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16 05:59:3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没有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假设必须建立在当时历史客观环境条件上。
社会历史无法改变,时间也不可能倒退,任何对历史的假设都是一种主观想象,不具实际意义。
“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会像美国一样富裕。”、“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已经进入民主社会,中国就会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倒退二十年”。这些话就像“是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一样弱智。
世界上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很多,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占大多数,为什么都没有美国富裕?为什么大多数没有成为世界强国?
中国倒退二十多年是解放前,那时候是政治清明还是社会民主?是经济腾飞还是人民生活改善?
没有文化大革命和建国以来二十多年的建设积累,没有社会改造的积累和沉淀,改革开放凭什么能突然出现暴发式的增长?换句话说,这种杀鸡取卵式的增长又需要多少年的调整?牺牲了多少后代的利益?
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人们仍可以通过回忆与思考,通过前后左右的比对,找出一些规律性或常识性的东西,从而回头审视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从而展望未来。
文化大革命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造,又破坏了许多传统文化。既打击了官僚体系,又强化了中央集权。既维护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又制约了其它所有制形式的发挥。既巩固了集体经济的发展,又限制了个体经济作为补充力量的作用。既放大了民主,又限制了自由。既实现了人民民主专政,又阻碍了法制的建立。既坚持了自力更生,又约束了对外开放。既突出了无产阶级政治,又打压了不同政治思潮。
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假设的话,起点必须建立在文革前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条件上,离开了这个客观存在,谈假如都是无源之水,没有意义。
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政治上会出现修正。
文革之前,无论是国家宪法还是党的执政,中国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基本点是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原则。除非改变国家政治制度,否则这个基本原则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问题是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话,中国会改变政治制度吗?只要不改变政治制度,中国政治只能出现修正,就像后天的特色社会主义一样,根本的东西不会改变。或者像前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只是对马列主义的不同解释。
在这些打天下的老共产党人掌权的情况下,即使没有文化大革命,改变国家政治制度基本没有可能。因为改变社会制度意味着对他们自己曾经革命的否定,是对自己信仰的背叛。没有毛泽东,他们也许会更左,也许会向右修正,却不会翻天覆地。
因此,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政治制度仍会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会改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仍然是革命的理论基础。可能会更实事求是一些,或者说政治上的禁锢会松一些。这种政治上的宽松带来的不一定是好事,很可能是政治上的混乱。
没有毛泽东及其文化大革命国家政权发生混乱是大概率事件。
只要有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必然会发生。失去了毛泽东这个中心,中国的权力层出现混乱是大概率事件。这种乱不一定是坏事,乱到一定时候会出现一个新的核心,从而使中国社会进入稳定期,随之而来的很可能是另一种国家权力形态。
以文革前的权力形态看,刘少奇将是接替毛泽东的第一人选。但是,从历史看,刘少奇在政治上会比毛泽东更左,在权力掌握上更严。刘少奇在政治理论、威望以及能力上都不如毛泽东,在指导经济建设和国家管理上会比毛泽东更务实,在权术上高毛泽东一头。
问题是虽然刘少奇很长时间担任了二把手,根基却不深。从建国以来的情况看,围绕他身边的主要是薄一波、安子文等“白区党”的人。他最大的弱项是缺少军队高级将领的支持,而军队是国家稳定的基石。只要他过于偏离毛泽东以前的路线,必将受到老一代革命家们尤其是军人集团的抵制和反对。
他可以利用却不能信任邓小平,因为邓小平与刘少奇历史上不是一个体系。尽管这样,邓小平仍然不能弃用,只不过这位不安份的小个子会给他制造许多麻烦。
只要刘少奇当政,周恩来是绝对不能用的。周恩来不仅仅是毛泽东的铁杆“粉丝”,重要的是周恩来在国家行政管理的威信让他施展不开自己的理念,更况且资历上周恩来高出刘少奇太多,而且拥护者众。有周恩来在,刘少奇无法施展。
