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波：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的历史原因分析

tuffy05

　　编者按：一九五四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蓬勃发展的时候，毛泽东以李希凡、蓝翎这两个“小人物”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文章为突破口，发动了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文革以后，有人对当年毛泽东发动的这个批判提出了质疑，甚至还对此进行了否定。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毛泽东注意到了这两个“小人物”发表的批评俞平伯的红学文章，还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写了信?他又为什么以此为突破口发动了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本文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从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大背景中，分析了当年毛泽东发动这场思想文化批判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揭示了这场运动出现的真实原因。
　　这篇文章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长篇著作《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第一卷《文革溯源》(下册)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征得作者同意，在这里发表，以飨读者。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的历史原因分析

　　郭建波

　　目录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执行，迫切要求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内，清除旧的思想文化，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二、清除胡适的唯心论思想是从批判他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观点开始的。
　　三、两个“小人物”的文章成为《红楼梦》研究批判的导火线。
　　四、两个“小人物”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文章在发表或转载问题上遇到的三重障碍。
　　1、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在发表或转载上遇到的第一道障碍—《文艺报》编者对李希凡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询问信“置之不理”。
　　2、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在发表或转载问题上遇到的第二道障碍—《人民日报》编辑部“婉言回绝”转载李希凡、蓝翎写成的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
　　3、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在发表或转载上遇到的第三道障碍—表现在《文艺报》编者为转载李希凡、蓝翎写成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光明日报》为发表他们的《评〈红楼梦研究〉》起草的编者按上。
　　五、审时度势，毛泽东决定发动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
　　1、毛泽东是如何评论《红楼梦》的?
　　2、见微知著，毛泽东透过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 文章受阻的现象，进一步认识到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文艺界仍然占支配地位，因而批判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就成为文化领域进行斗争的主要目标。
　　六、由《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引发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
　　七、毛泽东决定发动对《红楼梦》研究问题批判的历史原因分析。


　　新中国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及时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逐步建立，必然要求在上层建筑领域清除旧的意识形态，确立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新的意识形态，以巩固和促进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样就会产生新旧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这是这种斗争的重要表现。
　　为了对这个批判有一个历史的认识，就必须从当时正在进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执行，迫切要求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内，清除旧的思想文化，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建国初期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的三大运动，巩固了政权，又通过“银元之战”、“米棉之战”，稳定了物价，在“三反”、“五反”运动的积极推动下，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日益成熟。于是，一九五三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9]这条总路线被简称为“一化三改”，就是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和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并举，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来推动工业化的快速实现。这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辩证发展的规律。
　　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上来分析，经济基础上的变革必然要求上层建筑上的变革，而适应经济基础变革要求的上层建筑上的变革又能够巩固和推动经济基础上的变革成果。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断发展壮大的时候，为了进一步促进并且巩固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就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清除旧的思想文化，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不仅存在着封建文化，同时也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虽然新中国成立了，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还未真正确立，这些旧的思想文化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不仅难以巩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果，甚至还会起到瓦解和破坏的作用。因而清除旧的思想文化，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成为思想战线上斗争的主要任务。
　　由于胡适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在清除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斗争中，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就成为这场斗争的主要目标之一。新文化运动时期尽管胡适在提倡白话文等方面曾经做出过贡献，但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当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的情况下，胡适却主张“多研究性问题，少谈些主义”，公然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围绕“问题和主义”与李大钊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阻碍和破坏的作用。胡适后来投靠蒋介石，抗战前夕又一度成为汪精卫“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不论是他的思想观点还是他在近代历史上的作为，主要是在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劳，作为买办文人在为帝国主义侵华服务，与中国革命为敌。他所倡导的思想文化，实用主义哲学，已经成为国民党反动派赖以维护其统治和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就是在全国解放后，胡适的大批信徒仍然存在于思想文化界，他的唯心论的观点在意识形态领域仍然具有浓厚的影响。因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批判胡适资产阶级的唯心论思想，从意识形态领域清除胡适的思想和影响，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成为必要的了。这场斗争是从一场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开始的。

二、清除胡适的唯心论思想是从批判他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观点开始的。

　　为什么清除胡适的唯心论思想是从批判他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观点开始的呢?
　　这还要从《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和胡适在唯心史观指导下创立的“新红学”在《红楼梦》研究中的作用说起。
　　十八世纪曹雪芹的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诞生后，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出现了两种观点，“旧红学”和“新红学”。这样也就形成了两个派别，“旧红学派”和“新红学派”。
　　“旧红学”是用小说中的人和事去附会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为了把小说中的人和事去与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对号入座，将小说“削足适履”，进行繁琐的考证，从而否定了小说的艺术创作。
　　蔡元培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在《红楼梦》研究方面，代表作有《石头记索隐》。他是“旧红学”的最后一名代表，属于“索引派”。他认为，小说中所描绘的人事必然能在历史上检索出来。他研究的结论是：“金陵十二钗”写的就是明末清初江南的十二个名士(都是男的!)[30]
　　这样他就把小说《红楼梦》索隐为“石头记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认为“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尽管蔡元培是同盟会元老，反对清朝腐朽的统治，持民族主义强烈感情，但他这种“阐证本事”的研究方法，是完全错误的，也就不可能对《红楼梦》作为文学作品有正确的认识和分析。从这个角度上讲，胡适对蔡元培的批评还是切中要害的。[31]
　　“新红学”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开启的。“新红学”以胡适为代表，他的“新红学”的观点集中在研究《红楼梦》的专著《红楼梦考证》中。俞平伯也是“新红学”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的“新红学”观点集中在《红楼梦辨》(后再版时改名为《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简论》里。
　　“新红学”的研究工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红楼梦》作者的考证;《红楼梦》版本的考证;对《红楼梦》思想和艺术的评论。前两方面的工作有开拓性意义，至今还在延展当中。但是在对《红楼梦》思想和艺术的评论方面，则引发了不少分歧和争论。这种分歧和争论主要集中在“新红学”的两个著名论点《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和《红楼梦》的风格是“怨而不怒”上。 [32]
　　“新红学”虽求证出《红楼梦》与某朝某人某事无关，却又认定作家写的是自家人自家事，把小说视为作者的“自传”。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对作者是曹雪芹及其家世的考证，解开了作家之谜，确有他的贡献。但他却混淆了素材与创造的关系，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不屑一顾，说它不过是“老老实实地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红楼梦》的真正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这所谓“自然主义”，就是“贾政即曹頫”，“贾宝玉即曹雪芹”，所以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写的是自家家事，是“自传”。这是他考证的结论。\n　　胡适关于《红楼梦》问题上的观点在六十年代他给高阳信函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他说：
　　“我写了几万字的考证!差不多没说一句称颂《红楼梦》的话;我只说了一句，《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向，因为如此，《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此外，我没说一句从文学观点赞美《红楼梦》的话……我凭心静气的看法是：雪芹是个有天才而没有机会得着修养训练的文人—他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往来朋友、中国文学的背景等等，都没有给他一个可以得着文学的修养训练的机会，更没有给他一点思考或发展思想的机会(前函讥评的“破落户”旧王孙的诗，是曹雪芹的社会背景与文学背景)。在那个贫乏的思想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当然不会高明到哪儿去，《红楼梦》的文学造诣也当然不会高明那儿去。”[33]
　　俞平伯在《红楼梦简论》中说，《红楼梦》的“基本观念是‘色空’”，说《红楼梦》是作者“感叹身世的”，是“为十二钗作本传的”，是怀念“闺友闺情”的，是作者的“自叙”。[34]他所列举的作家“自云”的若干生活感情经历，都离不开作者的身世和“自传”，仿佛《红楼梦》不是一部博大精深的文学杰作，而是一本平淡无奇的家事纪实，如果确是如此“平淡无奇”，《红楼梦》的艺术世界何以如此感人至深。这是对《红楼梦》的艺术世界的贬低和曲解，而《红楼梦》问世以来，很长时间一直湮没在索隐抉微的泥潭里。[35]
　　《红楼梦研究》一书是俞平伯三十年来研究《红楼梦》的结晶;而《红楼梦简论》则又是这“结晶”的进一步提炼和加工，代表他最近对《红楼梦》研究的见解。在这些著作里俞平伯虽然对于旧红学家和新考证学派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当然也有一定的价值。但是，从《红楼梦研究》到《红楼梦简论》，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和方法基本上没有脱离旧红学家们的窠臼，并且与新考证派还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36]
　　“新红学”在研究《红楼梦》的开端，他们就是为了“消夏”，为了他们“琐屑”考证的趣味，因而在真正的文学评价上，“新红学”虽用了大量功夫考证作者曹雪芹或是斤斤计较于小说的细节，但是《红楼梦》博大精神的思想艺术，却是始终真的在“误读”或者完全没有读懂《红楼梦》的博大精深。
　　在对《红楼梦》的文学评价方面，俞平伯并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他说道：
　　“平心而论，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的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的反映。红楼梦底态度虽有上说的三层，但总不过是身世之感，即后来的忏悔了悟，以我从楔子里推想，亦并不能脱去东方思想的窠臼;不过因为旧欢难舍、身世飘零、悔恨无从，付诸一哭，于是发而为文章，以自怨自解。其作用亦不过破闷醒目，避世消愁而已。故红楼梦亦与中国的闲书性质相似，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
　　俞平伯的这段文字，也可以说是二十年代“新红学”对《红楼梦》的基本评价，它代表了他们的观点。[37]
　　由此我们看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兴起的“新红学”，虽然对《红楼梦》研究的某些方面有了重大发展，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与“旧红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研究的观点和方法上没有脱离“旧红学”的窠臼。不论是“新红学”还是“旧红学”都是在用唯心史观和机械论来研究《红楼梦》的。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就需要思想文化界有人能够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在批判“旧红学”和“新红学”的基础上，对《红楼梦》产生的社会背景、小说的艺术构思及人物塑造进行深入的分析，揭示出《红楼梦》深刻的思想性和完美的艺术性的基本特征，对《红楼梦》作出客观的评价，将“红学”研究推向正确发展的轨道。这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确立和发展的必然要求。
　　《红楼梦》诞生于十八世纪的中国，当时正是所谓康乾盛世的时候，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来分析，这时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中国南方的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封建专制统治空前发展，军机处的设置标志着中国君主专制统治发展到了顶峰。实行文字狱等文化专制政策，严厉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闭关锁国政策又严格限制与外部的交往，基本上隔断了中国与海外市场的联系。这些问题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正在走向衰落。
　　正是在封建的经济基础出现了瓦解的征兆，上层建筑领域的君主专制统治也已日益腐朽的情况下，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意识形态(文学艺术)中才出现了《红楼梦》这样的巨著。作者曹雪芹通过文学艺术的手法塑造了具有民主主义思想色彩的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同封建礼教进行抗争的叛逆者的形象，描写了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走向崩溃的过程，揭示了腐朽的封建社会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因而要研究《红楼梦》，就要从这部小说产生的背景，也就是当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中来进行考察，将小说中的主人公放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来进行审视，才能正确理解作者塑造的人物形象，准确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发掘出典型人物的深刻内涵，体味到小说的美学真谛，洞悉作者的用心和深意。
　　可是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界还没有出现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来研究《红楼梦》的作品。不论是“旧红学”还是“新红学”都是用唯心论或机械论的观点来研究的，而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在《红楼梦》的研究中占着主流地位。
　　由于《红楼梦》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社会上也影响深远。因而清除胡适的唯心论思想是首先从批判他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观点开始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希凡、蓝翎两个“小人物”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来研究《红楼梦》的文章才成为这次批判《红楼梦》研究的导火线。

