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 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95、97和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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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说明： 此文写于1994年，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5年八月号。此后作者继续进行有关调查，并把所获得的资料加入文中。2006年修订本的篇幅因此已经增长了一倍。此文也曾以英文发表。英文版自1997年以来一直印入哈佛大学麦克法夸尔教授所开的中国文革历史课的读本中。）

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 *
（2006年增订本）

王友琴

一、文革未被报告的一面：题目和背景

本文将描述和分析1966年在全中国学校里发生的学生打老师事件。如果不从法律、道德以及进步原则出发，而仅仅从对传统习惯的偏离程度的角度来衡量，那么这个事件确实可以算是“革命”，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尊重教师以及对教育体制的敬畏的传统。事实上，1966年夏季发生的大规模的普遍的学生红卫兵对教育工作者的攻击折磨侮辱，不但在历史上非同寻常，也是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从1966年到他1976年死亡之间的“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1966年8月，中国的宣传媒体每天热烈支持并大量报道红卫兵学生的活动，但是对学校里正在发生的大量暴力行为甚至打死人事件，却从不报告，只字未提。从中国官方当时出版发行的报纸、杂志和新闻纪录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图景只是千千万万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年轻人高呼万岁走过天安门广场，而红卫兵的领袖们则在天安门城楼上围绕毛泽东欢呼鼓掌。在天安门红墙的背景上，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本、红旗、红色标语以及兴高采烈的年轻的红卫兵们，构成了独特的“文革风景”。这一类材料已经变成了今天关于“文革”的主要资料来源。

对这类场景，现在的人们评价不一。有人觉得这种狂热场景实际上透着邪恶，也有人觉得这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这种对同一场景的不同判断，显然和评论者自身的价值观念和美学标准紧密相关。然而本文要强调的一点是：在开始评价这些已经被报道的文革往事之前，我们必须认识到文革还有大量的未被报告的另一面。而这未被报告的重要部分之一，是在1966年夏天，大批教师遭到红卫兵学生的暴力攻击，有一批教师被打死，还有一批教师在遭到毒打和侮辱后自杀；另外，还有一批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遭到他们的红卫兵同学的侮辱和打骂，甚至被打死。

这些暴力事件不仅仅在其发生之时未被报告，十二年之后，从1978年开始，随着中共领导人开始“否定文革”，中国媒体开始谨慎地提到一些文革受难者的名字以为他们恢复名誉。但是，这种报道的范围只限于数目很小的一批被“打倒”的中共高级干部（《人民日报》的内部规则是副部长级以上受难者才予登载）和个别社会名流，普通人受难者不在其中。文革中被打死打伤的老师，虽然人数很多，但是社会地位不高，在文革后也轮不上被媒体报道。

就学术性的研究而言，在现有的已经出版了的三部“文革”通史中(分别印刷于1986，1988，1995年)[1]，没有一部报告了1966年夏天发生的施行于教育工作者的残暴行动。《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仅仅记述了1966年8月下旬后红卫兵学生在学校外的暴力行为，却没有提到8月初就开始的在学校内的大量暴力行为，于是也未能说清暴力如何在学校内先兴起并蔓延到学校外的过程。另一本《大动乱的年代》简单地谈到1966年夏天中国学校里的情况说：“大学、中学、小学教师受凌辱这数以万计。北京中、小学的若干教师被剃了阴阳头。”（86页）作为数量词，“若干”显然少于“万”。这样的描述显然是在说，“阴阳头”就算当时的“凌辱”中的最坏的情况了。但是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两部数百页长的红卫兵史（1994，1998年出版）[2]也未提此事。

本文所写，正是这段未被报告的历史。

二、寻访缺失的历史：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文革”的大量故事从来未被记录和报告这一现实情况，迫使文革研究者必须超越历史学家通常采用的通过现存的文字材料或其他记录来作研究的方法。我的调查正式开始于1979年。我和数百名曾经历了学校中的文革的人谈话。被访者中大多是1966年时的在校学生，有一部分则是是教师，还有一些是被打死或被打伤的人的直系亲属。他们讲述了发生在几百所学校里的事情。这些学校有的在北京，有的在省里，包括大学、中学、小学以及一所幼儿园。

在所有调查所及的学校中［3］，在1966年，无一例外地发生了红卫兵学生用暴力攻击教师的情况。一共有30名教育工作者被打死。其中五所学校各有两名教育工作者被打死。此外，大量教师被严重打伤，有的在受到严重侮辱与折磨后自杀。还有一批学校外的居民也被学生打死在校内和校外。

除了与被访者的一对一的谈话以及通信之外，我在1994年和1995年在电脑网上作过两轮问卷调查。在第一轮调查中我询问网络使用者当年他们所在的学校中是否发生了殴打教师。大多数网格使用者都太年轻而不可能见证这类事件，但是我还是收到了七所学校的名字。在这七所学校中，都发生了打老师。在第二轮调查中我询问未发生过打老师的情况的学校的名字。结果未收到任何肯定性的回答。事实上，至今为止，我还未能找到一所在文革中没有发生打老师的学校。

大多数被访者都愿意讲述他们在文革中的所见所闻。但是不少人在接受采访前有过犹豫或者曾反复改变是否接受采访的决定。文革残留的恐怖气氛一直在影响人们。一些曾参与打人行动或者牵涉较深的前红卫兵不愿谈及这一话题，有人挂断了我的电话，拒绝接收采访。

被访者提供的材料的可靠性如何呢？在回忆中，目击者往往只记得一些暴力事件中的画面，却不能准确记得事情发生的日期。为了避免记忆错误，有些被访者帮助笔者为本文以下将写到的事件和死亡的日期查阅了个人的或学校的有关记录，或作了交叉证实。比如，清华大学附中学生郭兰蕙在1966年8月受迫害而自杀，但是无人记得准确日期，也未能找到她的家人。有人记得那天是星期六，红卫兵通知她要在星期一开会批判她，因此她自杀。有人记得那是在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官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但是不知道是多久以后。后来有一个被访者想起来那一天是他生日。接着笔者也查出1966年他的生日确实是星期六。这样才查出了郭兰蕙的死亡日期。

出乎意料的是，一些曾经被打的老师有时候也不能提供有关细节。显然，是因为关于这一时期的记忆过于痛苦和羞耻，也是因为暴力迫害造成的巨大的心理创伤导致了心理性的失忆。举例来说，是当时的中学学生而不是老师，向我提供了下文记录的《牛鬼蛇神歌》歌词。所有我访问过的曾在文革中进过“牛鬼蛇神队”的老师都说，他们已经忘记了这个“歌”的歌词，虽然他们当年曾被强迫一日数次地唱这个自我诅咒的“歌”。克服对文革的这种“选择性记忆”是笔者在写作本文过程中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

由于不能获准查阅官方保存的死亡档案以及这类档案本身也并不齐全，所以对于调查所及的学校的伤亡，一定仍然会有遗漏。这篇文章只能试图对1966年的迫害教师提供一个不完全的再现。还有很多事实依然不为我所知。在这种情况下，本文所记载的，其实挂一漏万，只可能是比实际发生的大大减轻而不是夸大或渲染过重。

我的另一材料来源是私人实录性资料，如当时手写的日记、“检讨”、“认罪书”、会议记录等等。由于政治恐怖，文革时代几乎没有人写日记，或者在日记上只抄写了一些《人民日报》社论和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等等。当然，这也能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表明了文革时代人们精神活动枯竭以及心态压抑的状况，但是无助于提供关于历史事件本身的记录。

我也阅读了在“文革”期间由官方发表或学生组织散发的有关材料，包括全套《人民日报》和大量的群众组织的小报。处于“文革”领导人严密控制下的宣传媒体显然有意隐瞒了校园暴力的事实。当报纸赞美红卫兵却对他们的暴力行为不置一词时，死亡数目大规模升级了。杀戮也很少被群众组织的宣传品提到。据有的被访者说，这是因为打死人的残暴的行为当时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只会被看作是“革命”中“不可避免的过火行为”。文革史实与当时写下来的材料之间的这种很大的差别－－需要对历史真实先有一个清楚的了解的基础才能认识到这一巨大差别－－可以告诉我们那一时代的人们对暴力迫害和杀戮的特殊反应，以及文革领导人如何利用媒体操纵普通人的心理和行为。如果仅仅阅读这类来自文革时期的材料，则可能导致今天对“文革”的性质与后果的种种曲解。

本文是由笔者把被访者的口头叙述、实录性资料、以及当时的官方半官方出版物三者结合、对比、印证写成的。其中，通过采访调查得到的材料是最重要的部分。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主要通过调查所得的材料再现并分析“文革”的一个部分。文中有大量实例。下文中的例子，如果是从其他书面材料中得到的，我都一一注明出处。那些未有注解说明来源的故事则都出自我的调查。

三、学生怎么打老师?

1.规模和程度

1966年夏天，北京的校园杀戮从中学开始也在中学最为严重。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高中一年级的一些红卫兵学生发起“打黑帮”。被打的“黑帮”包括三个副校长和两个教导主任(其时正校长职缺)。五人的名字是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和汪玉冰。很多学生来参加。学生往这五个人的衣服上倒墨汁，给他们戴高帽子，在他们脖子上挂牌子，牌子上把他们的名字打了红“×”，强迫他们跪在地上，用带钉子的棒子打他们，从锅炉房提来开水烫他们，强迫他们挑重担“劳改”等等。经过三个小时的折磨，第一副校长卞仲耘昏迷倒地，倒在学生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还有红卫兵继续打她和踢她。后来她被置入一辆运垃圾的平板车上，停放在校门里侧。两个小时后她被推入马路对面的医院。在医院里，她被发现已死亡多时。另一位副校长胡志涛，被打得骨折。另外三个人也被严重打伤。卞仲耘其时五十岁，已经在这所中学工作了十七年。卞仲耘是文革中在北京第一位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4］

实际上，大规模的暴力行为在此之前，就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和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开始了。刘美德当时是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化学教员及常务副校长。1966年6月8日晚上，曾上过她的化学课的几个学生在办公室用手臂粗的木棍打她，打了两个小时，把木棍都打断了。7月底宣布在学校领导文革的工作组撤离后，红卫兵在学校“斗争”刘美德。他们把她的头发乱七八糟地剪掉，强迫她在操场上爬行，并且一边爬一边喊：“我是刘美德，我是毒蛇。”。红卫兵把地上的污物强塞在她的嘴里，还用包有塑料皮的金属条打她，这种打法伤痕不明显，但是疼痛透骨。8月中的一天，她被强迫爬上一张桌子并跪在那里。一个红卫兵把一只脚踩在她的背上，摆好了毛泽东曾描述过的“斗争”地主的姿势：“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5］由《北京日报》的一名记者照了相以后，这个红卫兵一脚把刘美德从桌子上踢到了地下。刘美德当时正怀孕。由于先天受伤，她的孩子生下来不久就死了。在那一时期，这个学校的其他很多老师也遭到残酷殴打和折磨。红卫兵学生强迫教务员李洁跪进一个抽屉里，用铁制的火钩子毒打她。李洁在两年后再次被毒打致死。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万邦儒和副校长韩家鳌被多次毒打。万邦儒的肾脏被严重打伤，头上的一个大伤口久不愈合。6401班(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曾强迫韩家鳌跪在他们教室的地上，全班一个接着一个，轮流用棍子、鞭子和皮带打了韩家鳌一个多小时，然后用火点燃了韩的头发。万邦儒和韩家鳌被强迫在衣服的胸前缝上一块黑布，黑布上分别写着“黑帮大头”和“黑帮二头”。他们的头发被剪掉。他们还被强迫互相打。1966年8月26日，校园里掀起新的一轮打人高潮。那天晚上，红卫兵召开全校性“斗争大会”，侮辱并殴打一大批他们认为“有问题”的教师和干部直到深夜。多名老师干部那天在会上被严重打伤。顾涵芬，一名女职员，在会上被打得昏迷过去，会后被丢在自行车棚子里，由其丈夫把她背回家去。她的一只眼睛被打得失明。新婚不久的化学教师刘树华，在“斗争会”被毒打和侮辱，会后爬上了清华校园内的烟囱顶上，跳下身亡。连该校传达室的看门老人，也遭到过红卫兵的毒打。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旗战斗小组”。在这之后，暴力行为迅速蔓延到其他学校。8月5日卞仲耘副校长被打死以后，8月17日，在北京101中学，红卫兵学生殴打“斗争”了十多名教师。他们强迫这些教师在煤渣铺的校园小路上爬行，以致这些人的手掌和膝盖都流血不止。他们在后面用铜头皮带打这些爬行的教师。有一个红卫兵还用穿着军用皮鞋的脚，碾踩一名正在爬行的女教师的手背。被“斗争”的女教员都被剃去半边头发，成为红卫兵所说的“阴阳头”。美术教员陈葆昆被毒打后又被丢入喷水池淹死。

1966年8月19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红卫兵的第二天，北京第四中学、第六中学和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开“斗争大会”。中山音乐堂位于紧靠天安门的中山公园中。在音乐堂的舞台上，在上千观众面前，二十多个来自这三所学校以及北京市教育局的“黑帮分子”跪成一排，红卫兵对他们拳打脚踢，用铜头军用皮带抽打。孙国栋，北京市教育局长，被打断了三根肋骨。温寒江，北京第八中学的副校长，浑身是血，昏厥在舞台上。温寒江是脖子上套着一根绳子，从两公里外的学校一路跑到中山公园去的。绳子的另一端牵在一个骑自行车的红卫兵手里。一个在“斗争会”后见到被斗者的学生说，那些人的形象极其吓人，因为他们都被打得“不象人样”了。后来，在同一舞台上，还召开过一系列的这样的“斗争会”。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一些老师，也同样在那里被打并被剪了头发。

酷刑在北京各学校迅速传播。在位于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旁边的二龙路学校，校长徐丕凯被绑在树上，红卫兵学生把他当活靶子练习刺杀动作，用像真步枪一样大小的木枪猛捅他。徐丕凯被戳断了数根肋骨。高等教育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家住部办公室街对面的小院里。居住在教育部大院内的一批干部子弟红卫兵，有二龙路中学、第四中学、第八中学、第35中学等学校的学生，抄了蒋南翔的家。他们强迫蒋南翔面对红卫兵跪下。红卫兵用脚踩着他的头，用铜头皮带抽打他的背。打了一阵，红卫兵揭开他的白衬衫后背察看。他的背上已经被打得血痕累累，红卫兵还嫌鞭痕造成的“图案”不匀称，抡起皮带补打血痕不够浓重的一侧。红卫兵还打了与蒋南翔同住的老母亲和寡妇姐姐，并强迫他的姐姐也用皮带抽打他。

死亡大量发生了。在位于和平门附近的北京外国语学校，红卫兵在8月19日晚上打死了语文教员张辅仁和总务处工作人员张福臻（原为教员，文革前夕被以“历史问题”为由不准再教书）。这个学校当时有二百名教职工。红卫兵领导人在学校大会上说，这叫“杀二以儆二百”。

1966年8月22日，沙坪，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校长，连续被打被折磨三天之后，死在学校里。她的头发被薅掉，嘴里塞满污物。在她死后，红卫兵还强迫其他教员打她的尸体。数学教师张梅岩上吊自杀。

同日，在北京第八中学，学校负责人华锦被打死。副校长化学老师韩九芳背上被打出两个大洞，引起严重败血症。她的家人设法救活了她，但是留下严重后遗症，终身残废。历史老师申先哲被打后自杀身死。初一的班主任赵尊荣是22岁的年轻姑娘，也被剃了“阴阳头”。

8月24日，北京第十一中学的红卫兵到该校女教师唐婉森家搜翻，用木棍把她打死。红卫兵还在操场上烧书，强迫一批教职员围绕火堆跪下，举起胳膊伸向火堆，以致手臂被烤出大泡。图书馆员沈世敏受到这种折磨后，在家中上吊身亡。一名老工友被打死，还未找到他的名字。

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学生在学校里打死了三个人：靳正宇，语文教员；姜培良，共产党支部书记，这个学校的最高负责人；樊希曼，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校长高云被命令站在毒日头下，额头上被扎了一排图钉，还被用沸水浇。高云被打得昏死过去以后，红卫兵认为他死了，把他送到了火葬场。火葬场当时堆积了大量被打死的人，在死人堆中等待被烧的过程中，高云被发现还活着。他活到了文革后。

北京第33中学的负责人杜光天，也和高云一样，遭到红卫兵毒打后被认为已经死亡，被送到火葬场以后，火葬场的工人师傅发现她还有呼吸，没有烧她。

8月26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的负责人梁光琪被红卫兵打死。她被打死的时候，已经在校中被关押了一段时间，一直遭到殴打侮辱，头发也早被剪掉了半边。26日，红卫兵把她和学校另一名负责人高孑非抓出来“批斗”，罚跪，强迫他们喝彼此撒的尿。梁光琪拒绝喝，被红卫兵用木棒重打五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该校四楼实验室旁边开辟了一间“牛棚”，全校70余名教员中有40人被关进那里，“劳动改造”外加写“检查交代”，还常常被红卫兵喊出去打耳光揪头发等等。化学老师王岫背上被打了一个洞，流血不止。女教员王开舜“劳改”时弯腰擦洗便池，有红卫兵用棍子打在她后脊背上，把她打倒在地。后来她的脊椎成为弓形，再也不能伸直，残废终身。

9月8日，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学，语文教师陈沅芷在关押中被打死。除了打她，红卫兵还把她推到架起来的两张桌子上面“斗争”，然后把叠起来的桌子推翻，让陈沅芷摔下来。这个学校的红卫兵还打死了一个校工。还没有找到记得他的姓名的人。

在北京第五十二中学，语文教师郑兆南被关押在学校，饱受殴打和各种折磨后，死于1966年9月8日，时年36岁。

在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喻瑞芬，一名生物教师，在教师办公室里被击倒在地并被打。接着，在光天化日之下，她被倒提两腿拖出楼门，她的头在水泥台阶上磕击碰撞。一桶沸水浇在她的身上。在楼门口的空地上她继续遭到殴打和折磨。两个小时后她死去了。打人者还不满足。他们强迫所有在“牛鬼蛇神队”中的老师围绕喻瑞芬的尸体站成一圈，轮流打她的尸体。

在北京景山学校，传达室的工友李锦坡被打死。

位于北京宣武区的白纸坊中学(文革后改名为138中学)负责人张冰洁被打死。她恳求红卫兵学生：“我有错误，请你们批判。请不要打我。”但是红卫兵继续用沾了水的麻绳和铜头皮带打她，把她打死。

在北京外国语学校，女工刘桂兰在学校礼堂被红卫兵学生打死。教导主任姚漱喜被剃了头发，被“斗争”和殴打。有一次，红卫兵“斗争”她和英语教员贺惠生，把他们的头塞进翻转过来的小方凳的四条腿之间，殴打他们。她住在校内，一天晚上来了五拨学生打她。姚漱喜在学校办公楼三楼厕所的下水道拐脖上套了一根绳子上吊自杀。

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教员杨俊被打死，教员郑之万跳楼自杀。

在北京朝阳区的第四女子中学（现名陈经纶中学），生物教师齐惠芹被毒打致死。这个中学的校长潘基，被打得几乎死掉。

在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教员孙迪在校中被打死，他死时36岁。

北京第四十九中学语文老师郑育秋，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被红卫兵打伤，全身肿烂，抬到第四医院（现恢复旧名叫普仁医院），医生拒诊，死在走廊石板地上。

在1966年8月中旬，北京第六中学(这所学校离天安门城楼一公里远，和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的红卫兵学生把音乐教室建成了一座监狱，在屋顶上设有了望哨和强光灯。他们在监狱的墙上写了“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后来他们在那里打人时，醮了被打者的血重描这六个大字。这座监狱存在了三个月，直到1966年11月19日才解散。六中有九名教职员自始至终被关在这座校园监狱中，其中一人离开监狱一个月后就死去了。另一些教员、学生以及从校外抓来的“阶级敌人”也曾时间长短不等地被关在那里。有三个人被打死在这座监狱里：该校高三学生王光华，退休校工徐霈田，以及学校附近的一名老年房产主何汉成。

1966年夏天，除了上文写到的，北京还有一大批中学教育工作者在遭到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高万春是北京第二十六中学的校长。1966年8月25日，该校红卫兵在校中“斗争”了46名教师。高万春被五花大绑，跪在铺有碎石的凳子上。他几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万春在这样的“斗争”之后自杀。李培英，北京社会路中学副校长，被打并被关在学校中。她浑身被打得血肉模糊，在关押她的房间的暖气管子上吊死。彭鸿宣，北京工业学院附属中学校长，被打被关，自杀。萧静，北京月坛中学校长，她在被打后跳烟囱自杀。北京第二女子中学的体育教员曹天翔和语文教员董尧成，被殴打侮辱后，跳楼自杀。北京第65中学的化学教员靳桓跳楼自杀。汪含英是北京第四中学的地理教师，被剃了“阴阳头”，她的丈夫苏庭伍是数学教员，当时借调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学，在被“斗争”和抄家后，他们夫妇一起在北京郊区的香山服杀虫剂“敌敌畏”自杀。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校工马铁山上吊自杀，英语老师傅敏投水自杀未死。白京武，北京第四十七中学美术老师，自杀。北京第三中学的语文教师石之宗投湖自杀。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一位生物老师割破动脉自杀，姓高，名不详。北京第二中学姓袁的地理教员和姓许的电工师傅自杀身亡。当年的学生还记得许师傅从学校教室楼上跳下后尸体躺在水泥地上的景象。但是笔者寻访多年，还没有能找到第二中学这两名受难者的全名和死亡日期。

