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甲一书生：毛泽东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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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不喜欢看电影，起码在1950至1960年代是这样。但看电影是1949年以后中南海两项主要娱乐形式之一（另一项是跳舞），电影也是毛泽东时代屡屡引发各种政治风波的重要诱因。于是围绕着一个本来不喜欢看电影的人，萌生出一个又一个“看电影”的故事。按电影文学的分类，其中有情感剧、惊险剧，甚至，悲剧。

　　一

　　据说，1949年底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比较集中地看了《彼得大帝》、《拿破仑》、《库图佐夫》等十几部欧洲历史人物传记影片。斯大林知道后评价说：“毛泽东真聪明，有空就看人物传记片，这是了解历史最简捷的办法。”毛泽东于1949年12月6日离开北京，1950年3月4日返回，访苏时间差两天就满3个月，若按15部电影计算，每个月才5部，不算多。但题材集中选择了欧洲历史人物传记，可见其即使娱乐也很看重其“资治鉴政”功能。其后他观看电影《武训传》、《清宫秘史》，掀起全国范围的大批判运动，推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做铺垫。究其初始，与战争年代既已形成的从政治层面审视文艺作品的思维定势密切相关。

　　1950年代，他的家人及身边工作人员让他看电影，多是煞费苦心想让他多休息休息。比如毛泽东的两位女儿李敏、李讷就常常奉命监督他少吸烟，拉他去跳舞、看电影等，调节紧张的脑力活动。江青还把毛泽东看不看电影与身边工作人员扯上了关系。卫士长李银桥说，“江青劝毛泽东：‘看一看吧，你不看小鬼们也看不上。’于是，毛泽东便跟着江青来到含和堂看电影。坐下来，他还指指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我是陪你们，我不来你们也看不上。’”（《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十三章）

　　负责挑选影片的毛泽东1950年代初的保健医生王鹤滨并不这样轻松，他承担着风险。风险主要来自江青的指责。当时，王医生从报刊、杂志上知道了美国的滑稽明星劳来、哈代一瘦一胖搭档演出的片子，幽默逗人可以消遣，正好有他们合作演出的片子，就请毛泽东来看。但他事先也没有看到过，看过之后，江青不满地说：“王医生！你怎么选这样的片子，结尾是两个骷髅在那里走路，使人看了紧张……”（《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第278页）。

　　更严重的“事故”发生在中南海西楼放映厅。

　　中南海西楼系“特灶”（即“小灶”），也兼作电影放映厅。每周3、周6放映电影，中央领导、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可以购票观看。电影除新中国的影片、苏联影片外，有时也选些1949年以前拍摄的影片。有一次，放映了一部1930年代江青在上海演的电影，在座的人看见银幕上出现“某某蓝苹饰”（江青当时叫“蓝苹”）的文字时，顿时发出了一阵轻微的惊诧声。江青在电影里扮演的是一个举止轻浮、不算正面的角色，所以给人的感觉相当沉重。散场时，王光美习惯性地回头看看大家，突然一惊，发现江青的女儿李讷也在场，就大声说：“这个片子的内容我们事先不知道，服务科的同志也没有告诉我们一声。”这句话引起了更多人的尴尬。邓小平出来解围说：“算了，算了，回家吧！告诉他们（指服务科），这里不要再放这种片子了。”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再放映她过去在上海演的那种电影，影响不好。所幸此事无人查问，平静地过去了（参见张宝昌口述，张事贤整理《中南海内部电影》，《百年潮》2010年1期）。

　　随着毛泽东年事渐高，看电影的次数更少了。

　　戏剧性的转折出现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当时毛泽东的视力衰退相当明显，走路也困难。江青为了调节其生活节奏和增加活动量，搞来了若干香港片子给他看。再后来，本来不愿意看电影的毛泽东反倒喜欢上了这项娱乐，看电影成了他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他生病期间不舒服，就要求放电影，看电影时可以喝口水、抽口烟，旁边的人再和他说说话，就转移了他的注意力。这样一天能断断续续看完一部电影。

　　1976年5月，毛泽东病情加重，医疗组的医生专家认为，看电影按照病情已经不适宜了，张玉凤仍然要毛泽东看电影，而江青觉得现在看电影很不利了，汪东兴一向和江青唱反调：“主席生病，没有任何娱乐，看电影也要受限制吗？”结果，电影照看不误。毛泽东病情稳定下来以后，王洪文专门为毛泽东进口了一台反光式电视机（即投影电视），此后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放映一至二部电影。

　　中央领导人所看电影，大体上分为工作片和娱乐片两种。比如关于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由战争罪犯改造为新人的纪录长片；关于1964年11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影片。美国阿波罗宇宙飞船登月的影片出来后，周总理很快就在国务院小礼堂，邀请各部部长和有关领导前来观看，并极少有地在放映前讲话，他说：“今天我和几位副总理请大家一起来看这部影片，是要了解现在世界科学技术已发展到了什么水平，看到了他们，也就看到了自己。高级干部当然要抓政治、抓业务，但也要重视国外的先进技术，要不断开阔眼界，增加知识……我们不能长期落后，长期落后是要吃亏的。中国有过沉痛的历史教训。”在这方面，张宝昌说“工作片在一定程度上为党内高层分析形势，做出判断，决定问题提供了不少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参见张宝昌口述，张事贤整理《中南海内部电影》，《百年潮》2010年1期）是有道理的。但对工作片范围的解释不能随意扩大，比如苏联影片《雁南飞》、《第41》，美国影片《罗密欧与朱丽叶》、《苏伊士》、《出水芙蓉》、《孽魂镜》、《血海飞雷》、《基督山复仇记》等以及一些西欧、日本的原声片（现场配同声译员翻译讲解），香港影片《精武门》、《猛龙过江》、《唐山大兄》等则多是供人娱乐休息的。或许毛泽东在1950至1960年代多少还有从电影观察国外资产阶级文艺动向的意图，到了他临去世的前两三年，看电影终于回归到其本身固有的娱乐功能上。据说，毛泽东喜欢看的电影，一是获得国际大奖的影片；二是传记类影片，《林肯传》、《拿破仑传》等；三是园林风光影片，尤其是英国片最喜欢。他往往听说有好电影，就会把看着的文件放下，马上去看电影。1974年，有关部门通过特殊渠道借到了当时风靡世界李小龙工夫影片，他见李小龙打外国人打得起劲，往往一个人一边看，一边鼓掌：“功夫好！打得好！”对从香港借来的李小龙电影，他要留下一个月，反复看。

