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张明远说“高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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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汝信


“高饶事件”发生于1953－54年，距今年恰好半个世纪。半个世纪的时间已不算短，惟这一事件仍被重重帷幕所遮掩，令人不明就里。笔者关注到张明远《我的回忆》最近在中国大陆的公开出版，正是因为张明远是中共历史上这一最诡秘事件的重要见证人，他的回忆录，使我们在不经意间窥见了这一事件的真实的冰山一角。

　　   　　 一、初到东北局

　　 《我的回忆》的作者，1906年出生于河北省玉田县一个“老实庄稼汉”家庭。“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处于20世纪前期中国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的变革时期”，“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拉开了我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这一切对我的家乡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一颗救国的种子。”〔1〕
　　 1925年，作者成为共产党员。此后，长期在华北从事中共地方党的领导工作，成绩斐然。1949年2月，在冀东行署主任任上，根据陈云、高岗的提议，经中共中央同意，调任东北局常委、秘书长。
　　 其时，“鉴于东北局主要负责人林彪、罗荣桓已随大军进关，陈云即将到中央工作，1949年3月11日，中央对东北局的领导班子作了新的调整，高岗出任东北局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和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49年5月东北局正式通知所属各省、市委），东北局其他常委有李富春（副书记）、张闻天（辽东省委书记）、林枫（主管政府工作）、张秀山（组织部长兼秘书长）、李卓然（宣传部长）。”〔2〕
　　 然而，张明远到沈阳后，“我的工作没有按调令安排，而是任副秘书长兼组织部副部长、办公厅主任，也不是东北局常委。后来张秀山多次向高岗提出要我担任秘书长，起初高岗不同意，直到1950年5月才正式任命我为东北局常委，8月任命为秘书长，此时离中央电报任命的时间已相隔一年半之久了。这里边的原因，一方面是我以前没有和高岗一起工作过，他对我不甚了解，需要一段观察考验，另一方面，恐怕与我长期在白区工作有一定的关系。
　　 “1950年冬或1951年初，李富春调中央工作后的一段时间，东北局没有副书记。1952年秋，中央决定调高岗任国家计委主席，仍为东北党政军第一把手，林枫、张秀山和我增补为副书记。这年8月，中央任命我为东北人民政府秘书长，1953年1月，任命我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但实际上我没有管政府方面的工作，那里主要由林枫负责。此外，我还先后担任东北局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财经工作部部长，纪检委副书记、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抗美援朝初期，曾任东北军区后勤司令部政委、中朝铁路联合运输司令部政委。从以上任职情况可以看出，我的工作可算是个‘不管部’的部长了。”〔3〕
　　 根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52年8月，中共中央任命高岗为东北局第一书记，林枫、张秀山为第一、第二副书记，免去李富春副书记职务，当年11月，任命张明远为第三副书记。〔4〕