北京第三十中学校长王升倌，被红卫兵学生殴打以后，又被从楼梯上推下来导致死亡。这个学校的中共支部书记孙树荣的眼睛被打瞎一只。北京翠微路中学校长黄国英，被打瞎一只眼睛。北京第三十一中学的共产党支部书记宋克被毒打和关押后在8月31日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侥幸未死。北京回民中学校长李玲善被长期残酷“批斗”后精神失常，却被说成是“装疯卖傻”。他在七十年代走失，不知身亡何处。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校长安丰均遭到多次毒打，被打断了三根肋骨。

在北京的大学和小学，也发生了大量暴力行动，总的来说不如中学残酷，但也极其严重。在北京大学，7月27日，掌管学校的聂元梓提出对“黑帮”“监督劳动”。于是数百人被编入“牛鬼蛇神劳改队”中。这些人被剪掉了头发，脖子上挂着写有“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字样的牌子，在校园里“劳改”。美学教授朱光潜，被剃光了头发，在离学生宿舍很近的商店前拾捡西瓜皮，随时遭到大量前来“学习北大革命经验”的红卫兵的殴打和侮辱。1966年8月3日，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被强制“劳改”拔草时，有红卫兵强迫他喝了水沟里的脏水。这条水沟里有从学校附近的一家化工厂排出的污水。他很快中毒昏迷，但是被说成是“装死”，不准送医院。当天夜里吴兴华死去，时年44岁。红卫兵说他“畏罪自杀”，命令解剖了尸体以图证实。8月24日，生物系的学生到讲师胡寿文家中用铜头皮带打他。他的衬衫粘进皮肉里。事后，他的妻子用温水泡软血衣，才把衬衫慢慢脱下来。1966年8月24日夜，英语教授俞大絪在被抄家和殴打侮辱后自杀，她是中国一部最好的英语教科书的作者之一。程贤策，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在经受了近三个月的侮辱、殴打和折磨之后，9月2日服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亡。哲学系心理学教授沈乃章被批判斗争和抄家，他从年轻时候起一直蓄留的胡子被强迫刮去。1966年10月9日，沈乃章教授自杀。历史系教授向达被关押在昌平县太平庄，生病不准治疗，在11月20日因尿毒症死亡。

1966年8月24日，由清华大学红卫兵要求，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派卡车从12所中学运送红卫兵到清华大学，在那儿他们殴打了清华大学的学校领导人和教授们。清华大学的学生也动手一起打人。在无线电系的几个教师干部被打后，血流在地上。有学生围绕地上的血迹画了一个圆圈并在旁边写了“狗血”两个大字。那一天红卫兵命令拆除校园中白色大理石建造的“清华园”牌坊，那座牌坊造于1905年以纪念这所学校的建立。(这一地点在1967年5月建造了巨型毛泽东塑像，1987年8月29日拆除。)一块一块沉重的石头由“劳改队”中的“牛鬼蛇神”搬走，有学生站在他们身后挥舞棍棒皮带。那天夜里，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的校级干部全部被关在科学馆中。他们一个一个被拉进一个小房间里拷打，没有一个人躲过。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何万福被“斗争”后在1966年8月13日身带遗书在龙潭湖投湖自杀身亡。8月下旬，中文系教授刘盼遂和他的妻子在西单附近自己家中被红学生红卫兵打死。9月5日，俄语系教授胡明从北师大主楼北边的宿舍楼上跳楼身亡。

在北京铁道学院，家住教工宿舍（五四区二楼）的俄语教授张剑飞在1966年8月22日被红卫兵打死。在这种情况下，该院一名教授和妻子孙启坤（北京台型机床厂退休会计）一起逃离学校。孙启坤8月27日在其弟弟家中（北京西城区西长安街文昌胡同六号）被中学生红卫兵打死。

在北京农业大学，昆虫学教授陆进仁和其妻子吕静贞被“斗争”后，一起在1966年9月1日自杀。

北京戏剧学校校长江枫在学校遭到“斗争”，被殴打和侮辱，回到家中又遭14岁的养女殴打，她自杀。戏剧学校教员、京剧演员叶盛章遭红卫兵毒打，1966年8月30日在北京东便门护城河投河，9月3日发现了他的尸体。

在小学里，年龄最大的学生只有13岁。在北京礼士胡同小学，一位姓叶的老师被学生强迫吃下大头针和屎球。北京玉泉路小学的学生剃去了四个女教师的半边头发。在北京三里河第三小学，学生剃了音乐教员的头发，还强迫她和她教美术的丈夫在众多学生面前互相打耳光。

王庆萍是北京市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兼中共支部书记。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９日，她遭到“斗争”和毒打并被关押在校中不准回家。8月20日凌晨在校内坠楼死亡。因为没有遗书留下，家人一直认为她是被从楼上推下去或者是打死后扔下去的。她留下三个孩子，分别为11岁、9岁和8岁。8月24日，北京崇文区西花市大街小学女教员鄂少琪被“揭发”有“不满言论“后跳河自杀；永定门小学教员冯杰民被红卫兵“批斗”后用剪刀自杀。8月27日，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在一天内被学生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也被毒打，两天后死去。邱庆玉，北京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在1966年10月1日被打死。赵谦光是北京中古友谊小学的教导主任，在被侮辱殴打后从烟囱上跳下自杀身亡。赵香蘅，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长，遭到“斗争”殴打，和丈夫沙英一起跳楼自杀。北京芳草地小学校长石子勤，遭到殴打侮辱后，用剪刀戳自己的脑子自杀，他幸而没有死。在实验一小，王启贤老师跪在地上，还被强迫吃煤渣。在玉泉路小学，有四名女教师被学生红卫兵剃了“阴阳头”。

幼儿园的老师们也难逃恶运。北京东城区的几所幼儿园的一些老师曾在中山公园中的中山音乐堂被“批斗”。从中学来的红卫兵剪去了他们的头发。有幼儿园里的孩子强迫阿姨喝痰盂里的脏水。

暴力殴打教师也发生在全国各地。

在南京，1966年8月3日，南京师范学院的一些学生抓了一批“牛鬼蛇神”去“斗争”。他们把墨汁浇在这些人头上身上，给他们戴“高帽子”，并且拖着他们在滚烫的马路上“游街”。学院负责人之一李敬仪当场被斗死，她的臀部和脚跟被磨得血肉模糊。她的丈夫吴天石，当时已经被中共江苏省委在报纸上“点名批判”的省教育厅厅长，一起被“斗争”。吴天石身上被浇满墨汁，双臂被扭成骨折，双腿瘫痪，脑水肿，昏迷两天后死去。三个星期之后，8月27日，这个学校里再次举行大型“斗争会”，殴打和侮辱了更多的人。8月3日的暴力“斗争”杀害了两个人，但是斗人者不但没有犯罪感，还一直以这一天为光荣。他们命名他们的组织为“南师八三造反团”。后来他们建造的毛泽东塑像，特设高度是8.3米。在南京第十三中学，红卫兵殴打教员，把一些教员打得大小便失禁，9月5日，数学教员韩康和体育教员夏忠谋被打死。在南京市第二中学，历史教员朱庆颐被学生打死。

在上海，1966年8月4日下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把一百九十多名教师和行政干部从家中抓出来，给他们戴上“高帽子”，在他们的脖子上挂上写有“反动学术权威”“黑帮分子”等字样的大牌子，押着他们在校园内游街，然后强迫他们一齐跪在学校的“共青”操场上，召开“斗争大会”，一直进行到深夜。从8月5日开始，被斗的人都被编入“牛鬼蛇神队”强迫劳动。8月4日会后，原为外语教师后因被划成“右派份子”在图书馆工作的吴迪生和他的妻子一起上吊自杀；图书馆丁晓云老先生自杀；物理系教授姚启钧在8月4日及之后连续遭到“斗争”，于1966年9月28日自杀。在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十八名教师被强迫在学校的操场上爬行了几圈。他们中的女教师都被剃了“阴阳头”。在上海复兴中学，学生用锤子打一些老师的头，一位教师的头盖骨被打得凹陷下去，一直不能恢复。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后到图书馆工作的金志雄老师自杀。金老师生前，她的头发被学生剪掉时，用了一把很钝的剪刀，把头皮都扯了下来。英语老师张景福服安眠药自杀未死，后来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自杀身死。上海市三女中已经退休的老校长薛正在打扫厕所时被强迫吃屎尿。有学生用图钉把一张大字报钉在她的背上（8月时只穿单衣）。上海市四女中数学老师王蕴倩被“批斗”后在校中跳楼自杀。大同中学语文老师李雪影遭到多次殴打侮辱后在家中自杀。上海育才中学数学教员王守璠和俄语教员袁俊英自杀。上海位育中学数学教员蔡蕙芳悬梁自尽。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副校长程卓如和丈夫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杨嘉仁被“斗争”和折磨后在1966年9月6日一起自杀。音乐学院的另一位女教授李翠贞被游街和侮辱后在9月9日自杀。京西中学物理教员杨顺基被打死。同济中学的语文老师林修权，被红卫兵学生绑在学校操场上的单杠上，活活打死。嘉善路小学的小学生，用火柴点燃了一名女教师烫过的卷发，烧起满头火焰。

在西安，1966年8月31日，第三十七中学红卫兵召开“斗争会”。被“斗争”的老师遭到残酷殴打。红卫兵还把玻璃瓶打碎撒在地上，强迫老师在铺有碎玻璃的地上爬行。语文教员王冷被打死，死时36岁。已经从此校退休的语文教员王伯恭也被抓来打死。该校校长被打断肋骨，九个教师被严重打伤，一名教师被打得精神失常。在西安市报恩寺路小学，语文老师白素莲被打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被挂牌子“游街”，挂牌子的是铁丝，勒在脖子上。彭康后来在1968年3月28日在“游街”和“斗争”中倒地死亡。西安第五中学语文老师袁玄昭，被打并且被关押，试图逃走又被抓回后自杀。

在南昌，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１日，在江西师范学院发生全校性的大规模“游斗”。中文系教员熊化奇、黎仲明和学校医务所医师周天柱三人在“游斗”过程中死亡。历史系教授何基被“游斗”后自杀。

在天津，南仓中学的学生把垃圾篓子扣在老师们的头上，在他们的衬衫上画上黑“×”，剪掉了女教导主任的头发。105中学的女校长被剃光了头发。南丰中学的校长孙若云从“斗争台“上推下来，摔得头破血流。学生把铁丝纸篓做成“高帽子”套在她头上，打她的头部。铁丝嵌进肉里，斗完后“高帽子”竟取不下来了。天津红桥区金钟桥小学的校工姚福德，因为曾在国民党时代当过兵，被学生殴打，他冲出校门跳入附近的河中。河岸高而河水浅。他的头部倒插在河底淤泥中，两脚露出水面。河岸上的人群看着他这样死去。天津红桥区红星中学俄语教师魏恕被指控和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丈夫“划不清界限”而遭到侮辱和殴打。8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全校学生被集合在教学楼前的操场上召开“斗争大会”，当红卫兵拳打脚踢地把一场串“牛鬼蛇神”带上台子跪下的时候，魏恕从教学楼四层的侧面跳了下来。第二天学校召开“批斗畏罪自杀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魏恕”大会，台子上扎了一个稻草人，身穿魏恕的衣服，衣服上血迹斑斑。

在福建厦门，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思杰，在遭到残酷“斗争”后，和妻子儿女共四人一起自杀。在厦门第八中学，1966年8月，物理教师黄祖彬被打死。另一位教师萨兆琛在被残酷毒打后关在学校楼上，在一天凌晨坠楼身亡。

在广州铁路中学，学生“斗争”英语教员高本锵时，逼他喝下一瓶墨汁，然后猛击他的胃部。他开始呕吐，先吐出的是黑的墨汁，然后是红的血。高本锵被关押在学校教室中，半夜自杀身亡，时间是1966年9月间。中山大学罗应荣教授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下乡劳动两年，贬入资料室工作。1966年进了该校的“专政队”失去行动自由，他请人递送一个纸条给住在城中曾经和他一起编写英汉词典的朋友，被红卫兵发现，争夺中他把纸条吞了下去。他被以“殴打红卫兵”的“现行反革命”罪判刑5年。1970年他在花县赤泥镇采石场“劳改”时被刑事犯打伤后脑，不久死亡。

在湖南，长沙第一中学的红卫兵1966年8月18日在北京受到毛泽东接见归来之后（该校一名红卫兵代表那天在天安门上讲了话），立即在校中掀起殴打老师以及所谓“出身不好”的同学。被打得最严重的是一位信仰宗教的女性副校长。她的头发也被剪掉了半边。浏阳第一中学的语文教员唐政被殴打和在学校“劳改”。她被用绳子绑到该校大礼堂的“斗争会”上，在台子上被打死。时年47岁。她死后，她的丈夫和儿子也被捆绑起来。当晚她的尸体被埋时，还有人往土坑里吐痰扔脏东西。

在四川，1966年8月2日，重庆大学共产党党委书记郑思群自杀。在泸州第三中学，一位姓钟的女教师被罚跪煤渣，双膝流血。在成都第四中学，物理教员毛世禄上吊自杀，数学教员黄天倪卧轨自杀，校长王侃割喉咙自杀未死。

在武汉，1966年8月24日，76岁的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在反复被“斗争”后死亡。武汉市第一中学英文老师李德辉自杀。武汉第十四中学数学老师陈邦鉴自杀。武昌实验中学政治教员姚学之被该校红卫兵殴打折磨致死。

在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陈自成、王亭原是辽宁大学的教师，1957年陈自成被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他的妻子王亭在“右派补课”中也被定为“右派分子”，一起被送到“北大荒”。1966年8月28日，他们和一批教职员被脸上涂了墨，围绕主楼爬行。当晚他们留下遗书给小儿子（大儿子在外婆家），然后一起服安眠药自杀。时年分别为44、40岁。学校里就他们自杀开大会，叫他们的孩子（11岁）上台发言表态，批判已经死亡的父母。这个学校在兴凯湖边靠近国境，但在实行迫害方面，紧跟北京，一点不落后。

在江苏常州，第二十六中学的校长褚孟衡，被挂牌子“示众”并被批斗多次。有一天，一些学生用黑布蒙住他眼睛，把他带到一间屋子里用烟熏得昏了过去，然后用手臂粗的棍子打他，棍子被打断。他满身青紫，既不能躺也不能坐。没有一所医院敢给他治疗。后来他又被通知去学校参加一个“会”，那显然包括一场殴打和折磨，于是他上吊自杀。幸运的是他的家人发现了并砸开窗户及时解开了绳子。他活下来了。在江苏省扬州湾头公社小学，副校长张筠被毒打并监禁在教室里。她投河自杀，留下了年幼的子女。在她死以前，她的七岁大的儿子曾听到有些学生交流如何用铜头皮带打人的“经验”。

在浙江绍兴，第二初级中学的语文教员冯世康，1966年夏天被批判斗争，在一次斗争会上，除了被辱骂、挂牌子、“坐飞机”和拳打脚踢之外，有学生在台上举起一把椅子往他头上猛砸，把他打倒在地。冯世康在第二天跳河自杀。

被访者说，打老师的现象在他们所在的省区全都发生了。这些省区有：福建、广东、湖南、湖北、山西、陕西、四川、江苏、江西、新疆、浙江。但是总的来说，对教师的暴力攻击在北京最为严重，而北京在当时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6］

2.暴力迫害的发展过程

第一阶段从骂到打

1966年5月25日，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当局者为“黑帮分子”，号召“坚定地、彻底地、干净地、全面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7］1966年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一大字报。这张大字报震动了全国。在北京，六月初，“工作组”被派往各学校取代学校当局并领导那里的“文革”运动。所有的大学和中学都停止了日常课程，用全部时间“搞运动”。学生以北京大学为榜样，开始用同样的一套词语来改击他们所在学校当局。6月18日，中共中央宣布废除旧的高考制度。在很多学校里，那些最早起来开始对老师作语言攻击的人得到了工作组的大力支持，成为新建立的权力机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工作组号召和组织学生写大字报“揭发”教师。除了“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这一类政治性术语之外，象“猪”、“毒蛇”之类的贬意词语，也被用来咒骂教师。［8］脏话“他妈的”，从1966年初夏开始在校园中普及化，后来成为红卫兵的特色用语之一，不但用在口头上，还用在书面上。

工作组把教师“排队”并划成四类：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问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相当比例的教育工作者被工作组划成了第四类，并且被宣布“停职反省”。北京西城区的工作队，把全区61所中学的58•4％划为“三类”， 5％划为“四类”；476名中学领导干部，40%划成“三类”，14%划成“四类”。上文写到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被打死的的卞仲耘副校长和被严重打伤的胡志涛副校长，因为是“重点中学”的领导，都被工作组划为“四类”。有些教师不能忍受压力和侮辱，自杀了。

在北京大学，有学生把大字报贴在历史系教授汪籛的门框上。关于这件事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大字报是被风吹掉的；另一种说汪因出入房门而把大字报撕了。有学生谴责汪籛出于仇视“文化大革命”而故意破坏大字报。工作组命令汪籛认错并把大字报贴好复原。汪籛做了他们要求他做的，然后在当天夜里反锁家门服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亡。毒性发作后的剧烈痛苦使他以头撞墙。他的邻居们听到了他临终前的的痛苦的喊叫。那是1966年6月11日。历史系青年教员俞伟超遭到“斗争”后两次自杀，幸而未死，被高压电烧毁两根食指。

北京宽街小学的李荫福老师是六年级的班主任，他被工作组指控有“历史问题”，在工作组时期自杀了。在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副主任傅乐焕投水自杀。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李平心于1966年6月15日自杀。 北京钢铁学院院长高芸生遭到“斗争”后于7月6日自杀。

在6月就有学生对教师进行暴力性攻击。在清华大学，6月11日和12日，有学生组织了“打狗队”，来打那些被看作“黑帮分子”或别种“敌人”的人。在“打狗队”看来，那些被打的人是“狗”而非人。他们对“狗”实行“戴高帽子”和“游街示众”等等。1966年6月18日，在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对那些已经受到语言攻击的人展开了暴力攻击。比如，上文写到的自杀了的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被学生追赶并殴打。有学生从厕所拿来大便纸篓，扣在程贤策和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洁的头上，还把墨水倒在他们身上。晚上向景洁回到家中，他的妻子在他背上的青紫伤痕上敷了草药膏。胡寿文，上文写到的生物系讲师，被学生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着就走。胡几乎窒息昏死过去。那天北京大学各系共有六十多人被用这样野蛮的方式“斗争”。
在兰州大学，１９６６年6月17日，得到工作组支持的一些“左派”学生到江隆基家中，把他一路拖着跑到操场，进行“斗争”。他们把桌子和凳子层层相叠，让江隆基跪在上面，并戴上了重十多斤的铁笼子。６月２２日，中共甘肃省委告诉兰州大学学生他们已经做出撤销江隆基职务的决定。第二天，在兰州大学又召开 “斗争”江隆基大会，再次对他使用罚跪、戴高帽子、拳打脚踢、游街等方式。　6月25日上午，中共甘肃省委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江隆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当天下午，江隆基自杀。在中学也发生了类似的暴力事件。上文写到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在她1966年6月29日写给上级党委的信中，描述了她如何在6月21日的“斗争会”上被打以及会后又被打。她说：“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将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用绳子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9］这个“斗争会”是由工作组主持召开的。她写信向上级领导求救。她的丈夫亲自把信送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传达室。但是高层领导人没有理睬她的信。

然而，虽然工作组鼓励学生批判斗争老师，并计划把那些已被划入“第四类”的人送去“劳改”，但是对6月18日在北京大学出现的那种不受工作组领导的大规模的暴力行动，表示反对。1966年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转批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第九号简报给各学校，要求制止学校中的“乱斗现象”。［10］刘少奇只是要求制止“乱斗”，他自己正在积极领导“工作组”组织“斗”人。他亲自指导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工作组如何把该校校长刘超“斗倒斗臭”。（他在和该校工作组成员的谈话中使用了这一“文革术语”。他在该校上学的17岁的女儿也成为工作组的成员之一。）但是这个文件要求制止大规模使用暴力，显然和这一时期还没有发生文革的攻击对象被活活打死直接有关。

第二阶段从打到打死

打死人是在工作组被撤销后立即发生的。1966年7月28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发出了“从大字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包括中学)”。在此之后的一周内，工作组来离开各个学校。学生组织，其中绝大部分称他们自己为“红卫兵”，填补了因工作组撤销而造成的权力真空。正是在这时候，大规模的打老师事件发生了。已经被工作组划入“第四类”的人首先被红卫兵开会“斗争”和毒打。剃“阴阳头”，用铜头皮带和棍棒打人，在那时候普遍并且公然地发生。

