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治安：中央专案组人员文革后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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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专案组人员文革后的遭遇

来源:炎黄春秋2014年第9期

作者: 胡治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很大，必须永远废止”，是大得人心的。

　　1982年7月，公安部发生了一次不小的“地震”，历时两年，波及当时全部工作人员的四分之一。

　　1982年4月，邓小平批示“过去搞过专案的原则上调出公安部”。人们一直不清楚邓是在什么文件上、针对什么情况作出批示的。但从同年5月26日彭真就执行邓小平批示，给彭冲、刘复之、赵仓璧的信上，可寻觅出些许信息。彭真写道：“看了小平的指示后，反复考虑了专案人员的问题”，“在林、江等指挥下，诬陷迫害刘少奇等大批老干部的专案人员，都集中在公安部，‘原封不动’没有处理，‘有些人处在重要岗位上’，自然要引起干部群众的疑问和担心，反应是强烈的”。彭真在信中又说：“公安部参加过专案工作的有好几百人，但问题严重的是少数”，“据我过去在被关押期间的感觉，审查、审讯我的几十个小组，在审讯过程中的表现，从政治上、作风上的好坏来说，大体是‘两头小、中间大’，表现很恶劣和比较恶劣的是少数”，“大多数是中间状态的。违反审查、审讯常规言行的并不多，这类人在审讯我的几十个小组的人中是大多数”。他又将专案人员分成了三部分，即恶劣的、好的、中间的(随大流，按程序办事的)。他建议：1. 对表现很恶劣或比较恶劣的，立即调离公安部;2. 对表现好的和比较好的，可以留下来;3. 对中间的大多数，与机关其他人员一起参加轮训，然后根据他们在学习中和平时工作表现，按中央指示的原则，分别处理。这就不是简单的“调离”，避免了无差别的处理。

　　但是，彭真说“在林、江等指挥下，诬陷迫害刘少奇等大批老干部的专案人员都集中在公安部，‘原封不动’没有处理”这个论断，不符合实际。

　　文革中的“中央专案组”组长是周恩来，下面分三个专案办公室：“一办”由汪东兴负责，办案人员是从有关单位抽调的局、处、科级和部队的各级军官;“二办”由黄永胜负责，办案人员多是由部队抽调的师、团、营、连级军官，也有极少数地方干部;“三办”由谢富治负责，办案人员多数是公安部机关的干部，军队干部约占三分之一左右，均是组长一级的骨干。十年文革中，有多少人参加过中央专案工作，无从得知。1968年底，周恩来请专案组人员看样板戏，江青等人参加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京西宾馆礼堂均是座无虚席保守估计至少不下七八百人，这是我亲自参加的“一时之盛”。专案人员是不断流动的，到底有多少人参加过专案，谁也说不清，有待档案公布。老干部的专案是属于一办、二办的，先后在一办、二办工作过的人，不下六七百人。而公安部先后在一办工作过的只有42人，在二办工作过的仅4人，总共不及百分之二。(参见梁保初：《一桩三十年前的往事》)公安部的办案人员，基本上集中在三办，而且主要是1971年5月后从黑龙江五七干校“借调”回来的。怎么说专案人员都集中在公安部呢?

　　公安部的基本职能就是破案、办案。1949年以来，多少“大案”、“要案”集中在公安部办理。三办的专案中有的就是以往专案的延续。以往的“专案”，也有很多冤假错案。如“潘杨案(潘汉年、杨凡)”、“胡风案”、“二陈案(广州市公安局原局长陈泊、副局长陈坤)”等等。虽与文革中的专案不可同日而语，但无疑两者内存着血脉相通的因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很大，必须永远废止”，是大得人心的。文革中的专案，确实诬陷、迫害了许多老干部，公安部参加专案的人，也有跟风跑线，品行不端，违纪违法的。这类人应该受到党纪、政纪、法律的追责、处理。曾一度主持三办工作的赵登程(空八军原副军长，公安部军代表之一)，提出“一人供听，二人供信，三人供定”的办案原则，制造冤假错案。后来赵因严重破坏国防科研，被捕判刑。参加了刘少奇专案的一副局长被撤职并开除党籍。在邓小平批示之前，对犯过严重错误的六人，已做出调离公安部处理。