　　  二、高岗印象

　　 虽然张明远到东北前并没有与高岗一起工作过，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考验”，高岗对张明远是信任的。
　　 “当时中央规定，每两个月须向中央作一次书面的工作报告，重大问题及时向中央请示报告，这些报告有综合性的也有专题的。当时，以东北局名义，或是以高岗名义发出的报告、讲话、指示，以及一些公开发表的重要文章等，我大都参与研究，或经过我审查修改，也有些是我起草的”。
　　 而张明远对高岗此时期在整顿党风和干部工作方面的一系列措施，也作了正面的肯定。提及干部工作，张说：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东北局对干部工作的确十分重视，采取的各项措施是得当的，选拔干部的标准也很明确，那就是：德才兼备。当时认为的‘德’，就是拥护党中央的领导，作风正派。‘才’，就是要有能力，有干劲。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一个人的资历、‘山头’则显得不那么重要。可以说，在干部工作中，东北局继承和发扬了老解放区的优良传统，坚持德才兼备，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讲五湖四海，不讲‘山头’，不论资排辈。因此，东北的干部虽然有的来自全国各地，有的土生土长；有老干部，也有新生力量，但大家都能团结一致，各尽其才地为建设新东北做贡献。这是东北能够在短期内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高岗作为东北局的带班人，基本上也遵循了这些原则。在他的周围，有一批很受器重的‘秀才’，如马洪，善于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提出对策，才思敏捷，文笔很好，高岗的许多文稿出自他的手笔。高岗的秘书中有好几位都是文化程度和政治素质相当高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如华明、安志文等。华明后来是鞍山市委书记，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安志文与王鹤寿同为工业方面的负责人，在东北局的政策制定和干部调配等工作方面，高岗也常常徵求他们的意见。安志文和马洪后来担任国家计委的专职委员。1952年，高岗专门为自己配备了一位外语水平较高的秘书，每天收听国外广播，向他介绍国外的消息，以便他更多地了解世界形势及各方面的动向。
　　 “在高岗身边还有一批很得力的高级干部。在东北局的常委中，张闻天是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他的理论造诣深，注重调查研究，常常对现实中的问题提出独到的见解。高岗对张闻天很敬重，说他有学问，‘是个翰林’，在遵义会议是有功的，又有能力，对他要善于使用。在制订方针政策时，东北局很重视张闻天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许多重要文件常由张闻天起草。他关于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份及我党的方针政策的论述，深受高岗的赞赏，把它作为东北经济建设的政策依据。东北解放前后，张闻天一直任辽东省委书记，1949年调整东北局时，高岗曾提议让张闻天担任组织部长，但据说有人认为张闻天是‘教条主义者，不能管党’。后来张闻天又因为供销社和私人工商业问题而受到批评。高岗认为张闻天在东北未能得到重用，颇为遗憾。张秀山是来自西北的一位资历很深的同志，是党中央派到东北的第一批领导干部之一，东北解放后担任组织部部长。李卓然也是西北局来的干部，抓宣传工作很有一套，在经济计划工作方面也颇有才干。沈阳市委书记凯丰同样是一位老同志，高岗说他理论水平高，能力强，对他也很尊重。总之，东北局的领导班子很得力，大家团结一致，配合默契，共同把东北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在东北解放之初，曾有人说，‘东北局是西北局搬家’。1951年，刘少奇曾对陈伯村说：东北局的干部是中央调配的，不是高岗自己拉去的。并请陈伯村转告高岗，不要听那些闲话，更不要因此而背包袱。
　　 “由于领导重视，措施得力，几年来东北地区培养了大批经济干部，如果以1949年4月工业干部的基数为100，到1953年6月就达到1036，壮大了10倍还多，不仅保证了东北地区提早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而且只要工作需要，东北局就毫不犹豫地派最好的干部支援其他地区，帮助全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在干部问题上，东北地区对全国、对中央的贡献有目共睹。
　　 “1952年秋，高岗到中央工作前后，中央对东北局的领导班子进行过一次调整：增补林枫为第一副书记，高岗不在东北时，由他代行书记职务，张秀山和我分别为东北局第二、第三副书记，郭峰（原辽西省委书记）任组织部长，赵德尊（原黑龙江省委书记）任农村工作部部长。高岗曾对我说，他走以后，由林枫主持东北局的工作，叫他管全面，叫秀山和我多注意财经工作。高岗还说秀山政治上很强，在延安时毛主席很器重他，要我多帮助他，要注意搞好东北局的团结，把工作搞好。我表示，一定加强东北局的集体领导，按党的原则办事。
　　 “总的来说，我认为东北局在干部问题上基本遵循了‘五湖四海’和用人唯贤的原则。”〔5〕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论述，是半个世纪以来大陆公开出版物对高岗“野心家”、“阴谋家”反面形像的第一次认真的、全面性的颠覆。书中还有更多的对高岗肯定的话语，本文不再一一转述。惟以此观之，《我的回忆》对这段被颠倒的历史的再颠倒，实在是具里程碑的作用，值得史学界重视。

