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益南：毛远新与他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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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如今的时髦说法，毛远新应是一个公众人物。

只是，他这个公众人物的历史轨迹，尚有很多不透明之处。

今年出版的《毛泽民夫人朱旦华访谈录》一书，之中有一些文字，使毛远新的许多以往，得以展示于人。因为，朱旦华是毛远新的母亲，而访问母亲，不可能不涉及到她这个唯一的儿子。母亲谈儿子，无疑，相对会接近真实一些。

朱旦华是浙江宁波人，原名姚秀霞，出生于1911年12月26日。她的父亲是一个经营布匹买卖的小商人，故而家境小有宽裕，吃穿不愁，还能供养子女上学。姚秀霞先后在宁波、上海上过小学、中学。初中毕业后，因其父生意破产，家境变得艰难起来，姚秀霞便转考免费的师范。1931年毕业后，在上海的务本女子中学里，谋了一份教工职业。

1937年秋，已工作六年的姚秀霞，因经常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外围活动，便被中共地下组织选中、安排去延安学习，并且为了使姚秀霞的家人，不致因她去延安被牵连遭罪，还让她改名为朱家农。到延安后，朱家农被安排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2月，朱家农被批准加入中共。不久，在陕北公学提前结业，派往新疆。在进军新疆途中，再次奉命改名为朱旦华。从此，朱旦华的历史，一直延续了72年，直到 2010年5月29日驾鹤西去。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新疆，是军阀盛世才统治。投机政客盛世才为了长期稳坐“新疆王”的位子，便以极左面貌出现，搞起了联俄联共的把戏，以得到苏联的支持，对抗南京中央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便应盛世才之邀，派去了大批干部，帮盛世才维持局面。朱旦华等人被派去新疆，就是这个大背景所致。

朱旦华被安排在新疆的迪化（乌鲁木齐）女子中学做教导主任。在工作中，朱旦华认识了毛泽民。当时，毛泽民是中共派到新疆、被盛世才任命为财政厅长，协助打理新疆财政。二年后，1940年5月，朱旦华与毛泽民结了婚。时年，朱旦华29岁，这是她的初婚。1941年2月14日，毛远新出生。

婚后二年，风云突变。

1942年9月，盛世才决定重新投靠南京政府，便下令向中共在疆人员开刀，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中共在新疆的高级干部，包括他们的家属，全部被捕入狱。

朱旦华带着刚刚一岁半的毛远新，也被关进了牢房。

一年后，1943年9月，盛世才下令秘密绞杀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三人。

因而，毛远新尚只有二岁半之际，就失去了父亲。

对此，朱旦华很长时间都不知道。

朱旦华带着毛远新在盛世才的大狱里，被关押了三年多，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6月，当时主政新疆的已不是盛世才，而是南京派来的张治中将军。张治中执行国共“双十协定”中关于国民党方面应释放在押中共人员的条款，朱旦华与毛远新才获释出狱。并与同时出狱的大人、小孩100多人，被送往了延安。

时年，毛远新仅五岁多，却已有三年零九个月的“狱龄”。

到延安后，毛泽东派人接朱旦华母子，到他那儿吃饭，也是认亲的意思。

这是毛远新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随即，朱旦华将毛远新安排到延安的中央托儿所，自己则重新参加了党的工作。

三年后，朱旦华随着解放军进了北京城，在全国妇联任干部科科长。

毛远新也就随着母亲，进入北京育英学校读书。育英学校于1948年始建于河北省平山县西北坡，前身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子弟学校，1949年随中央机关迁至北京。

由时在全国妇联的帅孟奇做介绍、邓颖超当证婚人，1949年6月，朱旦华与方志纯结为夫妻，并即随方志纯离开北京，去江西省工作。

方志纯是方志敏的堂弟，1924年就参加了共产党，曾是赣东北苏区的红十军31师师长兼政委，1949年被任命为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后来做了江西省省长。朱旦华则在江西省妇联工作，先后担任省妇联的副主任、主任。

方志纯的前妻因病，在西柏坡期间逝世，遗有一女一子。朱旦华在带着毛远新的同时，也承担起抚育方家后代的任务。

1951年9月，朱旦华到北京全国妇联开会，带着毛远新去了。因为，已经十岁的毛远新，仍想回他熟悉的北京育英学校读书。朱旦华去了毛泽东家，将此事说了。起初，毛泽东不同意，说在他这儿，毛远新“会成为温室里的花朵”，故要朱旦华仍带毛远新回南昌。十岁的毛远新已稍懂些事了，为此他辨白说：“我又不住在你这里，我住在学校，怎么会是温室里的花朵？”一番话逗得毛泽东哈哈大笑。

在一旁的江青见了，认为毛泽东刚刚经历了失去毛岸英之痛，现在毛远新若能留在这里，对毛泽东的精神上也是个慰籍。何况，李纳也很喜欢这个比她小半岁的堂弟。因此，江青就说服毛泽东留下了毛远新。