　　毛泽东看戏看电影很容易入戏。从1940到1960年代初一直在毛泽东身边的卫士长李银桥说，他看戏时坐在沙发上，肚子不舒服，往往要替他解开皮带。但他很入戏，一激动站了起来，裤子就掉下来了。1958年他在上海工人俱乐部和群众一起观看李玉茹主演的《白蛇传》时，几次为许仙和白娘子的生离死别所哽咽，当白娘子被压在雷峰塔下，竟拍“案”（座椅扶手）而起，激动的说：“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看电影也是一样。1975年，工作人员小孟、小张陪毛泽东看电影《雷锋》。画面上出现了风雨中，雷锋送一位抱着孩子的大嫂回家的情景。他看得那么聚精会神，简直是种入迷的神态。当画外音传来了雷锋的声音：“我是人民的儿子，我是公社的儿子，您一定要收下儿子这点心意”时，毛泽东用手帕擦起了眼泪。1976 年春节，毛泽东请护士长吴旭君吃饭。饭前看了一场电影《难忘的战斗》，他悄悄地流下眼泪。电影演到解放军入城受到群众热烈欢迎时，毛泽东问吴旭君：“那欢迎的学生里有你吗？”吴旭君是上海学生，毛泽东是知道的。当年她确实是在欢迎的群众之列。她说不出话，只是流着眼泪点头。这时，毛泽东泪如泉涌，再也无法控制。会场哭成一片。不等电影结束，医护人员赶紧把毛泽东抬走了（《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二十章）。

　　1974-1976年，毛泽东开始痴迷于自己曾严词批判过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题材的传统戏剧。他“一向喜欢京剧昆曲，爱看戏曲片，有时边看边听，自己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唱起来。这时，若小张、小孟在他身边坐着，他会用手一正一反拍着她们的手，一下一下地打着点，真是一种自我陶醉，自我娱乐”(郭金荣《毛主席看电影《雷锋》看到流泪》，原题《一个富于感情的人》)。这一现象在号称“党的理论主管”康生那里也发生过。康生一贯主张批鬼戏，但他自己却要求演员为他演此类戏目。这种现象颇值得玩味。毛泽东也爱看喜剧片，几次要求工作人员为他放侯宝林主演的《游园惊梦》，喜剧片《新局长到来之前》、《锦上添花》、《废品的报复》、《第十二夜》等，这些片子常常使他笑得前仰后合。当夫人江青忙于在全国各地文艺界大批“封资修”，铲除思想政治倾向不正确的“大毒草”之际，“阎王殿”旧中宣部主导下拍摄的各种影片却在游泳池的客厅里连连放映。1975年8月份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和几个工作人员在一起看关于李玉和的电影，却不是“革命样板戏”《红灯记》，而是当时在全国范围内禁演的电影《自有后来人》。如果说毛泽东本人政治水平高，不会被“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话，身边工作人员大都是年青人，自然谈不上有多强的“政治免疫力”，却没有像当年上海译制片厂的配音演员和编导一样，每天辛苦工作之余还要受一遍“思想消毒”的折磨。

　　1976年，他让人在长沙用电视录制和为他一个人播放旧戏，在北京和上海派人拍摄旧戏电影，表露出对这些“封资修”作品情趣的某种新态度，对影片的议论也不再完全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1975年以后担任毛泽东护士的孟锦云曾谈到，一次与毛泽东一起看香港凤凰电影制片厂出品的越剧片《云中落绣鞋》。故事的内容是﹕一个富有的员外的千金小姐不慎跌落后花园的枯井中，生命危在旦夕，员外贴出告示，谁能救出小姐，便把小姐许之为妻。有两位青年同时应召，商量好一个下井，一个用吊绳在上面照应，救出小姐后，随小姐的意愿，想嫁给谁便嫁给谁。于是一位用筐栓上绳子把另一位青年送到井下，逐个先救小姐，再让青年上来。在井外负责放筐下井的青年，在救出小姐后，为了独占小姐，便狠心地不顾另一青年死活，并用大石堵死井口，便抱着小姐去领赏，成全婚姻美事。在井下的青年叫天不应，加上井面盖上石头，只见黑茫茫的一片。但他却手拿着小姐留下的一只绣花鞋，是小姐被往上拉时丢下的。已婚嫁的小姐一夜忽作一梦，天上飘下一只绣花鞋，即是她在井下丢失的一只。梦中醒来，这位梦中的青年却出现在自己面前。结局是由父亲做主，赶走那位狡猾的青年，迎接这位死里逃出的青年。至于井底的青年如何能逃出的，当然好人有好报，是神仙救他的。看完电影，毛泽东问看电影的人们，“你们说说看，这两个救小姐的青年，哪个好些？”小李说，“当然是在井下的那个青年好啦。”孟锦云也说﹕“还用说吗？井上那个青年真够坏的，他不仅贪人之功，据为己有，还陷害别人。”毛泽东转头问张玉凤，张说，“差不多，这是很明显的道理，我不明白，您干么要问这么个问题﹖”毛泽东说，“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样，我觉得，还是那个井上的青年更好些。”“为什么？”毛泽东答道﹕“那个井下青年，对问题的考虑太简单，他缺乏周密的思考，他早就应该想到井上的青年会使出这一招儿，他太蠢了，还是那个井上的青年聪明噢﹗”众人不服气，有人说井上的青年太奸猾，不老实。毛泽东答道﹕“老实，老实是无用的别名。”还说“就有一个小姐，他不去害，他能得到吗﹖”（郭金荣《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第166-167页）只是毛泽东从道德角度对片中人物的评价，竟然与高举着共产主义道德旗帜的“老三篇”精神截然不同，为什么？不解。

