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甲一书生：也谈历史虚无主义的几个基本类型

tuffy05

卸甲一书生
于 2015-2-1 14:12:52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史海钩沉

读卢黎歌《历史虚无主义几个基本类型》一文（以下简称《虚无》），真没看出其类型划分的高明之处。像“对我国历史文化(如对四大发明、爱国人物、中国历史上对人类的贡献等)的全盘否定”、“对近现代史进行否定”、“对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并不否定国民党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进行否定”、“对前30年的全盘否定和后30年的质疑”，大多是一些具体观点和研究倾向，而非基本类型。特别是，该文中除了“选择性虚无”这一条外，对其他的所谓基本类型全无特点提炼与概括，内容界定也混乱，读后一头雾水。
《虚无》一些说法很好笑。
比如，《虚无》说有人否定“近现代史”。历史是发生过的事实，怎么去否定？只能是对某一历史叙述文本予以否定，而非历史本身。
再如，《虚无》认为“选择性虚无”要么选择对民族认可的历史英雄人物虚无，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改写”他们正面形象、冲击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混淆人们的是非观念。而作为反面例子，举了有人“认为岳飞、文天祥的行为不是爱国，而是‘打内战’”。该文至今还抱着这种落后的民族史观，真令人扼腕而叹。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自古以来多民族共居，几千年来先后或同时建立过多个政权，各民族间也发生过大大小小的战争。评价历史上战争的是与非，应当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如果借口不能“混淆人们的是非观念”而极力维护历史上狭隘民族观念下树立起来的岳、文形象，说岳、文爱中原王朝宋为“是”，金兀术、忽必烈爱金、蒙民族政权为“非”，那么至今仍生活在祖国大家庭里的女真人后裔满族和蒙古族老百姓会怎么想？
不说闲话了，言归正传。笔者也来说一说自己心目中“历史虚无主义”的几个基本类型。

一、选择性“虚无”
《虚无》说“选择性”的虚无，其重点是对支撑民族自信的史实、人物、事件进行虚无。其实这个说法本身就是选择性的，只拿虚无“支撑民族自信”的史实、人物、事件说事。首先，这一选择不能反映历史研究的全部宗旨，因为除了“支撑民族自信”，其更重要的使命还在于总结以往的经验，为避免今后重蹈覆辙提供借鉴。其次，反对选择性“虚无”不能仅限于“支撑民族自信”的史实、人物、事件，对其他领域的历史同样不能搞选择性“虚无”。
举个例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以下简称《史稿》）在谈到红卫兵造反时，只说“在这场‘破四旧’的狂热中，一些被目为‘黑帮’、‘地富反坏右’的人，遭殴打、驱赶、抄家、游街示众、关押，人身侮辱和体罚成为普遍现象，一些人致残致死”（第3卷，第25页）。事实并非“一些人致残致死”这么简单。当时北京大兴、湖南道县发生的对“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地富反坏右”出身的人（包括孩子）搞屠杀，广西女民兵竟然杀人吃人肝等残暴事件，被选择性“虚无”了。
《史稿》又说红卫兵“破四旧”,勒令民主党派解散，全国政协机关停止办公，“老舍、李达、傅雷、马连良等一批著名人士或被迫害致死，或含冤自尽”（出处同上）。这些著名人士都是红卫兵“迫害致死”的吗？笔者认为李达不是。李达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又是中国哲学界的知名人物。早在“文革”开始前的1966年４月,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就讲话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反对我们内部的修正主义。”谁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他点了武汉大学李达的名字。月底，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特别指示，要把李达斗倒，关键在于做好知情人的工作。于是，包括李达的编书助手、秘书、警卫、司机以及与李达有工作关系的教员和干部，都被追逼写交待、揭发材料。６月初，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发表后，武大党委书记庄果在全体师生员工紧急动员大会上宣布：“我们学校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店，李达、朱劭天、何定华是它的三个大老板。”李达随后被看管,在各种群众大会上受批判，被按下头认罪。7月16日，出巡武汉的毛泽东游长江。李达从门外雀跃的小孩那里知道了这一消息。19日，因病情越来越重，他对刘秘书说：“我７６岁了，死了算啦，你帮我一个忙，救一条命，毛主席在武汉，给我送封信到毛主席那里去。”随后他用毛笔亲笔写了信“主席：请救我一命！”在此之前的１７日晚，王任重召开省委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8月10日，已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得知李达请他“救命”，曾当面指示王任重，不要把李达整死。王任重保证：“武大的革命师生决不会对李达采取过分的行动。”省长张体学也传达两点指示：毛主席说李达是没有什么用了，我相信武大革命师生是不会对李达采取过火行动的。此时，校卫生科停止了李达的公费医疗，连糖尿病需经常服用的Ｄ８６０药也停止供应。８月上旬，他多次请求自费住院检查、治疗，没有得到批准。８月１３日晨，李达在卧室突然摔倒；１９日晨，又高烧３９•４℃，从床上摔下；但直到２２日早上，奄奄一息的李达才被送往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并不准夫人石曼华前去护理。身为6级高干的李达化名“李三”被安排入住普通病房。２４日，李达病逝。25日晚，武大召开“愤怒声讨地主分子李达”大会，宣布李达已死，宣读了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关于《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以及《关于开除李达党籍的请示报告》的批复：“同意你们给予李达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决定。”以上事实足以证明，李达之死与投水的老舍、自缢的傅雷不一样。老、傅魂归九泉与红卫兵作孽有关，而打倒李达早在“文革”前即由中南局、湖北省委负责人做出决定，由武汉大学党委具体组织批斗、派人看管甚至拒绝提供药物治疗，拒绝让其住院看病。李达从被批到死亡的过程与红卫兵没有任何关系这一事实，却被选择性“虚无”了。