从1951年10月后，毛远新就生活在毛泽东的身边了。

但每年学校寒暑假，毛泽东便派人将毛远新送回南昌；而开学时，则又由方志纯派人送去北京。

1955年中共干部实行工资制后，朱旦华想寄些钱到北京，以作毛远新的生活费，但毛泽东不同意。毛泽东说：“泽民牺牲了，远新就是自家孩子。”

毛远新的六年中学，都是在北京101中学上的。

高中毕业后，毛远新考上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半年后，他从清华转学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原本高中毕业时，101中学就准备保送毛远新去“哈军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但毛泽东得知后，怀疑这个保送是对干部子弟的照顾，故不赞成。他对毛远新激将般说：“保送算什么本事，有本事自己去考！”“我看你是怕自己考不上，就选择保送的吧？”

毛远新果然被激发，他横下心来，对他的伯父说：“那好，我不上哈军工了，你说哪所大学最难考，我自己去考！”

毛泽东说：恐怕要算北大、清华吧。

毛远新就赌气说：那我就报考清华大学，不信考不上！

这样，毛远新便考进了清华大学。

但赌气归赌气，毛远新的心里却还是想上“哈军工”。因为有了已考上清华大学的本钱，所以，后来毛泽东也同意他去转读“哈军工”了。

毛远新不知是何时成为中共党员的，反正他到“哈军工”后，年年都被校方评为了“优秀党员”。

对此，毛远新的家庭背景固然有很大的影响，但毛远新个人的努力，想必也还是有的。因为，“哈军工”学生中，许多人都是响当当的高干子弟，却也并非都是能成为“五好学员”、“优秀党员”的。更有甚者，陈再道上将的一个儿子，在“哈军工”读书时，因其个人表现太差，还被开除送劳教了。

1964年7月，毛泽东在北戴河，正逢学校放暑假，毛泽东要毛远新也去。毛远新就直接从哈尔滨去了北戴河，到那里陪毛泽东游泳、散步。

期间，毛泽东给了毛远新一本刚出版不久的《九评》（即《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小册子（单行本），要他学习。并且，毛泽东就《九评》中的内容，还向毛远新进行了很多讲解。随后，毛泽东要毛远新做一件事：回北京后向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汇报请示，传达毛泽东的一个意见，让“哈军工”全体人员下农村，搞一期“四清”。

8月底，毛远新随毛泽东回北京后，就遵嘱向罗瑞卿汇报请示。中央军委开会后决定，干脆要毛远新回“哈军工”后，由他向学校领导传达。

“哈军工”的领导，对此自然非常重视。在听完毛远新的传达后，院长、政委、政治部主任等领导，还请毛远新吃饭。在饭桌旁，更不断向毛远新打听毛泽东做这个决定的情况，以及毛泽东围绕这个决定，还说了些什么？席间，毛远新也就将毛泽东在北戴河向他讲解《九评》的内容，之中涉及到教育革命、与革命接班人五个条件的谈话，向“哈军工”的领导作了复述。

学院领导在要他复述毛泽东的一些讲话时，安排了秘书、干事在一旁作了详细记录。事后，“哈军工”政治部就此整理了一个《谈话纪要》，上报国防科委。国防科委则又将此《谈话纪要》形成了一个正式文件，上报给中央军委，请示让国防科委所属院校，干脆都象“哈军工”一样，下农村搞一期“四清”。最后，中央军委批准了国防科委的这个请示。这个《谈话纪要》又以中央军委的文件，返回到“哈军工”进行传达。

不过，毛远新是后来从系主任戴其萼口中，才知道这个过程的。

由此，毛远新的这个《谈话纪要》，在不久后即开始的文革时期，成为了一个著名讲话，传遍了中国。

毛远新在“哈军工”本应是1966年7月毕业，但由于当时下乡搞“四清”，未搞毕业设计，所以提前在1月份就毕业了。毕业分配工作时，学院原准备将毛远新分到七机部的研究机构，但遭到毛泽东的反对。因为，毛泽东要毛远新下到部队去。

毛远新学的专业是防空导弹地面控制系统，因而，他便被分到了空军。时为空军司令的吴法宪与政委余立金还决定，让毛远新留在空军司令部机关当参谋。对此，又遭到毛泽东的反对。

毛泽东对毛远新说：“我是要你去当兵，不是去当官。”

毛远新顶了一句：“参谋算什么官，比芝麻粒还小。”

毛泽东听后也笑了，不过他还是说：“我是要你离开大城市，到野战部队基层连队去当战士……有了基层带兵的经验，再考虑到机关当参谋。”这样，毛远新便被分到中越边境的云南某地的山林中，下到了一个援越空军基地。

