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mond：金冲及“为尊者讳”太明显

tuffy05

　——否认文革的“权力斗争”因素背离史实

　　金冲及有一部洋洋巨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杨奎松先生也专门为其作序。由于很多人仰慕杨奎松先生所以爱屋及乌对金冲及也更加关注，然而我看金冲及的文章著作基本上没有脱离“为尊者讳”的框框，而且相当明显。比如对于所谓文革起因的论述，金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错在哪儿？》一文中否认毛发动文革是为了“权力斗争”，这与事实相去太远。我固然不同意把文革的全部原因都说成是“权力斗争”，把文革史看成纯粹的所谓“权力斗争史”，但是文革有相当的“权力斗争”因素是毋庸置疑的。这本不需要大量的史料去支撑。作为政治活动，尤其作为远未摆脱封建“宫廷政治”层次的毛时代政治来说，就算毛自己不想搀和“权力斗争”那都是不可能的。即便在现代民主体制下，比如美国的竞选，你说它是不是“权力斗争”？当然是！明显民主和共和两党就是在争“权力”，只不过这种“争”由于有了法治和民主机制的保障，更加理性，文明，不会动辄“人头落地”，是一种良性的“竞争”。所以想否认文革的“权力斗争”因素实在是违背基本常识。我们需要争论的只是“权力斗争”因素在文革的发动上占多大比重的问题，对于“权力斗争”是推动文革在内的毛一生政治生涯的重要因素这一点根本无需争论，而非要否认就如我所说是“为尊者讳”太明显了！就滑稽可笑了！

　　对文革发动的原因论者甚多，文字甚丰，姑且提几点个人的思路：

　　第一，必须先搞清“走资派”的含义。

　　很多人，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文革的，无论是研究文革还是非专业讲论文革的，似乎总是忽视对于“走资派”定义的明确和强调。我认为“走资派”定义是把握文革的一个“纲”，纲举则目张。因为“走资派”是文革发动者自己所宣扬的打击对象，如果连这个基本概念都搞不清那么可想而知对于文革的一切解读都将是混沌的。很多所谓毛派人士由于相当一部分属于下岗工人就想当然的为了自己的私利把“走资派”解读为他们心目中所痛恨的“国企私有化派”，这当然是和当初发动文革所要打击的“走资派”完全不是一回事。“走资派”简单地说就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该词首次出现于1965年1月毛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走资派”的提出和毛派所谓的“城市国企改制派”毫无关联。毛提出“走资派”这个概念的着眼点是在“农村”（尽管偶尔也提到“城市”），而且是针对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那么“农村社教运动”的背景又是什么呢？就是一直为不少人所忽视的“四清运动”。既然作为文革发动直接对象的“走资派”并不是指“城市国企改制派”，那么它指的是哪些人呢？同时它的所谓“资本主义道路”具体指什么？这条“资本主义道路”指的是大饥荒发生后，高层“务实派”所提出的灵活宽松的旨在尽快恢复农村生产，让农民吃饱饭，尽可能缓解饿死人现象的各项措施，具体体现为所谓“三自一包”等政策。如果简单的说文革的发动是为了打倒“走资派”，而又想当然的把“走资派”说成是所谓“城市国企改制派”，甚至什么“官僚”，“贪官污吏”等等不着边际的群体的话，就非但完全背离了历史的真相，也和毛本人的初衷根本不符。只能是某些人为了个人利益或为了愚弄大众所作的曲解。

　　第二，大饥荒和文革的关系

　　由文革自我鼓吹的直接打击对象“走资派”的定义，我们更容易想到一个问题，即大饥荒与文革的关系。王年一等学界人物有这样一种论点，即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为了掩盖前一场运动的错误而发动的，本人是很赞同这个观点的。其实通过梳理从反右到文革的历次运动，它们反映出的发动者的心态都是一以贯之的，即“错误都在别人身上，谁说我错了我就打倒谁”，历次运动莫不如此。反右是这样的，大跃进大饥荒也是这样的，四清是这样的，文革也是这样的。我们不妨清点一下当初为大饥荒寻找的种种理由，它们分别是：自然灾害；苏修逼债；美帝封锁；农村地富反坏右等的破坏；基层民主革命不彻底；高层出了修正主义和“走资派”。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些理由先后把大饥荒的错误推了老天爷（自然灾害）；外国人（苏修，美帝）；阶级敌人（农村地富反坏右）；基层官员（主要是所谓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农村最基层干部）；高层官员（主要但不限于高级的所谓修正主义当权派，“走资派”官员）。从天上到地下，从国外到国内，从基层到高层怪了一个遍，真真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了。而针对这些“罪魁祸首”采取的措施又是什么呢？对“自然灾害”我们要广泛报道，让群众相信是有“大灾”的；对“苏修逼债”我们就要继续“防修反修”，对抗“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美帝封锁”我们就要继续反对“美帝霸权主义”；对农村“地富反坏右”我们就要继续清理阶级队伍，大搞阶级斗争；对基层官员我们就要搞“民主革命补课”，搞“农村社教运动”，搞“四清”，使其成为大饥荒受害群众的“出气筒”。那么对高层官员咋办呢？那就只能搞“文革”了吧！这就是所谓的“我没错，错误都在别人身上”！而“谁说我错了就打倒谁”呢，也很好分析。让你们“大鸣大放”，你们说统购统销高征购了，说合作化让农民缺粮饿死了，那么当然要“反右”打倒你们；赫鲁晓夫接受采访居然暗示“人民公社”搞不下去，那么你就是“苏修头子”；彭德怀敢说我“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你当然必须被打倒；基层官员多少知道大饥荒的成因，必须让你们背黑锅。最后是最要命的，高层的刘等人最清楚大饥荒的内幕，居然还说“人相食，你我要上书的”，能不打倒你？尤其是对于“彭德怀上书”，金冲及仅仅用毛认为是“翻案风”来解释是不符合事实的。当时为什么要召开“庐山会议”？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纠左”，也就是说毛本人也意识到出了“问题”，他自己从某种角度也是要“翻案”的，但是为什么彭德怀说了几句根本不激烈的话他就受不了了呢？首先，所谓“上书”是不准确的，因为“上书”肯定是公开的，而彭的“万言书”是私下给毛的，是毛自己要公开的。彭的措辞主要还是对“三面红旗”歌功颂德，只是有几句非常含蓄的不算批评的批评，而毛就勃然大怒，硬是把原定的“纠左”改为“反右”和“继续跃进”，造成了更大的人祸。须知非正常死亡多半是发生在“庐山会议”后，这仅用所谓毛不能接受“翻案风”来解释是远远不够的。

