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电影“22大明星”如何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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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文史参考》2012年第17期（总第65期），原标题为“谁制造了‘二十二大明星’”


　　新中国电影“22大明星”诞生50周年主题影展将于9月在中国电影博物馆拉开帷幕，带领观众重温那一段段斑驳却又亲切的光影记忆。随着老演员陈强和张瑞芳的去世，“22大明星”的提法频现报端，然而，返回历史现场，“22大明星”却寻不到半点公开报道的线索。

　　“22大明星”是真实的吗？它是如何诞生的？

　　这是一张薄薄的名单，上面的名字却光彩耀目。

　　50年前，风华正茂的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明星。在那个没有电视和互联网、媒体屈指可数的年代，电影令亿万中国人渴望、痴迷，银幕上那些放大了若干倍的人物光影，成为除了政治领袖之外，最令人熟知的中国面孔。

　　随着老演员们一个个离去，“22大明星”的称号被频频提及，最常见的说法是，1962年“22大明星”的诞生是新中国在“文革”之前唯一一次“造星运动”。这份流行的名单里，除了刚刚离开的陈强和张瑞芳，还有崔嵬、谢添、张平、于洋、于蓝、谢芳、赵丹、孙道临、白杨、秦怡、上官云珠、王丹凤、祝希娟、李亚林、庞学勤、张圆、金迪、王心刚、田华和王晓棠，共22人。

　　“22大明星”是如何诞生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22大明星”名单出炉的背后氤氲着怎样的历史和政治氛围？

　　当记者带着这些问题，试图穿过半个世纪的时光隧道，在当年的《人民日报》、《大众电影》杂志等公开报刊资料中找寻“22大明星”相关记载时，却惊讶地发现，“22大明星”失踪了！甚至以媒体常常使用的“新中国人民演员”和“新中国优秀电影演员”作为关键词，仍然找不到任何线索。

　　这谜一般的“22大明星”是真实的历史存在吗？

　　Ⅰ. 周恩来与“新侨会议”

　　评选电影明星不是新中国的首创，早在1933年2月，老上海《明星日报》就票选出“电影皇后”胡蝶。同月《电声日报》选出“中国十大明星”，胡蝶再次荣膺“电影皇后”，阮玲玉紧随其后，年仅22岁的男演员金焰则当上了“电影皇帝”。

　　新中国成立后，“明星”一词渐渐淡出公共场合，“演员”和“电影工作者”成为正式的称呼。与此同时，华美的旗袍和裘皮大氅不再是演员们的标准行头。1949年8月，在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张瑞芳见到重庆上海的影人们，大家都“一袭制服，一顶列宁帽，脂粉不施，素面相向”。

　　印象中，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的明星只有工农兵，文艺工作者一直是思想改造的对象。“电影明星”一词容易引起“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丰富联想。当时的《大众电影》刊登了摄影机朝着身着比基尼的梦露射出子弹的漫画，配文“梦露之死——对好莱坞的控诉”这样结尾，“借用美联社记者的话来说：‘玛丽琳·梦露的故事已经完了！’但在明星制度下的悲剧片胶卷似乎还长着哩！”

　　然而，事实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

　　在1961年6月举行的“新侨会议”（中宣部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和文化部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了长篇讲话，对文艺界的“反右”扩大化和“大跃进”进行了反思，批评“一言堂”和“五子登科”（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提出“做领导的人”，“希望你们干涉少些”，“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修正主义”。

　　周恩来总理自认为他的讲话是“不免有点情绪”的，他指出“我在一九五九年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谈话，从今天水平来看，也不一定都是对的，里面也会有过头或不足的地方。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这次你们要求谈一次，我就谈一谈。心有所感，言之为快。”

　　在新侨会议上的讲话中，“心情舒畅”竟然出现了6次之多。同时他提出，“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而不是由领导回答。”

　　1961年7月《人民日报》刊发的会议消息称，此次会议提出电影要有“好故事、好演员、好镜头、好音乐”的“四好”原则，“好演员”赫然在列。

　　1967年《人民日报》刊登批判周扬“文艺黑线”的文章，列举的诸多罪状之一，就有周扬在“新侨会议”上的言论：“我们反对明星主义，但还是要有明星，在观众中，还是老演员的名声比较大，白杨、赵丹、秦怡……这当然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显而易见的是，“明星”问题在会议上被正面提及，与“新侨会议”对极左文艺路线的认识有直接的关系。

