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海兴：坚持曲意逢迎毛泽东的柯庆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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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历史上的柯庆施

方海兴


　　1950年7月，当曾任石家庄市长的柯庆施拟任南京市委书记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及华北局书记聂荣臻等曾联名致电华东局，称他“在团结干部及履行工作任务方面是有缺点的”，望华东局“随时注意加以帮助”①。而这之前，柯庆施的个人履历上已经有着不良记载：1933年中央派他赴满洲省委执行任务时他因畏惧敌情中途脱逃却谎称已去，延安整风中曾给他这一问题的结论是“犯有在危险时刻动摇并欺骗组织的错误”②。

　　按理来说，这样一位“问题官员”不会太得重用。然而到华东后的柯庆施却是仕途青云直上。他于1950年8月任南京市委书记，两年后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1954年接替陈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当年大区撤销后唯一组建的中央局）书记，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上并非政治局候补委员的他擢升政治局委员，同年还兼任上海市市长、华东协作区主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1960年任重建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1964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升任国务院副总理。

　　在那个时期的共和国历史上，柯庆施的如此官运亨通实属罕见，个中缘由也就耐人寻味。固然这与时代氛围、党内制度有关，但最主要者应是他坚持曲意逢迎最高领袖、窥测风向而动的为官准则。正如1980年陈云谈《历史决议》中如何写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时所说：“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他愿听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③一

　　翻检史书可见，柯庆施琢磨毛泽东喜好行事者，最早当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他对毛泽东的一次看似漫不经心的谈话，曾经深深地打动过毛泽东，且对当时共和国历史的某些方面不无改变。

　　众所周知，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在1955年夏党内开展的对所谓“小脚女人走路”批判前，步伐一直是比较稳当的。但是在这年夏毛泽东视察南方后，5月起，这一工作陡然间被毛泽东加快了，短短数月内一蹴而就，因要求过急，改造过快，工作过粗，形式过于简单划一，遗留了不少问题。近年来，不少人探询毛泽东“五月变化”的原因。薄一波在其《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指出，最主要者是柯庆施向南巡的毛泽东所讲的一个情况所致，“说他经过调查，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薄一波认为，柯庆施的这几句话“故作危言耸听，以打动领导”，“恰在这时，在党外高层人士中，替农民说话的多了，有的还说了一些类似一九五三年梁漱溟先生讲的‘农民苦’一类的话。毛主席是不大愿意听‘农民苦’之类的话的。当时他得出这么一种印象：这些讲农民苦的人，自以为代表农民，其实他们并不代表农民，只是不愿搞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早在40年代初，毛泽东就提出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经典公式。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他就一再号召全党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努力过好社会主义关。因此不难想象柯庆施的这个情况汇报的高超和妙谛所在。恰如薄一波所说：“柯把毛主席的思路和喜爱琢磨透了，他的这几句话给毛主席留下的印象很深。毛主席立即想到：这种‘不愿意搞社会主义的人’，下面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三年后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再次提及柯庆施的这次汇报，可证薄此言不虚）。所以，南方视察回京后的毛泽东就带着怒气与忧虑走上前台，开始力排众议，大刀阔斧地推进农业合作化；不知底里、主张合作化步伐应当稳妥的邓子恢，自然就被他斥为“小脚女人走路”。而对于所谓“小脚女人走路”的批判，不仅带动了整个社会主义改造的急速前进，也导致了1956年共和国经济建设的冒进。因此有论者指出：“在当代中国历史中，这是用虚伪事实欺上瞒下，致使党的方针误入歧途的首次记录。”④

