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之 关于历次文艺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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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次文艺批判

郁之

《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中，未收一批毛泽东有关文艺问题的著名论述，因为这些论述，实践证明，是有重要失误的。作为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当然不能把这些论述包括在内。但是，要了解党的文艺政策的历史发展过程，了解毛泽东个人在文艺问题上的思想发展过程，总结过去失误的经验教训，就应该对这些论述有所了解。

我指的，是建国以来历次文艺批判运动中毛泽东的有关论述。

第一次批判，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增订本收入了毛泽东修改《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时加写的一段话，这是依循一九八三年版的编选方法。现在怎样来评价这次批判？我曾经写过这样一段文字，表明自己的看法，懒得重写，似乎也没有必要重写，照抄下来，供参考：

一九五一年在全国范围展开的、持续半年之久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建国以后毛泽东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动和支持过一系列批判运动，十几年中一浪接着一浪。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这一系列批判的发轫，又同后来的批判有所不同。

一九五○年底到一九五一年初电影《武训传》在几个大城市上映后，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在最初几个月里，基本上都是肯定和赞扬，虽然程度不同。最高的赞扬，把武训誉为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站稳了阶级的立场，向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等等。从一九五一年春开始，批评逐渐增多，引人注目的是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和杨耳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两篇文章。如果按照文艺和学术问题通过文艺和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来解决的方针行事，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允许坚持自己的意见也允许改变自己的意见，那么，在自由讨论中定能逐步克服错误的意见，发展正确的意见，帮助人们联系实际学习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评价历史人物，研究文艺和学术问题。而这样的学习在建国初期的文艺和学术界是迫切需要的，也是普遍要求的。一般说来，在自由讨论中，比较容易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极端观点比较不易产生，产生了也比较容易克服。在人民已经取得政权的条件下，尤其有可能也有必要用这种讨论的方法解决文艺和学术的不同意见的争论问题。可惜，事态未能按照学术讨论的方向发展。

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语转载了几篇批评《武训传》的文章，二十日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这篇社论是经毛泽东审阅并作了大段改写和加写的。他加写和改写的这几段话，作为他的一篇著作在“文革”中重新发表，后来收入《毛选》第五卷。社论中有一个很长的名单，点名批评了四十三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及其四十八名作者。一场政治批判运动由此发动了。

六月，毛泽东审阅《学习》杂志《评武训和关于武训宣传》的长文，又加写了几段话，指出武训行乞兴学是“为富人子弟办了两所旧式学堂”，“不可能有真正的穷孩子进他那样的学堂”；“武训的‘义’学，其实是不义之学”，因为办学的钱，“一是强要来的”，“二是放高利贷”，“三是倚仗官势募捐”。七月，《人民日报》连续六天刊载了经毛泽东审改的题为《武训历史调查记》的长篇报告。这篇报告分为“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武训的为人”，“武训学校的性质”，“武训的高利贷剥削”，“武训的土地剥削”五部分。每个部分都有毛泽东改写或加写的段落，有些段落是议论性的，进一步发挥了他的上述论断。他指出：“封建制度的生产关系，是地主阶级掌握主要的生产资料。地主阶级有政权，有军队，保护这种生产关系。因而只有地主阶级能够垄断文化，办学校。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学文化的机会的。在封建地主阶级看来，使用简单工具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也没有要使他们受教育学文化的必要。这是几千年封建制度的规律，是唯物史观所指示的法则。”“武训生在满清时代，他甘心为地主阶级服务，以‘为贫寒’的口号欺骗农民，而实际上为地主和商人办成了三所学校，这是合乎封建社会的规律的。”

