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徒手：夏衍调离文化部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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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徒手

随着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即对柯庆施报告的批示与对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的批语。毛泽东批评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先后下达，1963、1964年文艺界刮起凌厉的整风运动，原本是领导机构的文化部党组被中央高层点名痛责，狼狈不堪，很快就成了群起攻击的靶子，至1965年初春，调整文化部领导班子，原党组全班端掉。



随着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即对柯庆施报告的批示与对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的批语。毛泽东批评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先后下达，1963、1964年文艺界刮起凌厉的整风运动，原本是领导机构的文化部党组被中央高层点名痛责，狼狈不堪，很快就成了群起攻击的靶子，至1965年初春，调整文化部领导班子，原党组全班端掉。时任党组副书记、主管电影的副部长夏衍一贯被视为右倾，自然成为此次运动的重点。 “美化30年代党的电影小组”问题

夏衍自身存有一个回避不了、别的党组成员所不具备的历史问题，就是他被视为30年代上海文艺的“祖师爷”，曾一度美化了上海党的电影小组的领导作用，与官方推崇的40年代延安文艺座谈会有明显的时间差。这是众人认为非常犯忌的大事情。夏衍已经觉察到自己头上顶着的这个随时会引爆的“大闷雷”。

文化部党组在这个问题上已经痛下“毒手”，不留余地，他们向上级明确表示：“夏衍等同志把那时的上海说成已经有了一条完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已经解决了文艺工作者同工农兵结合的问题。他们特别颂扬瞿秋白同志个人领导如何英明正确。“报告中再三强调，这是否定延安讲话的伟大意义，“用他们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来同党的文艺路线相对抗”，这实际上已经置夏衍于

不堪的“死地”。

声讨《早春二月》

电影《早春二月》的问题更引发了大范围的声讨，还为此在北影开了专题会，夏衍被迫接受批判。发言者指责他有常有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对创作人员施加温情主义的影响，与30年代的作品有千丝万缕的感情联系。夏衍只好在别人批判的基础上，承认自己“在重要问题上不能坚持原则”，“对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

1963年7月16日，夏衍在文化部党组做了长篇检查，他自以为一再“碰到自己最痛的地方”：“近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对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有那么多的顾虑？为什么柯老提出写13年就条件反射想到民主革命时期的题材还要不要写？为什么电影题材比例中革命历史题材少了一些的时候会那样地忧心忡忡？为什么对1958、1959年的作品只看到缺点而不积极地肯定它的方向？这都是人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而思想感情还停留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具体反映。”这样的检查程度还是未获中宣部领导的认可。

调离文化部

50年代初期夏衍在上海负责文化工作，整个状态不尽理想，连续出了《武训传》《我们夫妇之间》《人民的巨掌》等挨批影片，对在上海的胡风、冯雪峰等又管理不力。他万分苦恼，觉得自己政治上过于落后，担负不了这么重大、复杂的工作，一再给周扬写信，希望能把斗争性强的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调到上海工作。

被内定为“右倾”、“温情主义”的夏衍与上海市委的矛盾日渐增多，市委要不断强化对文艺界的斗争，夏衍“和稀泥”的态度自然不能被容忍。他被调到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之前，已经处于极为狼狈的境地，离开上海已算是“幸福的解脱”。多个省市委的夹击，业内又饱受下属的埋怨，内心的煎熬无法比拟。

1 963年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批示传达之后，身感危机的夏衍曾写信要求调动工作，自然是未能获准。中宣部多次批评电影界有组织、有意识地捧“老头子”，毫不客气地说夏衍就是电影界的祖师爷。没想到夏衍竟回应说，要消除这种影响，只有一改行，二撤戏，三开除党籍。文化部党组只能开会批夏衍的这种恶劣态度。会后汇报说，虽然夏衍承认态度不对，但他并没有真正认识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而是继续为自己辩解。

在1965年初临近整风运动结束之际，夏衍在党员大会上做“深刻检查”，认为自己思想根源在于自负：“美化30年代的电影、文化工作，而且认为在领导工作、组织工作等等方面，都已经有了一套经验。”