　　“新侨会议”推动下，“文艺八条”和“电影工作三十二条”先后颁布，保证艺术民主和按照电影规律办事，中国电影继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后再次掀起了创作高潮。对演员和电影工作者的尊重和重视，造就了一部部万人空巷的经典之作，优秀作品更推出了一批为全中国观众熟悉和喜爱的电影演员，他们不叫“明星”，却星光熠熠。

　　Ⅱ. 为什么没有我们自己的明星

　　1961年6月末的某天，正值“新侨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邀请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电影局局长陈荒煤以及各电影厂的厂长、编剧、导演和演员共30余人做客中南海西花厅。当时参加会议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女演员金迪清楚地记得，在会客室，周恩来对夏衍说，夏衍同志，新中国成立十多年了，为什么我们的电影院里还挂着苏联人民演员和功勋演员的明星照片，为什么没有我们自己的明星？夏衍说，总理放心，我们下去一定办。

　　直到1962年到天津演出话剧《雾重庆》，在电影院看到自己的大照片悬挂在入场处的大厅里，金迪才明白，去年年底厂里安排她拍的照片原来与总理的上次谈话有关。

　　无独有偶，八一电影制片厂女演员田华也并不知道有关“22大明星”遴选一事。现在回想起来，她只记得厂里曾通知说，奉上级指示，让她去中国照相馆拍照，做什么用，田华当时并不知道。不过为了这次拍照，她还特意去烫了头发。这个造型就出现在她后来看到的“22大明星”照片中。

　　随着“新侨会议”的召开，电影界开始“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更加强调电影生产自身的规律。同时，作为会议所呼吁的“艺术民主”的实践和产物，“百花奖”——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群众电影评奖活动应运而生了。

　　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蔡楚生在《大众电影》发表文章《热烈欢迎广大观众评奖电影》，专门提出，最佳故事片奖应该是“四好”；演反面角色的艺术家充当着“反面教员”，“他们的劳动有成就的都应当受到肯定和获得荣誉”。这一条看似个人观点，实际上起着明显的“引导”作用。1962年4月28日的《人民日报》刊登消息，公布了“百花奖”评奖结果，在《红色娘子军》中扮演南霸天的陈强获最佳电影配角奖。而此前反面角色能否获奖，并无社会共识，为此，当时的不少报刊还刊登文章进行了讨论。

　　获选最佳配角奖的陈强与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奖的崔嵬、祝希娟以及票数相当可观的于蓝、王玉珍、秦怡、王心刚、梁波罗、赵丹，他们中的大半也都入选了“22大”。

　　观众的热情令人意想不到，3个月时间，《大众电影》编辑部收到117939张选票。由于回收选票太多，统计任务繁重，编辑部只好邀请北京女子三中的300名同学来帮忙。观众尤其对最佳电影演员表现出更大兴趣，为此，《大众电影》还刊登了崔嵬、祝希娟和陈强的“获奖感言”，刊登了《一封贺信寄崔嵬》、《我投陈强一票》等读者来信。

　　1962年5月22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前夕，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在政协礼堂举行“百花奖”授奖大会和电影工作者联欢晚会。会上，陈毅、郭沫若、谢觉哉、茅盾等亲笔题字的奖状被作为奖品授予“百花奖”获奖者。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毅参加了联欢晚会，接见了全体受奖人员。

　　在此后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烈火中永生》赵丹塑造的许云峰、于蓝塑造的江雪琴、《早春二月》中上官云珠饰演的文嫂、谢芳饰演的陶岚、孙道临扮演的肖涧秋、《兵临城下》中庞学勤塑造的李忠民、田华在《夺印》中塑造的胡素芳、在《秘密图纸》中塑造的石云、秦怡在《北国江南》中塑造的银花、王丹凤在《桃花扇》中饰演的李香君，张瑞芳饰演的李双双，都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令人难忘的经典形象。

