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文革”中周扬为何会抵制毛泽东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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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  

　　“大事记”中，记载了周扬挨了毛泽东严厉批评的原因，那就是对这场批评采取的是抵制的态度。周扬何以会抵制？“大事记”也透露了原因。——这件事在前台运作的是秉承毛泽东旨意的江青，而周扬根本拿江青不当回事。

　　毛泽东1951年严厉批评周扬：政治上不开展

       【见下贴】

　　第二次批评：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员！
　　1954年9月，山东大学《文史哲》月刊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批评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9月30日，《文艺报》半月刊第18期转载此文时，由主编冯雪峰加了按语，说：“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又说：“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10月10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第24期又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评〈红楼梦研究〉》一文。
　　10月16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指出：李希凡、蓝翎所写的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他说：“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两天后，中国作协党组开会，传达了毛泽东这封信的精神。
　　从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发表到毛泽东写下这封信，周扬对李、蓝的文章中对俞平伯的批评，是采取了不以为然的态度的。“文化大革命”中，由“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联合编辑，1967年5月出版的《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中，透露了这一过程：
　　9月《文史哲》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批判了俞平伯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形式主义和繁琐考证的方法，把《红楼梦》说成是曹雪芹自传，抹煞了这本书反封建主义的积极意义。
　　9月毛主席看到《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后，给以极大的重视和支持。九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江青同志亲自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找来周扬、邓拓、林默涵、邵荃麟、冯雪峰、何其芳等人，说明毛主席很重视这篇文章。她提出《人民日报》应该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周扬、邓拓一伙竟然以“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种种理由，拒绝在《人民日报》转载，只允许在《文艺报》转载，竟敢公然抗拒毛主席的指示，保护资产阶级“权威”。
　　9月江青同志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之后，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阻挠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周扬指责《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很粗糙，态度也不好”，林默涵、何其芳则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文艺报》转载，加了一个“编者按”，依然采取保护资产阶级“权威”，贬抑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恶劣态度。这条按语是冯雪峰写的，经旧中宣部批准，林默涵曾赞扬，“这样比较客观一些”。
　　10月毛泽东对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斗争，以及检查《文艺报》的工作，多次作了重要的口头指示。毛主席指出，“胡适派的思想，没有受到什么批判。古典文学方面，是胡适派的思想领导了我们。”他尖锐批判周扬等人的“投降主义”，指出，“有人说，一受到批判，就抬不起头；总有一方是抬不了头的，都抬头，就是投降主义。”他严厉批判了周扬用“没有警觉”为自己辩解，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没有警觉，而是很有警觉，倾向性很明显，保护资产阶级思想，爱好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仇视马克思主义。”毛主席又强调说，“可恨的是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员！”他指出，“一切新的东西都是‘小人物’提出来的。青年志气大，有斗志，要为青年开辟道路，扶持‘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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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6日毛主席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问题的一封信》……
　　“大事记”中，记载了周扬挨了毛泽东严厉批评的原因，那就是对这场批评采取的是抵制的态度。周扬何以会抵制？“大事记”也透露了原因。——这件事在前台运作的是秉承毛泽东旨意的江青，而周扬根本拿江青不当回事。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前，周扬对毛泽东的指示是不遗余力地执行的。而毛泽东的指示，有时候则通过江青先透露出来，周扬则对江青的话往往忽视。
