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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
（删节本《从“七律·有所思”看文革的发动》八千字发表于《炎黄春秋》2004年第一期）
古曰：“诗言志”，作为二十世纪巨人的毛泽东，他所创作的绝大多数诗篇都与他的政治理想和报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66年6月毛泽东写就的七律《有所思》就是这样一首政治诗篇，它真切地透露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复杂运思。今天我将从历史的角度来谈毛的这首诗所透露出的丰富的意涵，我给自己的要求是：1，所谈的都要有历史资料的依据，并兼顾到资料的平衡性，2，尽量做到客观，中立，当然研究者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价值倾向，但要有所克制。
我先简单说一下这首诗的背景。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降临北京，月初的第一天，刚刚改组的《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迅速传向全国。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次日又公布北京新市委成立的消息，影响所及，北京及几个主要城市的大学首先陷于动荡，继北大的陆平、彭佩云被宣布为“反革命黑帮”之后，北京和各地众多大学的书记、校长纷纷倒台。为了取代已“烂掉”的各大学党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主席依照历次政治运动的传统办法，向各大学和文教单位派出暂行党委职能的工作队。在他看来，这是新一轮的反右运动，只是运动的规模要大大超过1957年[1]。刘少奇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对这场来势凶猛的运动有些摸不着头脑，他们都惦记着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2]，同时，他们也不清楚毛泽东对这场新运动的具体想法。但作为中央第一线的领导人，刘少奇等必须承担起指导运动的责任。
刘少奇作为党的第二号人物，对党中央的某些最新重大决策知之有限，这是很不寻常的。半年前的1965年12月上旬，刘少奇忽接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直飞上海，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匆匆赶到上海的刘少奇下榻于锦江宾馆，但毛泽东、林彪均不住此。刘对即将召开的会议内容一无所知，竟向贺龙打听，对方回答：你都不知，我怎么会知道[3]。很快，谜底终于揭开，这是毛泽东临时决定为解决罗瑞卿的“问题”而召开的会议。同样的情况几个月后再次重演。1966年3-4月，正当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出访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等国，在返回昆明接到通知于4月20日赶往杭州出席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时，等待他的已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被打倒的既成事实[4]。进入5月，远在杭州的毛泽东又命刘少奇在京主持解决“彭罗陆杨”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却由康生在会上传达毛的最新指示。在这次历时23天的会议上，刘少奇扮演的只是一个会议召集人的角色，对会议的议程、全会通过的文件，无任何置喙的余地 [5]。6月1日，又是在刘事先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毛泽东命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由于对许多重大决策并不知情，刘少奇等急于想了解毛泽东对运动的意见。6月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前往杭州向毛请示是否向大专院校派出工作队？然而，毛说话却模棱两可，让刘等相机行事。刘少奇对这种情况并不陌生，多年来，经常也是这样, 有时，毛会具体指示什么；有时，又深藏不露，说的话上下几千里，全靠刘自己去领会、揣测[6]。为了确保准确执行毛的指示，刘少奇还是每周向在外地的毛书面汇报工作一次。
1965年国庆节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至1966年7月18日返回北京，在外地长达9个月，为毛历次巡视时间最长的一次，所思所行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酝酿文化大革命。1966年6月18日，毛泽东在极秘密状态下，住进了韶山的滴水洞，前后待了11天。据跟随毛住进滴水洞的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耀祠回忆，在这十余天中，毛“任何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毛“有时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象烦躁不安”。喜欢户外活动的毛这次一反常态，仅让张耀祠等人用轮椅推着离开洞口不过三百米，而毛的习惯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来散步，或者散步时间很短” [7]。形迹隐密的毛泽东在滴水洞陷入深深的思考。1966年7月8日，他在武汉给江青写下那封著名的信，可以判断，这封信的基本内容是在滴水洞形成的。除了这封信外，毛在这段期间有无其无其他抒发胸臆的文字？对此，外界长期不得而知，直至1996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集》，人们才知道，毛在1966年6月还写有一首《七律·有所思》，也是谈他对文革感受的，只是毛未注明写作此诗的地点。
毛泽东《七律·有所思》全文如下：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毛写这首诗正是在他发动文革的关键时刻，今天我要谈的“文革的发动”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文革是如何发动起来的？我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有两方面的动因，第一个因素：文革集中体现了毛对他所理想的社会主义的追求；第二个因素：他认为自己已大权旁落，而急于追回，这两方面的因素互相缠绕，紧密的交融在一起。
先说第一个因素，毛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他所理想的新世界究竟是什么？在毛的五十年代后期以来的言论中，特别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都有所反映，这就是一个高扬革命精神，保持革命战争年代高昂理想主义和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摆脱物质追求，思想不断“纯化”的新天地。可是用什么方法来实现这一伟大的理想目标呢？用毛的两个概念就可以概括：那就是 大抓阶级斗争和“斗私批修”——为了实现理想社会主义的目标，必须进行持续的阶级斗争，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就是不断提高“公有制”的含量；而在思想和政治层面，就是不断清除各种“剥削阶级和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在大风大浪中培养无产阶级新人，而斗争的主要对象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毛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在五十年代后期越来越激进，到六十年代进而发展到，把1949年后接受新中国教育，已加入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也看成资产阶级，甚至更加极端，把那些很早就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高级干部，也看成是“老反共分子”。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都重点强调文革的打击目标是 “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充分表达了毛的这个基本思路。