　　而王心刚和王晓棠这对“黄金搭档”在经典之作《野火春风斗古城》中塑造的杨晓冬和金环、银环形象，更使他们登上了电影事业的巅峰。“男看王心刚，女看王晓棠”的说法流传至今。

　　Ⅲ. “明星”照片的隐秘流传

　　现在仍然健在的当事人田华、金迪、谢芳、庞学勤、秦怡对22人名单的出炉都不知情，而《人民日报》、《大众电影》等公开发行的报刊也寻不到22人名单的蛛丝马迹。可以确定，当年这个22人名单并没有公开颁布甚至公之于众。

　　对于全国观众和演员们而言，只是他们在1962年的某个时间来到各大中小城市的电影院或工人俱乐部，突然看到大厅里悬挂着22位电影演员的大幅照片，而那里以前挂的可能是邦达尔丘克、马列斯卡娅等苏联演员的肖像。

　　为调查“22大明星”出炉的大致过程，通过查阅现有的一手材料，我们已经能够对事件作出相对清晰的描述。

　　根据1964年12月12日文化部向中宣部的情况报告，在全国各地电影院悬挂电影演员照片，是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以下简称“中影公司”）提出，经司徒慧敏、袁文殊、夏衍同意，于1962年4月由该公司印制并通知各地悬挂的。

　　而究竟是中影公司首先主动提出悬挂明星照，还是经过文化部领导授意、中影公司具体实施，目前并没有一手材料证实。但从文化部向中宣部汇报的材料推断，这件事，文化部并没有大张旗鼓的指示和颁布，虽然对此许可甚至可能有所授意，但在外界看起来，并非政府行为，而是报批有关政府部门的“公司行为”。

　　至于如何确定这份名单，《永恒的星辰》作者刘澍介绍说，中影公司向当时电影“四大厂”（北影，上影，长影和八一）征求意见，根据四大厂上报的六七十人名单再次圈定。

　　也有回忆文章写道，这份大名单由文化部上报总理周恩来，22人系周总理“亲自圈定”，但这个说法目前还缺乏一手材料证实。同样，圈定22人，到底以什么为标准，也难以得到明确说法。

　　就人选来看，“反面角色”陈强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因《武训传》而遭到批判的著名演员赵丹能够入选，可以看出这份名单主要考虑到演员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上影7人，北影7人，长影4人，八一厂3人，名额分配上也考虑到各厂的实力和演员阵容。同时，年仅24岁的祝希娟虽然参演电影却并非电影厂演员，也同样入选，应该是考虑到观众对她的喜爱程度。

　　这份22人名单当然也难免有遗珠之憾。出演《暴风骤雨》的刘季云，《上甘岭》中男一号高保成，《平原游击队》里李向阳的扮演者郭振清，《甲午风云》中丁汝昌的扮演者浦克以及韩非、康泰、赵联、秦文等许多知名演员由于各种原因和名额限制没能入选。

　　演员照片悬挂出来的观众反响，今天很难复原，但从各种“口袋装”照片的流行状况就可见一斑。1963年6月底，北京市美术公司派人持公函到电影局面谈，指出目前市场上出售的一些演员照片质量很差，该公司拟根据文化部批准的22个演员照片印制一套质量较好的《中国电影演员》照片，在国内发售，得到电影局的同意。从1963年9月到1964年4月，半年时间里，仅北京市美术公司一家就印制了演员照片753947张，在全国各地销售，已售出714638张。

　　同时流行的，还有私商从各种渠道搞来的诸如《冰山上的来客》等“剧照+插曲”的歌片。算上各种单位和“私商”印制的各种版本，可以想象，数字远比我们所见的庞大。

　　1964年3月，北京市美术公司根据上级指示，停止演员照片印制，于5月份停止销售，并将库存作废。9月，该公司又会同有关部门彻底清查市面上出售的演员照片情况，并分批把照片从商业部门和小贩手中收回销毁。

　　第三届百花奖已经评出结果，还没来得及公布，就戛然而止。

　　1964年9月29日，正当文化部整风，电影局通知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并抄致各地文化主管部门，立即撤销在各影院和放映单位悬挂的电影演员照片。至此，公开悬挂了将近两年5个月的22位演员照片从电影院和工人俱乐部的墙上消失了。

