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电影界“翠明庄黑会”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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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界“翠明庄黑会”始末

无草不毒，是人皆黑，这样的日子我们整整熬了十年。1966年6月22日，天空响起炸雷一般的吼声，声讨“翠明庄黑会的反党大合唱”。乐队总指挥自然是电影领导人夏衍、陈荒煤辈，男高音则是上海的瞿白音。他高唱的是《创新独白》。此文颇有特色，是有感于电影的公式化概念化而发，用杂文的笔调阐发“唯陈言之务去”的要言妙道。文章刊于《电影艺术》1962年第四期。哀此文之不逢时，一出笼就遭到上海市长柯庆施的无情批判。“陈言”就是指党的文艺方针，就是反党，罪无可绾。

1964年初夏，我到北京就医，走访老友袁文殊，时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漫谈中讲到《创新独白》，说朋友们劝瞿白音写一篇自我批判的文章。白音不肯。我想这正是白音的骨梗性格。这时正是文化部“假整风”期间，是“十年动乱”的前奏。文艺各界都各找出一祖师爷。电影界有夏衍，文学界有周杨，戏剧界有田汉等。这与本文无关，不赘。

为说明“黑会”的始末，必须回溯到1962年。是年2月10日，我在长驻地鞍山接到通知，要我火速到中国影协报到。干什么？没说。我乐得进京，一可会晤老友，二可看些影片，三可跑跑书店。北京春寒料峭，冷气袭人。见到电影家协会书记袁文殊，才知是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0周年，要请几个摇笔杆的写文章。斯时上海的柯灵和瞿白音已经到了，都住在翠明庄。同时，文化部管电影的副部长夏衍和陈荒煤也要在此处开会，研究当前电影体制问题。

嘿，翠明庄，好迷人的名字。可不能顾名思义。它既无翠绿如盖的树林，也没有明丽舒敞的房间。原来是沿用旧名，其实是中央组织部的一处招待所。地在东华门附近，两层楼房前面是一条狭窄的马路。车流很多，整天轰轰然不断，使人不得安宁。这一点必须说明，否则住华屋，甘肥饫，写“黑文”，岂不要罪加一等。

夏衍和荒煤主持的体制座谈会开了四次，谈电影管理体制。参加座谈的，除夏和陈，还有袁文殊、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陈播、影协负责人之一的黄钢、电影史学家程季华等。笔杆子柯、瞿，于也列席了。所谓黑会，即指此言。会上袁文殊曾说：“参加会的只于敏一个是布衣。” 毫无官衔而参加如此高层的会议，幸乎不幸？

溯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上下大反右倾。连“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都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面当权的干部幸免的自然不多。总之是伤害了很多的人。在1962年初的广州话剧会议上，周总理和陈毅元帅讲话，为全国知识分子摘去资产阶级的帽子，归入人民一边。全国文化人无不欢欣鼓舞，说是沐浴了春风。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出气之说，即所谓“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翠明庄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3月中旬，这样的会开了四次。空气和缓，畅所欲言，也没有人出什么气。会上议论的问题大致有四：一是关于电影的管理体制。三个大制片厂，长春厂、北京厂、上海厂，是否仍下放省和市，抑或收归文化部直辖。二是关于如何提高影片的艺术水平，力求符合观众的需要。文化部是否直接抓一批创作干部。下放的人员是否收回一部分，用轮训的形式培养人才。三是批评创作的条条框框，艺术教条主义。题材方面应当开源，从“五四”以来的社会生活都可以写。四是为解决剧本荒的问题，特别强调编剧队伍的扩大和培养。

会上大家畅所欲言，没有人定调子，发指示，做结论。共产党会多，我历年参加过不少。像这样自由、平等、舒畅、和谐的会则不多。一定要找一顶帽子给它戴上，我看自由主义比较合适。我这布衣虽有发言权而未使用，因为管理体制一套我一窍不通。我参加“黑会”，自然成了“黑人”，所幸没有什么辫子可抓。这样一次会，自今视之，思想太不解放，改革的步子也如小脚女人。本来是正常的事，戴上黑眼镜一照自然是黑的了。夏、陈二人都是掌权的副部长，说他们“黑线”夺权，岂不是自己夺自己的权么？常识以下的事，竟掀起滔天大浪，思之可怕也可羞。

