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浩甫：“高岗事件”浅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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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事件”浅议

杨浩甫


编者按：杨浩甫同志《“高岗事件”浅议》一文，曾于2010年5月传真至北京梁红伍同志。梁红伍阅后对此文予以了较高的评价。他说：文章讲清了“高岗事件”的原委，且敢讲真话，有独到见解，没有“出格”，可选用。同时提出“文字长了些”，于是将开头部分及最后的中间一段删去了。因本文是作者对高岗问题写的第一篇比较完整的文章，况文中前头尚含有“反思”的意思；而在最后部分中写有“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功不可没”的內容；同时，《“高岗事件”考辨》这本书，又是由作者主编的，所以冒昧的把梁红伍老师删去的重新恢复。在此，特向梁老师表示歉意。

正当我们党、国家、人民在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实现了国民经济恢复，并取得抗美援朝伟大胜利之后，却料想不到的在中央上层出现了建国后首次的党内斗争——“高岗事件”！

1954年2月6日至10日，党中央由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七届四中全会，并代表政治局作了报告，会议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四中全会结束后，政治局于2月15日至25日分别召开了高岗和饶漱石座谈会，揭发、批判高、饶反党罪行，在高岗问题座谈会结束时，周恩来作了总结发言。高岗于1954年8月17日自杀后，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党中央又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毛主席致了《开幕词》和《结论》讲话，邓小平同志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会议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并把高岗、饶漱石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毛泽东在会议讲话中说：“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而为他们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

高、饶问题，实际是高岗问题。当“高岗事件”传达到县级党员干部时，笔者正在横山县委组织部当干事，因年轻幼稚，听后首先觉得有点不理解，再就是有一种抱怨情绪，心想那么大的官还乱搞男女关系——私生活腐化。后来，时过境迁，政治动荡，也就慢慢被淡化了。到“文革”期间的1973年冬，根据周恩来总理陪同越南总理范文同来延安访问时，提出陕北要批高岗的指示精神，横山县委于当年12月中旬，抽派我（时任横山中学党支部书记）和县政工组周及县广播站播音员张三人，到武镇公社盲目地进行了批高岗肃流毒工作。在公社党委的配合下，组织高岗家乡的高家沟大队及毗邻队张家湾、刘渠三个大队干部及部分社员群众召开了一次批判高岗大会，揭批了高岗从小当“娃娃头”、玩“坐朝廷”的“野心”及在东北期间为陕北搞“黄金份羊”的“罪行”，并搞了录音，写了总结材料。结果回到县上后，因两报一刊《元旦献词》社论发表和北京“一·二五”批林批孔大会召开，小道消息传来，“批林批孔运动”就是“批周公”——总理（时横山县委有位“敏感”的同志写出了批判周恩来的大字报，因被发现未让贴出去）。于是在“风向”有变的情况下，批高之事即不了了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拨乱反正后，高岗问题又重新浮现在脑海，然而，时隔又近三十年了，还未听到官方关于“高岗事件”新的论处消息。因高岗是陕北乃至共产党历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又是横山人，加上他的问题至今在上层似乎还有异议，而当今正以史为鉴，“多少过往事，尽在评述中”，所以恕笔者这个小人物，也在媒体开放、言论自由的氛围下，本着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庸之道”，冒昧地通过引证加分析，就事论事地对这个“大人物”、“大事件”叙述一点个人粗浅意见。

高岗问题，邓小平在1980年3月19日《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简称《意见》）负责人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中“一锤定音”说：“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高饶问题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保护了一批干部（实际据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一书披露，当时除对所谓“五虎上将”的东北局副书记全部撤职外，东北各省、市主要领导也几乎全部撤换，像鞍山市委的八个常委全部撤换——笔者）。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的也是正确的。”同时，据2001年1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由空军报社主任编辑张聿温编著的《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简称《死亡联盟》）说：“邓小平这次谈话，一言九鼎，使高岗事件在党的历史上成了铁案。”于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自然肯定了那场“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

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样讲，笔者以为原因有三：一是避“非毛化”、“离经叛逆”之嫌；二是不仅当初“陈云同志和我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而且1955年3月全国党代表大会的《报告》又是他代表党中央做的；三是为了顾大局、求稳定，继往开来。如果说，邓小平在当时的环境和地位下那样讲可以理解的话，同刘少奇、安子文为“患难与共”、同高岗为对头的薄一波，在邓小平谈话十年之后的1991年5月《关于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简称《回顾》）一书中说高岗在财经会议上“实施他的‘批薄射刘’诡计”，并说饶漱石为了“取得高岗的信任，进行政治投机”，在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上搞“他‘讨安伐刘’的政治诡计”。“当年党中央把他们称之为‘高饶联盟’不是没有道理的”等这就有点耐人寻味了！到2001年《陕西日报》办的《报刊荟萃》也转载杨尚昆《回忆文章》说：高岗是“迫不急待地”想当领袖，并说：“高饶事件尘埃落定”。还有2006年初，由黄峥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王光美访谈录》中说：“高岗事件”是“高岗、饶漱石阴谋篡党夺权的事件”。