首先，各学校建立了校园“劳改队”或称“专政队”。北京大学公共数学课讲师董怀允在工作组领导文革时期已经被编入另组，不得参加“革命群众”的会议等。他也目击了6月18日的北大暴力斗争场面。7月26日江青在北大宣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7月27日聂元梓宣布建立校园劳改队。董怀允在７月２８日上吊自杀。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把卞仲耘校长打死后，当天晚上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等当面向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报告了此事。中共北京市委和周恩来办公室的干部来到学校，要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正确对待革命群众”。至今没有任何材料告知高层官员曾如何谈论卞仲耘之死。但是，他们在卞仲耘被打死后没有采取措施来制止暴力是十分明显的。相反，他们高度称赞正在全国迅速传开的红卫兵运动。毛泽东在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一百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告诉她“要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学生彭小蒙代表红卫兵在大会上作了演讲。这两个最为瞩目的红卫兵人物所在的学校是最早开始用暴力攻击老师的。

在8月18日之后，暴力行为猛然升级，越来越多的老师被打或被打死。这一点，从上文写到的教育工作者被打死的日期可以清楚看出。从撤销工作组到8月18日大会之前，北京市红卫兵打死人的学校有两所，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8月5日）和北京101中学（8月17日）。在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大会之后，有数千教育工作者和城市居民被打死。上文写到的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和第八中学校长华锦，都在8月18日大会后，被连续殴打折磨和关押，在8月22日死亡。

按照一篇在1991年刊出的关于“文革”期间的北京中小学教育的文章说，仅仅在八月的两个星期内，在北京西城区，近百名教育工作者被迫害致死。被打伤或致残的人不可计数。［11］这篇文章关于这一时期的介绍篇幅很短，并且未给予准确数目，也未说明受难者姓名。但是这篇文章显然有北京教育局的内部统计资料作依据，只是这些资料不准学者查阅。

在本文和笔者的《文革受难者》（香港，开放出版社，2004）一书，记载了一批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的名字、死亡事件和受难经过，材料来自笔者一人之力所做的调查，还相当不完全。

第三阶段大规模杀戮：从校内到校外，从北京到全国

在1966年8月18日大会之后，暴力迅速发展升级。 1966年8月22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公安部“关于不准动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那时候，北京学生的暴力行为已经从校内扩展到校外。

受难者是北京的普通市民。其中不仅有从前的工厂或商店的拥有者，有拥有自己的房屋的人，有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的人，还有艺术家、作家，等等。1966年8月23日，作家老舍和其他二十多名文艺工作者一起被中学红卫兵“斗争”和毒打，老舍在8月24日自杀。

1966年8月24日，北京第四中学的红卫兵把崇文区药王庙后门10号居民孙如谦和东晓市居民牟志林抓到学校中打死。

1966年8月27日半夜，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把住在附近的37岁的工人陈彦荣和一名老年女人打死。陈彦荣的妻子刘万才一起被毒打。该校红卫兵还打死了北大东门外沟沿8号60岁的居民吴素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在校中打死副校长卞仲耘后，又在该校化学实验室中把一名18岁的学校附近西单玉华台饭庄的女服务员绑在柱子上打死。

上文写到的在1966年8月25日在校中打死三个人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红卫兵，在8月28日抄了地安门东大街93号朱广相医生的家，并且打他。邻居李丛贞，半导体研究所的工友，上前说了“朱大夫是好人，别打了。”为此话李丛贞被绑在柱子上当众打死。李死后，红卫兵为判断他是不是真死了，抡刀从他的肩膀上劈下一块肉，见没有反应，才把尸体松了绑。

8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高二（二）班的红卫兵到北京大学教工宿舍打死了一名同学的爷爷孔海琨。在北京第一中学，红卫兵把学校原来的菜窖变成了打人场所，有十三个从校外抓来的人被打死在那里。位于北京郊外风景区的第四十七中学的一名前红卫兵说，该校红卫兵不仅打了他们学校的老师，而且把学校附近的几个村庄中的所有“阶级敌人”都“消灭”了，也就是都打死了。杀戮从市区扩展到农村。在北京大兴县，从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325名所谓“四类分子”以及他们的家属子女被杀害。在受难者中，年纪最小的是刚生三十八天的婴儿。［13］

从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底，在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这个数字出现在1966年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份“内部”文件上，标题为《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这个标题就表明了把红卫兵打死人当作革命功绩看待。而在这之前，1966年9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份简报中，就说北京已经有上千人被打死。那份简报的副标题是“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但是这些“内部”文件从来没有向人民公布过。）文革后的1980年，中共北京市委的机关报《北京日报》［14］发表一篇关于那时已被批判的前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的长文，简单提到了1966年8月下旬到9月的20天中有1，772人被打死。但是这篇文章没有说明这些死者是谁以及他们如何被打死。另外，文章使用了动词被动语态“被打死”，而没有说明是谁杀害了这1，772人。这种口气是会令后人惊讶的：即使在文革后，杀害1，772人竟然仍然不被认为是严重事件，也不被认为需要追查责任。事实上，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和“四人帮”的判决书也没有提到1966年北京的红卫兵杀戮。

根据一份“内部”材料，从1966的8月24日到9月1日，在北京被打死的人的数字是：8月24日，44人；8月25日，86人；8月26日，126人；8月27日，228人；8月28日，184人；8月29日，200人；8月30日，224人；8月31日，145人；9月1日，228人。8月31日的死亡人数有所下降，显然是因为那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红卫兵到天安门广场去了，用来打人的时间有所减少。9月2号后每日被打死人数大幅降落，是因为那一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一个文件要求制止“打死人的现象”。那个文件口气十分温和，“打死人”被称作“现象”而不是被称作“犯罪”。但是这个文件立刻起了作用。可见当时红卫兵的行动看似杂乱，但是总的局势是上面稳稳掌握在手的，要打就能打，要收也能收起。

红卫兵杀戮发生在北京的每个区，以西城区打死人最多，有333人被打死。西城区是北京最为中心的一个区，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就在西城区内。北京第一个打死人的学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也在西城区内。西城区当时有六十所中学，平均每一所中学的红卫兵打死5至6人。（打死人主要是中学红卫兵做的。）

特别残忍的是，这些人甚至不是被子弹射击而死的，也不是像古代那样被用大刀砍头的，而是被红卫兵们用拳头棍棒和铜头皮带活活打死的。打死一个人，有时候用数个小时，有时甚至用几天的时间，显然死亡过程因漫长而更为痛苦。被打死的人，衣衫破烂，浑身血迹斑斑，被丢上卡车或者平板车，没有姓名标记，横七竖八地堆在一起，就被送往火葬场焚烧。因为突然增加的大量死亡，北京的焚尸炉供不应求，来不及焚烧。加上天气炎热，火葬场只好往死尸堆上放冰块控制腐烂。目击者说，那里的场面极其恐怖。

另外，事实上有更多的受难者不可能被计算在1，772人内，因为他们被强制遣返后，在离开北京前往农村的路上被打死，其时他们的北京居民户口已被注销。另外，在9月底以后也还有人被打死，比如上文写到的北京第六中学的退休校工徐霈田老人和北京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邱庆玉。

尽管1，772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很多目击者认为有理由认为被打死的人的总数大于1，772。北京市在文革后“内部”统计了被打死的总人数，没有分别死亡的年份，但是可以看出在1966年的死亡人数应该高于1，772人。

在1966年8月北京打人的高峰时期，在北京的中学里流行着一句话：“打死个人不就是28块钱的事吗。”28块是当时火葬一具尸体的价钱。那些被打死的人的火葬费用要由他们的家属支付。他们的骨灰不准保存。在文革后，为一些被打死的人“平反”，并不说是召开“平反会”，只说是举行“骨灰安葬仪式”，而仪式上的骨灰盒子，多半都是空的，并没有骨灰在内。

在大规模抄家打死人的同时，北京有十万居民，被作为“阶级敌人”扫地出门驱逐到农村。他们的人数，占当时城区人口的百分之二。这些人被扫地出门，失去了一切财物，在其后十多年间过着极其艰难的生活，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在遣返路上就被打死，或者在到达农村不久后就因受到“斗争”和饥寒交迫而死亡了。

从1966年8月开始，红卫兵得到免费车票去全国各地旅行以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连”。北京的红卫兵把暴力行为带往外省市。比如，1966年8月27日，北京第二十八中学的三个红卫兵串连了上海上海中学的红卫兵到上海郊区梅龙公社牛行大队“斗地主”。结果，一名前地主被打死。[15]在上海外国学院附中，1966年8月16日，该校红卫兵就发起对附中和上海外语学院的教师和干部的残酷“斗争”，8月下旬北京来的红卫兵到了那里以后，又对老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毒打。老师被打伤后血流在地上。他们强迫老师用舌头把地上的血舔干净。

在上海育才中学，9月初，北京红卫兵“串连”到达以后，在该校召开全校大会，在会上把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揪到台上打耳光，谩骂侮辱。这是该校文革中第一次发生大规模当众打人。接着，北京红卫兵和该校红卫兵一起“斗争”该校老师。一天晚上，他们连夜毒打该校数学女教师王守璠，直到凌晨四五点钟才歇手。他们打她耳光，还强迫她在地上爬并喝抽水马桶里面的脏水。王守璠随后就跳井自杀了。

来自上海的一位被访者，前上海中学红卫兵成员说：

北京红卫兵南下，穿着军装，系着武装带，非常神气，对我们说：“你们这里怎么这么文质彬彬，一点革命气氛都没有?”我当时弄不懂他们说的“革命气氛”是指什么。一个北京来的女红卫兵从腰上解下皮带就开始示范怎么抽人。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北京红卫兵的样子。

从本文所附的学校名单，我们可以看到从北到南，从大城市到乡村，学生攻击教师和其他“敌人”的现象到处发生。在湖北省省会武汉，根据该市官方文革后的“内部”统计，1966年夏天，红卫兵打死了62人，还有32人因被打斗而死亡。［16］广播和报纸对红卫兵的宣传，以及“革命串连”，是把暴力从校园带到社会，从北京发展到全国的有力帮助。

3.主要的折磨方式

(1)用拳头、棍棒打，用脚踢。

(2)“高帽子”和“游街”。毛泽东在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一文中描述了农民斗争地主的这一方式。这篇文章印在毛著普及本中，很多学生读过。1966年8月3日在南京师范学院，上文写到的吴天石和李敬仪夫妇就是因“游街”而被折磨死的。

(3)挂在被打成“敌人”的那些人胸前的“黑牌子”。在牌子上写有“黑帮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反动学术权威”等等罪名。罪名下面是这个人的被打了红“×”的名字。这一象征手法被使用，是因为在法院的公告上，被判处死刑的人的名字上通常标有红“×”。许多教师被强迫必须在公众场合挂着这种牌子。开始的时候，这种牌子多由两尺见方的硬纸板做成。但是后来有学生制作了沉重的牌子以加深身体攻击和侮辱的程度。在北京第一中学——这是一座靠近北京老城墙的学校——斗争校长刘启明的时候，有学生甚至用细铁丝把一块巨大的城墙砖挂在她的脖子上。

(4)“坐飞机”或“坐喷气式”。这两个名词是“文革”中广泛使用的。在“斗争会”上，被斗的人被强迫站在台上，低头，弯腰，双臂后举，身体形状如喷气式飞机。“斗争会”常常持续数小时，长时间保持这种姿式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对那些年纪大的人来说。

(5)“阴阳头”，形似中国古代的“阴阳”图案。学生把教师的头发剃去半边，因而命名。这一方法常使用于女老师身上作为特别的惩罚。不仅中学生，大学生也这样作。

(6)用铜头皮带打。红卫兵的时兴装束是一身黄军装，佩戴红色袖章，腰束皮带。皮带也被用来抽打人。军用皮带有铜头，可以造成严重的伤害。几位被访者都提到有些红卫兵曾交流和炫耀用铜头皮带打人的经验，包括鞭打的方向和角度，以及怎样才能“一打一个血窟隆”等等。

(7)“抄家”。学生不要需任何搜索证便可以老师家中搜查他们的私有财物。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发生在1966年8月至9月。教师一般都有很多书籍。除了马列毛著作和自然科学书籍外，其他书都被视为“四旧”没收或者烧掉。南京师范学院西方美术史教授秦宣夫的画册全部被来抄家的红卫兵倒上煤油烧掉。一位教师的相当完整的中国象棋藏书，也全部被没收和毁掉了。

(8) 校园“劳改队”，又称“牛鬼蛇神队”或“专政队”。每个学校都有老师被打入其中。这种队被认为是“敌人”集体。队中的人必须做脏的、重的工作。如扫厕所，拾垃圾，等等。他们也必须总是挂着“黑牌”。在“劳改队”里的老师随时可能被侮辱、被打。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有14个教职员在“劳改队”中。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有三个“劳改队”。这三个“劳改队”是按照所谓“罪行”的“严重程度”来划分的。其中“劳改一队”6人，“劳改二队”12人，“劳改三队”6人。进“劳改队”的人占了全校教职员工人数的四分之一。

很多被访者估计，各校被正式赶入“牛鬼蛇神队”的老师的比例普遍超过百分之二十。1985年前后在北京编写的五所中学的简史显示：在北京第二十六中学，46名教师曾被赶入“牛鬼蛇神队”中并被毒打。［19］在北京101中学，63名教师进过“牛鬼蛇神队”。［20］在北京育英学校，二十多名教师进过“劳改队”。［21］在北京育才中学，16名在“劳动队”中的干部和老师都被当作“黑帮分子”毒打。［22］在通县(北京郊区)第一中学，学生剃了四个女教师的头发，76名老师中的53名被强迫进入“牛鬼蛇神队”，在皮鞭下每天劳动14—15小时。［23］

(9)唱“牛鬼蛇神歌”。此歌又被称作“嚎歌”，因为被强迫唱此歌的教师已不被视为人类而被视为动物。在“牛鬼蛇神队”中的老师被强迫一日数次唱这个“歌”。如果唱得不被红卫兵满意，他们可能被打或被罚。这个“歌”由北京第四中学的学生所作并流传全国。此“歌”词曲如下：

｜1 51 2 ｜3 1｜1 5 1 2｜3 1 ｜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
｜0 0 0｜0 0 0｜
我有罪，我有罪，
｜6 5 3 3 ｜2 1 ｜3 3 2 3｜5 5｜
我对人民有罪，人民对我 专政，
｜6 5 3 3｜2 2｜
我要低头 认罪，
｜3 3 2 3 ｜5 5 ｜6 5 3 3｜ 2 1 ｜
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3 3 3 2 3 ｜5 5 |6 5 3 3｜2 1 ｜
我要是乱说 乱动，把我砸烂砸碎，
｜5 5 ｜6 6 ｜0 7 7 ｜—　—‖
把我砸烂砸碎［18］

以上方式，在本文附录中所列的学校中都几乎都被采用过。还有别的方式在部分学校被采用。其中相当普遍的方式之一是在校中设立牢房关押教师。比如，在北京第一中学，一位姓龚的老师被关押在学校几个星期，他被毒打，以致他的一个学生看到他时都认不出他来。在北京第五中学，校长吕清寰被关在楼梯下面的小黑屋里几个月。北京第十三中学，北京第三十一中学，北京清华园中学，北京外国语学校，都设有专门牢房关押人。北京第四中学和第六中学都把原来的音乐教室改建成了监狱。在北京第六中学，如上文已经写到的，红卫兵设立的监狱关押老师和别的人长达三个多月。在1966年夏天，很多学校的红卫兵前往北京第六中学学习“革命经验”。据一位北京景山学校的红卫兵说，他们因被指责为“斗争性不强”而去参观。她看到监狱中遍地都是血迹。两年以后，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这种牢房建立于中国每一个工作单位，被俗称为“牛棚”。实际上，“牛棚”是在1966年就开始的。

各式各样的折磨方式被使用。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有红卫兵学生用塑料包的钢丝绳打老师。据一位受害者说，这种塑料包裹的鞭子不会象铜头皮带那样造成皮肤上的明显伤害，但是导致更加严重的疼痛，“疼得钻心”。在南京南市小学，一位女教师被强迫站在一只放在椅子上的凳子上听批斗。批斗完后，有人把凳子下的椅子抽走，把这名教师摔到地上。在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有教师被红卫兵强迫互相打。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学、101中学和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红卫兵强迫老师打那些已经被打死的同事的尸体。当他们拒绝这样做时，红卫兵咒骂他们“同情阶级敌人”，将和被打死的人“同样下场”。

甚至连那些有幸免于进入“劳改队”的老师也生活在恐惧中，因为时常有学生来要钱和粮票。据几位被访者说，在1966年夏天，北京101中学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些老师白天呆在学校附近的农田中，直到半夜才敢回家，以免受到骚扰。

4.谁被打?

从1966年6月初开始，教师成为“文革”的打击目标。工作组进驻学校后，学生遇见老师，不再向老师问好。他们不礼貌地呼叫教师的全名，以代替过去带有敬意的“姓＋老师”。大多数教师都在大字报上和“揭发批判会”上受到语言攻击。被揭发批判的老师不被允许替自己辩护。在8月初“工作组”离开学校之后，学生可以用任何方便的理由殴打教师。当老师遭到身体攻击时，他们得不到任何保护。不过，并非所有的老师都被打。一般来说，下列四类老师被打：

(1)学校的负责人，包括学校一级(在大学里，系一级也在内)负责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被指为“反革命黑帮分子”或“教育界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在他们之中，学校的最高负责人以及主管教学工作的人受到更严重的折磨。举例来说，1966年8月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除了一名教育程度较低并只主管学校总务工作如建筑物维修的副校长外，其他五名校一级领导干部都被毒打，而学校的最高主管人卞仲耘被打死。卞仲耘当时是第一副校长。假使学校当时有正校长在职，这个正校长可能先于卞被打死。

(2)学术上较有成就、教学业务上较强的教师，在“文革”中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斗争”。在大型大学里，几乎所有的教授都成为“反动学术权威”，不论他们的专业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在一般大学里，一个讲师也会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只因为那里没有多少人有更高级的职称。在1956年以后很少机会有职称提升，所以1966年时级别低的青年教师中学术成就较高者也象老教授一样被斗。事实上，在几乎所有的大学、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里，教师中级别相对较高或业务能力较强的老师都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而加以攻击。每一个学校都需要找出它自己的革命打击目标。

文学艺术界和教育界一样，被规定为文革的重点打击对象，所以在文革前发表过文艺作品的人，都遭到攻击。一些年轻的中学语文老师，仅仅因为在《北京晚报》等处上发表过一两篇短文，就被攻击为“黑作家”“小吴晗”遭到“斗争”和殴打。（吴晗是明史专家，京剧《海瑞罢官》的剧作者，1965年10月在报纸上开始“批判”《海瑞罢官》被当作发动文革的第一个重大动作。）

(3)被认为有“政治问题”的人，比如有“海外关系”的人，和国民党曾有关系的人，“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等等，即使没有证据说明他们有意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在1957年有相当一大批教师被打成“右派份子”，这些人在文革中又首当其冲被攻击。有的青年教师仅仅因为曾经听过“美国之音”广播，在文革前就被指为“偷听敌台”而遭到监控，文革开始后受到更加严重的攻击。教师队伍在“文革”前已经多次被清洗，文革又一次从中找出新的打击目标。

在相当多的地方，当学校的党政负责人自己还没有被“打倒”的时候，他们先领导攻击了第二和第三部分人，直到他们自己也进了文革的打击对象圈子。

以上三类人是在“文革”的指导性文件中设定的目标。他们因此难逃攻击。

(4)一般老师也会挨打
教师是学校制度的主导力量部分。因为整个学校制度被指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教师从整体上被当作文革的打击对象。即使是一般教员，也会为一些原因比如得罪过学生等等被打，甚至不需要任何原因也会被打。

红卫兵拥有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使得个人可以趁机报复私仇。比如，邱庆玉，上文写到的北京吉祥胡同小学校长，是被已经毕业上了中学的学生回到学校报复时打死的。在北京第六中学，副教导主任单承佐被当作“黑帮分子”斗争时，一个学生凶猛地打他并说：“你还记得你以前处分了我吗？现在是你倒霉的时候了。”在北京第十五中学，一个初二的学生毒打一位女教师，逼她在地上爬行，仅仅因为“文革”前这个女教师到这个学生的班上代课时批评过这个学生。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有一个七十来岁但相当健康的老校工许占魁，平时对学生比较严厉，被红卫兵打得浑身青紫不能起床。

“文革”开始以后，“牛鬼蛇神”一词常被用来指称那些斗争对象。对文革起了重要指导作用的《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的社论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牛鬼蛇神”一词出自古诗，原意是指化妆游行中的一些角色，在“文革”中未作清楚的定义就成了打击对象的总称。这一词意的模糊性导致了很多老师被打的随意性。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几个红卫兵学生遇到体育老师张敏，问她每月工资多少，然后就按照工资数用铜头皮带在她背上抽打了一百多下。在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容貌漂亮并发表过数首诗，因而遭到“斗争”和侮辱。另一方面，在南京第二中学，有一位老师因外貌比较丑也被打，因为学生说他像电影中的反派角色，像“特务”。

在中学里，每个班有一个班主任，管束学生是班主任的主要工作之一。1966年夏天，这部分老师比其他老师更易遭到学生的暴力攻击，虽然他们既非学校的“当权派”也不是“学术权威”。比如，在北京第八中学，初中一年级的一位班主任，一个二十多岁的未婚女性，被剃了“阴阳头”。在北京第二中学，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剃了五十来岁的女班主任的头发。湖南湘潭第一中学初一的一名女班主任，刚从师专毕业不久，二十来岁。男学生把她的蚊帐捅烂，把她的东西砸坏。由于相似的原因，一些曾经给过一些学生不及格分数的老师被打得非常厉害。

