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宽宏：中南海速记员纪事（9-17，未完）

tuffy05

关于田家英之死的一点补充

我在2014年1月30日发表于新浪博客的《田家英之死和戚本禹的崛起-----中南海纪事之十六》一文中，对1966年5月23日田家英在中南海永福堂毛主席的书房自杀身亡的经过作了较为客观的叙述。
最近，读著名作家叶永烈于1994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的秘书们》，关于田家英之死，有一个细节和当事人戚本禹的回忆有所出入。叶永烈在书中说，1966年5月22日安子文代表中央三人小组向田家英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后，“开始点交文件。田家英把手边的文件，一份份移交给戚本禹，戚本禹逐份登记。安子文和王力在一旁看着。大约到了下午5点多，安子文和王力走了。戚本禹仍留在那里，一直点交到天黑才走。戚本禹走后，田家英像塑像一般，一动不动坐在那里。……夜深，电话铃声响了。是谁来电话？戚本禹！‘你到秘书室来一趟，在文件清单上签字。’戚本禹仿佛一下成了他的上司似的，对他颐指气使。啪的一声，田家英挂断了电话。”叶文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戚本禹逼死了田家英。而戚本禹在出狱后回忆说，安子文代表中央三人小组向田家英宣布中央的决定，安子文的话说得比较婉转，王力和他没有说什么话。至于深夜给田家英打电话，事实是田家英深夜打电话要戚本禹去田家英处交接文件，为此，戚本禹特地打电话要中办机要室负责接收文件的王妙琼一起去。王妙琼也是我的同事，文革中下放江西省进贤县中办五七干校，我们在一起劳动了好几年，后来不知分配在哪个单位工作。
我是相信戚本禹的回忆比较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田家英是戚本禹的上级，在“八司马事件”中，田家英是支持戚本禹等“八司马”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戚本禹即使不能知恩图报，以戚本禹的为人，也不大可能落井下石。
我认为，田家英在整理毛主席杭州谈话纪要时删去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那段话，不过是导致田家英之死的导火索，真正的原因，恐怕是毛主席对田家英已经失去了信任。事情要追溯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由于田家英、李锐等一些“秀才”同情和支持彭德怀，受到了批评，后来由于毛主席的一个批示：“秀才还是我们的”，暂时保护了田家英。
1961年，毛主席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亲自指示田家英率调查组赴浙江、湖南等地了解农村情况。田家英带领调查组在湖南毛主席的家乡韶山和刘少奇的家乡花明楼深入细致地进行了解，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认为包产到户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迅速战胜经济困难。田家英向刘少奇汇报了调查情况，刘少奇委托田家英向毛主席提议试行包产到户。田家英在向毛主席汇报提出包产到户的提议时，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当时毛主席问他，这是不是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说，这是他一个人的主张，始终没有说出刘少奇委托他向毛主席提议一事。
毛主席对包产到户是看的很重的。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岗山曾对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而田家英恰恰就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和毛主席产生了分歧，从而失去了毛主席的信任。
田家英，1922年生于四川成都，1937年赴延安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任毛主席秘书。田家英虽然只读了中学，但他天资聪明，刻苦自学，才华横溢，深得毛主席的赏识。1946年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回国后，毛主席选中田家英作毛岸英的教师。担任毛主席的秘书后，田家英和毛主席朝夕相处，深受毛主席的熏陶。田家英对毛主席始终怀有崇敬之情。1949年4月，毛主席得知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喜讯，欣然命笔，写下一首七律。写毕后，大概毛主席不甚满意，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细心的田家英从废纸篓里捡回了这首诗，即《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1963年收进了《毛主席诗词》一书，从此，这首七律广为流传，脍炙人口。
    毛主席作报告、写文章、做讲演，从来都是亲自动手，不让别人代笔，但只有一次例外，就是1956年召开党的八大时，毛主席让田家英为他起草大会开幕词。毛主席的开幕词，简短有力。鼓舞人心，受到了代表们的赞扬，特别是“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一句，编进了《毛主席语录》，成为人们的座右铭。毛主席对代表们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可见毛主席对他的信任和喜爱。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自从30多年前安徽小岗村的18户农民按红手印私分土地，实行包产到户，一下成了全国农村改革的典型。人民公社被取消了，“一夜回到解放前”，农民又成了一盘散沙。虽然包产到户初期确实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包产到户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显现出来，越来越证明了毛主席当初的预言是何等的准确。尽管多年来中央每年下发1号文件解决因包产到户而产生的“三农问题”，但是“三农问题”有愈演愈烈之势，以致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粮食问题作为当前中国经济的第一个问题。尽管这些年来，政府取消了农业税，对粮食生产实行补贴等等，但“言不及义（社会主义）”，仅仅施行小恩小惠，并不解决“三农”的根本问题。现在，中国农村仅仅守住了土地集体所有这条社会主义的底线，而“集体”由于没有了人民公社这个载体也虚化了。而随着土地流转、土地确权、承包权可以抵押、资本下乡等的实施，“土地集体所有”这条底线已经被打开了缺口，毛主席50 多年前的预言真的要变成现实了！这不是危言耸听，只要你到农村去走一走，都会看到这样的现实。
田家英说到底还是个文人，“秀才”，古代称之为“士”，现代称之为“知识分子”。“士为知己者死”，当田家英得不到他心目中的“主公”信任的时候，他的死也是不难理解的。