可见，重新论处高岗问题，在短期内会有一定难度的。确实，高岗问题错综复杂，即高岗既同毛泽东偏左的治国路线方针一脉相承，又有与刘少奇的权力直接斗争；既与毛泽东的领导责任有很大关系，又与“邓小平政治敏感性和党内斗争才干”、周恩来的“处世哲学”和“对毛泽东的忠诚”分不开（见《死亡联盟》）；更何况高岗又是一个像周恩来、邓小平讲的以自杀同党相对抗的所谓“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可耻叛徒”。不过话说回来，不管当年毛泽东的态度、观点、做法正确与否，高岗“批薄射刘”对与错，不管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反击”当与不当，也不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及薄一波、王光美讲的符不符事实、有没有道理，均应历史地看，具体地分析，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环境、条件，各人有各人的思想和认识，而人又是感情动物，站的角度有异，也在情理之中，不必苛求。更何况“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问题是，“高岗事件”半个世纪有余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冤假错案自今也快三十年过去了，现在的民意尤其是陕北和东北地区的干部、群众，要求为高岗平反似乎成为一种众望所归的趋势。同时，近流传高岗遗孀李力群与《王光美访谈录》出版同一个时期，向胡总书记及政治局常委诸同志写信（简称《力群信》），请求中央“公平、公正地给高岗作一个结论”，“为高岗同志平反昭雪”。所以，实事求是地、比较公正地重新评价和解决高岗问题（包括更冤屈、更悲惨的饶漱石在内）应该说只是迟早的事了。

对于高岗问题与其平反的事，近年流传的高岗在东北期间的秘书苏丹2000年8月向党中央写的《为重新审查高岗冤案向中央的建议》（简称《建议》）基本讲清楚了。《建议》引用邓小平《意见》中的话说：“邓小平同志说，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现在看来，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但“反对高岗问题还要肯定”。《建议》认为“这不公正。因为高岗问题主要是反对刘少奇”。“1959年庐山会议后，毛主席曾多次说过，高饶问题的头子是彭德怀。最近出版的《陈云年谱》，揭发‘在高饶反党阴谋中，林彪实际是后台’。既然彭德怀的问题能平反，林彪叛逃前还是党的副主席和列入党章的接班人，为什么高岗问题就不能正确对待”。《力群信》也说：“高岗问题不解决，西北的历史不好写，东北的历史也不好写，受高岗问题牵连的老同志，如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习仲勋等无法澄清他们历史上的‘污点’……新中国的国家副主席，开国伊始，即被迫害致死，也无法向世人解释。”但反过来说，解决高岗问题，关系到党内一、二号人物乃至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以及薄一波等功过是非问题，涉及到对七届四中全会的评价问题。像1998年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共和国重大事件记实》中林蕴晖在《四十年后的评说》一文说的：“四中全会没有在政治思想上解决问题，即未能如邓小平在发言中指出的鉴别党内思想是非、政策是非的基本点……在高岗攻击刘少奇带有根本性问题上，全会留下了空白。于是时隔十几年以后，文革动乱开始不久，高岗攻击刘少奇的炮弹，又被重新搬了出来。……全会实际上确认了刘少奇在资产阶级问题上，犯有右的错误。”笔者赞同林蕴晖同志的高见。当年高岗同刘少奇的公开争论，实际上是思想认识和方针政策上的分歧。正是在这个“基本点”即高岗“攻击刘少奇带有根本性问题上”，刘少奇退却了，违心地进行检讨，否定了自己正确的东西，倒置我们党后来路线、政策走向偏左！可不管怎样，抛开“政治思想”问题，对于“高岗事件”，“文革”前官方讲的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决议》与薄一波等人讲的，以及王光美说的，似乎均有点站不住脚的，是不符合党的实事求是原则的，不能说高岗是“反党”、“反对毛泽东”，也不能说他是搞“阴谋诡计”。

首先不能说高岗是“反党”、“反对毛泽东”。这从毛泽东等到陕北“刀下留人”救了高岗，之后毛泽东一直很器重高岗，高岗也一贯推崇毛泽东可作佐证。据有关资料披露，高岗1942年冬在西北局高干会上首次提出要“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毛泽东则称高岗“能独当一面开创工作新局面”，“加强中央工作的一个干炼的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的男子汉大将军”，“我要靠高岗抓经济工作”。又据《死亡联盟》纪实，1950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讲话中“表扬了东北”，说“关内要学习关外，要向高岗同志请教”。《建议》引用邓小平在一份谈话录中的话说：“老人家在解放初期就对刘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的比较高，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头头都是委员，权力很大，把政务院管理的大权都拿去了”。《建议》又说：“建国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态度，距离日趋加大，而在许多问题上与高岗看法基本一致，或不谋而合。对高岗主持工作十分满意”。就连薄一波也承认：“当时高岗是很受器重的，权力、地位甚为显赫，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他担任国家计委亦有‘经济内阁’之称”。凡此说明，毛泽东对高岗的信任超出了对刘少奇、周恩来的信任。《死亡联盟》说“高岗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下都没有流露过对毛泽东的不满”。所以高岗不是直接反对毛泽东的。至于毛主席听了邓小平、陈云“反映”后，是否“造成一种什么样的错觉”？是否认为“高岗的权力太大了，已对你毛泽东的领袖地位造成了威胁”？连同陈云也对高岗讲：“我怎知道老毛是怎么想的”（《力群信》），小小人物的笔者，则更是“捉摸不定”，岂敢枉出狂言。而反对刘少奇，也像《建议》说的，更“不能说他反党”，“高岗始终不承认他反党，反对刘少奇不等于反党”。况且反对刘少奇，如邓小平说的，是由于“高岗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才“晕头转向”，为所欲为的。同时，听说胡耀邦曾说过：高岗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错误，不是反毛主席，也不是反党。再说，就连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也讲道：“反对某个人，怎么能说是反党？”甚至包括“反对毛主席，也只是反对毛主席个人嘛。”

