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向北京建筑工业学院革命师生员工的检查（1967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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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北京建筑工业学院革命师生员工的检查

（1967年7月9日）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战士们，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全体革命师生员工们：

　　七月四日晚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同志通知我说，党中央的意见，要我向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战士们写一个检查。现将检查如下：

（一）


　　一九六六年七月底，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号召中央所有负责同志和各地来到北京的所有负责同志都去亲自参加北京各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便取得感性知识。我就是在毛主席的这个号召下，在去年八月一日到×××同志处同北京新市委的同志一起研究，我到哪个学校去？经过研究后，一致确定，我到建筑工业学院去。×××同志也决定一同去。由于建筑材料工业部是归口国家建委领导的，所以××同志也到你们学院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我通知中央文革派人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派了×××同志来参加。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没有要创造什么经验，向全国推广的意思。

　　八月二日晚，我到你们学院参加你们的大会，上述各同志都未了。此外还有刘澜涛及其他外地来北京的同志也有几位来了，他们是临时决定来参加的，我事先不知道。

　　参加你们八月二日的大会，主要是听取你们中一些不同的意见。最后，我讲了几句话。

　　八月三日晚，我和×××、××、×××同志等再次到你们学院，先找“八一团”的代表谈话，后找“革命团”的代表谈话。主要也是听取意见。最后，我分别向“八一团”和“革命团”的代表谈了我的几点意见。

　　八月四日晚，我在中南海找工作组负责同志谈话，主要是问了一些情况，最后我也说了一些话。

　　八月五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了。我才知道我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这时候，我已感到我再不能过问建工学院的事了。当天下午我用电话告诉×××同志说，我以后不再去建工学院，也不再过问建工学院的事了。八月五日×××同志的讲话，以后吴兴峰在建工学院的活动，我都不知道。八月五日以后，建工学院有几位同学给我来过信，并接到过几份简报，但是，我都没有答复。有的交给了×××同志，有的处理了。

　　以上就是我参加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简单经过。

（二）


　　在去年（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经毛主席批准在全国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同志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以后，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就轰轰烈烈地起来了。可是在去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却发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我对自己所犯的这次错误，直到去年八月五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理解的。在此以前，我是不理解我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

　　去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议上作出了一些错误决定，批准或者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例如。

　　向北京各大学、中学和一些机关派出了大量的工作组；

　　制定出一些限制群众革命行动的办法，如内外有别，不让群众上街游行，不让把大字报贴到马路上去等等，

　　批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给各地党委，把革命师生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

　　批发了一些中央局报送中央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和讨论纪要等；

　　在北京许多学校进行了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在建筑工业学院这种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就变成所谓“抓游鱼”的斗争，虽然我在事先完全不知道，在中央会议上也没有听到过有“抓游鱼”这回事。由于这种斗争，就在许多学校工作组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发生了限制人身自由及其它非法作法，围攻了革命派，压抑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假左派”、“游鱼”等。这样，就在一段时间内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了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是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

　　当工作组初到各学校，一般还是受到群众欢迎的。但是，很快就在群众中发生了各种不同意见，其中有一些批评和怀疑工作组领导或工作组某些成员的意见，也有一些批评和怀疑党的某些领导人的意见。由于大多数工作组对群众运动包办代替，并规定许多限制，这就必然引起群众的不满和怀疑，即使其中有些过激的言论，也是属于敢想、敢说、敢于斗争、敢于造反的革命言论。当然也有极少数右派言论出现。这本是一种正常情况。应当拿出足够的时间让各种不同意见充分地发表出来，充分地辩论清楚，恰恰在这种关键时刻，由我主持的中央汇报会议就陆续地作出了前面所说的那些错误的决定。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的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让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即使在这种时候，我还是不觉悟，不知道这种局面的造成是极不正常的，是极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极不利于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这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时间虽然只有五十多天，但是这种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确实很大的。这种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肃清，有的地方甚至变本加厉造成群众中严重的对立情绪。

　　我的这种错误，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也违背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中所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