　　柯庆施的这次向毛泽东进言，无疑是为自己博得了头彩。他更加事事紧跟最高领袖，以抢得风气之先为能事。也许正是由于柯庆施的缘故，从这时起毛泽东对华东地区格外青睐。1957年底，二次访苏归来、正在酝酿大跃进的毛泽东曾来此停留了近一个月。薄一波后来说：“毛主席认为那时北京的空气沉闷，华东的空气活跃，想以地方来促北京。”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对于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之际批评反冒进、改变八大路线方针的想法，及“十五年赶超英国”的雄心壮志，当时党内在言行上跟得最紧者当数这位上海党的领导人。这年底，柯庆施便在中共上海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一篇急躁冒进味道浓烈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他在报告中猛烈地抨击了1956年的反冒进：“曾经有些人同党的看法相反，他们把这种革命态度、革命气概和革命速度，看作冒进，看作是‘好大喜功’。他们总是说这也办多了，那也办快了，这也冒进了，那也冒进了。他们就是不看一看到底是社会主义前进了，还是资本主义前进了；到底是社会主义多了、快了，还是资本主义多了、快了；到底是‘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还是相反。试问，经过一番努力能够使社会主义前进得快一些多一些，这难道是错误吗？”⑤

　　柯庆施这篇升虚火的文章无疑是及时地支持了毛泽东批判反冒进、准备大跃进的想法。自感“曲高和寡”在北京找不到知音的毛泽东，在这里找到了。他指示《人民日报》刊登柯庆施的这篇文章。次年一月的南宁会议上，柯庆施便成了唯一不断被毛泽东点名表扬的明星。毛泽东说柯庆施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北京不出真理，真理出在上海出在地方；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讲到激动处，他甚至拿出柯庆施的这篇文章对周恩来说：“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会议期间的多次讲话中，65岁的毛泽东屡称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据说这是当时党内唯一被毛泽东尊称为“某老”而实际年龄比毛泽东小的人。在3月毛泽东继续酝酿“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据吴冷西回忆：“柯庆施很活跃”，当会议发言总结1956年的所谓“反冒进”的教训时，“连插话讲了三次，总是带着教训人的口吻”。⑥而他的上佳表演，则当数他提出的这句类似当年周佛海吹捧蒋介石的经典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这句名言会后在全党作了传达，他也从此博得了“毛主席的好学生”的美誉。多年之后，胡乔木在一次讲话中谈到这件事情时曾心情沉重地说：“这是在正式的会议上公开提出来的，不是几个人在私下谈话，更不是任何人编造出来的。”⑦

　　1958年5月，正式发动“大跃进”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毛泽东继续号召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果然，在大会的发言中敢说敢做、敢想敢干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最为离奇者当数柯庆施关于文教卫生大跃进浪漫前景的发言：

　　——以多快好省的方针进行文化革命，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内，我国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早已普及，不但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在广大乡村中也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人人知书识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理），个个都有比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大家都能够读《资本论》，都懂得高等数学，什么天文学、地质学、农业学、机械学、化学、物理学、电子学等等，都会变为普通人的常识。

　　——到那时，人们将过着极为文明、卫生的生活。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早已断子绝孙。孩子们读到书中关于这些东西的记载，就像谈到希腊神话里的怪物一样神秘。他们听到老一辈的人说起，几千年来人们曾忍受过这些小东西的毒害，将视为奇谈。人们将在博物馆里看到这些东西的标本，正如现在人们看恐龙化石一样感兴趣。

　　——到那时，新的文化艺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每个厂矿农村都有图书馆、文化馆、歌咏队、演剧队，每个生产队、组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都有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

　　——到那时，共产主义的道德风尚已经基本驱逐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习惯，领导和群众、群众和群众的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关系，早已成为社会的新风尚，随着集体劳动和集体生活的发展，人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将大大加强，全国真正变成一个亲密、和睦的大家庭。

　　这位“柯老”还说：“这样设想合不合乎实际呢？只怕我们的眼界还是小了些，想得还不够远大。”