国务院总理这个位置应当是薄一波,这是刘少奇体系中最有能力的人。无论是行政管理还是经济管理,此人都是个人才,而且在年龄上占优势(时年58岁)。
党和国家的二把手应当是非彭真。这个人在文革前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势力体系,离开他的话许多地方玩不转。但是,这个人与邓小平一样,放任的话迟早尾大不掉,只可利用不可重用。可以给他个名义上的二把手,放在接班人的位置上以示鼓励。
军队里面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这三个人刘少奇用不起,叶剑英、陈毅不敢用。徐向前作用不大,贺龙只能管具体事务。粟裕威望不够,只有聂荣臻可以发挥点作用。聂荣臻优势是既有华北军区的力量又有原115师的班底,缺点是心胸不宽,耍起性子来也了不得。
这种情况下,刘少奇党的主席兼国家主席的班底很可能是:党和国家第一副主席彭真。人大委员长邓小平,政协主席叶剑英。总书记刘澜涛,党的第二副主席兼总理薄一波,副总理陈云、李先念、邓子恢。军委第一副主席林彪,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聂荣臻,军委秘书长粟裕。国防部长罗瑞卿,总参谋长肖劲光,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总后勤部长张宗逊。中央办公厅主任邓力群,中组部长安子文,中宣部长刘澜涛。外交部长乔冠华,公安部长徐子荣。
这是一个没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过渡性班子,存在时间不会超过五年。一方面这批人大部分年龄上都超过七十,另一方面刘少奇要巩固权力必须采取措施让第一代离开政坛,从而把权力移交到邓立群、薄一波等人手中。
这种情况下的中国政坛一定是山头林立,互相争斗。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一股,彭真、陆定一、罗瑞卿、贺龙一股,这两股有可能形成联合,成为修正主义开放派。彭德怀、林彪、陈云、刘伯承等一股,邓小平、聂荣臻、叶剑英、李先念等一股,这两股会成为毛泽东体系的保守力量。
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出现刘少奇的国家治理理念处处受到制肘,当矛盾激化到一定时候,发生权力斗争将不可避免,谁胜谁负很难预料。
由于刘少奇在各大军区和省市没有基础,在中央高层分裂的情况下,这些“诸侯”们会依托高层靠山各自为政,协助上层展开逼宫或地方割锯,国家出现分裂。
假若没有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中国权力层出现分裂从而形成社会混乱是大概率事件。
没有文化大革命国家富强很难实现。
经济发展的条件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或者说生产关系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不改变社会制度的前提下,社会主义虽然提出了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但坚持公平社会、公有制、计划经济为主是基本原则。刘少奇主政下的社会主义中国不会放弃这一原则,任何放弃都意味着政治上执政基础的丧失,会受到来自共产党内部较大的阻力。
刘少奇会不会搞改革开放?回答是肯定的。但是,照文革前的社会状态和经济基础,此时的改革开放与邓小平后来的改革开放不可同日而语。因为那时候国家文化比较落后,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国家正处三年自然灾害后的恢复期,经济基础和各种工农业包括科技体系尚未完全成型,国家积累很少。即使搞改革开放,条件上远不如文革后的历史时期。
就集权国家而言,强人执政是强国的必要条件。一个政治强人可以形成核心,提国国民的凝聚力。能够统一国家意志,形成合力。
刘少奇无论从资历还是能力及性格上,都不具备毛泽东的强人条件。邓小平后来之所以成为强人,是因为文化大革使大批老干部受到委屈,他充分借用了这种力量,成为这些人的带头人从而形成强势。国家主要领导人没有强势,领导层就形不成核心。国家没有政治核心,其它工作就要受到影响,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强国建立都难以完成。像中国这种多民族的大国,强人政治是不可缺少的。
就国际环境而言,刘少奇在不改变国家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很可能与以苏联为首的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修复关系,比毛泽东更紧密的与社会主义阵营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必将受到世界资本主义阵营的压制。而且要经历东欧变色及苏联解体的阵痛,从而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
刘少奇因为经济发展而倒向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可能性很小,除非在受到国际共产主义及党内挤压下危及执政地位,借用外部力量或通过政治变革巩固地位。像苏联的叶利钦。通过国内政治力量或民众力量改变国家颜色几无可能,因为共产党在当时的地位无法代替。只要不改变国家性质,任何改革都会受到来自共产党内部保守势力和国际东西方力量的牵制。
刘少奇执政不会像邓小平后来那样突然打开国门,最有可能的是走陈云的经济路线,把经济发展关在社会主义制度的“鸟笼子”里,进行循序渐进的开放。
中国经济无法赶超美国还在于客观条件上。中国无论是地理环境还是资源上,包括国民素质和科技水平,都缺少成为经济强国的条件。不可能短时间内赶超先进国家,或者至少百年之内国家和人民的富裕程度追不上美国。就像印度、巴西、乌克兰这些大国一样,客观条件制约了发展。