毛对市场的排斥，是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一致的；毛对“走资派”的看法则是一个创造，但以后在这个问题上，毛的思路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最先认为“走资派”属于“敌我矛盾”，到1968年后改称为 “犯了走资派错误”；毛对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的判断，则不符合原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划分阶级的依据是根据财产占有的多少，而不是根据思想意识。1966年文革爆发，毛将红卫兵给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改动一字：“池深王八多” [8]。毛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尤其是对人文知识分子的反感和排斥，流露出的是“反智主义”的情绪。
那么1960年代，中国又有哪些事使毛不满意呢？首先是他对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在六十年代初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感到很不满意，认为刘少奇“右”了，然而事实上刘少奇是正确的。在六十年代初那些严峻的日子里，大跃进运动的乌托邦的狂热造成的巨大的破坏使刘少奇中央领导同志等痛定思痛，痛定思安，他们心里清楚，在党犯下的错误中，毛占的比重最大，当然他们对大跃进的损失和灾难也都负有责任，他们愿意弥补这种损失和灾难，因为他们的心里都知道，在和平时期饿死几千万人不是小事情。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田纪云当时在基层，他对当年所经历的一切有刻骨铭心的亲身感受，他说：“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 [9]。 从当时的历史资料看，毛泽东也参与领导布署了全国的救灾救荒的工作，而处在中央一线的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更对老百姓怀有愧疚感，他们在非常困难的形势下，承担大量繁重的具体工作，努力恢复常规，秩序，挽救国民经济，把毛搞大跃进的一套（用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方式搞建设）束之高阁，或悄悄做了转换。刘少奇等还对内调整阶级关系，安抚知识分子和原工商界人士，给被打成“彭德怀分子”和“右倾分子”的几百万干部平反，并着手准备给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人搞“甄别”；对外希望缓和和苏联的紧张关系，调整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减少过量的对外援助；刘少奇等为了维护毛的领袖威信，对特大困难的解释是“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我记得当时小学老师说，猪肉是给苏联还债了）；刘宣布，大跃进不搞，但保留“三面红牌”的牌子；其它人都可平反，彭德怀等四个人不平反，刘在“七千人大会”上说，彭德怀给毛写的信没问题，彭的问题是“里通外国”。
刘少奇本是想为毛开脱，当然也是为他自己开脱，却把问题搞的曲曲弯弯，反而使自己不能理直气壮。刘少奇可能以为毛是会领他这份情的，谁知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毛对刘很是不满，毛判定，神州开始“有事”了[10]。因为在毛看来，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就是“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最多再加上一个“没有经验”。毛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右倾分子”不能一风吹，“右派”更是不能平反。毛坚信他和大跃进并没有错，反右运动更不错，大跃进就是多付出一点学费，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有些损失不算什么，关键是六亿人口的国家不能泄气。和刘相比，毛是一惯性到底，绝不松口，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期间说“责任田是走资本主义路”，又默任下面搞“三自一包”。当然刘少奇这么说，这样做都是有难处的，因为在刘的上面有毛这样的强势领袖压着，而且多年来的极左已使一部分同志的思维完全僵化了，极左的一套积重难返，刘少奇必须考虑到转弯子不能太快，可是这样一来刘也就使自己进退失据了，缺少了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应有的一惯性了。
就在这前后，一些特别敏感的现象也发生了，使毛泽东受到更大的刺激：1961年4月，发生了“录音事件”（即文革中广为传播的 “窃听器事件”），使毛极为震惊，但在当时，只是由中央书记处对有关部门的几个工作人员进行了处分，毛在震怒之余对此事并没有加以深究，中央办公厅的负责干部在事后继续留任原职。[11]但此事的后果十分严重，联系到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前后的一些说辞，诸如：“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一代不揭，下一代揭”，“我当国家主席出了这种 事”，“现在是非常时期”，“恐怕不能再说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等等，毛对中国党内是否有人也想仿效“赫鲁晓夫作反斯大林黑报告”的警惕大大加强，而毛的被伤害的感觉也更加强烈。与此同时，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些针贬时弊的作品，例如邓拓等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等；一些高中级干部通过不同的方式，呼吁要为彭德怀平反； 1962年8月初，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再版，全党开始学《论修养》，毛面临着建国以来最大的压力，刘少奇的威望急速上升。
毛的反映是“硬着头皮顶住”，但在当时形势的巨大的压力下，他还是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简短的自我批评，但内心是不悦的。毛忍耐了大半年，看到经济好转已成定局，于1962年8月开始反击，毛的法宝是重提阶级斗争，反击资本主义复辟，一下子就站到了革命的制高点上，使刘少奇等无法不接受。因为强调“阶级斗争”在1957年后一直是“主旋律”，谈阶级斗争是正统，不谈，少谈就是修正主义，而刘少奇也是这套叙述的主要创造者，他就是在六十年代初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才淡化了阶级斗争的宣传。现在经济好转，在毛的压力下，刘也认可应当重拾阶级斗争的口号了。所以，刘对毛重提阶级斗争并没有反对，只是希望别影响到经济的继续调整。他对毛批评的几个重要干部，例如：邓子恢，王稼祥，李维汉，以及习仲勋，贾拓夫等，也没有伸出援手。毛看到了刘的这些表现，在“敲打”了他几下后，就暂时放过了他，一来刘愿意改，迅速跟上了毛的调子；二来刘在北戴河会议上已认错，虽属轻描淡写，但已是自我否定，从而证明了毛的主张的正确性；更重要的是，当时经济刚刚恢复，刘的威望又很高，党内不宜有大波动。毛在当时和随后的几年对国家形势做了非常恐怖的描述：“城乡出现了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1964年2月，毛对来访的金日成说，在中国各种“搞地下工作”的坏人有1000万人，毛计算了一下：在6亿5000万人口中，这种人就占了1/65，就是65人中有1个[12]。继而毛表现出对“官僚体制”的极大的厌恶，他提出 “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的概念，严厉指责“城市老爷卫生部”,“帝王将相部”，“洋人死人古人部”， 1965年初，毛更提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
毛的这些激愤之词不仅是对当时党内外形势的一种过份反映，也流露出对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等的强烈不满，严格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困难时期部分地区在上级默许下推行的“三自一包”和农村中一度出现的商品流通现象（所谓“长途贩运”，“投机倒把”）是使农民活命的非常之举，刘少奇等并非有意和毛对抗，刘等对农民让步，实属不得已而为之；至于城市里的资本主义复辟，更是子虚乌有，也就是在1961-1962年，刘等才对知识分子、原工商界人士采取相对温和的政策，并让一些古装戏重上舞台，批准放映一些香港左派电影和少量外国“进步电影”，从而使多年紧张的社会空气有所舒缓。
然而，毛在六十年代对“官僚体制”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触及到新中国建立后体制上的某些弊端，这主要是官僚主义和干群矛盾的问题。1949年后，中国建成了历史上最完密的自上而下的国家管理体制，由此形成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干部官员队伍。部分干部欺压群众，利用特权，多吃多沾，进而贪污腐化，引致群众强烈的不满，这种情况历来如此，中央虽三令五申，也用“学习”，“整党”的方式予以解决，但一阵风过去，依然如故。刘少奇1964年指导四清，把打击重点放在基层干部，本意也是想解决这个老大难的问题。