　　据李锐说，柯庆施的这个发言“看来是张春桥的手笔”，在成都会议时柯庆施“似乎受到冷淡，他大概觉得这同没有交出一篇文章有关。于是这位柯老找到我，要我为他写一篇文章。他的主要意思是在工业和农业大跃进的同时，也要同时做到教育和文化的大跃进、大革命，但谈不出多少具体内容，印象深的记得他谈了一条：十五年之内，全国人人都成为大学生，到处都办起大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非常勉强写了一二千字交了卷。结果此文没有印发出来。后来田家英告诉我，柯对他说：李锐的文章没有写好。以后中央开会，他就必带张春桥了”。其实，柯庆施的这番对未来社会图解式的描述并不是他的发明，而是他对这一时期毛泽东有关未来社会设想作的具体阐发。果然，南宁会议以来屡屡得彩的他在此次会上再次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紧接着召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他便和西南局的李井泉作为地方党委负责人一同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

　　自从成为政治局委员，柯庆施与毛泽东接近的机会就更多了，他也能更便利地从领袖的言论中领悟其意向和思路，然后以得风气之先的果敢予以鼓吹和阐发。因而在随后的“大跃进”岁月中，柯庆施的长于琢磨、进而逢迎更是蔚为壮观。

　　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进运动便在全国各条战线铺开。高指标和浮夸风首先空前泛起。柯庆施自然是这万马奔腾中一马当先、睥睨一世者了。6月，由他主政的华东协作区在农业口率先放“卫星”，说华东五省市去年粮食总产715亿斤，今年夏收203亿斤，加上秋季将有1200亿斤，比去年增长近70%。华东区还规划到1959年华东五省市（不含山东）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薄一波说，这对毛泽东最终下1958年炼钢“一○七○”万吨的决心有决定性的影响，“我可以断定，毛主席受了他的影响。这有毛主席后来多次的谈话为证”，是柯“促使他闯下这个乱子”。⑧而1958年炼钢“一○七○”的目标对当年及其后共和国经济建设的危害则是众所周知的。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周恩来曾说去年的1070万吨钢，主席本来是提出来问问的，我们没有经过多少调查研究，全党就行动起来，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与会的谷牧后来回忆说：“总理讲这番话的时候，神情很严肃，也显得很激动。”

　　在当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柯庆施还别出心裁地首创了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的口号。据说，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刚成立时，柯庆施就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去参观，张发现那里搞吃饭不要钱，回去后向柯作了汇报，柯就把这个口号宣扬出去了。所以当时党内盛传“吃饭不要钱”是柯庆施的“首创”。李锐则说：“吃饭不要钱”的口号柯庆施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就提过了，报纸上一宣传，就普遍推开。因此，英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指出：“免费供应膳食的问题显然是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来的。”柯庆施的这个口号显然又极得毛泽东的欢心，在随后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曾多次谈到“吃饭不要钱”。于是，8月23日会议讨论农村工作时，柯庆施就正式提议“公社实行吃饭不要钱”，不少人立即赞成，只是最终由于毛泽东、刘少奇等的明确否定，会议制定的人民公社问题决议才没有写入。“吃饭不要钱”的提议没有正式获准，柯庆施则把毛泽东在会上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讲话牢记于心，9月初回沪后讲给了自己的“军师”张春桥，张立即写出了一篇在当时谁也想不到的文章——《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文章认为“资产阶级法权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举了鲁迅小说中的赵太爷骂阿Q不配姓赵的例子后，张文说，在旧社会，从配不配姓赵，到穿衣、吃饭、住房子、走路、走路的快慢、抽烟的姿势，“处处都有资产阶级的法权”；进而文章否定建国后改供给制为薪金制的必要，认为这个改革“保护了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打击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果然，看到了此文的毛泽东很是欣赏。根据他的指示，《人民日报》10月13日全文转载了张文，毛泽东代写的编者按说：“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从而引发了一场连续两三个月的大讨论，为当时平均主义和共产风蔓延进一步制造了舆论。