2014年2月7日

tuffy05

按：今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7周年纪念日。回想起44年前，我曾穿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以8341部队一名普通战士的身份，参加了8341部队军宣队，到清华大学和二七机车车辆厂“支左”，时间整整一年。我十分怀念这一年的部队生活。现在，我将回忆这一年生活的一组文章发表在这里，以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7周年。

           我曾经是8341部队的一名战士
-----中南海纪事之三十一

提起8341部队，总给人一种神秘感。社会上，包括很多报刊，甚至有些权威性的报刊，都在传说着这样一个故事:“开国大典后，毛泽东派人访老道，老道写了‘8341’四个数字，毛泽东不详其义，就把他作为警卫部队的番号了。直到毛主席逝世后，人们才发现，原来这个数字，一是预示毛主席活83岁，二是在位41年。”其实8341是总参谋部按照编制序列，作为警卫团的代号，把“8341”这个代号分为两个数字来理解，纯粹是一个巧合。而我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穿上军装，有幸成为8341部队的一名战士，也是一名没有军籍的战士。
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全国，“天下大乱”，各级党委和政府处于瘫痪状态，群众都分成两派，斗争激烈，甚至武斗，影响了工农业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党中央决定派人民解放军“支左、支工、支农”和对有些地方和部门进行军事管制、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以稳定全国的形势，称为“三支两军”。毛主席亲自抓典型，从8341部队抽出一部分官兵和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机要局、大会堂、钓鱼台等挑选一部分机关干部，穿上军装，一起组成军宣队，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北郊木材厂、二七机车车辆厂、南口机车车辆厂等6个工厂进行支左，以取得经验，指导全国的运动。
到1968年夏，北京高校两派红卫兵的斗争升级到大规模的武斗，不断酿成流血事件，在全国造成恶劣影响。1968年7月27日，毛主席决定，向清华大学派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由迟群、谢静宜率领，主要有8341部队支左的新华印刷厂工人串连了北京61个工厂的工人组成的。迟群是8341部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谢静宜是中办机要局的机要人员，他们率领进入清华园的工人宣传队员达到二万八、九千人。清华大学红卫兵“领袖”蒯大富却下令开枪，造成5名工人死亡，几百名工人受伤。这使毛主席十分愤怒。7月28日凌晨，毛主席召见聂元梓、蒯大富等红卫兵“五大领袖”，对他们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一开始就针对蒯大富扬言工宣队背后有“黑手”的说法，严厉地指出：“他要抓黑手，说是谁指挥这么多工人，在那里围着他学校，压迫红卫兵啦。黑手就是我。”“你们脑子膨胀、甚至于全身膨胀，闹浮肿病。”“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在搞武斗。”“就是伸出‘黑手’。你们再搞，就是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是轮到一些小将犯错误的时候。”谈话持续了5个小时，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军宣队、工宣队从此进驻清华大学，同时还进驻了北京大学，加上原来8341部队支左的6个工厂，“六厂二校”成为毛主席直接抓的点。军宣队、工宣队进驻清华、北大，标志着工人阶级占领了教育这个上层建筑的领域。