三、两个“小人物”的文章成为《红楼梦》研究批判的导火线。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对《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批判是从李希凡、蓝翎这两个“小人物”的文章引发的。
　　李希凡出生于破落的“小康”之家，少年时曾在华宝西服店当过学徒，也在白纸坊印刷厂作过徒工，后来又流落石家庄，在剧团里面打杂。全国解放前夕在青岛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军后，共产党送他上了大学。一九五三年他于山东大学毕业后，又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蓝翎和李希凡是同学，一九五三年山东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师大工农速成中学当教员。[38]
　　其实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对我国的古典文学名著进行分析研究，拨除在文学研究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李希凡在读大学期间就有这个想法。在大学读书期间，李希凡就读了不少当代学者有关四部古典小说的评论和研究专著，对他们的解析评价，很有些不同看法。他认为应当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来重新评价我国的文学遗产。
　　至于说到对俞平伯以至胡适的红学观点和古典文学见解有不同的看法，在李希凡上大学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九五二年教学改革时，李希凡就写过小字报，提出意见，认为当时的文学史讲学中，不少是胡适观点。当时全国解放不久，党的威信很高，很多教师在政治上虽然倾向进步，拥护共产党，但学术思想上，还是受资产阶级的影响比较多，特别是古典文学的教学中，胡适的影响还不小。课程内容，总是讲考证多，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作品内容，引导学生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倾向，以及分析作品的艺术成就，比较少。可以说，真正能说出《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成就的，几乎没有。这使他很不满意。[39]
　　大学毕业前夕，课程已经学完，正好有一段空闲时间，这时又有查阅资料的便利，李希凡想从《水浒》开始，尝试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来对我国的古典文学名著进行分析和评论，为此已经酝酿了几个要写的题目。恰好这个时候，李希凡从一九五三年一月号《历史教学》上读到了著名历史学家张政烺的《宋江考》。他阅后认为，张政烺对历史人物宋江的考证，特别是他在“宋江不征方腊”的史实考证上，是颇具说服力的，的确是一篇很好的考证文章。但是，张政烺从史实考证上否定了《水浒》的文学创作，忽视了中国历史文学的复杂现象，看不到《水浒》所反映的千军万马的大起义，虽不是对宋江三十六人考证的历史史实的真实，却曾是中国历史发展中被压迫农民数十次大起义推翻封建王朝历史真实和文学创作的“艺术真实”， 则是作者认识的局限。当然，《水浒》不只写了起义的英雄斗争，还写了他们妥协投降的失败悲剧。
　　于是，李希凡就这一问题写了一篇和张政烺商榷的文章，题名为《略谈〈水浒〉评价问题》，随后又写了《谈豹子头林冲》、《〈水浒〉作者和〈水浒〉的长篇结构》、《论金圣叹的批改〈水浒〉》，也都是和《水浒》研究专家们讨论问题的。[40]
　　在写成了这几篇文章的草稿后，由于面临毕业分配，李希凡就再没有时间对文章进行修改了，只好暂时放起来。李希凡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期间，由于课程紧张，也没有时间对这些草稿进一步加工润色。直到一九五四年寒假期间，李希凡才有机会将这些文章修改定稿。他将与张政烺商榷的文稿挂号寄给了山东大学《文史哲》的责任编辑葛懋春，另一篇《谈豹子头林冲》则寄给了《人民文学》或《文艺学习》。后来，《关于〈水浒传〉评价问题》发表在《文史哲》一九五四年第四期上，而《谈豹子头林冲》发表在一九五四年第五期《文艺学习》上。这无疑给了李希凡很大的鼓励。[41]
　　在关于《水浒》评论的稿子完成后，李希凡尝试着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对我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继续进行分析和研究。恰巧这个时候，李希凡在图书馆偶然翻阅杂志，看到了《新建设》(一九五四年三月号)上发表的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觉得他的“自叙”说并没有太大变化，心里又有点冲动，一股激情油然而生，想以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为突破口，阐述自己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来对《红楼梦》进行研究的基本观点。
　　李希凡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蓝翎，在对《红楼梦》的评价上，他们谈得很默契，于是就商量着一块撰写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李希凡为什么和蓝翎合作撰写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呢?据李希凡后来回忆说，他们本来是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同学，毕业后都在北京，他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蓝翎在北师大工农速成中学当语文教员，平时又有来往，虽然友情不是最好，但是在文学和理论方面，还是他们两个最谈得来，而且观点也比较接近。这就是他们合作的基础。
　　在李希凡的提议下，蓝翎同意和他合作撰写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他们议定要写三篇文章，第一篇是针对《红楼梦简论》的;第二篇是《评〈红楼梦研究〉》;第三篇是想从胡适《红楼梦考证》到俞平伯的《红楼梦辨》，看“自传”说与“自叙”说是如何演变的。对“新红学派”“反现实主义”的种种说法加以分析和评论。他们在认真讨论的基础上，又拟定了写作提纲。[42]
　　一九五四年三月下旬，蓝翎写好了评《红楼梦简论》的初稿。李希凡看后认为，初稿语言文字都很流畅，观点也都说明白了，但对问题缺少论述，而且幽默讽刺的笔墨较多。李希凡是搞理论的，不大喜欢这样的论争方式，就在蓝翎起草的初稿的基础上，用了三周左右，于一九五四年四月中旬完成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二稿。四月底，蓝翎在李希凡改写的二稿的基础上，完成了文章三稿的缮清修改。在蓝翎三稿送来后，李希凡又改了一些地方，并将题目改定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据李希凡说，之所以改为这个题目，无非是预告还有后文。
　　由于李希凡是《文艺报》的通讯员，因而在酝酿此文的过程中，他曾写过一封信给《文艺报》通讯组，信中表示要写一篇对俞平伯“红学”观点有不同意见的文章，能否开展讨论，《文艺报》未回信。这个时候他恰好收到了一九五四年第四期《文史哲》及该刊责任编辑葛懋春的信，李希凡想既然《文艺报》对他三月下旬询问可否发表批俞文章的信没有给予答复，而自己的母校—山东大学不会论资排辈，华岗校长也一直主张学术争鸣，自己批评张政烺的文章又刚刚在一九五四年第四期《文史哲》上发表，批评俞平伯的文章也有可能在这里发表，因而在五月四日就以李、蓝联名的方式致信葛懋春，将这篇文章寄给了《文史哲》。[43]
　　关于第二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的写作，在一九五四年暑假前李希凡就和蓝翎商量好了。暑假期间，蓝翎住在李希凡的老家通州，两人合作撰写这篇文章。蓝翎住了不到十天，在起草完这篇文章的初稿后，就回山东单县老家探亲去了，由李希凡对文章作进一步修改和补充。
　　在改写《评〈红楼梦研究〉》二稿时，针对从“索隐派”到“新红学派”，始终不把《红楼梦》作为艺术创作来评价，李希凡强调了产生《红楼梦》和贾宝玉叛逆形象的时代背景，强调了贾宝玉叛逆形象的新人的特征，并用现实主义文学观批评“新红学”的所谓“自然主义”说，以及他们用“主观的”唯心的琐细的考证，扭曲了这部伟大杰作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该文首先着眼于《红楼梦》对封建阶级的统治及其上层建筑的揭露与批判，高度赞赏《红楼梦》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批评“新红学派”看不到对封建末世贵族统治的腐败、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以及意识形态、等级观念渗透在人物形象性格中的多彩多恣的表现，概括和描绘的多么真实和深刻。李希凡按照自己对明清启蒙思潮的理解，结合贾宝玉的性格表现，提出了“贾宝玉不是畸形儿，他是当时转换着的社会中即将出现的新人的萌芽，在他的性格里反映着个性的觉醒”。无论胡适还是俞平伯，他们用那种考证方法来评价文学作品《红楼梦》，永远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对《红楼梦》民族化集大成的底蕴作出正确的评价。不过，尽管李、蓝二人把俞平伯的红学观与胡适的思想联系起来，文中还是说了一句：“俞平伯先生这样评价《红楼梦》也许和胡适的目的不同，但其效果却是一致的。”希望这样把俞平伯和胡适从政治上区分开来。
　　暑假结束，蓝翎由老家回京，在李希凡改写的二稿的基础上，又作了若干修改，抄写后寄《文学遗产》。[44]
　　一九五四年九月，《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文史哲》一九五四年第九期发表。[45]当时，几乎没有人能够想到，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成为批判《红楼梦》研究的导火线。

四、两个“小人物”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文章在发表或转载问题上遇到的三重障碍。