二、禁区性“虚无”
多年来，设置禁区在现当代史研究领域相当普遍。建国初期，为了强调中苏友好，严禁研究沙俄侵略中国、侵占中国大片领土的历史，写作过《沙俄侵华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成为一项罪名。后来进行反修斗争，才取消这一禁区。同样，南京大屠杀、国民党抗日正面战场、三年大饥荒等问题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也不许触及，连提都不行；对我党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也禁止发表文章和出版著作。改革开放后，虽然有进步，但禁区仍然不少。设置禁区性“虚无”最大的害处是把我党、我国的历史在逻辑上割裂得七零八碎，这也不许讲，那也不让说，历史成了一块满是窟窿的包裹布。

三、遮避性“虚无”
遮避性“虚无”就是把历史真相（或一部分真相）藏起来，不让读者了解全部历史真相。例如，毛泽东时代就不许提富田事变，更不许提毛本人在事变中的责任。当时，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处置与红20军矛盾，具体执行人使用肉刑逼供的办法，导致被捕者乱咬一气，遂将红20军班排级以上干部均视为反共的AB团份子，全部处死。改革开放后才有人论及此事。直到今天，权威的《毛泽东传》也只是说：“由于肃反中的错误而发生富田事变，红20军部分领导人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将该军开往赣江以西”（第243页）。具体是怎么个过程，事件背景和结果怎样，无一字介绍。
遮避性“虚无”现象在毛泽东时代尤为突出。如为了说明遵义会议奠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特别是军事上）的领导地位，绝口不谈张闻天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周恩来是军事三人团负责人；为了突出毛的历史地位，竟把一部鲜活的党的历史改写正确的毛与其他错误路线代表激烈斗争的两条路线斗争史，等等。