1970年6月，我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副主任王良恩写了一封信，要求参加支左。汪东兴和王良恩批准了我的要求，这样，我穿上了军装，以8341部队一名普通战士的名义参加了清华大学军传队。当时清华大学军传队队长是迟群，同时也是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军宣队副队长、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为谢静宜。我被分配到机械系。当我来到机械系大楼时，忽然遇到我在嘉一中的同学庄企华，真是给了我一个惊喜。当时，清华大学大部分学生都已分配工作，庄企华留校，在机械系的精密机床厂参加劳动。
当我进入清华园的时候，学校已经进入了教育改革阶段，开始恢复招生。高考已经取消，招生采取从工厂、农村、部队推荐优秀青年上大学的办法，学生称为“工农兵学员”。我所在的机械系光学仪器专业就招了40名“工农兵学员”，其中大部分是工人，还有一些农民和部队战士，文化程度大多数是初中，个别为高中。初中程度的青年上大学，确有一定的难度，但当时作为工农兵占领大学的“新生事物”，也是教育革命的一种探索。我记得1970年6月28日在军宣队全体会议上，迟群曾传达中央首长的讲话，对此是充分肯定的：“我们现在领导大学不要怕。过去不了解，确实不了解，大老粗或者小老粗，究竟教改我们晓得多少？过去都没有搞过，但是我们要勇于实践。教育革命无非是发表这一种意见那一种意见，这一种办法那一种办法，这以后总要选出一种来。选出一种来还要试一试，在试的中间证明对不对，是对的就干，不对的就改。我们现在这样做，让他们发表意见，揭露矛盾，这样子大部分知识分子，包括教授，他们就比较服气。至于所谓翻天，有些人少数的想翻天就翻天，不想翻天就不翻天。想翻的就贴大字报去。这个意思就是说总是有刘少奇的路线嘛，总是有个别的他要翻天，这是客观存在嘛。有的人不管怎么讲，不管是大鸣大放大字报，无非是这些问题，反正是工农兵占领大学这个大局已定，能翻得了吗？还不是工农兵领导大学!象蒯大富不是还开会讲嘛，20年以后再看胜负嘛，他要学越王勾践嘛。他为什么呢？就是他不服气。他所以提出越王勾践，也是给自己一个台阶下。怎么下台阶呢？只能是将来再说。确实是如此，就给他一个台阶下，谁晓得20年以后怎么样。20年以后他就报仇？其实，越王勾践把吴国最后灭了，他倒是报了仇。以后不是被楚国灭了？蒯大富只讲到越王勾践，他不往下讲，他不讲越国被楚国灭了。后来还不是秦灭了楚，刘邦、项羽还不是把秦灭了？这个历史就是这样发展下去的，一个矛盾接着一个矛盾。蒯大富有什么？他又没有兵，20年以后他怎么样？”“总的来讲，办法还是从实践中来。象我们这些同志就好，跟群众在一起，跟大家一起干。脱离了群众，不和群众在一起，慢慢地就变了。”虽然迟群在传达中没有说这位“中央首长”是谁，但我们心里都明白，就是毛主席。毛主席讲话的口气、风格，是任何人都模仿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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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蒯大富打交道
-----中南海纪事之三十二

