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在文革中关于周扬、王亢之、方纪、阿垅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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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在文革中关于周扬、王亢之、方纪、阿垅的交代


关于王林的交代
王 端 阳

在整理我父亲王林的遗稿中，发现很大一部分在文革中写的东西，其中有自己的检查，有揭发别人的大字报，还有一些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交代。记得那时经常有一些红卫兵或造反派来找我父亲搞“外调”，了解他们单位“走资派”的“历史问题”。有时甚至把他揪去写“材料”，一关数天。我父亲回来曾描述说：那些造反派都有介绍信，往往还是中央一级机关的造反派，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要老实向党交代”！所以当我把这些材料整理成集后，就命名为《交代》。
由于我父亲参加革命的历史较长，亲身经历过一些历史事件，自然接触过一些历史人物。在他的《交代》中，可以赫然看到像黄敬、吕正操、江青、黄火青、周小舟、谷牧、廖运周、孙志远、林铁、李楚离那样的政治人物，也可以看到像周扬、方纪、孙犁、梁斌、藏克家、张寒晖、李英儒那样的文人墨客。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包括青岛大学学运、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冀中抗战以及建国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等等。
当然这些都不是一般意义的回忆录，而是在一定的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写的交代，写作者的精神状态和语言都不一般。对此我不想多说，只是今天读来，有一种特殊的感受。我曾经和一位文友戏言，这恐怕是一种独特的文体吧！
为了保持原汁原味，除了错别字，未做任何改动。我觉得只有这样才更真实，更有研究的价值。当然，也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也可能会伤到一些人，我也不想为我父亲避讳什么，赞也好，骂也罢，一切还是由读者去评价吧！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这些交代之所以能保留下来，是我父亲积历史经验，怕别人篡改后强加在自己头上，所以都偷偷留了底稿。具体做法是，偷偷用单面复写纸复写一份，原稿交给造反派，复写的留下（外调的人不要复写件，也不许复写）。另外，在1968年10月以后，交代的最前面都要加上一条最高指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估计他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前几年曾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过关于孙犁和梁斌的交代，此次应陈子善先生的约稿，选择了有关周扬、王亢之、方纪、阿垅的部分。


我与周扬的关系

我认识周扬，是在解放战争的一九四七年夏。那时他是华北局的宣传部长，到冀中区视察工作。我当时在冀中区文协工作。因上下级的工作关系，开始了第一次的见面。
以前我连周扬的名字都不熟。（抗日战争以前，他用周起应的名字翻译过书，他何时改了名字，我也不知道。）一九四六年日寇投降以后，张庚、贺敬之、李冰等延安作家到了冀中区，有一次谈话贺敬之吹捧周扬，我插嘴问道：“周扬是干什么的？”贺敬之大吃一惊地说道：“怎么你连周扬同志也不知道呢，我们在政治上的领袖是毛主席，在文艺上的领袖就是周扬呀！”当时我不服气地辩论说：“我们在敌后坚持抗战八年，脑袋里光知道有个毛主席，不知道还有个周扬！毛主席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论持久战》，他有什么？他对我们敌后抗战有什么帮助呀？”当场顶得贺敬之很窘，可是他不久就汇报给周扬，因而在他们那个黑线圈子里挖苦我是“冀中区的地头蛇”，“在冀中根据地占山为王，连周扬也瞧不在眼里！”
一九四七年夏周扬到冀中视察工作，我根据冀中区党委的指示，组织了个文艺座谈会，向他汇报冀中区抗日战争时代和目前的群众业余文艺活动和问题。最后请他讲话，他趁这机会大捧刘少奇，说刘少奇来到晋察冀边区就发现问题，批判晋察冀边区党委在土地问题上犯了右顷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号召作家都要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参加土改。
周扬跟方纪在延安时就熟，因而周扬跟方纪做个别谈话很多。
我的小说《腹地》原稿，请张庚、贺敬之看过。他们说是暴露黑暗，把冀中根据地写得太黑暗了。周扬担任了华北局宣传部长，冀中区党委宣传部以党组织的名义把《腹地》原稿送给周扬看。周扬有一次在会议上见到我说：“小说还没有看完，他们说你把冀中区写得太黑暗，可是我看着写得还太光明了呢，冀中区当时的工作就那么进步？”当时我希望他看完了再详谈意见，也就没有多说话。后来，在开会的时候也曾见过他。见到他我就问：“看完了没有？”周总是说：“还没有看完。”因而始终也没有详谈过。
一九五○年冬，陈企霞在《文艺报》上批评《腹地》以后，我曾写信给周扬，问他看完没有？对陈企霞的批评有什么意见？他始终没有回答我的信。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九年间，我还是文联党组副书记时，周扬来到天津，大概方纪还曾叫着我给周扬汇报过工作。一九六○年我调到天津制片厂后，我一个普通编写人员就没有资格能再给周扬汇报工作。一九六三年回文联后，也仅只是个文联党组的成员之一，周扬来天津也无资格参加汇报工作。一九六五年九月四日，周扬在常德道招待所召集参加四清的省市作家座谈时，我参加了。吕清章是记录。
周扬这些年来津召开会做报告，我只要是在天津，总是通知我参加听的。个人之间，没有任何接触。平常日子我也没有吹捧过他。