夏衍在会上表示，这次整风是党对自己的最后一次挽救，也是毕生难忘的一次沉痛教训。说者诚恳，听者漠然。夏衍最终调离了文化部这块凝聚工作心血，又汇集悲怆的伤心之地，在“文革”风暴到来之前就被打入冷官。


（摘自《读书》2014.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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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文化部围剿“老头子”的整人运动

　来源：《各界》 　作者：陈徒手　　

    1963年，随着毛泽东有关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先后下达，文艺界顿时掀起凌厉的整风运动，原本是领导机构的文化部党组被中央高层点名痛责，狼狈不堪，很快就成了群起攻击的靶子，部党组副书记、主管电影工作的副部长夏衍一贯被视为右倾，自然成为了靶心。
    （一）
    毛泽东的批示，使文化部党组及剧协、影协、作协等涉事党组一夜之间威信全无，只剩有虚弱的招架之力。中宣部趁势派来工作组，由周扬直接管控文化部的批判运动。1964年1月初，中央政治局会议直接批评文化部的工作，党组“身首异处”的恶名远扬全国。7月2日周扬召集文化部领导班子在中宣部开会，指责党组关门整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干脆挑明，文化部党组的检查毫无诚意。8月5日，周扬决定在文化部内发动群众“开门检查”，分别组成三个战线，彻底解决“雷打不动，觉悟迟，行动慢”的顽疾。
    7月2日听完周扬的报告后，文化部党组当晚召开会议商量如何进行检查，有人提出，应该翻箱倒柜彻底检查一下。夏衍一听就气冲冲地给顶回去，前期因病休息、现已回文化部复职的党组书记齐燕铭也不同意翻箱倒柜，还是想按照常规那样检查一通。
    党组内部原有的矛盾逐步公开和激化，为了自保开始不顾情面展开斗争。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徐光霄听了不少批评意见，8月21日终于扛不住内心的焦虑，大光其火：“有人要整我，要搞我，领导上不信任我。”9月10日党组会由下午开至深夜，会场情绪暗淡消沉，齐燕铭近乎绝望地喊道：“我们是一群罪人。实在不行，请中央派人来。先撤我们的职，然后带罪检查。”
    事隔不久，1965年文化部党组被全体端掉，由军人和中宣部器重的人（如刘白羽、林默涵）接管，原党组被整肃的力度依旧不减。
    很快，夏衍就成了文化部的“斗争抛出物”。文化部党组上报了一份《关于夏衍同志的主要错误材料》，急于定型，上纲颇高，内中就称：“夏衍同志是文化部这次整风运动的重点批判对象。从现在已经揭发的材料看，夏衍同志是一个世界观根本没有改造的资产阶级作家。他在文化部工作期间，不是执行党的文艺路线，而是实行一条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文化部的厅局长们也很快就看出了“揪夏”的动向，而且给夏戴的帽子非同寻常的严重。
    文化部党组向上级明确地表白：“夏衍等同志把那时（1930年代）的上海说成已经有了一条完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已经解决了文艺工作者同工农兵结合的问题。他们特别颂扬瞿秋白同志个人领导如何英明正确。”报告中再三强调，这是否定延安讲话的伟大意义，“同主席分庭抗礼”。这实际上已经是要置夏衍于不堪的“死地”，投入“虎口”直接喂饲。
    （二）
    由1930年代上海文艺问题引发开来，夏衍被迫面对同僚们的一堆责问，对诸多事件像过山车一般来回交代、折腾。
    夏衍在文艺界有着深厚的人脉关系，错综交织，再加上在白区工作时习惯于个人单线领导，没有经过严酷的党内组织斗争锻炼，因而很多领导人认为他是文艺山头的“老头子”，自由散漫的积习非常严重，党内对此意见颇大。早在1954年，周恩来就善意提醒他对过去文化界老友“团结多、批评少”，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1950年代初期，夏衍在上海负责文化工作，整个状态不尽理想，连续出了《武训传》、《我们夫妇之间》、《人民的巨掌》等挨批影片，对在上海的胡风、冯雪峰等“异议人物”又管理不力，他万分苦恼，觉得自己政治上过于落后，担负不了这么重大、复杂的工作，一再给周扬写信，希望能把斗争性强的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林默涵调到上海工作。