　　二

　　喧嚣一时的大跃进并没能持续多久。1958年秋冬之际，发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乱子出了不少的毛泽东率先开始纠“左”。但是这位大跃进的得力干将柯庆施却并不服输。在1959年初的上海会议上，据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回忆，当他在会上说四大指标都定得过高时，柯庆施就说要有雄心壮志嘛！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嘛。而在另一个场合，柯庆施则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果园摘苹果，当够不着时就要跳起来摘。在7月共和国历史上著名的庐山会议前期，面对“大跃进”的沉痛教训，大多数与会者都能冷静地剖析问题，反思经验教训，说由于自己缺乏经验，头脑发热，向中央反映了一些不确切的情况和资料，感到心情沉重，而柯庆施却屡屡护短。亲历此次会议的李锐后来在《庐山会议实录》中称他是“左派”司令部的挂帅者，说以他为首的一部分人始终是在窥测风向，对上年的兴风作浪、迎合抬轿不仅没有丝毫内疚，反而犯阿Q之病：触动不得，一触即跳，过于护短，过于保护自己。在16日彭德怀的上书被毛泽东批示印发后，柯庆施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立即领悟到了领袖的意图。因此在毛泽东表态之前，他就已称彭德怀的信为“毒草”。他批驳彭的“得不偿失”说：就得失关系，不仅不是“得不偿失”，也不是“有得有失”，而是“得多于失”；正如上海工人说的，“不要说当这个大家不容易，我当这个小家也不容易，还经常买葱忘了买姜。”21日，当张闻天在小组会上发言支持彭德怀信中的意见时，柯庆施不断插话责难。次日，毛泽东找人谈话。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主席出来说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人都被彭德怀拉过去了。这就促成毛泽东的主观武断，认为彭德怀是在“挂帅反毛”，“魏延反骨”作怪。正如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所指出：“如果说，彭德怀的信触动了毛泽东，对改变毛泽东着力纠‘左’的初衷起了主要作用，张闻天的发言更进一步影响了这个变化；那末，柯庆施等人对毛泽东的进言，则直接促使毛泽东下了‘反右倾’的决心。”在毛泽东23日讲话之后，柯庆施在随后的发言中立即说彭信的整个内容“应当肯定是错误的”，是实际上否定了大跃进，否定了总路线的正确。这是小组讨论中最早批彭的“画龙点睛”之笔。在30日的发言中，柯庆施进一步攻击彭德怀在历次革命的紧要关头都是动摇的，总是站在错误路线方面，这次为首反对党的总路线，决不是偶然的。于是，“神仙会”最终演变成了“护神会”，中国继续被推向大灾难之中。

　　共和国的建设从1961年起进入了一个艰难的调整时期。但是对于困难形势和成因的估计，党内看法不尽相同。一些推行“大跃进”不遗余力者坚持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这不仅严重影响着调整工作的深入，也逐渐生成了中央领导核心内毛、刘的分歧。在这方面，柯庆施则是典型代表。这年初，毛泽东号召本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一个调整年。2月初，急于了解农村真实情况的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地方党的负责人听取关于纠正“五风”的汇报，柯庆施仍然在大讲特讲食堂办得怎么好，吃食堂有多少好处。所幸的是，毛泽东从其他渠道得悉公共食堂的极大弊端后，1961年底顺从了农民停办食堂的意愿。在次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柯庆施则对刘少奇代表中央提交的报告中关于形势的分析和提出的任务极为不满，提出了一连串的质问：“《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要不要？多少年解决吃穿用？十五年赶上英国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方法鼓干劲？……指标要不要？”并且说，“越看越没劲”。对于这一时期周恩来、陈毅主持的文艺政策的调整，柯庆施也颇为不满。1961年6月，中宣部、文化部在京召开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柯庆施指示上海代表：“只带耳朵听，不要带嘴巴，上海的路线是正确的。”周恩来在会上批评文艺界的一些错误做法为“五子登科”，柯则不准在上海传达这一讲话。以至于周恩来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气愤地说：“你算老几？”原全国文联副主席、著名导演谢晋后来回忆说：我坐在第一排，看得很清楚，吓了一跳，周总理脸涨得通红。大家都在猜他讲谁，实际上他是在讲柯庆施，只是没有点他名。