王林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 于天津文联


我与王亢之的关系

我是在一九四三年秋末冬初之间，由冀中根据地第七地委宣传部长王乐天（现在中央农村工作部）介绍而认识王亢之，并且由此时期到一九四四年四月初，曾不断跟着他和七地委的《黎明报》社一起打游击坚持工作。当时王亢之是《黎明报》社的社长。是时冀中日伪据点、岗楼仍密如蛛网，日伪天天出来“扫荡”、“清剿”。《黎明报》是七地委的机要部门，我当时又是从冀中第六地委通过党委秘密交通站转到七地委来，我本人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大扫荡”前在冀中文建会工作。因此，要不是七地委正式介绍，王亢之和《黎明报》社决不肯叫我同他们一道住他们报社的极其机密的堡垒户。
一九四二年“五月大扫荡”前，我并不认识王亢之。那时我与安国县的干部王抗之因工作关系较熟悉。这个王抗之，在反“五月大扫荡”后回村当党支书，一九四三年冬我曾到他村调查过他在他本村破获一个国民党特务案件。（此同志现在不知在何处工作）
从一九四三年秋末冬初到一九四四年四月初之间，在我多次同王亢之和《黎明报》社编辑部打游击期间，日伪疯狂气焰已经不像一九四二年“五月大扫荡”初期。这期间，我同他们只碰上一次日伪包围我们所住在村（我们是经常转移的），这就是一九四四年旧历正月初一驻在深泽县和安平县交界的大堡村，日伪军黎明时包围了村，房东王老林预先发现告诉了我们，我们钻了地道，一直到下午日伪离开大堡村以后才出来。没有受到危害。当时《黎明报》编辑部三人：王亢之、李麦、郑某（已病死），连我四人。
《黎明报》社的组织并不只编辑部三人，此外还有电台、出版印刷部，但是当时不在一处隐蔽，而是由交通员宋金英联系。我只和编辑部三人在一起过。
当时在说闲话时，听说一九四三年春天他们在定县赵庄遇见一次敌伪包围，相当危险，详细经过他们没有说。最近看到李麦三月十七日写的大字报（旧市委门前）才知道他们那一次遇到危险的详情和可疑之处。他们当时不详细谈此事，可能也是怕别人听出破绽。王亢之在一九四二年曾被日伪抓住过，当时宋金英没有向我说过，也没有听见别人说过。是最近才先听见传说，后来又亲自看了看李麦的大字报。“帕司”的问题，当时也没有听见说过王亢之有，也没有见过。
一九四四年四月初我就到铁路西山区晋察冀边区中共北方分局党校学习：整风审干，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才出校。当年十月份回到冀中，先做了半年调查国民党特务暗杀我安平县委的案件，一九四六年春夏间才回到冀中区党委机关，开始做冀中文协（与作协相似）。因文协自己成立不起独立的财政开支单位，由冀中区党委宣传部指示由《冀中导报》社兼管。这时《冀中导报》社的社长是王亢之，秘书长是杨循（现在河北大学）。王亢之也常通过冀中区党委宣传部分配我们出发采访典型材料。由此与王亢之的工作来往又多了起来。
一九四四年初，王亢之调到《晋察冀日报》（邓拓负责）工作，就离开了冀中。当年的年底，我解放军包围天津后，王亢之又组织了《天津日报》的班子，进了天津市后就当了《天津日报》的社长。我进天津市初期在天津市总工会工作，因做工会文教工作，在工作上与王亢之、方纪（《天津日报》副刊部）有工作接触，但不多。一九五二年我调到文联机关后，王亢之不久也调到天津市委宣传部工作，方纪也当上了天津市文化局长，对我是直接领导关系。我初到文联，仍以养病为主。直到一九五五年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开始后，才参加了文联临时党组的工作。当时临时党组书记是方纪，王亢之代表市委亲自抓。方纪在这一运动中不老实，不肯交代自己跟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关系，并以“反胡风的英雄”自封，因此我给天津市委书记处写一封信揭发控诉此事（此信由王亢之转的），但是始终没有得到回答，也不曾见方纪对此罪行有何检讨交代。由此我认为王亢之包庇方纪（还有万晓塘，他当时是市委审干五人小组长），对方纪的意见再也不在他面前反映。一直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在河北宾馆市委扩大会议上，当着王亢之（他当时以市委书记的身份参加我们小组听会）才把我多年对方纪的意见和看法一下都揭发控诉了出来。（这个大会上有两种记录，一种是简报，铅印出来供开会者参考；另一种是完全按原话整理，供市委常委看，可能是打印。）我这一次一气揭发了两个小时，根据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认为方纪是典型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但是王亢之当场毫无表情，更没有说一句支持我的揭发控诉的话。
