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双有：林彪与“二月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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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学先生在共识网发表的《林彪事件重考量，突然袭击不突然》一文中说：“如果说‘二月逆流’还只是几个老帅和副总理，向江青、张春桥一伙打响的第一枪，那么70年的庐山会议，就是林彪率领几乎全部老帅、老干部、老将军和中央委员，向四人帮发起的一场气壮山河的围剿战。”又说：“历史走到今天，同是文革中反对四人帮的重大事件，‘二月逆流’是历史功臣，庐山会议却成了‘抢班夺权’，历史怎么会认可这种双重标准？”

　　史先生这种慷慨激昂的语言，确实引起了不少年轻人的共鸣。是啊，通过这种类比，取消这种双重标准，林彪一伙不是蒙冤受屈而应当平反昭雪的“历史功臣”吗？

　　然而熟悉历史的人，从文革过来的人，马上会意识到，这种说法对历史事件的定义有严重偏差，二者不能类比，人们对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处理和评价没有实行所谓“双重标准”。

　　首先来看“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的事件。传统的说法，是1967年2月左右，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捍卫党的原则，挺身而出，同林彪、江青（此时尚无‘四人帮’的概念）进行的一场大义凛然的斗争。双方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的重大原则问题，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实践证明，老革命家的意见完全正确，发表意见的方式也符合组织原则，他们的正义行动充分表现了敢于坚持真理和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愿望。对于这场斗争，江青等人污蔑为“二月逆流”，但是正义的力量称之为“二月抗争”。

　　有些人想以此作为林彪翻案的依据，认为林彪也是老干部，林彪一定和陈毅谭震林等人站在一起和四人帮作斗争，传统的说法可能冤枉了林彪。

　　事实恰恰相反。此时，林彪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跟得最紧、对毛泽东的文革支持最坚决、全国红卫兵造反派最信赖的“副统帅”。在二月逆流中，他坚定地支持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的一切造反行动，坚决反对谭震林、陈毅等人的“反动保守”行为。这有一系列事实为证。

　　在怀仁堂会议上，谭震林因张春桥支持红卫兵揪斗、囚禁老干部，与其大吵一顿。愤怒之余他给林彪写了一封信：

　　“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我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的手段毒辣是党内没见过的，一句话就把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刘少奇、陶铸、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住在中南海的以外，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北京的《百丑图》出笼了，上海、西安照办。……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绝不自杀，也不叛国，但我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干……”

　　谭震林可能想着，林彪权力再大，他也是老革命，向他苦诉求救，必能引起同情；只有他发一言，才能制止各地红卫兵的疯狂胡来，保护处于险境的老干部。

　　不料林彪看了此信，竟然怒批道：“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又将此信和批示转给毛泽东。就这一“转”，就让范围很小的“二月抗争”变成了震动全国的反革命“逆流”事件，这一批老干部迅疾陷入了举国声讨、人人喊打的悲惨境地。

　　第二天，也就是1967年2月18日，毛泽东在接到林彪转来的批示和谭震林的信，加上江青等人报送的《怀仁堂会议记录》，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发了一通“无产阶级的震怒”（康生语）：

　　“中央文革小组执行的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林彪请假，叶群代表林彪出席会议），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林彪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江青、陈伯达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你陈毅要反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说话呢！……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开会讨论，一次不行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

　　这篇讲话，表达了毛泽东对“三老四帅”怀仁堂抗争的极大愤怒，恐怕在毛泽东所有的讲话中，只有这一篇的怒气最重，大有推倒昆仑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尤其对谭震林和陈毅，指名道姓，厉声痛斥，毫不留情！

　　同时我们也能听出来，毛泽东用反语手法，表达了对林彪、四人帮这些文革新贵的极大偏爱和支持。这些文革新贵在毛泽东眼里，是最值得信赖、最可以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尤其是林彪，是毛泽东最倚重、最宠信，发动文革、反击老干部最得力的大将，所以毛泽东将其排在第一位，还要和他一同“上井冈山打游击”，愤怒攻击的矛头，直指井冈山元老陈毅！

　　所以，那种认为“二月逆流”是老干部单单向四人帮发起冲击，把林彪排除在外是违背史实的。正确的说法应当是，老干部向毛泽东、林彪、江青为代表的极左势力进行坚决斗争。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跟得最紧的林彪，此时完完全全站在广大老干部的对立面。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说，“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 的预演，是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继续，它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它坚持革命的同志们，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成绩……