　　前面我们介绍了李希凡、蓝翎写作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情况。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两篇文章在发表或转载过程中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我们把在发表或转载过程中遇到的强大阻力，称之为三重障碍。下面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
　　1、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在发表或转载上遇到的第一道障碍—《文艺报》编者对李希凡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询问信“置之不理”。
　　《文艺报》编者对李希凡写的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询问信“置之不理”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的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由于李希凡是《文艺报》的通信员，因而在《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起草阶段，他就致信《文艺报》通信组，问要写一篇对俞平伯“红学”有不同意见的文章，能否开展讨论?对于李希凡的询问，《文艺报》编者并没有回信表示意见。[46]
　　《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定稿后，由于没有得到《文艺报》的回信，这时李希凡写的批评张政烺《水浒传》研究的文章，又刚刚在一九五四年《文史哲》第四期上发表了，因而李希凡、蓝翎就将这篇文章寄给了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文史哲》在一九五四年第九期上发表了这篇文章。
　　如果没有人提起，李希凡给《文艺报》写信的事可能不会引起注意，就此过去了。可是这个时候邓拓却问起了这件事，这才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九月中旬，李希凡接到蓝翎的一个电话，说《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要找他们了解一下《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情况，还说他昨天已被找去谈过一次。
　　关于邓拓找蓝翎谈话的情况，据蓝翎后来回忆道：“(当时邓拓问：)‘你们都在北京，为什么写了文章拿到青岛发表?是不是遇到什么阻力?’蓝答：‘山东大学是母校，《文史哲》是学报，编委都是我们的老师。有一位负责日常编务工作的编辑，是历史系刚毕业不久的校友葛懋春，李希凡同他熟悉，把稿子寄给他了。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李希凡是《文艺报》的通讯员，曾写信问该刊负责通联工作的杨志一可不可以寄去，但没有得到回信。别的刊物没认识的人，寄去怕得不到及时处理。’”[47]
　　这次邓拓问起他们写文章的情况，李希凡知道蓝翎大概已谈过了，没有多说，只说了在大学学习的感受，认为大学文科受胡适影响很大，老师们还不大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评价作品，我们对四部古典小说研究现状不大满意，琐细考证太多，对古典文学作品总是作唯心主义的解释，不注意它们的现实主义成就，无助于读者对作品的理解。
　　邓拓认为他们这些看法很好，突然问起，你们写这篇文章为什么不在北京报刊上发表呢?李希凡不知道他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据实回答，问过《文艺报》，他们没有答复。因为他和母校校刊《文史哲》有联系，又刚在第四期上发表了文章，所以就寄给校刊了。
　　李希凡和蓝翎走出报社后，就问蓝翎，邓拓问《文艺报》的事干什么?蓝翎说，他昨天约我来时就问过这件事，因为是你经手，我说不清，夜里你那里的电话也打不通，找不到你。[48]
　　邓拓是怎么要问起这个问题的呢?从相关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因为一九五四年《文史哲》第九期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后，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于是邓拓才去找该文的作者李希凡、蓝翎了解情况的。邓拓还讲过是从山东大学，也就是文章发表园地《文史哲》找到他们的。[49]由此看来，是毛泽东委托邓拓调查文章的写作及发表情况的。
　　后来在发动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后，《文艺报》的人员还对李希凡致《文艺报》通讯组询问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的信到底是不是存在表示怀疑，就是事隔多年也不放过，而有些翻案者还想通过否定李希凡给《文艺报》写信这件事来趁机否定当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正当性。这真是用心良苦，枉费心机。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在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进行批判后，在东总布胡同作家协会会议室，十一月十五日《文艺报》编辑部也召开了一次由中青年古典文学研究者参加的征求意见会，李希凡和蓝翎也在邀请之列。开会之前，《文艺报》几位年轻人唐因、唐大成、侯敏泽、杨犁把李希凡找到院子里，询问李希凡在写《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时写信给《文艺报》的情况。李希凡后来回忆说，不管他们的态度多好，但他们的口气和疑问的神气，都使我很不高兴，那意思是怀疑没有这件事，是我有意告状。我实话实说，的确写过这封信，而且是在邓拓同志追问下，才据实回答，也只说了一句，写过信没有答复，并无告状之意。话不投机，最后双方是不欢而散。[50]
　　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完。直到文革结束后，《文艺报》的这四位人士还念念不忘这件事，在一九七九年第四次文代会期间，又翻出了陈年老账，他们又以《简报》公开信的形式，要求李希凡公开回答这个问题。李希凡说自己“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回答也很不客气”，于是他反问《文艺报》那四位人士：你们《文艺报》敢说对所有人的投稿和信件都有有问必答的“回信”吗?他们无言以对。这四位人士的质疑和李希凡的答复分别在两期“会议简报”上刊出。[51]
　　这里关键的是李希凡给《文艺报》通讯组的这封信后来找不到了，因而难以从“实物”上来对他们予以反驳，让他们信服。而让李希凡不满意的是，既然《文艺报》无法提供可靠的来信登记文件(或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建立过)，又怎么能够无端怀疑乃至否定他致《文艺报》通讯组的这封信呢?既然是要弄清写信的情况，为什么只是《文艺报》这四位并非通讯组的人士出头，而不让《文艺报》通信组的人特别是与他联络的杨志一(李希凡的致信人杨志一始终未能露面)参加，给他们当面说清的机会呢?
　　其实，后来李希凡也曾分析过这封信的结局问题。他认为这封信是被看过后处理掉了，因为这毕竟不是正式稿件而只是一封探询信，后来的调查自然也就无法找到那“探询信”的踪影。就他这老编辑来说，那时连名家的信函都回信后随手处理，不懂得保存。他在随笔《我仅存的两封名家信函》一文中曾讲到，周扬和叶圣陶的两封信，只是因为夹在两本旧书里才幸而留存的。
　　他回忆说：“一个初学写作才写信或投稿给报刊编辑部，没有答复和退稿的，大概多数人都有这个经历。就我来说，在上学时，至少被人退过十几次稿，我给《文艺报》写信，也不是每一次都回的。”他又进一步谈到了自己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四年做《文艺报》通讯员的情况。他说：“我都(按《文艺报》的要求)定期汇报，写过十几封信，寄过四篇稿件(均未采用，且我那篇谈金圣叹的文章索要多次，终未退稿)，只收到通讯组杨志一的一封退稿信(谈的是我关于丁玲小说的文章)，其余都是‘置之不理’”。他又深有感触地说，自己曾在《人民日报》做过三十余年编辑，对报刊编辑部如何处理堆积如山的稿件信件是很清楚的。读者或作者的来信看过之后，要“置之不理”的随手就处理了!坦率地讲，每稿必退，每信必回，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任何一个报刊编辑部都是做不到的。[52]应该说，李希凡的这个分析是有说服力的。
　　文革结束后，有些人想为毛泽东一九五四年发动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进行翻案，为此还写了不少文章和著作。有人还对一九五四年李希凡就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是否写过致《文艺报》的询问信进行质疑，将《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这两篇文章的写作时间相混淆，甚至得出李希凡、蓝翎写的《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是《文史哲》的“约稿”的结论，意图从根儿上否定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所涉史实的真实性，说明毛泽东在信中表达的不满和批评，源于毫无根据的误传误判，想以此来否定当年发动的这场批判运动的正当性。当然这是难以得逞的。[53]
　　曾经倡导并参与起草这两篇文章的李希凡，以当事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就写过《李希凡驳〈“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密〉》(载二○一二年四月十一日《中华读书报》)和《李希凡再驳〈王学典：拿出1954年历史文献中的“证据”来〉》(载二○一二年五月九日《中华读书报》)两篇文章，引证了详实的历史文献资料，通过对亲身经历的叙说，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的视野，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当年发起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使这段史实重现天日，给这些翻案者以有力的反击。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革命文艺理论的忠诚是令人赞赏的。
　　《文艺报》编者对李希凡那封探询信的处理，到底是一个偶然性的失误，还是必然性的结局呢?只要弄清了《文艺报》编者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态度，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那么，《文艺报》编者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五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九期有一篇向读者推荐俞平伯著作《红楼梦研究》的评介文章，文章说：“过去所有红学家都戴了有色眼镜，做了许多索引，全是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红楼梦研究》一书做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功绩。”[54]
　　从这里可以看出，《文艺报》编者对俞平伯在红学上的贡献给予热情赞扬，高度肯定了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观点。
　　这就不禁使人发问，此前《文艺报》编者对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究竟是什么态度呢?
　　一九五二年间，白盾曾经寄给《文艺报》编辑部一篇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红楼梦〉是怨而不怒的么?》，《文艺报》编辑部不仅没有发表这篇文章，还在当年十一月间给白盾发的退稿信中正面肯定了俞平伯的红学观点。据白盾后来回忆说：“我记得他们说了大致是这样的话：《红楼梦研究》基本上是优点多于缺点;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研究很有贡献;文中所指出来的缺点，在目前一般读者的思想水平已有提高的情况下，人们‘自会分清’，所以用不着批评，‘希望继续研究’。”(见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55]
　　由此可以看到，《文艺报》编者对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的，就是从文艺批评的角度上看，他们也是拒绝发表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的。这篇批评俞平伯的文章直到在批判《红楼梦》研究的运动发起后，才于十一月十五日在《人民日报》发表。[56]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文艺报》编者对李希凡发出的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询问信“置之不理”决不是偶然的，这是与他们对俞平伯的红学观点持肯定态度密切相关的。他们不仅没有认识到俞平伯在红学研究中出现的严重错误，与俞平伯在红学观点上存在着共鸣，而且还利用职权，违背文艺批评的基本原则，压制“小人物“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俞平伯的红学研究进行批评的文章。这就不能不让人深思《文艺报》编者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的问题了，由此也就可以看到《文艺报》编辑部存在的问题是多么严重!这是在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问题上遇到的第一道障碍。
　　2、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在发表或转载问题上遇到的第二道障碍—《人民日报》编辑部“婉言回绝”转载李希凡、蓝翎写成的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
　　山东大学学报一九五四年第九期《文史哲》在发表了李希凡、蓝翎起草的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的文章—《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后，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响呢?
　　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九月中旬，当时担任中宣部电影处副处长的江青向《人民日报》提出是否可以转载，主持《人民日报》工作的邓拓等婉言回绝。后来商定由《文艺报》转载。
　　这件事在十月十六日毛泽东给中央领导及相关同志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也有所反映。毛泽东在信中说：“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57]
　　信中的“有人”显然是指江青，“某些人”是指邓拓等人。毛泽东在信中明确指出了《人民日报》没有转载李希凡、蓝翎文章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又点明了在难以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双方只好妥协，由《文艺报》转载此文。
　　江青作为中宣部文艺处的副处长，发现了这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向《人民日报》编辑部建议转载此文，不仅在组织程序上是允许的，这也是她的职责所在，表现出她思想的敏锐性。这是值得赞赏的。而主持报社工作的邓拓等人却以“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为由予以“婉言回绝”，最后才不得已由《文艺报》转载此文，则是发人深思的。
　　这里就不禁使我们产生疑问：主持《人民日报》工作的同志，为什么这么轻视“小人物的文章”呢?是否转载文章的标准应该是文章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不是这个人的身份和地位。因而这样的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至于“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则更是让人匪夷所思了。《人民日报》是共产党的喉舌，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报的义务和责任。当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观点在《红楼梦》研究中一统天下的情况下，李希凡、蓝翎显然不仅仅是单纯进行自由的学术辩论，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红楼梦》，批评了俞平伯红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写出了有说服力的文章，这是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占领红学研究阵地的一次尝试。可是令人惊异的是这种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进行红学研究的新生力量非但得不到《人民日报》的支持，反而还对转载他们的文章“婉言回绝”，我们不禁要问：主持《人民日报》社工作的相关同志的政治敏锐性和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到哪里去了呢?
　　但是在《人民日报》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上，李希凡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却有着另一番回忆，他说《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确实让他们修改过这篇文章，说是准备由《人民日报》转载。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蓝翎给李希凡打电话说，邓拓让他们修改《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星期一要改好，是《人民日报》要转载。因而他要李希凡即刻进城修改文章(当时李希凡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当天下午，李希凡就到了蓝翎处。蓝翎还告诉李希凡，邓拓说：你们尽量发挥，把你们的看法都写出来。他们讨论了一下午，都是议论如何突出和展开此文的主要论点，并准备夜战，一夜完成它。这是在《人民日报》已排出的文章“大样”上进行的修改。原稿是九千多字，这一改，涨成了一万二千字。第二天清晨，他们一起将改好的稿子送到了《人民日报》社。可是《人民日报》最终并没有转载他们的这篇文章。李希凡后来也说：“其实，这是我们的‘妄想’，哪知当时内部矛盾那么尖锐!”[58]
　　从李希凡的回忆可以看出，当时《人民日报》社确实有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意向，否则邓拓是不会让他们修改这篇文章的，而且还催得那样急!但是从这篇文章最终没有在《人民日报》转载来看，当时在是否转载这篇文章上存在着尖锐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存在于《人民日报》编辑部内部，还是《人民日报》与上级主管部门之间呢?
　　据二○一一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上册)记载：9月中旬，江青到人民日报社提出，要《人民日报》转载《文史哲》批评俞平伯的文章。经中央宣传部、人民日报社负责人研究，由党中央机关报刊登这样引起学术争论的文章不太适宜，商定由中国文联主办的《文艺报》转载。[59]
　　由此看来《人民日报》对转载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婉言回绝”，并不仅仅是《人民日报》编辑部自己的意见，中宣部相关领导参与了这样的决策。
　　从我们发现的文献资料中，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及相关人士对此是有不同意见的。
　　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与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出版的《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中是这样记载的：9月中旬一天下午，江青同志亲自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找来周扬、邓拓、林默涵、邵荃麟、冯雪峰、何其芳等人，说明毛主席很重视这篇文章。她提出《人民日报》应该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周扬、邓拓一伙竟然以“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种种理由，拒绝在《人民日报》转载，只允许在《文艺报》转载，竟敢公然抗拒毛主席的指示，保护资产阶级“权威”。
　　9月，江青同志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之后，以周扬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阻挠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周扬指责《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很粗糙，态度也不好”，林默涵、何其芳则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60]
　　在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作协古典文学部召开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座谈会上，何其芳曾嘲讽李希凡、蓝翎的这篇文章不过是在讲“马克思主义的常识”。[61]
　　虽然《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用的是当时文革时的通用语言，但是却也反映了一些史实。我们从以上两则史料中可以看到，周扬、林默涵、何其芳及相关人士并不看重这篇文章，而且还有着不同看法。当时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在思想文化领域具有严重影响的情况下，出现了这篇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的文章，特别是在江青已经说明毛泽东非常重视这篇文章的情况下，他们不仅没有给予支持和鼓励，还拒绝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又冷言相加，说它平淡无味，没有什么意义，挑它的毛病。我们不禁要问，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的敏锐洞察力到底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这样看来，在江青建议《人民日报》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后，当时《人民日报》确实有转载的意向，但是最终还是因为在是否转载这篇文章上报社内外及其上级主管部门之间存在严重分歧而作罢。尽管邓拓当时授意李希凡、蓝翎修改这篇文章，有转载这篇文章的意向，但是后来在《人民日报》最终迫于重大压力而拒绝转载这篇文章的问题上，作为《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邓拓还是具有难以推卸的责任的。这也成为他在一九五七年被免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重要背景之一。
　　《人民日报》编辑部在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消极态度还表现在李希凡工作的调动上。