在这个大会上，在晚饭后散步时，还碰见过王亢之一次。当时孙振也遛在一起了。孙振与王亢之是《晋察冀日报》的同事，早熟悉。孙振这时向王亢之献计：“你用人不当，你要是把干部选择好了，工作就好做了。”当时我就觉得孙振是‘毛遂自荐’，说王亢之在文联依靠陈因不对，应该依靠他，孙振。王亢之听了频频点头。
八月二十六日河北宾馆的市委大会结束，我回文联机关后，一直到他畏罪自杀身死，我再没有见过他，也没有给他打过电话或通过信。
我一九五〇年在医院动手术，医生出事故使我造成局部残疾，是天津市医疗界在建国以来有名的事故之一，王亢之是知道的，我也当面向他讲述过。我调到文联工作以后，特别是搬到大理道文联宿舍住以后，跟王亢之原来的住处（一九六六年冬他才搬家）等于是前后邻家。他与他老婆许明有时在晚饭后遛弯到我家，问我病情，说如需要名医会诊，或用特种药品，可以跟他说（他是文教书记，也管医疗卫生界）。但是我当时也享有“特诊证”，已经很受优待了，所以也不曾找他约名医生会诊或要名贵药品。但也为了免得他这样大干部到我家去，也就隔些日子就到他家去闲扯一会，证明我还没有出意外。
河北省委迁来天津市以后，梁斌觉得河北省对他的照顾不够，就私自找王亢之解决。他找王亢之时就常拉我一同去。后来梁斌又告我说王亢之已患有严重的心肺病，随时有暴卒的可能。因此，看他的次数比以前更多了。但是知道有重病，又知道他每天开会开得很疲劳，所以只扯些闲话。他屋中挂着很多名画名字（大部分是由艺文阁借来的，挂挂再还），我认为在别处也不易见到，就便开开眼界。他喜欢玩砚台，自称是“玩物而不丧志”。方纪自封是鉴别古砚的“名家”，我对此毫无兴趣，只看字画。
他消息灵通，能看的文件多。文教界犯了错误而受到处分的如齐燕铭之流，他先知道。他就常以此“警告”我们。当时我认为他是“关心”我们，怕我们也犯错误。今天看来，那是他一套特务哲学：谨小慎微，以图长期埋伏在党里，窥测时机夺权。
文化大革命以来，文联革命群众以及机关以外的革命群众要我写王亢之的材料很多，访问的次数也很多。一直到本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央首长指示以前，我只是认为：“万晓塘称王亢之为自己的‘大笔杆子’，利用他掌握住了文教、卫生、宣传、统战系统的干部。王亢之长期执行的是旧中宣部陆定一、周扬的文化、文艺修正主义路线。”（去年二月二十一日我写的大字报《万晓塘、张淮三反党宗派集团的形成和罪恶活动》）去年夏在大街上看见了市革筹某同志借中央首长名义保证王亢之等调查教改工作的大字报以后，心里说：“王亢之执行了一辈子陆定一、周扬的黑线，可巧在四清时赶上了个好领导，真是吉星高照！”因此这时认为王亢之包庇方纪，也就是包庇自己的历史罪恶。“二·二一”指示和王亢之畏罪自杀以后，我才提高对他的认识，才认识了他原来就是个大特务，深泽县特务集团中的一个大头目。
一九六六年八月在河北宾馆参加市委扩大会时，在简报上只看见那个日特“帕司”是宋景毅的胞兄宋步峰有，当时还没有揭露出是王亢之也有。当时只认为他给宋步峰介绍工作是有罪的，但还没有认识到他就是持有日寇特务“帕司”的大特务、大内奸。
一九五四年春我随解放军慰问团到了包头市（内蒙），遇见一个王亢之的中学同学（包钢筹备主任刘耀宗），说在中学时代他又想参加“一二九”运动，又非常胆小，我见他平素又谨小慎微，所以也就说他的性格是“谨小慎微，胆小怕事”。今天看来，这完全是超阶级观点，敌我不分的庸人哲学。利用黑会黑戏疯狂地进行夺权，进行反革命夺权，他何曾胆小？他只是利用“谨小慎微”的幌子，进行大特务、叛徒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罢了，长期以来我都没有识破他，今天回想起来，真是后怕。我应当在这一件阶级斗争中吸取最大的教训。
我和大特务、大叛徒王亢之的来往，暂时先交代在这里，想起来再继续交代。