毛看到了官僚特权的弊端问题，1964年他提到“高薪阶层”和“工人贵族”的概念，但从历史事实看，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工人贵族”。据上海总工会的统计：上海全民所有制职工的月平均工资：1952：65.18元，1957年：71.56元，1965年：69.58元，1966年，66.53元，1967年：57.16元。在1961—1965年：月工资在40---60元的，占职工总数的:89.69，月工资在71--80元的，占0.48；在81--90元仅占0.07 [13]。这个数字除去上海地区工资差别的因素外，比当时的一般基层干部的收入，包括一般知识分子的收入都高一些，（南京地区的大学本科毕业生转正后的月工资是53.40元）和农民相比当然很高，但是在那个年代，工人和农民的收入不是一个概念。
被毛批评的“高薪阶层”确实存在，高薪者主要是党和军队中的高级干部，民族资产阶级，少数名演员和少数高级知识分子。资料显示：1957年的少将月薪是350元；军队正营干部月薪是145元； 1956年16级干部月薪110元，17级干部月薪94元。除了军队中高级干部和地方13级以上高干的工资较高外，地方一般中级干部的工资和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的差距相差两倍左右。1956年一级教授月薪为345元（南京：333元），但全国只有56个一级教授[14]。
在大力推动国家工业化的五十年代，毛是绝不允许谈论这些问题的，尤其不允许进行工农收入的比较。广大农民看病难，建国以来一直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和此相对照的是等级严格的干部保健制度，这种医疗保建制度由来以久，当然是有问题的，可是过去毛未曾严厉批评。六十年代初他注意到“高薪阶层”的问题，在这前后他更注意到“干部生活特殊化”的问题，这对他是一个飞跃，可是用阶级斗争的概念来解释这些现象是不准确的，因为那些高薪者并不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是 “官僚主义者”或“官老爷”，最多就是贪图舒服，在群众面前摆威风，欺压群众，欺上瞒下，这是一种特权行为。毛批评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者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说到底，特权行为是和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共产主义原则相违背的。然而，二十多年前，王实味在延安就批评过这种现象，却被认为是“反党”；1957年，一些知识分子和群众又提出这个问题，被指责为“攻击党的领导”，“挑拨党群关系”，都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改”。在中国，在苏联，批评干部特权一直是一个禁忌话题，过去托洛茨基解释这是“工人国家蜕化”； 以后南斯拉夫的杰拉斯（即旧译德热拉斯）说，这是“新阶级”，苏联人骂杰拉斯是“修正主义者”， 中国也骂他反动。故而苏联看到六十年代初毛的批判官僚特权的言论，攻击毛是“半托洛茨基分子”。应该指出，毛批评苏联东欧国家出现了“特权阶层”是完全符合实际的，而指责毛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勃列日涅夫及其亲信，还有跟着苏联跑的东欧国家的多数领导人，以及不跟苏联跑的罗马利亚的齐奥塞斯库夫妇，他们都是一群热爱美食、好车和别墅，以及黄金饰物、高级礼品的特权分子。在苏联东欧国家，干部的权力来自上级机关的任免，工人和群众没有监督权和罢免权，也不存在真正的舆论监督，确实早已形成一个特殊利益群体或特权阶层。
毛主席希望中国避免苏联出现的情况，主观愿望是好的。他认为干部的变坏是下面几个原因：1，本来就是地主资产阶级分子，混入党内，即所谓“阶级异己分子”；2，好人成了“蜕化变质分子”，“忘了本”，被地主，资产阶级用“美人计”和几斤肉，几瓶好酒，几条好烟等拉下了水； 3，脱离群众，脱离劳动所造成。而解决的办法是：1，干部参加劳动，2，加强思想学习，3，间隔用搞运动的方式来清洗干部队伍。但毛在六十年代以前却是长期默认“反领导就是反党，就是反毛主席”这个规则的，这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铁的逻辑，给全国人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但是到了六十年代初，毛好像改变了，是什么原因使他改变的呢？可能毛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干群关系表面好像没有问题，但矛盾在增长，苏联存在的问题，在中国同样也存在。1962年初，大饥荒带来的破坏还没有恢复，全国人民都在节衣缩食，中央布署给17级以上干部提供副食品补助，广大干部都感谢刘主席，刘被认为是爱护干部的，而许多群众对此强烈不满。
毛做了一些努力来“缩小三大差别”，例如：要求干部参加劳动，1965年取消军衔制，高级干部降低工资等，文革初期毛又大力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但从以后的大量事实看，毛的反官僚主义，支持群众“大民主”的思想和行为又是充满矛盾的。
1，文革初期，毛支持群众造反，但没过两年，就在群众中“清理阶级队伍”，大抓“五一六”； 对文革中的“异端思潮”绝不容忍，“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红卫兵的“捉鬼战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文革中的社论语言： “谁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就集中反映了那个年代社会意识的强制性质。2，毛要建立新文化，培养无产阶级新人，鼓励“五不怕”，但文革的“破四旧”，“建立新文化”却是以禁绝中外一切文化的“反智”和暴力破坏的形式出现的。用国家的力量推行“革命样板戏”，实际上是“假大空”泛滥，文坛一片肃杀，“文艺革命”的后面其实是文化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毛喜爱传统戏曲，有关部门在文革时期秘密组织著名演员为毛排演 “折子戏”，再予以录像，送北京给毛欣赏。江青也利用特权欣赏“封资修”。文革期间，全国城市职工，包括干部，都没有调整工资，只有江青例外，从9级调到6级，月工资342.70元。 3，为了标明和“刘少奇路线”的区别，毛大力支持“新生事物”，例如：批判工厂管理中的“管、卡、压”，“下放科室人员”，大办“七二一工人大学”，主张“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这些都反映了毛对理想的社会主义的追求。工农兵上大学是好事，但在这个好事的背后是对其它群体关起了大学之门，又造成新的不平等。文革后期，毛甚至对一些人利用干部资源 “走后门”读大学表示理解和支持，毛的那句名言：从前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好人，从后门进来不一定是坏人，从字面上解释，这句话并不错，却使早已习惯于毛氏“二分法”的许多群众大惑不解。在文革中农村教育和合作医疗都有一定发展，对农民有所帮助，这些应予肯定，但是农村中小学的发展和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出现没有对城乡二元结构有任何触及，更没有解决农村的核心问题：农民的温饱和生活长期贫困的问题。
曾经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说：“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的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子，门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了？”“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 [15]
田纪云回忆到：我本人1965年在贵州也曾率团到农村搞“四清”，亲历“人民公社化”的所谓“优越性”。人民公社一般是一乡一社或一区一社，以生产队（自然村）为单位，集体吃饭，打钟上工，敲锣下工。一年四季，何时下种，种什么，何时收割，怎样收割，一切听从公社指挥。那个时候，农民要想务工经商，会被当成不务正业，搞点家庭副业还会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一家养几只鸡都有规定，超过是不行的。哪块地种什么都要按上边的命令做。行距、株距都规定的很细。种的不对，就要拔掉。在这种制度下，农民简直成了公社的“奴隶”，失去了生产的自主权，更没有产品的支配权，也就没有了生产的积极性。劳动时社员们像一把扇面，一字排开，一小时休息一次，一次半小时，实际上出工不出力，磨洋工，聊天、吹牛、说空话。结果是，公共食堂办了不到一个月就垮了，连稀饭也喝不上了。中国农民被折腾得够惨啊！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16]