　　公安部的干部接手“专案”后，发现许多案子违背办案常规，按“有罪推定”进行“调查取证”，感到案卷材料和结论不可信。必须重新调查，重做结论。他们不辞劳苦投入清理案件工作，为不少老干部澄清了历史，辨明了是非，得到被查人员及家属的赞许。公安部原六局副局长，公安部专案人员轮训班党总支副书记梁保初，曾出版专著《一桩三十年前的往事》(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叙述了公安部办案人员的情况，列举了大量秉公办案、大胆辩诬的人和事。他接手办理的曾生专案，坚持了实事求是，得到曾生的来信表扬。

　　《一桩三十年前的往事》一书，尚未说到办案人员被逮捕、关押的事。1967年公安部十局干部卢玉文等三人到安徽找李锐调查，李坦言对陈伯达的看法，他们将李的谈话，原原本本地汇报，结果三人同时锒铛入狱，罪名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后来释放他们时，其中一位(忘了姓名)不肯出狱：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逮捕关押我?不说清楚，我不出狱!“九一三”事件后，一办、二办一批案子移交三办，实际上移交公安部。于桑副部长在接收这些案件时，特别提出，案卷中“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提法，应予删除，攻击了谁，实名记录!不然将来不好说。“四人帮”还在台上，“两个司令部”还在恶斗时，于桑竟然敢做出这样的规定，令人敬佩!

　　总之，说文革中搞专案的人都集中在公安部，公安部搞过专案的人都应调离处理，这些论断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

　　1982年6月7日，彭冲认真研究商议了彭真来信后，致信胡耀邦、赵紫阳并邓小平，转报彭真来信并提出自己的意见，还特别将中央政法委报送中央领导人的绝密件“原中央一、二、三办人员名单”送公安部党组一套，“供了解情况用”。这个名单邓小平已于5月20日看过。

　　彭冲经与彭真及赵仓璧、刘复之等人商议，提出对公安部专案人员，要区别对待，慎重处理，表现恶劣的坚决调离;对表现好的，确实没有多大问题的，可以留下，其余都先进轮训班学习，然后再分别处理。邓小平批示“赞成”。

　　1982年7月23日，公安部专案人员“轮训班”开学，参加过中央专案的283人，本部专案的40多人，再加文革中“造反骨干”，总计近400人，集中到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今公安大学)“集训”，实际上是“封闭式审查”。主持轮训班的胡之光说得明白：专案“完全是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服务的工具”，专案人员是他们迫害老干部的爪牙和打手。参加轮训要“自己解放自己”，“好好端正态度，接受审查”。甚至提出这样的问题：“搞专案是组织上派出的，为什么派你去，而不派他人去?”诱导人们上纲上线来检查交代问题。胡之光还在部党代会上，绘声绘色地讲述办案人员的恶劣行径。

　　被“集训”的人大多数是老公安，局处科长有一百多人，彼此都很熟悉，但来到轮训班，却如同路人，都俯首横眉，互不理睬，心事重重。老干部受迫害时，他们在零下40多摄氏度的东北农场吃苦。15年前，也是在这个“干校”，举办公安部“学习班”。1968年初，又被“一锅端”，被扔到黑龙江集贤县笔架山农场。如今，又来到这里，进了“轮训班”，“毕业”后就将永远离开公安部了!

　　经过两年多挖地三尺的“审查”，1984年6月，轮训班结束，仅留51人回公安部，280人调离，有几个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约占被轮训人数百分之二三。这个数字，也是巧具匠心的，280∶51既符合邓小平“原则上调离”的指示，又符合彭真“两头小中间大”的估计。

　　本人有幸，1981年正式离开公安部，调到统战部工作，当轮训班兴起时，已被提拔当副处长。原单位有人向统战部发信，意在撤掉副处长“揪”进轮训班。我有所预感，主动找了统战部党委书记陈欣。那是刚上班的早晨，陈欣一面擦着桌子，一面笑呵呵地对我说：你真聪明，他们已经来信了，那不是什么检举揭发，而是文革时的大字报，我们不信，也不会像他们那样办!你有什么问题，主动交代，副处长职位不动，放心工作好了。陈欣的几句话及她当时的神态，温暖我一辈子!■

　　(作者为中央统战部干部局原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