　　毛泽东的愤怒讲话和林彪的高调定性，在政治上判处了“三老四帅”和许多老干部的死刑，他们不得不低头认罪，接受造反派的无休止的批斗；有的则被隔离审查，甚至投入监牢，接受更凶残的折磨。

　　值得一提的是，“二月逆流”中最坚定的斗士，是谭震林和陈毅。谭震林可能对林彪有一丝好感，不然也不会晕乎乎地给林彪去信。而陈毅对林彪可是视若寇仇。文革一开始，他对林彪鼓动造反的极左行径十分不满，在多次讲话中对林彪旁敲侧击。一次会议上林彪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很大很大的，损失是很小很小的……”陈毅在台下说：“不见得！”于是陈毅被当作“不见得派”受到红卫兵的猛烈批判。林彪在各种场合高调吹捧毛泽东，自己也被捧到接班人的地位，陈毅却在讲话中说：“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口口声声拥护斯大林，后来怎么样？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你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踩着别人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他（指林彪）不当叛徒，我不姓陈！”

　　林彪对陈毅的“刺头”恨之入骨，鼓动红卫兵对陈毅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批斗，一顶又一顶大帽子把陈毅压得痛苦不堪，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竟至身染重病，卧床不起。说陈毅被林彪迫害致死，盖由此来。

　　由于林彪是“二月逆流”的主要当事人，所以只要林彪在位，“二月逆流”的冤案绝对不能平反。913事件爆发林彪败亡，“二月逆流”案件立刻出现转机。1971年11月，毛泽东在接见在北京召开的成都问题座谈会人员时说：“你们再也不要提‘二月逆流’啦，他们是要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的！”毛泽东在这里剔除了自己、江青和康生的责任，显得有些不公平不厚道，但是林彪的首要责任他是不会忘记的。在提到贺龙的冤案时，毛泽东多次表示：“我听信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尤其是1972年陈毅去世，毛泽东破天荒地拖着病体，穿着睡衣，步履蹒跚地出席陈毅的葬礼，在葬礼上他一再痛斥林彪的罪行，怀念陈毅的功绩。葬礼结束，老人家竟然休克过去。可见他对林彪是多么痛恨，对自己听信林彪、迫害陈毅、使陈毅过早离世的歉疚追悔之情是多么强烈！

　　说了这么多，旨在说明，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绝不是什么“逍遥派”“观潮派”，而是坚定的领导者，积极的参与者。当时毛泽东是第一号神，林彪则是第二号神；毛泽东是“万寿无疆”，林彪则是“永远健康”。而且这神是任何人都不能侵犯的。在“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年代，红卫兵到处揪斗老干部，但林彪无人敢说一个不字！叶剑英曾代表中央宣布：全国各地各级老干部都可以批判斗争，毛泽东、林彪则除外！

　　尤其是震惊全国的“二月逆流”事件，毛泽东肯定是主要领导者，而林彪则是这起冤案的主要推动者和制造者。老干部怒不可遏起而抗争的，不仅是“四人帮”（其实此时“四人帮”还未形成），主要是林彪、陈伯达、江青。史学先生欲为林彪翻案，为林彪鸣冤叫屈，却不经意揭露了林彪的一场罪恶，为林彪脸上抹了一团黑！

　　史学先生的用意，是通过类比手法，说明庐山会议上，林彪带领大多数老干部向四人帮发起冲击，虽然失败了，但却立下了赫赫功绩，他们也应当和“二月逆流”中敢于反抗黑暗势力的老干部一样，都是历史功臣。

　　但是铁的事实充分证明，二者反抗的对象根本不是一回事。“二月逆流”已经说过了，庐山会议林彪集团反对的是什么呢？

　　毛泽东不让“称天才”，林彪非要坚持“天才论”；毛泽东不让设国家主席，林彪非要坚持设国家主席。就因为这个，双方展开了刀光剑影、你死我活的斗争！二者谁是谁非？林彪的观点究竟有多大的正义性？

　　我们只能用现代的观点予以评判。毛泽东反对“天才论”，主张唯物论的实践论，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主张奴隶创造历史，反对英雄创造历史。同时取消“四个伟大”，给刮了多年的个人崇拜之风降降温，让人们回归理性，不管他是出于何种考虑，这种做法都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而林彪死抱着“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的观点，坚持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的观点，坚持“四个伟大”的口号；叶群甚至说，毛泽东就是比马克思、列宁懂得多，毛主席就是天才，这有什么错？刀架到脖子上也要坚持！这种鼓吹个人迷信、煽动个人崇拜的观点，有什么积极意义？在文革狂潮已经降落，迷信之风已经降温之时，林彪依然顽固地拼命地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要极力维护自己的发明专利！自己从文革开始就是依靠这些专利，攫尽了好处，自己登上了接班人宝座，妻子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儿子当上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掌控了空军大权，手下的四大金刚个个大权在握。