消灭农村市场因素，确立城乡二元体制是毛及中央强力推动的，这和五十年代国家强力推行工业化有关，农民长期贫困则是和公社体制相联系的，这种体制又被毛理解为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而坚决维护。文革中的“制度创新” 反映了他对创建一种新制度的理想，但这些又都是围绕毛的政治目标来布局的。毛在文革前夕和文革期间的思想和实践表明，他是激进的左翼，是运用一切方法，包括传统的思想资源和方式来实现其理想和意志的左翼，同时他又有着“左翼的限度”，毛不时会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从他的左翼的高度后退，说到底这是因为毛有着互相矛盾的两面：他既是他所创造的体制的最大的造反者，又是这个体制的最大的维护者，他的内在的紧张性就在这里。
无可置疑，毛发动文革，是要用他的思想改变中国，他也要拿回他感到已旁落的大权。“大权旁落”是毛自己这样说的，现在流行一种分析模式，好像一论及毛的这个层面，就是不“深刻”，不“学术”，其实这是非常荒谬的。因为毛是何等人物，他哪是一个单纯思想人物？他是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的最高领导者，所以我说毛不仅是大思想家，他还是大政治家，他有两个基本的层面：思想的层面和政治操作的层面。
毛觉得因他退据二线，中国和党内出了大问题了，他说，他是有意“大权旁落的”，却没料到，刘等是不堪信任的。1964年12月，刘和毛就“四清”问题发生争论，刘又在毛讲话时打断他的话头，虽然事后刘向毛作了自我批评，但此事在毛眼里，非同小可，联系到几年来刘的一些思想主张，特别是1964年下半年刘搞“四清”的一些作法，毛判定刘有“取而代之”之意图。刘向毛检讨，说对毛尊重不够，但在毛看来，这不是什么“尊重”和“不尊重”的问题。用毛的话说，在原则问题上，他是不会作出任何让步的。毛将几年来这些分散的现象加以综合化，得出的结论是，自己的话在中国已不管用了，刘少奇等要把自己变成“牌坊” [17]。
1964年12月26日，毛71岁生日这一天，他难得的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设下宴席，请中央领导和一些劳模出席，事先他就准备在这个宴会上给刘少奇等一个突然袭击。据当年在毛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的回忆，那天毛的女儿希望参加生日宴会，但是遭到主席的拒绝。毛对其女儿说，“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骂娘” [18]。果然在宴会上，毛严厉斥责中央领导同志，使他们如坐针毡[19]。1964年末，毛又当着其他领导人的面，训斥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20]。现在毛要“反潮流”，要象孙悟空那样，搅它个“周天寒彻”。
毛以后说，从1962年“七千人大会”，他就看出问题了，但是看出问题和要解决问题还不是一回事，这就是看他有没有解决问题的现实的能力。此时毛要解决刘少奇问题的条件并不成熟，简言之，毛在形式上已退据二线，刘处在一线，而且刘的这个地位，也是毛一手促成的，从1945年中共七大，刘就是第二把手，二十年来全党也接受和习惯了刘的这个角色，刘好像干得还不错，威望越来越高，刘对全党的领导也基本形成了，中央的同志看起来也很团结，面对这个局面，毛只能采取迂回的办法。
毛虽面临困难，但他毕竟是全党的伟大领袖，他掌握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资源是巨大的，首先毛拥有领袖的巨大的威望。虽然因大跃进的失败，毛在党的高级干部心目中的威望已受到严重损害，但是党有严格的纪律，对毛的不满言论绝不会在党的会议上提出和交流；刘少奇等为了维护毛和党的团结，绝不允许在党内非议毛；在困难时期的老百姓中，虽然也出现了对毛的议论，但除个别以外，都被视为是“反革命”言论和“反革命”行为被迅速严厉地镇压下去了，在中国，除了幼儿，个个都知道，“反对毛主席，就是现行反革命”。尽管如此，毛还是心知肚明，党内外都有一股非议他的潜流，怎么办？是放任自流，还是迎头痛击？毛选择了后者，当务之急就是突出宣传毛和毛泽东思想，以修补受到损伤的伟大领袖的威望。毛亲自出马，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要求全党学习毛泽东思想，林彪也在这关键的时刻站出来，号召全军学毛选，毛随即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在林彪的鼓动下，对毛的大规模的个人崇拜越演越烈，刘少奇虽想降温，但无可奈何，因为刘少奇是最早宣传毛和毛思想的，他过去在这方面的工作，做的最多，如果限制林，一来会使毛和林产生严重误会，二来也是对他自己历史的否定。
其次，中苏论战给毛提供了把国际和国内反修战场连成一片的正当性。刘在六十年代初做的是：在外面反修（但不要和苏联的关系搞得那么紧张），而在国内实行一条务实的路线，但是这一来就有了矛盾和断裂，毛则理直气壮，占领了反修的制高点。毛说苏联变修是在苏共二十大后，其关键点就是大反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对内不搞阶级斗争，只搞经济建设，奖金挂帅，对外和美国缓和关系，投降帝国主义。毛在1964年说：中国的修正主义者，对内搞“三自一包”，对外搞“三和一少”。毛还抓住中苏关系紧张的事，调动全党全民的爱国主义的热情，例如那个年代老百姓都知道：苏修卖给我们的机器傻大黑粗，价钱还贵。刘少奇只能跟着毛的调子反修，但刘作为“反修战士”，总显得底气不足， 因为“1962年的右倾”成了他挥之不去的梦厣，没有几年，毛果真就给刘戴上一顶铁帽子：“中国的赫鲁晓夫”。
再次，所谓“一线”和“二线”的模糊性，给毛的反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一线”和“二线”最早是在1953-1954年提出的，不久就引发了“高饶事件”。1959年，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刘的“接班人”地位似乎尘埃落定，但在1960年上半年，毛仍在前台，在那之后到1962年上半年，毛有两年的时间似乎在“二线”了，那是因为出现了全国性的大饥荒和特大经济困难。从1962年下半年后，毛又走到前台了。刘主持一线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毛不在北京的时候，由刘主持政治局会议，但所有的决策，所有的重大的人事任命和所有的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都得由毛决定，拍板。严格说，毛一天也没有退出一线。但毛所处的“二线”地位给了他很大的便利，他可以不具体承担主持中央工作的责任，却是最高的监国者。按照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1961年应召开中共九大，此时开会，毛有可能会转任八大党章设置的“名誉主席”一职，但毛无意在此时开会，于是谁都不敢提开会的事，谁提开会的事，谁就有逼宫之嫌，结果是在打倒刘少奇之后1969年，也就是时隔中共八大13年后，才召开了中共九大。然而这也不能完全责怪毛，因为1943年3月的中央决定说的很明白：毛主席享有最后决定权，刘少奇则是这个决定的主要参与制定者。
下面就要讲到“准备”的问题。我现在说的“准备”，有两个依据：1，毛和其它“中央首长”（林彪，周恩来，江青，康生，张春桥等）在文革期间对这个过程的叙述，2，是我个人，也就是后人，对这个过程的看法。我认为，在1962-1964年底，不能说毛当时就要准备发动文革了，我们看到的只是毛要“改变”。文革真正的准备是在1965年开始的，它的直接表达，用毛的话说，就是要刘少奇下台。当然，这样一个巨大的事变不可以那么庸俗的叫做“赶刘少奇下台的运动”，那无法包含毛要改变中国，改变中国人，改变中国文化的宏大的理想，所以它应该有一个充满“正当性”的名称，开始它叫“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很快正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5年后，毛为发动文革做了哪些准备呢？
1，意识形态的准备。毛一辈子都有一个特点，做什么事，都要名正言顺，师出有名，在理论上先说明自己的正当性。六十年代后，毛有许多重要的思考，但他已很少像中年时期那样自己动手写鸿篇巨制了，他的一些片断的谈话，需要理论家帮他完善，使之系统化。六十年代初中期，他和刘少奇共享一批智力资源，同用一批“秀才”、“笔杆子”，这些人中有陈伯达，胡绳，吴冷西，许立群，王力等，胡乔木则在1963年初就因病离职疗养了。毛逐渐觉得北京的这套“秀才”班子还不够用，就又通过江青，在上海另组一个小班子，为首的就是张春桥，姚文元。这些理论家，前期以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为主，后期就是张，姚，帮助毛建构起文革的基本理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是毛晚年思想的精髓。和这些相配合，由林彪的军队系统率先大搞毛的个人崇拜的宣传，党的宣传机构也迅速跟进，几个核心概念在全国大普及，实现了充分的社会化，这就是：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到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阶段，阶级斗争无时不在，无处不在，阶级敌人到处有，党外有，党内有，知识分子中更多；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一定会反映到党内，老的资产阶级消灭了，还会不断产生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梦想复辟；反修防修是社会主义阶段的长期任务；毛主席是红太阳，大救星，全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毛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谁反对毛和毛思想，我们就和他拼”等等，经过多年的密集的宣传，为文革提供了充分的精神条件。