　　第三，“大权旁落”和“向雷锋同志学习”

　　开头我说了，所谓文革没有“权力斗争”因素实在是非常幼稚的说法。至少从某方面说文革当然是“权力斗争”，这不仅仅是抽象的，而且是具体的。感到“大权旁落”是毛自己切身的体验，金不会连毛自己的话都否认了吧？至于感到“大权旁落”和是不是实际上已经“大权旁落”，以及能不能“重树权威”，都是根本不同的概念。历史上毛是真正有过所谓实际“大权旁落”的“落魄”时候的，但是后来仗凭客观情势的变化和自己对于政治权谋的熟稔运用他不是一跃成为了党内最高领袖并受众人膜拜了吗？所以用毛是否实际上已经“大权旁落”来解释文革是否有“权力斗争”因素实在讲不通。“疑神疑鬼”是一切大权独揽，乾纲独断者的通病，毛自然不能免俗，就算没有大权旁落就不能反应过激？事实上毛一直在“反应过激”。

　　为什么要开展“学习雷锋运动”，是为了“助人为乐”？大凡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不会得出这种可笑的结论。说是“向雷锋同志学习”其实本质还是“向毛学习，学习毛思想”，雷锋不过是个幌子。而为何当时要树立包括雷锋在内的一大批所谓“榜样”和“典型”？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跃进搞砸了，大饥荒出来了。尽管底层百姓还被蒙在鼓里，或是埋怨老天爷不仁降我“天灾”，或是直接咒骂赫鲁晓夫“赫秃子”无情“逼债”，但高层清楚，而且越是高层越了解内情。毛的威信和地位实际就是在下降，他的权力从某种角度说就是受到了威胁，毛当然要反戈一击，这里自然有毛为自己的“乌托邦狂想”进行自卫的“护教”成分，但是根本不能否认“权力斗争”的动机。

　　第四，毛究竟错在哪里，请交由百姓评说！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对毛是非功过的评价不能只是金冲及等人的“特权”。金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错在哪儿？》一文中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的档案保存得很完整。凡是他看过的文件，画过一道线的都保存着，而且附件都还在，人家的来信、报告，附件也在。那么多的档案看下来，我明白前面他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但有很多事情情况的发展，往往并不是他所预期的，甚至于有相反的。比如说时间搞多久。”

　　我相信很多这些档案现在是不对公众开放的，而按照国际惯例和国内法律这是不正确的做法。正如我呼吁大饥荒有关档案公开一样，对于文革特别是对于毛的有关档案必须要妥善保管并对公众开放。对于大饥荒，文革这些无比重大的历史事件来说，留存的档案不对外公开是于情于理于法都不合适的。既然金冲及可以查阅相关档案，为什么其他公民不可以？对史学研究搞“垄断”只能产生“偏见”，只能培养更多以“为尊者讳”为生的所谓“研究者”。比如金特别强调“对于武斗，毛泽东很吃惊”，这符合史实吗？我想有很多人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详尽的论述。即便不能说毛是武斗的直接发动者，但是说他是推波助澜的间接怂恿者并不过分。对于这样一个经过“大世面”，见过“大阵仗”的人，武斗死那么几个人实在不值得老人家“吃惊”，毕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总之，“权力斗争”无疑是文革发动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对于毛是非功过的评价必须建立在相关史料充分公开的基础上。任何政治人物都只是政治人物而已，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金冲及把毛描绘的好像一个没有七情六欲，没有人性弱点，不用政客权术的超然的“理论家”，一个只知道苦心撒播“乌托邦狂想”的“圣徒”，这是违背史实和掩盖历史全貌的误导大众的做法。

来源: 共识网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gsbh/2014/0324/1029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