蒯大富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和聂元梓齐名的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当时，在某种程度上，“蒯司令”的名声，甚至比聂元梓还要大。
1966年8月4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我跟着周总理、邓小平、董必武、陈伯达以及一大批参加全会的人员到清华大学参加文化大革命辩论会，见证了周总理当场为蒯大富平反的历史性场面。后来有一次，我参加周总理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作记录，会议结束已是第二天早晨，我正在大会堂东门外台阶上等车回中南海，一个外地红卫兵以为我是蒯大富，走上前来问我是不是蒯大富？想不到几年之后，我又来到清华大学，并和蒯大富直接打起了交道。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天安门广场出现了一批署名“五•一六兵团”的大字报，矛头指向周总理。这个组织被中央定性为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人民解放军、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反革命组织，成员称为“五•一六分子”。随后，在全国开展了一场清查“五•一六”的运动，清查出了一大批“五•一六分子”。
1970年11月初，我在清华大学机械系“支左”，一天，军宣队总部通知我，让我到总部去报到。当时，军宣队、工宣队总部设在工字厅，当我到工字厅报到后，才知道是调我去专案组做清查“五•一六分子”的工作。
清华大学有没有“五•一六分子”？不知道。其实，“五•一六兵团”是个很神秘的组织，人数不多，据说，参加“五•一六兵团”的人，都要填表登记。但是，究竟有哪些人组成，当时并不清楚，直到现在 ，我也没有看到有那些人被定为真正的“五•一六分子”。但是，这些并不影响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清查“五•一六”运动。当时的说法是有组织要清，没有组织，主要根据他的“罪行”来清，这样就不可避免扩大化了。清华大学的清查“五•一六”运动，首当其冲的当然是蒯大富了。当时蒯大富已经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工作。为了要推动清华大学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必须把蒯大富揪回清华，彻底清算他的罪行。为此，军宣队、工宣队研究，决定成立蒯大富专案组，并采取措施将蒯大富揪回清华进行审查。专案组由军宣队和工宣队成员及学校的有关人员组成，这样，我也就成了专案组的成员之一。专案组具体研究、部署了清查蒯大富“五•一六”问题的措施：一是在全校造舆论，以群众名义张贴《蒯大富是何许人也？》等大字报，披露已经掌握的蒯大富的有关罪行，要求将蒯大富揪回清华进行清查。我记得一天晚上，我和军宣队的同志换了便服，和工宣队的工人一起，扛了梯子将《蒯大富是何许人也？》的大字报贴到清华大学最引人注目的地方。第二天，这张大字报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二是经请示上级同意，派人赴宁夏以接蒯大富到北京参加有关会议的名义，将其带回清华大学。三是蒯大富于1970年11月18日被带回清华大学后，关押在工字厅的一个单独房间里，由工宣队派人24小时看守；蒯大富有什么反映，随时出简报报军宣队、工宣队总部领导。就这样，我在清华大学“支左”期间，和赫赫有名的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蒯大富打了一段时间的交道。
  1970年12月，我奉命调离清华大学，来到二七机车车辆厂“支左”，结束了和蒯大富打交道的日子，从此，再也没有见过蒯大富。
据我后来了解，蒯大富在清华大学一直被审查了3年，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便被下放到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东风化工厂监督劳动。1978年他被带到清华大学公开宣布执行逮捕。直到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才对他进行了正式判决，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诬告陷害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刑期从1970年11月被清华大学军宣队、工宣队关押审查时算起。刑满释放后，他回到了宁夏青铜峡铝厂。1992年，蒯大富应聘来到山东省蓬莱市登州镇司家庄工作，后来又到深圳工作，现在已经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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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
----滴水洞随想