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经济仍然不会出现爆发式的增长,中国像美国一样富裕只能是梦想。
没有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社会有可能出现崎型。
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成就是对中国文化的改造和对封建官僚主义的打击,这种改造对于进入现代社会,迟滞官僚主义形成起了重大作用。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一直致力于建设一个理想化的公平社会。他对官僚主义、封建主义和权力层的腐化堕落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这种不惜牺牲经济发展的政治管制和社会教化,对于国家的发展是一种健康的取向。
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显然是看到了掌权后的共产党人腐化堕落的苗头,危及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他这种对自己人动手术不断革命的做法,是政治家的高瞻远瞩。
刘少奇显然对此不以为然,因为他本身就不能洁身自好。他在夫人王光美的影响下崇赏享受是存在的,他的儿子14岁就在中南海参军。这种以身作则带来的很可能是官僚阶层的集体腐化,就像后来邓小平一样。结果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离民主政治越来越远,成为权贵资本主义社会。就像泰国、乌克兰等国家一样,资本寡头统治下的民主并不比集权制国家好多少。
其实看一下1966年清华、北大及国家重点院校干部子弟的情况就会明白,假以时日,这些红二代很快会走上社会舞台,成为国家重要领域的接班人。那时候再跟他们讲民主无异于缘木求鱼。而且这种由权力形成的利益集团把持国家会撕裂社会。两极分化会提前到来,一种扭曲的社会形态将成为必然。结果不一定比文化大革命好。
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也不会实现民主政治。相反,权贵当家作主的局面会提前出现。这种封建式权利结构带来的是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崎型,而不是民主政治的到来,也不会成为经济强盛的必然。
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一定会是另一种形态。
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实会如此巨大的凝聚力。没有凝聚力,中国就是一盘散沙。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文化改造就不会如此彻底,中国的现代化就可能推迟,国家很可能出现动乱。
  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不一定能真正富裕,国家不一定发达。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官僚主义盛行,社会丑恶现象和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将是勿庸置疑的。
文化大革命整治的是官僚阶层,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虽然突出政治,但经济仍然以年平均7.1%的速率增长,科技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民生活日益改善。这种发展是健康的,是在壮大国家经济和未来的基础上实现的。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了27年,邓小平改革开放已经近四十年。如果把文革后原来公共积累的损失、国家公共资源的出卖、国家债务和地方债务累计、民生社会福利的牺牲以及货币贬值、科技发展和整个世界发展的推动计算在内,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增长估计达不到文革时期平均的7、1%。
换一种立场和视角,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会出现政治博弈和权力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很可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和中国社会的大动荡,从而出现另一种形态的社会形式。
一种情况是经过共产党内部的斗争,党内一股力量占据上风。建立起既不同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形态建立。这个民主社会主义包括多党政治,民主与法治建设,但共产党一党独大的局面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存在。
一种情况是中国出现叶利钦式的强势政治人物,强制进行中国社会转型,进入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社会。这种民主社会的前提是共产党下台,进入形式上的民主,仍然是集权式的。
一种情况是中国出现分裂,形成自治省或者独立的政治体。这种时候,台湾独立了,外蒙、新疆、宁夏甚至东北、山东、广东和福建都可能建立自己的政治实体。这些脱离中央控制的政治实体会先于国家实现民主选举式的治理方式,最终的结果是出现邦联式的国家形态。经过较长时间的磨合,中国再次出现统一局面。这种情况符合“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社会发展规律。
最有可能的是出现乌克兰式的寡头政治集团把持国家政权,这种既不同于西方民主政治又与社会主义公平社会不同的社会形态,对国家经济的发展不一定是好事。