其次是说高岗是“搞阴谋诡计”也不太符合事实。《建议》说：“按邓小平的原始谈话记录，高岗的罪状是‘想把刘少奇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这要加以实事求是的分析。因为邓小平在同一份谈话记录中说：‘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高岗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邓小平同志在同一份谈话记录中还说对高岗问题，他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的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也得到彭德怀同志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杨尚昆在《回忆高饶事件》甚至说：“1953年高岗敢于放手搞分裂活动，有国际后台的支持”。——笔者）那时候六个大区，他得到四个大区的支持。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华北是高岗反对的，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推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这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主席反映，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据此分析，高岗要把刘少奇同志推倒，是代表了当年党的高层和全国范围内不少同志的意见。根据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也不能说他搞阴谋诡计”。“高岗死前曾一再表示，反对刘少奇本来是大家一致的意见（这样认为是不符合实际的，“反对刘少奇”并非“是大家一致的意见”——笔者注），最后却要他一个人负责，他始终想不通”。更何况《建议》说，对“你一个，我一个”的话，“当领导小组在会议上对证时，高岗立即坚决否认，说这不是他讲的，是别人这样说的。此事现在已经死无对证”。对此《回顾》则讲，当高岗向陈云提出后，“遭到了陈云同志断然拒绝，他又反咬一日，诬陷陈云同志”。可按《力群信》说，1953年5月间，“陈云对高岗讲：主席信任你，你出来先挑头谈开，帮助主席，将来“八大”时让刘少奇移移位置，设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都可以参加，林彪也可以参加。高岗与陈云交换意见，并得到陈云的支持后，才促使他在党内公开表示自己对刘少奇的意见。”究竟谁说的符合实情，只有拋开偏见而做探究了！

“高岗事件”是共产党执政后，首次激烈的权力之争，明显的路线分歧——斗争。而这种权力和路线斗争，又掺杂着个人成见和宗派主义成份。首先像毛泽东，虽同高岗是一个“山头”，但用邓小平的话说，“谁不听他的，他就想整一下”，并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忍痛割爱，舍车马，保将帅；再如陈云，按李力群讲，虽同高岗过去“无话不说”，但“以清理自己”而“反戈一击”；同时刘少奇，也未能按他《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行事，是借毛泽东的名义乘机对高岗搞“反击”的！至于高岗，则不仅也容不得刘少奇对他东北实行“左”的错误路线的正确批评，反而像薄一波讲的对刘少奇“怀恨在心”，并收集材料，向毛泽东“告状”，实施“批薄射刘”，结果招来“打击报复”，使他成为这次党内斗争的“替罪羊”——“牺牲品”！

先说权力之争。这里所说的权力之争，就是高岗同刘少奇（当然也包括周恩来等）之间的斗争。称高岗搞“阴谋活动”，“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是有点委屈，但不能说他没有一点“野心”，且“心”又有点切，要夺取刘少奇的权倒是真的（问题是“揭锅”揭的早了）。他想凭着毛泽东的信任和给的权力，乘早把“对手”和“障碍”刘少奇“推倒”，从而取代刘少奇成为名副其实的党的“第二把手”（高岗在1953年实际权力就跃在了刘、周前面），在毛泽东去世后做一代领袖。正如（《回顾》说的，高岗“后来在《我的反省》等书面检讨中，承认他的目的就是‘企图把刘少奇拉下来，使自己成为毛主席的唯一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由此看出高岗确实有点忘乎所以，自以为“一贯正确”，不仅在财经会议上“批薄射刘”（按李力群讲，高岗是毛主席让发言的，发言提纲又是经毛主席修改的），而且在会外与会后包括去南方休假期进行过“自由主义”“活动”和“游说”、“拉拢”，加上他“刚愎自用，管不住自己的嘴巴”（苏丹语），所以他的言举不仅引起了不少中央高层不满，特别是遭到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不服、妒忌和反对，也使毛泽东感到难堪和不悦。于是在反对者的不断“告状”态势下，善于“利用矛盾”、“互相制衡”的毛泽东，为了稳定政局，在政治局会议上未点名然有针对性地对高岗进行了“敲打”。

《建议》说：“毛泽东去杭州之前，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征求大家意见，在他去杭州期间，由刘少奇主持工作？还是由书记处或几个负责人轮流值班？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赞成由刘少奇主持；高岗、朱德主张可以大家轮流。最后议定，还是照惯例由刘少奇代理。”《王光美访谈录》说毛主席“提议在他出外期间由少奇同志代理主持工作”，“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少奇同志提出由书记处的同志轮流负责。其他同志都同意仍由少奇同志主持，只有高岗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这就把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暴露出来了！”《死亡联盟》也说：“毛泽东要大家讨论谁来主持，实际是观察大家尤其是高岗对刘少奇的态度。刘少奇的推辞，也不完全是出于谦逊，也是在试探大家，尤其是毛泽东对他的看法。”杨尚昆回忆文章也说：“毛主席有意亲自测试一下”，“这一试，果然使他露了底。”足见毛、刘比高岗“高明”！《建议》说“这是一个大转折，对高岗下一步的命运很有关系”；并说：“在邓小平、陈云揭露高岗的反党言行之后，主席已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和双方的对立观点。建国后，历次中央全会都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唯独这一次会议（笔者注：指七届四中全会）主席没有亲自出马，要去杭州休息和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显然他知道高岗问题与自己有关，他有责任，是回避不了的”。