　　 三、两个张明远

　　 朝鲜战争中国后勤战线的领导人中，其实有同名同姓的两个张明远，多年来不明真相者常常将两个张明远混为一人。
　　 “我们两个张明远，他是甘肃人，我是河北人。他长期在部队工作，而我基本上是搞地方工作。早年，他曾参加宁都起义，我曾领导玉田农民暴动。朝鲜战争爆发前，他是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我是东北局副秘书长。1950年8月，随着朝鲜战争不断扩大，中央军委决定加强东北边防力量，将东北军区后勤部改为东北军区后勤司令部，并任命他为副司令员，我为政委。这样，我们两个张明远就到一起，并且闹出不少笑话，不是把‘张司令员’的信送到我这儿，就是该找我办的事找到张司令员那里去了。更有趣的是，我们两个都戴眼镜，有时还一起乘车去下边视察工作，连我们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难分谁是谁了。
　　 “在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成立之前，前方的后勤工作由志愿军总部和东北军区后勤司令部的前勤部负责，暂定我为政委，另一个张明远任副部长。
　　 “1951年2月以后，成立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洪学智任司令员，那个张明远任副司令员，部队的周纯全和东北人民政府的杜者蘅分别任正副政委。第三次战役以后，前线推到三八线以南，根据当时战争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中朝联合铁路运输司令部，贺晋年任司令员，我任政委，从此两个张明远才分开。”〔6〕
　　 据有关资料，另一位张明远是甘肃人，1909年出生，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共。他年龄比本文的主人公小，党内资历也较浅。1955年4月，这位张明远接替洪学智任志愿军后勤部部长，同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58年随部返国后，历任总后汽车拖拉机管理部、车管部、运输部、军械部部长，文革期间1969年9月至1971年9月擢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在“9·13事件”后似乎受了点影响被免职，至1986年方办理离休手续，1996年3月在北京逝世。〔7〕
　　 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无论如何，这位军人张明远后来的命运比我们的文人张明远还是要幸运得多。