　　假如取消“天才论”，那就等于取消了自己的发明专利，自己就会失去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自己发明的、全国人民熟读成诵的经典名言和口号突然取消了，老百姓会怎么看？自己在党内军内的威望岂不要大打折扣？这才是林彪要极力维护“天才论”的真正目的。

　　关于国家主席，毛泽东主张不设，这有违国家体制，不合宪法规定，毛泽东有错。正如梁漱溟所说，国家应当设立国家主席，至于谁当国家主席，那是另一回事。毛可能是鉴于刘少奇的教训，那个刘主席对他的刺激太大了，为了打倒他不得不发动一场大运动。但是因为对刘少奇的恨，竟然也恨这个“国家主席”，主张打破宪法，不设主席，显然是意气用事。


来源: 共识网-作者赐稿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407181096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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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文革林彪多无奈 突然袭击不突然

——史学解读林彪疑案(之二)

       文革林彪多无奈，突然袭击不突然
　　
　　四、从陈伯达的申诉档案，解读“文革”中的林彪

　　毋庸讳言，林彪是老干部群体中的重要一位，和全国的老干部，无论是在感情上，思想上，还是在共同的战斗历程上，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文革之初，全国绝大多数老干部，对“文革”“很不理解，很不得力”，“顶牛”，顶得很厉害。此时，林彪却代表军队，大力支持“文革”，支持“造反派”。因此，也就得罪了不少人。

　　但是，在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带头向“四人帮”发难，“大有炸平庐山之势”。如果说“二月逆流”，还只是几个老帅和副总理，向江青、张春桥一伙，打响的第一枪，那么，70年的庐山会议，就是林彪亲自率领几乎全部与会的老帅、老干部、老将军和中央委员，向“四人帮”发起的一场气壮山河的围剿战。之后，林彪又顶住毛泽东的“大力弹压”，“死不投降”，以军人特有的方式，在神州大地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9.13”的历史悲剧。

　　历史走到今天，同是文革中反对“四人帮”的重大事件，“二月逆流”，是历史功臣;“庐山会议”，却成了“抢班夺权”!历史怎么会认可这样的“双重标准”?

　　事情怎么会这样发展?文革中，林彪前后怎么会有这样判若两人的表现?其内在逻辑，又是如演绎的?当时，有人说，林彪是“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当然，用那种落井下石的阴暗心理，是无法实事求是地解读林彪真实的心路历程的。不过有一点，林彪挥动“语录”时，就给人一种漫不经心的感觉。当年林办的工作人员们说，毛家湾从来不搞“早请示，晚汇报”。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了历史的见证人，陈伯达的题为《我向党和特别法庭的交代》的申诉档案，使我们茅塞顿开，如梦初醒。

　　陈伯达写道：“一九六五年国庆节前夕，林彪问我：是不是看到一股政治疾风暴雨的到临?主席要从北京市委突破。这场斗争可能要二、三年。主席立下了决战状。我问：可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议?林彪说：这是皇旨密令。”

　　陈伯达还说：“一九六六年四月初，在林彪家，总理也在。林彪问总理：‘这场政治风暴要烧到哪一级?’总理说：‘局势还不明朗。彭、罗、陆、杨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林彪讲了他对主席的理解，说：‘一场斗争是对准刘、邓，还要烧一下总理。’”

　　这就是说，1965年，毛泽东已经以“皇旨密令”的方式，向林彪下达了对刘少奇、彭真等人的“绝杀诏”。

　　可以想见，当时，在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的情况下，在当时人们的思想觉悟的条件下，任何人，不管你是彭真、刘少奇、邓小平，还是叶剑英、贺龙、陈毅，聂荣臻，许世友，谁拿到毛泽东这样的“绝杀密诏”，都会坚决地“打倒”毛泽东要你打倒的“任何敌人”，都会“很好地”理解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都会拼命地鼓吹“文革”，都会坚决地支持“造反派”。因此，以这条线索，去解读文革初期的林彪，就很好理解了。

　　手持“密诏”的林彪，肯定得到了毛的庇护，军队是不能“乱”的。因此，军队干部在文革初期，就显得特别“风光”。出于“自保”，军队也难免要抛出一些“虾兵蟹将”。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但是，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林彪亲自口授并签发了军委八条，主张军队在文革中“不介入”，要“一碗水端平”，但是，毛泽东却针锋相对地指出“不介入是假的”，“解放军要坚定地支持‘左派’群众。”还搞了一个“军委十条”，作为对林彪的军委八条的修正。于是，军队开始动乱了。毛泽东与林彪之间，一条看不见的政治裂痕，悄然开裂了。