我到京是为了写纪念文章的。除了上述四次正式的会，还有几次笔杆子的碰头。2月19日，大家到军委文化部，听传达总理和陈毅元帅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春风春雨，滋润心田，鼓舞干劲，但是怎样写纪念文章，还是心中没底。2月26日，荒煤讲了他的初步设想，也只是一些浮泛的意念（这里插一句，笔杆子们当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只有荒煤、文殊、于敏、黄钢，其他人都不曾在延安）。大家约定3月5日分别写出供讨论的提纲。我认为与其写应景的纪念文字，不如写与电影实践有关的学术性论文更为有益。柯、瞿二公也有同样的想法，可谓不谋而合。

那个春天过得身心都分外舒畅。每天都观摩一两部影片。苏、美、法、德、意的许多名片都看了，受益非浅。正在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但是笔杆子颇蒙优待。每天饭桌上都有荤有素，有时还到四川饭店打牙祭。寒冬已去，春风和畅。迎春花黄灿灿地含笑迎人。淡绿泛金的柳丝袅娜起舞。嫩红的杏花桃花招来狂蜂浪蝶。不由得想起《四时读书乐》中的句子：“山花照槛水绕廊，舞雩归咏春风香。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每天傍晚，都在东华门外的御河边散步，看那燕子点水，波光细细，谈古说今，不拘形迹。唉，只这情调，就该挨批。在随意交谈中，柯灵说他想从典型问题上立论，至于从哪一侧面入手，则沉吟未定。白音则拟谈创新，也还说不具体。我呢？想探讨一下电影、电影文学、文学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尚在胚胎，不能成形。此后数日，分别筹思，准备提纲，以供讨论。我闷头想了几天，一面翻书，渐渐有了些眉目。

瞿白音的提纲最早交出，在小会上讨论，时在3月16日。由于问题平列，未突出重点，受到一番“轰炸”。轰炸者，接近于否定也。柯灵则一直未写出提纲。3月28日，小会讨论我的提纲。为了将论点讲清楚，我写了一万多字。题目是《本末》，副题是《文学的共同性和电影文学的特殊性》。大家对论文的整体是肯定的，只讲了些枝节性的意见。对《本末》二字，有人以为不好理解。

谈完提纲以后，我说：“文章里有7根钉子，请大家考虑，要不要拔去。这7句话是：

1、要有勇气承认自己是无知的（这是借用巴甫洛夫的话）。
2、古往今来，有没有一个作家是靠别人耳提面命的？没有。
3、有人太热衷于为创作开药方了（此句未写入文章）。
4、我们对于生活的本源性常常估计不足，以为有了主题就可以大做文章。
5、作品里的人物是具有独立性格的人……常常想到这一点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6、给人物加理想，把他们升格或“拔高”，让他们说理想、说思想，把装腔作势当作崇高，可笑的行为只能引到荒谬的结果。
7、艺术表现既然是有个性的，其本性就是排斥一般化的，排斥外力干扰的，排斥越俎代庖的。

我为什么说是钉子？这7句话显然是针对束缚我们手脚的教条和违反创作规律的做法而发。为什么特别提出来要大家考虑？可见虽然有总理和元帅的讲话，我还是心有余悸的。算我有先见之明。在那疯狂的年代，在长影全厂的揭批大会上，有人大叫：“于敏向党打了七根钉子！”七句话果然成了七条又黑又粗的辫子，被人一大把狠狠地揪住了。讲“无知”就是暗示党无知。讲不要别人耳提面命，不要外力干扰，不要别人越俎代庖，就是取消党的领导。讲人物是有独立性格的人，就是否定人的阶级性。讲以为有了主题就可大做文章，就是不要主题，和党唱反调。这样一一上纲，我可不就是一个十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权威，周扬纛下的黑干将么？可悲可叹可恨的是我当时必须这样上纲上线，否则就是一个死不悔改的分子。我无可逃脱，正是把大盆黑水兜头浇在自己身上，才得到“解放”的。讲这些我毫无怨尤，因为扭曲的时代扭曲了万千的人，不独我一人为然。历史的教训必须吸取，只可拭目以待。

讨论《本末》提纲时，大家都说钉子不拔。都是针对艺术教条和艺术领导的官僚风、独断风而发的。此文于1962年4月底完稿，是4万多字的长文。《电影艺术》编辑部的同仁看了，说好，很有文采。黄纲甚至说：“国内讲电影蒙太奇的算你一家。”函送荒煤审阅，回信说：“好，满意。”文章于《电影艺术》5月号刊出。瞿白音的《创新独白》是回上海写成的，发稿较晚，所以，同期刊物排在《本末》之后。

两篇文章在上海得到不同的反应。为《独白》唱喝彩的不少。听说还开了几次座谈会。《本末》则相对的受到冷遇。听说有人不同意电影特性为“末”。这显然是望文生义，可能由于没有通读全文。这里略加阐释，以正视听。一切关于电影美学的议论这里都从略，只涉及“本末”二字的涵义。