（三）


　　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由于我在去年八月五日以前还不理解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所以我到建工学院几次讲话中，都没有主动地承担责任，没有正式地站出来向建工学院全体师生爽快地宣布，在建工学院文化大革命初期所犯的各种错误，主要应由我来负责，以便减轻当时在京的中央其它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建筑材料工业部和工作组的责任。当时，我只是笼统地说，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的责任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来负担，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所犯的错误，你们清楚，你们可以讨论，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的错误，你们也可以讨论，谁的错误谁负责。在这里，没有说明，我自己应负主要责任，它没有说明，当时的党中央是毛主席不在北京，由我主持日常工作的党中央。这样，就模糊了当时所犯错误谁是应当负主要责任的。当时我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我参加你们八月二日的全院辩论大会，听了两种不同意见的辩论，此外，同学们还给我递条子，提出来第三种不同意见。这些不同意见虽然包括一些原则问题、方向问题在内，但是我认为基本上还是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问题，应该经过正常的讨论和辩论，分清是非，正确的坚持，错误的改正，就可以团结起来。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依靠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才能搞好。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要以学生为主来搞。我认为这种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充分的讨论和辩论，分清是非，坚持真理，改正错误的基础上的团结，恰恰是当时所需要的，不能说这样的团结是“合二而一”的。当然在这里我应检讨，我当时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说的有些不够完全，不够确切的地方。

　　经过去年八月二日和八月三日听取各方面意见的结果，又在八月四日听了工作组领导同志的谈话，在我的脑子中已逐渐地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即“八一战斗团”的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是坚决反对原来的院党委和工作组的错误领导的，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是好的。而“革命团”虽然也说院党委和工作组领导有缺点有错误，但他们由于受了蒙蔽，基本上是保院党委、保工作组的。他们的斗争矛头主要不是指向院党委和工作组，而是主要指向“八一团”。因此，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不正确的。我的这种看法，同北京新市委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我没有来得及向建工学院的师生员工们宣布我的这种看法，只是在八月四日找工作组同志谈话时，略微地透露这个意思，但也是很不全面的。

　　此外，我在同各方面接触中还发现建工学院的党团组织还是原班人马地在进行活动，既没有经过改选，也没有停止活动，因此，党团组织的活动常常是维持旧秩序，反对革命造反精神和革命造反行动的。因此，我曾建议改选党团组织，如果一时选不出来，就推选临时召集人。党团员一般不开秘密会，开会时要找一倍非党团员参加。我这个建议的目的，是想使当时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致受原来党团组织的操纵，阻碍运动的发展。至于我这个建议是否在以后付之实行，在以后的实行过程中，是否使建工学院的大多数干部遭受打击？我就不知道了。如果在以后因为实行我这个建议，而使建工学院大多数干部遭受打击的话，那就应该由我来负担主要责任。

　　我在几次谈话中，还谈到以下一些问题：

　　一、有人起来闹事，起来向我们党委和工作组造反，不要害怕，而要支持他们起来闹事，起来造反。即使有少数坏人参加，也不要怕。因为绝大多数都是好人，都是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都是拥护毛主席的。坏人只是极少数。如果害怕人家起来闹事，不让人家起来造我们的反，那就一定要犯方向性的错误。但是我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话讲得过多了，以至说过“不要怕坏人上台，坏人上台一个时候有好处。蛇完全出了洞，才能打着”。这些话是错误的，应加以批驳。

　　二、在几次讲话中，我都强调了要团结多数，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而没有说明要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去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而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没有大方向一致的前提条件，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都是实现不了的，即使实现了也是不能巩固的。

　　三、在几次谈话中，我都引用马克思说过的话，“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地解放他自己。”在解释全人类包括一些什么人时，首先我指出包括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学生、知识分子，这是人类的绝大多数，但也包括那些还没有处死的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及已经处死者的家属子女等，都要改造他的。而要改造这些人需要做很多工作。因此，在讲到改造这些剥削阶级的残余时，讲得过多了，过重了。这就引起人们有本末倒置之感，这也是错误的。

　　对于我在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所犯错误及其恶劣影响请同志们放手揭发和批判。

　　对于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错误指导思想及其恶劣影响请同志们放手揭发和批判。

　　对于我的其他言论和行动，凡不符合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也请同志们放手揭发并给予彻底的批判。

　　最后，我要向受过以我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压制和伤害了的革命师生员工赔礼道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受错误路线蒙蔽而犯了不同程度错误的革命师生员工和广大工作组员，他们责任甚小，主要责任在我，他们也是错误路线的受害者，我也要向他们赔礼道歉！

　　希望同志们在对我进行大揭发、大批判的过程中，形成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把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刘少奇（签名）
　　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日


摘自《批判资料 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合集，196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