　　文章的第二作者蓝翎在调到《人民日报》工作上还算比较顺利，但是该文起草的倡议人及第一作者李希凡的工作调动却让人颇感蹊跷。
　　李希凡早在十月二十四日就给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写信，申请中断学业，调到文学研究所工作。为此事周扬还专门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说文学研究所不是战斗岗位，还是到《人民日报》。十月二十六日周扬就将工作调动的事写信告诉了李希凡。由于李希凡在《人民日报》社写文章，在十二月底回人民大学之前一直没有见到周扬的信，因而不知道毛泽东已经决定把他调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了。他只是从朋友口中听说了自己调到《人民日报》社工作的事，《人民日报》社的领导又从来没有跟他谈过这件事，因而不知道真假，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
　　在批判《红楼梦》研究的运动开展后，《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表示还有几篇批评俞平伯的文章要写，让人给李希凡所在的人民大学发了借调函，但是迟迟却不给他办理正式调入手续，也没有找李希凡谈过话，就连年末按报社惯例召集新调来的人员招待一次晚餐的名单里也没有李希凡。这样李希凡虽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直到十二月份也没有人给他办理正式调入手续，他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还通知他回去参加考式。
　　更为意外的是，在李希凡还不是《人民日报》社正式工作人员的情况下，却被上级定为全国政协委员，作为《人民日报》社的代表参加二届全国政协会议，并通过《人民日报》社人事处将参加二届全国政协会议的通知、委员证及相关材料交给李希凡。[62]此中原因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这样围绕《人民日报》是否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问题上产生的分歧，就成为这篇文章发表或转载过程中遇到的第二道障碍。
　　3、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在发表或转载上遇到的第三道障碍—表现在《文艺报》编者为转载李希凡、蓝翎写成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光明日报》为发表他们的《评〈红楼梦研究〉》起草的编者按上。
　　从前文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到，在主持《人民日报》社工作的邓拓等人“婉言回绝”江青由《人民日报》转载《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后，双方达到妥协，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
　　一九五四年九月底，《文艺报》主编冯雪峰约见李希凡、蓝翎，告诉他们将由《文艺报》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见面前一天，蓝翎给李希凡来电话说，《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找到了他，说他们在《文史哲》上发表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要由《文艺报》转载，寄《文学遗产》的《评〈红楼梦研究〉》，也要发表。还说明天晚上《文艺报》主编冯雪峰要和他们谈谈，要李希凡第二天七点钟前赶到东总布胡同中国作家协会《文学遗产》编辑部即可，《文学遗产》主编陈翔鹤带他们去见冯雪峰。
　　见面后，谈到正题，冯雪峰说：《文艺报》要转载你们的文章，你们的文章还有些粗糙，没写好的地方，我要给你们改一改，发表时还要加个编者按。陈翔鹤说：《文艺报》转载你们的文章后，《文学遗产》就发表你们的《评〈红楼梦〉研究》。
　　《文艺报》第十八期转载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出刊时间不是在九月底而是延后到十月上旬)，十月十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评〈红楼梦研究〉》。[63]
　　尽管经历了那么多波折，我们看到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文章终于在《文艺报》和《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上先后转载和发表了出来。虽然转载或发表了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文章，但是《文艺报》和《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编辑部在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问题上的立场还是通过他们起草的编者按表现了出来。
　　既然编者按反映出编辑部在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上的立场和态度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文艺报》和《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编辑部到底起草了什么样的编者按呢?
　　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与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出版的《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中是这样记载的：《文艺报》转载(《关于〈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加了一个“编者按”，依然采取保护资产阶级“权威”，贬抑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恶劣态度。这条按语是冯雪峰写的，经过旧中宣部批准，林默涵曾赞扬：“这样比较客观一些。”[64]
　　由此看来，《文艺报》的编者按是其主编冯雪峰起草，又经过上级主管部门中宣部批准的，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对此还持赞赏态度。这个编者按在《文艺报》第十八期上发表后，毛泽东曾经看过，并写下评注。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毛泽东看了这一期《文艺报》，并在编者按旁写下批语。毛泽东使用了一些尖锐的语言，显然是对编者按、特别是它对青年人的态度很不满意。
　　编者按说：“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毛泽东在“试着”二字旁画了两道线，批了两句话：“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
　　编者按说：“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毛泽东旁批：“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
　　编者按还说：转载这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毛泽东在这些话的旁边画了两道线，打了一个问号，批了两句话：“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65]
　　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作者署名“李希凡、蓝翎”旁边，毛泽东批注：“青年团员，一个二十三岁，一个廿六岁。”[66]
　　从毛泽东的批语中可以看到，他对《文艺报》编者按是很不满意的。毫无疑问，作为红学研究权威的俞平伯，当然是一位“大人物”，而李希凡、蓝翎不过是两位“小人物”。因而这位“大人物”即使是用唯心史观来研究《红楼梦》，并且存在不少问题，编者按也没有表明态度，提出批判其错误思想的问题，却对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研究《红楼梦》，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两位二十多岁的青年作者写成的“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仍然认为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表现出《文艺报》编者在对待用唯心史观来研究红学的“大人物”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红学的两个“小人物”之间的不同态度。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不满了。
　　后来经毛泽东审阅的袁水拍起草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从一九五四年《文艺报》发表文章所加编者按的统计中来对《文艺报》编者提出质问：
　　“我们有理由向《文艺报》的编者要求公平地对待它所刊登的文章。然而，我们就以今年已经出版的十九期《文艺报》来看，其中发表的大小文章不下五百篇，编者加了按语的只有十三篇，在这十三条按语中，有十二条都只有支持或称赞的话;独独在转载李希凡、蓝翎两位所写的这一篇文章的时候，编者却赶紧向读者表明‘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至于有哪些缺点，编者并没有指出，不过是‘显然’存在罢了。”[67]
　　由此可以看到，《文艺报》编者对他们发表的不下五百篇文章中，只有十三篇文章加了编者按。其中十二个编者按是支持和称赞的话，唯独对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所加的编者按，特意指出了文章的缺点和不足，却又没有指出这些缺点和不足的具体表现。本来李希凡、蓝翎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红楼梦》方面开了一个新风，他们的文章已经是“很成熟的文章”，但是《文艺报》的编者不是对此加以支持和鼓励，起码给予公平地对待，反而却在编者按中对文章的缺点“决不饶过”，这不由得使我们发问，《文艺报》编者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去了呢?
　　下面我们再来对《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进行分析。
　　十月十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并在文前加了编者按。
　　《红楼梦研究》，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在一九五二年修订再版时改用的书名。《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说：“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地进行，而且也急待展开。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又与此文相关的一篇‘关于《〈红楼梦〉简论》’的文章业已在第十八期《文艺报》上转载，也可供大家研究。”
　　毛泽东针对编者按中“试图”，“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和“供参考”这三个提法，用质问的口气写了几句批注：“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
　　在李希凡、蓝翎文章中有一段话：“贾氏的衰败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贾氏家族兴衰的命运，而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毛泽东批道：“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在李希凡、蓝翎文章中有一段话：“这样的豪华享受，单依靠向农民索取地租还不能维持，唯一的出路只有大量的借高利贷，因而它的经济基础必然要走向崩溃。”毛泽东在这段话旁划了竖线，打了一个问号，批道：“这一点讲得有缺点。”
　　在李希凡、蓝翎文章的最后一段说：“俞平伯先生这样评价《红楼梦》也许和胡适的目的不同，但其效果却是一致的。即都是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否认《红楼梦》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会的人的悲剧，进而肯定《红楼梦》是个别家庭和个别人的悲剧，把《红楼梦》歪曲成为一部自然主义的写生的作品。这就是索隐派所企图达到的共同目标。《〈红楼梦〉研究》就是这种新索隐派的典型代表作品。”毛泽东在这段话旁批道：“这里写得有缺点，不应该替俞平伯开脱。”[68]
　　李、蓝文章引用了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的一段话：“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好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毛泽东在“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和“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两句旁分别划了竖线，批了一句话：“这就是胡适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这样，就把俞平伯的观点直接同胡适的哲学思想联系起来了。[69]
　　从前文引用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主编陈翔鹤曾对李希凡、蓝翎说，《文艺报》转载他们的文章后，《文学遗产》就发表他们的《评〈红楼梦〉研究》。后来《光明日报》也确实是在《文艺报》第十八期转载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以后才发表《评〈红楼梦研究〉》的。[70]
　　从两个编者按的比较中可以看到，《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虽然没有批评两个青年作者，但是却说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上，他们“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这和《文艺报》的编者按简直如出一辙，显然是借鉴了《文艺报》编者按的写法。同时，这也可以从《文学遗产》主编陈翔鹤后来说《文艺报》是老大哥，我们只能跟着老大哥走的检讨中看到这一点。[71]
　　《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的编者按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从无产阶级文化战胜资产阶级文化的现实斗争出发，将两位青年作者的文章作为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古典文学的范例进行热情的表彰和推广，从正面予以肯定和支持，而是对他们的文章采取淡漠和谨慎的态度，瞻前顾后，看着《文艺报》编者的脸色行事。从这个角度上讲，《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的编者对李希凡、蓝翎写的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文章的态度也就一目了然了。
　　从毛泽东对《评〈红楼梦研究〉》的批注中可以看到，两位青年作者认为贾氏的衰败不过是当时整个封建社会走向衰败的历史征兆而已，《红楼梦》通过集中描写贾氏家族走向衰败的过程，来揭示出整个官僚地主阶级主导的封建社会最后必然走向崩溃的历史命运。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提得好，是应该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至于说贾氏经济基础的崩溃是由于其豪华享受，以及为了维持这种享受而不得不要借大量的高利贷，毛泽东在批注中指出“这一点讲得有缺点”。这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崩溃，并不仅仅是其奢侈腐化的问题，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在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内部，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是一种更先进的生产方式，代表着社会的发展方向，并从根本上瓦解了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李希凡、蓝翎没有从这个方面进行分析，当然是有缺点的。
　　对李希凡、蓝翎在文章中关于俞平伯与胡适思想的评论，毛泽东认为他们“写得有缺点，不应该替俞平伯开脱”。这是因为当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在文艺学术界尚占据着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就是要通过对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批判，使无产阶级思想文化能够占据领导地位。其码在《红楼梦》研究上，俞平伯的红学观点与胡适是一脉相承的。这样在胡适已经逃离大陆，而俞平伯的红学研究著作仍然流行的情况下，批判胡适在红学研究上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当然就以批判俞平伯的红学观点为切入口，由此展开对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批判，进而清算他宣扬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了。
　　我们还应注意到，毛泽东在这里说的俞平伯和胡适的一致性，不是指他们的政治态度问题，而是讲他们在思想文化上有共同之处。虽然俞平伯与胡适的政治态度不同(俞拥护共产党，而胡却反对共产党)，但是在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方面，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差异。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这种批判并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上的争论与批判，而在相当程度上又带有政治色彩。因为这种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在一定条件下就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腐蚀和瓦解的作用。因而对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批判，实质上就是对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批判，这种批判虽然是在学术领域内进行，却又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批判的是俞平伯的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是要把俞平伯本人怎么样，对他还是要采取团结态度的。
　　有人可能要问，从毛泽东的批注上看，李希凡、蓝翎写的《评〈红楼梦研究〉》不是没有缺点，就是他们写的前一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既然这样，为什么毛泽东却批评《文艺报》编者“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呢?
　　李希凡、蓝翎作为刚刚毕业不久的青年作者，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古典文学作品的时候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如果对他们的缺点和不足指出来，当然是可以的。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当李希凡、蓝翎运用马克思主义写出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文章后，他们不仅没有获得《文艺报》编者的支持和帮助，反而遭到了他们的冷遇和压制，而对于他们批评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文艺报》编者不仅没有指出其存在的错误思想，同时还对这种错误思想在相当程度上予以肯定，对批评这样的红学权威又持消极态度。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表明《文艺报》编者是站在了俞平伯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立场上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文艺报》编者对李希凡、蓝翎文章批评的动机和用心就不能不令人生疑了。这就是毛泽东对《文艺报》编者批评李希凡、蓝翎文章不满的原因。
　　从《文艺报》和《文学遗产》的两个编者按中可以看到，虽然两个编者按在对待李希凡、蓝翎文章的态度上略有不同(《文学遗产》编者按没有批评两个青年作者的文章)，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两个编者按还是一脉相承的。因为《文学遗产》的编者按就是仿照《文艺报》的编者按来撰写的。这两家报纸的编者不仅没有认识到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必要性，而且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撰写的批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文章的问题上，不是积极地支持和帮助，而是采取消极的态度。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强力支持，这些文章也不会在这两家报纸上予以转载和发表。由此也可以看到这两家报纸的编者在思想上存在的问题是多么的严重了。
　　从以上我们对李希凡、蓝翎的两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在发表或转载过程中遇到的三道障碍的回顾中可以看到，不论是《文艺报》、《文学遗产》，还是《人民日报》及其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在对待李希凡、蓝翎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撰写的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文章上，总的来说是大同小异的。他们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研究的阶级属性，却认为俞平伯用资产阶级唯心论来对《红楼梦》的阐释属于正常的学术研究，应该予以保护。而对李希凡、蓝翎写的批评俞平伯的文章，却是谨小慎微，没有积极、主动地给予支持和帮助，反而采取了种种限制措施。
　　这说明他们没有意识到过渡时期在无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斗争中，作为党的喉舌的报纸及其上级主管部门不仅要发现和培养无产阶级的文化新人，还要为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提供阵地。而当这样的文化新人出现后，他们不仅没有进行支持、鼓励和帮助，反而采取了种种压制措施，更进一步显示出这些报纸的编者及其上级主管部门领导的政治敏锐感又是何等的缺乏!他们没有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能够占领思想文化舆论阵地而斗争。正是由于这样，毛泽东才不得不给中央及负责宣传工作的领导干部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发动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