访问教师时，笔者曾经问过，被打时你们的反应是什么？事实上，他们全都无声地忍耐了种种残酷的虐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郭圣铭教授，当他被从家里拖出去游街、头上戴着“高帽子”、脚上没有穿鞋子的时候，他想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胡闹，不要把这些放在心上。他的道家哲学帮助他承受了侮辱。为了在心理上保护自己，他让自己相信种种暴力行为都只是一场荒唐的闹剧。他不是这样做的唯一教师。龚浩然，广州第二十五中学的教员，自称在“文革”前练过武功并知道怎么在这种情况下保护自己。当学生打他的时候，他蹲下，双手抱头，以武功的方法调整自己的呼吸。他总算被伤得不算厉害。北京建筑材料工业学院的物理学教师孙菊生，曾被北京第八女子中学和北京第三十一中学的红卫兵关押在家中毒打数日。他说，他总结的“经验”是被打时要尽可能保护身体不动，这样可以减少疼痛和伤害。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韩家鳌，被打伤后不能从医院得到治疗。他用“云南白药”—— 一种传统的治疗外伤的中草药——治疗自己。这种药需要与白酒同服。在此之前他从未喝过白酒。从1966年夏天之后他便天天喝酒。开始是为了治伤，后来则是因为形成了习惯。他一直喝了下去。

没有一个人采取公开行动抗议或反对这些暴行。这并不是因为老师们全都怯懦，而是因为抗议几乎是不可能的。有三个明显的原因：(1)警察已经收到了命令不干涉学生的行动。［24］没有人帮助受到暴力虐待的人。(2)这些打人的学生是受到官方支持的“红卫兵”组织的成员，而老师却是些互相隔绝孤立的个人。(3)任何个
人性质的抵抗会带来严厉的报复并导致更多的死亡。比如，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崇文区有一名叫李文波的男子，他被抄家并被打。据红卫兵在当时宣称，李文波用菜刀攻击了来抄家的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文革后有当事者透露李文波没有用菜刀攻击红卫兵，只是要求让他的妻子上厕所。红卫兵因此殴打他的妻子。在混乱中发生冲突。李文波被当场打死，他的妻子刘文秀被警察带走，在9月12日被以“反革命杀人罪”判处死刑，在9月13日被枪毙。李文波死后，红卫兵在全城发起了以“讨还血债”为借口的更大规模的暴力行动。女十五中的红卫兵在8月25日当晚打死了学校负责人梁光琪。从第二天——8月26日——开始，在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的数字从两位数跳到了三位数；被打者的范围也扩大了。上面写到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26岁的刘树华老师就是在8月26日晚上被毒打后自杀的。

此外，藏匿或逃跑也是不可能的。一个人若没有户口，不能住在任何地方，而红卫兵却无处不在。一位教师被访者说，秘密逃离北京或中国的念头曾在他头脑中闪过，但他很快就认识到这样太困难也太危险，所以不能做。孙菊生，上文提到的物理教师，在家中被附近中学的红卫兵打时，他的姐姐孙启坤，一个退休会计，来跟他道别。她的丈夫是北京铁道学院的教授，在其学校中被打，而且校中已经有教授被打死，他们就一起离开了家。孙启坤在弟弟孙菊生的家中被红卫兵抓住。她拒绝说出她的丈夫藏在哪里。1966年8月27日孙启坤被打死。

唯一从北京成功地逃到香港的教师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马思聪。在受到侮辱殴打之后，他在1966年11月秘密离开了北京。在他逃出境外后，建立了一个专案组作全国性的调查。那些被认为帮助过他甚至仅仅跟他有过接触的人都受到了残酷的审问。这些人中，有的被关押了8年，有的死在关押中。这种残酷广泛的株连手段，使得没有人敢于帮助别人逃跑，也没有人敢自己逃跑。

在这种情况下，一只锁牢的铁笼子已被造成，教师们无处可逃。面对未有先例的侮辱和暴力，教师们除了忍耐并把自我欺骗当作心理避难所之外，没有别的选择。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地理老师，目击了许多同事被毒打。在恐惧中，她跪在家中地上并叫她的儿子打她，来练习如何承受痛苦。她觉得没有这种“彩排”，她将无法承受折磨。

如上文提到的，老师们在6月里曾被“工作组”划为四个类别。在工作组撤离学校后，这种政治身份仍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下去。“文革”所宣称强调的要“区别”对待“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和“敌人”的政策，［25］也有效地分裂了老师，防止了教师团结起来抗议暴力行为。在卞种耘老师被打死以后，校中一位语文老师张静芬用伪装的笔迹匿名给卞的丈夫写了一封信表示同情和哀悼。其他老师均保持沉默。

有的被认为“没有问题”的老师，和学生一起斗争别的老师。在访谈中，听到有老师挑动学生打其他老师以报私仇的故事。

5.谁打老师?
在1966年夏天，教师随时可以被骂被打。这些行为在当时被当作“革命行动”，不受法律、规定或常规的束缚。然而，通常并不是所有的学生，而是只有“红卫兵”组织的成员，被允许参加在学校中打教师及在学校外打“牛鬼蛇神”的暴力行为。在当时，参与打人被认为是一种光荣或者特权。

一位被访者——当时是北京第四女子中学的学生——说：“我妈妈是‘革命干部’，可是我爸爸在1957年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因此我不够格当红卫兵也不能去抄阶级敌人的家。那时候我为自己觉得很遗憾。”

红卫兵组织规定，只有出身于“红五类”家庭的学生才有资格成为其成员 。这五种家庭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和“贫下中农”。但是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没有农民，因为按照政府政策农民在“文革”前和“文革”期间都是绝对不准搬进北京城里的。北京也没有很多工厂和工人。另外，按照北京红卫兵组织的规定，只有在1945年以前参加共产党的干部（那时一般都已经是相当高级的干部）可以算作“革命干部”。因此，在红卫兵运动最早兴起也最为活跃的北京的海淀、西城、东城区，实际上只有“革命干部”子女成为红卫兵成员，这些人只占中学生的不到百分之二十。比如，在红卫兵组织的诞生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在全校一千五百多学生中，红卫兵成员不到三百人。这个比例在其他中学如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也大体如此。在北京第三十一中学，这个比例甚至更低，因为这个中学的干部子弟少。构成城市人口主体的人，如商店工作人员，各种专业工作人员，一般机关工作人员，技术员，工程师，教师(如果他们还未被划入“牛鬼蛇神”)，等等，他们的子女不被准许参加红卫兵，只可以参加一种叫作“红外围”的组织，支持和协助红卫兵。从所谓“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则遭到人身侮辱及折磨。下一节中将谈到他们。但是少数红卫兵学生在当时得到了极大的权力，控制生杀予夺，所以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和后果。

在多数情况下，打人是一种集体行动。一群红卫兵一起行动，煽起敌意，互相鼓动。有时候，打人发生在几百人几千人面前。在这种场合中，打人者竞相显示对 “敌人”的痛恨与无情。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打死一个人的时候，这一群打人者都不认为是他们中哪一个人的责任，也不担心犯了杀人罪。比如，卞仲耘，1966年夏天北京的第一位受难者，是在被许多学生打了以后死的。在数小时长的折磨期间，这个学校的1600名学生中没有人曾试图说服打人者停止这种非人道的行动。在打人过后的那天晚上，在学生食堂中有学生高声谈论他们如何强迫她吃厕所中的脏东西以及如何用开水烫她。那里没有犯罪感，只有一片亢奋与轻浮的气氛。

有相当多的女红卫兵曾经猛烈地、残酷地鞭打折磨老师。北京的第一位受难者卞仲耘是被一些年龄在14—19岁之间的完全是女性的学生打死的。相当一些死亡是发生在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手中的。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学，学生不但打死了校长沙坪，而且发明了各种方法折磨在“劳改队”中的另外十三名老师，包括跪带沟槽的洗衣板，弯腰到地，脖子上挂着砖头在地上爬，用塑料鞋底打耳光，摸死人，等等。在北京第八女子中学，红卫兵学生命令“牛鬼蛇神队”中的老师们排成一列，然后用锤子挨个打他们的头。北京第五女子中学的红卫兵用绳子把校长李一茹吊起在树上，然后突然松开绳子，把她重重摔在地上多次。李一茹被打断三根肋骨，还留下了小便失禁等后遗症。在北京第十女子中学，十三个把名字改成“卫红”“继红”“红虎”等等的女红卫兵，当时被称作“十三红”，因打人凶狠而出名。在北京第四女子中学，有一些女红卫兵给自己剃了光头，被称为“光头党”，在北京以打人凶恶而出名。女十中和女四中都有教员被打死。当时在男女合校的学校中，比如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女学生在打他们的女校长时起了重要作用。据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韩家鳌说，在这个学校中，男女学生都打了他和其他老师，但是一般来说，男学生比女学生打得凶。

在中学和大学中，“牛鬼蛇神队”通常置于红卫兵的领导人之一的分管之下。这个人的年龄在14—24岁之间，有很大的权力控制教师的命运。这个人可以随意决定折磨的等级。于是，在某种程度上，折磨的程度取决于这个人的道德和心理状况。另外，据一些被访者说，在很多学校都有这样的一批学生，他们在暴力行动中非常活跃，而且似乎欣赏暴力施用本身，把打人当作乐趣。在一个学校里，这样的学生越多，老师遭受的折磨就越多。

据被访者说，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最早和最严重的暴力行动发生在有较多政府和军队干部子女的学校，比如北京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北京一零一中学，北京第六中学和北京外国语学校,上海的复兴中学和外国语学校。南京第13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两名教员，这所中学邻近南京军区大院和南京空军部队指挥部大院，有相当多那里的子弟是该校学生。这一现象明显和红卫兵运动的起源相关。这一运动是由出身于高级干部家庭的中学生开始的。

也有教育工作者的子女跟随学生打了自己的父母。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当红卫兵打学校的负责人姜培良时，姜的儿子——这个学校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也用一根棍子打了父亲。在姜被打死后，这个儿子精神失常。据一位在1994年见过他的被访者说，他仍然未能恢复正常。

四、同时发生的迫害同学

从七月到八月，一副“对联”先在北京的学校、继而在全国各地迅速传播开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1966年夏天，这副对联意味着那些父亲是“革命干部”的学生天然地是文革的“好汉”，而那些来自“反动家庭”的学生则是“混蛋”。这副对联最早出现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随后贴遍了各个校园。事实上，这副对联也是红卫兵组织成员的资格评定标准。同时，“黑五类子弟”“红五类子弟”的新说法在红卫兵的传单和报纸上反复运用，并且立即进入了人们的日常语言。这个说法不但意味着把整个社会的人和他们的年轻子女分成了敌对阶级，而且意味着对“黑五类”和他们的子弟可以随意凌辱甚至殴打杀戮。

有人把1966年时的整个年轻一代称为“红卫兵一代”。这一说法与发生的事实不相符。在红卫兵运动的发生地北京，多数青少年不被允许参加红卫兵，因为住在城市的大部分人员不被承认为“红五类”。城市人口中的大部分，如果不被当作“黑五类”，也不能算“红五类”，当时有时候被称作“灰五类”。不但整个社会的成年人被划分为三个等级（后来“红色高棉”也是这样做的），所有的青少年也被划分为三个等级。

一大批学生象他们的老师校长一样遭到来自同学的迫害。

1966年8月4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初二(四)班的红卫兵召开“斗争会”斗争同班同学。在这个班的45名同学中，十名“黑五类出身”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被“斗争”，一根长绳子绕过这十名学生的脖子，把她们捆成一串。十名“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坐在椅子上。其他既不能算“红五类”也不能算“黑五类”出身的学生则在“斗争会”期间被指定坐在地板上。大标语“打倒狗崽子”贴在教室墙上。“狗崽子”在当时被广泛用来指“家庭出身坏”的青年。他们被命令逐个“坦白交代”他们的“反动思想”以及他们的父母的“罪行”，还必须重复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该死。”红卫兵用拳头打她们，把墨汁泼在她们身上。与此相仿的“斗争会”这一天在其他班级中也发生了。高三的红卫兵负责人还到各班视察进行情况。在同一天，副校长卞仲耘和其他一些老师也遭到欧打。卞仲耘被打死于次日。该校学生排球队长杨友丽，因为球队得过全国冠军后受过校长接见以及她父亲是“托洛茨基分子”，遭到“斗争”和侮辱。她服安眠药自杀，幸而未死，但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在北京一零一中学中学，红卫兵把校门分成一大一小两个，命令“黑五类子弟”出入只许走小门，并称小门为“狗洞”。红卫兵还在校园里殴打侮辱了所谓“狗崽子”即从“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初三女学生吴芳芳，父亲是北京航空学院教授吴礼义，当时被当作“家庭出身不好”，红卫兵还指控她撕了一张毛泽东像。（实际情况是一张毛泽东纸像被风吹落，她正好路过拣了起来，纸像破了。） 吴芳芳遭到“斗争”和毒打，以致精神失常，不知人事。红卫兵把她和上文写到的美术教员陈葆坤一起关在校中。陈葆坤在1966年8月17日被打死。吴芳芳一直没有能康复。

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这副对联的产生地，很多所谓“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耳光被侮辱等等。初一学生万红，父亲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与她同班的红卫兵强迫她站在教室里的一把椅子上，用铜头皮带打她。打的过程中还有红卫兵把椅子从她脚下突然抽走，使她摔到水泥地上。朱同是高三学生，他的父亲是“右派分子”。他被关在地上积水的小楼梯间内像动物一样被全校的“观赏”。有一天晚上下大雨，他逃出了学校，爬着回到家中，因为他被严重打伤已经不能走路。

在红卫兵的产生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有相当数量的“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被欺负，他们的私人物件被捣毁。多名女学生被剃了“阴阳头”。杨爱伦，高一学生，文革前功课和文艺活动都好，“家庭出身不好”。她在班里遭到“斗争”，被推来攘去，被强迫写“交代”，还被关押在学校中不准自由行动。一星期后，8月8日，她逃出学校到附近卧轨自杀，被火车撞成重伤，幸而未死，但是失去了手指。高二学生郭兰蕙，父亲在1957年被划为 “右派分子”。1966年8月20日是星期六，在红卫兵宣布下个星期一要“开会帮助”实际上是要“斗争”她以后，她服毒自杀，死时19岁。

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大会之后，不仅仅对教育工作者和北京居民使用的暴力程度大规模升级以及死亡人数剧增，对所谓“非红五类子弟”（当时红卫兵文件使用的语言）也如此。位于中共北京西城区委机关后面的太平桥中学，该校红卫兵打死了一名初三的不属“红五类出身”的女学生。这个十五岁的女孩子仅仅因为说了一句“毛主席也不是红五类出身”，遭到红卫兵同学用铜头皮带和棍棒殴打。从下午打到傍晚，红卫兵回家吃晚饭了。她挣扎着爬到一个水龙头边喝了很多水后身亡。她的母亲被通知来校中领死尸，未敢表现出一点怨恨和抵触。该校已经在1970年代迁址。人们已经记不起她的名字，只是说，她平时“是不起眼的人”。

在离北京市中心王府井大街不远的第27中学，有一名初中学生被指控把那时人人必须随身携带的红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本坐在身子底下。（当时常常开大会，一般就坐在地上。）红卫兵在初二的教室里毒打她。她被打得昏死过去以后，红卫兵说她“装死”，拿碎玻璃往她眼睛里揉。她的眼睛流血，苏醒过来，继续被打。傍晚时分她被打死。她的尸体被用草席子卷起来运走烧掉了。问到当时的目击者，他们都记得当时的情景，却没有人记得这个女学生的姓名。

如果读者中有人知道上述两名被打死的女中学生的名字，请告知。

在北京第一中学，不但有由教师组成的“牛鬼蛇神劳改队”，而且有一个由两百名学生组成的“狗崽子队”－－“狗崽子”是被广泛使用的对“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的侮辱性称呼。这些学生被强迫“劳改”。一天晚上“劳改”过后，一个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在“斗争会”上被斗。会议结束时，几个红卫兵把一只猫放进这个学生的裤子。猫抓他咬他。这个学生惨叫了一夜。很多人听到他的惨叫，但无人为他说话。

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学生宁志平被说成“反动学生”。他被关押在学校里，他的一只耳朵被红卫兵割掉。他到医院把耳朵缝了上去。但是几天以后再次遭到红卫兵毒打，刚缝上去的耳朵被打落。他永远失去了他的耳朵。

1966年8月25日，曹滨海，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高三的学生，和前来他家抄家的同班的红卫兵发生争执。据说他拿菜刀砍伤了一个红卫兵同学。结果，曹滨海被公安局关起来，曹的母亲樊希曼在那天被红卫兵抓到学校中活活打死。曹滨海因此精神失常，以后从未恢复正常。

在北京第十三中学，学生任春林“家庭出身不好”，他喜欢书法，在旧的《红旗》杂志上练习毛笔字，被该校红卫兵学生发现在毛泽东的名字上写了“墓”字。红卫兵抄了他的家，把一条铁链拴在他的脖子上，强迫他从家里象狗一样爬到学校的“红色刑讯室”中。他被关押在那里并且被多次毒打。那个“红色刑讯室”中关押着该校的校长和一批教员，还有一个所谓“黑五类子弟”、初中三年级学生武素鹏。红卫兵把武素鹏捆在一条麻袋里，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狠打，把他活活打死。

在北京第六中学，高三学生王光华出身于“小业主”家庭，他未得到红卫兵的准许就去外地“革命串连”。他在1966年9月27日回到北京，立即就被抓进学校的监狱之中。他在那儿被十多个红卫兵几次毒打。王光华死于第二天，9月28日，时年19岁。红卫兵命令几个已经在这个监狱中被关了一个多月的老师把他的尸体抬出了监狱，放进火葬场的运尸车。

在上海外国语学院附中，学生王一民，因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被殴打、侮辱和抄家。王一民自杀。

清华大学建工系五年级学生侯协兴，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劳动改造”三年后被准许回到学校继续读书。文革开始后他遭到“批判”“斗争”。1966年8月26日，侯协兴从清华学生宿舍2号楼五层跳下自杀。连住在该楼另一侧的学生都听到了身体落地时的巨大声响。目击者说，他的身体把地面砸出了一个一尺来深的坑。

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杨明爱被指控为“反动学生”，停发生活费。1966年9月10日北京大学举行了所谓“巴黎公社式选举”，选举“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一批人被宣布剥夺选举权——各个小单位先召开全体会议，然后在会场上点名喝斥一些人“滚出去”不准参加选举。杨明爱是被剥夺的人之一。9月11日，他在北大西北角的小湖边上吊自杀。

由于“红卫兵”组织拥有的如此至高无上的地位，“冒充红卫兵”当时成为大罪名，竟然可以被当作打死人的借口。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该校数学教师田钦的弟弟田悦，123中学的学生，“理由”是他“冒充红卫兵”。在上海复兴中学，一个外地来的学生被复兴中学红卫兵打死，“理由”也是他“冒充红卫兵”。这个人被打死后，红卫兵还命令该校一名教师去买豆浆，说可以用豆浆洗掉他们打人时自己衣服上沾染的血迹。

前述“对联”传遍了全国。在我调查所及的学校中，“黑五类”子弟学生普遍遭到了来自他们的同学的语言侮辱、暴力攻击甚至凶杀。在1966年夏天的北京，没有一个对联的受害者能在公开场合反对这副对联，也没有一个对联的受惠者拒绝参加红卫兵以反对其组织原则。

五、为什么对教师的暴力攻击会产生?