　　陈伯达还说：“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后，一九六九年四月三十日，主席请了总理、林彪、康生、谢富治和我，讨论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久。总理讲了经济停滞、社会无政府主义、大批干部被打倒等问题。主席听著，有时用铅笔记著。林彪讲：同意总理意见。要发展经济，发展国防，整肃社会派别、山头。我也讲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取得彻底胜利，要发展经济，团结大多数。主席怕(文革)结束，他讲：‘斗批改还刚起步，斗争还有反覆。彻底胜利，还要不要革命?看来，今天我又是少数。’康生、谢富治当即表态，站在主席一边。当时气氛很沉闷。总理说：‘我对主席的教导、对主席思想的学习、领会还是很差，要很认真总结、检讨，否则，在工作上会犯大错误，还迷惑着。’主席讲：‘总理，检讨不要勉强。党内有不同观点、有不同立场，我不惊奇。’他说着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订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林彪作为一位老干部的“保守”的思维方式。尽管文革初期，林彪曾在毛泽东那里，亲授“密诏”，也被毛泽东利用过，但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必然导致他与毛泽东的最后决裂。

　　至于后来，毛泽东如何在九届二中全会前，设下“陷阱”，对林彪“欲擒故纵”;如何逼林彪作检讨;如何“穷追不舍”，即使林彪“负荆请罪”，也被“拒之门外”，不予理会的情节，很多人，都详细论述过了。在此，恕不累述。

　　有了陈伯达上述重要的铺垫，林彪在文革中，原来看似不连续的心路历程，就是一个很合乎逻辑的连续过程了。

　　五、“突然袭击”，不突然

　　关于林彪在70年庐山会议上，向“四人帮”发动“突然袭击”的问题，还有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重大隐情：九届二中全会开会之前，70年8月22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之后，毛泽东与林彪，有过一次举足轻重的单独密谈。

　　林彪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从一个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堕落为“反革命政变的主谋”，“谋害毛主席的刽子手”?刚刚在“九大”党章里被破天荒地定为“接班人”的林彪，为什么仅时隔1年，就要“迫不及待”地“抢班夺权”?!解放后，长期赋闲养病的林彪，怎么会为一个“国家主席”的虚衔，就和毛泽东拼得家破人亡?

　　从党内威望和资历来说，林彪远在毛泽东之下。刚被毛泽东钦定为“接班人”的林彪，怎么敢在“个人崇拜”之风，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刻，一反常态地背着自已的“恩师”，不和毛泽东打招呼，“擅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说三道四，“公然”对毛泽东和“四人帮”，搞“突然袭击”，还“大有炸平庐山之势”?

　　这些都是多少人，百思不得一解的问题。当年庐山上，是不是真的发生过这种有悖常理的“蠢动”呢?!

　　凡事，都事出有因。有证据表明：就在林彪讲话的前一天，8月22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开完会后，林彪曾和毛进行过一次重要的单独密谈。当时，只有叶群和汪东兴守在门外，据说是为了防止江青闯入。这次林、毛在九届二中全会开会前的重要谈话，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情节，它是破解上述谜团和后来毛泽东与林彪交恶原因的一个关键切入点!

　　关于这次毛、林单独密谈，官方始终讳莫如深!为揭开庐山迷雾，我们对此，做一点必要的考证。当年，毛泽东在南巡讲话时，到处宣称“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他一言九鼎。于是，有了后来林彪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搞“突然袭击”的“官方”说法。但是，这不是事实!

　　在陈伯达、吴法宪，这些直接当事人的回忆录中，都对会前林彪和毛泽东有过“单独密谈”的重要情节，进行了肯定的描述。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委员,周恩来平生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也在“驳复司马公先生”一文中，指出：“林彪的讲话，事先经过毛的同意”。

　　如果这些还不足为信，那么，请看当今中共党史“权威”，逄先知、金冲及，在合著的“林彪事件”一文中的“巧妙”叙述：林彪“事前并没有正式打过招呼。”请各位注意，什么叫“没有正式打过招呼”?!也就是说，“招呼”，是打过的，只是“单独密谈”，不算“正式”。为与中央保持一致，逄先知等如此用心良苦，真令人叹为观止。逄先知、金冲及在文中妙用的“正式”二字，揭示了九届二中全会前，毛泽东与林彪确实进行过“单独密谈”的真相。