　　三

　　1962年后，随着反对苏共“现代修正主义”的展开，毛泽东的注意力从“大跃进”的挫折中重新转向了阶级斗争，意识形态领域首当其冲成了他审视的重点。意识到最高领袖兴奋点转移的柯庆施也立即跟进，开始频频瞩目文坛。

　　这年底，毛泽东在上海的一次谈话中首先对戏剧工作提出了批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梁山伯”不出粮食，“采茶灯”不采茶，旧的剧团多了些。于是，并不熟悉文艺创作规律的柯庆施立即标新立异地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他在翌年初上海文艺工作者联欢晚会上的讲话中说：今后在创作上，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后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只有写十三年的现代题材，才能帮助人们树立社会主义思想；也只有反映建国十三年来的生活，才能是社会主义的文艺。他甚至还说，只要是写十三年的，我就带老婆孩子买票来看，不是写十三年的，请我看我也不看。

　　1963年1月6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报道了柯庆施的这个讲话。“大写十三年”这一奇怪提法立即招致了文艺界的强烈批评，但是却和当时正欲染指政坛，却在北京无人理睬的“流动哨兵”江青的想法不谋而合。2月下旬，江青来到上海，欲借此地建立她的“文艺革命试验基地”。柯庆施则早已从毛泽东注意力的转移中领悟到了江青的重要性，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由于江青是打着“文化”的旗号而来，柯庆施就把上海市委分管文教的候补书记张春桥正式介绍给她。4月，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就柯庆施提出的“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在发言中都指出这个口号有极大的片面性，不符合“双百”方针，而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则根据柯庆施的旨意，编造了“大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北京和上海的对立之势由此形成。会后不久，有了具备特殊身份的江青的支持，柯、张就在上海动起了真格。5月6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由江青、柯庆施组织人写的《“有鬼无害”论》，对昆剧《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展开了政治批判，从而拉开了60年代中期文艺界愈演愈烈的批判运动的序幕，也标志着在上海建立“文艺革命试验基地”后，江青与柯庆施、张春桥开始“协同作战”。中国的文艺舞台遂日益变成了政治舞台。几年后，身为中央文革要员的江青曾不无感激地说：“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此后，善于揣摩的柯庆施再出新招：他在上海推动开展故事会活动，用讲故事的方式对工农兵进行阶级教育。12月9日，中宣部《文艺情况汇报》报导了他的这一新举措：柯庆施同志亲自抓曲艺工作，一个是抓评弹的长篇新书目建设，“柯庆施同志提到，有没有更多的在思想和艺术上都不错的长篇现代书目，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能不能占领阵地的问题”；另一个是抓故事员，故事员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讲革命故事，起到了红色宣传员的作用，很受群众的欢迎。很快，看到这则材料的毛泽东特地批示要北京市领导彭真、刘仁一阅，此中的深意显然是批评北京迁就文艺界、墨守成规，不如上海抓得紧、有新招，看来他后来指责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念头这时即已生成。也就是在这则材料上，毛泽东作出了他在“文革”前关于文学艺术两个著名批示的第一个：“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因此，有人指出：“柯庆施的这个新招直接引发毛泽东对文艺界特殊的感慨，导致文艺界最终跨进灾难的门槛。”⑨

　　无疑，柯庆施是很快就获悉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的，这可由他在12月25日华东地区话剧观摩会开幕式上指责戏剧工作的这一席话证得：“十五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就在这次用当时的话说——柯庆施亲自“领导”下、江青亲自“关怀”下召开的话剧观摩会上，特地赶来参加会议的中国剧协主席田汉连遭恶意轻慢，当他得知闭幕会主席台上竟没有安排自己的位置时不得不悄然离开了上海。

