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平：关于柯庆施几件事的真相——评《“好学生”的最后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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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柯庆施几件事的真相——评《“好学生”的最后十年》
作者：金平
来源：《随笔》2003年第一期

http://www.crt.com.cn/news2007/News/tgjx/2006-5/30/00002518.html


《随笔》杂志2002年第4期（总第141期）上刊载的冯锡刚的《“好学生”的最后十年》一文,是针对的是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的柯庆施。柯于1965年4月病逝后，中共中央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对他的革命一生给予高度的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某些人对柯庆施生前在上海最后十年工作的某些方面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不久前发表的冯文，不仅东抄西拼，把那些未经证实的批评收罗起来，而且妄加评论，说柯“幸运”地死于“文革”前夜，“尚不致与林彪、江青一类人物同被钉上历史耻辱柱”，还说，“然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古话，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臧否人物的一个借镜。”于是，该文就来臧否柯庆施，将他和林彪、江青相提并论了。文中还自问自答：“有人也许会诘问：何以见得柯庆施倘不早死必与江青沆瀣一气？答曰：‘好学生’在上海的最后10年的做派。”

那么，柯庆施在上海的最后10年的“做派”是些什么内容？看看冯文所举，原来许多竟然或无中生有，或移花接木，或是非混淆，或穿凿附会，令人为之瞠目。笔者作为冯文所举某些事件的亲历者，因择其中较重大的数例书叙于后，用以说明事实，辩明真伪，澄清是非。

    （一）

冯文说，“1962年春，党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后不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文化部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即广州会议），陈毅发表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长篇讲话。柯庆施不但禁止上海有关人员赴会，而且严禁传达有关会议精神，直斥陈毅讲话为‘右派言论’”。冯文在这里说到柯庆施的“禁止”与会、“严禁”传达等，有这回事吗？事实是，1962年3月，上海派出一批文艺界的代表参加了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广州召开的这次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会议，代表中包括有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姚时晓、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熊佛西、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黄佐临、上海歌剧院编剧张渔、上海儿童艺术剧院院长、编剧任德耀、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章力挥等（其中有的已逝世，有些至今健在）。会议结束后，4月5日作为主管上海文艺工作的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举行领导层参加的部务会议，听取了从广州回来同志对这次会议情况的汇报，包括传达了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的报告及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林默涵的讲话等。部务会议决定，由上海戏剧家协会组织向本市文艺基层单位创作人员传达这次广州会议精神；还指示，各单位对于原来意见较多的创作人员，应由领导干部主动找他们谈心，征求意见，消除隔阂，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会后，有关单位就照此执行了。同样，就在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会议在广州召开时，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也在广州召开，上海也派了一批代表与会。参加科学工作会议的代表，和参加创作会议的代表，曾于3月2日和5日共同听取了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报告。全国科学工作会议比创作会议开得早些，上海与会代表回来后，于3月16日举行了上海市的科学工作会议。会议由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刘述周主持，由科委副主任舒文传达了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的报告和聂荣臻副总理的会议总结报告。在周总理的报告中，再次阐明十二年来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有了根本的转变，而且经过了几年困难的考验。报告中还对过去处理党与非党、领导与被领导、上级与下级之间关系上的缺点，作总的道歉。陈毅副总理的报告中则进一步说：有人听周总理报告后说觉得仍未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我就代表来行脱帽礼了。事实说明，上海派出戏剧创作、科学工作两批代表参加了广州会议，回来后按两个系统进行了传达，范围也较广。这就要问，冯文所说柯庆施不但“禁止”上海有关人员赴会，而且“严禁”传达有关会议精神，还批评陈毅副总理那一番话，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即使该文作者自己没有听到广州会议的传达，上海文艺界、科技界各有好几百人直接听到了传达，这些都有记录在案，为什么喋喋不休将这种未经证实的事炒个没有完呢？