　　周恩来心里清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刻意营造的“文化沙漠”不能持久维持下去。中南海游泳池客厅里的“旧文艺路线”的“复辟”给了他有限度“开放”的契机。熟悉中南海电影情况的张宝昌说，“文革”末期，中国先后引进了美国的《巴顿将军》，日本的《山本五十六》、《啊！海军》、《大海战》，美日合拍的《虎、虎、虎》以及欧洲和北非国家的一些影片。对于这些反映历史、战争或描写某国现状的片子，周总理在不同场合都十分明确地讲过：“就是要花点钱买进来，因为我们同各国都共同生活在地球上。过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搞禁运、搞封锁，想孤立我们，用尽各种办法不让我们见识世界先进技术，但搞了几年就搞不下去了。再说我们自己也总会有打开国门、面向世界的一天，所以不仅要正确认识和总结自己的东西，也要不断了解和研究外国的东西。看他们--些有价值的电影，是我们了解世界简易而直观的办法。”在他的安排下，进口电影首先在中南海西楼大厅、国务院小礼堂放映，让中央首长先看，然后逐步转为机关内部看，最后上市公演，广大群众都能看(参见张宝昌口述，张事贤整理《中南海内部电影》，《百年潮》2010年1期）)。

　　二

　　谈到毛泽东看电影，不能不谈中南海其他中央领导人、工作人员及家属子女是如何看电影的。

　　中南海因安全保卫的缘故，分成甲、乙等不同区域。凡是能进入甲区或在甲区内工作、居住的人，不分干部工人，职务高低，除了个别情况以外，都能在每周三、日这两天晚上的7时30分，到西楼大厅买票看电影，每场票价两角，包括首长及其家属，无一例外。1966年之前一直在中南海生活的陈伯达之子陈小农说，西楼餐厅原本是为领导人就餐而盖起来的一个特灶食堂。它的东半部分是厨房，西半部分是餐厅，北边有一过厅连通二者。厨房很宽大，可容四五个大师傅同时做菜。餐厅宽敞明亮，室内约有两层楼高，地面大约比一个篮球场稍大些，铺着平滑的原色木地板。1950至1960年代，每逢周末或节假日的晚上，西楼餐厅经常放映电影，又成了兼职的电影厅。放映的电影以国产片为主，也有苏联和友好国家的，偶尔也有香港片。这些影片大多数都早于外面的电影院在这里上映(陈小农《看看50年代中南海的娱乐生活是什么》)。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常在西楼大厅看电影的首长有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杨尚昆、谭震林、胡乔木、张际春等，特别是前四位，几乎每场必到。

　　据说，在1960年代初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邓小平谈到干部作风时，还专门以此为例。他说：“这是中央以身作则，带了个好头，它好就好在：（一）不论是谁自己掏钱买票；（二）坚持同机关群众一起看，并且形成了制度；（三）在规定时间、地点放映，没有谁等谁、照顾谁的问题，到时间就放；（四）不搞首长个人专场，没有特殊化。”（张宝昌口述，张事贤整理《中南海内部电影》，《百年潮》2010年1期）

　　当事人的感受与上述总结并非完全一致。当年在春藕斋看过电影的陈小农说：“这个地方我记得自己只去过五六次，一次是看大人们跳舞，一次是看20世纪30年代的老电影《桃李劫》，还有几次是看当时亚洲电影节的影片，有印度的《流浪者》、《两亩地》、《章西女皇》，等等。看《桃李劫》这一次，刘少奇也去了。记得当时观众不少，到了放映的时间，却迟迟不开映，说是要等领导人，等到刘少奇来了，电影才开映。”(陈小农《看看50年代中南海的娱乐生活是什么》) 。

　　“不搞首长个人专场”说法也不对。不说别人，毛泽东确有个人专场。从1952年起就在中央警卫局警卫科放映组工作的于器海说：“我给好多中央首长放过电影，有时还去首长家里放。毛主席、刘少奇主席、朱老总、周总理、任弼时等，也包括林彪，我为他们服过务。但在所有的中央首长中，我给主席放电影的次数最多，工作时间最长。春藕斋、西楼、玉泉山、新六所、游泳池，这些地方我都去给主席放过电影，直到主席在1976年逝世”。身为放映组长的于器海还专门记叙了他一次为毛泽东放电影的经历：1955年秋季，主席在玉泉山老一楼休息。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主席要看电影。我当时在中南海，接到通知，我赶紧准备好机器、片子，飞快地赶往玉泉山。在主席休息的老一楼里，有个不太大的放映厅，我和我的同事赵琳一切准备就绪，只等一给信号就放映。就在这时，主席推开门，慢步走了进来。我们立刻站起来，向主席问好。主席和我握手，并围着电影机转了几圈，慢声慢语地说：‘你们这个工作很好，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还能经常看电影。’主席说着，离开放映厅走到里间屋坐下，等候放电影。时隔多年，主席当年看的什么电影，名字我早已忘记，但主席讲的这句话，我却记忆犹新“（于器海《我给主席放电影》，载《在毛主席身边》）。

　　接下来读者可能关心的还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为毛泽东放电影都在什么地方？

　　这个问题颇不易回答。应当说，在全国各地为毛泽东所盖的住所里，大都有电影放映设备及相应的放映场所。在中南海内，主要是春藕斋、西楼餐厅、含和堂，游泳池客厅和”二O二“住所。

　　春藕斋位于颐年堂旁边，也是古老的建筑，殿堂前后有种莲藕的水池。它是周末舞会的场地，逢年过节为了招待大家，增加节日气氛，在舞会结束后放映一至两部香港片或苏联片。。

　　西楼餐厅每逢周末或节假日的晚上，经常放映电影，在中南海内的领导人、工作人员及家属们购票观看。

　　含和堂是毛主席早期看电影的场所。据张宝昌说，他从放映组一些零星资料中了解到，毛主席在此看过的美国片有《罗密欧与朱丽叶》、《苏伊士》、《出水芙蓉》、《孽魂镜》、《血海飞雷》、《基督山复仇记》等（张宝昌口述，张事贤整理《中南海内部电影》，《百年潮》2010年1期）。

　　游泳池客厅是毛泽东移居游泳池后接待客人的地方，因为它是游泳池建筑内最宽敞的房间，也用来放映电影。

　　“二O二”住所是在中南海内为毛泽东新盖的住所。一开始他不愿去住，但该住所的管理清洁都按毛泽东随时入住的标准执行。1975年，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机要秘书张玉凤经常陪着毛泽东在这里看电影。1976年唐山地震后，毛泽东移居该住所。