王林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附王亢之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给我的复信一件。
说明：一九六四年冬我在南郊区咸水沽公社吴家稻地大队参加四清运动。因分配问题与一同志发生了争论，我赞成“按劳分配加照顾”，在“照顾”过程中就可以“照顾”了贫下中农。但有的同志主张完全“按劳分配”。我不同意，因此给当时天津市委四清工作团长王亢之写了一封信，申述我的意见。这是他回复我的原信。信皮上的毛笔字，是王亢之的手迹。信笺上的钢笔字，是他的秘书的笔迹，不是他本人的笔迹。今一同送上审查。
王林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方纪、白桦是把文联引向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的罪魁祸首
——文联过去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侧面

去年十一月间，文联党组书记、作协天津分会主席方纪在文联革命群众的大会上做检查时，曾经说过作协天津分会成立以后，他跟我有两件比较大的带根本性的争论。他这个检查，我因为跌折左臂在家里养伤没有听到，只从孟淑香同志处听说他检查时提了那些往事。那些往事对于总结文联十几年来的工作和甄别文联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供参考，所以我也就比较详细地汇述一番。
一九五六年五月作协天津分会正式成立以后，在第一次党组会上方纪就提出办文艺刊物，目的是繁荣创作，培养新生力量。我就根据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指示也好，根据中外古今的作家的发展道路也好，当作家首先要有生活，要有直接体验的生活做基础才行。资产阶级作家更有资产阶级的生活体验（比如巴尔扎克本人就在资产阶级交易所里搞投机倒把活动），无产阶级的作家也必须有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生活体验才能写出无产阶级的创作来。从作协分会现有的创作力量看：解放区来的所谓“老作家”，有抗日和解放战争、土改的体验，但是这些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一日千里，省文化局路一同志给孙犁和我来信说：“你们再不下来，就会成为历史罪人！”由此可见，就是所谓“老作家”对农村的新现象也生疏了。寥寥无几的少数青年文艺干部，差不多也都是出学校门不久，对农村和城市工厂生活也正在需要熟悉。办个像样的刊物并不容易。要一定办，势必要把作协分会的现有人力（当时极单薄）都投进去不可。那样就势必把全部创作力量困在编辑室里。参加过抗日和解放战争的人尚可凭记忆写作。年青的同志们如果青年时代就固守在编辑室里，不接近“源泉”，到了年老以后不就连回忆的东西都不会丰富的。我又说我们现在又是衰老又是病的，深入群众生活斗争就大大不如年青时代那说到哪里就到哪里，说干什么就干什么了。不仅身体条件顶不住，就是脑筋也对新鲜事物不敏感了，我们不愿只为办个刊物而把青年的前途葬送掉。方纪引证鲁迅的例子，说鲁迅就是用办刊物繁荣创作，培养新生力量的。我说今昔有所不同。这时《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总嚷叫稿荒，此外还有晚报。全国性的也有《人民文学》等。因此我说今天不像鲁迅时代了，有革命作品而无处给发表，而是有刊物而嚷叫稿荒。只要写出了有革命内容和又有一定艺术水平的作品，各个刊物都会给登的（长篇还可以出丛书，出单行本）。不是没有地方发表的。天津市当前的问题，不是有了好作品没有地方发表，而是欠缺有一定水平的作品。要想产生有质量的创作，首先须要解决作者深入工农兵生活斗争的问题，而不应当是首先解决出刊物的问题。
方纪坚持要出，当时的党组成员们，有的不言语，有的赞成方纪的意见。方纪决心要出刊物之后，我又说：出刊物容易，出个刊物不出问题不容易。于是我举了一个例子说了一个故事：我在市总工会文教部时，王一达（副部长）非要出一个《工人文化》不可。我觉得人手不足，反对出。他坚决出，他主持着出了一期，就出了问题。他扔下不管了。我说的故事是幼时课本上的：一群老鼠开会，说猫总是吃我们，我们在他脖子上拴个铃铛，他一来铃铛就响，咱们就赶快钻洞多好！大伙都说这办法好，可是谁去给猫脖子上拴铃铛呢？
方纪毅然决然地说他对这个刊物负责到底。我是绝对少数，方纪出刊物的主张就通过了。通过出刊物以后，这个刊物的面向问题，也曾经发生过争论。方纪主张“面向全国”，我主张“面向本地，即面向天津市，以发表天津市的专业作者和业余作者的作品为主”。
全国作协的计划，作协天津分会辖管山西和内蒙，就像北京军区辖管河北、山西和内蒙一样。方纪起初一传达这个计划，我就说行不通。可是他说行得通，并且对此饶有兴趣，出刊物“面向全国”也是奔着这个前途去的。
《新港》决定出刊后，第一期的稿件还没有齐，没有审阅时，方纪就去云南省做创作旅行了。出刊物的全权和全部责任都交给了鲍昌。人手单薄，把胡风主将陈亦门（阿垅）一手培养起来的小喽罗侯红鹅也拉了《新港》的编辑。侯红鹅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严重问题，则在业务上也不像话，他那时才十八九岁，连高中的作业也没有完成。把这样一个政治上业务上都不像话的人拉成编辑，我估计方纪要是不在事前点头，鲍昌个人是不敢擅自做主的（详情鲍昌可作证明）。
《新港》创刊不到两年，就出了问题。做为主编的方纪，应负主要责任。可是他把责任都推在鲍昌“不听话”上了。其实，鲍昌即便是听他的话更得出问题，只是具体表现形式上不同罢了，因为方纪坚持的大方向有问题，方纪所坚持所标榜的“面向全国”不是“面向全国工农兵群众”，而是“面向全国的三十年代的作家”，以收容和发表这些作家的作品为光荣，为己志。一开始就是想把《新港》办成“三十年代作家”的“同仁刊物”。
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胜利之后，《新港》的具体负责编辑人换为王昌定。方纪仍然以主编身份遥控大方向。一九五九年九月王昌定抛出了《创作，需要才能》这篇文章的原稿，经过方纪审阅了，主编审阅过，发表时又没有加按语号召争论这个问题，自然是这篇文章也就代表了主编的思想倾向性。
王昌定犯错误以后，换万力负责《新港》，编辑力量逐渐加强了。可是大方向有问题，早晚也得出乱子。在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发表了陈翔鹤的《张黑七上西天》和黄秋耘的《顾田绝食》等等大毒草。陈和黄不是天津市的作家，更不是工农兵业余作者，而是所谓“三十年代”的黑线作家。方纪固然不应该负具体的编辑责任，可是这也是从方纪所坚持的错误的大方向所产生的错误。
长期以来，方纪以《新港》有小《人民文学》之称为荣。有一年旧中宣部文艺处长袁水柏来天津看了《新港》，夸赞《新港》好在一个“杂”字，说《新港》才真正办成了“杂志”。方纪闻之喜形于外，自以为得计。因为这正是对方纪的“面向全国”“面向三十年代作家”的全面肯定和推崇。
但是我并不是说不出刊物就可以万事大吉。我只是说原想达到繁荣创作培养新生力量的目的，必须按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示的：“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者空头艺术家。”此外没有任何窍门。