冯文中还若有其事地提出，在上述广州会议以前的一段时间里，“有恃无恐的柯庆施严禁传达周恩来和陈毅的讲话精神，弦外有音地警告与会人员，不要以为自己‘通天’，是党员的就必须听市委指示，服从市委领导”。而事实上，市委宣传部作为中共上海市委的工作部门，对上级下达的指示精神，是认真传达和贯彻的。笔者查阅手头的资料，仅在广州会议以前的半年多期间，就有这样几次关于文艺工作的传达讨论会议：（一）1961年7月至9月，市委宣传部多次召开本市文学艺术界知名人士的座谈会，讨论中共中央宣传部制定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即“文艺十条”草案，征求修改意见；（二）同年8月14日，市委宣传部召开全市文艺工作座谈会，传达6月间中央宣传部召开的文艺座谈会（即冯文又提到的“严禁传达”的故事片创作会义，或称新桥会议）精神，听取对文艺工作领导问题的意见。参加会议的有文艺界党内外人士196人。周恩来、周扬等的讲话精神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永直传达。与会者并分组进行了讨论；（三）1962年3月3日，市委宣传部向本市文艺界骨干900余人传达了周恩来、陈毅、周扬的讲话，并进行座谈讨论。从这里，又那里找得到冯文所说“有恃无恐的柯庆施严禁传达周恩来和陈毅讲话精神”，把上海市委同中央对立起来的影子呢？这是冯文中的又一次无中生有。

（二）

关于柯庆施“支持”江青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说法，流传相当广，并被某些著作、文章中加以引用，冯文在提到此事时，也照抄照传，还对江青的心情描了一番。然而，如果寻根究底加以考证检验，却不难发现，这种似成“定论”的说法也是缺乏事实依据、经不起推敲的。“支持”之说，源出于1967年4月1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江青的一次发言。这个发言不久就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她在发言中得意洋洋地表“功”，说姚文元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她在上海和张春桥、姚文元保密了七八个月炮制出来的，“柯庆施同志是支持的”。就这样，把柯同批判《海瑞罢官》挂上了钩。又因为这篇文章实际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于是柯似乎又和“文化大革命”也挂上了钩。但是，江青的叙述，把柯与批《海瑞罢官》联系起来有什么事实依没？却一点事实依据也找不到。比如：

（一）江青说，搞这篇文章用了七八个月，即从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该文前的七八个月开始与张春桥、姚文元搞这篇文章。如是7个月，则应是1965年4月10日开始，而柯已于1965年4月9日逝世，还如何“支持”呢？如是8个月，即应从1965年3月10日开始，而事实上，柯从1964年春因肺癌动了手术后，下半年起就离开上海到外地养病，先在北戴河耽了一段时间，继到北京，后又转广州，最后到了成都，没有回过上海，最后病逝在成都。他养病期间，上海市委的工作，柯不过问，又如何“支持”江、张、姚
在上海搞这篇批判文章？

（二）那么，在1965年3、4月间，江、张、姚有否通过书信、电报、电话与在广州、成都的柯庆施联系、请示汇报？笔者曾就此当面询问过那时每天日夜都在柯身边工作的机要秘书，他郑重地说明绝无这方面的联系。那么，又何来柯的“支持”？1965年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杨永直同志也说过，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与柯庆施同志毫无关系。

（三）2001年6月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之际上海出版的《中共上海党志》，是一部权威性的志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黄菊为该志书作了序，对该志书作了很高的评价。在这部志书中，就“文化大革命”专门列有一个《特记》，共分三章，其中第一章第一节《文化大革命序幕》首先记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笼”。鉴于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编者抱着对历史、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在编写过程中，对于江青关于柯庆施同志曾“支持”她组织这篇文章的说法作了多方面的调查核实（包括查阅所有档案文件资料，向有关领导干部和经办的工作人员了解），均未查到任何佐证。经反复郑重研究，最后摒弃了这种莫须有的说法。

那么，江青为何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那样说呢？这就只能进行分析研究了，因为当年参加会议的多是老帅、将军，江青大概感到自己分量不足，需要找有更高地位、影响的人物来壮壮声势，于是柯就成为她的合适对象；因为柯是建党初期的老党员，而且是担任中央领导职务的上海党政负责人，又已经过世两年，虽然他并未支持过仍说成他支持的，也已死无对证，于是就撒个谎，把柯拉来撑自己的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为纂党夺权，无事生非、造谣撒谎的事做得还少吗？！所以，上述推测是大有可能存在的。值得提出的，冯文对江青的说法不只是转述、传销而已，而且还有所创造，把说柯“是支持的”，变成了“鼎力相助”，上了一个台阶，不知这个“鼎力相助”缘何而来？