武训的“行乞兴学”，过去大都当作一桩美谈。一般人对之表示敬意，并不一定清楚这个人物及其作为的具体历史事实，没有深思过对他应当如何科学评价的问题，这是不足深责的。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一些讲话中也曾称赞过武训行乞兴学的精神，并用它来鼓励大家克服困难，把革命坚持下去。一九五一年在看了电影《武训传》和了解到着意宣传武训的其他一些材料后，毛泽东对武训有了新看法。他修改社论、文章、调查报告时写下的这些话，代表了他把武训的行乞兴学摆在近代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具体环境中来重新考察所得出的新看法。毛泽东的批评，不但指向武训，更着重地是指向宣传武训的人们。毛泽东对武训和武训宣传的这些新看法，当然可以也应该允许有不同的意见。他的批评，看来在政治上上纲过高，语调也过于尖锐，但是他提出的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研究一些历史人物的任务，和他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的一些深刻见解，应该说是重要的，对于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有积极意义的。由于未能真正用学术讨论的方法来执行这一任务，而是采取了一拥而上，无限上纲，不容分说的做法，结果使当时的批判搞得“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一九八五年九月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胡乔木的谈话)，在思想文化界开了用政治批判解决学术争论的不好的先例。

电影《武训传》的导演孙瑜，在运动中受到很大政治压力，但是并没有划为什么“分子”，也没有停止他工作的权利，一些影片仍然让他执导。这些同以后的批判运动中的极端作法相比，还是较为缓和的，在评价这场批判的时候，这一点也应该提到。

这段文字不短，但提供了一些材料，一些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我听到许多赞同的意见，也听到几位同志表示不全赞同，或者认为还缺少把握，不谈为好。我想，作为一种看法，谈谈也无妨吧。不过，李曙光同志告诉我，贾霁、杨耳的文章是听到毛泽东对电影《武训传》的批评以后才写的，这倒是我过去不知道的。

第二次批判，是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毛泽东为此事专门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此信“文革”中发表并已收入一九七七年出版的《毛选》第五卷。一九八三年版《论文艺》没有收，增订本也没有收。现在怎样来评价这次批判？我也写过一段文字，再抄如下：

一九五四年，山东大学《文史哲》月刊第九期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不久，在十月十日《光明日报》上又发表了他们的《评<红楼梦研究>》。两文都是批评俞平伯对《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的评论。毛泽东详细阅读了这两篇文章，杠杠、圈圈划满了全篇，还写了一些批注。他在批语中称《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是“很成熟的文章”，在李希凡、蓝翎的名字下批注道：“青年团员，一个二十二岁，一个二十六岁”；在文章的四、五处毛泽东也划了问号。在《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中，作者谈到了贾府衰败的原因：“这样的豪华享受单依靠向农民索取地租已不能维持，唯一的出路只有大量借高利贷，因而它的经济基础必然要走向崩溃。”毛泽东批注：“这一点讲得有缺点。”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一封信，即大家都知道的那封引起轩然大波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由于这封信，在文艺界、学术界开展了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评，并发展到对胡适的政治、学术和哲学观点的全面批判。

平心而论，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提出了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和评价以往的“红学”研究的新问题、新任务。如果说，“红学”史上的第一次飞跃，是二十年代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考证派“新红学”的建立；那么，“红学”史上的第二次飞跃，应该说是五十年代以李、蓝为开端的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红楼梦》的“新红学”的建立。

但是，学术批评搞成了政治运动，声势压人代替了说理论争。这就不利于对以前的“红学”作全面的、有分析的历史评价。这个历史教训是需要认真吸取的。

应当指出，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作报告，代表中共中央向知识界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这个报告中，陆定一特别讲到两年前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评。他说：“俞平伯先生，他政治上是好人”，对他的批评是有错误和缺点的，“当时确有一些批判俞先生的文章是写得好的。但是有一些文章则写得差一些，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了一些。至于有人说他把古籍垄断起来，则是并无根据的说法。这种情况，我要在这里解释清楚。”这是代表中共中央作了自我批评。这一历史事实，也许还不为一些青年朋友所知晓。

今年(一九八六年)一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了庆贺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在会上讲话。他说：“早在二十年代初，俞平伯先生已开始对《红楼梦》进行研究，他在这个领域里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对于他研究的方法和观点，其他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意见或批评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这种做法不符合党对学术艺术所应采取的双百方针。《红楼梦》有多大程度的传记性成份，怎样估价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怎样对《红楼梦》作艺术评价，这些都是学术领域内的问题。这类问题只能由学术界自由讨论。”