　　事实已经水落石出：这份22人名单，只是为在影院和俱乐部悬挂中国电影演员的照片而确定的人选，并非政府颁布的“明星”荣誉。而因为这些演员广受喜爱，照片一旦在各地公开悬挂，就在观众的口耳相传中被命名为“22大明星”。

　Ⅳ.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1980年，组织决定请赵丹和日本艺术家合作，拍摄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谁知，强烈渴望重回大银幕的赵丹突然病倒。《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一语成谶。

　　这谶语，也是对一个时代的告别。

　　赵丹没有下完的这盘棋，并不是残局。1981年，王心刚因在电影《知音》中扮演蔡锷，获得第五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秦怡1976年患了肠癌，仍以顽强的毅力战胜病魔，主演了《风浪》、《海外赤子》等电影。

　　孙道临自编自导影片《雷雨》、《非常大总统》，并在两片中分别饰演男主角。谢添导演的《甜蜜的事业》获1981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他本人获1980年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奖。

　　于蓝受命组建儿童电影制片厂并成为首任厂长；祝希娟则兼任深圳电视台电视艺术中心主任，自此转战电视剧创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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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5月8日，电影《飞越老人院》公映，84岁的田华“特别出演”，再上大银幕。

　　2012年6月26日，陈强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94岁，6月28日张瑞芳在上海去世，享年95岁。至此，“22大明星”仅余其半：于洋、于蓝、谢芳、秦怡、王丹凤、祝希娟、庞学勤、金迪、王心刚、田华、王晓棠。

　　半个世纪过去了，“22大明星”和那个年代大银幕上的所有写满诚意的面孔，都已化作历史的光影，写进了所有观众的记忆——

　　人民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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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制造了“二十二大明星”


　　不久前，老演员张瑞芳、陈强相继去世，再次勾起人们对老一代电影人斑驳又亲切的回忆。在没有电视和互联网，媒体屈指可数的年代，大银幕令亿万中国人渴望、痴迷，银幕上那些放大了若干倍的人物光影，成为除了政治领袖之外，最令人熟知的中国面孔。
　　在近期许多媒体报道和悼念活动中，二十二大明星的说法被频频提及。诞生于1962年的二十二大明星是新中国在文革之前唯一的造星运动。
　　不久前举办的2012华鼎奖名人满意度调查颁奖典礼上，刚刚离世的陈强、张瑞芳与二十二大明星中健在的其他十一位老人共同获颁终身成就奖。而今年举办的长春电影节和第二十一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也专设特别环节致敬二十二大明星。
　　二十二大明星是如何诞生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二十二大明星名单出炉的背后，氤氲着怎样的历史和政治氛围？
　　这谜一般的二十二大明星，是真实的历史名词吗？

　　周恩来与新侨会议

　　评选电影明星不是新中国的首创，早在1933年2月，老上海的《明星日报》就票选出电影皇后胡蝶。同月《电声日报》选出中国十大明星，胡蝶再次荣膺电影皇后，阮玲玉紧随其后，年仅二十二岁的男演员金焰则当上了电影皇帝。
　　1949年以后，明星一词渐渐淡出公共场合，演员和电影工作者成为正式的称呼。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中，明星一词容易让人联想到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
　　然而，事实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
　　在1961年6月举行的新侨会议（中宣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文化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了长篇讲话，对文艺界的反右扩大化和大跃进进行了措辞尖锐的批评，尤其是一言堂和五子登科（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他对做领导的人提出，希望你们干涉少些，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修正主义。
　　周恩来的讲话是有点情绪的，他说：我在1959年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谈话，从今天来看，也不一定都是对的，里面也会有过头或不足的地方。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这次你们要求谈一次，我就谈一谈。心有所感，言之为快。
　　文艺工作也要两条腿走路是周恩来1959年会见部分文艺界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提出了十个既要又要，第一条是既要鼓足干劲，又要心情舒畅，第七条是既要政治挂帅，又要讲物质福利，第九条是既要敢想、敢说、敢做，又要有科学的分析和根据。
　　在新侨会议上的讲话中，周恩来竟然用了六次心情舒畅。同时他提出：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而不是由领导回答。
　　新侨会议结束后，1961年7月《人民日报》刊发的消息称，此次会议提出电影要有好故事、好演员、好镜头、好音乐的四好原则，其中好演员赫然在列。
　　周扬在新侨会议上有一个很鼓舞人的发言：我们反对明星主义，但还是要有明星。在观众中，还是老演员的名声比较大，白杨、赵丹、秦怡这当然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外国人讲狂热，有些电影狂对某个演员演的片子非去看不可。不过，文革中的1967年，周扬文艺黑线的诸多罪状之一，就有这个发言。
　　显而易见的是，明星问题在会议上被正面提及，与新侨会议对极左文艺路线的拨乱反正有直接的关系。
　　在新侨会议推动下，文艺八条和电影工作三十二条先后颁布，保证艺术民主和按照电影规律办事，中国电影继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后，再次掀起了一波创作高潮。有了对演员和电影工作者的尊重，一批为全中国观众熟悉和喜爱的电影演员脱颖而出，他们不叫明星，却光彩夺目。