　　1964年初，柯庆施被发现患有肺癌并住院治疗和休养。延至翌年4月，病死于成都，终年63岁。在他死后，北京及上海都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中共中央的讣告中还称他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可谓哀荣备至。这一时期，江青则频繁地往来于北京和上海之间，点燃后来十年“文革”之火的那篇奇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正在沪上秘密炮制之中。“文革”大幕即将拉开，柯庆施没有赶上那个时代，是不幸？抑或幸也？斯人已去，但看来是难以盖棺定论。时至今日，柯庆施仍然是“文革”前的20位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唯一没有个人传记传世者。注释：

　　①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页。

　　②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页。

　　③《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

　　④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

　　⑤肖冬连等：《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页。

　　⑥吴冷西：《忆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65页。

　　⑦《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页。

　　⑧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493页。

　　⑨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540页。


《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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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庆施其人

来源：书摘　陈小津　


一谈到柯庆施，耀邦伯伯打开了话匣子。他对这位“毛主席的好学生”有相当的了解，也有自己的评价。

耀邦伯伯告诉我，在党的传统上是不应该突出个人的，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大家都反对个人迷信，这个决议，我们都举手同意了，主席也举手同意了。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时任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的柯庆

施语惊四座：“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耀邦伯伯说，我们听了柯庆施的这句话之后，都觉得很吃惊。我们对毛主席都很崇敬、很敬仰，但这个提法实在不妥。

耀邦伯伯还对我讲，这种提倡盲从的话，其实并不是“柯大鼻子”柯庆施的发明。大汉奸周佛海抗战前曾吹捧汪精卫说： “相信主义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做到盲从的程度。”陈果夫也对蒋介石说过类似的话。陈果夫首先提倡“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组织”，获得蒋介石大力欣赏并大力提倡，陈果夫随后发挥道： “信仰主义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绝对的程度。”而柯庆施这种明显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话，增添了他的政治资本。两个月后，就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他由中央委员递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耀邦伯伯还对我说，这些话只能是张春桥为柯庆施起草的。

1964年，柯庆施被发现患上了肺癌，并在华东医院做了肺叶摘除手术。后来，柯庆施在成都疗养期间，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请他以及到成都视察的老帅朱德、贺龙吃饭。柯庆施因饮酒过量，临睡前又吃了不少油炸花生米，引发急性出血性胰腺炎，虽经积极抢救，仍于1965年4月9日去世。

“文革”后，我陆续听到或看到一些对柯庆施的反映，更加深了对他的了解和印象。

薄一波所著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披露了大量关于柯庆施的言行史料。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在批评反冒进和批评周恩来的过程中，都对柯庆施当时的态度和观点十分欣赏。 “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柯庆施向毛主席讲了一个情况，说他经过调查，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30％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搞社会主义。柯把毛主席的思路和喜爱琢磨透了。他的这几句话给毛主席留下的印象很深。毛主席立即想到，这种‘不愿搞社会主义’的人，下面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有”。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第二次会议上做了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毛泽东拿到这个报告后，做了一些修改，将其发表在1958年1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

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说，柯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毛泽东甚至还于16日在大会上再次拿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我写不出来。周恩来、陈云等因主张反冒进，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毛泽东说： “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周恩来不得不在成都会议上做了检讨。

柯庆施1958年5月13日关于文化革命问题的一次发言，令薄老“印象最深”，因为“他的这个发言，简直是太离奇、太令人‘陶醉’了”。当时，柯庆施绘声绘色地描述道：以多快好省的方针进行文化革命，在15年内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我国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早已普及，不仅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在广大乡村中也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人人知书识理，个个都有比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大家都能够读《资本论》，都懂得高等数学，什么天文学、地质学、农业学、机械学、化学、物理学、电子学等等，都会变为普通人的常识。到那时，人们将过着极为文明、卫生的生活。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等早已断子绝孙。孩子们讲到书上关于这些东西的记载，就像谈到希腊神话里的怪物一样神秘。人们在博物馆里看到这些东西的标本，正如现在人们看恐龙化石一样感兴趣……柯庆施说：这样的设想到底合不合乎实际呢? “只怕我们的眼界还是小了些，想得还不够远大”， “现在已经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而是我们怎样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的问题了。薄老认为，柯庆施如此脱离现实的空想，对当时已经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左”倾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58年6月，柯庆施又连续放了惊天动地的几炮，卖力地刮起了“浮夸风”、 “跃进风”。他以华东协作区主任的身份，在全国各大协作区农业协作会议上放出头炮：华东五省市(不包括山东)去年粮食总产715亿斤，今年夏季就收了203亿斤，加上秋季将有1200亿斤，比去年将增加507亿斤，增长近70％。柯庆施在主持华东协作区会议，规划提出华东五省市1959年钢铁生产能力时，不顾五省市煤、铁资源缺乏的实际情况，信誓旦旦地提出华东协作区五省市的钢铁生产能力要提高到800万吨……