五、审时度势，毛泽东决定发动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李希凡、蓝翎运用马列主义观点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文章在克服了重重阻力后，终于发表或转载了。毛泽东从这重重阻力中认识到资产阶级唯心论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界还严重地存在着，这是与正在贯彻执行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相抵触的。因而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他才决定要在思想文化领域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不过是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一个突破口而已。
　　在分析毛泽东决定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毛泽东是如何认识《红楼梦》的。
　　1、毛泽东是如何评论《红楼梦》的?
　　毛泽东十分衷爱古典小说《红楼梦》，经常谈起《红楼梦》，不仅自己读，而且还时常推荐给别人读，直到晚年也是这样。《红楼梦》伴随了毛泽东的一生。他在读《红楼梦》的时候，将小说作为认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窗口，见微知著，运用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背景出发，抓住体现小说关键环节的纲领，通过对小说人物命运的揭示，进行势如破竹般地分析，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自己关于《红楼梦》的观点。
　　早在井冈山斗争之前，毛泽东就读过《红楼梦》，而且读得很仔细，对书中的内容、人物、故事情节等极为熟悉。
　　建国后，据当时给毛泽东管理图书的逄先知、徐中远等人回忆，在毛泽东藏书中就有20种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在我国的古典小说中，毛泽东读得遍数最多的就要算是《红楼梦》了。如果要问，毛泽东生前究竟读了多少遍《红楼梦》，这是他本人也很难说清楚的。[72]正是这种耳熟能详式的阅读，就为毛泽东评论《红楼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毛泽东在阅读《红楼梦》的时候，独辟溪径，善于抓住要点，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小说高屋建瓴地进行分析，提出自己关于红学的观点。茅盾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回忆录中就称赞说，毛泽东有一次在延安和他谈话时就《红楼梦》“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73]
　　下面这段谈话就比较集中地反映出了毛泽东的红学观点。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在北戴河，毛泽东找几个哲学工作者谈话。除了几个别的人，还有吴江、邵铁真、龚育之。根据龚育之当时的记录，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府，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来有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74]
　　我们看到，毛泽东说《红楼梦》他至少读了五遍，一开始是当故事读的，后来就当历史读。当历史读就要用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问题。他认为第四回中的“护官符”是全书的一个总纲。这是因为“护官符”揭示了官僚贵族之间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勾结起来欺压百姓的情况。四大家族是豪门世族，势力强大，况且姻缘相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政府官员只有在不触犯他们利益的基础上，才能稳稳当当地做官，否则的话，就会被罢官。因而叫“护官符”。官僚和贵族之间虽然有矛盾，但是那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在压迫人民维护统治阶级根本利益上他们则是一致的。
　　同时贾府内部也是这样。这里面有二、三十个统治者，三百多个奴隶，从主人与奴隶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中能够透射出封建社会的社情百态。因而在毛泽东看来，《红楼梦》全书，也就是一部四大家族衰败史。在四大家族中，《红楼梦》其实只写了一个家族—贾府。从一家看四家，从四家看代表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百千个“大族名患之家”。清代二知道人在《红楼梦说梦》一书里说得好：“太史公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然曹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从贾家的衰落，可以看到整个封建社会灭亡的必然。[75]
　　这样在分析贾府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时候，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才能真正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揭示出贾府内部乃至社会上出现的这些矛盾的根源。
　　至于对新旧红学的评价问题。蔡元培作为“旧红学”的代表，用小说中的人物去附会历史上实有的人物。比如说，“金陵十二钗”写的是明末清初江南的十二个名士(都是男的!)。这是荒唐的。因而毛泽东说：“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新红学”的代表胡适，批评了“旧红学”，在《红楼梦》作者和版本的考证上，确实做出了贡献，因而毛泽东说：“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但是“新红学”也是从历史唯心论的角度上来研究《红楼梦》的，又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红楼梦》的风格是“怨而不怒”。对此，毛泽东是有不同意见的。[76]
　　《红楼梦》这部古典名著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呢?毛泽东曾经对此作过分析和说明。
　　一九六二年一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十七世纪开始经过了好几百年的时候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候呢?那是中国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77]
　　由此看来，《红楼梦》产生于明清时期，当时中国社会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萌芽，《红楼梦》及其主人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毛泽东认为，曹雪芹及其作品《红楼梦》，同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一道体现了古代的“民主文学”传统。所谓民主性就是“不满意封建制度”，不满意封建制度对人的摧残，对宗法家庭中被迫害、被侮辱和被毁灭的人们，特别是妇女，表示了莫大的同情。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谈话中说，《红楼梦》是尊重女性的，贾宝玉是同情压迫的丫环的。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举行的核心小组会议上的谈话中还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例如对贾宝玉这个封建制度的逆子的描写，虽然他没有能够逃脱被压抑而最终走向虚无的悲剧性命运，但作者曹雪芹的民主倾向和萌生的深情希望渗透在字里行间。[78]
　　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是封建家族的逆子，并不说明曹雪芹主观上要反对封建制度。毛泽东说：“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这个分析，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话：“他就看出了他所心爱的贵族的必然衰落而描写了他们不配有更好的命运……，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之一。”[79]
　　毛泽东在这里揭示了曹雪芹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反差和矛盾，这种反差和矛盾导致了小说悲剧性的结局。这种悲剧性的结局，从根源上来说，就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两种力量的实力对比的差异所致，也就是说当时旧的封建反动势力虽然落后，却仍然力量强大，新兴的资本主义虽然代表了社会前进的方向，具有蓬勃发展的生命力，却仍然力量弱小造成的。
　　从艺术手法的借鉴上来说，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来源于《金瓶梅》。他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80]从艺术表现手法上来说，《红楼梦》虽然来源于《金瓶梅》，但是却将《金瓶梅》的淫秽一扫而空，使它塑造的人物流光异彩，栩栩如生，大大提高了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关于贾府衰败的原因，在《红楼梦》中冷子兴曾经作过评论。毛泽东有一次提到这一点。他说：《红楼梦》第二回上，冷子兴讲贾府“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讲得太过。探春也当过家，不过她是代理。但是贾家也就是这么垮下来的。冷子兴还说过，贾府这个大家庭“今日的儿孙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81]
　　其实，贾府衰败的根本原因还是要从当时的时代背景上来解释才能说得通。当时在封建社会内部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是一种先进的生产关系，瓦解着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代表着社会的前进方向，贾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走向衰败的。贾府的衰败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缩影。尽管曹雪芹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毛泽东在批注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评〈红楼梦研究〉》中已经指出了这一点。[82]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多次在谈话中说要把《红楼梦》当历史读，而且要反复读，因为《红楼梦》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百科全书式的小说，通过《红楼梦》可以形象地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生活。
　　在井冈山时，毛泽东就说过：《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环，这是一派，是好的。
　　到达延安后，毛泽东一次与身边同志谈：“还是要看《红楼梦》啊!那里写贪官污吏，写皇帝王爷，写大小地主和平民奴隶。大地主从小地主里冒出来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看了这本书就懂了什么是地主阶级，什么是封建社会。就会明白为什么要推翻它!”[83]
　　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就指出：“《红楼梦》这部书，现在许多人鄙视它，不愿提到它，其实《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84]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日，毛泽东又一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五遍才能有发言权哩。”接着又说：“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有一次，毛泽东游泳后在岸上休息，问身边的薛焰：“最近读过些什么书?你看过《红楼梦》吗?”薛焰回答说：“这是一本文艺书，我是搞公安的，没有看过。”毛泽东一听，便认真地对薛焰说：“搞公安就不要看?你知道里面有多少条人命案子呀!这是一部讲阶级斗争的书，应该看看，你最少要看上五遍才能搞清楚。”[85]
　　一九六一年毛泽东在同刘少奇等领导同志的一次谈话中，刘少奇说：《红楼梦》讲到很细致的封建社会情况。毛泽东也说：《红楼梦》“写的是细致的、很精细的社会历史。”一九六五年，毛泽东对他的表侄孙女说：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86]
　　一九八一年薄一波也曾写过这样一段回忆：“毛泽东同志对《红楼梦》有浓厚的兴趣，讲过这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他多次要大家读，说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你要不读《红楼梦》，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呢?”[87]
　　直到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时还说：“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吗?(许世友：看了，自从上次主席批评我，就全部都看了一遍。)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许世友：那没有看那么多，我还刚看一遍呢。一定坚持看下去。)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爱情—引者注)这些是掩盖它的。”“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88]
　　由此看来，毛泽东直到晚年仍然衷情于《红楼梦》，他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把《红楼梦》作为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窗口。他认为《红楼梦》主要写了封建大家庭的内部及其周围的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同形式的阶级斗争，因而他才要人们注意对贾府的人口作阶级的分析。三十多个主子，三百多个奴隶，他们之间既有鲜明的阶级分野，又处在极其复杂交错的人际关系之中。毛泽东要人们注意对书中令人瞩目的几十桩人命案件作阶级分析，这些人命案件也有不同的性质和情况，但都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残忍和罪恶。简单地贴阶级标贴是不能深入历史的，但分析历史、分析《红楼梦》描写的人物和事件的钥匙，的确是阶级分析。离开这个钥匙，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确不可能分析清楚。
　　同时，毛泽东注意的，也不止是阶级斗争。比如：
　　他注意到了《红楼梦》里反映出来的中国封建社会土地买卖的问题。他说过：我国很早以前就有土地买卖。“《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扬，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庭的瓦解和崩溃。”
　　他注意到《红楼梦》里反映出来的中国封建家长制的动摇。他说过：我国家长制度的不能巩固是早已开始了。“《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赞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
　　总之，把《红楼梦》当历史读，这是读小说的一个重要的视角，一个高明的视角。马克思主义者读《红楼梦》这样的小说，尤其不能忽视这个视角。恩格斯就是这样读小说的。他说过，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一八一六年至一八四八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列宁也是这样读小说的，他说过：“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这不就是把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小说当作历史读吗?[89]
　　毛泽东对《红楼梦》中人物的塑造和语言的运用也很欣赏。他认为《红楼梦》“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人物也写活了。”[90]
　　他多次谈到凤姐这个人物写得好。毛泽东对《红楼梦》中的主要内容，从场面描写到人物对话，从情节到结构，从人物到主题，甚至一些诗句、警语，以及大观园内的许多生活细节的描写，例如，像柳嫂子和秦显家的争夺厨房那几段的描写，贾琏从尤二姐那里回去的时候，说：“跨马认蹬而去”的话，等等，都记得很熟，常常脱口而出，自如引用。
　　毛泽东生前常同人谈起《红楼梦》一些细节的描写。如一九五一年同老同学周世钊的一次谈话中就谈到，贾宝玉吃饭穿衣都要丫头服侍，不能料理自己。林黛玉多愁善感，哭哭啼啼，住在潇湘馆，吐血，闹肺病。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同王洪文、张春桥的一次谈话中说，贾母一死，大家都哭，其实各有各的心事，各有各的目的。如果一样，就没有个性了。哭是共性，但伤心之处不同。我劝人们去看看柳嫂子同秦显家的争夺厨房那几段描写。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红楼梦》是读得很熟的。[91]
　　毛泽东还在文章和谈话中经常引用《红楼梦》中的故事和语言，并同我们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例如：在“三反”的时候，用“贾政做官”的故事，来教育共产党员干部警惕受人包围;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一日最高国务会议的结束语中，用王熙凤对刘姥姥说的“大有大的难处”来说明大国的事情也并不那么好办;在一九五七年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用王熙凤说过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来鼓励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在访苏的时候，用林黛玉说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来比喻国际形势;在一九五八年召开的成都会议上，用小红说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来说明聚散的辩证法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相互转化的”。毛泽东要求理论文章、政治演说也要注意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而引用中国文学作品的人物、故事、语言是途径之一。《红楼梦》大概是毛泽东最常引用的。这也是毛泽东读《红楼梦》的一个特点。[92]
　　除了阅读《红楼梦》原著外，毛泽东还精心阅读研究《红楼梦》的著作。在他阅读批注过的书籍中，至少还有三种研究《红楼梦》的著作：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二三年出版的俞平伯的著作《红楼梦辨》;棠棣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出版的周汝昌的著作《红楼梦新证》;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出版的何其芳的著作《论〈红楼梦〉》。[93]
　　这里既有“新红学”的著作，也有马克思主义者写的著作。不论是对《红楼梦》社会意义的认识上，还是对这部著作的评价上，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者在《红楼梦》研究的方向上是一致的，却与过去的“旧红学”和“新红学”截然不同。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批判地吸收他们著作中的精华，剔除其糟粕，将《红楼梦》看做是封建社会历史和阶级斗争的典型反映，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境地，将红学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至高点。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红楼梦》的阅读不仅贯穿了他的一生，而且他还多次推荐给别人阅读，要别人反复地读，至少读五遍以上才能发言。这说明他是极为珍爱《红楼梦》的。他把《红楼梦》当作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告诉人们阅读《红楼梦》是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窗口。阅读要有正确的方法，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从小说产生的时代背景中，通过对小说中的人物及其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分析，认识到这种关系背后存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以点带面，来解剖整个封建社会，从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走向衰败的历程中来认识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必然趋势。这才是小说中形形色色的悲剧性人物产生的社会根源。同时毛泽东还对这部小说的人物塑造、语言运用、诗歌创作等方面的点评也是多有创见。因而我们说他开创了红学研究的一代新风。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不仅对《红楼梦》非常熟悉，而且在认识上也是极为深刻的。这就为他敏锐发现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文章，并进而发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提供了有利条件。
　　2、见微知著，毛泽东透过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受阻的现象，进一步认识到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文艺界仍然占支配地位，因而批判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就成为文化领域进行斗争的主要目标。
　　通过前文的介绍我们知道，李希凡、蓝翎在《文史哲》第九期上发表了《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后，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这篇文章和后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评〈红楼梦研究〉》，杠杠、圈圈划满了全篇，还写了一些批注。[94]
　　为了弄清楚这篇文章的写作及发表过程，毛泽东还委托《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找到李希凡和蓝翎去了解情况。邓拓询问的很详细，对李希凡说是通过文章的发表园地山东大学《文史哲》找到他们的。[95]
　　毛泽东不仅认真阅读了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文章，就是对俞平伯的红学著作他也读过，以便弄清楚双方分歧的关键所在。他仔细阅读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和《红楼梦辨》(后重版时更名为《红楼梦研究》)。从保存下来的资料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上，差不多从头到尾都有批注、圈画，不少地方，除批注、画道道外，还画上了问号。后来，徐中远(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在整理毛泽东的图书时，有意识数了一下，他在这本书上画的问号一共有50多个。虽然这本书上的批注没有确切日期，但据徐中远考证，是毛泽东在五十年代读过的。[96]
　　毛泽东认为，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提出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思想领域里，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还是资产阶级观点来指导社会科学研究，而不单单是一个纯学术问题。所以，他才那么重视，抓住不放，要求引起全党注意。从两个青年人批评权威人物的文章受到冷遇和压制这件事情中，他认为党内存在着压制新生力量的情况，这是不能容许的。[97]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于十月十六日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这封信是写给中央及主管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人的，毛泽东在这封信的信封上写道：“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胡绳、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宾、邓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诸同志阅。退毛泽东。”
　　由于这封信对于研究批判《红楼梦》运动的重要性，我们全文引述如下：