　　二是谁在为毛泽东放电影？

　　这本来不是个问题，放电影的肯定是放映员嘛，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另有说法。

　　1951年被调入公安部八局警卫处工作的于器海（放映组长）说，1952年他在中央警卫局警卫科放映组，从那时起学会了放映电影。放电影成了当时的主要工作。在所有的中央首长中，他给主席放电影的次数最多，工作时间最长。春藕斋、西楼、玉泉山、新六所、游泳池，这些地方我都去给主席放过电影，直到主席在1976年逝世（参见于器海《我给主席放电影》，载王震宇主编《在毛主席身边》）

　　毛家生活管理员吴连登说：“毛主席原来很少看电影，后来因为身体不太好了，工作时间太长了，我们就想让主席休息一下，有一次看电影，主席问，这个电影是你们放的吗？我说，主席，不是，是中南海放映室给放的。他说以后我就不看了。从那以后，我们就知道了，毛主席身边所有的事，都是身边的工作人员来完成。后来我就开始学放电影，我们学好了以后，我说主席以放了。主席说了，那好吧。第一部片子是‘鸡毛信’。第二部电影就是原子弹、氢弹研制和爆炸的电影”（《吴连登谈“我给毛主席当管家”》）。

　　按照吴连登的说法，不是其身边工作人员放的电影毛泽东就不看了，这是什么时间发生的事，他没有说明。但中南海放映室放映组长于器海显然不会同意这一说法，于器海说他为毛泽东放电影直到其1976年逝世。1974年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并负责为毛泽东从香港调片的刘庆棠说，当时给毛泽东放电影的放映员姓康。每次来文化部取影片，都由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亲自出马，张玉凤、毛远新和8341部队的政委等都亲自来过文化部取影片，没有提到吴连登。

　　三是毛泽东所看的电影都是从什么渠道来的？

　　张宝昌说，提供给中南海的影片有电影局的送审片；文化部通过发行的，由中影公司提供的国产片、外国片、香港片；中国电影资料馆购进或交换来的外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及文化动态方面的内部片；中央军委的特殊片；解放前留存下来的旧片，等等。其中，有关部门为了保证中央负责同志能及时看到国产新片，也曾安排过专用拷贝。虽然后来取消了，但发行公司得到新片时，仍优先供应并收每场折旧费10元 (含新闻、科教短片)，如借用影片厂留用拷贝，则每场收折旧费15元。西楼电影同外面影院一样，取片是要付钱的，所以看片就得买票，没有公款招待一说（张宝昌口述，张事贤整理《中南海内部电影》，《百年潮》2010年1期）。

　　电影发行公司的供片程序，在全国大同小异，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值得一说的是中央军委的特殊片、“过路片”和“文集内片”。

　　（一）中央军委的特殊片。以1964年11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影片为例，因为该片涉及到中央决策、具体研制过程等高密级内容，中央军委作了严格的分级监管，按不同部门和干部的不同级别，有针对性地选择密级放映。张宝昌回忆该片在中南海放映时的情景说，“1964年12月中旬的一天，当片子由部队几名武装干部护送到西楼，给中央领导层审查观看时，其安全保密程度之高，让人颇感意外。原本在现场值班的工作人员，也被明确规定一律不准擅入放映大厅，除非有急事要找首长接电话，才能进去通报并须尽快退出。就连在放映室内，都有随片而来的武装警卫严加保卫，以防他人进入。这种措施对我们来说，还是第一次遇到”（张宝昌口述，张事贤整理《中南海内部电影》，《百年潮》2010年1期）。

　　（二）“过路片”。“过路片”是指由香港派专人选定送到广州，再由广州当天将片子送上飞往北京的客机，片子到北京后归江青管，别人不能过问，相当保密，一般不超过三天即送回香港（张宝昌口述，张事贤整理《中南海内部电影》，《百年潮》2010年1期）。作为中南海放映室的工作人员，张宝昌只了解北京接片之后的事。当时具体负责操办此事的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则提供了向香港借片的细节。他说，1974年毛泽东因患有白内障，医生和秘书都希望他减少看书看报看文件。毛泽东晚年脾气大，限制看报纸看书就会非常不高兴，会骂人。身边工作人员因此建议他多看一些电影。华国锋考虑到毛泽东已经看过很多外国电影，就叫文化部分管电影的刘庆棠想办法弄一些香港影片回来，看看毛泽东喜不喜欢。刘庆棠带着华国锋的条子，到广东找到当时的广州军区政委、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华国锋的条子上并没有说明是毛泽东要看香港电影，只是写着：“刘庆棠分管电影，他要看一些香港的电影，希望韦国清同志帮忙解决。”韦国清看了条子，不相信是刘庆棠要电影，就试探着问：“是不是你看？你看要华国锋批示？是毛主席要看吧？”刘庆棠说：“你说是谁看就谁看吧。”当时大陆和香港没有文化交流渠道，韦国清一时也没有门路，只好把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梁威林叫到广州来商量。正好，梁威林的一个朋友是香港大律师，也是香港邵氏电影公司老板邵逸夫的好朋友。梁威林就通过这位律师向邵氏电影公司借影片。大律师带着刘庆棠开列的毛泽东喜欢看的电影清单，到邵氏电影公司的片库里挑影片。当时李小龙的电影在世界上已经引起轰动，刘庆棠知道李小龙电影在当时很风行，特别交代李小龙的影片也要借几部，借片的钱由文化部出。大律师说不要钱，但他对新华社香港分社一下要看这么多影片感到非常奇怪，问为什么看这么多片？梁威林说，是大陆文化部的人要看。邵逸夫当时吃了一惊，以为大陆要批判他的电影。律师朋友安慰他说：“怕什么啊，现在尼克松都到了北京，你为什么不能够以电影为纽带，和北京搞好关系呢？新加坡的李光耀不是一边和台湾联系，一边和北京联系吗？”最终，邵逸夫接受了律师朋友的建议，同意把影片借给大陆。当时借到的李小龙主演的电影有三部：《精武门》、《猛龙过江》、《唐山大兄》。影片从香港到北京，一路快件，谁都不准拦。到北京后，刘庆棠先看，看完马上送给毛泽东看，每次来文化部取影片，都由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亲自出马，张玉凤、毛远新和8341部队的政委等都亲自来过文化部取影片(《刘庆棠回忆 毛泽东爱看李小龙电影》，《古今故事报》1120期)。可见张宝昌关于“过路片”由江青管的说法并不准确。