薄一波认为，毛泽东之所以在1958年6月19日定下了产钢能力要达到“一零七零”这个指标，柯庆施是“有决定性影响的”。就在毛泽东定下指标的两天后，冶金部向中央报送了一份《产钢计划》，其中提到： “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华东区提出明年产钢的生产能力达到八百万吨。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指标，因为根据这一指标，我国钢铁的发展速度，又将走入一个新的水平。”冶金部据各大协作区报上来的指标估算，1959年全国的钢铁产量可超过3000万吨，1962年则可能达到八九千万吨。于是，毛泽东同意将冶金部的《产钢计划》下发下去。

陈云对不切实际的钢铁指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多次在讲话中提到了陈云的正确意见。1958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武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上对柯庆施说： “你过去干劲冲天，条件没有”， “这几个月我们想了一下，没有那个条件，比如没有煤、铁怎么搞法?”陈云在1958年12月中央召开的武昌会议上提议不要公布当时确定的钢、煤、粮、棉四大指标，1959年1月又明确表态，认为四大指标是难以完成的。但是，中央政治局在3月召开的上海扩大会议上公布的钢铁指标，仍然是武昌会议确定的2000万吨的指标，而且在未征求各省、市、自治区意见的情况下，就在大会上宣布了各地的具体指标，并指名要求表态。大多数省市的领导感到指标过高，难以完成，又不便明确表态，所以会议气氛有些沉闷。

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后来回忆了那次会议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当有些领导汇报本地区完成任务有实际困难时，坐在主席台上的柯庆施说：你们完不成指标，上海也可以再分担一些。对此，陶鲁笳感到“确实使人有两难之感”。山西1959年的钢铁指标是100万至120万吨，而1958年的实际产钢量只有42万吨，所以1959年的指标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

会议期间的一天上午，毛泽东召集六大区负责人座谈。名单中有陶鲁笳，可他接到通知晚了，赶到时已是吃午饭时间了。用餐时，陶鲁笳正好坐在毛泽东的对面。陶鲁笳对毛泽东说：“主席，我感到这次会议定的四大指标都过高了，特别是钢和粮两个指标。我已和在家的常委通过电话，大家一致认为这样高的指标是无法完成的。”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毛泽东就对着王任重说： “你有同情者了。”原来，饭前的座谈会讨论指标问题时，王任重也持同样看法，柯庆施等人以大话压人，王任重就与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辩。陶鲁笳回忆说：“毛泽东的话音刚落，柯庆施同志就对着我说：要有雄心壮志嘛!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嘛。我当即对柯说，不能把雄心壮志和说大话混为一谈，我们山西农民有句话，‘说大话，放空炮，亩产千斤办不到’。可见群众对我们那些没有根据、办不到的大话是很不满意的。”在陶鲁笳与人争论过程中，毛泽东捂着嘴在一边笑。他最后说：既然有不同意见，可以再讨论讨论嘛!