　　各同志：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指李希凡、蓝翎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引者注)付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以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98]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把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推荐给中央及主管思想文化工作的负责人阅读，并称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这个评价是很高的，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表明毛泽东对于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是给予充分肯定和热烈支持的。这是因为李希凡、蓝翎走在了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红楼梦》的前列，在他们之前还没有人在报刊上发表过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接着，毛泽东介绍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在发表过程中遇到的重重障碍，由此认识到了这种斗争的艰巨性，因而他才说同“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毛泽东从李希凡、蓝翎文章所受压制和冷遇中看到了文艺界党的某些领导人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是在思想上作了资产阶级的俘虏;二是包庇“大人物”，压制“小人物”。将这种现象与电影《清宫秘史》、《武训传》的出现及在批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就可以发现在思想文化界存在的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这说明在这个领域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仍然占有支配地位，无产阶级尚未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因而毛泽东才提醒中央领导及思想文化界的相关负责同志要注意到这种状况的严峻性。当然，毛泽东在信中还表示，对于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方针，批判的是他们的思想观点，而对他们本人还是要采取团结态度的。
　　《文艺报》编者一开始就对李希凡、蓝翎询问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信置之不理，而后在转发《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时仍然加写了那样的编者按，这样《文艺报》编者在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上的态度就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在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的指导下，袁水拍起草了《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十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审阅了这篇文章，加写了一段文字，并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随即批示：“即送人民日报邓拓同志照此发表。”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
　　从前文我们引用的资料中知道，在李希凡、蓝翎写批评俞平伯的文章之前，白盾也曾写过这样的批评文章，但是却被《文艺报》退稿，退稿信中还从正面肯定了俞平伯的观点。[99]《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又指出了《文艺报》编者压制宣传总路线、深入生活的新作家李准这一事件。
　　袁文指出《文艺报》编者“这种老爷态度在《文艺报》编辑部并不是第一次。在不久以前，全国广大读者群众欢迎一个新作家李准写的一篇小说《不能走那一条路》及其改编而成的戏剧，给各地展开的国家总路线的宣传起了积极作用。可是《文艺报》却对这个作品立即加以基本上否定的批评，并反对推荐这篇小说的报刊对这个新作家的支持，引起文艺界和群众的不满。《文艺报》虽则后来登出了纠正自己错误的文章，并承认应该‘对于正在陆续出现的新作者，尤其是在比较长期地在群众的实际生活中，相当熟悉群众生活并能提出生活中的新问题的新作者，……给予应有的热烈的欢迎和支持，而且把这件事当作‘一个很好的教训’，可是说这些话以后没有多久，《文艺报》对于‘能提出新问题’的‘新作者’李希凡、蓝翎，又一次地表示了决不是‘热烈地欢迎和支持’的态度。”
　　在这段文字后，毛泽东加写了“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100]
　　人都会犯错误，犯了错误及时改正了就好。错误改正了，就不应该翻旧帐，揪住错误不放。但是《文艺报》编者在对他们压制深入生活、宣传总路线的新作家的事件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吸取“教训”之后不久，却又对李希凡、蓝翎写的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采取这种态度，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不是别人揪住错误不放，而是《文艺报》编者刚刚在自我批评之后又犯了同样的错误。如果再与以前他们对白盾文章的态度结合起来进行分析，难道不是发人深醒的吗?毛泽东加写的这段文字，论从史出，画龙点睛地指出了《文艺报》编者对待资产阶级唯心论和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名人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之间的截然不同的态度，这就不能不使人思考《文艺报》编者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的问题了。
　　袁文从批评《文艺报》转载李希凡、蓝翎文章所加的编者按语进一步延伸到学术界、文艺界各机构中普遍存在的“压制新生力量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
　　文章提出：“长时期以来，我们的文艺界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曾经表现了容忍麻痹的态度，任其占据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统治地位而没有给以些微冲撞;而当着文艺界以外的人首先发难，首先提出批驳以后，文艺界中就有人出来对于‘权威学者’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示委曲求全、对于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摆出老爷态度。难道这是可以容忍的吗?”
　　“对名人、老人，不管他宣扬的是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一概加以点头，并认为‘应毋庸置疑’;对无名的人、青年，因为他们宣扬了马克思主义，于是编者就要一律加以冷淡，要求全面，将其价值尽量贬低。我们只能说这‘在基本上’是一种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态度。” [101]
　　我们可以看到，文章认为《文艺报》编者在对待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在文艺界具有普遍性，迷信名人、权威，冷淡新人、青年，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容忍麻痹，对于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文章却摆出贵族老爷式的态度。《文艺报》编者及整个文艺界广泛存在的这两种泾渭分明的态度，不仅会包庇乃至纵容资产阶级文化的猖獗，同时更会严重阻碍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因而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警觉和注意。
　　将《文艺报》编者及文艺界某些人的这种态度称为“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态度”，虽然表现出作者的愤懑和不平，是一个形象化的说法，但是也是恰如其分的。因为这些人确实是从思想文化上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宣传无产阶级文化的新生力量采取压制态度。据我们判断，这个“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态度”的称呼，不见得是出自于该文作者袁水拍的文笔，而倒很象毛泽东的文风，是毛泽东在修改文章时添加的。当然，要印证这个判断的正确与否还需要相关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开放。
　　随后在报纸上还发表了对《文艺报》编者资产阶级作风的批评。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十一月十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署名黎之(李曙光)的文章，题为《〈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毛泽东仔细读了这篇文章，并写了多处批注。
　　文章说：《文艺报》编者“滋长了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这种情绪的最明显的表现，是这个以文艺批评为主要任务的刊物，它本身却简直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毛泽东在“它本身却简直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一句旁划了竖线，打了一个问号，批注：“首先不是有没有自我批评的问题，而是是否犯了错误的问题。”
　　文章说：《文艺报》一九五一年第五卷第三期曾发表《评〈葡萄熟了的时候〉》的文章，文内说：“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蒋介石匪帮统治的中国，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这个社会已经没有滋长旧意识的社会基础，而正相反，在新的生产关系中，人们的思想意识以及他们的品格只会一天比一天提高，不管他们发展变化的程度如何不一致，但他们在新社会影响与教育下，都具有与旧社会人物性格根本不同的特点，却是无疑的了。”黎之的文章在引用了这段文字后反驳道：“原来蒋介石匪帮被赶出大陆不过两年，中国就没有滋长旧意识的社会基础了。”毛泽东在旁边批注道：“不但几年，永远都是有冲突的。”
　　文章说：一九五一年五月十日出版的《文艺报》发表了由编辑部自己整理的《读者对第三卷〈文艺报〉的意见》。这篇文章集中读者来信中对《文艺报》的赞美的词句，却没有提到任何缺点和错误，黎之的文章就此事指出：“显然地，《文艺报》编者是陶醉在这一片赞扬的歌声中了，他们真以为自己是十全十美，好到‘卓越’的程度了。当然，读者的意见是真诚的。”毛泽东在这段话的旁边批注：“读者不明情况，说错了话。”[102]
　　文章说：“正是这种骄傲自满的情绪，使《文艺报》逐渐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新鲜事物越来越失去了感觉”。毛泽东在这段话旁边打了个问号，批注：“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
　　文章说：“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文艺报》编者已丧失对当前重大政治问题的敏锐感觉。”毛泽东旁批：“不是丧失锐敏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锐敏的感觉。”
　　文章说：“《文艺报》编者的骄傲自大的情绪，也表现在这个刊物的老大的作风方面。”毛泽东在“骄傲自大”和“老大的作风”旁画了粗线，并指出：“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103]
　　从文章中可以看到，当时《文艺报》编者还是存在不少问题的。因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滋生旧的思想文化的社会基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表现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文化的较量上。作为共产党喉舌的报纸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宣传社会主义文化，抨击资产阶级文化，为正在进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呐喊助威，站在这种斗争的前列。可是，《文艺报》编者却反其意而用之，站在了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不是对新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力量给予支持和鼓励，而是压制和挑剔，制约了新生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上的争鸣，而是涉及到两种性质的文化之间的对立与斗争。因而毛泽东透过现象看到了问题的本质，才对《文艺报》编者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文艺报》“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锐敏的感觉”，给他们猛泼冷水，希望他们警醒过来。
　　由于《文艺报》在对待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上的作法，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后来在这个问题上作了检讨。他的检讨发表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四日《人民日报》上。[104]
　　不久，毛泽东看到《南方日报》十一月十四日转载的冯雪峰的检讨。他对这篇检讨也写了一些批注。
　　检讨中讲到：“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毛泽东批注：“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
　　检讨中说：“这完全说明我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失去了锐敏的感觉，把自己麻痹起来，事实上做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毛泽东在旁边批注：“一点没有失去，敏感得很。”
　　检讨中说：“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毛泽东旁批：“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检讨中说：“我平日当然也做过一些帮助青年的工作，例如替他们看原稿，设法把他们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但虽然如此，仍然可以不自觉地在心底里存在着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毛泽东在这一段中的“可以不自觉地”和“在心底里存在着”几个字旁划了竖线，批注：“应说自觉的。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105]
　　检讨中说：“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旁画了粗线，批道：“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106]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虽然在批注中对冯雪峰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用语辛辣，一针见血，直指要害，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上来看我们也不能不说这种批评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新中国成立后，无产阶级文化(其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随着革命政权的建立而在思想文化领域真正占据领导地位，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就必须改变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旧文化仍然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占据支配地位的局面，使无产阶级文化能够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在这种情况下，文艺界的党员干部就要首先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局出发，立足于正在进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为无产阶级夺取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而斗争。这个时候，冯雪峰作为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又是文艺评论界的权威，却对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研究古典文学的文章采取冷淡和压制的态度，而且还不止一次地这样做。这就从客观上说明冯雪峰从思想上是站在了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斗争了，因而毛泽东才主张以“反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题来对他进行批判，说他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
　　这种状况在文革期间的出版物中也有显示，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与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出版的《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中是这样记载的：10月，毛主席指出：“胡适派的思想，没有受到什么批判。古典文学方面，是胡适派的思想领导了我们。”他尖锐批判周扬等人的“投降主义”，指出，“有人说，一受到批判，就抬不起头;总有一方是抬不起头的，都抬头，就是投降主义。”他严厉批判了周扬用“没有警觉”为自己辩解，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没有警觉，而是很有警觉，倾向性很明显，保护资产阶级思想，爱好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仇视马克思主义。”毛主席又强调说，“可恨的是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员!”他指出，“一切新的东西都是‘小人物’提出来的。青年志气大，有斗志，要为青年开辟道路，扶持‘小人物’。”
　　毛主席又一次提出《清宫秘史》五年来没有批评，如果不批评，就是欠了这笔债。《清宫秘史》实际是拥护帝国主义的卖国主义的影片。光绪皇帝不是可以乱拥护。[107]
　　这则资料出现于文革时期，是周扬被打倒后写的，虽然用了当时的语言，但是我们经过考证后认为这则资料从总体上说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我们从资料中看到，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当时胡适派的唯心思想没有受到批判，在文化领域特别是古典文学领域仍然占据领导地位。他希望以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突破口，展开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使无产阶级文化能够占领我国的思想文化阵地。毛泽东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文化的斗争中，或者是无产阶级文化占据统治地位，或者是资产阶级文化占据统治地位，二者必居其一。如果两者都要占据统治地位，这是不可能的，其结果必定是投降主义。他对思想文化界的领导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对“小人物”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鼓励，并指出了当初没有能够及时批判电影《清宫秘史》的错误。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从李希凡、蓝翎文章发表的曲折历程中发现，当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研究《红楼梦》的“小人物”对用资产阶级唯心论来进行红学研究的“大人物”进行批评的时候，党在思想文化领域担任领导的某些人却站在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大人物”一边，对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文艺批评的“小人物”采取冷遇和压制的态度，这就表明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斗争中是站在了资产阶级文化一边。这也反映出当时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的问题是多么严重!从这里我们也就能够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写《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并进而发动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了。
　　从以上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及他的批注和谈话中可以看到，他从李希凡、蓝翎写的文章在发表或转载过程中遇到的重重阻力中认识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仅在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着激烈的斗争，而且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影响还非常强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发动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运动。