    被认定为“右倾”、“温情主义”的夏衍与上海市委的矛盾也日渐增多，市委要不断强化对文艺界斗争，夏衍“和稀泥”的态度自然不能被容忍。他被调到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之前，已经处于极为狼狈、不被信任的境地，离开上海已算是“幸福的解脱”。他离沪时，就听到有人兴高采烈地说，夏某人走了，上海电影界的事情可能好办一些。
    上海市委对于夏衍领导文艺的几年工作一直持有很坏的印象，认为他政治上过于软弱，留下一堆烂摊子。1958年电影局局长陈荒煤在上海见到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陈不无得意地表示：“上海市委领导的电影工作，肯定要比夏衍同志在的时候领导得好。” 1962年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对来沪的陈荒煤直接问道：“是不是现在党内文艺方面，就只能是田汉、阳翰笙这些所谓权威来领导？”陈荒煤心里明白，柯当面不便提及夏衍的名字，但知道柯对夏的怨恨会是怎样的层层叠加。
    长春电影制片厂所在的吉林省委一向激进，与夏衍及文化部多年冲突不断，双方在长影问题上时常意见相左。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曾向人恼怒地表示，电影方面的大右派在文化部电影局；又在一次会议中，公开称陈荒煤与袁文殊都是修正主义者。宋振庭不便提及夏衍，但那种气冲冲的不满情绪显而易见。
    夏衍外受多个省委的夹击，部内又饱受下属的埋怨，内心的煎熬无法比拟。
    1962年翠明庄会议，袁文殊按捺不住怨气，批评夏衍说你又是作家，又是内行，又是部长，但是歪风你不顶住。连温和的陈荒煤都说出心里话：“有些事情你不出来顶一下，替我们说说话，我们也很难办。”无奈的夏衍只好含糊地在翠明庄会议上表态：“要出大气，出小气。”此话后来被严厉地批为“想出中央的气”。
    1963年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批示传达之后，身感危机的夏衍曾写信要求调动工作，自然不会获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始终咬定夏衍，言辞越说越重。他多次批评电影界有组织地、有意识地捧“老头子”，毫不客气地说夏衍就是电影界的“祖师爷”。没想到夏衍回应说，要消除这种影响，只有一改行、二撤戏、三开除党籍。陆定一大怒，文化部党组只能开会批夏衍的这种恶劣态度，会后汇报说，虽然夏衍承认态度不对，但他没有真正认识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而是继续为自己辩解。
    夏衍后来在检查发言中承认，“祖师爷”、“老头子”的问题开始提出来的时候，震动很大，也很苦恼，也很抵触。尤其是有人指出“老头子”、“祖师爷”的地位不是客观形成的，而是自己苦心经营所造成的，更是思想不通。苦恼之际，周扬代表组织与他谈话，夏衍说，我自信不是一个坚持错误不改的人。周扬则回答说，要改正错误，先要认识错误。
    1965年初，临近运动结束之际，夏衍在党员大会上做“深刻检查”，认为自己思想根源在于自负：“美化30年代的电影、文化工作，而且认为在领导工作、组织工作等等方面，都已经有了一套经验。”这就造成工作上极其错误的局面：“近几年来，文化部、电影局、乃至影协不仅和地方党委的关系很不正常，应该说对上、下、左、右的关系也很紧张，抵制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助长歪风，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甚至敌我不分，一任阶级敌人来分化瓦解我们的队伍。”
    夏衍在会上表示，这次整风是党对自己的最后一次挽救，也是毕生难忘的一次沉重教训。说者诚恳，听者漠然。夏衍最终被调离了文化部这块凝聚工作心血、又汇集悲怆的伤心之地，在“文革”风暴到来之前就被打入冷宫。1980年代后，多是笼统地说夏衍受尽“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公平而论，1964年文化部的整人运动，与“四人帮”分子没有多少关联。

    （摘自《各界》陈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