“本末”二字源于曹丕的“夫文，本同而末异”。此语见于他的《典论·论文》。“末”在这里不是无足轻重之意。树干是本，树枝是末。人的躯干是本，四肢是末。文，作为总体，其共同规律是本，文的各种分支，诗歌、论文、小说、词曲、戏剧文学、电影文学等等，其不同的规律是末。本不固则枝不荣，源不盈则流必竭。这道理其实在论文中是讲清楚了的，绝没有视电影特性为无足轻重之意。浅显得很，不过理解它还需要一丁点辩证逻辑。这里我避开电影理论的啰嗦，因为圈外人不会有兴趣。

瞿白音的《关于电影创作问题的创新独白》刊于同期电影艺术。文章颇有特色，是用杂文的笔调发议论，。“唯陈言之务去”（韩愈语）是其核心的论点。又用清朝诗人叶燮的话为之注解：“凡事之踵事增华，以渐而进，以至于极。故人之智慧心思，在古人始用之，又渐出之，而未穷尽者，则后人精求之而益用之，出之。乾坤一日不息，则人之智慧心思必无穷与尽之曰。”作者感慨很深地着力抨击流行于当年的公式化概念化，力求顾及问题的不同侧面，避免片面性。自今视之，颇有跪着造反的意味。就是这么一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力求照应问题的不同侧面，触及时弊，行文活泼的学术性论文，竟然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而今我重读《独白》，发现此文不但没有违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是以《讲话》的基本原则为指归，阐述了艺术创作的重要方面。且看：“去参加一个纪念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座谈……座谈会开得很热烈，大家谈了许多体会。20年来，我们在毛泽东文艺方向的永不熄灭的指路明灯引导下前进，我们要为无可争辩的伟大成就高兴，但同时也有点羞愧。我们不是曾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磷磷的鬼火似的绿色幽光引诱过，有如陷入泥塘，有的踩到过小石子踉跄了一阵，也有的一时看不到这盏明灯而停步不前……会后，一直想着‘新从何来’的问题。”

读到这里，我不禁拍案而起，为白音大呼冤枉！

前面说过，“独白”是以“唯陈言之务去”为其基本观点。所谓陈言，用现代的语言讲，就是艺术教条，或艺术形而上学。具体言之，即“主题之神”、“结构之神”、“冲突之神”。作品必有思想内涵，必有整体和段落，必有波浪起伏。如果成为刻板公式，必然成为艺术创作的桎梏。“陈言之可厌，首先在于它不能反映千姿百态的生活风貌，丧失生活真实感。形象和表现方法之所以要多样，首先在于生活的丰富多样。陆机所说‘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驱除这些束缚我们的过多的框框和顾虑，活泼创作思想的根本方法，还在于‘博观’——观察生活和开阔艺术眼界。‘识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刘勰的话是对批评家说的，但对创作家又何尝不是如此。”

文章刊出前，曾由夏衍审阅，为之作了若干词句的修改，也就是磨平了当时觉得不妥的字句。跪着陈词，这番苦心也未能起到任何作用。

1962年2月，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刊出声讨《创新独白》的鸿文，作者为丁学雷。伟大祖国的天空上响起这位雷公的炸雷，断言翠明庄的黑会不是独白而是大合唱。文章没有点我的名，我不免心存侥幸，但是在劫难逃，我这条老鱼也被一网打住了。不过与白音比较，我幸福多了。与其它种种“罪行”一起，经过多次黑水浇头，多次打倒，多次上纲上线的检讨，经过百日牛棚，又要我夹起尾巴做人了。可恨老祖宗进化太快，我的尾骨之下没有一条尾巴可夹。

瞿白音的命运，在我国电影界和文艺界，实为一大“典型”。《独白》刊出之日，就是噩运当头之时。上海市委书记的点名批判在前，掌握了文化大权的张春桥及其喽啰的声讨在后。随着“阶级斗争为纲”的高唱入云，对《独白》的批判也步步升级。十年动乱，全国文艺界人士蒙难。当年赞赏《独白》的人也大多受到了株连。感谢中国电影出版社，于1982年刊印了《创新独白与瞿白音》一书，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白音不幸，于大动乱之年入狱，“四人帮”倒台后重见天日，不久即病逝于上海，时在1979年11月1日。而今又是30年过去了，怅望云天，惆怅何似，为他默念，愿他安息。

2010-2-3

2010年第9期 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