四、谎言性“虚无”
《虚无》说有人用“新鲜出炉的‘奇闻轶事’蒙蔽不明历史真相的普通观众、听众和读者”。其实这类说谎造假之事在当今所谓纪实文学作品里，在领袖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中极多。比如董保存著《政治旋涡中的杨成武》、权延赤著《微行，杨成武在1967》、陈再道署名的《浩劫中的一幕——武汉七二零事件亲历记》无不如此。
以武汉720事件为例，至今许多著述（包括严肃史著）仍充斥着许多可笑的谎言。如权威史著《史稿》说，“7月18日晚，谢富治、王力公开去一派组织的驻地，发表支持他们的讲演，佩戴该派组织的袖标，并严厉指责武汉军区的广大军队干部。”（第3卷，第55页）查武汉水院纪录的谢、王讲话，涉及到军队的仅有“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三相信、三依靠。三相信就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人民解放军，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干部的大多数，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谢富治语），“我们坚定地相信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一定能够自己担负起解决武汉问题的责任”，“我们要把主席在今年四月间强调地提出来的‘拥军爱民’的这个旗帜，这个口号举起来，好不好。同志们，毛主席提出来的‘拥军爱民’的口号不是在平时提的，不是每年春节那样的一般的‘拥军爱民’，而是作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军队介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是作为一个重要战略口号提出来的！”“特别是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方面，军队的同志犯了错误，只要他检讨，改正就好啦！。检查了，改正了就不要打倒啦！我们相信，武汉地区的人民解放军是不会辜负毛主席对他们的信任的”（王力语）这几句话，没有一点儿“严厉指责武汉军区的广大军队干部”的意思。《史稿》为什么要撒这个谎？原来是为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宾馆寻找原因，为陈再道、钟汉华被撤职，受批斗迫害鸣冤叫屈。《史稿》说谢、王的言论“激起另一派群众组织和武汉军区部分指战员的极大愤慨”，7月20日，一些人“涌入谢、王住地，把王力拉到军区大院，进行质问和批判。数十万群众和部分解放军指战员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当时毛泽东仍在武汉，但群众并不知道。已于18日晚回到北京的周恩来得知消息后，立即责令军区负责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7月20日当天，毛泽东离开武汉去上海。这就是七二O事件”（第3卷，第55 页）。这段文字基于把一切责任归罪谢、王的逻辑，先是编造了二人讲话“严厉指责武汉军区的广大军队干部”的谎言，后为圆谎百般掩饰，只说一些人“涌入谢、王住地”，却绝口不言这个名叫“百花二号”的住地距毛住地“梅岭一号”近在咫尺，绝口不言独立师官兵和百万雄师打了人，绝口不言在形势最紧张时，毛住地“梅岭一号”里连机要员都拿起了武器；只说周恩来20日“责令军区负责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却绝不言陈再道在“百花二号”被打，伤势并不严重，事后也没去医院，却借口被打躺在谢富治的房间里，把老婆叫来看护自己，根本没有为保证毛安全做一点儿事；钟汉华虽然去了军区大院，不久就在批斗王力的现场昏倒，被人背走休息；说毛泽东在20日当天“离开武汉”（错，应为21日凌晨），却绝口不言周恩来为了毛的安全（同时动员毛离开武汉）于当天下午重返武汉，带领全副武装的8341部队官兵与他同行，这在1949年以后是从来没有的事；绝口不言周在武汉王家墩机场准备降落时，受到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人冲击，后来改在山坡机场降落，化装进城；绝口不言周为了应对武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急形势，调集各地部队布防，命令空15军进城与独立师换防，等等。于是，一场由武汉军队人员和群众组织发动的武装冲击中央领导人驻地，举行全城武装大游行，严重威胁毛泽东人身安全的惊人事件，在谎言和掩饰下化于无形，只剩下子虚乌有的谢、王“反军言论”。
类似这种靠撒谎来虚无历史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一些毛身边工作人员说毛泽东困难时期3年不吃肉；毛泽东20多天不吃饭，全靠吃马齿苋或波菜度日，还得了浮肿病；毛泽东穿着破了大洞的羊毛衣、羊毛裤参加开国大典；从1952年至1963年，整整十年，工作人员未敢为毛泽东添置一件新衣，等等。这些不靠谱的谎言改写历史，才是对历史真正的虚无。