六、由《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引发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毛泽东通过对李希凡、蓝翎写的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在发表或转载过程中曲折历程的分析，认识到在红学研究领域资产阶级唯心论仍然占有支配地位。由此进一步分析，使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资产阶级唯心论不仅在红学研究领域，而且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都严重地存在着，红学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不过是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存在问题的缩影罢了。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和胡适一脉相承，而胡适的“新红学”观点和他的思想在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中又最有代表性。因而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必然要发展到对胡适学术思想的批判，进而对整个思想文化界存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上。从这个角度上说，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不过是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批判的一个突破口而已。
　　从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毛泽东不仅发动了这场思想批判运动，而且他还制定了相关的方针政策，指导着这场思想批判运动的发展，使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无产阶级占领我国思想文化阵地的重要推动力。前文我们从毛泽东的信件、批注和谈话中分析了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批判《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运动，下面我们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
　　在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以后，十月二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又同陆定一、周扬、林默涵谈《红楼梦》研究的有关问题。[108]在毛泽东的耐心说服和推动下，当时主管思想文化工作的相关领导同志思想上逐步转变过来，跟上毛泽东的步伐，开始投入到思想批判运动中来了。
　　为了贯彻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指示，报纸开始发表文章，为这场批判创造舆论氛围，拉开了批判运动的序幕。
　　十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钟洛(袁鹰)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错误观点的批判》，文章指出：“应该说，这两篇文章(指李希凡、蓝翎写的《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引者注)，是三十多年来向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胡适之派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反击的第一枪，可贵的一枪。”[109]
　　十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李希凡、蓝翎起草的《走什么样的路?—再评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错误观点》。这篇文章是邓拓建议李希凡、蓝翎从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写出来的，其实这也是李希凡、蓝翎预计联系胡适要写的第三篇文章的主要内容。[110]
　　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指示，十月十八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开会，传达学习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111]
　　十月二十四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集六十多位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评论家、编辑，举行《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
　　会前林默涵见到李希凡、蓝翎，开门见山地问道：“你们见了雪峰，印象如何?”李希凡直话直说：“印象很好。他很爱护青年，有点像鲁迅。”林默涵听后说道：你怎么这样幼稚?他这人惯会如此，他说党与鲁迅，实际是说他与鲁迅……李希凡听后一楞。[112]
　　这次讨论会由文化部副部长兼中国作协古典文学部部长郑振铎主持，会议从上午开到下午共开了七个小时。郑振铎先讲了开场白，俞平伯则对自己的思想现状，做了一个简要说明。王佩璋(俞平伯研究助手)接着说明自己帮助俞平伯做了哪些事。随后发言者，有吴组缃、冯至、舒芜、钟敬文、王昆仑、老舍、吴恩裕、黄药眠、范宁、郑振铎、聂绀弩、启功、杨晦、浦江清、何其芳、蓝翎。周扬的最后发言，实际上是一个小结。
　　会上，对《红楼梦》研究上胡适派和俞平伯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批评。大家的发言，虽然绝大多数都批判了俞平伯的观点，但也还是说理的，会场上仍是学术讨论的气氛。
　　比如吴组缃虽然对批评俞平伯是有保留的，在这次发言时他也指出：“刚才俞先生说，他的研究从趣味出发，昨天《人民日报》发表的钟洛同志的文章也这样指出来;我很同意这一看法。俞先生的研究工作，目的和方向都不明确。只是‘逢场作戏’，闹着好玩，这一倾向贯穿着在俞先生每篇文章中。不只每篇选题如此着眼，许多立论也是如此。有无‘趣味’和‘风趣’，是他评论的标准。
　　俞先生的研究，总是着眼于极琐屑的书名一大串，‘作者名一大串’，是他最感兴趣的……许多解释实是在穿凿附会，讲不过去……俞先生考证八十回后的本来面目，总是割裂情节、割裂人物、割裂主题。把一部有生命的基本完整的作品零肉细剐……这种可笑的观点和方法，到今年写的《红楼梦简论》，发展到了最高峰。”
　　这次讨论会的《记录》，在十一月十四日《文学遗产》第二十九期发表。[113]
　　会后，十月二十六日下午一时，周扬到中南海菊香书屋将这次《红楼梦》研究讨论会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陆定一、邓拓、袁水拍参加了这次汇报。[114]
　　十月二十七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将这次讨论会的情况写成书面报告上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115]
　　报告说：看到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示后，作家协会党组即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初步检查了自己思想上的错误和缺点，大家认为这是又一次暴露了文艺方面的领导同志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危害性的严重麻痹和忽视新生力量的狭隘作风。
　　为了开展这一思想斗争，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于本月二十四日召开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到会的有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批评工作者和各报刊编辑等六十多人，俞平伯在上午也到了会。会上，一致认为李希凡、蓝翎二人关于《〈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简论》的批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认为消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影响，是一场严重斗争，经过这个斗争，将使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报告指出：在讨论和批评中必须防止简单化的粗暴作风，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只有经过充分的争论，正确的意见才能真正为多数人所接受。对那些缺乏正确观点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仍应采取团结的、教育的态度，使他们在这次讨论中得到益处，改进他们的研究方法。这次讨论应该发展到其他部门去，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以确立和巩固我国整个学术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领导地位。
　　十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审阅了陆定一的这个报告，当即批示：“刘、周、陈、朱、邓阅，退陆定一办。”[116]
　　从书面报告中可以看到，这个报告是在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的精神指导下，结合讨论会的具体情况写成的。报告提出了讨论和批评中的方针政策问题，表示要将这种讨论和批评发展到其他部门去。毛泽东不仅听取了这次讨论会的口头汇报，而且还审阅了这次讨论会的书面报告，这说明毛泽东对这次讨论会是极为重视的。
　　也就在这一天，毛泽东还审阅修改了袁水拍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第二天，袁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分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打电话向袁水拍询问情况。袁告：是毛主席批发的。 [117]十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同邓拓、袁水拍谈话。晚上，又同周扬谈话。[118] 于是周扬便召开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两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批判《文艺报》的错误和《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倾向。
　　十月三十一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合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一开始就是冯雪峰作检讨发言，十一月四日《人民日报》以《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为标题发表了这篇检讨。紧接着，是《文学遗产》主编陈翔鹤的检讨。他在检讨中在谈到自己犯错误的原因时说《文艺报》是老大哥，我们只能跟着老大哥走。此言一出，引得全场哄然大笑。李希凡看到周扬在主席台听了直皱眉头，他知道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中，有几个段落，是毛泽东加上的，那都是很严厉的词句。冯雪峰的检讨恐难通过。至于陈翔鹤的那个编者按，一看就知道是仿照《文艺报》写的!只不过他没有批评两个青年作者罢了。[119]
　　就是在会议期间的批评当中，《文艺报》的编者中的某些人也还是不服气的。直到几十年后，李希凡仍然记得，当时肤色很黑的《文艺报》副主编陈企霞就是满面怒容地坐在主席台后面抽烟，看他那生气的样子，显然是对《文艺报》受批评并不心服。他还说，中央检查《文艺报》的工作，是“杀鸡给猴看”，还将《文艺报》编者作检查时，胡风对他们的攻击，说成是“吴三佳借兵”，即借胡风之手整《文艺报》[120]
　　十一月十五日，《文艺报》编辑部召开了一次中青年古典文学研究者的征求意见会，李希凡和蓝翎都参加了。开会之前，《文艺报》几位青年才俊唐因、唐大成、侯敏泽、杨犁，把李希凡找到院子里询问他在写《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时写信给《文艺报》的情况，分明是对李希凡写信询问《文艺报》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的事并不信服。[121]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进行思想批判的时候，也还是有阻力的，由此也反映出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是复杂的。
　　两个主席团扩大会议间歇举行。十月三十一日开过两次(上下午)，再一次召开，已是十一月七日了，开始还是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给《文艺报》提意见，批评冯雪峰的检讨。发言者都是文艺界的名流和大家。
　　会议期间，十一月八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与《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这个谈话的标题是《文学艺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郭沫若在谈话中着重指出了“胡适的反动哲学的遗产对中国文化学术界的影响”;“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当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是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因而，文化学术界要充分开展讨论，肃清胡适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思想的影响。[122]
　　我们知道，毛泽东是想通过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进而批判胡适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和方法，以此为突破口，展开对胡适资产阶级思想的全面批判，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使无产阶级能够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因而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必然要发展到对胡适学术思想的批判，将矛头对准资产阶级唯心论。毛泽东在指导着批判运动的发展。
　　胡适的学术思想在中国文化界有重要影响。要批判他，必须作出一个周密的计划。为此，中宣部起草了一个计划草案，报送毛泽东。毛泽东不太满意，十二月一日晚找周扬来谈了他的意见。第二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计划草案作了根本的修改，并于当天下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院部和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这个计划以批判胡适思想为主，讨论题目十分广泛，包括：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主要批判他的实用主义)、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批判、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批判、考据在历史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新旧“红学”的评价)。
　　毛泽东看了周扬十二月二日的这个报告，第二天就批了：“刘、周、朱、陈、邓、陈伯达、胡乔木、邓拓、周扬同志阅，照此办理。”[123]
　　这样在这个报告的指导下，十二月二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对批判胡适派唯心论思想作了部署。会议认为，胡适是五四运动以后思想文化领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影响最大的一位，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最主要的代表者;全面彻底地揭露和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是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要的战斗任务。为此，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工作委员会，联合召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内容包括胡适在哲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以及哲学史、文学史等方面的思想观点。讨论会延续到翌年三月，共举行二十一次。[124]
　　同时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两个主席团联席会议，从一开始就在转向，从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到批评冯雪峰的检讨和《文艺报》工作与编辑作风的缺点，迅速转向胡适，而且不限于他的红学观点。《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学习》杂志等报刊也是这样。[125]
　　十二月八日，中国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扩大的联席会议。郭沫若、周扬在会议上讲话，作了总结发言，集中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这两个讲话稿事先都送毛泽东看过，并作了若干修改。毛称周稿“是好的”，郭稿“很好”。毛泽东认为郭沫若讲话的的题目《思想斗争的文化动员》“不很醒目”，因而建议郭沫若“是否可以改换一个”。后来郭沫若的讲话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九日以《三点建议》的题目在《人民日报》发表。周扬讲话的题目是《我们必须战斗》，也于次日在《人民日报》发表。[126]
　　与会者一致认为：必须坚决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进行斗争，正确开展学术界、文艺界的自由讨论和批评，扶植新生力量，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向。会议最后通过经毛泽东审阅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决定改组《文艺报》领导班子，端正编辑方针，并责成文学艺术界各协会及所属机关的刊物检查改进工作。
　　一九五五年一月，运动转入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主要批判胡适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庸俗进化论和改良主义的社会学观点、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民族自卑和民族虚无主义观点、亲美崇美思想以及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论等等，形成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的热潮。[127]
　　这样，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广泛地开展起来。各地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和社评。文化界、思想界、学术界、教育界等，总之凡是过去受胡适学派影响较深的领域，都举行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讨论会和批判会。一时间，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浪潮。[128]
　　在这场批判浪潮的推动下，《人民日报》走在了思想批判运动的前列。《人民日报》在发表了李希凡、蓝翎起草的《走什么样的路?—再评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错误观点》的文章之后，报社总编辑邓拓还要李希凡、蓝翎继续写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评文章。于是李希凡、蓝翎根据已拟定的关于《红楼梦》的论题，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写出了《新红学派功过在哪里?》、《评〈红楼梦〉新证》、《正确估价〈红楼梦〉中“脂砚斋评”的意义》、《关于〈红楼梦〉的思想倾向问题》等文章。其中有三篇发表在一九五五年一月的《人民日报》上，《关于〈红楼梦〉的思想倾向问题》原意本是回答《人民日报》发表过的一版不同意见的，由于领导认为此文不宜在《人民日报》发表，所以后来才发表在《新建设》一九五五年四月号上。[129
　　一九五四年十月底到十一月初，《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的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的文章有周汝昌的《我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的看法》(十月三十日)、黄肃秋的《反对对古典文学珍贵资料垄断居奇的恶劣作风》(十月三十一日)、王佩璋的《我代俞平伯先生写了哪几篇文章》(十一月三日)、王若水的《清除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兼评俞平伯的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和方法》(十一月五日)……[130]
　　报刊杂志还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学者从理论上对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进行系统批判的文章。艾思奇的《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学习》杂志一九五五年第一期)、李达的《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人民日报》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第三版)、胡绳的《论胡适派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人民日报》一九五五年一月七日第三版)。[131]
　　不仅《人民日报》如此，全国报刊也是积极投身于这场思想批判运动中。当时各省市大报，几乎都有报道、转载和本地名流写的这方面的文章。后来，中国作家协会华东分会资料室，曾把一九五四年九月至十二月报刊上发表的批评俞平伯新红学观点的文章，选辑了两集，近百万言。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四本《红楼梦研究讨论集》，如果列出名单来，可以说，他们包括了当时绝大部分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和部分著名作家。至于全国文艺界、社会科学界、各大学文科举行的批判会、研究会，更是不可胜数。[132]
　　这里应该注意到的是，在这场思想批判运动中，批判的主要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对于俞平伯等人还是讲究政策的。早在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就曾经指出过：“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133]这就为批判俞平伯定了调，在思想上批判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在政治上要对其采取团结态度。
　　正是由于这样，当在思想批判运动中出现了偏离这个方针的事件时，就被及时制止和纠正了。比如，一九五四年十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黄肃秋的《反对对古典文学珍贵资料垄断居奇的恶劣作风》，第二天就受到中央的批评，说这是无中生有的事，以后不要发这类文章。
　　再如，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新红学的功过在哪里?》，也是随着批判的展开提高调门的!李希凡、蓝翎二人语气的改变，立刻被发现了。于是有关领导提醒他们，批评是批评，对俞平伯连“先生”的称谓都没有了，这不好。[134]
　　可见，即使是这个时候，在思想批判过程中还是要求必须注意政策的。
　　对于误入“新红学”的年轻研究者，毛泽东主张在批评其错误的同时，要采取保护态度，帮助他们从思想上转变过来。这鲜明地体现在周汝昌的问题上。
　　周汝昌深受“新红学”的影响，曾写了一本《红楼梦新证》，系统介绍了自己的红学观点。在《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运动中，这本书无疑就成为批判的对象了。虽然周汝昌研究《红楼梦》的观点、方法，都受胡适影响，但鉴于他还是个青年人，写的这本书又提供了迄今为止曹雪芹的全部资料，为红学研究做出了贡献，因而毛泽东说应该对他“保护过关”，让邓拓将这个意思告诉李希凡、蓝翎。邓拓还说，周汝昌正在生病住院，在你们的批评文章发表以前，还应该看望他一下。这实际上是要李希凡、蓝翎在文章发表前去和周汝昌沟通一下，使他心理上有个准备，以便于接受文中的观点，及早醒悟过来。
　　这样李希凡、蓝翎就写了《评〈红楼梦新证〉》一文，批评了周汝昌“自传说”的种种谬误，认为他不是“自传说”的创立者，而是“新红学”的受害者。后来周汝昌并没有因为被“保护过关”就改正了自己在红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一九七八年后，他将自己以前的“自传说”在新的条件下发扬广大，成为误解《红楼梦》的源头之一，以致于后来李希凡也说这种“保护过关”毫无意义。当然，这是后话了。[135]
　　尽管周汝昌的观点后来没有变化，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党在思想批判运动期间对周汝昌的保护政策还是必要的，也是应该肯定的。
　　在《红楼梦》问题的批判运动期间，有的批判文章越来越激烈，出现了一些过火现象。毛泽东读了这些文章后，发现了批判中的一些偏差。其实，毛泽东对胡适也不是全盘否定，对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在考据方面的建树，还是肯定的。后来，他曾经说过：“我们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136]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领导着这场思想批判运动，不仅为这场批判运动制定了政策和策略，还对批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地予以化解和处理，使这场思想批判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这场思想批判运动，就是要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宣扬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使无产阶级占领思想文化阵地。这鲜明地体现在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中提出的，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任务上。[137]