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胜利以后，受处分的人下放劳动了。我向方纪说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受处分下放劳动的人，如果真能在这次运动里受到教育，而不是一肚子怨气，下放劳动以后，更可以接近群众，更可以取得创作的源泉。可是我们呢，如果总是浮在上面，终有一天被我们“整”的人回过头来“整”我们。方纪闻之，忽然变色，不仅认为不可能，而且认为受到莫大的侮辱。事实如何呢？许多人下放劳动以后得到“新生”，而我们高高在上，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员。
出文艺刊物，在繁荣创作，培养新生力量上，当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我认为不是繁荣创作、培养新生力量的基本措施。如果有足够的编辑力量，当时和现在我也并不反对出定期刊物。如果不出刊物，天津市的创作是否就没有地方发表呢？事实不是这样，《新港》从创刊到停刊，都在闹稿荒。《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而长期为稿荒而苦恼，天津市百花文艺出版社，也是始终为稿荒而奋斗的。
“革命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毛主席《五四运动》
可是怎样具体“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多年来在文联有争论。有的说在机关里把思想改造好了（或者改造得差不多了），而后再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才能真正达到跟工农兵相结合的目的，否则到了生活里也只是看到了阴暗面，而看不到主流和光明面。有的认为你在机关里对主席著作学习得如何，你只要是搞创作的就要按照毛主席的号召：“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同群众一起学习，同群众一起成长，在工农兵群众中滚一身泥巴，滚一身油泥，跟工农兵群众建立起深厚的阶级感情，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锻炼，得到彻底的改造，“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如果一个人跟工农兵群众这般打成一片了，还是只看到生活的阴暗面而看不到主流和光明面，那么他在机关里不论学习多久，改造多久，也是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任何风雨的。
这个问题，毛主席在哲学论文和具体工作的指示里早就解决了，可是我们还喋喋不休地争论。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谆谆告诫我们说：“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又指导我们说：“知识分子从书上得来的知识在没有同实践结合的时候，他们的知识是不完全的，或者是很不完全的。……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们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
方纪在指导文联的一系列工作中，在自己的行动上（一九六四年陪周扬在西右营蹲点，因而留下，在陈伯达同志直接指导下参加四清运动有改变），在理论上（代表作《生活之于诗》）都是跟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的，都是不强调思想改造和深入工农兵生活斗争的。市委宣传部长白桦呢，口头上强调在机关里在运动里把思想“改造”好再下去，可是从他直接领导的“剧本创作室”的实际做法看来，他是主张作家、艺术家的世界观即使改造不好，只要“听话”，只要能按他的意图到生活里抓材料，回来由他指挥着就能创作出在全国站得住脚的作品，他对“剧本创作室”（在重庆道友好协会办公）的领导方法，就是这一套。
文联的创作干部，根据多年来的经验，前些年曾经向白桦提过这样的意见：“运动经常有，其他机关运动完事就算胜利结束了。搞创作的却刚刚开始，还得用文艺形式巩固运动的成果。可是文联机关本身的运动内容又不适于创作素材（广度和深度都不够），又因为文联机关人数少，搞创作的干部更少，是否可以集中时间先加速进行一个阶段，而后就到群众中去，跟工农群众一起参加运动，参加斗争。到运动末期，如果认为文联机关的运动搞得不深不透，还可以再把创作干部抽回来集中起来补课，这样就能使创作业务和运动统筹兼顾了。”这个意见由我向上反映的，白桦不久就批评了我：“对运动的看法不正确，对改造思想轻视，重业务，轻政治。”
毛主席把“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说成是“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可见方纪和白桦长期以来对文联，对创作工作的指导思想，总是跟毛主席的指导唱对台戏，总是不能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是偶然的吗？
一九六四年元月，毛主席在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时指出：“这些协会……那样的团体。”可是一九六四年在周扬黑帮操纵下，搞的文艺界假整风，白桦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等等，全部往专业作者身上一推而净，浑身轻松愉快。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都触及灵魂，我们都要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脱胎换骨，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重新做人，《十六条》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方纪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联的党组书记，作协天津分会主席。白桦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人委文教副市长。文联的方针大计是方纪定的，一九六〇年以来，白桦夺了方纪的权，但在指导思想和具体做法上，仍然是方纪所坚持的旧中宣部陆定一和周扬的一套。因此我认为方纪、白桦是天津市文艺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他俩把文联引向“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的罪魁祸首，陈因、万力、王曼恬是白桦在文联的代理人。