应该说，三十二年前的那场批判的是非，已经有了明确的历史结论。

第三次批判，是对胡风的批判。一九五五年毛泽东批胡风材料的几批著名的按语，大都收入《毛选》第五卷了。怎样来评价这次批判？还是抄一段我写的话：

胡风是长期参加左翼文艺运动的进步的文艺理论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在进步文艺界中历来有不同意见和批判。这时，针对胡风向党中央提出的关于文艺问题的三十万言意见书，批判猛烈展开，并且迅速变为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和镇压。这种把文艺思想争论当作政治斗争来进行的做法，特别是并没有经过核实的根据就把胡风和同他有联系的一批文艺工作者(其中有共产党员和党外进步作家)当作“反革命集团”来斗争的做法，完全混淆了敌我、敌友的界限，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了建国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大冤案。

第四次批判，是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毛泽东在审阅周扬对这场批判所作的总结《文艺界的一场大辩论》时，加写和改写了好几段话，还为《文艺报》写了《再批判》的按语。这场再批判，我已经在《大书小识之十》中谈过自己的看法了。

第五次批判，以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为代表。如何评价这“两个批示”和由此而来的在文艺界的一系列批判？按照前例，再抄一段：

“早在一九六二年秋，江青就指责新编昆剧《李慧娘》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鬼戏”(因为剧中有鬼魂出现)，一九六三年五月江青组织文章在报纸上尖锐批评《李慧娘》和赞扬这个戏的文章，使文艺界感到气氛紧张。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毛泽东写了一个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还多次说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文化部和文艺界立即组织整风学习。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看了《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又作如下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文艺领域当时确实存在某些不健康现象。指出这方面的问题，通过正确的批评和加强领导、改进工作来加以解决，是必要的。但是毛泽东的两次批示未能实事求是地全面估计文艺界的形势，从而导致发动群众运动和政治斗争来解决文艺问题。在文化部门、文艺单位和全国报刊上，对《李慧娘》、《谢瑶环》等许多戏曲，对《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等许多电影，对许多文艺理论观点，公开进行政治批判。从一九六四年夏季开始，这种批判又扩大到学术界，从哲学，到经济学，到历史学，各个学术领域都有一些代表人物和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在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和全国报刊上受到猛烈批判。被批判的作品，许多是优秀的或者比较优秀的，有的有缺点，也并没有理由认为它们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被批判的理论观点，或者是正确的，或者是可以讨论的，也没有理由认为它们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被批判的代表人物，大都是党在文化、学术领域的重要领导干部和有成就的党员作家、学者。他们受到批判后，许多都被撤销了领导职务，或者不能继续进行正常的工作。

一九六四年春节，毛泽东召开座谈会，随后又作了多次批示和谈话，在教育改革方面提出了许多过火的主张。

随着文艺、学术、教育领域批判的加紧，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的大多数再次被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的、过火的批判，破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在广大知识分子中造成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紧张气氛，伤害了他们的积极性，影响了文化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左”倾批判日益加剧的时候，邓小平曾试图加以控制。一九六五年三月，他在中央书记处讨论纠正北京大学社教运动试点中的“左”倾错误的会议上讲到文化思想领域当时的状况，说：现在人们不敢写文章了。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了。电影哪有那么完善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他提出要赶快刹车。一九六五年九月彭真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也是企图稍许缓和文艺、学术界的紧张局势，把批评引上说理的轨道。但是，车没有刹住多久。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一个更大的错误批判的浪潮更猛烈地掀了起来，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第六次批判，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文艺批判。那就是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对纪要作了多处改写和增写)、《五一六通知》(也有毛泽东多处改写和增写)。这些论述的内容和是非，是大家都比较详细知晓的，我就不再噜苏了。


本文原载：《读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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