　　新中国成立后，江青当了电影处处长，在电影艺术委员会也负一定的责任，经常发号施令，说话口气很大。周扬说，他和部里的一些同志也搞不清江青的话，哪些是主席的意思，哪些不是。有次见到毛主席时，还谈了这个问题。周扬说：五十年代，有一次，我去看主席，主席问起江青的工作情况，我告诉主席，江青很能干，看问题也很敏锐。就是有时候她说的一些意见，不知哪些是主席的，哪些是她个人的。是主席的指示，我们坚决执行。如果是她个人的意见，大家还可以讨论。毛主席“哦”了一声后问，有这样的事情？随后，主席又说，江青很聪明。（1999年1月28日采访露菲）
　　有这样一个“特殊身份”的“第一夫人”在自己手下工作，一般人不难明白，周扬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谁领导谁？当然，如果周扬是个趋炎附势的人，这一问题似乎也不难解决，听江青的话就可以。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就与江青熟悉的周扬，对江青并没有什么可以尊重的。除了毛泽东之外，似乎不把江青放在眼里。长此以往，周扬与江青的矛盾必然产生。当然，周扬后来是明白了江青的为人。他对周迈说过这样一番话：
　　批斗我，也许江青起点坏作用……她在中宣部工作时，有时发表意见口气很大；有时我们搞不清是毛主席的意见还是她个人的意见。我们只能按组织原则办，不能听她的，可能得罪了她。
　　江青把这篇文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读后，就让江青转告《人民日报》转载。所以才有“9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江青到《人民日报》的举动。
　　周扬干涉此事并非超越权限多管闲事，而是出于一种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因为当时《人民日报》社的文艺组是由报社总编室和中宣部文艺处双重领导的，而且尤以后者为主。文艺组每个季度的评论计划，都要拿到中宣部文艺处讨论，最后再由分管文艺处与科学处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亲自审定。因此，在报社集中力量大力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势下，出于对报纸版面的考虑，当然也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周扬不同意在《人民日报》转载一篇“并不成熟”的学术文章，乃是情理中事。当时在中宣部工作的江青，明明知道《人民日报》的文艺组主要由中宣部文艺处领导，却不找分管文艺处的周扬转达毛泽东的指示，反而直接跑到《人民日报》社去找邓拓，显然是她痛恨周扬并试图避开周扬以达到预期目的而采取的一种不正常的行动。
　　周扬的阻拦，使江青就不得不面对面地与周扬进行交涉了。显然，直到与江青面对面时，周扬仍然“搞不清是毛主席的意见还是她个人的意见”，所以他们当然“只要按组织原则办，不能听她的”。周扬态度的坚决，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他对江青经常“拉大旗作虎皮“的反感，也透露了他对江青超越职权在文艺宣传部门指手画脚瞎指挥的抵制态度。由此亦可看出，周扬在平时处理自己与江青的工作关系时，并没有将她当作“第一夫人”特殊看待，更没有利用江青的这种特殊身份作为自己往上爬的阶梯。在周扬身上，还有中国传统文人良好品质的闪光的一面。
　　在这次特殊的交涉会上，周扬没必要说出自己之所以阻止江青的深层原因。因为仅堂堂正正的理由就已相当充分：“小人物的文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很粗糙，态度也不好”，等等，是针对《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的评价；“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分量太重，报纸版面也不多”，则是说的实际情况。实际上，无论周扬对江青“假传圣旨”的做法如何反感如何抵制，他到底还是给了江青一点儿面子。《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最终由《文艺报》转载，便可证明此点。只不过江青偏要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因而对周扬的折中方案不但不作出让步，反而从此愈发痛恨周扬。江青与周扬等人在《人民日报》社发生冲突后不久，江青便借助毛泽东的力量开始了对他们的猛烈反击。面对《文艺报》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时所加“编者按”，毛泽东写下了一行行严厉的批评：“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字字句句，都是冲着周扬等人当日对江青所强调的那些理由。没有材料证明周扬当时是否看到了毛泽东的这些批语，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周扬却很快就看到了。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再次对准周扬所强调的“小人物的文章”这条理由开火，有意识地将“小人物”与“大人物”对立起来：“事情是两个‘小人物’作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如此严厉的断语，对周扬等当事人造成的压力何止千钧!令周扬感到欣慰的一点是，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实话实说：“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这证明周扬的判断是正确的：要求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在《人民日报》转载，开始并非出自毛泽东的本意，而是江青提出来的。