1.毛泽东的引导和推动

从“文革”一开始，毛泽东就决定了教育制度和教育工作者是“文革”的主要打击目标之一。1966年5月7日，在给三个月后被指定为他的“接班人”的林彪的信中，毛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966年5月16日，发出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文革的“通知”。其中毛泽东亲自写的段落说：“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这个“通知” 一年后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在当时只传达到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这是为什么高级干部子女最早开始攻击学校领导人和教员的原因之一。同时，一些高级干部被派往北京大学，动员写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领导。毛泽东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966年6月1日晚广播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并在后来称其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26］随着这张大字报的发表，全国的学校停止了日常课程，学生们立即开始了对学校当局和教师们的攻击。

1966年7月，毛泽东下令撤出在各学校的“工作组”并批评他们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虽然在“工作组”控制学校运动期间暴力行动已经发生了。正式通知于1966年7月28日发出。在那一天，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在北京海淀区中
学学生代表会上转述了毛泽东关于暴力行动的话：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一群名为“红卫兵”的学生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一群名为“红旗战斗小组”的学生，给予他们“热烈的支持”。［27］在这封信里，毛特别提到了“红旗战斗小组”的领导人之一彭小蒙的名字。早在7月26日，彭小蒙在江青和北京大学一万多人面前用铜头皮带打了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开始了在大会主席台上公然打人的先例。如上文提到的，这两所学校比其他学校更早开始了大规模的暴力行为。8月5日，中共中央发文正式撤销了由刘少奇在6月20日批准下发的文件。那个文件支持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发生在6月18日的大规模暴力行动。［28］但是毛泽东说6月18日的事件是“革命的”。这样一来，1966年8月5日的文件事实上直接支持了对教师的暴力行为。（29）就在这个文件下发的同一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卞仲耘被学生打死。

卞仲耘被打死三天以后，1966年8月8日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写道：“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因为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个文件对文革变成群众性暴力迫害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红卫兵以庆祝文化大革命。宋彬彬——来自北京最早打死老师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领导人——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这张照片被印刷出来并广泛流传。在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意思时，毛说，“要武嘛”。此后，宋彬彬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毛和她的谈话，她的名字也改为“宋要武”。［30］

在最高当局绝对控制下的媒体如《人民日报》，每天用极其热情洋溢的语汇赞颂红卫兵的行动。文革领导人动用巨大的财政支出，给红卫兵提供免费交通食宿，让他们作所谓“革命大串连”，把北京的暴力风气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毛泽东在北京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报纸报道每次接见人数是一百万。在北京，正是在毛泽东8月18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和8月31日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之间，暴力行为迅速升级并达到了最高峰。

斯大林的大恐怖被揭露以后，有人替斯大林辩护说是下面的人做了这些坏事，斯大林本人并不知道。但是毛泽东显然了解下面正在发生的红卫兵杀人事件。１９６６年８月３日，南京师范学院学生在“斗争会”上杀害了教务长李敬仪和她的丈夫吴天石，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很快当面把此事报告给毛泽东和周恩来。（江渭清回忆录《七十年的征程》，528页）卞仲耘被打死的当天晚上，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就当面向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报告了此事。周恩来办公室当晚就派人到该中学了解了情况。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２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校长沙坪被打死，副校长董光苔的母亲闻讯通过特殊关系递信给毛泽东请求保护女儿生命。毛泽东接信后作了批示。这个批示没有发给董光苔看过，只是通过解放军军人来学校传达给红卫兵和董光苔。董光苔记得的内容是：“此人如无大罪恶，可以放出来。”由于得到这个批示，董光苔就被从“劳改队”里释放出去。但是只释放了她一个人，其他一大批教育工作者仍然被当作有“大罪恶”的人关在学校里继续遭受红卫兵的殴打折磨。另外，北京市公安局和其他“内部”情报系统也逐日向上书面报告当天北京市内有多少人被打死。

在文革时代，１９６６年８月的红卫兵杀戮被当作“伟大革命”的一部分，被视为红卫兵的革命功劳。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９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共各省各部的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印发了记录红卫兵功绩的材料《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其中一项，是红卫兵在８月下旬到９月上旬在北京打死了１，７７２人。在那样的文件上，受难者只有数字没有名单，不是因为要隐瞒他们的被害，而是显示了对他们的生命的轻蔑。

在１９６６年夏天，教育工作者被指定成为文革的攻击对象，就像１９５０年代的“地主”和“资本家”，作为一个群体遭到暴力攻击。这场红卫兵对教师的杀戮，是文革的重要一部分。毛泽东自己也曾对此作过描述。毛泽东在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８日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做了５个小时谈话。中共中央把这次谈话的纪要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到基层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在谈话中，毛说：对于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

斯诺被毛泽东视为“老朋友”，但也许不懂毛泽东说的“开刀”是什么意思。他的有关英文著述里没有写到文革杀人，没有写到红卫兵打杀教员。但是毛泽东是知道的，经历了文革的中国人也是知道的。这不是比喻性的说法，真的就是“开刀”，就是杀人见血。

在1966年8月初，毛泽东已经剥夺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权力，军队领导人林彪得到了一个新的头衔“毛主席的亲密战友”而成为权力结构中的第二号人物。甚至从文革的实际需要出发，也完全没有必要杀害教师。教师们没有力量也没有表示过反对文化革命。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迫害，除了摧毁学校系统之外，其功能只能是营造进一步的“红色恐怖”。

刘少奇的某些孩子在八月中作为红卫兵成员参加了暴力行动，几个月后，1967年1月3日，一些人进入刘的住处并召开“斗争会”斗争刘和他的妻子。［31］以后他们遭到进一步的折磨。没有人出来说如此对待“国家主席”是违反宪法的，因为大量的更严重违反宪法的对平民的暴力攻击和杀戮不久以前刚刚发生过，那时刘少奇和任何别的人都没有说那是犯法的。8月初对教师的凶猛攻击作了暴力行动的开端，后来的种种暴力迫害就顺理成章地长年持续进行，直至十年后毛泽东死亡。

放宽视野可以看到，在世界历史上，斯大林犯有类似的暴行。在1937到1938年的“大清洗”中，几乎所有的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教育人民委员部都被摧毁了，遭到镇压的有教育部门的大批干部和几万名普通教员。文革重点讨伐“帝修反”，其中“修”即苏联修正主义，而“苏修”被指控的主要罪行之一是“反斯大林”。在迫害和杀戮教师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脉相承。当然，斯大林主要使用了专业的警察和劳改营，还没有让十多岁的红卫兵在校园里充当打手和刽子手。

2.红卫兵组织的兴起

如上文所描述，是红卫兵学生在1966年夏天用暴力攻击了教师。这些暴力攻击被当作他们的“革命行动”的一部分，并且通常不是由单个的学生而是由一群红卫兵进行的。红卫兵组织在暴力行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红卫兵”和类似的学生组织，在1966年6月1日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之后出现于中学之中。1966年6月2日，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用“红卫兵”名义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的标题是“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这张大字报说：“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地位，统统都要砸得稀烂。”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稍后作的“造反歌”词是“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这样的语言是典型的“文革”风格，不但无理、夸张、煽情，而且充满暴力性。这种语言暴力和后来的大规模的行动暴力显然直接相关。

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红卫兵之后，红卫兵组织在各地迅速成立。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对教师的暴力攻击是同时发生的。比如，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工作组一撤走，“红旗战斗小组”就在校园里大规模开打老师。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组织建立于7月31日，卞仲耘校长被打死于8月5日。随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先后八次接见一千万来自北京和外省的红卫兵，以及红卫兵在全国进行“革命大串连”，暴力攻击教育工作者的浪潮先在北京普遍传开，继而扩展到了全国。比如，最早打死校长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领导人宋彬彬，曾经到北京经济学院鼓动那里的红卫兵，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演说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领导人彭小蒙曾经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女十二中、灯市口中学等学校进行煽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革命串连”到贵阳，打了那里的剧团演员，还剃了贵州省文化局幼儿园园长的头发，并用铜头皮带把这位四个孩子的母亲打得满背血渍。

红卫兵持有强烈的破坏性哲学。他们声称“先破后立”，在建立一个新世界之前，必须先把旧世界彻底砸烂。1966年8月初，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在卞仲耘校长被打死之前，学生把校园里尚未成熟的梨和苹果都从树上采下并吃掉，甚至连苦涩不能吃的青柿子也全从树上打光。校园里弥漫着一片恶毒的气氛。在北京101中学，有一个喷水池，其中有一个白色的仙鹤雕塑。红卫兵砸了白鹤，又在喷水池里杀死了美术老师陈葆昆。13年后笔者曾到101中学，看到喷水池中仍然没有装饰也没有水，只有一些垃圾散落。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红卫兵自称自己的行为是“造反”。在传统的意义上，“造反”当然意味着破坏，但是还意味着反对皇帝和承担风险。红卫兵实际所作，是在最高当局的全力支持下，砸毁文物图书及殴打杀害不能还手反抗的人们。

从打老师开始，红卫兵先掌管了学校，然后，又走向校外。他们凌驾于法律之上，掌有生杀大权。在北京，红卫兵建立了“纠察队”以确立和完备红卫兵的权力机制。“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发出过十三个“通令”。“西纠”规定和命令要抄哪些人的家，要驱逐哪类人离开北京城去农村等等。他们的“通令” 用大号铅字印刷出来，到处张贴，像政府法令一样有权威性，而且由他们通过暴力行动来强制执行。上文写到的北京驱逐十万和平居民出城，就是由“西纠”的第四号和第七号“通令”命令实行的。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当时的第二号人物林彪和第三号人物周恩来都戴上了他们的袖章，在《人民日报》的新闻照片上清晰可见，无疑大大加强了他们的权威性 1966年这场大规模的迫害和驱逐城市和平居民的行动的全过程，包括抄家，注销户口，没收财物，押送上火车，以及处理死尸，主要是由红卫兵执行的。“西纠”的“通令”也在其他城市如上海、广州等地张贴或散发，指导那儿的红卫兵的行动，引起一系列暴力迫害行动。在校园里殴打老师实际上是更大规模暴力行动的最初练习和实践。

红卫兵把学生家庭背景的所谓“阶级成分”强调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实际上，这是文革的“阶级斗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强化。红卫兵把家庭出身当作成为其成员的首要的也几乎是唯一的条件，并且绝对排斥某些家庭出身的学生。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初二的一些学生组成了一个活动小组，起名“梅花”，因其各种家庭出身的学生都有，被指控为“阶级阵线不清”，被红卫兵强令解散。由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思想占了绝对统治地位，平等的同学关系被破坏了，一些年轻人可以迫害另一些年轻人。如上文所写，最早和最厉害的暴力行为发生在那些有较多高级干部子女的学校中，那里的红卫兵也比别的学校更为活跃。对家庭出身的绝对强调给了某些年轻人巨大的特权。这特权甚至包括打死同学和别的人的权力。这种特权刺激了暴力行为的产生。如果每个学生都被允许平等地参加红卫兵运动，这个组织可能不会如此狂热与暴力化。

“红卫兵”的名称说明他们是毛泽东的卫兵并要保卫他。这里不讨论当时毛泽东是否需要被保卫，而是要指出红卫兵确实掀起了“文革”中对毛泽东的群众性崇拜的第一波。他们也开始了普遍实践一套新的社会礼仪：在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随身携带《毛主席语录》本，跳赞颂毛的舞蹈，到处张挂毛的画像及语录，每一次讲话都以毛的一段语录开头，并以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结束。

作为一个青年组织，红卫兵的三个主要特点——把家庭出身这样一种先天性的条件当作组织成员的资格审定标准、强烈的领袖崇拜以及集体性的暴力行为——的结合，在历史上有过先例。比如，希特勒的青年组织就有这样的三个特点。因此这也更值得思考。

3.人性恶

上述的两个原因——毛泽东的文革计划以及红卫兵运动的出现——并不能给予学生打老师的残酷性充分的解释。事实上，残酷程度在各地各学校有所不同，暴力折磨是学生自己发明和施行的。所以，个人的因素必须被考虑。

一个在1966年是初中一年级学生的被访者说，6月开始停课时他很高兴，因为他当时欠了三篇作文未交。后来，文革给他的家庭和他自己带来了巨大灾难，但是当时豁免了他的功课，使得这三篇作文不必再写。这种心理相当普遍。从一开始文革就相当成功地利用了人性中懒惰的弱点。没有老师管束没有作业和考试的生活使学生兴奋愉快并拥护文革。等他们自己身受迫害并且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后悔已经太晚。

随着文革的发展，到1966年8月，当攻击老师被当作“革命行动”来鼓励的时候，人性中的攻击性与恶意被释放调动出来，成为残暴行动施加在老师和更多的人身上。上文只是写出了一些暴力事件，并未描述大量的拷打折磨的细节。这些拷打折磨十分残酷而且明显地威胁生命，可是施行者却并不在乎。很多被访者注意到，在1966年夏天的校园中，红卫兵中有一种亢奋的气氛。他们把头抬得高高的，大声说话，大步行走，容光焕发。他们从暴力行为中得到很大的欢愉。甚至直到现在，那些打过人的红卫兵，不但极少有人向受害者赔礼道歉，而且有一些还衷心缅怀那一段时光。

尽管人性之恶这一角度对于解释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如文化大革命可能是过于笼统了，但这一角度至少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1966年8月中学红卫兵打人比大学红卫兵残酷得多。年轻而受教育较少的中学学生更缺乏能力来抵御或抑制人的兽性的一面。

六、在打老师的第一恶浪之后

随着打老师发生的是整个社会中更大规模的暴力行为。然而，当迫害触及到“5.16通知”攻击的“五界”以外，即学术、教育、新闻、文艺和出版界之外的高级干部时，北京的一批红卫兵开始反对那些正在攻击他们的父母的一些大学生组织。这样一来，“中央文革小组”改变了他们对早期红卫兵的无条件支持的态度并开始支持红卫兵的对立派——那些正在攻击国务院各部委及各省的“党内走资派”的大学生组织。当他们的父母被新起的群众组织批斗时，一部分早期红卫兵成了他们自己发起的运动的受害者。这些早期的红卫兵在1966年底和1967年初被批判了一段时间。

但是，部分早期红卫兵的衰落并不意味着暴力迫害的结束。1967年，文革的主要矛头对准了高层党政干部，实行了所谓“夺权”并建立了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然后，在1968年春天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教师再次成为主要打击目标。新建立的各层“革命委员会” 领导了这新一轮的迫害高潮。这一轮迫害比1966年夏天的迫害更系统化、更漫长。

全中国的每个学校都设立了自己的牢房，把那里的老师干部关押在其中，当时的官方术语称此为“隔离审查”，民间口语则把这种设在本单位的牢房叫做“牛棚”，因为其中所关的人，当时被称为“牛鬼蛇神”而不被当作人。1968年5月，在北京大学1990年代所建的赛克勒博物馆所在地皮上，建立了一座庞大的校园监狱。有200多人曾被关在那里。这座监狱存在了十个月。而且北大当时还有一些相比较小的“牛棚”同时存在。

拷打、体罚、侮辱和心理折磨，有时在公众场合，更多的是在关紧的门背后，持续发生。很多教师被拘押在学校里“隔离审查”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大量的人死了。有些人被活活打死却被谎报是自杀。还有很多人受尽了身体与心理的折磨而自杀。跳楼，服毒，割动脉，投水，触电，自缢，各种可怕的方式被采用。

上文写到，1966年6月18日，在北京大学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暴力“斗争”场面，这一事件后来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称为“革命事件”。两年之后，1968年6月18日那一天，被关在北京大学“牛棚”中的二百名教师和干部被押出来“斗争”。他们排队经过校园的时候，通道两边站满了学生，手拿棍棒和鞭子，痛打从他们中间走过去的“牛鬼蛇神”们。经过几百米长的“夹鞭刑”后，这些人又分送到各系，遭到各式各样的体罚和折磨。整个北大校园充满狂野、残酷和邪恶的气氛。通过这种“周年纪念”，1966年开始的校园暴力，在1968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扩大。

1968年8月，毛泽东派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所有的的学校。他们接手领导“清理阶级队伍”，造成一大批人被迫害致死。不能讳言，尽管在1968年8月后，学校由外来的“军代表”和“工宣队”领导，而不再由“革命造反派”学生（外加“革命干部”）主导控制，但是一大批学生充当了“专案组”成员等等，仍然是迫害的驱动力量中的一股。

在相当多的学校，在整个“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军代表”和“工宣队”领导期间被迫害死的人数多于他们进校之前。但也并不都如此。在北京农业大学，后一阶段有四人被害死；在前一阶段，有12人被害死，其中主要是教员。北农大从1967年开始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的人，是一个学生，该校名叫“东方红”的“革命造反派组织” 的领导人。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本文第三节开始所写的1966年8月5日事件的幸存者、副校长胡志涛，1968年被强迫站在“批斗会”上长达48个小时不准休息，而学生则轮班睡觉来“斗争”她。在这所中学，有四位教师——化学教师胡秀正，地理教师赵寿琪，历史老师梁希孔，语文老师周学敏——遭迫害而“自杀”。其中最年轻的是胡秀正，1968年8月11日她被关押在学校中时，从学生宿舍楼五楼坠楼身亡，时年35岁，留下一个年幼的女儿。梁希孔，周学敏老师上吊身亡。老校工王永海，出身于一个没落的满清王爷家庭，是个先天的残疾人外加弱智，孤身一人，一直就在该校当工友。他因家庭出身挨“斗”，他跑了，从此失踪，肯定是在什么地方死了。另外，还有四名教员在遭受折磨后病故。化学教员赵炳炎，参加过“三青团”，有肝病，还被迫去拆城墙，不准请假，1969年有一天劳动以后躺下就起不来了，四天以后死亡。他1953年参加工作当老师，死时不到40岁。关秉衡老师已经退休，被罚扫大街，街上来往的学生认识她，她要求到她弟弟住的那一带去扫街，还为此挨斗。她在1970年得癌症去世。宗传训，英语老师，50来岁，被指控是“历史反革命”，病了不准看病，故去。王荫同，语文教员，因为曾经当过傅作义的秘书被指控为“历史反革命”和“特务”，遭到“斗争”，1969年身故。1978年夏天在校中为这几位老师开了追悼会，为他们平反。王荫同老师的妻子在会上大哭。她说：“你们让我哭一次。他死后我还没哭过。不敢哭，怕挨斗”。在这一个不大的中学，文革后官方用一个特别的隐晦的词“非正常死亡”描述的教职工死亡有整整十起。

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1968年8月9日，体育教员赵晓东在教学楼五楼对他的“斗争会”后，从楼梯拐角处窗口跳了下去，血和脑浆迸溅在楼前的水泥地上。在清华大学电机系，一名教授被用布条蒙起眼睛遭到毒打。在上海育才中学，1966年有两名教员被迫自杀，1968年又有语文教员林丽珍和俄语教员胡叔炜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自杀”。在江苏仪征实验小学，除了校长，有七名教师因“黑五类”家庭出身等原因而被“斗争”和挨打，其中一人剪刀喉管自杀，剪断了声带，未死致残。

据笔者了解，文革中，北京大学有63人被害死；清华大学有52人被害死；北京农业大学有30人被害死；西安交通大学有36人被害死；北京师大女附中有五人（一名副校长被打死和四名教员“自杀”）被害死；北京女三中有四人（一名校长被打死和三名教员“自杀”）被害死；北京第四中学有三名教员被害死；上海育才中学有四名教员被害死；北京宽街小学有三人被害死（校长及教导主任被打死，校长的丈夫也同时被打死，一名教员“自杀”）；四川省井研县马踏乡公社是只有30名教职员的乡村初中，有两名教员被害死。迫害在全中国各个地方同时同步发生，受难者的总数量和分布密度都是骇人听闻的。校园迫害和杀戮，是文革的最主要的场景之一。教育工作者，是受到迫害最严重的群体之一。

七、未被审判的罪行

1976年毛泽东死亡，1977年中共中央宣布文革结束。1978年后，本文写到的受难者们都陆续得到了“平反”。这时候，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向法院控告一个1966年时的成年人制造伪证煽动学生造成了卞仲耘被害。1981年，王晶尧收到了北京西城区检察院的“不起诉”的决定。［32］这一案子被拒绝，理由是“已过追诉时效期限”。

但是，实际上王晶尧根本不可能在死亡发生的当时提出控告。在“文革”期间，“反对文化大革命”被当作最严重的“反革命罪”之一。假如王晶尧在那时控告，他自己也会变成“现行反革命份子”遭到严重惩罚。王晶尧不服，多方上书，直至最高人民检察院。1989年12月15日，在卞仲耘被打死23年之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决定，支持北京西城区检察院1981年的“不起诉”决定。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决定说：“1966年6月21、22日师大女附中批斗校领导时，学生对卞仲耘同志的武斗行为是受左的思想影响的结果”，“1966年8月5日师大女附中发生导致卞死亡的游斗、侮辱该校五位领导的事件，是学生仿效北大附中的作法所为”，而不是卞的丈夫控告的那个人的罪。［33］

这个决定说明了北大附中首先开始暴力迫害的事实。但是，既然归因于仿效了北大附中的作法，北大附中学生的行为是否应当受到法律制裁呢？如上所述，北大附中红卫兵在1966年8月打死了吴素芬、陈彦荣和另一老年女人共三人，为此没有任何打人者受到惩处。1979年，以“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支部”的名义，发给陈彦荣的家属两千五百元作为“补助”。（陈家有年幼的孩子们，经济上特别困难。一般的受难者家庭则未能得到这样多的钱，规定的标准数额是420元。）但是，文革后法院未因卞仲耘或陈彦荣的案件或者其他类似案件审判或者惩罚任何人。这些死亡的发生，既未被书报记载，也未被追究法律责任。

王晶尧通过司法途径为妻子卞仲耘讨回正义的做法失败了。这一失败是文革后当局的总体政策决定的。文革后，邓小平和胡耀邦主持为千万文革受害者举行了“平反”。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平反，因为之前发生的迫害也是规模空前的。从普通的中小学教员到在权力顶端仅位于毛泽东之后的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得到了“平反”。上文写到的被害死的教育工作者，得到了“平反”和数百元的货币赔偿，但是他们的死亡只被说成是“冤假错案”，杀害他们的罪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司法正义审判。

1980年底，北京举行了对林彪、四人帮的审判。审判是司法系统的重要程序部分。这场审判作为一种形式本身，就是文革后的最重要的改变和进步之一。 但是，这场审判从一开始就“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案”提出“公诉”，而不是以他们迫害和杀戮千万普通中国人民的罪行起诉。在特别法庭的判决书里，林彪、江青被指控的主要罪行是“篡党夺权”，而不是他们犯下的“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1966年8月在北京大批中小学教员和校外居民遭到杀害，是极其严重的犯罪，江青明显在其中充当了积极活跃的领导人角色，但是这一发生在北京的公开的大规模的杀戮却完全没有在判决书中被提到。

不提这一项大规模的杀戮的重要原因，显然是因为对此不可能简单地归结为林彪或江青“篡党夺权”的个人权力野心所致。“打倒”刘少奇和高层干部或许还可能用这一条理由来解释，打死中小学教员却不能用这个原因解释。要说明大批中小学教员被害的原因，必须追究毛泽东的罪责。但是，在这一审判后，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把毛泽东在文革中所作的称为“错误”，而不是“罪恶”。