　　（三）“文集内片”。“文集内片”简称“内片”，是专为病重的毛泽东拍摄的娱乐性影片。毛泽东曾指示要搞传统剧目的录音、录像，拍电影。1974年他在长沙养病时，中央电视台特意派出电视转播车，为他播放当地演员演出的传统剧目。1976年中央电视台再次派人南下为身在北京的毛泽东录制传统剧目。中央电视台编导黄海记得，大约从5月份开始，北京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要大戏，只录小戏，不要悲剧，只录喜剧。此后他们录制的节目以短小的花鼓戏为主，如《讨学钱》、《丑人计》、《扯萝卜菜》之类（黄海《为晚年毛泽东一个人办的电视台》，《钟山风雨》，2006年第1期）。在长沙录好的节目，第二天由专机运回北京，用投影电视放给毛泽东看，可以算是一种特殊的“电影”吧。

　　与此同时，由文化部长于会泳主持，在北京与上海各成立一个“文集内片”组，正式开始拍摄电影。京、沪两地摄制组的活动都严格保密，参加对象尽可能少，知情范围尽可能小。因为毛泽东交办的这件事与江青十几年来打倒一切所谓“封资修”电影戏剧的做法完全相反。顶着不办，在毛泽东那里交代不过去，于是以“给中央负责同志作调查研究”、“给今后文艺革命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留下宝贵资料”的名义，在严格管控下悄然进行。

　　著名京剧演员、上海“文集内片”组总负责人齐英才回忆道：“1975年深秋，天气特别阴冷。一天上午，当时上海市文化局负责人孟波同志突然来到我家，很神秘地对我说：‘老齐，咱们俩有些事要马上去北京。’他这没来由的话，把我弄得如坠云雾，不着边际。那时，我刚被宣布解放，虽然说是让我和陆汉文、胡冠时等同志负责上海京剧团（即现在的上海京剧院）党委工作，但我是心有余悸，处处小心，大事小事都请示，生怕再被靠边批斗。出于谨慎，我问：‘是什么事情？’孟波不露声色地说：‘到了北京就知道了。’他秘而不宣。我更加要刨根问底：‘你不说清楚，我就不去！’他犯了急：‘嗨，你这个人真死心眼，告诉你，是搞传统戏的事。’一听说是搞传统戏，我急忙摇头说：‘个事情我不能去，打死我也不去。’孟波见我如此认真，便朝我面前凑了凑，轻声说：‘你放心，这是中央最高领导要看，不会有问题。’他特别强调‘最高领导’，使我感到有了几分安全感，于是便点了点头。孟波见我同意，便交代了第二天去北京的事宜，留下机票后告辞了。”第二天在飞机上，孟波才趴在耳朵边上悄悄说“是毛主席要看”。

　　上海“内片”摄制组正式成立与开拍是在1976年5月初，地点选在泰兴路文艺俱乐部（也叫丽都花园，即现在的上海市政协）。齐英才说：“这是一座花园式的别墅庭院，门口有大铁门，院子里很宽敞，有游泳池、办公楼、会议厅、放映厅等，大门一关，即与外界隔绝，确是一个理想的拍摄点。按照拍摄计划，各路人员很快进入拍摄点，成立由我担任组长、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齐闻韶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齐英才《“文化大革命”中秘密拍摄传统戏始末》，《炎黄春秋》1992年第2期）。由于参加拍摄的人员都按照样板团的伙食标准，免费供应中、晚两餐，待遇颇为诱人。

　　时任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导演的作家叶永烈说，上海“内片”摄制组内部又分两个组。他负责的那一组赶拍过《驯兽》和京剧唱腔音乐。另一个组负责拍摄京剧“旧戏--才子佳人戏”，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奢侈：拍给毛泽东一个人看的电影》）。由于“内片”的要求是质量高，速度快，限时限刻完成。在任务下达之后，必须在半个月以至一星期完成影片--这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想像的速度！素有“手脚快”导演之誉的叶永烈因此被选中领导一个组50多名工作人员，他自己写剧本，自己导演，从1976年5月接受任务，到9月9日毛泽东去世，短短4个多月中，完成了9部影片(叶永烈《我为毛泽东拍“内片”》)。整个上海“内片”摄制组完成的影片更多达20余部。片子送审通过后，只准印4个拷贝，一个送中央，一个送国务院文化部，一个送钓鱼台，一个送中央电影局资料库（齐英才《“文化大革命”中秘密拍摄传统戏始末》，《炎黄春秋》1992年第2期）。

　　四是毛泽东看电影付钱吗？

　　毛泽东看的电影分两种，一种是工作片，一种是娱乐片。前者包括电影局的送审片，中国电影资料馆交换来的外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及文化动态方面的内部片，中央军委的特殊片，自然无需付费。但由中影公司提供的国产片、外国片、香港片主要是供人娱乐的，每次放映都需要付10元折旧费。所以西楼餐厅放电影时，每位观看的首长、工作人员及家属都要花两角钱购票。毛泽东通常单独（或与少数中央领导人及身边工作人员）看电影，无论是在春藕斋、西楼、玉泉山、新六所、游泳池哪一个地方放映，按道理都需要每次交纳10元折旧费。以每周放1部电影计算，1个月就是40元，占毛本人每月404.8元工资的十分之一，这对“捉襟见肘”的毛家财务来说，是不小的负担。特别是1975年以后，几乎每天达到1-2部之多。以每天1部计算，每个月需付影片折旧费300元，占毛泽东每月工资的四分之三。就算香港邵氏影片公司的片子是免费借给的，但其他公司影片及外国影片仍需付费租借，这笔钱也要由文化部来出（刘庆棠在准备借李小龙主演的影片时有此表示）。1976年，中央电视台南下长沙拍摄传统剧目的电视电影，北京、上海“内片”摄制组开始拍摄旧戏、京剧唱腔音乐等，专供毛泽东一人观看。对于这类影片，应当支付的已不仅仅是10元折旧费，而是全部拍摄费用。

　　至今没有任何公开的资料谈及毛泽东看电影付不付钱的问题。笔者希望毛家生活账本早日向外界开放，以便最终解开这一谜团。

　　三

　　据说中南海西楼当年放映刚制作完成的新片《早春二月》时，因为有著名演员孙道临、上官云珠、谢芳等人主演，因此来的首长和机关工作人员较多，快把整个大厅都坐满了。大家看后反应热烈，纷纷叫好，尤其是邓小平夫人卓琳兴奋地说：“电影拍得真好，演员演得也好，我们当初不少青年参加革命时，就是这个样子……。”其他几位首长夫人也赞扬道：“故事编得曲折生动，人物感情含蓄细腻。”不久，这部电影却因为“宣扬小资产阶级人性论”而受到批判。问题反映到高层，周总理亲自过问。放映组组长于器海说，总理在西花厅看过片子后，还找导演谈了话（张宝昌口述，张事贤整理《中南海内部电影》，《百年潮》2010年1期）。

