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60年--历史学家阎崇年的新中国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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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崇年，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研究满洲史、清代史，兼及北京史。倡议并创建第一个专业满学研究机构--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北京满学会和北京满学研究基金会。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949-1959：亲历开国大典

　　国际航空报：以您的年纪，可以说是见证了新中国的建立、发展、曲折和辉煌，在建国之初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阎崇年：在新中国走过的60个年头里，头一个十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参加开国大典。1949年，我刚刚进入北京6中上初中一年级，我记得那时的中学学生不多，我们6中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全校初中、高中加起来总共不到400人。1949年9月1号我正式入学，进入学校第一件事就是准备参加开国大典。跟现在国庆庆祝活动一样，虽然我们那时条件有限，但是参加开国大典群众游行也是要排练的，只是没有现在这么组织严密。除了准备游行队列以外，我们那时还有个任务，就是在天安门广场拔草。
　　那时的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跟现在完全不一样，长安街自然不可能有现在这么宽，而且东西两头各有两个门，叫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横在长安街上，因为每个门都有三个门洞，所以也叫三座门；广场也比现在小得多，那时的广场东、南、西三个方向都有围墙，等于是围出了一个广场，东面到现在中山公园的位置，南面到现在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西面到现在人民大会堂的位置，当时就这么大的地方。建国前天安门广场是黄土的，上面长满荒草，足有一尺多高。为了开国大典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政府就组织机关干部、军人、学生和市民去广场上拔草，我们学生那时就是利用体育课的时间去拔草。十一之前，广场上的草拔干净了，我们还在那上了几次体育课。
　　1949年10月1号，我们按照计划，早上8点到达广场，那天早上就开始下小雨，而且谁也不知道庆典到底几点开始，大家谁也没穿雨衣，所有人都很兴奋，大家就在雨中的天安门广场上又唱又跳又喊口号。大概到了下午4点左右，庆典正式开始，先是阅兵，之后是群众游行。我们游行的队伍是沿长安街自东向西，经过东三座门，在行进到天安门城楼前时向城楼上挥手，在走过西三座门后按照预先安排好的疏散路线回到各自的单位或学校。因为我们学校就在南长街，所以过了西三座门没多远就到了。吃过晚饭后，参加游行的群众又回到广场，参加群众庆祝晚会，也叫“提灯晚会”。当时广场上几乎没有灯，所有参加晚会的人每人都拎了一盏红灯笼，几万人拎着几万盏灯笼载歌载舞，那个场面至今回想起来还令人激动不已。
　　第一个十年，是我自己的求学时代，而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正逐渐从建国初期的百业待兴走向各行各业的蒸蒸日上，新中国在各种困难中顽强地发展着。

1959-1969：瓜棚里的论文

　　国际航空报：第二个十年，中国社会并不平静，在那个大时代背景下，您自己是什么状态？
　　阎崇年：那个时代政治运动很多，干部下放、思想改造、大跃进，对于我自己，那个纷繁的年代也是我确定未来之路的时代。
　　那时我已经从历史系毕业，研究历史已经是我未来要走的路，但研究的方向还没确定。刚开始我主要是凭兴趣，因为对先秦时期很感兴趣，又读了大量诸子百家的著作，所以想以先秦为历史研究的方向。
　　记得当时写了一篇《“钻木取火”辩》的文章，在研究了大量历史文献后，我对最早的取火方式是钻木取火的观点产生了疑问，通过研究历史文献，我得出结论，认为最早应该是两个燧石敲打取火，为此我还做过数次试验，用钻木取火的方法，但是钻两个钟头也钻不出火来。
　　《“钻木取火”辩》是我的第一篇学术文章，这篇文章当时山东大学历史系主任杨向奎先生看过后认为很好，而且他还写信鼓励我。在信中，杨先生建议我从先秦史转向清史研究，他说与在陕西相比，在北京研究先秦没有实地考古的一手资料，只能引用别人的第二手材料，做学问要有第一手材料。北京明清时代的皇宫和皇家档案保存完好，这是得天独厚的条件。
　　在得到杨先生的指点后，1962年，我开始转向清史研究。但时间不长，我被扣上“白专”的帽子，1963年被下放到北京南苑的红星农场劳动改造。
　　那时我被安排在生产队，劳动内容是修水渠，干的是泥瓦匠的活，还学过木工。说句题外话，前些年房子装修，那些装修的活我下放的时候全干过，而且比装修工人还熟练，现在有人被装修公司糊弄，生出很多是非来，可这事谁也糊弄不了我。
　　那时生产队是军事编制，12人一个班，3个班一个排，3个排一个连。我们班10个人，住在一间大房子里，白天一起劳动，晚上一起休息。我下了工晚上吃完饭就在角落里看书，但是还是有人汇报说我看线装书。于是生产队的领导找我谈话，问我说有人反映你看线装书，有没有这事，我说有，领导说你知道这地儿是干嘛的？我说知道，是下放劳动，改造思想。领导说，那你干嘛看这个封资修的书？我说清朝那会儿没有平装书，全是线装书，我学历史的必须得做研究。
　　过了一个礼拜，领导又找我，说你的学习精神挺可贵，但影响不好，准备给你换个班，以后上夜班。于是让我晚上看守瓜田，这虽然也辛苦，但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别人上白班，我可以一个人在屋看书；晚上在田边的瓜棚里，天好的时候借着月光写论文，我的很多关于康熙的学术论文就是那个时候写的。
　　第二个十年，纷繁复杂的政治运动没有给学术研究一个良好的环境，但是我自己在瓜棚里开始了历史研究之路。