当然，《建议》同时说：“主席在杭州休养期间”“关于第三项议程（笔者注：指四中全会做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少奇于1月初送给主席一份草案。据说该决议草案经主席身边的秀才做了大量的修改，原稿没有保存下来。修改后的决议，也只是一般性地强调团结的重要性，没有指名批评任何人。并于1月7日和22日，主席两次给刘少奇写信，强调关于第三项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书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开展批评”。但据《死亡联盟》披露，在四中全会前，刘少奇不仅“和周恩来分头频繁地找干部做工作”，并于1月25日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高岗专门进行谈话，就“两个司令部”、“搞地下活动”等大问题质问高岗。高岗不仅矢口否认“组织自己的司令部”，同时对“搞地下活动”的事“脸红脖粗地反咬一口：‘正相反，陈云主动提出设副主席，叫我当的’，‘他也想当副主席！’”“刘少奇气愤地说：‘你这是诬陷’！”“高岗不失时机地开展反攻：‘你怎么知道是诬陷？两个人的事，你不在场，你怎么听说的？’”“刘少奇顿时无话可说”。接着“在全会召开的前三天，中央和饶漱石谈话”，“谈话的阵营强大，有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在谈话中，邓小平“提出个新问题，‘我请饶漱石同志重点检讨一下和高岗的关系问题。以前的不说，从财经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看，你们的关系不正常。你是配合高岗搞阴谋，你们是同盟军”。饶漱石“顶了一句”：“我和高岗同志是工作关系，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他搞没搞阴谋我不知道，反正我没搞阴谋！”在四中全会上，刘少奇首先在报告中说“政治局认为应该严肃地指出：对于党员最危险地，乃至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制造派别活动，利用某种派别……作为他们代理人的危险；因为敌人和我们同样明了这个真理：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诚然，设想和讨论这种危险是很不愉快的，但是中央预先没有认识、警戒和努力防止这种危险，以及当这种危险实际发生的时候党竟处于无准备状态，那就是更大的不愉快了。”并说：“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打击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高岗是不会“帮助敌人”的，而“罪恶”一词通常也是对“敌人”、“坏人”使用的——笔者）同时指出：“对于那种有意地破坏党的团结，而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制造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同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厉的制裁，甚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除出党。”（见《刘少奇选集下卷》。

《死亡联盟》详细介绍说：“刘少奇作完报告后，会议进行了热烈讨论。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41人作了重要发言，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高岗、饶漱石迫于形势，作了一般性的检讨”，“刘少奇也作了自我批评”。《死亡联盟》讲：因“高岗、饶漱石的对抗态度，引起了刘少奇、周恩来的极大不满，他们及时报告了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传回话来：‘公开揭露’！”于是“2月15日，周恩来受中央委托，主持了关于高岗问题座谈会，对高岗予以‘公开揭露’。”“对召开座谈会，高岗本来就是抵触的。他想，既然已经召开了全会，既然自己已在全会上作了检讨，为什么还要召开座谈会呢？这不分明是揪着不放吗？这不分明是要使自己威信扫地，要把自己往死整吗？”“开始说不对任何同志开展批评，会后又接着召开座谈会，发动人们揭发批判我，使斗争升级，看来，政治上不给我活路了”，“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他一下想到了死！”在2月25日座谈会结束之时，周恩来总结发言中，系统地揭露和分析了高岗问题，他说“高岗是拒绝反省的。他仇恨党（高岗是不会“仇恨党”的——笔者）、仇恨同志帮助他揭发错误，拒绝向党揭发他自己最丑恶最本质的东西。最后，竟不顾党和同志们的多次警告，终以自杀的可耻行为，自绝于党和自绝于人民。虽然自杀由于同志们的阻止未遂，但这种在实际是叛党的行为已昭然若揭，无可抵赖。”

从以上看出，犹如《建议》说的，对高岗“以‘帮助’自我批评为名，追查他的反党言行，显然没有很好领会主席意图”。如果说，高岗像《报告》中讲的“是阴谋家见不得太阳，因此他故意装成好像他并没有反对毛泽东同志”，像周恩来总结发言讲的“假装着举毛泽东同志的旗帜”，那么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刘少奇，在四中全会前和会中与会后的一系列言行岂不成了“打着红旗反红旗”了吗！此外，高岗按刘少奇、周恩来等说他“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发展小集团”，“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回顾》也说高岗“自己迷上了‘圈圈’主义、宗派主义”，反“污蔑少奇同志搞宗派，划‘圈圈’”。可苏丹则说：“高岗是一向搞五湖四海的”。客观地讲，高岗也不可能没搞过“宗派主义”、“圈圈”活动，只不过他进京后的“圈圈”是小于、弱于、淡于他人的“圈圈”。正因为如此，高岗在当时局势之关键时刻，毛主席躲了，有的战友“缩”而“变”了，有的部下“叛”了，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地位；而刘少奇则为了不失去权力，除靠他“路线”、“修养”赢得人心外，又有在白区工作时期“患难之交”的众多支持，并借助邓小平的力量，同周恩来结成“联手”，加上一些“迫害狂”如康生等“添油加醋”、借题发挥，乘毛泽东不在之机，采取“转守为攻”、“后发制人”手法实施“反击”。在这种情况下，行伍出身、失于心计而又孤立无援的陕北汉子高岗，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岂能斗得过那些“洋马克思主义”者！

高岗在隔离审查、失去自由后，“他的精神已近崩溃”，“终于完全绝望了”。“他感到自己搞了一辈子政治，当政治彻底抛弃他的时候，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他应该告别这个肮脏的政治舞台和充满勾心斗角的世界了。他是个性格刚烈、自尊心极强的人，他咽不下被打倒，被抛弃这口气。他还想以死来向世界表明，他高岗是一条响当当的硬汉子，宁肯选择死，也不躺下装熊，不向刘少奇、周恩来屈服。”（《死亡联盟》）“硬汉子”高岗想到做到，在第一次自杀未遂整整半年后的8月17日第二次服毒自杀。当高岗“夜走麦城”不幸消息传到毛泽东那里后，毛沉默不久，喃喃道：“遗憾，终于留不住他……他这个人，斗争性太强，性格刚烈。”并神情黯然地说：“高岗的死，我也有责任，就是时间上延误了。”“迟了一步，我还没来得及讲……如此结局，我也觉得遗憾。这事怪我啊！”（见《死亡联盟》，省略号是原有的——笔者）。《力群信》中也说：“有一件事可以看出毛主席对高岗的感情，就是在高岗去世的当天，主席打来电话到家里，要求中央要‘善殓厚葬，用上等棺木’，指示‘中组部对高岗子女，由组织上扶养’。”