　　 四、飞来横祸

　　 1952年11月，高岗调至北京，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这是一个新成立的负责编制全国长期和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几乎与周恩来为总理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平级的高规格机构。此外，高岗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然而，至今仍然扑朔迷离的“高饶事件”在翌年中发生，195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针对高饶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2月，针对高饶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召开，“高饶事件”自此定案。
　　 张明远完全没有预料到，远在北京发生的“高饶事件”会迅速波及沈阳，他更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竟然无端卷入了这么一个“反党联盟”里。
　　 1954年3月25日，东北局召开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周恩相亲自来沈阳传达四中全会和中央高干座谈会精神。会议由林枫主持，周于3月27日作了关于四中全会决议和高饶问题的传达报告后翌日即回北京，罗瑞卿作为中央的观察员留下“指导”会议。
高干会第一阶段是由几个书记在主席团会议上作检查，张明远认真地进行了自我批评，“并就自己所知揭发了高岗的问题。绝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我的检查是诚恳的，实事求是的，基本上比较满意”，“应该说，这一阶段会议的进展是正常的”。
　　 “但后来情况发生了突变，个别同志在发言中无中生有地说我与贺晋年（东北军区副司令员）是‘高岗的亲信’，把我与其他同志的正常交谈说成是‘搞串连’、‘订攻守同盟’，甚至把东北局的几个主要负责同志与高岗的工作关系说成是封建帮派式的‘五虎上将’关系，等等。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受了这些不实言论的影响，非常气愤和激动。会场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我的发言不时被打断，甚至根本不让我说话。
　　 “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许多干部感到自危，不敢说话。
　　 “对于这样缺乏事实依据又无限上纲的‘批判’，我当然不能接受。但几次想申辩、想说明真相，都因下边起哄而中断，甚至被轰下台来。不久就以我的‘态度不好’为理由，不再让我参加会议，并被停职反省了。
　　 “以后的会议是在本人缺席而又不准申辩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最后表决大会决议时，我没有举手。
　　 “罗瑞卿和林枫在东北高干会作了总结性的发言。罗瑞卿在发言中提出东北局有‘高岗反党集团’。他说：‘高岗在东北地区已经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东北局组织内的若干成员和它的主要领导成份中的若干人，例如张秀山、张明远同志等参加了以高岗为核心的反党小集团’；并且说高岗的‘活动纲领’就是所谓的‘东北特殊’，‘东北先进’，‘东北一贯正确’，‘军党论’等。
　　 “林枫在发言中说：‘会议也揭发了东北局某些负责同志实际上积极参加和支持了高岗反党反中央罪恶的宗派活动’，‘高岗自任东北局书记以来，即积极进行反党反中央的阴谋活动，他并找到了某些同盟者和积极支持者，把持东北局的领导。’
　　 “就这样，我们几个因工作关系而和高岗接触较多的人被打入了‘高岗反党集团’。
　　 “林枫和罗瑞卿都很欣赏所谓‘五虎上将’这个比喻。他们把不实的会议情况，连同这个错误比喻都当作‘事实’向中央汇报，得到毛主席的认可”。〔8〕
　　 所谓“五虎上将”，指的是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五人。除前文所述张秀山时为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明远为第三副书记外，赵德尊为东北局秘书长兼农村工作部长，马洪原为东北局副秘书长，1952年11月随高岗调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任专职委员、秘书长，郭峰为东北局组织部长兼党校校长，1953年11月调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未到职），赵、马、郭均为东北局委员。〔9〕
　　 林枫向中央汇报后回到沈阳，立即传达了中央对东北高干会决议和东北局对张、张、赵、马、郭五人处份建议的批示，批示同意东北局的“建议”（实际上是林枫、罗瑞卿两人的“建议”），指称五人参加了“高岗反党集团”，并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的处份。张明远当即表示不服，并称要向中央申诉，林枫说：你就不要再申诉了，“这是毛主席决定的”，林枫还说：“主席说，对东北的几个人要从严处理。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你再提意见，可能会更加重处份。”
　　 翌年3月31日，毛泽东在旨在进一步清除高饶影响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作总结讲话，再一次声色俱厉地谈及了高饶与“五虎上将”以及饶与向明、扬帆之间的“反党联盟”关系，毛指称：
　　 “第一点，有人问：究竟有没有这个联盟？或者不是联盟，而是两个独立国，两个单干户？有的同志说，没有看到文件，他们是联盟总得有一个协定，协定要有文字。文字协定那的确是没有，找不到。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这是从一些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三、是从饶漱石的话里看出来的。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组织部是饶漱石为部长，高岗的心腹郭峰去作核心。那很好嘛？团结得很密切嘛！四、是从高岗、饶漱石到处散布安子文私拟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件事看出来的。在这件事上，安子文是受了警告处份的。高岗、饶漱石等人把这个名单散布给所有参加组织会议的人，而且散布到南方各省，到处这么散布，居心何在？五、是从高岗两次向我表示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这件事看出来的。”
　　 “至于说，因为没有明文协定，有的同志就发生疑问，说恐怕不是联盟吧。这是把阴谋分子组成的反党联盟同一般公开的正式的政治联盟和经济联盟等同起来了，看作一样的事情了。他们是搞阴谋嘛！搞阴谋，还要订个文字协定吗？如果说，没有文字协定就不是联盟，那末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内部怎么办呢？高岗跟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之间，也没有订条约嘛！我们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文字协定嘛！那末连他们这个反党集团也否定了！还有饶漱石跟向明、扬帆之间，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条约嘛！所以，说没有明文协定就不能认为是联盟，这种意见是不对的”。〔10〕