　　因此，从上述两个不同方面所获得信息看，会前，“毛、林有过单独密谈”的事实，已是铁板钉钉!这样，所谓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的“突然袭击”，也就“不突然”了。

　　吴法宪出狱后，披露了这样一个的事实：他是从叶群处得知，在这次密谈中，毛泽东已经首肯了林彪的讲话。正因此，他才在会上“紧跟”的。在林、毛这次密谈后，陈伯达为了进一步证实叶群的话，凭着他政治局常委的身份，于8月23日上午，又向林彪当面直接求证了毛泽东已经首肯了林彪讲话内容的事实。之后，才有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种种表演。汪东兴是毛主席身边的“近臣”，长期以来，最了解毛泽东的想法。正因此，在文革中，他没有犯过什么错误。不幸的是，那天，和叶群一直守侯在门外的汪东兴，竟在第二天的会议上，也会“有违圣意”，出人意料地向“四人帮”大加攻伐，加入了“大有炸平庐山之势”的行列，犯了文革中他唯一的一次“严重的路线错误”。吴法宪、陈伯达、汪东兴，这三位了解毛、林密谈的重要当事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现本身，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林、毛在开会前的重要谈话中，包含了毛泽东已经首肯了林彪讲话，并提出不要点名(指张春桥)的要求的重大隐情。昨天毛泽东还首肯同意，今天就死不认帐。这一重要史实，使人们再一次领教了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客嘴脸!可以想见：一个中了“欲擒故纵”把戏的，行伍出身的四野统帅林彪，会作出什么反应!由此，世人就不难找到正确解读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发生“林彪事件”的来龙去脉。

　　现在，吴法宪、陈伯达虽然均已作古。但他们对于上述重要史实，都作了对历史负责的陈述!这样，汪东兴就成了唯一活着的证人。讲清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他能否向党、向人民、向历史说清：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为何会一反常态地“跳出来”，向“四人帮”开火，因此，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的冤情。世人有理由相信，汪东兴同志当年是为人民参加革命，而不是为毛泽东而混入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世人相信他共产党员的党性，相信他具有对历史、对后代的负责品格!他总有一天会说真话的!

　　现在，汪东兴早已失去“权力”。如果中央要搞清这次毛、林密谈的内容，要搞清庐山会议上那场“突然袭击”的内幕，是不困难的。但是，几十年来，中央对此置若罔闻。因此，中央无法推卸“欲盖弥彰”之嫌。

　　庐山会议上，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争论的实质，是要不要宪法，要不要宪政的问题!

　　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爆发了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重大争论。以林彪为首的绝大多数中央委员主张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泽东担任新的国家主席;毛泽东为首的极少数几个人，反对设国家主席。在后来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中央文件中，将林彪在会议中，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定性为“反革命政变的政治纲领”。并在接下来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对林彪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铺天盖地的“大批判”!

　　30多年后，王年一教授等人对此，提出严重质疑。现在不少人也开始认为：作为一个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公开提出自己意见，从党的组织纪律的角度看，林彪当年的主张，无可厚非。

　　人们不禁要问，庐山会议上的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争论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第三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三十五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四年。

　　因此，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是宪法明令规定的，是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无权加以废除的国家大法。70年庐山会议时，该宪法并没有被明令废止或修改。

　　因此，林彪在党的会议上，公开提出设国家主席的主张，不仅是完全符合党内组织纪律原则，更重要的是，完全符合共和国宪法的规定!

　　相反，毛泽东将自己不当国家主席的个人意见，引申为“不设国家主席”，这就改变了国家的体制，这就违反了共和国宪法!

　　按理，毛泽东可以向人大提出“不当国家主席”的请求，也可以向人大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动议。但是，在人大没有批准修改宪法之前，毛泽东无权越俎代庖地“决定”不设国家主席!甚至进而将主张依照宪法，设立国家主席的林彪，定性为“抢班夺权”的反革命政变的头子，这就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文革一开始，毛泽东就无视人大批准的刘少奇同志国家主席的身份，将他迫害致死，这是一次严重的违宪行为。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无视宪法，将主张按照宪法，设立国家主席的林彪和绝大多数中央委员打下去的做法，是文革中毛泽东又一次严重的违宪行为。

　　因此，庐山会议上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争论的实质，绝不仅仅一个是否违反党的组织纪律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宪法，要不要宪政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林彪和绝大多数中央委员是没有错误的;相反，毛泽东和江青、张春桥等几个追随者的做法，是完全错误和违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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