毛泽东此时的反思，是“迟了一步”！作为一个世界著名的、第一流的善“打江山”并因此而成为“东方巨人”的毛泽东，确实对自己昔日的“心腹”、“信徒”和战友、干将高岗对待上，不仅显得失策，而且心也有点狠了！本来在战争年代，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就形成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到了和平时期，党内（包括高层）不同意见的争论，相互批评和个别交换意见、看法，实属正常现象。然而，开国领袖毛泽东，在听到一些人“反映”之后，却“在短短的十天时间里，突然改变了对高岗的态度”（见《力群信》），并在离京前的中央会议上，有针对性地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以我为首的司令部，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毛选》五卷）

关于所谓“两个司令部”的提法，《和阗文学》1997年11期汤应武关于《邓小平入住中南海》一文披露，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许多同志质疑说，“不存在一个独立于中央之外的刘少奇司令部”。以此类推，当年以“高岗为司令的司令部”自然也就在毛泽东“为首的司令部”之外不“独立”“存在”了！试想，如果当初毛泽东不要那样讲，不要在党内斗争“山雨欲来风满楼”时回避责任躲去杭州（听说他竟还说过“他们北京斗争，我们南方休息，回来收拾战场”的“坐山观虎斗”的话），或走了以后摇控指挥得当，不要在北京传来的“状告”后叫“公开揭露”，或者按高岗的要求让去杭州见一见毛泽东，或者不见直接回上一封信，高岗是不会自杀的。虽然事后，如前所说毛泽东施过“菩萨心肠”，用苏丹的话说，“总算尽了一番师生和战友之情”。但因“生米做成熟饭”，毛泽东只好“顺水推舟”，并在居于多数的刘少奇“司令部”“暂时领先”的势头下，在全国党代表会议《开幕词》中有点“先见之明”地、似对“阶级敌人”之语气说：“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手段”，“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用的那类丑恶活动”。并说：“高饶反党联盟的出现，它是我国现阶段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表现”，是“为反革命复辟开辟道路”（《毛选》五卷）。而邓小平《报告》中说：“党的四中全会给了这个反党联盟以毁灭性的打击。”并说：“他们就实际上成了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

毛泽东与邓小平讲的，同《回顾》讲刘少奇曾对高岗“左倾情绪和行为”说的“进城了，敌人看不见了，把眼睛盯准‘大肚皮’工商业家，把子弹朝他们打来，象农村分田地一样”截然相悖，这叫人怎样来理解？同时，毛泽东还说：“经过财经会议，组织会议，以及财经会议前的种种问题，看到他们不正常。财经会议期间，发现他们的不正常活动，每一次都给他们顶了回去。所以，以后他们就完全转入秘密了。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是到1953年秋冬才发现的。”（《毛选》五卷）

唉！谆谆教导人们坚持“实事求是”和“不搞形而上学”的毛主席，也开始讲矛盾话和不讲真话与公道话了！如果说，毛泽东在当时的情况下，讲高岗问题尚有他的用意或苦衷的话，未逃脱“文革”劫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平反并掌握了一定权力的薄一波，对一个曾对中国革命有过卓越贡献、现在阴间“死不瞑目”的高岗，时过近四十年，重谈人家过去“骄横跋扈”、“谣言惑众”、“不择手段”、“恶毒攻击”、“向党发难”、“一箭双雕”——“批薄射刘”、“讨安伐刘”及“诬陷陈云”等，就有点难以理解了！其中像“恶毒”之类的字眼，现在除对“国际恐怖分子”、“台独分裂分子”与国内“刑事犯罪分子”使用外，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与国民党的头目等这些国内外“阶级敌人”都不怎用了，薄一波却把它用在早已死去的自己人身上！同时，他还说高岗曾向“我猛攻”，“无限上纲”，什么“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投机取巧”，“什么‘品德不良’等大帽子向我扣来”，“聪明反被聪明误”。而对他自己，则用毛泽东的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波同志是个好同志”（见《回顾》）。这说明薄老也非“圣贤”，他同样有邀功委过思想，而单就“品德”而言，他比高岗也“良”不在那里！

再看路线之争。什么是路线？路线就是思想上、政治上所遵循的根本方针、原则或途径。愚认为所谓路线斗争（轻一点说认识分歧）衡量的标准应该是：代表时代潮流、符合客观现实、顺应民心者为正确路线，反之就是错误路线。对此，邓小平在《意见》中说：高岗“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所以，究竞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而《决议》则回避了路线斗争的提法。但笔者认为，党内路线分歧——斗争，不管谁是谁非，建国后实际一直是存在着。现单说高岗同刘少奇的那次斗争，而讲这次斗争，必然还要涉及毛泽东，因毛泽东不仅同高岗性格相似，而且志同道合，特别是建国前夕和建国初期，在如何建设天下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刘少奇是有路线分歧的，而高岗则是毛泽东路线的忠实紧跟者和“不谋而合”者。所以，与其说高岗同刘少奇的路线斗争，还不如说成是毛泽东、高岗等同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等的路线斗争（又有点似“枪杆子”同“笔杆子”、“根据地党”同“白区党”的斗争），是以毛泽东、高岗等偏“左”路线同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等偏“右”路线斗争。