判决书列出的全国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人的名单，只有60多人。从数字看，只相当于北京大学一所学校的死亡数。从身份来说，只有级别极高的干部和教授、作家、科学家等，如北京大学受难者中只有两名一级教授被列入。中小学教员不被提到。

八、四分之一世纪后的反思

在1990年代，当年的老师和学生怎样想呢？

1，从历史的角度：教训是什么？

在1990年代，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文革前的校长万邦如（他遭到长期迫害，在12年后重新担任了该校校长）说，现在是检讨文革前的教育方式的时候了。文革前的教育是否和文革暴力迫害有关？在文革开始以前，在1964年以后，在压力下，清华附中的校领导把学生干部大量地换成高级干部子弟，还单独给他们开会听政治报告，强调阶级斗争和所谓“培养接班人”，给他们和其他学生不同的待遇。文革开始，这些高干子弟成立了红卫兵，开始了大规模迫害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行为。文革前教育屈从于强权，放弃了教育的标准和平等原则，失落了教育的尊严，也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日后的灾难。这里的教训应该吸取。一些老教育工作者赞同他的看法。但是他们的看法从来没有得到机会发表。万邦如校长已经在1992年去世。

长期以来，这一对教育工作者的迫害和杀戮一直被排除在文革的记录和叙述框架之外。暴行和受难者的名字都一起被遗忘，也就谈不上吸取历史的教训。1993年，我在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宿舍楼前照相，曾和住在宿舍里的四名高中三年级学生谈话。1966年8月5日，卞仲耘副校长就被打死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说起我为何而来，他们说：“真的吗？有副校长在这里被打死？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2，从道德的角度：不道歉的红卫兵？

1993年夏天，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胡志涛说，她收到过一个红卫兵学生寄来的一本挂历和一封信。这名红卫兵学生在信中为在1966年8月5日打了她表示道歉。尽管这是27年来她收到的唯一一封道歉信，她表示原谅所有打了她的学生们。另一名教师不同意。她说，道歉不道歉，对老师们来说现在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在于，这些学生参与了打死老师的事件却不道歉，他们还有没有良心？中国的老师不教关于天堂和地狱的思想，但是人应该对自己作了的坏事有内疚感和负罪感。

多年之后，少数文革参与者仍然认为红卫兵当时所做的并不太错，因为那是一场“革命”，只要方向正确，手段不那么重要。但是多数身临其境的被访者都认为，那场“运动”无论方向还是手段都是错的。打人和打死人，都是犯罪。

九、简短的结语

从以上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1966年对教师的暴力攻击的特征。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知道，一、普遍发生。二、伤亡严重。教育工作者受到的迫害，人数如此多，密度如此高，分布如此之广，形成了一种大规模的残酷的群体性迫害。这显然不能仅仅归为“冤假错案”，而属于相当典型的“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

学校在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中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必须指出，在1966年发生的对教师的暴力迫害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学校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建立了学校以及相伴随的师生关系。这种关系通过体制性的方法如授课、考试、评分等连结起来。在历史上，师生冲突从未发展成大规模的暴力事件。1966年夏天的对教师的暴力攻击不能简单地用中国的“传统”或文革前的社会矛盾来解释。

在“文革”初期发生的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迫害，可以在当时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治体制中以及从“文革”前的政治运动中发现使其得以进行的条件。没有那些条件，不可能在短短两个月间把所有的学校变成暴力场。但是，没有“文革”的发动，那些条件不足以造成上文所记录的由红卫兵学生执行的对教师的血腥迫害。1966年的校园暴力和红卫兵杀戮的实际产生，主要是“文革”的思想及其实践的产物。

注：

* 我向所有的被访者深表谢意。他们慷慨付出时间为本文提供了资料，而这些资料多与痛苦的记忆相关联。特别要感谢王晶尧先生，他在妻子卞仲耘被打死后，调查情况，收集材料并冒险保存下来。他对妻子和历史的忠诚精神令人起敬。我也感谢John Kieschnick先生，他曾帮助我在电脑网络上作调查。

［1］高皋，严家其，《文革十年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事实上，这本书不能被认为是“出版”了的。由于一个前红卫兵谭力夫抱怨，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指示出版社不公开发售此书，以保持“安定团结”。此书未在书店而只是在“内部”出售。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金春明，《文革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2］《红卫兵狂飙》（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江沛，1994。《狂飙－－红卫兵童话》（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丁晓禾编著，1998。
［3］在本文的1995年本中，列出的学校有76所，以后增加到200多所。
［4］一篇关于这一事件的文章收在我的《校园随笔》(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一书中。
［5］见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5月，《毛泽东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16页。这篇文章在1966年6月曾广泛地被大学生和中学生所读。
［6］比如，周恩来总理在1966年9月15日在一个集会上的演讲中用了这一说法，见《人民日报》，1966年9月16日。
［7］《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第一版。
［8］比如，见学生在卞仲耘家门口贴的大字报，1966年6月。
［9］引自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提供的此信底稿。
［10］《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王年一编，北京，1988年，上册，49页。
［11］王建，“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普教状况”，《北京教育丛刊》，1991年第四期。
［12］《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91页。
［13］《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宣传材料特刊，《北京日报》编辑部编，1988年2月。
［14］《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
［15］这一故事引自未发表的由“上海文革史写作组”写的材料。
［16］《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武汉党史办公室，1987年7月。
［17］《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8］由肖卫平(1966年时北京初中二年级学生)和谭馥(1966年时天津初中三年级学生)提供。
［19］《北京第二十六中学校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0］《北京101中学校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1］《北京育英学校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2］《北京育才学校简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3］《北京通县一中校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4］参见注［12］。
［25］见《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见《人民日报》1966年8月9日。
［26］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966年8月5日。见《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卷，70页。
［27］《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卷，62页。
［28］见注［10］。
［29］《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卷，49页。
［30］《人民日报》，1966年8月20日。
［31］《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52页。
［32］见“北京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不起诉通知书”，1980年西检审刑字第72号。
［33］(89)高检办厅字101号。

附录Ⅰ

我调查所及学校的名单

北京
北京大学
北京农业大学
北京建筑材料工业学院
北京钢铁学院
北京师范学院
中央民族学院
中央音乐学院
清华大学
北京第一中学
北京第二中学
北京第四中学
北京第五中学
北京第六中学
北京第八中学
北京第十五中学
北京第二十五中学
北京第二十六中学
北京第三十中学
北京第三十一中学
北京第四十七中学
北京第五十二中学
北京第六十五中学
北京第八十中学
北京一零一中学
北京第一女子中学
北京第二女子中学
北京第三女子中学
北京第四女子中学
北京第五女子中学
北京第八女子中学
北京第十女子中学
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
北京月坛中学
北京社会路中学
北京白纸坊中学
北京回民中学
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
北京工业学院附属中学
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
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北京景山学校
北京外国语学校
北京礼士胡同小学
北京吉祥胡同小学
北京宽街小学
北京史家胡同小学
北京海淀区老虎洞小学
北京玉泉小学
北京中古友谊小学
北京三里河第三小学
北京中山公园幼儿园

福建省
厦门第四中学
厦门第八中学
厦门大学

湖北省
武汉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
武汉市第一中学

湖南省
长沙第一中学
浏阳第一中学
湘潭第一中学

广东省
广东台山一中
广州第七中学
广州第十六中学
广州第二十五中学
广州第五十七中学
广州第六十二中学
广州铁路中学

江苏省
南京师范学院
常州第二十六中学
南京林业学院附属小学
南京三牌楼小学
南京南昌路小学
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南京第二中学
南京第十三中学
南京外语学校
无锡后宝小学
仪征实验小学
盐城中心小学
扬州湾头公社中心小学

江西省
南昌第八中学
庐山第一小学
南昌羊子小学
乐平县大寺上小学

陕西省
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报恩寺街小学
西安第五中学
西安市第三十七中学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

上海市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同济中学
上海复兴中学
上海大同中学
上海中学
上海七一中学
上海南洋模范中学
上海第三女子中学
上海北郊中学
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上海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
上海新成中学
上海育才中学
上海南汇县惠南镇小学

山西省
曲沃县城关小学

四川省
重庆大学
洪雅县中学
成都第九中学
泸州第三中学
成都第四中学
西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天津市
天津北郊区南仓中学
天津105中学
红桥区金钟桥小学
河西区西南楼中心小学
南市小学
南丰中学

新疆自治区
库尔勒市第二中学

浙江省
杭州第一中学
绍兴第二初级中学


附录Ⅱ
本文写到的被打死的人的名单：
卞仲耘，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1966年8月5日在校中被打死。
陈葆昆，男，北京101中学美术教员，1966年8月17日在校中被打死。
张辅仁，男，北京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1966年8月19日在校中被打死。
张福臻，男，北京外国语学校总务处职员，1966年8月19日在校中被打死。
沙坪，女，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1966年8月22日在校中被打死。
华锦，女，北京第八中学共产党支部书记，死于1966年8月22日。
唐婉森，北京第十一中学教师，死于1966年8月24日。
靳正宇，男，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语文教师，1966年8月25日在校中被打死。
姜培良，男，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共产党支部书记，1966年8月25日被打死。
樊希曼，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学生曹滨海的母亲，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被打死。
杨俊，男，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教员，1966年8月下旬在校中被打死。
孙迪，男，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教员，1966年8月下旬在校中被打死。
喻瑞芬，女，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生物教师，1966年8月下旬在校中被打死。
陈沅芷，女，北京第二十五中学语文教师，1966年9月8日在校中被打死。
不知姓名的北京第二十五中学工友，1966年8月被打死。
李锦坡，男，北京景山学校工友，1966年8月下旬被打死。
刘桂兰，女，北京外国语学校工友，1966年8月下旬在校中被打死。
齐惠芹，北京第四女子中学（现名陈经纶中学）生物教师，1966年8月下旬在校中被打死，
张冰洁，北京宣武区白纸坊中学（现名北京第138中学）负责人，女，1966年8月被打死。
郑兆南，女，北京第52中学语文教师，死于1966年9月6日。
徐霈田，男，北京第六中学校工，1966年10月3日被打死。
王光华，男，北京第六中学高三学生，1966年9月28日在六中红卫兵的监狱里被打死。
何汉成，男，北京第六中学附近居民，1966年夏天被打死在六中红卫兵的监狱里。
吴兴华，男，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教授，被强迫喝污水中毒死于1966年8月3日。
梁光琪，女，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负责人，1966年8月26日被打死。
吕贞先，女，北京宽街小学教导主任，1966年8月27日被打死。
郭文玉，女，北京宽街小学校长，1966年8月27日被打死。
孟昭江，男，郭文玉的丈夫，同时被毒打，死于1966年8月29日。
陈彦荣，男，北京中国科学院气体厂工人，1966年8月27日被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绑架到校中打死。
不知名的老年女人，和陈彦荣同时同地被打死，尸体一起被烧掉。文革后无家属来为她“落实政策”。
李丛贞，男，北京半导体研究所工友，住地安门大街93号，1966年8月28日被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红卫兵打死。
邱庆玉，女，北京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于1966年10月1日被打死。
李敬仪，女，中共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死于1966年8月3日的“斗争”和“游街”中。
吴天石，男，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李敬仪的丈夫，与李同时被“斗争”和“游街”后昏迷两天死去。
唐政，女，湖南浏阳第一中学语文教员，1966年8月被打死。
朱庆颐，男，南京第二中学历史教员，1966年8月被打死。
韩康，男，南京第13中学数学教员，1966年8月被打死。
夏忠谋，男，南京第13中学体育教员，1966年8月被打死。
林修权，男，上海同济中学英文教员，1966年8月或9月被打死在学校操场上。
杨顺基，男，上海京西中学物理教员，1966年8月或9月被打死在学校中。
王冷，女，西安第三十七中学语文教员，1966年8月31日被打死。
王伯恭，男，西安第三十七中学退休教员，1966年8月31日被打死。
白素莲，女，西安报恩寺路小学老师，1966年夏天被打死。
黄祖彬，南，厦门第八中学物理教员，1966年8月被打死。
孙启坤，女，北京退休会计，1966年8月27日被打死。
武素鹏，男，北京第十三中学学生，1966年8月被打死。
田悦，男，北京123中学学生，1966年8月在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被打死。
不知名的北京西单玉华台饭庄服务员，女，18岁，1966年8月被抓进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打死。
不知名字的学生，男，1966年夏天在上海复兴中学被打死。
李文波，男，北京崇文门外榄杆市广渠门内大街121号居民，1966年8月25日被来抄家的红卫兵打死。他的妻子刘文秀被判死刑，9月13日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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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ＴＵＮＮＥ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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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第　十　八　期
1997.8.20 　　　　　　　　　　　　　　（sd9708d）

编　者　前　言
　　　　　　　　　　　　～～～～～～～～～～～

　　三十一年前的八月被那时的人们称为“红八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
见了“红卫兵小将”，自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向全国，中国掀开
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为荒诞的一页。

　　论对一个民族及整个人类的历史震撼，文革足以与法国大革命和法西斯主义
相比，然而为什么至今却出现“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外国”的局面？去年是文
革三十周年，全世界都在沸沸扬扬地讨论这个话题，只有中国大陆鸦雀无声。

　　一方面，是中共设置的禁区。虽然它把文革的罪责全部推到了“四人帮”的
头上，但是它自己也知道那经不起推敲。研究文革，最终一定会触及到中共的根
基，对它的专制体制提出全面和彻底的否定，所以它一直视文革研究为对它自身
的挑战和威胁。为此，中共去年连续“整顿”了几家企图进行文革讨论的刊物，
包括关闭了自由知识分子刊物──《东方》杂志，以白色恐怖威胁大陆的思想文
化界，迫使他们远离文革的禁地。

　　另一方面，大陆思想文化界也不能把责任全部推给中共的封杀，从而就心安
理得地保持沉默，甚至有意地进行遗忘。本期第一篇文章所指责的“不道歉的一
代”，那是否包括你或你的家人？──许多人都应该这样想一想。即使目前不能
向整个社会发出声音，自我的道德反省至少不受限制。如果因为不能“发表”就
永远不去想文革，文革的基因就将继续控制我们，并且延续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为此，《隧道》杂志今后将不定期地刊载一些国内外有关文革研究的文章和
材料。


【】　　　　　　　　　　　　　　【】　　　　　　　　　　　　　　【】



　　　　　　　　　◆　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　◆

　　　　　　　　　　　　　　　　　　　　　　　　　　　·王友琴·

　　　　　　　　　　　　◆　一、题目和背景

　　或长或短，我们时代的很多人都进过学校，当过学生，因而就有过“老师—
学生”关系。这是一种相当制度化了的关系，通过讲课、练习、考试、评分等中
介手段来传授知识和文明。这种关系在中国有特别长的历史。中国古代的圣人孔
子是老师，传说他教过三千学生。在孔子后的两千多年里，我们未见关于这一关
系中的大冲突的历史记载。

　　本文将描述和分析的１９６６年在全中国的学校里发生的学生打老师，在历
史上是极端特别的。如果不从道德是非及进步原则出发，而仅仅以生活变动的剧
烈程度论之，那么，这一“学生打老师”确实就可以算是“革命”。事实上，这
也确实是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部分。

　　然而，在当时，在１９６６年夏天，中国的报纸每天热烈支持并大版报导“革
命学生”和“红卫兵”的活动，但对学校里面正在发生的大量暴力行为甚至死亡，
却从不报告，甚至一字未提。

　　１９７８年后，报纸杂志刊登了一些关于在“文革”遭受迫害而在“文革”
后平反的人物的文章。但这些人多为高级干部或知名人士。老师的地位不高，数
量很大，他们在“文革”中被打，在“文革”后，却轮不上被报纸报导。

　　在现已出版的两本长篇“文革”通史中，“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严
家其，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仅仅记述了１９６６年８月中下旬后学生红
卫兵在学校外的暴力行为，却未提８月初就开始的在学校内的大量暴力行为，于
是也就未能说清暴力行为如何在学校内先兴起并蔓延到学校外的过程——如此大
量的学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突然变成凶恶的打手。另一本“大动乱的年代”（王
年一，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简单地谈到１９６６年夏中国学校里的情况
说：“大学、中学、小学教师受凌辱者数以万计。北京中、小学的若干教师被剃
了阴阳头。”（第８６页）作为数量，“若干”显然小于“万”，照此读来，“阴
阳头”似乎就算当时的“凌辱”中的最坏情况了。但是，实际情况远非仅仅如此。

　　本文试图写出这一段不该忽略的历史。

　　　　　　　　　　　　　◆　二、材料和来源

　　几年以来，我向１００多位“文革”经历者询问他们是否知道学校里发生过
学生打老师的事情。这些人大多数是１９６６年的在校学生，有一些是老师，少
数几位是被打死或被严重打伤的老师的直系亲属。在当时的在校学生中，大部分
是中学生，也有一些大学生和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

　　了解的方式，多数是面谈，有一些是通过电话谈的，有少数是通过写信了解，
其中七例是通过计算机通讯网络得到的。我向网络通讯者发送问卷，他们从网络
上送回了回答。同时很多网络通讯者说他们太年轻而根本不知道这类事情。

　　在我尽力找到的这些被访者中，都说他们不知道哪个学校在“文革”中学生
没打老师。这里用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打”。公然地用拳头打、用脚踢是其最低
程度。为了避免遗漏未打的学校，我也曾在计算机网络上发送过第二轮问卷，请
求提供没打过老师的学校的名字。但是至今尚未发现。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
找到的没发生过学生打老师的学校的例子是零。

　　就这样，我得到了下面的７６所学校的名单。在这些学校中，在“文革”中
都发生了学生打老师的事件。在这个名单中，有＊号的学校是打死了老师的。但
是被打伤后自杀的人未被计入。另外，学生打死了学校外的人也未被计入。

中学：

北京第四中学　　　　　　北京第八中学＊　　　　　北京第六中学＊
北京第十五中学　　　　　北京第五十二中学＊　　　北京第八十中学
北京１０１中学＊　　　　北京第一女子中学＊　　　北京第二女子中学
北京第三女子中学＊　　　北京第四女子中学＊　　　北京第五女子中学
北京第八女子中学　　　　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景山学校　　　　　　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师范大学二附中＊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　　　　　　　　　　　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广东台山县一中　　　　　广州第七中学　　　　　　广州第十六中学
广州第二十五中学　　　　广州第五十七中学　　　　广州第六十二中学
杭州第一中学　　　　　　南昌第八中学　　　　　　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南京第二中学＊　　　　　南京外国语学校　　　　　陕西师范大学二附中
上海复兴中学　　　　　　上海大同中学　　　　　　上海上海中学
上海七一中学　　　　　　上海南洋模范中学　　　　上海第二女子中学
上海第三女子中学　　　　上海外语学校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中
上海新成中学　　　　　　四川洪雅县一中　　　　　四川西南师范学院附中
厦门第四中学　　　　　　天津北郊区南仓中学　　　天津１０５中学

小学：

北京礼士胡同小学　　　　北京海淀区老虎洞小学　　北京玉泉小学
北京中古友好小学　　　　北京宽街小学＊　　　　　江西庐山第一小学
江西南昌市羊子小学　　　江西乐平县大寺上小学　　江苏无锡后宝小学
江苏仪征实验小学　　　　江苏盐城县城中小学　　　江苏扬州市湾头公社中心
小学
南京林学院子弟小学　　　南京三牌楼小学　　　　　南京南昌路小学
上海南汇县惠南镇小学　　天津金钟桥小学　　　　　天津河西区西南楼中心小
学
天津南市小学

大学：

北京大学　　　　　　　　北京农业大学　　　　　　清华大学
北京师范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　　　　　　中央美术学院
中央音乐学院　　　　　　北京建筑材料工业学院　　北京钢铁学院

幼儿园：

北京中山公园幼儿园（是中学的红卫兵来打了幼儿园的老师）

　　以上学校分布于中国各地，可说明范围或广度。

　　被访者提供的见证的可靠性如何呢？对这些被访者进行分析，他们中大多数
属于不被准许或者不曾愿意参与打老师的学生。他们是目击者，但是可能了解得
不够深或全。打过老师的人或牵涉较深的人则不愿谈此话题，甚至根本拒绝谈话。
这些知道细节最多的人不能提供细节。挨过打的老师们也大多不喜欢回忆“文革”。
因为太痛苦，也因为太羞辱。他们有意无意地忘却这段经历。比如，１９６６年
强迫“专政队”里人唱的“牛鬼蛇神歌”，几位相当聪明，在“文革”后在专业
上也有新成就的老师，都告诉我不能忆及歌词全文，尽管他们当年被迫每日必唱。
他们埋葬了他们的记忆。本文所录的歌词和歌谱，是由一位１９６６年的初中二
年级的学生提供的。至于被打死者，他们再也无法说话。在这种情况下，本文所
记，只可能比实际情况有所减轻而不是夸大，有大量遗漏而非增添。

　　我的另一材料来源是私人收藏的当时人们手写的汇报和油印的“大事记”，
以及群众组织铅印的“大字报选编”等实录性材料。这些都不是正式出版物。这
些材料一般都未直面描述打老师的情况，但是，透过这些书面材料中对“文革”
的颂扬赞美之词或当时必说的套话等等，可以看到相关的事实。