王林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
（注：此原稿为别人抄件）


方纪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黑关系

一九四九年七月在北京全国第一次文代大会期间，方纪与胡风这个反革命分子相识，并约来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中的《欢乐颂》和《光荣颂》，发表在他自己主持的《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上。一九五○年一月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军师”阿垅（陈亦门）来津混入文联工作，一来即与方纪打得火热，如同一家。这年二月阿垅在鲁藜主编的《文艺学习》发表他的大毒草《论倾向性》前，先请方纪“斧正”过，并由方纪增添了个“光明的尾巴”。
阿垅的这篇大毒草《论倾向性》和方纪的大毒草《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吧！》，同时受到《人民日报》的严肃批判。阿垅为长期埋伏下去写了个假检讨，《人民日报》给他发表了。方纪正在疯狂拒抗《人民日报》的批判，因而见了阿垅的假检讨，大骂他“没有骨气”，并且写信煽动阿垅向《人民日报》、向党反攻倒算。
这一封煽动反革命分子阿垅向党反攻倒算的大毒草信件，一九五二年我向方纪（当时他住在友好协会的小花园里）质问时，他一口否认，并且反咬一口，血口喷人地骂别人是“反领导”。后来我回文联机关追查这封信的下落，阿垅视为方纪对他的最大支持、最大同情，他要“士为知已者死”地爱护、珍视这封最大友谊的信，不肯随便拿出叫别人看。后来，当时的文联负责人鲁藜婉言向阿垅借出来，照抄一份直接转给了市委组织部。一九六六年春，市公安局逮捕阿垅时，才从衣箱中搜出来这封信的原件。我当时要求看看，搜查人员不叫我看就登记上拿走了。直到今天，我也没有看到这封大毒草黑信的原件。