正如《建议》中说的，文革“主要矛头是针对刘少奇的”。“试比文革中揭刘少奇的那些事实，跟十年前高岗讲过的内容，何其相似”。也像《死亡联盟》说的：“令人想不到的是，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了‘文化革命’，将刘少奇打为‘叛徒、内奸、工贼’。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当年高岗、饶漱石攻击刘少奇的罪名和刘少奇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所作的自我批评，竟成了‘文革’中批判刘少奇的炮弹”。吉林出版社出版的《共和国要事珍闻》一书《高岗要拱倒刘少奇》中也明确指出：高岗在财经会议上“鼓动一些同志‘放炮’，并上纲上线的说这是路线错误，是两条路线斗争。”

同时，《回顾》讲：“高岗对少奇同志的怀恨和反对由来已久”。“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后不久，曾批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犯了‘左’的冒险主义错误”，而曾在毛泽东到陕北前夕受过“左倾路线”之苦的高岗，却忘掉了历史，给刘少奇带“右倾”帽子说：“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错误”，“他写的《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右倾思想》里，把刘少奇同志论述过的关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观点、关于农村互助合作的观点、关于富农党员处理问题的观点等，一概当作所谓‘党内右倾思想’而加以批判”，“不择手段地进行报复和攻击”。“他在财经会议上的发言，用‘一箭双雕’的手法，把少奇同志的许多讲话加在我的头上进行批判。”（《回顾》）实际所谓“批薄射刘”、“一箭双雕”，本来是毛泽东的初衷，薄一波把错误全归结在高岗一个人身上是不够公正的，这从毛泽东1953年《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的。毛泽东说：“总路线问题，没有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七、八月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批评薄一波就是批评他离开总路线的错误。”（《毛选》五卷）

那么，两种路线斗争，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是在建国方针、政策上的分歧。《建议》讲：“刘少奇于1946年2月1日曾代表党中央，起草了一份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文件，提倡裁军和议会斗争的道路”，“遭到高岗的几次电报反对”。毛泽东于1953年6月1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了刘少奇等人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他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并说“右倾表现有这样三句话。“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引自《毛选》五卷《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一文与题解）。《回顾》说，刘少奇在1951年7月3日对山西省委的报告批语指出：“已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而毛泽东则在1951年12月15日在印发他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决议（草案）》时，专门发出通知，指示全党“把农业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批驳了刘少奇1951年背着他以个人名义为山西省委关于互助合作写批语，说他是“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毛选》五卷59页正文与题解）还据有关资料说，当时高岗在东北模仿苏联经验积极推行农业集体化试点，刘少奇则在北京发出简报，批判高岗的左倾盲动、左派幼稚病，被毛泽东发现后才将简报收回。《死亡联盟》说，毛泽东曾“还亲自起草中央关于东北农村互助合作的报告的通报，认为高岗报告中所提的方针是正确的。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办公厅将中央通报、高岗报告及三个附件，印成小册子，作为党内文件，发给各地学习。一时间，高岗名声大噪”。195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讲话指出：“对于财经工作中的错误，从去年12月薄一波同志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税制开始，到这次会议，都给了严肃的批评。并说：“薄一波的错误，并不是孤立的”，“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宣传新税制的社论，资产阶级拍掌，薄一波就高兴”。毛泽东同时说：“在这次会议上，少奇说有那么一点错误，小平同志也说有那么一点错误。”（引自《毛选》五卷《反对党内资产阶级思想》一文）。

实际，早在1949年四月，经毛泽东提出，刘少奇在天津经过广泛深入调查，向工商业资本家代表做了关于鼓励、允许资本家剥削、保护私有财产的讲话，却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对此《建议》引用邓小平的话说：“高岗确实抓住了少奇同志的一些小辫子。高岗批评少奇同志的东西，不是完全批错的，有批对了的。少奇天津讲话还是有缺点错误。最近报刊上好几篇文章都说，天津讲话没有错，高岗夸大了事实。但少奇同志确有讲的不妥的地方，起码语言不准确。”笔者认为，少奇同志那个“文革”中被批的所谓“欢迎剥削”、“剥削有功”的天津讲话，甚至包括1946年2月代表中央起草的那个《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文件，和五十年代初对东北工作“左”的错误的批评，对山西省委报告的批语中的批评，基本符合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我国将产生一个“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的思想观点的，也基本符合《论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以及七届二中全会讲话指出“在相当的时期内”“城乡资本主义成份，都应当允许存在和发展”与“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来说，还是和将是分散的个体的，即同古代相似的”精神的，亦没有违背毛泽东亲自修改、最后拟定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基本规定的。问题是毛泽东后来由于苏联斯大林模式和封建传统思想影响，改变、抛弃、否定了他原本正确的治国路线方针，而刘少奇则在跟随“毛泽东思想”中，又“发挥”、“创新”“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他这个“刘克思”“胆大妄为”的那个天津讲话，更是“高出”于“毛泽东思想”，这就必然会引起毛泽东的妒嫉和反对。

再就是所谓“军党论”了。对此，薄一波拿过去周恩来发言和邓小平报告讲的作为依据，重新回顾说：“高岗说，党的历史上有‘二元论’，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要修改，决议关于刘少奇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的代表提法不对头，需要重新作出结论（笔者注：指1945年4月2日党的六届七次会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讲到“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正是一个最好的模范”同时，也说“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刘少奇同志”和“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他别有用心地把我们党的干部分为两部分，说毛主席代表红区，刘少奇代表白区。他还制造所谓‘军队的党’是党的主体，而他是这个主体的代表人物（高岗不可能那样狂妄，“军队党”的代表人物自然非毛泽东莫属），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权力掌握在‘白区党’的人手里应该彻底改组，由他来掌权的谬论”。殊不知高岗的“军党论”还是源于毛泽东“枪杆子里边出政权”的理论的。“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邓小平说“还可以研究”，只好留给后人研究和评说了！