　　五、1954－1966：十二年后

　　 所谓高岗“五虎上将”，无疑是一冤案。制造这一冤案的直接责任人，据张明远的说法，就是林枫、罗瑞卿，当然，在他们上头，还有毛泽东。
　　 “高饶事件”后，中央政治局于1954年4月即作出决定，撤销各大行政区党政机构，林枫调京，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副秘书长连他在内共有八位，自此，林在党内地位已无足轻重，我们对其可以暂且按下不表，仅说一说罗瑞卿。
　　 建国初，罗瑞卿的地位并不算高，他仅是政务院30个部级机构的其中一位部长（虽则公安部在政府系列中从来就是一个头等大部），罗后来地位的显著上升，与他在毛泽东面前“习惯地关闭自己头脑中相应的那部份机器”（罗女儿罗点点语），无条件地坚决执行毛的一切指示（不管错对）有着莫大关系。建国后中共党内的残酷斗争，自“高饶事件”始，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罗瑞卿将党内工作上的意见分岐作为敌我矛盾看待，不是实事求是地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而是人为地将事件升级，最终将同志变为敌人，他在其中起了非常恶劣的作用。除“五虎上将”一案，罗在建国初期清除党内的“内奸”“敌情”问题上，同样采取了一以贯之的不顾事实的整人手法，经其手荦荦大者，如1951年初广东的“两陈事件”〔11〕，1954年间华东的“潘扬事件”，皆为一时震惊朝野的大案要案（若干年后，均被证实为冤案错案）。罗点点日后论及其父与“潘扬事件”等案的关系时也不得不承认：“他毫无保留地执行了中央对于潘汉年同志等人实行逮捕的错误决定。还有以后的对于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和对胡风同志本人的错误处理，父亲都是就自己的职责坚决执行了的”。〔12〕
　　 1965年12月，已处在党和国家显要位置上的罗瑞卿，好日子突然曳然而止。在此之前，只有罗瑞卿制造别人的冤案，忽然间，乾坤倒转，别人制造了罗瑞卿的冤案！罗瑞卿当然可以为此大惑不解，甚觉冤枉。但他此际可能不会意识到，当制造别人的冤案的时候，别人同样会是大惑不解，同样觉得冤枉！其实，说得刻薄一点的话，如果世界上真的有“报应”这么一回事，这可能是有关“报应”的一个绝好的例子了。而且，公平一些说，后人如果谓此时此刻别人（譬如说林彪吧）制造了罗瑞卿的冤案是一种罪行，罗当年制造别人的冤案是否也是同样的罪行呢？为什么同样是制造冤案，有些人要斥之为别有用心的罪行，另一些人则仅仅是工作中的过错呢？
　　 当今国人喜欢自己“忏悔”，更喜欢要别人“忏悔”。经历过文革“洗礼”后，对自己曾制造过那么多冤案，不知罗瑞卿是否有所忏悔？不过，他的女儿（代其父亲？）倒多少表达过一种负罪感和更深层次意义上的思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为这些遭受了多年不白之冤的好同志恢复了名誉。这些巨大的错误才得到了纠正。在一些报刊杂志上我读到了许多有关的回忆文章，其中有对于潘汉年夫妇在劳改农场中最后的悲惨日子的描述，有对于潘汉年同志早期艰苦卓绝对党做出巨大贡献的战斗生活的回忆。尤其是最近胡风同志的夫人梅志撰写的《胡风传》，更是深深地吸引着我。这些惨痛的经历使我感受到比一般读者深重得多的痛苦。我当然懂得，我的这种负罪感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甚至是可笑可厌的。但它却是真实的。尤其读到梅志同志描写的她在胡风出狱前那一次次痛苦不堪的寻找胡风的下落和探监，我想到这和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次又一次寻找父亲和母亲的下落和随后同样痛苦不堪的探监的经历多么相似啊！这两个悲剧的惊人相似之处确实带有某种嘲弄意味。谁也不会想到，当年梅志同志奔走的那条通往秦城监狱的路，11年后，在那条路上奔走的是我们──当年的公安部长的儿女们，迎着同样刺骨的寒风，心头重压着同样的生离死别的痛苦。当然，我并不是在把这两个悲剧进行比较，因为我实际上更深切地感受到这两个悲剧加在一起的份量。这确实是我们党历史上存在过的触目惊心的现象。它们因为产生于同一时代的背景而早已超越了个人的命运。难道不是吗？它们同时的、必然的存在能提供给人们的思考，比它们单独、偶然的出现要有意义得多”。〔13〕