　　另外，我系统阅读了当时的正式公开出版物，主要是《人民日报》。

　　因此，本文是在对被访者们的口头叙述、书面实录性资料、以及当时的官方
出版物三者结合、对比、印证的基础上写成的。

　　　　　　　　　　　◆　三、学生是怎么打老师的？

⒈　规模和程度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高中一年级的一些学
生自己发起“打黑帮”。很多学生接着来参加。那天打斗了三位副校长、一位教
导主任和一位副教导主任。在戴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
强迫下跪、强迫挑重担子之后，又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等等。在大约三
个小时的折磨之后，第一副校长卞仲耘失去知觉，倒在学生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
医院就在学校对门，但是却在两个小时后才被送去，那时人早己死了。其他四位
也被打成重伤。过后，北京第八中学的学生又来这个学校打了更多的老师，有老
师被打得昏了过去。卞仲耘老师是北京第一个被学生活活打死的老师。死时５０
岁，已在这所中学工作了１７年。注（２）

　　在这以前，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就先已打了他们的校长，强迫她敲着一
个破脸盆喊“我是牛鬼蛇神”，把她的头发乱七八糟地剪光，把她推倒在地上爬，
把她的头打出了血。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北京第四中学的一些学生发起批斗学
校领导人。他们在操场上押着当时所谓的“黑帮”绕圈子。有人朝他们身上洒墨
水，有人给他们戴高帽子，有人动手打他们。“黑帮”的衣服被撕破。北大附中
和四中都是有名的中学，打人的消息马上就传开了。师大女附中打得略晚，但是
打死了人。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７日，北京１０１中学学生打死了这个学校当时被判监外
执行徒刑的美术教员陈葆昆。有学生用火柴烧他的头发，他被打昏后又被扔进喷
水池，面朝下淹死。同时，还打了十来位老师。这些老师被强迫在煤渣铺的路上
爬，膝盖流血，一边爬，一边被打。其中女老师的头发被剪掉一半，留下一半，
当时称为“阴阳头”。

　　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学生打死了学校的共产党支部书记姜培良，
打的时候强迫他的十四岁的儿子打父亲，还有人叫“拿盐去”要撒在伤口上。校
长高云的额头上被按了一排图钉，站在烈日下被学生泼开水。还有一位语文老师
被打裂了肝脏随后死去。一个学生的母亲也被打死，只因为她给儿子的一封信被
同学看到又被认为是“反动”的。

　　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被铜头皮带打得满身是血。一位副校长被初中二
年级的一个班的学生排起队每人抽几下。被红卫兵裹胁在内的这个班的学生不敢
不打，否则会被说作反对革命也被打。学校女共青团团委书记被打瞎了一只眼睛，
一位化学老师被打后从烟囱上跳下来自杀身死。

　　在北京中山公园的音乐堂里，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三个中学联合斗校领导。
一些学生在舞台上抡开铜头皮带打被斗者。他们口头批判一阵，喊一阵口号，抡
一阵皮带，如此轮番进行。在这座音乐堂里，北京东城区一些幼儿园的一些级别
高的老师也挨了斗和打。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了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
学附属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等十多所中学的红卫兵来到清华大学，
撕去了他们认为是“右派翻天”的反国家领导人的大字报后，强迫清华大学“专
政队”里的学校领导和教授拆掉石头建的老校门并开始在那儿抄家打人。比如，
打了清华无线电系的书记、主任、教授。打后流了血，血流在地上，有人还在血
迹旁划了一个大圈，在旁边写了“狗血”两个字。那一天，他们还抄了北京大学
教授翦伯赞的家，撕了他的书和画。大学里先已有武斗现象，但不如中学厉害，
所以这一次是中学生去大学校园打。

　　在小学，学生年龄最大的是１３岁左右。在北京礼士胡同小学，一位班主任
被学生逼迫吃下大头针和屎球。北京玉泉小学学生用皮带抽了四位女老师，把她
们的头发剪去一半。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被打死。

　　在首都之外，在天津南仓中学，给老师们头上戴字纸篓，往他们的衬衫上打
黑叉。女教导主任的头发被剃得像洗衣服的搓板。在上海复兴中学，用榔头打老
师们的头，一位老师的头盖骨被打裂。上海第三女子中学的校长，时值盛夏，身
著单衣，学生用一些图钉把大字报钉在她背上，还强迫她在扫厕所时吃屎尿。在
扬州市湾头公社小学，学生们交流怎么用皮带抽人的经验。

⒉　起源和蔓延

第一阶段：从骂到打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
称北京大学的校长等为“黑帮分子”。６月２日，《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称
北京大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随后，很多学校开始模仿北京大学
贴大字报。６月３日起，中共中央派“工作组”往各大、中学校，以取代原来的
学校负责人领导学校的“文革”。

　　“工作组”让学生停了日常课程，揭发批判学校的“问题”。在１９６６年
六、七两个月里，“工作组”把各学校和学校里的老师，特别是领导人，划成四
个类别。第四类就是此运动的重点打击对象。教师集中交代问题。运动的主要方
式是大字报揭发和开批判大会。有的学校一半以上的老师都被大字报点名。很多
老师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或者被用“猪”“狗”这样的
词骂。（见“大字报”抄件）不允许自我辩护，也不允许质疑批判所用的准则。
同时，运动重点对象被罚劳动，和其他人分开，等候最后处理。

　　但是，“工作组”不允许学生打人。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０日１１日，清华大
学一些学生成立“打狗队”，打“狗”即打人。（见蒯大富６月１６日大字报，
收入“清华大学大字报选”，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宣传队编，１９６６）６月
１８日，北京大学一些学生设“斗鬼台”，六十多个“黑帮分子”被戴高帽子、
罚跪。这些事后都被“工作组”反对。在中学，这一时期的打人的事情可见于北
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９日写的给上级的
信。她在信中说，６月２１日，“工作组”召开“揭发批判大会”，在会上，“我
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将上身弯到和下
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用绳子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
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见卞仲
耘的信的底稿）这一描述当为可信。她当时已被“工作组”划成“四类”，在当
时情况下，写信人绝无可能夸大。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中四三班六月下旬
贴在她家门口的大字报说：“竖起你的猪耳朵听着，你再敢胡作非为，千刀万剐
了你。”（见抄件）

第二阶段：从打到打死

　　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８日，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撤销
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适用于中等学校）。（见《大动乱的十年》，第４
８页）毛泽东批评“工作组”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于是，一些学生开始自己开
批斗会，公然大打出手，打伤甚至打死老师的事件发生了。在８月５日打死人后，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学生负责人当天晚上到北京饭店当
面报告给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据其中一人和作者的谈话，１９９３年
９月１０日）吴德如何上报给更高级的领导，不得而知。但是以后未见他们采取
任何措施制止。打人继续升级和蔓延。出现了上一节所描绘的情景。我们现在不
知道有多少老师在１９６６年８月被打死。只知道在北京西城区，这是位于市中
心紧靠天安门广场的一个区，打死了七个校长。

第三阶段：从校内打到校外，从北京打到全国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２日，中共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
生运动的规定。（见《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９１页，１９８８年１０
月，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这时，北京的学生已经从校
内打到了校外。作家老舍就是在８月２３日被中学红卫兵毒打后自杀的。其时已
经距卞仲耘老师被打死有１８天。当时北京的中学里流传一句话：“打死个人，
叫家属拿２８块钱就是了。”——这是火葬场的价格。打死了多少人呢？根据１
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０日的《北京日报》，在北京，仅１９６６年８、９月的统计，
被打死的有１７７２人，被抄家的有３３６９５户。但是报纸只提到这个数字，
没说及死者的详情。

　　打人风传往全国。北京的红卫兵到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到北京，进行“串联”。
比如，８月１１日，一些北京的红卫兵来到上海外语学校，把那里的“牛鬼蛇神”
们揪出来打了。８月１２日此校的学生已学会了，又打这些“牛鬼蛇神”们，剃
了他们的阴阳头，打出的血流在地上，叫他们自己舔。上海市上海中学的一名前
红卫兵说：“北京红卫兵南下，穿着军装，系着武装带，非常神气，对我们说：
‘你们这里怎么这么文质彬彬，一点革命气氛都没有？’我当时弄不懂他们说的
‘革命气氛’是指什么。一个北京来的女红卫兵从腰上解下皮带就开始示范怎么
抽人。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北京红卫兵的样子。”

　　从上面的学校名单也可看出，直到较小的县城甚至人民公社这一级，也一样
打了老师和校长。但是一般时间比北京晚。１９６６年底，在江苏扬州湾头公社
中心小学，先斗了校长，剪了校长的“阴阳头”，又开始斗副校长张匀。她白天
被拉出去斗，晚上被关在一间教室里不准回家，在除夕前她告诉丈夫说：“我被
打得受不了了。”第二天，也就是除夕那天，她投河自杀身死。

⒊　“打”的主要方法

　　（１）戴高帽子游街。这是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里描述过斗地
主的方式。这篇文章收在普及性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６４）里，很多学生都读了。

　　（２）拳打脚踢棍子打。

　　（３）“坐飞机”，后来又叫做“喷气式”，是“文革”的发明。斗争会上，
被斗者弯腰九十度甚至更多，两臂后举，形似喷气式飞机。

　　（４）用带铜头的皮带抽。当时红卫兵的标准装束是一身旧军装，外束皮腰
带，在北京又称“板带”。用皮带抽人，上面的铜头可以造成严重创伤，会打瞎
眼睛。

　　（５）挂牌子。在脖子上挂一大牌子，上写“反革命黑帮”“反动学术权威”
等罪名，下面是此人的名字。名字上用红墨水打一个大叉。

　　（６）剃“阴阳头”。这是另一个１９６６年的发明。把老师的头发剃去一
半，留下一半，故名“阴阳头”。特别被用在女老师身上。

　　（７）建立“劳改队”，又称“专政队”，“牛鬼蛇神队”。被打入此队的
老师被罚在烈日下干脏活儿，重活儿，扫厕所，扫街等等。

　　（８）唱“嚎歌”，又名“牛鬼蛇神歌”。强迫“牛鬼蛇神”唱，因为他们
不被当人，所以不是唱是“嚎”。“嚎歌”词和曲如下：

１５　１２　｜３　１　｜１５　１２　｜３　２　｜
——　——　　　　　　　——　——
我是　牛鬼　　蛇　神，　我是　牛鬼　　蛇　神，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　—　　　　—　—
我　有　罪！　我　有　罪！

６５　３３　｜２　１　｜３３　２３　｜５　５　｜
——　——　　　　　　　——　——
我对　人民　　有　罪，　人民　对我　　专　政，

６５　３３　｜２　２｜
——　——
我要　低头　　认　罪。

３３　２３　｜５　５｜６５　３３｜２　１　｜
——　——　　　　　　——　——
只许　老老　　实　实，不许　乱说　乱　动，

３３３　２３　｜５　５　｜６５　３３　｜２　１　｜
—＝＝　——　　　　　　　——　——
我要是　乱说　　乱　动，　把我　砸烂　　砸　碎，

５５　６６　｜０　７７　｜｜
——　——　　　　——
把我　砸烂　　　　砸碎！　　　　　　　注（３）

　　这个“歌”流传全国。在各地曲子有所不同，但歌词基本一样。红卫兵强迫
那些被打入学校“专政队”的人唱它，唱得不好就打。据北京第四中学的学生说，
这个“嚎歌”是北京第四中学的一个学生，红卫兵，在１９６６年８月作的，迅
速流传到各学校，以至全国。

　　（９）抄家。成群闯进老师的家，拿走老师的私人财产，特别是书籍。把老
师的日记，私人书信，乃至情书等，拿去公布并上纲上线批判。

　　上面九种，在上述的学校中曾普遍发生。此外，各校还有不同的手法，比如
用开水烫，用屎尿浇，用火烧，往身上倒脏水，让“牛鬼蛇神”站在架高的桌子
椅子上，推倒桌椅使其摔下，等等。在有些学校还自设刑室，比如北京第六中学。
北京景山学校的一名红卫兵说，他们曾因打人不够狠而被组织去北京第六中学参
观学习这个刑室，她看到刑室里地上血迹重重，墙上用血写了“红色恐怖万岁”。
这个刑室后来才被当做反面教材供人参观，在“红八月”中却是被当做楷模来效
仿的。

⒋　谁被打？

　　从１９６６年６月初开始，大学和中学教师队伍就整个地被列为运动对象。
当时学生对老师的态度很快就发生了极大变化。见面不再问好，也不叫老师，有
的直呼全名，有的用带恶意的称呼。在１９６６年６，７月间，老师们若有学生
与其客气地说话，就已有受宠若惊之感。大字报可以乱骂任何老师。在８月之后，
老师，甚至学校的工友，成了随时可能挨打的人。学生如果要骂他们打他们，他
们无处寻求保护。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老师都被打。被打的主要有三种人。

　　（１）学校的负责人。比如，上面写到的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８·５”
惨案，除了一名管总务的副校长和一名总务主任以外，其他五名校级负责人都被
毒打，罪名是“反革命黑帮”。

　　（２）业务强，有经验，教书教得好的教师。当时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
学术权威”。

　　（３）个人历史或家庭出身“有问题”的老师，或１９５７年在“反右派”
时被定了什么的老师。事实上，文革前的多次政治运动，已经清洗了教师队伍。
但总是可以从矮子堆里找高的。

　　这三种人的被打是由当时的大政策决定了的。但是，所谓的“黑帮”和“资
产阶级权威”，在当时有此新名词而没有明确定义。同时，要把人划进这一范畴，
也不用经过法律程序来查证核实。实际上，这些老师一直在上面的指导下作事。
原有的制度并不是老师们决定的。在当时的中学里，年龄４０岁以上，月工资一
百元以上的老师，就很可能被打。

　　不过，对个人来说，被不被打也有相当的偶然性。因为地位只是相对的，一
所较大的学校的一般干部或教师，到了一所较小的学校就可能成为第一负责人或
业务尖子，尽管级别不高，还是会被打。另外，据被访者们说，老师还因各种不
同的原因被打。有的老师被打，是由于给了某个学生不及格而这个学生又恰恰是
打人的活跃分子。有的是得罪过学生的人。北京第十五中学的一个学生把一个女
老师打得惨叫着满地爬，仅仅因为这个老师曾在代课一次时批评了一下这个学生。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有个工友平常对学生较凶，也被打得起不了床。南京
外国语学校有一位老师被打，因为信教。有的老师长得漂亮，很是显眼，遭人忌
恨，于是被打。有的老师长得丑陋，看起来象电影上的坏人，也被学生打。

　　当时《人民日报》社论用“牛鬼蛇神”一词指代“敌人”（《人民日报》１
９６６年６月１日社论标题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什么是“牛鬼蛇神”？
并不曾给出明确的定义。但是高帽子，黑牌子，“嚎歌”，“阴阳头”，弄得被
打的老师看起来确实有如“牛鬼”，有如“蛇神”。

　　面对皮肉之苦和人格污辱，老师们不能作任何反抗的行为，否则马上可能被
打死。他们怎么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说，他被拖去游街时，“我告
诉自己这是胡闹，总会过去，不必介意。”广州第２５中学的一位老师说，他一
向喜欢运动，有点武功，学生打的时候，他往下一蹲，两手把脑袋一抱，运运气，
任凭打，总算伤得不厉害。

　　物理学教授、画家孙菊生说，１９６６年他在北京建筑材料工业学院当过“劳
改队”第三队副队长。这个大学是比较小的，可是“劳改队”里面还有至少三个
分队之多。他的姐夫是北京钢铁学院的教授，在钢铁学院里挨打挨斗。他的姐姐
逃到他家，正逢红卫兵在打孙菊生，就把孙的姐姐打死。究竟有多少老师那时被
打呢？据有的被访者估计，不算那些挨过零星几脚几拳的老师，在“文革”中“正
式”（找不到更合适的词）进了“专政队”被学生当做“敌人”打的，约占百分
之十左右。有的认为比例高于此数。

⒌　谁打？

　　从１９６６年６月开始，学生要骂老师“黑帮”“反革命”，尽管可以骂。
８月以后，可以随便打。骂和打当时都被看做“革命”行为。法律已不起束缚抑
制作用。但是，虽然老师们可以被随便打，能有资格参加集体性的打人的，只是
学生中的红卫兵。

　　打人那时是一种“革命”的特权。１９６６年时是北京朝阳区一中学学生的
一位被访者说：“我妈妈是革命干部，可是我爸爸１９５７年当了右派，他们不
准我参加红卫兵，斗人抄家也不能去，当时觉得很遗憾。”红卫兵规定只有“红
五类”子弟能参加。这“红五类”是“革命干部（在北京曾规定１９４５年以前
参加共产党的干部才算），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和贫下中农”。

　　一些被访者说，那时各校出现了一批“打手”，到处打，甚至从中得到很大
乐趣。其中有的专门管“牛鬼蛇神队”，威风十足。这些“打手”不一定是红卫
兵组织的最高头头，有的大头头不动手，但也不制止下面的人打。这些“打手”
中有一些是原来就性情凶狠的，但也有一些平日在家里或学校很显压抑，这时一
反常态，比别人更残酷，其中的心理原因值得探究。

　　有相当一些女学生，抡皮带，抽人，打得很凶。北京第八女子中学的“牛鬼
蛇神”站成一排，女红卫兵用锤子挨个儿敲他们的头。从上面的名单中，我们可
以看到在几个女校，也就是说，由女学生打死了老师。甚至在男女合校的中学，
据一位目击者说，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大打校长时，主打的是女学生。

　　另外，据有的被访者说，初中二、三年级的学生打人最凶，不知是否和年龄
有关。他们当时１５或１６岁。

　　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这些大城市里，据被访者说，干部子弟多的中学
打人最早也最凶，比如，在上海是复兴中学和南洋模范中学。

　　在大多数情况中，这种打人是集体打的。很多人一起动手，或者一拨接着一
拨打。学生人数是老师的十几倍，有一小部分动手就足以伤人。

　　也有一些不是“红五类”又不是“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比如因父亲加
入共产党晚于１９４５年而当时不被算作“革命干部”出身，未被准许参加红卫
兵，在红卫兵打人时，也去加入或帮忙。但一般不被允许。

　　“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那时被称作“狗崽子”，有相当一部分被同学打
了。

　　被打的老师的孩子打自己的父母，从被访者中听到一例。在上面写到的北京
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一个初一的学生，被迫打他的父亲姜培良。在很多学生红
卫兵打他父亲时，他也用棍子打了父亲。父亲被打死后，儿子因受刺激太大而精
神失常。据一位在１９９４年曾看到他的被访者说，他仍然痴呆，不能从事正常
的工作。

　　学生把老师整体性地看做运动对象，老师一般不被允许参与打老师，但是据
被访者说，有的老师挑动学生去打别的老师，以报私仇。

简单的小结

　　综观“文革”中发生的学生打老师，有以下特点：

⒈　残酷。

　　以上所述，是普遍发生的，或是当时远距离看到的。很多细节要残酷得多，
但这里不及细数，有些也由于第二节所述原因难以了解。然而仅这里说的，今天
似乎已令人难以相信。难以相信学生会如此残酷地迫害老师。有人可能会说后来
的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的群众性两派“武斗”时死人更多。但武斗至少是双方
互打的，可以反抗，也可以退出。但１９６６年的学生打老师，老师不能还手，
不能申辩，甚至也不能哀求投降以保性命。战争中还不杀俘虏，但被打的老师只
能任凭污辱折磨，甚至于死。

⒉　普遍

　　１９６６年的学生打老师，在我调查过的学校中都发生了。偌大的中国，有
没有没打的呢？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例外。我以前以为小学生年小力薄，可能不
会打，但实际上还是发生了。不仅仅在北京，这个当时称为“革命中心”的地方
打了，而且在远离北京的地方也打了。还算好的是外地一般来说没有北京打得厉
害。

⒊　特殊

　　（１）在教育史上。从前的老师有戒尺，如果学生违反规则，可以打学生的
手心。这一做法在本世纪初被废除。古代发生过君臣之间、父子之间、主仆之间、
官民之间、男女之间各种冲突，师生之间的冲突的记载却远远少于前几者。学生
动手打甚至打死老师大量发生，前所未闻。

　　（２）在法律史上。就算这些老师真是罪人，在古代的某个朝代，也需经报
官，审判，再送法场斩首，不能由普通人自行惩罚或虐杀。这种既非由军队也非
由警察来进行的大量广泛的暴力行为，在历史上无法找到可类比的现象。生活中
有复仇者或强盗土匪自行打人杀人，但也只会在小范围里发生。

　　　　　　　　　◆　四、发生的原因：“文革”经历者的解释

　　学生打老师，事出有因。被访者们指出的直接的发生原因主要有：

⒈　毛泽东的引导推动。

　　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里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
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人民日报》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发表
了这些话。）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通知”，是“文革”的
纲领性文件。在毛泽东写的段落里，说：“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
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人
民日报》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７日发表，用黑体字印毛泽东写的句子，在１９６６
年５月仅在共产党内传达。）教育界是五界之一。６月１日晚广播北京大学的大
字报是他决定的。此后学生开始贴老师大字报，批判老师，甚至动手打。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８日北京大学发生一些学生给被斗人戴高帽子，动手打人
后，北京大学“工作组”当天写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称之为“乱
斗”。６月２０日，当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批准转发这一简报，
批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但是毛泽东在
７月２８日决定撤工作组。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中共中央发文件撤销６月２０
日的文件，说那是“错误的”。（这两个文件可见于上面已引过的《“文化大革
命”研究资料》上册，第４９页和７０页）在上一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工作组”
时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打斗人的情形。既然毛泽东认为这还是冷冷清清，
而且决定学生停课的继续延长，那么，他的意向只可能是导向大规模的残酷的殴
打了。不然，让几千万已经两个月不上课的学生还能再作什么呢？