　　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明星

　　当时参加新侨会议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女演员金迪还记得，1961年6月末的某天，周恩来总理邀请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电影局局长陈荒煤等人，以及各电影厂的厂长、编剧、导演和演员共三十余人，到中南海西花厅做客。
　　在总理会客室，周恩来对夏衍说：夏衍同志，建国十多年了，为什么我们的电影院里还挂着苏联人民演员和功勋演员的明星照片，为什么没有我们自己的明星？夏衍说：总理放心，我们下去一定办。
　　1962年金迪到天津演出话剧《雾重庆》，意外发现自己的大照片挂在电影院墙壁上，她才恍然大悟，原来1961年底厂里安排她拍照片并不是例行公事，而是派上这个用场。
　　八一电影制片厂女演员田华也并不知道有关二十二大明星遴选一事，现在回想起来，她只记得厂里曾通知说，奉上级指示，让田华去中国照相馆拍照。照片做什么用，田华当时并不知道，不过为了这次拍照，她还特意去烫了个头发，这个造型就出现在后来的二十二大明星照片中。
　　随着新侨会议的召开，电影界开始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更加强调电影生产自身的规律。同时，作为会议所呼吁的艺术民主的实践和产物，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群众电影评奖活动百花奖诞生了。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蔡楚生在《大众电影》刊登文章《热烈欢迎广大观众评奖电影》，文中专门提出，最佳故事片奖应该是四好电影，演反面角色的艺术家充当着反面教员：他们的劳动有成就的，都应当受到肯定和获得荣誉。
　　1962年4月28日，《人民日报》公布了百花奖评奖结果，在《红色娘子军》中扮演南霸天的陈强获得最佳电影配角奖。反面角色居然获奖，当时是个稀罕事，不少报刊还为此刊登文章进行讨论。
　　明星照片的隐秘流传
　　现在仍然健在的二十二大明星田华、金迪、谢芳、庞学勤、秦怡等人，对二十二人名单的出炉过程都不知情，而《人民日报》、《大众电影》等公开发行的报刊，也找寻不到二十二人名单的蛛丝马迹，可以确定，当年这份名单并没有公开发布。
　　对于全国观众而言，他们并没有听说过所谓二十二大明星或者新中国人民演员之类的称号，只是在1962年的某个时间，全国各城市的电影院和工人文化宫里，人们突然看到大厅里悬挂着二十二位电影演员的大幅照片，而那里以前挂的可能是苏联演员的肖像。
　　根据1964年12月12日文化部向中宣部发去的情况报告，在全国各地电影院悬挂电影演员照片一事，是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提议，经司徒慧敏、袁文殊、夏衍同意，于1962年4月由该公司印制并通知各地悬挂的。
　　而究竟是中影公司首先主动提出悬挂明星照，还是经过文化部领导授意、中影公司具体实施，目前并没有一手材料证实。但从文化部向中宣部汇报的材料推断，这件事文化部并没有大张旗鼓指示和颁布，因此在外界看来，悬挂照片并非政府行为，而是报批有关政府部门的公司行为。
　　事实非常清楚：这份二十二人的名单，并没有明确进行过所谓明星的评选，只是为在影院悬挂中国电影演员的照片而确定人选。照片一旦在全国公开悬挂，就成了群众口耳相传的二十二大明星。
　　至于如何确定这份名单，电影史学者刘澍介绍说，中影公司向当时电影四大厂（北影厂、上影厂、长影厂和八一厂）征求意见，根据四大厂上报的六七十人的大名单圈定。也有其他文章提到，这份大名单是由文化部上报周恩来总理，二十二个人是周总理亲自圈定，但这个说法目前还缺乏一手材料证实。同样，圈定二十二人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也没有明确说法。
　　就名单来看，反面角色陈强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因《武训传》而遭到批判的著名演员赵丹能够入选，可见这份名单主要考虑的是演员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并没有用政治正确压倒一切作为评选标准。
　　上影七人，北影七人，长影四人，八一厂三人，这个分布比例也考虑到了各厂的实力和演员阵容。同时，上海戏剧学院实验话剧团年仅二十四岁的祝希娟虽然参演电影《红色娘子军》，却并非电影厂演员，也同样入选了名单，应该是考虑到观众对她的喜爱程度（祝希娟是百花奖读者票选最佳女演员）。
　　演员照片悬挂出来的观众反响，今天很难复原，但从各种口袋装照片的流行状况就可见一斑。1963年6月底，北京市美术公司派人持公函到电影局面谈，指出目前市场上出售的一些演员照片质量很差，该公司拟根据文化部批准的二十二位演员照片印制一套质量较好的中国电影演员照片在国内发售，此事得到了电影局的同意。
　　从1963年9月到1964年4月的半年时间里，仅北京市美术公司一家就印制了秦怡、赵丹等二十一位演员（金迪的照片没有采用）的照片753947张，在全国各地销售，当时数据显示已售出714638张。市面上同时流行的，还有从各种渠道搞来的诸如《冰山上的来客》等影片的剧照卡片。