　　可见一部电影的命运，不取决于观众们的好评，哪怕这些观众是中央领导人的夫人们。“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政治斗争的需要远比艺术性、欣赏性来得重要。类似看电影这样的生活琐事在毛泽东时代会不时掀起“泼天”的政治风波。

　　先谈两个 “看电影”故事，情节类型--惊险剧。

　　（一）毛泽东看《园丁之歌》后两次鼓掌，江青发动的大批判立即收兵。

　　左大玢1954年考入湖南戏校学习湘剧，毕业后分配到湖南省湘剧院当演员，才华出众，早在1960年就被授予湖南省青年表演艺术家称号。1973年湘剧院排演《园丁之歌》，左大玢在戏中扮演主角俞英，不久北京电影制片厂就将该剧拍成了电影。影片送审时，江青说：“这是一棵毒草！”因为电影中俞英有一句台词：“没有文化怎能把革命的重担来承担。”江青认为这是与她们树立的典型“白卷英雄张铁生”唱反调，说：“没文化就不能挑革命重担？咱们老一辈无产阶级战士不也有很多人没有文化？”最后，江青干脆指责主演：“左大玢演得像个少奶奶！”8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文章，通栏大标题是《深入批判大毒草〈园丁之歌〉》。9月初，“四省一市”文艺团体到北京参加戏曲调演，左大玢刚下火车就被通知去北京展览馆的五千人大会上作检讨。有人特意叮嘱她说：“作检讨时要说普通话，不能说湖南话，不然大家听不懂。”左大玢说：“我不会说普通话。毛主席也说湖南话，毛主席热爱，我也热爱；他讲家乡话，我也讲家乡话。”待到作检讨时，她用长沙话将检讨书快速念完，赶紧钻进事先安排在台后的大汽车，离开会场。


　　不久，毛泽东来到长沙，想看湘剧。因《园丁之歌》被批得灰头土脸的湖南文艺界领导认为是个难得的“咸鱼翻身”机会，只有“最高指示”才能否定“文艺旗手”的判词，于是冒着风险把电影《园丁之歌》塞入送给毛泽东的节目单里。

　　这确实是一次冒险赌博，却也不是没有一点把握，因为主演左大玢是毛泽东的忘年之交，从1959年起就陪他跳舞。她可以喝毛泽东杯子里的茶水，抢毛泽东抽了半截的烟，毛泽东从来不生气。每次毛泽东来湖南，在舞会上，第一个请跳舞的一般都是省委书记夫人，第二、第三个分别是湘剧院著名表演艺术家彭俐侬和刘春泉，第四个就是左大玢。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怕跳得太多会累着毛泽东，悄悄地对左大玢说：“主席很喜欢你，你就在主席跳了几支舞后，陪着他到走廊上的沙发上休息会儿。”毛泽东跳舞时长袜子常常会滑下来。左大玢见了，就立即蹲下来把它拉上去。后来她便对毛泽东说：“毛主席，您的袜子系根带子吧，这样就不会掉了。”毛泽东却说：“不要系带子，将袜子口打个砣扎进袜子里就不会掉喽。”逗得左大玢咯咯直笑。

　　果然，毛泽东在省里送来的节目单上圈点了电影《园丁之歌》。电影中左大玢扮演的俞英一出场，毛泽东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不是那个娃娃左大玢嘛。”看完电影后，毛泽东鼓起掌来，旁边陪同的人悄悄地对毛泽东说：“主席，这是大毒草，全国都在批判。”毛泽东愠怒地说：“什么大毒草，毒在哪里？我看很好！”说着他又站起身，再次鼓掌，在场的人也跟着鼓起掌来。《园丁之歌》的噩运至此结束(参见张承永《乾坤段子：九十九个毛主席的故事》之52《与毛泽东忘年之交的神秘女性》)。

　　（二）江青禁演电影《创业》，毛泽东批示“此片无大错”。

　　1974年底，长春电影制片厂把故事片《创业》送国务院文化组(后改称文化部)审查，该片是讲石油工人艰苦创业英雄业绩的。时任副组长的于会泳向江青汇报工作时热情推荐了这部影片，之后上报中央，请示该片能否于1975年春节公映。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和主管宣传舆论的张春桥、姚文元均批示同意，江青也在报告上画了圈。于是新成立的文化部下令印制拷贝，供国内外发行，并在报刊预告《创业》上映的消息。谁知大年初一，江青突然把于会泳等人叫到钓鱼台，怒气冲冲指责道：“《创业》这么糟，你们为什么批准发行？”于会泳喃喃地说片子公映是中央同意，江青也画了圈时，她蛮横地说：“我画了圈了又怎么啦？画圈不等于同意！”原来，江青不满影片里中央给石油工人送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的情节，说是刘少奇这个骗子叫送的，还说当时主持大庆工作的是余秋里、康世恩，片子替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老家伙评功摆好，江青勒令于会泳他们检查一下《创业》还有什么问题，叫长影厂“修改”，于会泳等人则要对此做出检查。不久，文化部发出了对《创业》的“十条意见”，禁演此片。

　　当年7月，《创业》编剧张天民就影片遭禁写信给毛泽东。25日，毛泽东在两次看了《创业》之后，批示道：“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江青得知后，把责任全都推给了文化部。张春桥则对文化部长于会泳表示：“电影自然是重新发行。还有，你们得给主席写个书面检讨，检讨要深刻、诚恳，该负什么责任，不要推诿、扯皮；否则，既不符合党性原则，主席也不喜欢。”(戴嘉枋《于会泳：才子-部长-囚徒》，《同舟共进》2009年第8期)

　　不过，接下来的两个“看电影”故事，主创人员所面临的就是悲剧了。

　　（三）电影《武训传》上演受到好评，毛泽东发文开展全国大批判。

　　电影《武训传》是在1948年7月由中国电影制片厂正式投拍的，反映了清末时人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1949年底，编导者孙瑜对剧本做了重大修改，经文化部和上海市“文管会”审查，1950年初获得通过，同年2月投入拍摄，年底摄制完成。