　　新账旧账一起算，周扬的日子已经很难过了。有了毛泽东的信后，周扬可能心中仍然不愿向江青认输，但对毛泽东，他却积极地采取了“立功赎罪”的补救措施：他以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的名义，召集在京的专家学者召开一次小型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座谈会”。周扬的态度和积极行动，并没有得到江青与毛泽东的谅解。他们有意采取了避开周扬直接指挥《人民日报》社的行动，而江青则在这一行动中扮演了一个使者的角色。她不辞劳苦地往来于中南海和《人民日报》社之间，瞒着周扬，秘密地找到邓拓，转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他在《人民日报》组织发表几篇支持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周扬虽然知道此事，却不敢再来过问。邓拓奉命组织的第一篇文章于10月24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这便是那篇由钟洛起草并经林淡秋、袁水拍修改过的《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这篇凝聚了《人民日报》社及文艺组主要领导人的心血和智慧的文章，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写成的，但对于文艺界的批评，却只在临近结束时轻描淡写地点了一笔：“我们的文艺界，对胡适之派的‘新红学家’们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在全国解放后仍然在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占统治地位这一危险的事实，视若无睹。这两篇文章发表前后在文艺界似乎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10月24日，周扬筹备组织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座谈会”在中国作家协会会议室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及报社的编辑记者共有69人。这次会议特意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的名义召开，并让郑振铎主持会议，证明周扬虽然陷入了惶恐的境地，却仍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且也不想把事态扩大。由于周扬是以文艺界领导人的身份参加这次会议的，所以他在最后的总结发言中没有像何其芳那样作明显的自我批评，讲话的内容也基本上按照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的指示精神，甚至连语气都极为相似。在讲话中不说“我”而说“我们”，且时常以领导者的身份并使用号召性的言辞，可以看出他在公共场合的镇静自若。然而，在他冷静的外表下，是否在进行着剧烈的思想斗争呢？以理度之，当是有可能的。就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对“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座谈会”作了报道的10月26日，江青又一次秘密地来到《人民日报》社，直接对袁水拍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求他写一篇对《文艺报》开火的文章。这一次，仍然有意识地避开了周扬。
　　10月28日，由袁水拍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起草再经毛泽东审阅并作了重要修改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向周扬直接领导下的《文艺报》开火。周扬又惊又怒，再也无法保持表面上的镇静自若。他怒气冲冲地打电话质问邓拓：“这是怎么回事？”在得到是毛泽东的“御批”的答复后，周扬就只能也必须赶快跟上毛的步伐了。
　　为此，周扬首先到毛泽东面前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这就是“大事记”中所记的毛对周扬的严厉批评。但是，周扬向毛作检讨，一些主要的原因他却不能说出，比如他对江青在文艺界的指手画脚十分反感，自己对她的“假传圣旨”也必须进行抵制等等；只能用“没有警觉”等等理由为自己辩解。
　　毛泽东当然明白周扬这次与江青发生冲突的真正原因，但出于种种考虑，自然也不便点破。在听了周扬的检讨之后，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指出：“不是没有警觉，而是很有警觉，倾向性很明显，保护资产阶级思想，爱好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仇视马克思主义。”又严厉批评周扬说：“可恨的是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员!”（参见孙玉明《周扬与“〈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载《传记文学》2000年第6期。）
　　关于毛泽东这次对他的批评，他曾向在中宣部工作过的黎之讲述过。黎之后来回忆说，当时毛泽东拿着《文艺报》给周扬看，说：你看，倾向性很明显。然后严厉地说出了“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员!”这样的话。而且，这句话，毛泽东重复了两遍。（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想来毛泽东对周扬的批评，使周扬吓出了一身冷汗，此后一直心有余悸。直到1955年1月，周扬还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检讨自己：
　　他（胡风——引者注）又称赞我政治上很强，我说并不如此，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等的错误思想我都没有及时地进行斗争，就是证据。（1955年1月15日周扬致毛泽东的信）
　　挨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后，周扬立刻行动起来。10月31日到12月8日，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连续召开了8次扩大联席会议，就《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唯心论的倾向，及《文艺报》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展开了批判，周扬在会上作了《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
　　如同上次一样，这次毛泽东对周扬的批评尽管更严厉，但对周扬依然采取“保”的态度，周扬在文艺界的领导地位并没有动摇，相反，在领导了这次大批判后，地位倒更加稳固了。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次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是错误的。1986年，作为这一运动过程中的重要当事人之一，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绳，对当年那场批判俞平伯的运动，发表了这样的看法：“1954年的那种做法既在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89年版，第3～4页。）胡绳的话，为这场错误的批判运动作了结论。