毛远新到部队没搞几个月，文革运动开始了。

1966年8月中旬，毛泽东将毛远新从部队调回北京，让他做了周恩来总理的一名联络员，具体负责与东北三省的联络工作。这份工作做了一年多，到1968年5月时，周总理又通知他，中央已决定，他不再担任总理联络员，而是被任命为刚成立的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排名第六的副主任。后来，又成为了省委副书记、沈阳军区副政委。

自1968年5月起，到1975年9月，毛远新从27岁开始，便在文革中的辽宁省，做了七年多的省级领导。在这期间，辽宁省发生了杀害张志新这一后来震惊全国的惨烈案件。无疑，作为省委副书记之一的毛远新，确也有洗脱不了的罪责干系。但说这件悲剧的发生，全因毛远新一个人所致，似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1975年9月，毛泽东又将毛远新调离辽宁，让他到自己身边，担任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泽东逝世后，1976年10月，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毛远新也被捕入狱，开始了其人生第二次、而长达十多年的又一次铁窗生涯。

毛远新的文革十年历程，大体上是三个阶段：以做周恩来联络员起始、而以当毛泽东的联络员结束而告终，中间七年，则在辽宁做了一任“封疆大吏”。

文革中，有一张著名传单流传全国，那就是毛远新写的《我为什么要参加（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这张传单上文章的发表时间，是1966年12月11日。

因此，很多人看到这份传单后，便认为毛远新是“哈军工”造反组织“红色造反团”的发起人或领袖。

毛远新不是已经毕业近一年、并且已是在云南的援越空军基地的现役军人了吗？他怎么又成了军事院校“哈军工”的造反派红卫兵了呢？

的确，毛远新是参加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但他不是“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发起人或领袖，甚至也不是这个造反组织的骨干。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是于1966年8月3日成立的，而毛远新却是8月中旬才从云南部队返回北京。因而，红色造反团的成立与他无关。

毛远新到北京后，以《解放军报》记者的身份，做了周恩来的联络员。到他写出《我为什么要参加（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时，则已是红色造反团成立有四个月之后（12月11日）的事了！

但是，已是军人的毛远新，为何又要参加红色造反团、并将此事公之于世呢？

一则，毛远新的确是支持母校的红色造反团闹造反的，所以，他在文章中毫不隐讳这点。第二，更重要的是，他需要红色造反团红卫兵的身份，去完成周恩来交给他的一件重要特殊任务。

当时，周总理命他去延边处理一件特殊事件，但不要以军人身份，而是用红卫兵名义，以避免某些麻烦而有利工作进行。这样，他就找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弄了袖章、证件，并以红色造反团成员、化名“周进”的身份，去处理延边那件事的。此事之后，则与红色造反团再没有什么实质联系了。

虽然，后来毛远新在1967年1月20日与3月8日，二次又先后给红色造反团写过《给全团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必须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二篇大字报，但那不过是他在北京对“哈军工”造反的同学们，表现出的一种战略性理论性的关心而已。实际上，由于当时毛远新所处的地位与工作性质，他也不可能真的与红色造反团的同学们“战斗在一起”的。

毛远新后来告诉他的母亲，他与红色造反团的关系，“仅仅只有三天”。

是一个利用袖章、证件的关系。

文革中，毛远新遇到了令他最尴尬的事，就是他到处鼓吹造反、支持造反，而他的母亲朱旦华，却在江西被打成了“叛徒”。

1967年3月，所谓以薄一波为首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专案，被中央文革认定。历史上原来经中共中央批准而在国民党狱中办了假自首手续，用此特殊方式得以出狱的六十一位中共地下党的同志，被文革时的中央，重新定位，并诬为“叛徒集团”。这样一来，凡是原来曾从国民党监牢里活着出来的中共党员，都有了成为叛徒的嫌疑。

1967年底或1968年初，一天，汪东兴通知毛远新，说毛泽东要见他。跟着汪东兴，毛远新到了中南海的游泳池。毛泽东在那儿告诉他：“中央专案组给我送来一份材料，说根据查到的档案证明，1946年从新疆回到延安的人都叛变了，包括你的母亲朱旦华和方志纯。中央已经决定正式立案审查。”

毛远新一听，当即就蒙了，心里很紧张，就问：“那我呢？我也是新疆监狱里出来的。”

毛泽东说：“你一个娃娃，小萝卜头，没有你什么事。”

谈话结束出来时，汪东兴正在值班室等他。

汪东兴说：“前天中央碰头会正式决定立案审查新疆一案。我向主席建议是不是给你打个招呼，主席就要我找你来。按党的组织原则，你应该怎么办，你知道吗？”

毛远新点点头。

汪东兴又说：“你一定要服从中央决定，和他们划清界限，这是对一个共产党员党性的考验。”