　　该片在1949年以后的修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将原本歌颂武训“行乞兴学”、劳苦功高的“正剧”，改成兴学失败、劳而无功的“悲剧”。2.增加一个农民起义人物周大，把武训的“行乞兴学”和周大的造反起义，当然后者也以失败告终。3. 在电影的序幕和尾声中，根据领导的意见加上由黄宗英扮演的“新的女教师”于武训墓前给一群解放后的小学生讲解武训的历史，评价武训这个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并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纪念武训，要发愤用功来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要认识他的勤劳勇敢的、典型的中华民族的崇高品质；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参见王宝民《〈武训传〉与新中国电影“卡里斯玛”核心的重建》）

　　电影很快通过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宣传部、文化局的共同审查。1950年底在上海试映，1951年初在京、津、沪等地公映，受到广泛的好评。据《人民日报》不完全统计，仅北京、上海、天津三地的报刊在4个月内就发表了40余篇赞扬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文章。

　　毛泽东是什么时候看《武训传》的，一开始反应如何？目前说法颇多。
　　据编导孙瑜等人的回忆，1951年2月，孙瑜带着影片《武训传》的拷贝到北京请周恩来等领导审看。2月21日晚7时，周恩来、朱德、胡乔木、茅盾、袁牧之等百余位中央领导在中南海某大厅观看了此片，“大厅里反应良好，映完获得不少的掌声。”毛泽东与江青当晚没有去看，是几天后调看的。

　　江青事后的描述则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说法，一是她在“文革”期间多次提到，毛泽东看电影《武训传》时，平时惯于谈笑风生，此时则一言不发，只是一支接一支抽烟。电影一完，毛泽东没有起身，说：“再放一篇”。江青和工作人员都很奇怪，为朝鲜战争和“镇反运动”等工作忙得不可开交的毛泽东从来没有雅兴把同一部电影看两遍，当然谁也不敢问什么，又把电影放完，毛泽东沉思了片刻，对江青，也对在场的人说：“这个电影是改良主义的，要批判。”又叫工作人员给他接通周恩来的电话……。二是1974年江青在与美国副教授维特克（Witke Roxane）女士长谈时说：“1951年毛主席到外地，看《武训传》，我们俩人都不高兴，主席没有说话，我说这是改良主义的戏，主席不吭声。”

　　那么，毛泽东到底是在北京看的《武训传》，还是在外地看的？

　　2009年3月18日凤凰网的专题片《建国后第一场大批判：武训传遭批》中，中国电影家协会研究员孟犁野证实，1951年2月21日之后几天，毛泽东与江青在北京，从华北电影管理处调来片子，看了《武训传》。

　　毛泽东看了电影之后，一开始态度如何？江青的一个说法是毛泽东当场就认定影片“是改良主义的，要批判”，又叫人给他接通周恩来的电话。笔者认为，这个说法明显是错的，很可能是文革期间她为了颂扬毛泽东明查秋毫而编造出来的。如果他当场就决定要批判，并给周恩来打了电话，周怎么会不积极贯彻执行？但直到3月10日以后，《新民报》、《天津日报》、《进步日报》和《北京文艺》等报刊仍然在发表称颂武训或电影《武训传》的文章。江青的第二个说法倒是更接近事实（除了观看地点）。事实上对江青说它是“改良主义的戏”，毛泽东一开始并没有明确表态，“不吭声”。江青跑去找主管文艺的文化部负责人周扬，要求批判这部“宣扬改良主义”的影片，“没有一个听她的”。江青从当时京、津、沪报刊上赞扬该电影的文章上找到突破口，汇编成材料，她说“我们党的高级领导人也有赞成《武训传》的。我带了材料到主席那里了去，见了一面以后，他就看不见我了。有天突然到我房里来，我满屋子都是材料。主席说，我到处找你不到，你原来在搞这个。陈伯达、胡乔木路过我们那里，主席告诉他们《武训传》的事应引起注意。他们回到北京后，周扬大概觉得不好过了。”

　　据当时的文艺界领导人之一林默涵回忆：“电影《武训传》出来以后，不少人说好，据说毛主席看了这个片子，几个晚上在院子里转来转去，最后下决心要批判的。”

　　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亲自撰写了批评《武训传》的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从而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群众性的批判运动。后来由江青带队，组成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堂邑等地调查这个本是历史人物的电影主人公的身世，回京后给武训定的结论是--大地主、大债主和大流氓（《批判电影〈武训传〉的酝酿内幕》）。江青后来因此被称为“文艺路线的流动哨兵”。

　　据说武训历史调查团出发之前，毛泽东曾明确指示：武训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经死了几十年了，武训办的义学也不重要，它已经几经变迁，现在成了人民的学校。重要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怎么看待这件事──对武训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应该歌颂，还是应该反对？

　　伴随着批判电影《武训传》所宣扬的“阶级调和”与“改良主义”背后的“资产阶级思想倾向”，是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思想改造。1951年6月4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开展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精神”的讨论与批判的指示》，要求把这一运动普及到每一学校每一教育工作者，以肃清“武训精神”的影响，澄清教育思想上的混乱，并要求“专署以上教育行政机关及中等以上学校，在7月中旬以前，必须将这一学习运动的结果逐级上报”。《人民教育》二卷二期发表的题为《开展〈武训传〉讨论，打倒“武训精神”》的长篇社论指出：“凡是对于《武训传》已发表过自己意见的人，不论歌颂过《武训传》和武训的人，或批评过《武训传》尚不彻底的人，就应该检查自己的思想，分析自己的错误，严肃地作公开的自我批评”。“还没有看过《武训传》的人，自己对武训的看法怎样，也应该藉此机会进行检查”。不管是否宣传过“武训精神”，每个教师都必须得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检讨或批判，“检查检查自己，看看自己脑子里有没有有形的或无形的武训，看看自己脑子里有没有反动的改良主义思想”。于是，冯友兰、费孝通、雷海宗、金岳霖、林砺儒、汤用彤、郑昕、郑天挺、范文澜等教授都发表了表态性或批判性的文章，肃清自己头脑中的反动思想（《试析毛泽东批判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原因》）。与《武训传》评论有关的一切人，还要做出适当的结论。

