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钧福：河北省滦县的反右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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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滦县的反右斗争



最近在网上看见一篇博文《滦州冤案平反录（选编）》（滦州陈相红色博客，2010），也是我们这个岁数的老人写的，辑录了从肃反时期一直到文革后的清查在滦州（原来的滦县）制造的冤案及其平反情况共13则。这些案件充分说明了在过去几十年，在我们国家任何一个小地方是如何折腾的。



其中我说说其中的反右部分《反右派斗争――滦县教师反右派纪实》。这一部分内容，该博文作者参考了1994年10月县委办公室编印的资料《滦县革命与建设纪事》。



滦县的反右斗争是这样开始的：“滦县（包括今滦南）从1958年上半年，反右派只揪出为数不多的右派分子。比如教育局长张承达，因说下边没啥右派，他就被打成右派，据上级要求右派分子不超过队伍的5%，指标比例相差任务太少。后来决定，从知识分子成堆的小学教师队伍中去找。于是从4月2日到5月16日，集中2539全县多名教师（包括今滦南）在实小和西关当时二中进行封闭式管理，开展反右派斗争。”



大家知道，历史上的反右斗争主要发生在1957年。像我们北大，到了1957年下半年，右派分子早已划定了，有些已经送去劳改了。到了1958年，只是又补划了少数右派。这个时候，滦县的反右斗争刚刚开始。



原因在于，在大城市里，在反右前有个“鸣放”。反右是针对鸣放中放出来的“反党言论”而进行的。但是在滦县那个地方，恐怕既没有民主党派，也没有大专院校，你叫他鸣放，可能也没几个人听得懂。所以那个教育局长说，下面没啥右派是确实的，拿当时的“六条标准”衡量，确实没能抓出几个。



再者，上级规定的标准右派分子总数不能超过“队伍”的5%，并没有说一定要达到5%呀。你抓了一个，譬如教育局长，即使没达到5%，也够了，也不违反上级指示呀。为什么一定要达到或接近这个5%？



这就是过去年代里的潜规则了。打右派、抓反革命，你只能按最高限，绝不能含糊。如果你含糊了，就把你自己填进去，例如那个教育局长。



怎样凑这个5%呢？无须担心，办法有的是。“县派主要干部为领导班子，运动分四个步骤走：先进行思想动员，从帮助党整风开始，学文件统一思想。第二步，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人人动口动手，第三步是专题大辩论，确定右派分子名单，第四步是总结整顿。”基本上也是“鸣放”的方法，即“引蛇出洞”。



结果打了一批右派。但是“反右派运动之后，因为定为小学教员右派虽超过5%的指标，从全县干部总数决完不成任务指标，还要从小教中增加，又后补通知，定了一批右派，全县共176人。”



什么样的右派呢？小贺庄小学教师孙东汉是复员军人，因对合作化水利化中的问题说三道四，被打成极右，发配北大荒劳改，妻离子散。新庄子村老教师吴增礼说苏联占了我国东北一块地方，被说成反苏，送去劳改，文革是被折腾死。榛子镇小学非党校长王瑞征是反右结束后补上的，因他与党员干部有矛盾，被定为反党。



再看看数字。运动结束时，右派分子比例在教室中已经达标（5%），但是在全县干部包括教师队伍中未达标。



注意全县教师是2539名（此处我们不再区分小学教师和中学教师，因为小学教师应占很大比例），就是说，此时教师中的右派分子已经达到128人。在此基础上又添加了若干人，超过教师总数的5%。也就是说，在滦县的右派分子中，教师比例占了128/176=73%以上，大致四分之三。



右派分子数目不够，为什么还要从小学教师中补呢？原因很简单，除去中小学教师，干部队伍就是县委、县人委和县直机关了，基本上都是县领导的“自己人”，总不能在这些人里打很多右派吧，只有教育局长可能是个知识分子，应排除在外。



所以，在滦县的右派队伍里，中小学教师占了128名以上。我相信在全国县一级的反右斗争中都大致如此。现在我们把这一数目推广到全国。全国多少县呢？两千多。姑且算2000，那就是25-26万名。



中山大学历史系李若建教授研究过这个问题。他的统计结果是，在反右斗争中打为右派的55万知识分子中，中小学教师占了25万，和此处非常粗糙的估计相符。我在《反右疑云》这篇博文中也论及这个问题。滦县的资料则给出一个个案。



这大约5%或大于此比例的被打为右派的中小学教师不是从教师队伍里随便抽样出来的。他们是教师队伍中最有学识最有经验也最能独立思考的那部分骨干教师。



我们北京师大二附小（今实验二小）至少有两位优秀教师，郑芸（北京市模范教师）和左荫庭，被打为右派。当时学校里也就几十名教师，所以也是5%左右。



现在我的亲戚朋友很多，其中不乏党政领导干部。平常谈天，我感到他们都很通情达理。一位刚从一个大企业党委书记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同学评论当今政局时说，还是清官政治，说得很中肯。真正脑筋僵化、满口官话的只有三位亲戚，都是中小学教师。跟他们无法交流，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教学生的。这都是过去几十年对教师队伍不断整合的结果，也能够解释为什么文革中一些中学生那么凶残，也能够解释为什么至今我国国民素质仍不能和大国身份相适应，就是传统文化的断裂。



所以,反右斗争在全国产生的最大恶果可能是对基础教育的毁灭性打击，至今仍对我国现代化事业产生着深远影响，是当代史中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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