因为有毛泽东就会有文化大革命,假设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是排除了毛泽东。这种情况下的社会出现的一定是与毛泽东时代不同的另一种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还是破坏生产力都在两可之中。
文化大革命不是决定中国经济发展盛衰的关键所在。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的一场伟大社会实践,是对中国几千年文化一次大幅度的颠覆和改造。是对官僚主义的集中整治,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作为一场革命运动,她无法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相比,也不能与推翻封建王朝的辛亥革命和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相提并论。她只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场巩固政权和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没有脱离国家政治制度的本身。
这场以政治为中心的革命运动以改造社会倡导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中心,客观上对经济建设构成了冲击。但是,它对中国文化的改造,对国家权力机构的整顿,对人民当家作主的倡导,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探索仍然具有深远意义。
放大到社会历史进程中看,没有文化大革命或者沿着毛泽东设定的发展道路走下去,中国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实难做出准确的判断。若以事实判断,始终保持经济年增长7.1%的速率增长,中国目前的经济要比现在更稳定。
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到江泽民时代基本结束,胡锦涛和温家宝进行了十年调整未见成效。这种不可持续性带来的不仅仅是十年调整,而且是十八大新班子的重新顶层设计。能否扭转盲目改革开放所带来的错误走向,使中国转向健康发展道路尚未可知。国家凝聚力的弱化,两极分化所带来的危险。资源的破坏和环境的恶化,沉重的内外债。官僚统治集团的腐朽,社会保障的负担。强敌环伺的外部环境,中国国际地位的降低,都是邓小平功利式改革开放所留下的久债。背负着如此大的包袱在深水区挣扎,走出来谈何容易。
习李执政团队已经认识到民心丧失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一面重塑中国政治,加大对官员贪腐的打击力度,从而收拢民心。一面加紧顶层设计,加大力度调整国家经济发展方向。但是,现在的形势已不同于文革前夜。人们并不太关心政治的政确与否,更多追求的是生活的幸福和物质条件的改善。正因为此,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将是改革成败的关键。如果经济发展没有起色,新时期的政治和政权将会经受非常严峻的考验。
事实上新的执政团队正面临着两方面的挤压。拥护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一派不仅拼命想保住既得利益,而且并没有检讨和承认改革开放所带来的问题,把责任推到没有继续改革上。被改革开放牺牲和沦为社会底层的民众借力毛泽东公平社会的理念,把后天的许多问题怪罪到改革开放身上,从而出现对毛泽东的怀念和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这种不同价值观取向的矛盾如果得不到解决,很可能使社会出现族群分裂,从而阻碍深水区改革。
习李执政团队既要照顾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又要安抚大多数民众的情绪。既要扬弃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式的国家治理,又要与邓小平无序的改革开放切割。这种利益的调整是艰难的,很难找到平衡点。
没有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和对政权内部的整肃,国家富强昌盛不一定达成。没有毛泽东或者文化大革命会出现比文革更大的动荡将是大概率事件,由此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何种结果难以预料。
只看文化大革命的缺点就像只看改革开放的问题一样不公平,强调或夸大任何一方面从而把中国经济的盛衰与他们绑在一起都不是实事求是。
文化大革命不是决定中国经济发展盛衰的关键所在,虽然她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却只是共产党治理国家的一种手段。假设没有文化大革命,无法推论出中国经济是盛还是衰,是进步还是落后。
因为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必然,它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影响需要较长时间的历史来检验。没有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也会发生社会革命,这种社会革命是祸是福或者说与文化大革命相比孰优孰劣很难说清。

2014.3.25

http://wenbei.blogchina.com/21510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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