我们瞻仰了毛泽东同志故居后，就来到了离韶山毛泽东铜像广场约4公里一个三面青山环抱的峡谷中的滴水洞参观。
滴水洞西南的龙头山上有一泓山泉，流到山脚形成小溪。小溪上曾经有座小桥，桥头有个天然石洞，泉水滴入洞内，叮咚悦耳，当地人称之为“滴水洞”。
1959年6月25日，毛主席阔别韶山32年后第一次回韶山。6月26日，毛主席到韶山水库游泳。游泳后，毛主席在山谷中一边走，一边对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小舟说：“小舟，咯个地方倒很安静，风景很好，我退休后，在这里搭个茅棚给我住好吗？”于是就有了滴水洞的别墅，由于与毛泽东深厚的渊源，使滴水洞名闻天下；又由于1966年6月毛主席在滴水洞里“隐居”了12天，使滴水洞这个被毛主席称之为“西方的一个山洞”更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我们来到滴水洞，只见门楼上刻着“滴水洞”三个大字。走进门楼，路边的石壁上，镶嵌着一块块名人留言石碑，其中有董必武、聂荣臻的题诗：“山不在高，有宝则名。水不在深，蕴珠则澄。岑同苔异，人杰地灵。鲁之尼山，粤之翠亨。以拟韶山，差可比伦。”叶剑英的题诗：“六亿同胞呼万寿，五洲志士称导师。欲溯河源到星宿，韶山风物耐人思。”习仲勋的题词：“毛泽东思想是亿万人民革命意愿和实践的结晶，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题诗、题词石碑，与滴水洞的美丽景色，相得益彰。
走过名人留言石碑，就到了毛主席住过的一号楼。当我看到隐身在山谷茂密树林中的别墅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原来，它的设计参考了毛主席在中南海住了17年之久的丰泽园菊香书屋的建筑。毛主席的办公室、会客室、臥室等的布置，都和毛主席中南海故居差不多。睹物思人，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半个世纪前“正是神州有事时”那风雷激荡的岁月。当时，文化大革命运动刚刚兴起，毛主席在南方视察，“每天看材料”，密切注视着文化大革命的动向。毛主席每天看的材料，就是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每天派人乘飞机送来的。本来，毛主席离京外出期间，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按照惯例， 隔两三天由收发处派人给毛主席送一次文件。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全面展开，文件资料越来越多，于是每天派人给毛主席送文件。由于收发处人手不够，决定抽调其他处的人一起参加送文件。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参与给毛主席送文件的工作。
我第一次和收发处的同志给毛主席送文件大约在1966年的3月，那时毛主席在上海。我第二次给毛主席送文件大约在1966年的6月，那时毛主席在杭州。我第三次给毛主席送文件是在1966年的7月，那时毛主席在武汉。我和收发处的一位老同志于7月15日乘飞机来到武汉，当晚就住在毛主席住的东湖宾馆。第二天，武汉举行第十一届横渡长江游泳比赛。比赛结束后，毛主席顺着扶梯走下快艇，跃入了波浪滚滚的长江中。我有幸跟随毛主席畅游长江，至今想起来，心情感到无比激动。
毛主席在来武汉前，就住在韶山滴水洞。据负责毛主席安全警卫工作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回忆，毛主席在滴水洞中，不见外人，也不外出，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就是思考问题。毛主席在滴水洞中，写下了《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州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隨碧水池。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这首诗，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主席直接写文化大革命的唯一诗篇，其手迹连同毛主席审改过的抄件，在中央档案馆沉睡了30年之后，才经中央文献研究室认定为毛主席1966年“隐居”韶山滴水洞时所写，并按抄件内容于1996年首次公开发表。

毛主席于1966年6月28日到达武汉，7月8日将在滴水洞中思考了十几天的结果以给江青写信的形式写了下来，这就是著名的毛主席致江青的信，全文如下：

“江青：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嶢嶢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吧？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也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七月八日”
我认为，毛主席的这封信，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阶级斗争的必然，正如毛主席在信中所说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从信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既自信，又不自信，他预计文化大革命可能失败，他是做好了“跌得粉碎的”准备的。他认为，“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虽然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前途是光明的。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66年“7月11日下午、12日上午  在武昌东湖客舍同周恩来、王任重谈话，并给他们看七月八日给江青的信。周恩来建议找林彪谈谈，毛泽东表示同意。十四日，周恩来到大连同林彪谈话，转达了毛泽东这封信中的意见，林彪表示接受，答应回北京后修改五月十八日的讲话。”据戚本禹回忆，在林彪从大连回到北京后的一天，叶群到钓鱼台找江青谈这封信的事。叶群对江青说，林总不放心，为避免以后发生不好的影响，请示了主席，主席说，烧了吧。烧的时候，在江青的住处。戚本禹目睹毛主席给江青的信被烧毁。针对海外有人造谣说毛主席的这封信是后来伪造的，戚本禹认为，肯定有这封信，你可以看看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完全是毛主席的风格，而毛主席的语言风格，是任何人都难以模仿得神似的。据王任重1966年7月13日日记记载：“11日总理来，下午到主席处谈了三个小时，12日上午9时又到主席处谈了二个小时。主席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不赞成过分吹他的著作的作用，不赞成最高最活、当代顶峰的说法，这是强加于我，逼上梁山又强加于人。” 王任重的日记也佐证了戚本禹的回忆是真实的。王任重当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我记得，1966年7月16日毛主席畅游长江时，王任重带了他的儿子一起陪毛主席游泳。
关于文化大革命，虽然到目前为止，中央没有重新作出评价，但是，习近平同志关于两个30年不能互相否定的讲话，实际上已经作了回答。习近平同志说：“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 ，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习近平同志说的“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当然包括文革10年，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历史将证明，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是符合辩证法的，是完全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