五、封档性“虚无”
档案是研究现当代史最重要的依据。但现在相关档案大多不允许研究者查阅，“文革”时期档案借阅控制得更严。不按档案法规公开档案，史料就缺少一个重要部分，还怎么去深入全面地研究这段历史？据介绍，毛泽东日常生活档案多年前已转归韶山纪念馆保存。它本来不涉及党和国家的重要秘密，但至今除了该馆工作人员，别人仍无法查阅。韶山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在编书时有少量披露，已使一些问题真相大白。比如《毛泽东生活档案》告诉读者毛不仅有两条打了补丁的睡衣，另外还有各种面料、新旧不一的20多条睡衣；毛还留下200多件内衣裤。档案不开放，根本不允许查阅或只允许自己的工作人员查阅，必然会为作弊行为提供极大的空间。如龙泽宇《著毛泽东家居》一书，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公然篡改毛泽东在武汉宴请蒙哥马利的菜谱。如果不是菜谱影印件已经公布，还真让人上了他的当。
“历史虚无主义”的类型还可以归纳许多，因篇幅原因就此打住。
至于《虚无》所说的“对我国历史文化(如对四大发明、爱国人物、中国历史上对人类的贡献等)的全盘否定”、“对近现代史进行否定”、“对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并不否定国民党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进行否定”、“对前30年的全盘否定和后30年的质疑”，它们究竟是谁的意思，出处何在，原话是怎么说的？该文没有提供任何信息，笔者亦无从判断对错。但有一条，现在毕竟不是“文革”时期了，批判标准都在红卫兵手上捏着，想怎么批就怎么批。经过“文革”10年的“洗礼”，这一代人心里都有杆自己的称，谁对谁错明白着哩。


附卢黎歌《历史虚无主义几个基本类型》

卢黎歌：历史虚无主义几个基本类型

    在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的改革和调整，总有左的和右的思潮冀图用自己的诉求影响我国的前行方向。这种社会思想行为也表现在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研究和评价中，而且还表现得比较集中和突出。之所以如此，原因可能在于以下的几个方面。第一，借改变人们对历史结论的看法来“说事”，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师出有名”寻找历史依据和理论支撑。第二，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反传统”的新解释，甚至用新鲜出炉的“奇闻轶事”蒙蔽不明历史真相的普通观众、听众和读者，进而获得一定的民意支持，这是一种成本低廉的政治运作。所以，无论左的还是右的思潮，都有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需求。第三，当代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者还可能自觉不自觉地获得了西方某些政治集团和利益共同体的支持，个别观点和反华、仇华论调沆瀣一气。
　　当代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常常通过学术著作及学术研讨、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作品及其评论、历史资料甄别和解释、举办纪念重大事件活动等多种多样的具体形式表现出来。就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所表现出来的具体内容而言，可以将其区分为以下几个基本类型。
　　有对我国历史文化(如对四大发明、爱国人物、中国历史上对人类的贡献等)的全盘否定，以从根本上动摇我们民族自信心的;历史虚无主义是“选择性”的虚无，其重点是对支撑民族自信的史实、人物、事件进行虚无。有关文献显示，“选择性虚无”要么选择对民族认可的历史英雄人物虚无，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改写”他们正面形象、冲击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混淆人们的是非观念。比如认为岳母刺字是“作秀”;认为岳飞、文天祥的行为不是爱国，而是“打内战”。要么选择对中华文明史的虚无，否认中华文明史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解构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比如，贬低或诋毁中医中药的科学性及其对人类健康做出的不朽贡献。
　 有对近现代史进行否定，以动摇人们对“四个选择”(选择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信念;有对共产党成立以来历史否定的，借以否定党的领导合法地位;有对五四运动否定的，借以否定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历史必然性。“一些学者就认为，我们看待历史，就不要以反侵略为主要线索了，主张用现代化史观取代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长期形成的‘革命史观’，用现代化史观统帅近代史研究。”他们认为“五四运动”从历史作用看，割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脉，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及中国价值的失落;认为“五四运动”不符合“用正当的方法来传播自己的主张”的现代民主意识和现代法律常识，而是以多数压倒少数的“暴民专制”的表现。
　　有对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并不否定国民党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进行否定的，借以攻击共产党借国民党抗日发展壮大自己，进而驱赶了国民党。“国民党抗战功劳最大”、“国民党积极抗战”、“国民党正面战场是战略退却”等。
  　有用“后30年”全盘否定“前30年”的，利用共产党的失误挑拨公众对共产党的仇视;有用“前30年”质疑“后30年”的，用左的思维否定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

　　(作者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党委书记、博导;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程馨莹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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