（三）

冯文在写柯庆施“在上海的最后十年的做派”时，写了他的“整人”，而且说“柯庆施在整人方面却有着自己的创造性”。文中举例：“最典型的是1963年下半年对主管文艺的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陈其五的整肃。因为陈其五对包括‘大写十三年’在内的文艺方针政策，持有不同的看法和理解，柯庆施即发动对陈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陈其五不但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而且还被开除党籍，放逐到江苏某偏远之地。”这个问题的真相究竟如何呢？当时陈其五同志确是受到了批判，而且最后受到党纪的最严厉的处分。可是，实际的情况，如陈为何会被批判，后来为何会被这样处理，这一切同柯庆施是什么关系，却与冯文所说大相径庭的。陈其五同志并不是1963年下半年而是在1963年1月初开始受到批评的，同柯提出写反映解放13年来巨大变化、丰富生活的文艺作品的时间几乎相同，因此，陈其五也不可能因此“有不同的看法”。事实上，批判陈的主要内容，还是因为陈在此前曾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对“三面红旗”发表过一些言论。这些言论，尽管现在看来不算什么问题，甚至有些还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即强调阶级斗争的八届十中全会开过不久，和总的政治气氛是不合拍的。批判这些言论，而且上纲上线，是过火、过头的，是在当时党内“左”的氛围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发生的，因而也不是不可理解的。陈本人在3月份向市委就自己存在的问题作了书面检查。柯庆施对这件事是什么态度？他在看了陈的书面检查后在上面批示：“按此报告在小范围内检讨，听取意见，再作补充检查好了。”此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主持陈的检查批判会、与陈个别谈话的，一般都是新任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他一会儿对陈说：“我们从此分手”，意即要开除陈出党；一会儿又要陈去看反修的绝密文件，说：“你可以放下包袱了”，反反复复。到1964年要对陈的问题进行组织处理，给什么处分呢？内部有开除出党和留在党内的两种不同意见，为此，市委主管文教工作的书记石西民，专门为此去北戴河，听取在那里养病的柯庆施的意见。石西民带去的处理意见的是：留在党内，作留党察看处分。柯对此没有异议。石西民回上海后，市委宣传部机关支部就据此于1964年10月下旬召开支部大会，陈其五同志参加，做出了给陈“留党察看”的处分决定。陈在会上除表示有一句话自己没有那样讲过外，服从组织决定。可是过了不到两个月，即1964年12月中旬，宣传部又接到市委通知，说因陈的“态度不好”，应开除党籍，要重开支部大会。支部的很多党员对此都感到莫名其妙，但也只得奉命办事。在第二次支部大会上，张春桥亲自出席讲话，并宣布陈被定为“反党分子”，开除党籍的决定。陈其五同志对此非常痛苦，曾放声痛哭。1965年初，陈其五同志曾再次写信给市委并报柯庆施同志，要求允许留在党内。但此时柯已难以改变后面已被更改的处分决定了。3月，由华东局监察小组组长郑平同志转告陈其五同志：“你的信，柯老已看过。柯老指示，事已如此，再改变决定，影响不好。好好改造，过两年再回来。”6月，即在柯去世后两个月，处分决定才以市委文件的形式正式下达，陈被撤职、开除党籍、降级，下放到扬州苏北农学院任教务处副处长。“四人帮”被粉碎后，陈其五同志写信给中央申诉，经复查，于1979年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和原行政级别，1981年恢复原来工作职务（宣传部党务副部长）。1984年因病逝世。从以上原原本本的过程看，冯文所提柯对陈的“整肃”，虽事出有因，但把陈受到撤职、开除、降级、下放的严厉处分等等也都归咎于柯，却是查无实据的不实之词。