王林
一九六八年四月一日


最高指示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天津旧市委包庇方纪的情况

一、方纪与反革命分子胡风最初结识，是在天津日报当副刊部主任时期，王亢之当时正在天津日报负责。方纪主动勾搭胡风，并向他约稿，以及发表他的长诗。胡风来津方纪出头招待等，王亢之都事前知道，都给以批准的。而在一九五五年反胡风斗争时，王亢之已升任黑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黑市委五人小组领导成员之一。方纪能担任文联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中的临时党组书记，以及包庇方纪的胡风分子反革命罪行，我认为是王亢之一手包庇的（当然其他黑市委也有责任）。我揭发方纪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关系的给旧市委书记处的信，我是先送给王亢之的。王亢之与我私人很熟，见面的机会也很多，可是王亢之始终没有回答过我的揭发意见。所以我多年来都认为王亢之在文艺界方面完全依靠方纪，因而在反革命政治大问题上也百般包庇他。（文化大革命中，我写过这类揭发材料很多。）
二、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七年，全党反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斗争前，方纪与丁陈关系最密切。可是方纪利用文联机关革命群众从柳溪身上突破了丁陈的反党大阴谋计划，而得到周扬的宠爱。王亢之也利用这机会在周扬面前捞稻草。所以这一关，王亢之也要保方纪。
三、方纪的《来访者》受到全国革命派声讨后，王亢之又利用职权加以包庇。最后由万晓塘给他以写劳模报道的任务，趁机包庇了方纪。
四、南大文学系批判方纪小说的论文，在旧市委压着不许发表，也是王亢之一手所为。
五、一九六六年八月在河北宾馆旧市委扩大干部会议的小组会上，我当着王亢之（他以旧市委文教书记资格参加我们小组听会）对方纪的历史罪行：1、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黑关系，2、与丁、陈反党集团的黑关系，3、与周扬的反革命黑关系，4、有系统地反对毛主席文艺革命路线的资、修文艺思想和在天津推行此反动路线所造成的恶果，揭发了近两小时（有详细记录可查）。我讲后，又有吴火揭发他最近的哭周扬（说：“中国文艺界怎能没有周扬呢！”），和周扬已经被全党公开点名批判后，周扬来津避斗，方纪向万晓塘还要求看周扬等罪行。可是天津市革筹时期，王亢之一时蒙蔽群众混入市革筹时，王亢之又包庇方纪，又与方纪勾结在一起进行反革命夺权黑阴谋。可见王亢之和方纪的黑关系之深。其实王亢之包庇方纪就是包庇自己。二人的罪分不开。
我从一九四三年秋冬就认识了王亢之，从一九四七年就认识了方纪。这些年来始终在一个地区工作，而且也都在文化、文艺部门工作。王亢之和方纪的黑关系，我是早有所观察和分析的。王亢之在文艺问题上完全依靠方纪这一套资、修玩艺。方纪也就依靠王亢之在政治上过了每次政治运动的关。但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把这两个混进革命队伍的特务、叛徒、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揪出来了。这是天津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也是全国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王林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最高指示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方纪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黑干将阿垅的黑关系