　　《武训传》的编导孙瑜早年在南开中学与周恩来同学，也是中国最早在国外学习电影专业并回国搞电影的人，从1926年起在上海开始他的电影生涯。在《武训传》遭受到全国范围的大批判之际，有人写了剧本《宋景诗与武训》，反映当时农民起义领袖与武训“行乞兴学”尖锐对立的不同道路。在上海待罪的孙瑜抱着“略赎前愆”的心情向领导请缨，希望允许他执导这部歌颂农民革命领袖的影片。但在北京，江青等人搞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坚称宋景诗“假投降”的故事却让信奉讲真话的孙瑜头大目眩，他说，自己“得了高血压，身体日见不支……从此，我脱离了《宋景诗》的工作。郑君里在1954年底独立完成了《宋》片的导演。”（孙瑜《影片〈武训传〉前前后后》，《中国电影时报》1986年11月29日）孙瑜的电影事业至此一落千丈。此后，他完成的作品中真正公映的只有《乘风破浪》（1957）和《鲁班的传说》（1958）。“文革”期间，孙瑜受到了无数次地抄家、批斗，身体更为虚弱，被干校批准回家养病，但仍被批斗多次。1990年7月11日，孙瑜逝世（武成广《电影〈武训传〉编导孙瑜先生》）。

　　（四）香港电影《清宫秘史》在大陆热映，毛泽东5次提出要对这部“卖国主义”的电影进行批判，最终它充当了一块打倒刘少奇的“石头”。

　　《清宫秘史》是一部近代历史题材的影片，是根据中国现代剧作家姚克当时生活在日本军队占领下的上海，不能公开反目，为抒发爱国情怀而创作的文学剧本《清宫怨》改编的。1948年，该电影由香港永华影业公司摄制完成，由朱石麟任导演，次年传入内地，在北京、上海等地陆续上映，反映很好。

　　江青得知《清宫秘史》在内地上映，也想看一看这部片子。她并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就把这部影片推荐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提出，这部影片有问题，不是宣传爱国主义，而是宣传卖国主义，影片用以观察问题的是地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观，这部影片应该批判。1950年的一天，在江青的提议下，中国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召开了一次会议，邀请中宣部和文化界的领导人陆定一、周扬、胡乔木参加。会上，江青说：“我对《清宫秘史》这部影片是不是公开上映的问题，提点个人意见。我认为这不是一部好片子，是内容很反动的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组织人员进行批判。”大家面面相觑，不敢发言，有一个搞文艺评论的干部说：少奇同志认为这部片子是爱国主义的。江青说：我刚才讲的，不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我算老几？大家都表态同意组织人写文章，批判《清宫秘史》。但执行时不太积极，毛泽东对此很不高兴。1954年10月，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批判的一封信中提到：被人称为爱国主义的影片而实际上是卖国主义的影片《清宫秘史》，一直没有受到批判。这封信没有公开发表。此后毛泽东又先后两次提到此事，一次是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开会。会上，他主要是谈哲学、历史、形式逻辑、辩证法等问题，却突然提到：《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是彻底的卖国主义……。据说毛泽东前后5次提到这件事儿。

　　1967年第1期《红旗》杂志发表了姚文元的长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该文发表前，毛泽东做了审阅和修改。这篇文章中，公开了毛泽东在1954年10月的那段话：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的影片。同时，在文中加了一条长注。长注中说：“这部卖国主义电影出来后。由于党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鼓吹，不但没有被批判，反而被捧成是‘爱国主义’影片。那些反毛泽东思想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竭力阻挠对这个影片的批判。他们实际上‘爱’的是地主资产阶级，他们用以观察问题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他们是真正的‘保皇党’，这不是很清楚的吗？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视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另一位红的发紫的人物戚本禹知道了毛泽东对《清宫秘史》的态度，撰写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毛泽东亲自动笔修改了三遍，并决定在《红旗》杂志上发表。1967年3月31日，先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戚本禹这篇文章，第二天，刊载戚本禹这篇文章的《红旗》杂志大量发行。为了配合文章的发表，江青下令全国各地将电影《清宫秘史》作为反面教材放映。

　　该片导演朱石麟时居香港。他是著名的香港爱国人士，1949年以后把孩子们送到大陆来读书，他自己也于1954年起担任全国政协特邀代表。在香港读完这篇文章后，他哆嗦着想从帆布椅上站起来，几次都没有成功。妻子想帮他一把，可他固执地不要，最后使劲拉着椅柄站了起来。他成功了，可没走几步就倒地了。他被送到医院抢救，当晚因脑溢血告别人世（参见琪葵《朱石麟和〈清宫秘史〉》)。

　　刘少奇在1956年3月曾说过：“负责同志看戏，不许议论不行，议论了对人又有压力，怎么办？若是随便讲几句，不能算批评，可以不听；如果是正式意见，那就讲清楚。当然组织决议还是要听的。……议论有时是正确的，有时不一定正确。外行提意见应采取商量的态度，不要站在作家之上。”刘少奇也是讲政治的，但其上述意见主要是从工作程序出发，眼界太低，在惯于从政治思想高度看问题的毛泽东那里就行不通。可以说，在政治敏感性、运用政治斗争手段的高超性方面，刘、毛天悬地隔。1949年以后，刘少奇倾向于当执政党领袖，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毛泽东则一直是革命党领袖，发动一场又一场群众运动，把群众的正常要求消解于运动之中，并让运动成为改造思想的最佳方式。毛泽东批判电影《武训传》、《清宫秘史》，背后皆隐藏着掀起全国范围的改造知识分子思想运动，发动“狂风暴雨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目的；对电影《园丁之歌》、《创业》的肯定，则与其准备着手调整文艺政策有密切关系。毛泽东的平常生活琐事都具有不平常的内涵。

　　不喜欢看电影的毛泽东，自1974年起从目光犀利的政治审判员重新回归为普通观众之后，欣赏趣味有了很大改变：他开始喜欢看电影，这项活动成了不带任何政治功利目的的轻松事儿。他为影片《云中落绣鞋》中哪个青年能娶到小姐操心，为影片《精武门》中李小龙的功夫叫好，而不必去考虑这些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影片究竟“是革命还是改良”，“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重大问题。笔者为毛泽东从政治人回归为自然人击掌，可惜只是在其生命走向尽头的最后两三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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