一系列会议争论的结果，1959年的全国钢产量指标，由1958年北戴河会议确定的3000万吨，武昌会议降为2000万吨，上海会议降为1650万吨，后来又降为1300万吨……

进入上世纪60年代，“大跃进”给国家和人民生活带来的困难开始显现，经济形势日趋恶化。但是，一“左”到底的柯庆施仍坚持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1961年，安徽部分地区农民渴望种上“责任田”，实行责任制。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向柯庆施汇报，柯的态度暧昧，说这个办法不要推广，可以试验。可当后来上面对包产到户持否定态度时，柯庆施就在会上发言说：现在看，单干不行，这个方向必须批判。

曾被毛泽东以“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称之的陈云，1949年后一直主管全国的财经工作。他与柯庆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一些重大经济问题的看法上发生了根本分歧。例如，在对待农村养猪的问题上，陈云与我父亲看法一致，都主张把集体养猪下放给农民，私养、公养并举，特别是主张把母猪坚决下放给农民私养，生产队一定要留足饲料粮。有一次，我父亲向陈云汇报此项工作时，陈云说：“我们两个姓陈的很多看法都是一致的。”为了解决猪肉供应紧张的问题，从1956年下半年起，陈云主持制定了“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养猪方针，并给养猪的农民多留一点儿自留地。而柯庆施却认为这是搞修正主义，反对“富养猪”的方针，从此不让我父亲负责农村养猪工作了。陈云听说此事后很生气。

1961年初，陈云来到上海，找宋季文副市长去他的住处汇报上海养猪的情况。当时，《人民日报》刚发表了一篇社论，阐述“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养猪方针。宋季文此前对农民养猪问题也下乡搞过调查研究，他十分拥护陈云的主张。宋季文汇报期间，柯庆施也来了。宋季文汇报说，他布置陈家桥养猪场把小猪养到三四十斤就分成两组喂养，一组每天只给一斤精饲料，喂成克郎猪，另一组喂二斤精饲料，一个月长到六七十斤。陈云听了哈哈大笑。而柯庆施却插话说： “不能多喂精饲料，我们只能穷养猪。”他还说：“《人民日报》社论讲养猪要实行‘公私并举，私养为主’。我反对这个方针。”陈云平静地说：“私养好呀!不要我们国家花钱。农民又有养猪的习惯。农民说：‘猪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猪粪肥田多打粮食。”

当宋季文汇报到长兴岛有个叫冯二郎的人养了70头猪，赚钱很多，而郊区“大跃进”搞起来的国营养猪场全都亏本时，柯庆施说：“你懂得什么。我就是要公养为主，不能私养为主。”陈云说：“公养猪养的是多，但是养得这么瘦，没肉吃!”“养猪就不能像我这么瘦，要养得像柯庆施那样壮……”宋季文在场，为之一惊。

陈云谈到农民希望少种双季稻和小麦的问题时，柯庆施说青浦县委讨论认为“种麦子，农民不能吃，而种蚕豆则收不上来”。陈云不赞成这种意见，他说：“我看，吃到农民肚子里，也是肥水不落外人田。”“这种东西总没有吃到美国的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的肚子里。农民吃了这样，就少吃那样，算总账是一样的。”

公猪私养、农作物种植安排和增加自留地等问题，并不是一般的具体问题，而是关系到放宽农村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渡过农业困难的大问题。1961年夏天，陈云回到家乡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就公猪私养、农作物种植安排和自留地等群众关心的问题进行调研。当陈云得知家乡人民虽然粮食产量较高，但是仍存在“肚子吃不饱”的问题后，十分焦虑，晚上睡不好觉。通过调查研究，他得出结论：“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养猪事业，必须多产苗猪；而要多产苗猪，就必须把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这是今后养猪事业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一个关键。”通过算账对比，陈云认为青浦小蒸地区种双季稻不如种单季稻好，多种小麦不如多种蚕豆好，农民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支持农民增加自留地。

当然，陈云由于并没有像柯庆施那样对毛泽东那种“浪漫”的空想“共产主义”步步紧跟、无条件服从，也遭到了毛泽东的怀疑和冷遇。在“文革”期间，陈云被解除了一切领导职务，只保留了一个中央委员的空名头。

1980年11月，陈云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的负责人讲：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待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

(摘自《我的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4月版，定价：6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