　　兴衰荣辱皆明星

　　然而，二十二位电影演员照片的公开悬挂，大概只持续了不到两年半的时间。1963年底，毛泽东在中宣部《文艺情况汇报》上做出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批示下达后，文化部党组于1964年3月开始整风，夏衍、陈荒煤被列为重点对象，题材广阔论和《早春二月》等一批毒草都成为夏衍的罪证。5月，夏衍被停职审查。
　　文化部整风期间，1964年9月29日，电影局通知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并抄送各地文化主管部门，要求立即撤销在各影院和放映单位悬挂的电影演员照片。
　　1964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文化部党组发文，指出：近两年来，中国电影发行放映总公司印发了白杨等二十二名电影演员的巨幅照片，在全国各地电影院、俱乐部普遍悬挂。此事是否经过文化部同意？这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发广告、捧明星的办法，影响很坏。很多群众来信对此提出批评。请你们立即采取措施，通知各地电影院、俱乐部摘去这些照片。
　　文化部党组立即做了调查，并向中宣部发去情况报告，检讨说：我们批准在电影院悬挂演员照片一事，是党组路线错误的一个具体体现，是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反映。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我们将继续深入检查批判。
　　1964年3月，北京市美术公司根据北京市文化局的批示，立即停止演员照片印制，于5月份停止销售，并将库存照片也予以销毁。9月，该公司又会同北京市美术家协会、北京市文化局组成检查组，彻底清查市面上出售的演员照片，分批把照片从商业部门和小贩手中收回销毁。
　　文革期间，1966年8月12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夏衍与被称为阎王殿的中宣部其他阎王们，第一次接受万人批斗。夏衍胸前挂着反革命文艺黑线大头目、电影界祖师爷的字样，名字上打着一个红色大叉。
　　被上街游斗的演员赵丹身挂黑色牌子，上书混世魔王，也打着大红叉。批斗大会还利用当时最尖端的传播技术--在电视上转播，不时给赵丹一两个近景特写。
　　远在长春的演员金迪也被批斗，胸前挂的是二十二大电影黑尖子。
　　此时的二十二大，已经成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1968年11月，四十八岁的上官云珠不堪折磨，跳楼自杀。
　　被下放到北京大兴的于蓝，推开门看到满眼的黄沙，感慨说：以后再拍沙漠戏，不用去戈壁滩了。

　　特约撰稿 | 董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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