1969-1979：“逍遥派”的图书馆

　　国际航空报：第三个十年正是文革时期，这个狂热的年代能容得下您一张安静的书桌吗？
　　阎崇年：文革时期一般把人分三个派：造反派、保皇派、逍遥派，我既造不了反，也保不上皇，只能做逍遥派。文革时期我调回了北京，在图书馆做管理员，因为大多数人都忙着“造反”去了，图书馆基本上没什么人来光顾，这倒真成了我的“逍遥”所在，我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都待在图书馆里，看书、研究文献、写文章，我的《努尔哈赤传》就是这时期写的。
　　这个时期也不都是躲在图书馆里不闻窗外事。那时候全国都在“大串联”，我们单位也有很多人组织各种战斗队、冲锋队到全国各地，而且那时候这种串联组织太多了，开玩笑说，自己拿个萝卜随便刻个什么战斗队的章，到哪串联都是吃住行免费。我也借这个“机会”，骑自行车沿着京杭大运河考察了一回沿途历史风貌，一路骑到了杭州，收集了不少历史研究需要的资料。

1979-1989：十个研究所，九个办公司

　　国际航空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您的历史研究是否也进入了黄金时期？
　　阎崇年：文革结束后，我调到北京社科院清史研究所，这时候就是感觉时间不够用，社会稳定了，我们这些搞研究的不用再躲躲藏藏做学问了，真恨不得连睡觉吃饭都省了，把精力全投入在历史研究里。这个时期我写了《古都北京》，得了文化部、法兰克福书展和莱比西书展的三个奖，北京市领导出国访问也用这书做礼品送给外国友人。
　　80年代应邀到美国访问，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夏威夷大学做演讲。以前以为只有国内研究清史的学者才知道我，出去后才知道，美国也有很多学者研究清史，也都知道我。这时候，清史、北京史的研究已经是一个国际课题了。
　　80年代末，国内经济发展迅速，连研究院所也跟风办公司。我们社科院十个研究所，有九个办了公司，那时我任清史研究所所长，我觉得办公司分散精力，就没有跟着办。社科院领导说你不办公司，学术活动的经费怎么解决？于是我筹划成立了基金会。后来那九个所办的公司关的关，赔的赔，而我们这个非盈利性的基金会没受影响，而且用筹集来的经费办了5次国际研讨会，出版了很多学术著作，对以后的清史和满学研究起到了关键作用。
1989-1999：创立满学
　　国际航空报：第五个十年，中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逐渐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您和清史研究在这个时期是一个怎样的发展态势？
　　阎崇年：这个时侯我已经60岁了，创办了满学研究所，将满族的历史、文化、语言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也从此创立了一门新的学科--满学。用之前基金会筹集来的资金，我们连续召开了5次国际满学研讨会，把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满学研究者都请来，并且将一些研究成果集结成书，陆续出版了八册的《满学研究》。这样一番动作之后，国际上终于承认，满学的中心在北京，之前一直认为在日本。
1999-2009：百家讲坛
　　国际航空报：进入新世纪，中国呈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文化领域更是如此，而您也走出象牙塔，选择与CCTV这样的大众传媒结合，通过百家讲坛，将您几十年清史、满学的研究深入浅出地与更加广大的受众分享。您曾经沉醉于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而在上下求索了几十年后，百家讲坛似乎给您年少时的理想找到了一个归宿，也许有些牵强附会，但依然觉得冥冥中似有“天意”。从艰深的小众研究到普及的大众传播，您都有怎样的感触？
　　阎崇年：我的老师、师范学院历史系的白寿彝先生说过，做学问，学术研究和大众普及，缺一不可。我并不是做历史学术普及的第一人，以前像吴晗先生就做过将历史知识印成普及版的小册子的工作，只是以前的传播平台比较小，CCTV这个平台很大，受众很多，所以我受的关注也多了一些。
　　记得一次在上海讲座，结束后很多听众拿着书来找我签名，其中有一位老夫人，92岁了，坐了很长时间的车来听，我特别感动，说真是感谢，您是我最年长的听众了，老人却说不是，我姐姐也来了，她94岁了。还有一次在吉林讲座，一位母亲抱着她3个月大的孩子、拿着书来找我题字，我说写什么呢？她说就写我孩子的名字吧，我说他这么小怎么懂，她说我在怀孕的时候就一直听您百家讲坛的节目，这个孩子还没出生就在听您的节目，我以后教育他要像那些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还有太多人和事让我感动，我也清楚地知道，大家对我的支持其实广义上说是对知识的尊重，对传播知识的人的尊重。
　　而凡事必有两面，在学者被推到舞台中央的时候，也给学术界带来了一些浮躁之气。我觉得无论外界给你什么样的推崇，做学问就必须严谨，必须脚踏实地。我写《康熙顺天府志》这本书，用了三十年，从构思到发表用了四十年，反复修改，反复考证。前几年，北京昌平的郑各庄被认为是过去的平西王府，但我研究清史这么多年，清朝的王府没有在北京城外的，也没有带城墙和护城河的，我去实地考察，一些文物似乎能证明这里是王府和行宫，但没有确凿文献记载我不能轻下结论。正好当时去台北出差，于是就此事求助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在他们的帮助下，查阅到了康熙六十年关于这项工程竣工的满文奏折档案，兴建行宫、王府、护城河、城墙、房间数目、城墙长度、花了多少钱都有详细记载。但只有竣工文献，没有开工文献也不完整，于是我回到北京后，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又查阅到康熙五十七年在郑家庄兴建行宫、王府、城墙、护城河、营房等开工的满文奏折，以及雍正元年《和硕恒亲王允祺等奏理王弘晳迁居郑各庄事宜折》的满文奏折。这开工和竣工的文献一汇总，才算最终揭开了这座王府的历史真面目，而为得到这个结论，前后用了一年的时间。