2，组织方面的准备。从六十年代初期起，毛对军队干部有着特别的信任，认为军队受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较小，1963年后，大批军队干部被抽调到党政系统，同时在党政机关，高等院校和大中型企业普遍建立起政治部，使军队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更加突出；1965年末，改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由军队同志担任主要领导，实行半军事化的管理；1966年5月下旬，复以中央的名义，成立以江青为核心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以提高他们的威信，为未来取代中央一线预做组织上的准备。在1966年春，又组织了首都安全工作小组等等。
1965年10月，毛离开让他沉闷的北京[21]，前往南方“踏芳枝”，所思所虑皆是“反击修正主义”的大事。1965年10月10日，毛放出空气：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又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可以造反[22]。在毛的想象世界中，违背他意见的“修正主义者”，早已盘根错节，非用大力不能摧毁。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只是一个试探气球，不出所料，彭真果然出面为吴晗讲话。毛不动声色，将其一步步诱入包围圈。1966年2月，在武汉东湖，毛与专程前来汇报《二月提纲》的彭真等谈笑风生，彭真等以为大功告成，可以将大批判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但是一个月后，毛在杭州彻底否定了《二月提纲》。毛再一次发怒：彭真是一个渺小人物，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他[23]。5月，更挖出“彭罗陆杨定时炸弹”——正所谓“青松怒向苍天发”，毛之发怒挟以雷霆万钧之力，犹如摧枯拉朽，“修正主义者”、“不听话”者，则“败叶纷随碧水驰”。（1967年2月3日，毛在北京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说，“好几年前，我就提出要洗刷几百万，那是空话，他们不听话嘛”，“《人民日报》夺了两次权，就是不听我的话。” [24
依毛泽东的逻辑，“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 [25]，他也一再告诫人民：“敌人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反动派，敌人者，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除了地富反坏右，如今又增添了一个新品种：“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只是要让这些老百姓眼中的大人物束手就擒，还需要坚强的意志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对于这些，毛从来是高度自信的。不久前，毛在《七律·洪都》中自嘲“鬓雪飞来成废料”，那是揶揄，也是对将其视为“牌坊”的刘等的一种愤怒。毛不仅精神旺健，身体也极为健康。他象战争年代指挥军事作战那样，精心擘划每一个战术计划。正是在南方，他指示加强军队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保卫工作[26]。1966年初，江青组织召开军队文艺座谈会，用迂回的方式向中央一线领导发起进攻。毛让江青去找林彪，随后又三次修改座谈会纪要，并在座谈会纪要上亲笔加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的标题，林彪则将这份文件报给刘少奇等，经刘的手以中共中央的文件发向全党。刘少奇知道，除了奉命唯谨，别无任何其它选择。从1965秋到1966夏，毛采取“剥笋子”政策，先批《海瑞罢官》，继而“揭露罗瑞卿”,再批判《二月题纲》，“打倒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一步步向刘少奇逼近。
1966年5月，“彭罗陆杨”倒台后，高级干部群情惶惶，在惊吓之余同时又缓了一口气，他们为党中央挖出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而感到庆幸，却再也不敢往下想了。进入6月，各省纷纷揭露出“三家村”一类的代表人物，大多是省委宣传部部长、文化、教育厅长，匡亚明、李达等都是在这期间被所在的江苏、湖北省委“挖”出来的。然而毛却渴望壮烈，为自己的下一步目标而思虑和振奋。
下一步的目标是谁呢？或曰：反修防修，深挖修根？只是毛从不喜欢无的放矢，反修防修须有目标，无此具体目标，一切大嗡大轰皆流于形式，现在毛到了下最后决心的关键时刻：是否赶刘少奇下台？
1970年，毛对斯诺说，在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条》时，他已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但这是事后所言，无从证明1965年1月至1966年8月毛在这个问题上思路变化的过程。事实是，1965年1月，在刘少奇向毛检讨后，毛似乎宽谅了刘，尽管可以看到的线索是毛在为倒刘做精心的准备。可是毛的思路又是何等的复杂多变，在做出决定后，肯定、否定、再肯定，符合毛的一贯风格[27]，这也是为何毛会独自一人长久陷入思考的原因。
从刘少奇1962年下半年以后的言行看，他在主观上是努力紧跟毛的布署的。 1963年后，刘具体贯彻毛有关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毛提出要“洗刷几百万” [28]，刘迅即部署在全国开展“四清运动”，甚至比毛还激进。毛说“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刘则加以发展，说“三分之一以上的政权不在共产党的手里”，刘还为这不在共产党手里的“三分之一的政权”做了性质判断，称其是“反革命的两面政权”。刘少奇甚至有破有立，在1964年创造出 “两种教育制度”， “两种劳动制度”。在受到毛严厉批评后，从1965起，刘就十分低调，他在重要会议上做自我批评，对毛的批评照单全收。1966年春夏间，刘也跟着毛批“彭罗陆杨”。
在那几年，毛、刘在理念上的分歧似乎并不明显，可是毛为何对刘的不满与日俱增？我想很大的原因是刘少奇“不听话”，“另搞一套”。刘是全党公认的理论家，但在中国，唯有毛才是革命的最高代表和新概念的创造者。例如，我们看不到毛之外的其它领导人有什么“理论著作”，就连号称“理论家”的康生，在建国后也没写过一篇 “理论作品”。如果仅仅是工作中犯了“错误”，改了错误，重新跟上毛的步伐，也就可以了。麻烦的是，刘少奇要搞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新式样，这才是真正“有事”了。1962年，为了要从认识论的高度解释困难时期全党犯错误的原因，刘特地把自己抗战时期的旧作《人为什么会犯错误？》重新翻印，发给高级干部阅读，毛迅速作出反映，几个月后，1963年初，毛针锋相对写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如此等等，刘的任何一点和毛相异的观点都有可能被放大，被解读为“离经叛道”。
再有，就是刘少奇有意无意中触犯了党内高层政治生活的“潜规则”。刘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风头太健，当年夏，刘携夫人王光美去了14个省市巡回演讲“桃园经验”，刘则一路开讲“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在中共党内，由领导同志坐镇，陪夫人巡回做报告，这是第一次。毛从没这样做过，他最多是在文革前出席观看过几个由江青指导的“革命现代京剧”，周恩来更不会坐镇现场让邓颖超做报告。