随即，汪东兴又拿出一包材料，要毛远新回去认真看看。

毛远新到自己的住处，打开那包材料看，全是江西一些群众组织揭发批判方志纯的材料，其中有宣称方志纯是叛徒的材料，但没有毛远新最想知道的新疆一案的具体材料。

过了几个月，1968年5月，周恩来总理将毛远新找了去，说：“中央决定你去辽宁工作，不再继续担任联络员。”并将一份刚印出来的中央文件递给他。那是中央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文件，文件中指明毛远新作为军队参加革委会的代表，担任之中的一名副主任。

在那份文件中，点名批判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马明方，原因就是马明方是新疆监狱里出来的，被诬为叛徒。毛远新连忙对周总理说：“中央要我去辽宁工作，在辽宁又点名批判马明方是叛徒，我也是跟马明方一起从新疆监狱里出来的，我怎么办？”

毛远新这里说的是马明方，实际上他想到的是其母亲朱旦华与继父方志纯。

周总理想了想，说：“这样吧，在讨论有关涉及新疆问题的干部时，你都采取回避。”

随后，周总理又笑着说：“其实，你到延安的时候，还是个娃娃，送进了中央托儿所嘛 ，没有你的事。”

1967年冬，方志纯因1935年时被国民党抓捕一事、以及所谓新疆叛徒问题，被隔离审查。不久，1968年1月，朱旦华也遭到同样的噩运。专案人员气势汹汹的逼迫朱旦华，要她交待所谓“签署反共宣言”才出狱的问题。朱旦华当然不承认这个子虚乌有的事情，于是“审查”便成为她长期面对的“待遇”了。

1968年10月，朱旦华奉命，进入江西省革委会集训队一队，并成为一个重点被监督的对象，本队的二个女同志寸步不离的监督她，朱旦华走到哪，她们便跟到哪。如果不经监管人员允许，她便不能去任何地方，甚至连厕所也不能上。同时，“冻结”了朱旦华的工资，每个月只发给她生活费三十元。

所谓集训队，地处高安县的向阳农场等地，实质就是一个超越法律的专案审查场所。朱旦华在那儿每天除了从事养猪等农活外，就是接受无休止的审问与大会小会的批斗，被逼交待子虚乌有的问题，没有交待，就批斗，甚至要跪着接受批判。

在集训队的日子，一直行进到1972年1月，才予以结束。集训队官方宣布解除对朱旦华的审查，下放到安福县针织厂劳动。

1975年10月，中央办公厅10号文件，终于不得不承认，所谓“新疆叛徒集团案”并不存在，马明方、方志纯、朱旦华等回到延安的100多人，都没有自首叛变！

1980年5月，中共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再次发文，为这个因所谓“新疆叛徒集团案”受害的所有同志，全部、彻底的予以平反。

这样，方志纯、朱旦华便在1975年8月，先后被江西省委宣布恢复党籍、公职、补发工资。

历经八年的恶梦，总算结束了。

然而，当朱旦华有幸摆脱恶梦，而母子间久别的天伦，尚来不及重温之际，她的儿子毛远新滑向人生巨大深渊的步伐，正是在此时，却加速了。

1975年9月，毛远新被调离辽宁，到北京做了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的联络员。

一年后，“四人帮”倒台，毛远新也被逮捕。1986年，被解放军军事法庭判处17年有期徒刑（从1976年10月起算刑期）。

因此，朱旦华与她唯一的儿子之间，八年之后，又是十几年的隔绝。

1978年6月，朱旦华重新回到她原来的工作岗位，仍然担任省妇联主任、党组书记。

1983年，朱旦华被任命为省政协副主席。

1988年，年已八十多的朱旦华，上书国家主席杨尚昆，说她的儿子已被关押十多年，且在监狱中身体不好，希望能让他出来治病。

杨主席很快批示：“同意在南昌保外就医。”

由此，毛远新便得以在1989年3月被批准保外就医，从秦城回到了南昌的母亲身旁。

时年48岁的毛远新，在历经了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之后，终于在母亲身边获得了安稳的生活，并且，得以能对年迈的老人以尽儿子的孝道。

1993年9月，毛远新的刑期已满，从而被正式予以释放，并安排到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工作，化名“李实”。八年后，毛远新从工作单位退休，全心照顾亲人，享受天伦。

1993年7月，方志纯在江西医院病逝。事后，遵方志纯遗愿，朱旦华亲自将方志纯的骨灰，送往他的家乡江西弋阳县湖塘村，安葬于故土。

1997年，朱旦华办理了离休。

十三年后，2010年5月，朱旦华也走了，病逝于江西人民医院，高寿99岁。

1988年朱旦华给杨尚昆主席写信时，也许，她当时很是担心自己此生再也不能与儿子团聚了。然而，她没有想到，在她的晚年，竟还能有21年的光阴，可以让儿子在身边快乐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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