综上所述，权力斗争和路线斗争是交织在一起且又互相依赖、相辅相成的。权力是路线的“保护神”，路线是权力的“政治标签”。“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甚至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在治国的同时也能致人于死地；倘若权力被人夺走，自己的命运也就随之而改变。可路线的正确与否，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的安定团结，而且也影响着提出和执行路线者本人的前途命运。关于这个问题，笔者于2007年新年前向老同事张思铨走访有关高岗问题等时，在其家看到《炎黄春秋》第11期邵燕祥2005年7月25日为吴象《好人一生不平安》序《看人看事我不再简单地相信政治标签》，讲了同笔者相似且又自然比笔者高深透彻的观点：“过去讳言‘权利争斗’，认为从理论上说，只有剥削阶级才‘争夺权利’，但从实际出发，所谓路线斗争无法与权力斗争截然划开。且不说在党的基本学说里，革命本身就是以暴力夺取政权，而在革命过程中，则要争取领导权。掌握了领导权，才能实现自己所代表的正确线路。几乎没有人不认为自己所提出、所执行、所捍卫是正确路线的，那么这样的‘路线斗争’又怎能游离于‘权利斗争’之外呢？”就以建国后来说，五十年代初的高、饶问题，庐山会议的彭德怀问题，“文革”初期批判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乃至“林彪事件”、“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粉碎四人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坚持“两个凡是”与冲破“两个凡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甚至包括胡耀邦辞职及那场“政治风波”等，尽管环境和情节、性质有所不同，但均莫能逾越出“权力”和“路线”之范围，而高、饶问题则是共产党历史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做法在共产党执政后首次重演，并以高岗死于非命、饶漱石又枉加为“潘杨反革命集团”的首犯被逮捕（后判刑十四年）而落下这次权力和路线之争的帷幕。

可见，高岗问题是建国后第一桩最大冤案。但取得这次“重大斗争”胜利者的代表刘少奇，没想到他在十几年后的“文革”中也未能避开毛泽东“路线斗争”的神拳，而其结局比高岗还要惨。据李力群说“1964年夏天”，“毛主席在十三陵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讲：“有人为了保存自己，把高岗搞死的！”若少奇同志在天有灵，定会没有忘记他在“七大”报告中称毛泽东是“伟大领袖”，说“他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高呼“我们党的领袖、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中的舵手——毛泽东同志万岁！然而，就是这个中国特色的新式精神武器——毛泽东思想，在革命年代“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之后，在和平时期却把刘少奇同志也一棍子打死！难怪《和阗文学》1997年第11期《由反对个人崇拜到需要个人崇拜》文章讲，1970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对他的个人崇拜，‘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

现回头设想，如果当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能按照刘少奇同志“天津讲话”和“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构想”的路线办，高岗在东北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受到刘少奇批评后不要“怀恨和反对”，“进行报复和攻击”，刘少奇也真的像薄老讲的有“坦荡胸怀”，特别是“指挥”“当时党内不同意见和斗争”的毛泽东，不要“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就不会出现“高岗事件”。而没有“高岗事件”，也许不会有1959年的庐山会议反对彭德怀的斗争，更不会有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利用小说进行反党”、为高岗翻案而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打成“西北反党集团”，甚至也许不会有后来十年之久的“文革”浩劫！如《力群信》中说的：“高岗事件的发生，影响了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事件，贯穿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认识问题，也关系到党内一些同志对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件的认识问题，交织复杂。有些事情，在主席去世后，可以说清楚了，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历史。历史上的‘错误’也不能是由高岗一个人所造成的。”

就拿建国前夕和建国初期路线比较正确且素有“修养”的党的二把手刘少奇来说，在主持了反高、饶斗争并同时违心的检查了自己“右”的错误后，“以史为鉴”，紧跟毛泽东参加了“三大改造”，积极主持、参与了“反右派斗争”和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后因受到历史惩罚，经过调查研究，在“七千人大会”上书面报告和讲话中，虽一方面以路线和人民生活为重，说彭德怀同志“信中所说的一些具体问题，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能算错误”。但另一方面又以成见和“圈圈”出发，说“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他们都有国际背景”，“背着中央进行派别活动”。并说：“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惟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彭德怀同志看到刘少奇讲话后”，“气愤地”“写出《评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和讲话》，说刘少奇同志新加给自己的‘里通外国’的罪名‘完全是无中生有’，我没有任何小集团，也没有同任何外国人在中国搞颠复活动。这对我是诬蔑”。后在他著名的“八万言书”中又写道：“少奇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笔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到底是高饶联盟，还是彭、高联盟呢？恐怕是彭、高联盟”（以上见《死亡联盟》）。过去毛泽东“一言九鼎”定过的不少“铁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本着毛泽东“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在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支持下，胡耀邦针对华国锋等的“两个凡是”提出“两不管”，平反了一系列冤案错案，对所谓“叛徒、内奸、工贼”，“反革命修正主义”——“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与白区工作者彭真、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均“一风吹了”，并对“不能平反”的彭德怀同志也作了平反。唯有高岗问题（自然也包括饶漱石在内），因是邓小平“一言九鼎”定的“铁案”，就连诸如“阴谋集团”和“丑恶活动”、“恶毒攻击”、“罪恶目的”以及“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为反革命复辟开辟道路”等“不实之词”也不予“改正过来”，这岂不成了新的“两个凡是”了吗？我们党的改革家任仲夷老人说得好：“我们可以宽恕历史，但不能忘记历史，更不应歪曲历史。如果对历史问题、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你怎么以史为鉴”。可见“以史为鉴”，就必须还原历史本来面貌，而“高岗事件”自然属于此列，它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最后，再说一说高岗的历史功过和“自杀”与因这次斗争而带来的历史悲剧问题。建国初即国民经济恢复后，我们党和毛泽东，由于缺乏执政经验，靠马列书本和苏联斯大林模式“治江山”，理论和实践走向偏左，而高岗则是跟随毛泽东“左”的路线最紧的一个。他的言行对当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将要进行的“三大改造”——走空想社会主义道路，是起了一定负面作用的。但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讲，谁也不能否认高岗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姑且不说他在延安时期、东北时期为经济建设和抗日战争做出的辉煌成绩，特别是为抗美援朝胜利作出重大贡献不说，单说他同刘志丹、谢子长等一起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就功不可没。