更为严重的是，刘在1964年8月初又说了一些“犯忌”的话，诸如：不蹲点不能做中央委员，开调查会过时了，因为基层干部不会在会上讲真话等等。“开调查会”是毛在革命年代所发明的一种工作方法，党内大大小小的干部都知道，如今刘却直言毛的这一套“过时了”，尽管刘说这些话不一定有针对毛的涵意，却极容易造成误会，被认为是“贬低毛”。前几年出版的王力的回忆录提到，当刘少奇在1964年8月初的北京干部大会上说了那些犯忌的话之后，江青跑到毛面前哭诉告状：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29]。无疑，江青的这番话对毛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这一年刘“挂帅”领导 “四清运动”，一声号令，150万干部下乡蹲点，刘的威望之高，动员能力之大，都使毛产生警觉。
老人家的隐蔽的世界，他的同志们很难猜度，只有极个别的人才多少有些领悟[30]，但在1965-1966年上半年这个微妙敏感的时刻，他们都不愿也不敢去影响他的决定。毛的那些高级同事们虽然知道一年来毛对刘少奇的不满，然而十余年前高岗反刘的下场给他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们谨言慎行，谁也不愿涉足两个主席间的矛盾。林彪在他的读书杂记中告诫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也就是决不先出头，“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31]。康生在这类问题上也是“九段高手”，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毕恭毕敬，六十年代初，还主动请缨，要为刘编《选集》，即使在他个人大出风头的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也顾忌良深，他在大力歌颂毛的同时，也不忘检讨自己在历史上犯下的反对刘少奇的错误。长期在中枢行走的陈伯达，一直在两个主席间走钢丝，生怕稍有闪失，就会坠入万丈深渊[32]。确实，扳倒刘少奇，将是中国政坛上的一场8级大地震，毕竟从1945年中共七大始，刘就一直是党的第二号人物。可能刘也意识到这一点，尽管他知道毛对自己有不少意见，但他显然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质，刘可能认为自己为党为国，问心无愧， 1966年6月，仍派出夫人作为工作队员，进驻清华大学。刘一步步进入了包围圈。
从6月20日后，7月13日、19日、22日，围绕派工作组的问题，中央上层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笑脸相迎的康生、陈伯达，在会议上突然与刘发生了顶撞，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情况。一年后的1967年5月，林彪在陪同毛会见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时插话说：现在没有犯错误的同志，都是事先经主席交过底的 [33]。
毛泽东为自己下一步的设计而振奋，打倒“彭罗陆杨”，这不算什么，在这之前，不是也打倒了“彭黄张周”？即使在苏联、东欧国家，这也属平常现象。1957年，赫鲁晓夫不也搞出个“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中国要使世界震惊的何止是揪出几个人，而是要培养共产主义新人，创建共产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和新文化，这是何等令人血脉贲胀，这才是惊天动地的伟业！毛已清晰看到不久的将来，“一声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毛泽东在南方6月的潇潇雨中，想得很深很远，他坚信，他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因为毛是在与人类的痼疾，人性的基本弱点——“私”作斗争，说到底，在他看来，刘所代表的就是“私”：在平庸的世俗生活的包围下，一些共产党人对发展生产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发扬革命精神的兴趣，而在发展生产的背后，则是与资产阶级精神相通约的那些因素：追求舒适，追求物质，追求享受。毛就是要和这种“退化”作斗争，他相信，“公字当头”的新社会是可以设计的，人性是可以改造的。当然，这场革命最后能否胜利，现在还难以肯定，自己被打碎也完全有可能，将来的革命是否也将取得胜利，现在更不知道，然而这一切阻挡不住毛的不容拂逆的意志，那些顾虑暂且放在一边，也许几百年后，人们会认为今天的这一切都是可笑的[34]，但那是以后的事，眼下要考虑的是具体问题，这场革命将以何种方式来展开？
不久，毛泽东就找到了领导革命的具体形式，这就是在党的垂直机器之外，通过重组党的宣传媒介，再建立一个领袖与人民直接对话的新渠道。在这个新形式中，将实现领袖与人民的直接交流，而毛将以人民的化身来指导革命。毛将暂时把党机器搁置一边，在他的眼中，党组织已被以刘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牢牢控制，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把毛的一切设计加以过滤和改造，使之适合于他们的需要。毛已不愿意再做“牌坊”，他要重新回到中央领导的第一线，他所掌握的力量将是在他之外的任何人都永远无法掌握的，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集合名词“人民”。当然，人民是不会自发产生正确思想的，惟有人民的化身毛，才能给人民以思想，所以“故国人民有所思”，实际上是毛代表人民在思索。
毛在6月思索的果实很快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表现了出来。1966年7月16日，一声惊雷震惊中国和全世界，73岁高龄的毛在武汉横渡长江，突然在人民中现身，在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毛与人民已水乳交融，毛终于实现了领导这场革命的具体形式。几天后，毛主席返回北京，1966年8月5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以《炮打司令部》而使刘少奇下台，由林彪取代刘成为第二把手。
毛为什么能顺利发动文革？一年多来，他小心翼翼，精心准备，把一切最坏的可能性都事先想到了，并做了认真的防范，但预想的各种“修正主义者”做“坏事”，搞“政变”的情况，一件也没有发生!严格说，他老人家发动文革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彭真抵制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一经毛出面反击，倾刻瓦解，刘少奇则完全是坐等自己的倒台。毛可谓一路乘风破浪，所向披靡，最重要的原因乃是毛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在体制，意识形态和道义上都享有巨大的合法性：
1，毛就是党，这个概念深入人心。“彭罗陆杨”出问题，对党的形象没任何影响，刘少奇下台，任何人下台，都不会损伤党的威信，最多就是需要修补一下，（这个工作，文革中主要是通过周恩来做的，周解释了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为什么刘错误严重，但只是到了1966年才揭露），由于这个原因，文革初期全国各级党委都被砸烂了，在毛看来也没有关系，因为有毛在，有毛领导的军队在，就是党在。
2，从建国起，我们宣传、教育部门的主要工作就是歌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这种工作每天，每分钟都在进行，贯穿在一切领域，使得毛和毛思想在人民中拥有巨大威望。他在大跃进中犯的错误，老百姓一点都不知道，群众都相信毛英明伟大，只是底下的干部欺骗毛和中央，文革中甚至出现刘少奇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罪魁祸首的论调；毛在文革中改组了党的意识形态系统，毛通过不时发布“最新最高指示”，亲自或通过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对毛思想作出直接解释，更增加了毛思想的权威性；毛还找到一个新渠道，在个人崇拜的大环境下，和人民直接交流，1966年7月16日在武汉畅游长江，以后又在天安门八次接见红卫兵，直接发动群众，文革期间意识形态不仅没有出现真空，而是实现了毛对意识形态的完全、彻底的占领，这使得毛拥有独一无二，任何人都没有的巨大的社会动员和统合力量。
3，毛要修补体制的弊端，群众觉得毛关心人民，和人民心连心。刘少奇在文革初期“打压”学生，要打他们“右派”，毛则是解救他们；“走资派”搞“三名三高”，毛要搞“平等”，反对特权；“走资派”支持“城市老爷卫生部”，毛号召医生下乡给农民看病；刘保护，爱护17级以上的干部群体，毛则把他们赶到农村“五七干校”，要他们劳动改造。在老百姓中，特别在青年学生中，青年工人中，存在着长期积压下的不满，这就是对官僚主义的不满，对干部特权行为的不满， “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主席亲”，颇生动地发映出文革初期群众的这种情绪和心理，如此等等，都使毛的行动获得巨大的道义性。
4，毛的伟大领袖的崇高威望不仅表现在他在心理和精神领域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拥有的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他更拥有现实中的巨大的权力。他掌握着军队，林彪全力支持他，在提拔林彪做“接班人”的同时，毛又安排叶剑英担任军委秘书长，把军队完全置于自己的直接领导之下；他也掌握全国的公安系统，谢富治绝对服从于毛。刘少奇虽是主持中央工作的第二把手，但他不具有上述的优势条件。