2009- ：历史是大众的，要还给大众

　　国际航空报：与新中国一起经历的这60年，您如何评价？对未来有什么期许？
　　阎崇年：60年我与我的国家一同起起伏伏，总结成八个字：日新月异，飞跃发展。我今年75岁了，依然希望能继续我的满学研究，一手搞学术，一手服务大众。历史是大众的，要还给大众。

作者： 梁继兴夏萍

http://blog.china.com.cn/blog-1236143-2575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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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2009.09.28 【来 源】国际航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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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梁继兴 本报特约记者 夏萍

访问台北时与星云大师合影

阎崇年在百家讲坛现场
1969-1979：“逍遥派”的图书馆
国际航空报：第三个十年正是文革时期，这个狂热的年代能容得下您一张安静的书桌吗？
阎崇年：文革时期一般把人分三个派：造反派、保皇派、逍遥派，我既造不了反，也保不上皇，只能做逍遥派。文革时期我调回了北京，在图书馆做管理员，因为大多数人都忙着“造反”去了，图书馆基本上没什么人来光顾，这倒真成了我的“逍遥”所在，我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都待在图书馆里，看书、研究文献、写文章，我的《努尔哈赤传》就是这时期写的。
这个时期也不都是躲在图书馆里不闻窗外事。那时候全国都在“大串联”，我们单位也有很多人组织各种战斗队、冲锋队到全国各地，而且那时候这种串联组织太多了，开玩笑说，自己拿个萝卜随便刻个什么战斗队的章，到哪串联都是吃住行免费。我也借这个“机会”，骑自行车沿着京杭大运河考察了一回沿途历史风貌，一路骑到了杭州，收集了不少历史研究需要的资料。
1979-1989：十个研究所，九个办公司
国际航空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您的历史研究是否也进入了黄金时期？
阎崇年：文革结束后，我调到北京社科院清史研究所，这时候就是感觉时间不够用，社会稳定了，我们这些搞研究的不用再躲躲藏藏做学问了，真恨不得连睡觉吃饭都省了，把精力全投入在历史研究里。这个时期我写了《古都北京》，得了文化部、法兰克福书展和莱比西书展的三个奖，北京市领导出国访问也用这书做礼品送给外国友人。
80年代应邀到美国访问，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夏威夷大学做演讲。以前以为只有国内研究清史的学者才知道我，出去后才知道，美国也有很多学者研究清史，也都知道我。这时候，清史、北京史的研究已经是一个国际课题了。
80年代末，国内经济发展迅速，连研究院所也跟风办公司。我们社科院十个研究所，有九个办了公司，那时我任清史研究所所长，我觉得办公司分散精力，就没有跟着办。社科院领导说你不办公司，学术活动的经费怎么解决？于是我筹划成立了基金会。后来那九个所办的公司关的关，赔的赔，而我们这个非盈利性的基金会没受影响，而且用筹集来的经费办了5次国际研讨会，出版了很多学术著作，对以后的清史和满学研究起到了关键作用。
1989-1999：创立满学
国际航空报：第五个十年，中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逐渐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您和清史研究在这个时期是一个怎样的发展态势？