在这里，顺便说说柯庆施提倡文艺创作写十三年的问题。这是柯根据当年文艺创作、戏剧舞台上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太少的状况，于出席1963年1月4日上海文艺界联欢会讲话中提出的。他说：解放十三年来的巨大变化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在这里，柯庆施提出“写十三年”，并没有如有人强加于他的认为“只能写十三年”，不准创作、演出十三年以外的作品、戏剧。当年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的夏征农同志至今仍然认为这个号召并不错。1991年11月他还写道：“当时在戏剧舞台上，演的尽是一些‘洋、名、古’的东西，并有人散布一种意见，认为现代社会生活，没有戏可挖，演现代戏，像喝白开水，淡而无味。这种现象，曾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我的理解是：‘写十三年’就是为了改变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提倡戏剧反映现代社会生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塑造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先进人物的形象，不让‘洋、名、古’完全占领社会主义戏剧舞台。”他还说：“在‘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之后，有些同志由于江青借提倡革命现代戏之名，行篡党夺权之实，否定一切，打倒一切，使戏剧舞台上万马齐喑，因而迁怒于‘写十三年’和革命现代戏，一听到有人提‘写十三年’就认为替江青翻案，把江青的反革命活动同‘写十三年’连在一起，混为一谈。这是缺乏分析的。这不能不是十多年来困扰文艺界、戏剧界，使革命现代剧迟迟难以在舞台上出现的原因之一。我认为江青在戏剧界的流毒必须彻底肃清，‘写十三年’（现在是写四十年），大演革命现代戏必须继续坚持和发展。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应该认真对待，并实事求是地加以澄清。”这个问题孰是孰非，应该说是够清楚的了！

（四）

冯文在写到柯庆施的经历时也竭尽歪曲、诬蔑之能事。柯庆施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入党，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见到过列宁的高级干部，三十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解放后，先后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市长，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应该说，像他这样的老一辈革命家，建国后作这样的安排是完全属于正常的事。可是，冯文在介绍了柯的经历后，却笔锋一转，诬称“柯庆施极善揣摩领袖的心态，长于从领袖的言论中领悟其意向和思路以得风气之先果敢予以鼓吹和阐述，这又有赖于舞文弄墨的张春桥。”并进而认为，柯的“擢升”为“封疆大吏”，“实实在在是（毛泽东）对柯鼓励吹个人崇拜为大跃进推波助澜的回报。”——这可“实实在在”是作者体现自己意图的“舞文弄墨”，不仅把戏剧舞台上表现封建社会昏君佞臣的关系，搬到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来，而且完全无视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的实绩。就以冯文所提到的，195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上海市一届二次会议柯庆施作《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报告前后上海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对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所作的重大贡献，就足以说明当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柯庆施在上海工作的十年表示肯定和满意是符合实际的，并不是冯文所诬蔑的那种庸俗关系所致。在1955年以前，上海由于处于东海之滨，属于对敌斗争的前沿，工业生产处于紧缩、内迁和维持利用之间徘徊，工业总产值负增长2.8%。1955年以后，国际形势趋势向缓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56年4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论述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时，提出了“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的重要思想，并派陈云同志到上海传达了这一指导思想和中央对上海的期望。作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根据中央指示，领导上海市委一班人，结合上海具体情况，制订了“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的方针，并分别经1956年7月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和同年8月上海市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讨论通过，动员全市干部、群众贯彻执行。从此扭转了上海工业生产低速增长的局面，步入持续较高增长率的轨道。仅1956年当年的工业总产值就比上年增长34.25%，高于全国增长28.2%的幅度。而后，从1956年到1957年，从1958年到1960年，以及从1962年到1965年，又对全市工业企业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调整改组，发展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建设一批工业基地和卫星城镇，如以机电工业为主的闵行工业区，以煤炭化工为主的吴泾工业区，以钢铁工业为主的吴淞工业区，以石油化工为主的高桥工业区，以机械工业为主的彭浦工业区，以电子仪表工业为主的漕河泾工业区，以汽车制造业为主的安亭工业区，还有嘉定的原子核研究基地等。这方面的工作持续进行，未因大跃进的冲击而停顿。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曾在调整以后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说，在大跃进中，全国各地区中上海的损失较小。到1965年，上海初步建成为中国先进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工业生产有较大发展。1965年上海工业总产值又比1957年增长1.1倍，而钢产量比1957年增3.7倍。使上海工业年生产能力在全国居重要地位，其中钢约占五分之一，钢材约占四分之一，机床约占四分之一，缝纫机约占三分之二，棉纱约占四分之一，手表约占十分之九；原子能、电子、激光、半导体、计算机等的新技术研究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有不少接近国际先进水平，有的已在生产上应用。对原子弹、导弹的研究、制造，也做出了杰出贡献。财政收入上缴中央在全国的比重达到七分之一左右。这些成果，不仅在当年起了重大作用，也为上海今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他如农业、科技、文教、党的建设等各项工作也都有较大发展。总之，柯庆施在上海的十年，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在当时的体制下上海各方面的工作能够取得那样的进展，是上海全市的干部、群众在市委、市府领导下，贯彻执行中央方针的结果，其中包括作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的一份重要辛劳。中央由此而给柯以更重的责任，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正常的。然而冯文却把这归之为柯的“极端善于揣摩领袖的心态”，“有赖于擅长舞文弄墨的张春桥”，对于这种毫无根据的“揣摩”，真不知叫人说什么好。