5，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多年，无形中积累下许多矛盾，这些矛盾有的是体制带来的，有的则和具体的人有关系，刘处于第一线排头的地位，不由得他个人同意还是不同意，都身处于这些矛盾的中心。刘之上有毛，刘的旁边还有一批开国勋臣，之下有一群封疆大吏，这些大干部各有神通，虽然都服从中央领导，但一旦察觉毛刘有异，每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而刘又不具毛那样的绝对权威，说话有时并不灵，但刘在一段时间里似乎忘了自己只是第二把手，而强制推行自己的一些主张，有时批评人疾言厉色，故而造成各方关系的紧张。在这些矛盾中，有因“四清”问题而引发的华北局对刘的意见，有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矛盾，有所谓“北方局”干部和其它系统干部之间的矛盾，有群众和“官僚体制”的矛盾等等。上述种种矛盾本来就交叉在一起，在文革前夕的特殊环境下又被有意激化，从而成为毛能顺利发动文革可资利用的因素。再有：刘多年来在政策制定和掌握方面跳跃性较大，喜欢走偏锋，有人称之为“忽左忽右”；刘指导四清，打击面过宽，激起不少地方干部的反弹；一些干部，特别是军队干部认为，刘在干部使用问题上，有偏心的一面；相比于毛和周，刘的个性过于严肃，刘的司机说，“我给少奇同志开车一年，他没有说过一句话。他一上车，我就把车开走；我一停车，他就走下去。” [35]从积极方面看，这可以理解为“是少奇同志长期在白区工作时养成的地下工作的习惯”；[36]但是，建国后毕竟已不是地下斗争的年代，为他服务的工作人员早经过党组织的严格审查，不可能是所谓“嫌疑分子”，所以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说明刘的个性缺乏亲和力。因此文革初期，一些干部，特别是军队干部，对刘下台是无所谓的，就是到今天，也还有一些老干部对刘少奇抱有这样或那样的批评性的看法。当时的老百姓，虽然普遍对刘下台感到吃惊，但也没有很多人为此而特别难过和惋惜的，因为老百姓对刘少奇的了解非常有限，虽然文革前全国各地都上映过歌颂刘少奇的电影《燎原》，广大干部也学过刘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但这些与党的意识形态系统和军队系统对毛和对《毛选》的铺天盖地的宣传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老百姓了解的就是刘少奇多次携夫人访问东南亚，只知道他保护、爱护各级干部，要大家“做党的驯服工具”，根本不知道刘为老百姓做了什么好事，特别是刘在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为拯救人民生命所作出的巨大的贡献。因为在那个年代，所有的功劳，荣誉都归于毛一人，老百姓所知道的，就是报纸上要他们知道的那些。所以说，毛发动文革，是有相当的群众和干部基础的。
毛为发动文革而使用的的一些方法是超常规的，例如：毛背着中央一线领导同志秘密策划批《海瑞罢官》；他一人决定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等等。1964年年底，他当面对刘少奇说，我动一个小指头就能打倒你，这不是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常用语言，也不符合党伦理。但是，毛的所有重大措施又都是假手刘少奇，通过中央会议，以中央文件的“合法”形式实现的。在那个年代，体制对毛的约束力是不存在的，从1965开始，就是毛主席，党中央这样的排序表达，正式的解释是，如果没有毛，没有毛的正确领导，一切都没有。所以毛就是党，革命，军队，人民的化身，他也是真理的化身，他想做任何事都可以。中央领导集体为了党的团结顺从他，人民崇拜他，从而使他获得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
文革发动的年代距离今天已近四十年了，毛的这首诗，也发表一些年了，对文革发动的过程和毛的这首诗，都有一些解释，我这也算是一种解释吧。有关文革发动的细节，还有许多没有披露，所以完全的回到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乃是论述过去，但绝不等于过去”。[37]我只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自己掌握的资料来谈论这个问题，但这也只是一种叙述，所以，在座各位可以任由自己的理解去判断毛的这首诗和我所谈的这个议题，这就叫做“自求其解”吧。
注释：
[1] 参见刘少奇：《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共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的指示》，1966年6月13日；载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25-2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
[2] 参见刘少奇、邓小平：于1966年6月30日就<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稿致毛泽东的信；引自于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27-2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另参见李雪峰：<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从“6·18”事件到“7·29”大会>；载《回首“文革”》（下）第66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月版。
[3] 参见罗点点：《非凡的年代》第19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7月版。
[4] 参见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载《回首“文革”》（下）第60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月版。另参见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1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
[5] 参见张化：<刘少奇的悲剧和悲剧中的刘少奇>；载《回首“文革”》（下）第847页。
[6] 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34页。
[7]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第38-4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
[8] 参见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第210页，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5月版。
[9] [16] 田纪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第4--5页；第4页。
[10]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巴卢库、卡博时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他“已经看出问题了”，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四），第1832页注释（1），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11] 文革结束后，官方对此事件的正式解释是：为了准确，完整地保存文献资料，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曾对中央召开的正式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一些重要会议上的讲话或报告，进行了录音。从1958年11月开始，毛泽东外出时，对他在外地的一些重要讲话和一些地方负责同志的重要谈话，也进行了录音。1959年11月，毛泽东在中央杭州会议上，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并批评了搞录音的做法。1961年1月底至4月初毛泽东外出视察期间，发现还有录音情况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指示汪东兴报告中央书记处查处。