七、毛泽东决定发动对《红楼梦》研究问题批判的历史原因分析。

　　应该说，一九五四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不但促进了红学研究的普及和深入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开了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红楼梦》的先河。这不仅对于《红楼梦》的研究，而且对于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指导地位的重大行动。
　　有人可能会问，毛泽东发现李希凡、蓝翎两位青年作者写了一篇批评红学权威的文章在发表或转载过程中受到了压制的情况后，就以此为导火线，发动了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这是不是小题大作，反应过度了呢?到底有没有必要性呢?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指导下，从当时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背景出发，才能认识到这场思想批判运动出现的必然性。
　　前面我们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下面我们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来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这次批判运动，从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扩大到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又进而扩大到整个思想文化战线上开展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一步一步地升级和扩展。虽然从表象上看，这次批判是因为一篇批评文章受到压制而引起的，似乎是偶然的，但是如果由表及里地进行剖析，其实是有其必然性的。
　　在“五反”运动中，毛泽东曾批评过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的错误，指出，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存在，是幼稚可笑的。但自从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他的思想逐渐起了变化，既然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正在被逐步消灭中，那末，清理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就是势所必然的了。
　　只要读一下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这个指示说：“为了实现党的总路线，在三个五年计划、十五年左右(一九五三年算起)的时期内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达到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在六万万人口的伟大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138]
　　这样看来，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就要清除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以便于无产阶级占领思想文化阵地。而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是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这样在思想文化领域就必然会出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文化的激烈斗争。
　　近代以来以胡适为代表的唯心论思想在资产阶级文化中影响最大，占据支配地位。五四运动期间他又违背历史发展潮流，与李大钊进行过“问题和主义”的论战，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后来又投靠国民党，敌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他用唯心论和机械论来研究《红楼梦》形成的“新红学”，在红学研究中影响很大，成为新的流派。这样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运动就必然会以胡适的唯心论思想为重点，而对他的“新红学”观点的批判不过是对其整个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进行批判的一个突破口而已。这次由《红楼梦》研究引发的思想批判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由此我们认为，这次思想批判运动的出现，从根源上来说就是产生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正是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才会发生在思想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运动，因而从这个角度上讲这次思想批判运动的出现是有其必然性的。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次思想批判运动，是由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引发出来的，在进行的方式上，到底是应以思想领域的整风还是大张旗鼓地开展群众性批判，则又具有偶然性。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李希凡、蓝翎在写作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期间，曾经致信《文艺报》编者询问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却被“置之不理”。从后来揭发出来的材料看，这并非是一个个案。当他们的文章在《文史哲》第九期上发表后，江青建议《人民日报》编辑部转载他们的文章时，又被主持《人民日报》工作的邓拓等“婉言回绝”。就是在《文艺报》转载时，又加写了那样的“编者按”。在思想文化界出现的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思。
　　这是因为用马列主义还是资产阶级唯心论来指导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单单是一个学术问题，实质上又是一个政治问题。从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就要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并且在批判过程中，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建立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适应的无产阶级文化。这是关系到在思想文化领域是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还是以资产阶级的历史唯心论来指导的问题，是关系到意识形态领域到底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来领导的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无产阶级政权能否巩固的百年大计。
　　可是当李希凡、蓝翎写出用马列主义观点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文章后，非但没有得到党在文艺界的某些领导人的支持和帮助，反而却受到了冷遇和压制，这说明在马列主义新生力量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之间，文艺界党的某些领导人是站在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一边，却与马列主义的新生力量处于对立面。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139]而没有旗帜鲜明地站在用马列主义观点进行写作的新生力量一边。从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文艺界的某些领导人就是在知道毛泽东对李希凡、蓝翎文章的态度后，他们也没有在《人民日报》上转载这篇文章。这就不禁使人发问：文艺界某些领导人的党性和阶级性到哪里去了呢?
　　正是由于这样，当时毛泽东才拿着《文艺报》对周扬说：你看，倾向性很明显，保护资产阶级思想，爱好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仇视马克思主义。可恨的是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员!毛泽东在讲这话的时候，重复了两遍。他还进一步说：《文艺报》必须批判，否则不公平。[140]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作出分析，如果文艺界的某些领导人能够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从当时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文化的斗争中，旗帜鲜明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对运用马列主义进行写作的新生力量给予支持和鼓励，对持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学术权威进行严肃的批判，积极主动地投身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热潮中，又何必劳驾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亲自发动这样的思想批判运动呢?
　　至于有人说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思想批判运动是行政干预学术问题，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从当时进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就应该为建立社会主义文化而斗争。无产阶级虽然取得了政权，但是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仍然占据支配地位，就是在文艺界某些领导人的头脑中也非常顽强地存在着，因而文艺界的某些领导人不是主动自觉地去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添砖加瓦”，满腔热情地去支持思想文化领域的无产阶级新生力量，而是从思想上仍然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这种新生力量抱着一种冷遇和压制的态度，偏离了这一方向。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当然有责任和权力来纠正他们的错误思想，改变他们的错误态度，使他们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鉴于这种状况的严重性，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求的迫切性，在仅靠一般的说服教育难以取得成效的情况下，就有必要开展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来解决问题了。
　　由此看来，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开展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是有其必然性的，但是这种批判是在李希凡、蓝翎写的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文章的引发下出现的以及采取思想文化领域批判的方式则又带有偶然性。一九五四年开展的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有机统一。
　　这样我们得出结论，由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引发的这一场思想批判运动，实质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文化之间的较量与斗争。这场斗争之所以以思想批判运动的方式来进行，由党的领袖毛泽东亲自发动，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于无产阶级虽然取得了政权，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没有占据统治地位，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迫切要求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造成的。这是阶级矛盾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激化的必然结果。这才是这场思想批判运动的真谛，是对这场思想批判运动唯物主义的解释。
　　近年来，在党史和国史及相关严肃的著作中，当涉及到对一九五四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批判的评价时，往往是采取折衷主义的方式，夸大思想批判运动的阴暗面，而对这场思想批判运动的必要性却没有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说明，这是令人惋惜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2011年)的时候，杨德山、刘建美编著的《中共党史简明读本》对这场思想批判运动作了简明扼要而又公正的评价：“为了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使广大干部脱离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党在思想文化领域还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这场批判运动是从批判新红学派权威作家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开始的。其导火索是1954年9月至10月，李希凡、蓝翎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中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研究观点的批评，这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他热情支持两个小人物对俞平伯的批评。随后，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批判运动，从批判俞平伯的学术观点、研究方法，进而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这场全国规模的批判运动，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通过批判运动，知识界划清了与胡适思想的界限，树立了马克思主义观点。” [141]

　　文献索引

　　1、《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27]，第257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2]，第396页;[8]，第374页至375页;[12]，第316页至317       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年九月第一版。
　　[66]，第569页至570页;[68]，第571页至573页;[82]，第571页至573页;[98]，第574页至575页;[100]，第589页至590页;[102]，第599页至601页;[104]，第603页;[105]，第602页至604页;[133]，[139]，第574页至575页;
　　4、《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00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29]，第253页至254页;[57]，第288页至289页，293页;[65]，第289页至290页;[69]，第290页至291页;[97]，第292页;[103]，第295页;[106]，第295页至296页;[115]，第294页;[117]，第294页至295页;[123]，第296页至297页;[128]，第297页;[136]，第298页至299页;[137]，第297页;[138]，第297页至298页;
　　5、《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00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88]，第1676页;
　　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1]，第343页;[14]，[17]，第381页至382页;
　　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08]，第305页;[114]，第308页;[116]，第309页至310页;[118]，第310页;[126]，第319页至320页;
　　8、《说不尽的毛泽东—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上)张素华、边彦军、吴晓梅著，中央文献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第一版。
　　[39]，第402页;[73]，第414页;
　　9、《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徐中远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一月第一版。
　　[30]，第102页;[72]，第83页至86页;[78]，第87页至88页;[83]，[85]，第92页至93页;[87]，第88页;[90]，[91]，第86页;[93]，第96页;[96]，第96页，100页;
　　10、《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2]，第243页至244页;[74]，第232页至233页;[75]，第236页至237页;[76]，第243页至244页;[77]，第234页;[79]，第237页至238页;[80]，第235页至236页;[81]，第237页;[84]，[86]，第238页;[89]，第239页至241页;[92]，第242页;[94]，第244页;
　　1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四年九月第一版。
　　[1]，第13页;
　　12、《领袖身边十三年(毛泽东卫士李家骥访谈录)》(下)，李家骥回忆，杨庆旺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一月第一版。
　　[5]，第505页;[13]，第516页;[15]，第507页至520页;
　　13、《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上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二○一一年一月第一版。
　　[59]，第286页;[124]，第287页至288页;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一卷， 1949—1956)，当代中国研究所著，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九月第一版。
　　[3]，第266页;[28]，第267页;[111]，第269页;[127]，第269页至270页;
　　15、《周恩来年谱(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9]，第142页;[26]，第158页;
　　16、《史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史学研究》杜学霞著，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出版，二○一四年一月北京第一版。
　　[6]，第39页;
　　17、《武训历史调查记》载于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16];
　　18、杨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场思想政治教育课—关于批判〈武训传〉事件的研究与思考》，发表于《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01期。
　　[4];[7];[10];
　　19、吴迪：《有罪推定：〈武训历史调查记〉的逻辑》，载于《博览群书》，2004年第04期。
　　[18];[19];[20];[21];[22];[23];[24];[25];
　　20、《李希凡自述：往事回眸》李希凡著，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二○一三年一月第一版。
　　[31]，第176页;[33]，第176页，190页，191页;[34]，第174页;[35]，第176页;[37]，第190页至191页;[38]，第20页至60页，444页;[40]，第153页至154页;[41]，第170页至172页;[42]，第172页至174页;[43]，第175页至177页，445页;[44]，第178页至179页;[45]，第181页;[46]，第176页;[47]，第446页;[48]，第181页至182页;[49]，第451页;[50]，第193页至194页;[51]，第195页至196页，第446页至447页;[52]，第193页，457页至458页;[53]，第467页;[54]，[55]，第447页;[56]，第193页至194页;[58]，第182页至183页，445页;[62]，第187页，192页，204页，201页至202页;[63]，第183页至184页，445页;[64]，第143页至144页;[67]，第453页至454页;[70]，第183页至184页，445页;[71]，第192页至193页;[95]，第451页;[99]，第447页;[101]，第453页至454页;[109]，第185页;[110]，第185页，466页;[112]，第186页;[113]，第186页至187页，189页至190页;[119]，第192页至193页;[121]，[122]，第193页，197页;[125]，第197页;[129]，第187页，200页;[130]，第189页;[131]，第197页;[132]，第189页，196页;[134]，196页;[135]，第200页至201页;[140]，第454页;[141]，第455页;
　　21、《红楼梦评论集》李希凡、蓝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36]，第18页至19页;[61]，第19页;
　　22、《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李辉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三年一月第一版。
　　[60]，第143页至144页;[107]，第144页至145页;[120]，第154页。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5/06/3465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