　　六、1954－1978：二十四年后

　　 1955年1月以后，张明远“从东北局第三副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高位上跌落下来，在中科院默默无闻地呆了25年，由办公厅副主任到秘书处主任，到生产办、基建办、民兵训练的负责人，再到下放劳动和‘四清’工作组的带队人，房产处的负责人等等，大都没有正式任命，随着阶级斗争的口号越喊越响，他的处境也越来越糟。到了1962年以后，连科级以上干部的党内会议都不让他参加，传达党的文件也不叫他听了”。〔14〕“五虎上将”的其他人1954年后的际遇与张明远相差无几，更不幸一点的如张秀山，即被贬为辽宁盘山农场副场长。
　　 值得庆幸的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五虎上将”这一历史要案得以重新审视。翌年5月，中科院下达了对张明远历史问题的复查结论，张重新恢复省部级干部待遇。这一年11月，组建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调张明远为副主任（主任薄一波），当时薄找张谈话，称：中央对五个人的工作安排，不受过去问题（指‘高饶事件’）的影响，高岗是高岗的问题，你们是工作关系，没问题，后来东北追查历史根源，搞了张、张、赵、马、郭没道理，风马牛不相干。〔15〕
　　 1982年4月，国家机械委与国家经委合并，张明远因年事已高，安排至全国政协任常委，1998年病逝。
　　 被毛泽东在1955年3月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点名指称为高饶“两个反党集团”成员的其他人，除高饶两人外，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无一例外全部平反。1978年后，“五虎上将”其他四人，亦安排了相当省部一级的职务：
　　 张秀山，任国家农委副主任，中顾委委员；
　　 赵德尊，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马洪，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后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
　　 郭峰，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中顾委委员。
　　 此外，被毛泽东指称与饶漱石结为反党联盟的向明、扬帆，其中向明早已于1963年甄别平反，扬帆亦于1983年彻底平反。
　　 是的，这些人的反党问题否定了，所谓他们参与的那个反党集团、反党联盟的存在，其实不是很值得怀疑吗？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高岗、饶漱石不就变成了两个单干户了吗？两个单干户，如何能进行那样大规模的“反党”的勾当呢？
　　 对于高岗在东北的工作评价，张明远说过一段话：
“纵观东北局的工作，我认为确实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经济建设方面确实走在全国的前面。东北先恢复起来，支援全国，这是中央的方针。在中央的方针政策指导下，结合东北的实际而获得的成就，是兄弟地区帮助和支援的结果，是广大东北人民群众和党员干部努力奋斗的结果。高岗作为东北局的第一把手，在领导东北建设和抗美援朝运动中，基本上执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服从中央的需要，实现了毛主席‘把东北建设成全国的工业基地，出机械，出人才’的指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张明远还说：“我相信总有一天会还历史以本来面目”。〔16〕
　　 是的，笔者也如张明远般坚信，总有一天，会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而且，这一天已不会太遥远，到那时，我们见到的就不仅仅是冰山的一角，而应该是它的全貌。（2004年8月）

　　 注释：

　　 〔1〕张明远：《我的回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页1。
　　 〔2〕〔3〕同〔1〕书，页307－308。
　　 〔4〕《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五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页129。
　　 〔5〕同〔1〕书，页318－321。
　　 〔6〕同〔1〕书，页356－358。
　　 〔7〕《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领导干部名录》（北京：总后勤部政治部，1997），页376－377。
　　 〔8〕同〔1〕书，页393－394。
　　 〔9〕同〔4〕书，页130－133。
　　 〔10〕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页397－398。
　　 〔11〕“两陈”指建国初的广州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陈泊（又名布鲁），第三副局长兼一处处长陈坤，当时中央公安部等认定他们“丧失革命立场，严重违法乱纪，包庇反革命”，是“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会同广州市委将两陈开除出党，逮捕判刑，并由此株连260多人，成为轰动全国公安系统的重大事件。1980年12月，“两陈事件”经复查被认定纯属冤案，公开平反，两陈恢复名誉和党籍，受株连的大部份人也经复查后撤销了原判。
　　 〔12〕〔13〕点点：《非凡的年代──我的父亲罗瑞卿》（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页148－149。
　　 〔14〕晓霁：怀念父亲，见〔1〕书，页561。
　　 〔15〕同〔1〕书，页434。
　　 〔16〕同〔1〕书，页395。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4040110352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