同年4月，中央书记处根据汪东兴所传达的毛泽东关于不准搞录音的指示，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并决定给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5月17日，《中央书记处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康生、江青等人为了篡党夺权，利用“录音问题”，罗织罪名，对杨尚昆等同志进行政治迫害，株连了大批干部。1980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原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秘密录音”问题的复查报告》指出：一、“杨尚昆同志在原中办机要室的录音工作上，从来没有搞过阴谋活动。过去在党内外公布的有关杨尚昆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所谓错误，是不存在的，建议中央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二、“借录音问题强加给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等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统统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三、“1961年1至4月的录音，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同志是没有责任的，因而1961年给他们的处分是不适当的，建议中央予以撤消。”四、“鉴于所谓秘密录音一案株连人员很多，影响很大，建议中央将这个复查报告批转有关单位，以消除影响。”同日，中央办公厅把这个复查报告作为《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附件一起报中央书记处，得到中央书记处的批准，于1980年10月23日印发至县、团级党委。参见：《杨尚昆日记》（上），第716页，注释<1>，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另参见《叶子龙回忆录》中的“窃听器事件”一节，第223—23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12] 1964年2月毛泽东与金日成的谈话，引自于曹英等著：《特别别墅——红墙以外的红墙》，第268-270页，改革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13] <表八，上海全民所有制职工月平均工资>，<表九，1961-1966年上海职工按标准月工资分组>，载李逊：《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592页。
[14] 黄新原：<1956年的定级>, 《人民政协报》， 2004年10月28日。
[15]《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4月30日，转引自田纪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第4页。
[17] 参见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第33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6月版。
[18] 此为当时在场的毛泽东卫士周福明的回忆，参见亓莉：《毛泽东晚年生活琐记》，第12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19] 参见《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第43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20] 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载《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第118页注释（2），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
[21] 毛泽东在文革前经常说：“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胡乔木语），参见郑惠：<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载《回首“文革”》（上），第62页。另据当时任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回忆，毛泽东在1966年4月下旬杭州会议期间也说，“北京的空气很沉闷”，他“不愿在那儿住，愿到上海来”，参见《回首“文革”》（上），第608页。
[22] 参见罗点点：《红色贵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回忆》，第180页，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1月版。
[23] 196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杭州与康生的谈话，康生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予传达。在文革结束后公布的毛4月28日谈话中，这一段已被删除。
[24]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军事代表团巴卢库、卡博时的谈话。
[25] 1966年4月28、29日，毛在杭州对康生、陈伯达说，彭真已“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西风吹渭水，落叶下长安”，“阶级斗争，不斗不倒”，参见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上），第70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4月版。
[26] 1965年1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领导班子改组。另参见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27] 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四），第1849页。
[28]1967年2月3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军事代表团巴卢库、卡博时的谈话。
[29]《王力反思录》(下)，第5 73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30] 参见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会上的讲话记录，1971年6月18日，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四），第1832-33页。
[31] 引自于冯建辉：<林彪与个人崇拜>，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10期，总第91期，第39、36页。
[32] 陈伯达：<我与刘少奇关系的几点情况>，载陈晓农编：《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第79页，香港天地出版公司，1998年版。
[33] 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26页注释（2）。
[34] 参见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引自于斯诺：《漫长的革命》，第169页，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6月版。196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文革这一段“是历史上的小插曲”，参见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上），第3页。
[35] [36]王鹤滨：《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第204-20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
[37] 凯斯·詹京斯：《历史的再思考》，台北麦田出版社，第56页，2003年9月版。
完稿于2003年1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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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2-18 01:0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