一九五二年夏，我才由市总工会调到市文联来。当时方纪是市文化局局长、市委文委副书记（正书记是李华生）。我一到文联，就听见文联的党员干部对方纪的意见很大，说方纪向华北局汇报天津文艺界情况时，隐讳了自己的罪过，而“出卖”了别人。我当时刚调到文联，很多情况听不明白，后来经过调查才比较明白一点，原来是这样：前华北局有个内部刊物《建设》，上有一篇介绍天津文艺界一九五一年冬、一九五二年春整风的报道，说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干将阿垅（陈亦门）写了恶毒攻击反对毛主席文艺思想的论文《论倾向性》，发表在天津自己出的文艺刊物上，《人民日报》提出了严正批判，而天津文艺界党员则不批判，反倒与之和平共处，敌我不分。被点名的当时党员有鲁藜、余晓（后均被开除出党）等。而没有点方纪的名。方纪当时不仅没有对阿垅进行过任何思想斗争，反倒在《人民日报》上见到了阿垅写的假检讨之后，写信给阿垅咒骂党报的严正批评，并且煸动阿垅这个反革命分子继续向党、向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进行反扑（阿垅确也受到方纪的这种叫嚣而对党的文艺路线进行了种种反扑）。方纪跟阿垅的黑关系，比被点名的人都深。可是那个汇报上竟没有点方纪自己的名字。鲁藜等当时也知道这个汇报是方纪写的，是方纪有计划地隐讳自己的罪状而“嫁祸于人”。所以鲁藜等骂方纪是“出卖”了他们。（方纪在《天津日报》时期，跟鲁藜一样是阿垅的密友，后来分化了，所以鲁藜才用“出卖”这个名词。）
我搜集了这些背后的“怪话”之后，就找方纪查对事实。方纪先否认曾经给阿垅写过什么信。我详细介绍了文联党员的背后“怪话”之后，方纪又哼哼唧唧地说：“信嘛，我在《天津日报》副刊部时可能为稿件问题写过。可是绝对没有任何不相当的地方。”接着他就以黑市委文委副书记的领导者的身分向我下黑指示道：“你刚到文联，你还不知道，文联的党员们反领导情绪非常严重！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破坏领导的威信，你不要当他们的俘虏，不要上他们的当，调你去就是要你解决他们这种反领导、反党的情绪。”
我当时就以“驯服工具”的心情接受了这个黑指示，回到文联批评鲁藜（当时他是市文协主任，文联党支部委员），鲁藜不服，说有方纪给阿垅的信为证。我说把那封信给拿来叫我看看。鲁藜说：“阿垅认为自己在受批评的最痛苦时期，接到方纪这封同情和热情支持的信，终身难忘，士为知已者死，他要好好保存这封信。方纪目前已经升任文化局长，这封信叫别人看了，对方纪的威信不利。不过，我们是早看过了的，所以知道。”我说：“你不叫我亲眼看到那封信，我就不相信有那么一封信，我就不相信你们的话，我就认为你们是有计划地破坏领导者的威信！”鲁藜冷笑一声说：“好！”
后来鲁藜从阿垅手里借出那封信，照抄一份，寄给华北局宣传部长张盘石。张盘石给天津市文化局党委写信，指明应给方纪以党内处分。这次给方纪处分，是根据方纪所写信中的反党情绪而给的处分。当时，胡风集团还没有暴露原形而被定为反革命性质的小集团。
文化局党委宣布给方纪以处分的会，我没有参加。事后我见到当时的黑市委宣传部长吴砚农，吴向我谈此事，并且说：“方纪认为阿垅保存他那封信，是特务行为。”我说：“方纪为什么不检讨自己写的那封信的政治错误，反倒怨恨别人保存他那封信呢？如果别人不保存这封信，他就完全抵赖了。”接着我就说了说方纪否认这封信的经过。最后我又说：“仅只保存一个熟人的来信，构成不了特务条件。我也保存着许多同志的来信，难道我也是特务吗？”吴砚农当即连连点头，从表情上看，吴砚农当时是十分赞成我的看法的。
我这个看法，吴砚农大概转告给方纪了。方纪怀恨在心，在一九五五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高潮时期，方纪在旧市委扩大会议上报告文联机关运动的情况时，竟大言不惭和嫁祸于人地说：“我在三年前就发现阿垅是特务了（比毛主席对胡风反革命集团黑信的批示还早三年），可惜被一个老党员护庇住了！”我当时也在场，一听这话就知道方纪所说的“老党员”，就是指的我。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我对方纪的意见已经憋得快炸啦，于是立刻给旧市委书记处写了一封信，把我所知道的方纪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黑关系，以及他如何企图否认自己曾经给阿垅的那封黑信，都详细揭发了出来。并且揭发他在反胡风斗争中，自己错误一字不检讨，反倒以反胡风英雄自居。文联的群众见他是文联临时党组书记，对他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关系也有顾虑，不敢大胆揭发。我这信发出后，旧市委书记处连回答我一信也没有。
方纪给阿垅的那封信的原件，在一九五五年搜集和逮捕阿垅时，从箱中旧棉衣袋中搜出，当时加以登记而后带走的。我是带路的和证明人，当时要求看看那信，便衣公安同志不允许。一直到今天，我没有见过那封信的全文内容（引证的字句在外）。对于这封黑信，方纪如何企图抵赖否认，如何嫁祸于人，我是历史见证人。方纪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其它关系，我都是间接听来的了。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等在《天津日报》上发表，我看过。但约稿的经过不详。文化大革命中，一九六六年冬季，周骥良揭发文联的“文艺沙龙”是阿垅和鲁藜主办的，方纪每次都参加，是“文艺沙龙”的座上宾。发表阿垅的《论倾向性》的《文艺学习》文艺刊物，方纪是编委。至于这篇大毒草在发表前先经过方纪看过，方纪并且替他加了个光明尾巴，我以前不知，从《红旗战报》上看到的。
一九六五年末，文联史如北同志参加公审阿垅的大会，他曾向我说：“阿垅的有些日记和笔记，不许全看，怕影响首长的威信。”所谓“首长”，我当时估计是指的方纪。

王林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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