（五）

冯文中还有不少缺乏常识，主观臆断的内容。如说柯从中共南京市委书记调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是“擢升”，其实，江苏省虽较南京市地域范围大，但南京市解放以后就是中央直属市，与省是平级，只是三地并省后南京才调整为副省级市。如说彭柏山于1955年时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实际上彭从未任过此职，而且此时已经没有华东局和华东局宣传部了。“胡风事件”时他是中共上海市宣传部部长，此前则曾任华东行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如说1964年10月，由周恩来、贺龙陪同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音乐舞蹈节目<</SPAN>东方红>自在常理之中,而同时也有柯庆施陪同“则出乎人们的意外”，而且说这表明了 “一个重要的迹象……”其实，这台周恩来总理亲自关心、指导下完成的<</SPAN>东方红>正是取之上海一台音乐舞蹈节目《在毛泽东的旗职下高歌猛进》大力加工创作而成的，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党政负责人柯庆施手术后养病其间又正好在北京，请他来陪同，似乎也不必“出乎人们的意外”的。又如1963年12月12日和13日，毛泽东接边写了两件关于上海工作的批语，一是中央宣传部文艺处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刊载柯庆施抓评弹长篇新书目建设和抓郊区故事员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讲革命故事的情况，一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编印的《群众反映》刊载上海地区有很多来信，要求解决工作、生活问题的情况，毛泽东在后者批语中问：“上海共有失业者多少？是否有几十万？请查告”，还叮嘱，“此事必须解决。”于是冯文提出：“全国最大城市的党政一把手，面临如此严峻的问题，却在‘亲自抓曲艺工作’！”这就奇怪了，既然是“党政一把手”，而两者都是工作，失业者的工作、生活问题，他当然必须关心解决，但其他工作就不能抓，只能单打一吗？又如，冯文特别提到，“绝少公开露面的林彪，在上海文化广场参加柯的万人追悼会”，似乎在告诉人们林彪早与柯有不同寻常的关系。据查资料，虽然文化广场举行追悼会时留下的照片中未见有林彪，但新闻稿却报道他参加了，可能是他到了一下现场随即走了。但他到过追悼会场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如果以此说明两人关系不寻常，则比这早一天在北京举行的柯庆施追悼会，由刘少奇主祭，由邓小平致悼词，又能说明刘、邓和柯是什么关系呢？至于冯文中摘引某些领导同志在某种场合批评某种现象的话，或其他个别人的议论，就拿来和柯庆施直接联系起来，说什么“这话等于是戳着柯庆施的脊梁骨”，“这番话几乎就是冲着柯庆施来的”，等等，用这种主观胡乱臆断的手法来代替严肃的历史研究，真是斯文扫地，不知其可也。

当然，柯庆施在最后十年的工作中也是有缺点、错误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柯庆施也不可能是“完人”。在工作中，主要是在政治运动中，如上海在反右派、反右倾等运动过程中，虽然有不少掌握政策、把握恰当的例子，但整体来说，批判、斗争的面扩大化了，伤害了一批知识分子和干部，存在着“左”的错误。其原因既有主要是上面来的指示方面的问题，也有上海本身包括党政一把手更好实际掌握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比较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但也是可以研究总结，进而就他的功过做出全面的评价的。这里，首要的一条，无论是评述历史事件，还是历史人物，都要根据事实，搞清真相，然后放在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分析，对事件、人物提出符合实际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而绝不能凭若干道听途说的不实之词，把有说成无，把无变成有，主观设一个框子去套，把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担任过要职的高级干部”，轻率地归为反革命“林彪、江青一类”，从而否定当年董必武挽柯的“长才未益寿”、陶铸挽柯的“世有良材天不永”等评语，否定中共中央在柯逝世后所肯定他的“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共产主义事业”的“光辉一生”。

柯庆施同志去世37年了，今年正是他百年诞辰，既然有人给他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作为了解某些实际情况的人员也感到有责任阐明真相，澄清视听，于是写了以上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