阎崇年：这个时侯我已经60岁了，创办了满学研究所，将满族的历史、文化、语言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也从此创立了一门新的学科——满学。用之前基金会筹集来的资金，我们连续召开了5次国际满学研讨会，把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满学研究者都请来，并且将一些研究成果集结成书，陆续出版了八册的《满学研究》。这样一番动作之后，国际上终于承认，满学的中心在北京，之前一直认为在日本。
1999-2009：百家讲坛
国际航空报：进入新世纪，中国呈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文化领域更是如此，而您也走出象牙塔，选择与CCTV这样的大众传媒结合，通过百家讲坛，将您几十年清史、满学的研究深入浅出地与更加广大的受众分享。您曾经沉醉于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而在上下求索了几十年后，百家讲坛似乎给您年少时的理想找到了一个归宿，也许有些牵强附会，但依然觉得冥冥中似有“天意”。从艰深的小众研究到普及的大众传播，您都有怎样的感触？
阎崇年：我的老师、师范学院历史系的白寿彝先生说过，做学问，学术研究和大众普及，缺一不可。我并不是做历史学术普及的第一人，以前像吴晗先生就做过将历史知识印成普及版的小册子的工作，只是以前的传播平台比较小，CCTV这个平台很大，受众很多，所以我受的关注也多了一些。
记得一次在上海讲座，结束后很多听众拿着书来找我签名，其中有一位老夫人，92岁了，坐了很长时间的车来听，我特别感动，说真是感谢，您是我最年长的听众了，老人却说不是，我姐姐也来了，她94岁了。还有一次在吉林讲座，一位母亲抱着她3个月大的孩子、拿着书来找我题字，我说写什么呢？她说就写我孩子的名字吧，我说他这么小怎么懂，她说我在怀孕的时候就一直听您百家讲坛的节目，这个孩子还没出生就在听您的节目，我以后教育他要像那些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还有太多人和事让我感动，我也清楚地知道，大家对我的支持其实广义上说是对知识的尊重，对传播知识的人的尊重。
而凡事必有两面，在学者被推到舞台中央的时候，也给学术界带来了一些浮躁之气。我觉得无论外界给你什么样的推崇，做学问就必须严谨，必须脚踏实地。我写《康熙顺天府志》这本书，用了三十年，从构思到发表用了四十年，反复修改，反复考证。前几年，北京昌平的郑各庄被认为是过去的平西王府，但我研究清史这么多年，清朝的王府没有在北京城外的，也没有带城墙和护城河的，我去实地考察，一些文物似乎能证明这里是王府和行宫，但没有确凿文献记载我不能轻下结论。正好当时去台北出差，于是就此事求助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在他们的帮助下，查阅到了康熙六十年关于这项工程竣工的满文奏折档案，兴建行宫、王府、护城河、城墙、房间数目、城墙长度、花了多少钱都有详细记载。但只有竣工文献，没有开工文献也不完整，于是我回到北京后，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又查阅到康熙五十七年在郑家庄兴建行宫、王府、城墙、护城河、营房等开工的满文奏折，以及雍正元年《和硕恒亲王允祺等奏理王弘晳迁居郑各庄事宜折》的满文奏折。这开工和竣工的文献一汇总，才算最终揭开了这座王府的历史真面目，而为得到这个结论，前后用了一年的时间。
2009- ：历史是大众的，要还给大众
国际航空报：与新中国一起经历的这60年，您如何评价？对未来有什么期许？
阎崇年：60年我与我的国家一同起起伏伏，总结成八个字：日新月异，飞跃发展。我今年75岁了，依然希望能继续我的满学研究，一手搞学术，一手服务大众。历史是大众的，要还给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