　　来源: 《历史学家茶座》(2010第1辑)(总第19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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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毛泽东对周扬的两次批评

       周扬曾说自己愿意做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者、解说者、应用者”。按常理来说，周扬这样服膺、崇拜毛泽东，毛对他的工作应该很满意。但实际情况却是，毛泽东对周扬在文艺界的工作有诸多不满，对他曾有多次批评，其中两次批评得还非常严厉。

　　自1937年10月到延安与毛泽东有了接触后，周扬对毛泽东的情感逐渐由服膺到崇拜。如在延安时，他就曾对周立波说过“我们找到了自己的领袖”这样的话。1946年，周扬在他编的《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一书的“序言”中更加明确地说：自己愿意做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者、解说者、应用者”。此后,直到“文革”前夕，周扬一直是这样做的，也被文艺界称之为“毛泽东文艺思想最权威的解释者”。

　　按常理来说，周扬这样服膺、崇拜毛泽东，毛对他的工作应该很满意。但实际情况却是，毛泽东对周扬在文艺界的工作有诸多不满，对他曾有多次批评，其中两次批评得还非常严厉。——第一次是1951年文艺整风期间，第二次是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时。这两次批评的来龙去脉如何？本文略作介绍与分析。

　　第一次批评：政治上不开展

　　1949年后，周扬担任了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并兼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稍后，又任中宣部副部长。在新中国成立最初的几年里，虽然名义上说是周扬挂帅文艺界，但周扬在文艺界的地位，显然并没有像后来那样稳固。这里的原因，除了新中国成立伊始各方面的机构还有待健全和各部门的分工管理工作尚未捋顺的因素，以及周扬将大量的精力都用在了文化部的各项工作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任毛泽东秘书并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胡乔木，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文艺界的很多工作，事实上大都在胡乔木主持下进行。

　　胡乔木当时除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外，还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从后人的回忆来看，在当时，“中央宣传部在组织上有一个人们难以相信的现象：陆定一名义上还是正部长，但是党中央派胡乔木以副部长兼秘书长的名义主持中宣部工作。正部长陆定一每次都出席胡乔木主持的‘部长办公会议’，陆定一在部内的工作由胡乔木分配”（于光远：《见证人应该说的话——〈陆定一的历史遗产〉读后》，《同舟共进》2004第2期）。可见，胡乔木的权力是非常大的。

　　至于当时的文艺工作，情况也大致相似。胡乔木在前台，而周扬只专注于文化部的工作。当时在作协工作的张僖，就有这样的感受：

　　那时，周扬虽然是文化部的党组书记，但不大过问作协的事情，胡乔木管作协。冯雪峰是作协党组书记，严文井任秘书长，还有邵荃麟。周扬当时担任文化部的副部长，主要精力在文化部。所以，当时我跟周扬接触不多。（1999年2月25日采访张僖记录）

　　胡乔木与丁玲的关系一直很好，无论在延安还是在河北。对此，丁玲对胡一直是有好感的。1948年前后，丁玲在河北时，周扬愿意与她一起工作，但丁玲在征求胡乔木的意见时，胡却明确表示，丁玲“不必去做文委的工作，不合算，还是创作”。而在胡乔木主抓文艺界工作时，丁玲担任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并担任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主编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1951年初，丁玲又接任周扬的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丁玲放弃了创作，与胡乔木配合很好。当年文艺界很多人，都感受到了胡、周、丁三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文艺整风是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声浪中拉开序幕的。文艺整风的目的，是乘批判《武训传》之东风，借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与“三反”运动之声势，用群众批判和自我检讨的方式，进一步净化文艺思想，树立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

　　在整风开始之前，从1951年9月24日开始，中宣部召开了8次文艺干部座谈会，对文艺工作状况作了估计。中宣部呈交中共中央的报告认为，“文艺工作的领导，在进入城市后的主要错误是对毛主席文艺方针发生动摇，在某些方面甚至使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篡夺了领导”。它的首要表现是“迁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放弃思想斗争和思想改造工作，缺少对思想工作的严肃性”。“在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家的合作当中，表现无原则的团结，对他们的各种错误思想没有认真地加以批评，认真地提出改造思想的任务。不少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任意曲解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拒绝改造思想，拒绝以文艺为政治服务，要求文艺更多地表现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和趣味。他们认为今天文艺（例如电影）的主要群众是小市民，应多迎合小市民的趣味。他们反对以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去改造和提高小市民，而要求将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降低到小市民水平。而党的文艺干部在这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包围下，有许多人随波逐流，表现自己的立场是与他们一致的或接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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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样，就降低了党对文艺作品的要求，放任了文艺作品中的错误倾向和粗制滥造现象，而没有把认真地审查电影剧本及影片，审查文艺出版物和戏剧音乐节目，当作重大的政治责任。因为这样，就产生了电影《武训传》的摄制、放映和宣传，就产生了对于《武训传》的反动宣传的丧失感觉，就产生了在毛主席指出《武训传》的反动性以后对批判《武训传》的怠工。”文艺工作者中则普遍存在着脱离政治、脱离群众和严重的自由主义风气。报告还明确地说：“周扬同志应对以上现象负主要责任（周扬同志作了详细的自我批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文艺干部整风学习的报告》，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第463页。）其实，文艺界人士都知道，文艺界的事情是胡乔木在前台指挥、丁玲紧密配合的。现在乔木无事而周扬则必须承担责任。