据《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红军长征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和《金秋》2006年10期《奠基西北——红军长征落脚西北纪实》与《当代陕西》2006年第10期《红军长征到陕西》以及中央党史出版社《毛泽东的足迹》披露，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队围剿到中央根据地腹地，红军付出巨大伤亡，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红军主力与党政机关86000人，于10月10日从江西苏区出发，被迫转移，开始长征。当红军突破湘江防线时，人数从8万减少至3万，1935年9月由川入甘到岷县哈达铺整编时只剩下1万多人。在红军人困马乏，筋疲力尽，走投无路之时，侥幸获得喜讯——从当地国民党《晋阳日报》、《大公报》得知陕北有刘志丹、高岗领导的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的消息，称“陕北23县，无一县不赤化”，“全陕北赤化人民70万人，编为赤卫队者20万，赤军者2万”，“匪军刘志丹辖3师，有枪万余”。于是，立即召开会议，决定将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此前，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一直模糊不清，据说曾先后选过七个目标地，其中有经宁夏走向外蒙或跨越新疆直奔苏联）。10月19日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在吴旗镇胜利会师，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由“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并从此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听说过去曾有过“陕北救中央”和“中央救陕北”的不同议论。历史证明，没有陕北革命根据地，就没有中央红军的立脚点，所以说“陕北救中央”是有一定根据和道理的。可同样，没有中央红军到陕北，就不会有“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陕北红军与其根据地也因抵不住蒋介石“先安内”之“围剿”而难以保存下来的，所以说“中央救陕北”也是正确的。当然也可以说民族英雄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发动“西安事变”救了中国共产党。不过用毛泽东关于“内因”和“外因”关系的哲学观点讲，还是共产党这个“内因”（“根据”）自己救了自己。当年毛泽东、张闻天等率领的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在困难重重——外有国民党军队“围剿”，内部财力、物力短缺的情况下，我党经过与张学良、杨虎城会晤和商谈，达成“三位一体联合战线”和“联蒋抗日”、“共同保卫中国”的协议，才为“西安事变”，——逼蒋“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创造了自己救自己的“条件”（“外因”）。“兵谏”后，我党应张、杨邀请，派周恩来等来西安参加了南京与西安三方面会谈，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缓解了陕北危机，打开了联合抗日的新局面。正如2004年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的《张学良世纪传奇》作者说：“西安事变提早全民抗日是真，使反对派中共因此壮大也不假。”“如果西安事变给中共留下活口，那么日本发动芦沟桥事变，就是给中共投下了救生圈。”也如电视剧《西安事变》宋子文的一句台词所说，在共产党气数已尽时，局势突然改变（大意）。的确，若没有“西安事变”，在蒋介石视中共为“内部敌人”、“心腹之患”而“先安内”，并亲临西安，部署国民党军队四路“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只有几万“小米加步枪”红军，能顶住蒋介石武装到牙齿的“飞机加大炮”几百万国军吗？！因此说，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共同抗日，共产党是不可能在1949年就取得革命胜利并建立新中国的。

言归正传，有的同志说，高岗故然“功不可没”，可他不该“轻生”，“轻生”是他的“最大错误”。笔者认为，对“轻生”要做作具体分析。我们不能按过去的习惯说法，大凡共产党员一“自杀”就一概而论地说成是“叛党”，是“自绝于党和人民”。如是“畏罪自杀”，自然不应宽恕，甚至可以罪加一等；但若是自觉委屈而不服气，或受不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认为“生不如死”，在绝望中走向“自杀”，那就情况完全不同了。高岗就属这一种（后来特别是“文革”中，这种类型有的是）。他如毛泽东说的是个“性格刚烈”的人，是在领袖抛弃、朋友背叛，“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之下抉择死的，尤其是“陈云的‘反戈一击’是造成高岗去自杀的主要原因。”（《力群信》）

可再翻回来讲，倘若高岗当时不选择死，按毛泽东曾有愧地说，又是“保留他的中央委员”啦，又是“让他到陕北工作”啦，但他“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即使在五年后的庐山会议不被卷入“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在“文革”中也会被打成“里通外国”分子，或在林彪事件中被陷进去！只有像苏丹在《建议》中最后说的，“如果按高岗当时的意见（笔者注：指将刘少奇“挪位置”“去搞议会”，这实际是毛泽东的意见）办理，或对高岗问题处理恰当（用李力群的话说不要将它“演变为政治事件”——笔者），我们党也不会经受执政以来的几次挫折；中国人民也将免去吃尽‘文革’中的苦头。这不仅是高岗的悲剧”，也是毛泽东的悲剧，是刘少奇同志的悲剧和全党的悲剧，是值得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反思和总结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可以想象，若当年不发生这个“悲剧”，我们党按毛泽东主席建国前夕勾画出的治国蓝图、构想即理论、纲领办，坚持党的“三大法宝”，发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等中央领导的主张和宋庆玲等爱国民主人士的建言走，中国现代化的和谐小康社会可能会提前二、三十年。


（选自作者2008年7月《风雨六十年——我的回顾与反思》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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