　　文艺界整风由胡乔木、周扬和丁玲领导进行，而丁玲则担任了“北京文艺界学习委员会”的主任。整风还未开始，周扬已经要“自我批评”了，整风开始后，周扬还怎么领导别人？据张光年回忆：“在文艺整风期间，乔木在丁玲合作下，直接主持文艺界整风，使周扬处于无所作为的局面。”（张光年《回忆周扬》，载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以下所引张光年回忆均源于此，不再一一注明。）

　　张光年回忆中的另一个细节，也可以说明当时周扬的处境。文艺整风时，张光年受到了批评，并被要求写出检讨，他去找周扬，希望得到理解：

　　在大会检讨之前，先是在东总布胡同的文联党组扩大会批评我，批得很厉害，我就想到周扬那里去诉苦。他却对我讲：“你知道丁玲怎么批评我吗？批评我重才不重德。”这里“德”指的无产阶级立场。我问他怎么看。他回答说：“我看还有些道理。”我一听，十分生气，起身扭头就走。

　　周扬对张光年的“诉苦”无动于衷，并将丁玲对自己的批评坦言相告，实际上是以隐晦的口气，表达了自己“处于无所作为的局面”。而周扬要挨毛泽东的批评，也顺理成章了。

　　既然无所作为，周扬就不得不离开文艺整风的领导地位。那时，正好全国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土改，中央组织一些干部下去了解土改情况，周扬决定到湖南常德参加土改。10月9日，周扬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毛泽东为滁州专区文工团题字。信的结尾，周扬写道：

　　我俟文艺干部整风学习告一段落后，即去中南区参加土改，……我争取下月走成。心中有许多话想和您谈，您什么时候有空，请电话叫我。（此信为复印件，系私人藏品。）

　　毛泽东同意周扬的请求，要他在“动身参加土改的时候，可找一时间一谈”。想来，周扬的“许多话”中，向毛泽东检讨肯定是内容之一。所以张光年才有这样的回忆：

　　毛主席批评他很厉害。把他叫到中南海，回来后情绪恶劣。我问他，他多的没说，只是感慨地对我说：“批评我政治上不开展。”我很不理解。

　　周扬挨了批评后，大约在1951年12月，便到湖南常德参加土改。第二年年初年筹备第二次文代会，开始的工作就由胡乔木来主持。（张光年的回忆里说，毛对周扬的批评是在1953年初，这个时间恐怕有误。周扬是在1951年秋参加土改的，周扬挨毛的批评，显然是在此前。）

　　在文艺界处于无所作为的境地周扬，命运很快就出现了转机。就在周扬到湖南后不久，便被毛泽东的电报召回了北京。

　　事情的起因是，1952年初，胡乔木主持筹备第二次文代会，同以往一样，毛泽东对这次会议很重视，但是，胡乔木的一个做法则引起了毛的不满。张光年回忆说：

　　乔木把林默涵、我、袁水拍找到他家，谈大会的报告，谈了两三次。要求文字讲究，简练，批评尖锐(实际上他自己已经起草了)。他主张取消文联，按苏联的文艺制度改，将当时的文学工作者协会、戏剧工作者协会……改成各行各业的专门家协会，他主张作家协会会员要重新登记，长期不写东西挂名者不予登记。我们都很赞成。快开会时，乔木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对其他没说什么，但对取消文联发火了。他狠狠批评了乔木一顿。说：“有一个文联，一年一度让那些年纪大有贡献的文艺家们坐在主席台上，享受一点荣誉，碍你什么事了?文联虚就虚嘛!”就因为这件事触怒了，大会报告也气得不看了。他认为取消文联，不利于团结老辈文艺家。这样一来，就不让乔木管，赶快打电报要周扬回来重新筹备二次文代会。

　　这次突然的变故，改变了周扬在文艺界无所作为的局面。此后，胡乔木对文艺界过问的越来越少了。1952年4月，周扬又兼任中宣部副部长，直接走到了文艺界领导的前台。试想，挨了毛泽东批评的周扬，如果没有这次意外的变故，他以后或许就不会成为“文艺界的沙皇”了。反过来说，毛泽东尽管严厉批评了周扬，但对周扬还是充分信任的，对他在文艺界的领导才能还是首肯的，不然也不会再打电报将他召回，并在此后委以重任。（待续）

来源: 《历史学家茶座》(2010第1辑)(总第19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