　　在红卫兵打死老师开始之后，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
接见了一百万的红卫兵。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在８月５日最早打死了老师。
这个学校的红卫兵宋彬彬８月１８日在天安门上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
问了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意思后，毛泽东说：“要武嘛。”（见１９６６
年８月２１日《人民日报》第二版“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文章署名“宋
要武（宋彬彬）”，表示她已改名。）虽然从当时的公开发表物上，我们没发现
毛泽东说过要打人，但是打人是他引导和鼓励的结果。

　　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是：对于毛泽东所要的“夺权”和“教育革命”来说，
打老师是毫无必要的。当１９６６年６月学校全面停课，接着６月１３日中共中
央决定废除原来的考试和升学制度的时候，（《人民日报》６月１８日发表了这
一消息）没有老师公开提出过任何反对意见，他们接受了。８月，当时军队的最
高负责人林彪被擢升为第二号人物。在这种情况下，手无寸铁的老师们还能对局
势有何妨碍呢？他们犹如一群羔羊。那么，为什么还要打他们呢？为什么要折磨
他们甚至把他们打死呢？

　　上面写到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卞仲耘副校长，在她被打死的前一
天，已经被学生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捅伤，她回家说：“他们打死一个党员，一
个教员，不过象条狗。”她束手待毙，但是留下了一个解释。有的被访者认为还
是可以从毛泽东的革命需要的角度找到原因的。通过这种年轻学生的非常残酷的
行为，就能彻底摧毁原有的社会法律秩序，不久后把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未经审判
就关押虐待至死。

　　早期红卫兵的一段地位大颠倒的经历，也可说明最初打老师对后来打“当权
派”的直接功能。在北京的学校，干部子弟最早开始了打人，但几个月后，当这
些人中的很多人的父亲，所谓“当权派”也成了“革命对象”时，打人的手段似
乎就被顺势用到了他们父亲的头上。

　　然而，要解释为什么在大学和中学之间，虽然都停了课革命，中学生打人更
严重和残酷，还有别的原因。

⒉　红卫兵组织的作用

　　打老师当时是在群众性的场合打的，是很多人一起打的，由一个或数个人发
起，更多人一齐涌上。打死了人，是大家打死的，不是某个个人的责任，加上事
后无人来问，所以打的人有恃无恐，越打越凶。如果没有红卫兵组织的出现，这
种集体性的打人很难发生。

　　红卫兵和类似的学生组织是先在中学出现的，而且一开始就是很具侵犯性的。
１９６６年６月２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说“凡是违
背毛泽东思想的，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地
位，统统都要砸得稀烂。”（这张大字报的标题是“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
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见大字报选。）这还仅仅是语言上的“砸”。７月１日，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邀请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一起庆祝
共产党的生日，全体学生都到了会场，在会场上，用一根绳子把“红五类”出身
和“黑五类”出身的学生隔开，后者坐在最后面。这是在学校里从未出现过的。
后来，这个学校在“工作组”撤后最早大打老师。７月底８月初，红卫兵组织在
北京各校普遍成立，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迅速传开。这种
以家庭出身作为组织成员首要条件，是很特别的。当时红卫兵的领袖和早期成员
很多是高级干部子弟。当时打人是一种特权。红卫兵打老师，打“牛鬼蛇神”，
也打他们的“出身不好”的同学。据一些被访者说，在“文革”中打人较早较厉
害的中学，是那些干部子弟多的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一个高级干
部出身的红卫兵，在她父亲后来也被打倒以后，有人问她是不是在１９６６年８
月打死了３个人，她回答说：“那时候打死人光荣，我就吹牛说打死了３个人。”
１９６６年她１４岁。而打死人是那时“吹牛”的内容。

　　从一开始，“红卫兵”名称的意思就是保卫毛泽东。毛泽东没有给他们什么
物质利益的刺激，但给了他们生杀予夺之权，打人以及打死人的权力——一种最
高而邪恶的给予。非常具有讽刺性的是，他们的行为被称为“造反”。在古代，
“造反”是“犯上”并有极大风险。红卫兵的最初的实践却是在最高权力者的支
持下迫害，虐待那些任凭宰割，死也不可以还手的老师、同学。

　　红卫兵作为一个青少年组织，在它的三个特点：狂热的领袖崇拜、以一种先
天条件为接纳成员标准、以及暴力行为之间是否有一定的联系，这是一个需要研
究的问题。从希特勒的青年组织也可看到这三个特点。这种相似性说明这一问题
的研究可能在历史上和世界上都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

⒊　人性恶。

　　有的被访者认为以上两个条件不能构成充分条件。打人的手段，全是没人教
过的，无师自通，却如此残忍。打的后果如此可怕，打人的人却不在乎。当时的
学生，中学生年龄在１４—１９岁之间，大学生２０—２５岁，都已经受过教育
七年以上，大多高于中国人的平均受教育年数，不能用“无知”来作借口。在打
人时提出的被打者的“罪行”，即使按照当时的荒唐标准，也远不能落实定案。
但是一些学生大打出手，显然是他们自己要这样做。他们用别人的痛苦和生命来
换取痛快，发泄自己的恶气，渲染自己的革命形象。“文革”前老师—学生之间
关系确有紧张之处，比如有的学生考试不及格，有的学生被老师批评。但是，因
此借“文革”之机打老师，报复得实在太过分。这些案例都可成为“人性恶”的
例证。这也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学生打得比大学生厉害，他们受教育少而可能
更多与生俱来的东西。
　　不过总的来说，这种解释太一般化，难以对说明一个特别的历史现象有太大
帮助。

　　　　　　　　　　　　　◆　五、打老师之后

　　在北京，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０日左右，打人风从学校里蔓延到学校外，从
打老师和打死老师扩大到打各种人和打死各种人：地、富、反、坏、右、演员、
作家、民主党派成员，以至共产党的各级当权派。同时，“大串连”把打人风带
到全国。

　　在１９６６年被打的老师，如果不是“当权派”又没别的问题，在１９６６
年１１、１２月间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就被允许离开“劳改队”。如
果是，则不能。北京第五十二中学打死一名女教师，北京第六中学打死一名工友
的事，曾在１９６７年２月的群众自办的小报上被谴责。（见“中学文革报”第
二期，１９６６年２月２日，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主办）但是被打
死的学校领导人或被认为“有问题”的人长久不被提起。１２年之后，根据１９
７８年夏天的“北京日报”报导，那时候一些区、县为打死的校长们开了昭雪大
会或追悼会。（“北京日报”，１９７８年７月１６日，“为一批中小学领导干
部昭雪平反”。在这篇一千来字的报导中，列出了１３个１９６６年的死者名字。）
这时有死者家属要求法院追查惩办与打死人有重大关系者，被告之“已过追诉时
效期限”。（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查院不起诉决定书”，（８０）西审判字
第７２号）

　　在１９６８年开始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老师再次成为运动重点。
但是这次不是由学生自己组织，而是在“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领导下进行
的。清华大学整老师的“经验”被传达到全国，是当时所谓“六厂二校经验”的
一部分。打人的事情仍然发生。只是一般不像１９６６年８月那样公然地在很多
人面前大规模地进行，而是常常个别施用。清华电机系的一位教授被用布条蒙起
眼睛打。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１９６６年“８·５”惨案的幸存者胡
志涛副校长被学生轮流连续斗过４８个小时，不准她睡觉，逼她“交代问题”。
三位老师自杀身死，其时都仅４０岁左右，最年轻的一位３５岁。在江苏仪征实
验小学，除了校长，有七位老师因“黑五类”出身等原因挨斗挨打，其中有一位
剪喉管自杀，剪断声带，未死致残。

　　被访问者中有一位说，在她住过的北京农业大学教工宿舍９号楼１门洞，从
一层到四层共住有１１家人，“文革”中自杀了三家的五口人。但是，我们不知
道在“文革”中一共有多少老师无辜身亡。

　　１９６６年在校的大中学生，从６月停课后再也没有上过课。他们在数年以
后先后离开学校。

　　１９７７年，邓小平恢复了已被废除了１１年的高等学校升学考试制度。

　　　　　　　　　◆　六、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的反思

　　在九十年代，当年的老师和学生怎么想呢？

⒈　从历史的角度：“文革”前的教育方式是否与暴力行为有关？

　　近几年来，在１９６６年被打的老师中，开始有人因年事已高而去世。有一
位在１９６６年被严重打伤的中学校长说，是检讨他们自己以前的教育方式的时
候了。在“文革”开始以前，１９６４年以后，在压力下，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
领导把学生干部大量地换成高级干部子弟，单独给干部子弟听政治报告，给他们
和其他学生不同的政治待遇，强调阶级斗争，这跟后来在该校出现了以干部子弟
为核心的最早的“红卫兵”组织有直接关系。红卫兵提出了“造反”，把老师当
成敌人。１９６６年６月“工作组”进校以后，鼓励学生上纲上线批判学校领导，
但是不许打人。红卫兵反“工作组”。“工作组”被毛泽东撤走后，就发生了打
老师。教育屈从于强权，放弃了教育的标准和平等原则，失落了教育的尊严，也
埋藏了日后的灾难。

⒉　从道德的角度：不道歉的一代？

　　在１９９３年夏天，１９６６年时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胡志
涛说，她收到过一个学生寄给她的日历和一封信。在信里这个学生为１９６６年
８月打了她表示道歉。尽管这是２７年来她收到的唯一的道歉信，她表示她原谅
打了她的学生们。但有一位老师不同意。她说，道歉不道歉，对老师们来说现在
其实没什么，问题在于这些学生，他们参与了打死人的事件却不道歉，他们还有
没有良心？中国的老师不教学生关于天堂和地狱的思想，但是人应该对自己做了
的坏事有内疚感和负罪感。

⒊　这是不是“革命”？

　　在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之后，非常少数的“文革”参加者仍然认为红卫兵当
时所作，并不都错，有的还认为主要的都是对的，因为那是一场“革命”，方向
正确，手段不那么重要。但是多数曾身临其境的被访者都觉得，那场运动无论是
手段还是方向都是错的，不能再让“文革”中的学生打老师或类似的事情再次发
生，不论其是否再用“革命”的名义。

　　　　　　　　　　　　　◆　七、作者的话

　　由于个人能力的限制，这篇文章先写成这个样子。我遗憾未能了解更多的有
代表性的学校，也未能做出全面的统计数字，对整个事件，整幅图景的描述因而
会有很多遗漏，对因果关系的阐释也不够详细。我希望读者们给予评论和修正。

───────────────

注　在这里，我要向所有的被访者表示感谢，他们花费了宝贵的时间来作这种恐
怖而痛苦的回忆。特别要感谢王晶尧先生，他在妻子卞仲耘被打死后，调查情况，
收集材料并冒险保存下来。他让我阅读他的材料。他对妻子和历史的忠诚精神令
人钦佩。另外，也要特别感谢Ｊｏｈｎ　Ｋｉｅｓｃｈｎｉｃｋ，是他帮助我作
了在计算机网络上的调查，并对本文的写作给予鼓励和建议。

注（２）　作者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学生，看到打人的经过，曾
为此写过“女性的野蛮”一文，收于我的“校园随笔”一书。（北京，北京出版
社，１９８８。）

注（３）　这是由萧卫平（１９６６年北京中学生）从计算机网络上寄给我的，
并请谭馥（１９６６年天津中学生）做过核对。谭提供的歌谱不同，但词是基本
一样的。两地唱法不同。

http://www.geocities.ws/SiliconValley/Bay/5598/97/sd9708d.txt

yangharrylg

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

王友琴


　　在北京禮士胡同小學，一位班主任被學生逼迫吃下大頭針和屎球。北京玉泉小學學生用皮帶抽了四位女老師，寬街小學的校長郭文玉被打死……一九六六年夏天，「文化大革命」中，北京的報紙每天熱烈支持並大版報導「革命學生」和「紅衛兵」的活動，但是，對學校裡面正在發生的大量暴力行為甚至死亡，卻從不報告，甚至一字未提。

　　一九七八年後，報紙雜誌刊登了一些關於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而在「文革」後得到平反的人物的文章。但這些人多為高級幹部或知名人士。老師的地位不高，數量很大，他們在「文革」之中被打，在「文革」之後卻輪不上被報導。

　　現在已出版的兩本長篇「文革」通史中，《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早，嚴家其，一九八六)僅記述了一九六六年八月中下旬後學生紅衛兵在學校外的一些暴力行為，卻未提八月初就開始的在學校內的大量暴力行為。另一本《大動亂的年代》(王年一，一九八八)簡略地談到了一九六六年夏季學校裡的情況說：「大學、中學、小學教師受凌辱者數以萬計。北京中、小學的若干教師被剃了陰陽頭。」照此讀來「陰陽頭」似乎就算當時的「凌辱」中的最壞情況，而且「若干」也不表示大的數字。但是，實際情況遠不止如此。 (64memo.com-2004)

　　幾年以來，我向一百多位「文革」經歷者詢問他們是否知道學校裡發生過學生打老師的事情。這些人中大多數是一九六六年的在校學生，大部分是中學生，也有一些大學生和小學五六年級的學生，有一些是老師；少數幾位是被打死或被嚴重打傷的老師的直系親屬。了解的方式，多數是面談；還有一些是通過電話談的；少數是通過寫信了解的；其中七例是通過電腦通訊網絡得到的。 (64檔案 - 2004)

　　就這樣，我了解到了七十六所學校的情況。這些學校分布於各地，主要是中學，也有大學和小學，包括一所幼兒園。其中每個學校都在「文革」中發生了學生打老師的事件。其中計有十一所學校是打死了老師的，但是被打傷後自殺的老師未被計入，另外，學生打死了學校外的人也未被計入。我也曾在電腦網絡上發送過第二輪問卷，請求提供沒打過老師的學校的名字。但是尚未發現。也就是說，迄今為止，找到的沒發生過學生打老師的學校的例子是零。 (Memoir Tiananmen-2004)

　　我的另一來源是私人收藏的當時人們手寫的或油印的文字材料，此外，還有當時的官方報紙。這二者和被訪者們的口頭敘述之間有很大差異，這差異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題目，但本文主要試圖通過三者的對比、印證來逼近事實，寫出這段不該被忽略的歷史。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下午，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高一(三)班的一些學生發起「打黑幫」。很多學生接著來參加。那天打鬥了三位副校長(當時校長缺)，一位教導主任和一位副教導主任。在戴高帽子、往身上潑黑墨、敲簸箕遊街、掛黑牌子、強迫下跪、強迫挑重擔子之後，又用帶釘子的木棍打，用開水燙等等。在大約三個小時的折磨之後，第一副校長卞仲耘失去知覺，倒在學生宿舍樓門口的台階上。學校對門就是醫院，但是卻在兩個小時後才被送去，那時人早已死了。其他四位也被打成重傷。過後，北京第八中學的學生又來這個學校打了更多的老師。有老師被打得當場昏過去。卞仲耘老師是北京第一個被學生活活打死的老師。她死時五十歲，已在這所中學工作了十七年。在這一天以前，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學生就先已打了他們的校長，強迫她敲著一個破臉盆喊「我是牛鬼蛇神」，把她的頭髮亂七八糟地剪光，把她推倒在地上爬，把她的頭打出了血。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北京第四中學的一些學生發起批鬥學校領芳人。他們在操場上押著當時所謂的「黑幫」繞圈子。有人朝他們身上灑墨水，有人給他們戴高帽子，有人動手打他們。「黑幫」的衣服被撕破。北大附中和四中都是有名的中學，打人的消息馬上就傳開了。師大女附中打得略晚，但是更重。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北京一○一中學學生打死了這個學校其時被判監外執行徒刑的美術教員陳葆昆。有學生用火柴燒他的頭髮。他被打昏後又被扔進噴水池，面朝下淹死。同時，還打了十來位老師。這些老師被強迫在媒渣鋪的路上爬，膝蓋流血，一邊爬，一邊被打。其中女老師的頭髮被剪掉一半，留下一半，當時稱為「陰陽頭」。 (六四檔案 / 89)

　　在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學生打死了學校的共產黨支部書記姜培良，打的時候，強迫他的十四歲的兒子也打父親，還有人叫「拿鹽去」，要撒在傷口上。高三的一個學生的母親也被打死。還有一位語文老師被打裂了肝臟隨後死去。副校長高雲的額頭上曾被按了一排圖釘，站在烈日下被學生潑開水。

　　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校長萬邦儒被銅頭皮帶打得滿身是血。女共青團團委書記被打睛了一隻眼睛，一位化學老師被打後從囪上跳下來自殺身死。一位副校長被初中二年級(一)班的學生排起隊每人抽幾下。被紅衛兵裹脅在內的這個班的幾十個學生不敢不打，否則會被說作反對革命也被打。

　　在北京中山公園的音樂堂裡，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三個中學曾聯合鬥校領導。一些學生在舞台上掄開銅頭皮帶打被鬥者。他們口頭批判一陣、喊一陣口號、掄一陣皮帶，如此輪番進行。在這座音樂堂裡，北京東城區一些幼兒園的老師也挨過鬥和打。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清華大學紅衛兵組織了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等十多所中學的紅衛兵來到清華大學，撕去了他們認為是「右派翻天」的大字報後，強迫清華大學「專政隊」裡的校長和教授們拆掉石頭建的老校門，並開始在那兒抄家打人。比如，打了清華無線電系的書記、主任、教授。打後流了血，血流在地上，有人還在血跡旁畫了一個大圈，在旁邊寫了「狗血」兩個字。那一天，他們還抄了北京大學教授翦伯贊的家，撕了他的書和畫。 (六四檔案′89)

　　在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相仿，「專政隊」的隊伍又大又長。「專政隊」的人排隊走路時，兩邊有學生來夾道打。中文系教中國古典詩詞的女教授也被剃了「陰陽頭」。在小學，學生年齡最大的是十三歲左右。在北京禮士胡同小學，一位班主任被學生逼迫吃下大頭針和屎球。北京玉泉小學學生用皮帶抽了四位女老師，把她們的頭髮剪去一半。北京寬街小學的校長郭文玉被打死。北京中古友誼小學的教導主任被打鬥之後，從學校四層樓高的姻囪上跳下自殺身死。 (64檔案′89)

　　打風迅速傳到首都之外。在天津南倉中學，給老師們頭上戴字紙簍，往他們的襯衫上打黑叉。女教導主任的頭髮被剃得像洗衣服用的搓板。在上海復興中學，用榔頭打老師們的頭，一位老師的頭蓋骨被打裂。上海第三女子中學的校長，時值盛夏，身著單衣，學生用一些圖釘把大字報釘在她背上。還強迫她在掃廁所時吃屎尿。在揚州市灣頭公社小學，學生們交流怎麼用皮帶抽人的經驗。 (64memo反貪倡廉-2004)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北京大學的一張大字報，稱北京大學的校長等為「黑幫分子」。六月二日《人民日報》的評論員文章稱北京大學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隨後，很多學校開始模仿北京大學貼大字報。六月三日起，中共中央派「工作組」往各大、中學校，以取代原來的學校負責人領導學校的「文革」。

　　「工作組」讓學生停了日常課程，揭發批判學校的「問題」。在一九六六年六七兩個月裡，「工作組」把各學校和學校裡的老師，特別是領導人，劃成四個類別。第四類就是此運動的重點打擊對象。教師集中交代問題。運動的主要方式是大字報揭發和開批判大會。有的學校一半以上的老師都被大字報點名。很多老師被說成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或者被用「豬」「狗」這樣的詞罵。同時，運動重點對象被罰勞動，和其他人分開，等候最後處理。 (64memo.com/2004)

　　在中學，這一時期的打人的事情，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耘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寫給上級的信中可見。她在信中說，六月二十一日，「工作組」召開「揭批判大會」，在會上，「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個小時：戴高帽子、「低頭」(實際上是叫將上身彎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罰跪、拳打、腳踢、用繩子反捆雙手、用兩支民兵訓練用的步槍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汙泥往嘴裡塞、往臉上抹、往滿臉滿身吐吐沫。」這一描述當為可信。她當時已被「工作組」劃成「四類」，絕不敢誇大。 (Memoir Tiananmen′89)

　　但是，在理論上，「工作組」不允許學生打人。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十一日，清華大學一些學生成立「打狗隊」，打「狗」即打人。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學一些學生設「鬥鬼台」，六十多個「黑幫分子」被戴高帽子、罰跪等。這些事後都被「工作組」反對。

　　第二階段：從打到打死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根據毛澤東的決定，撤銷了各學校的工作組。於是，一些學生開始自己開批鬥會，公然大打出手。打傷，甚至打死老師的事件發生了。在八月五日打死人後，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文化革命委員會的學生負責人當天晚上到北京飯店當面報告給中共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吳德(據其中一人和作者的談話，一九九三年九月十日)。吳德如何上報給更高級的領導，不得而知。但是以後未見他們採取任何措施制止。打人繼續升級和蔓延。我們現在不知道有多少老師在一九六六年八月被打死。只知道在北京西城區，這是位於市中心緊靠天安門廣場的一個區，打死了七個中學校長。 (Memoir Tiananmen-2004)

　　第三階段：從校內打到校外，從北京打到全國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左右，北京的學生打到了高潮。從校內打到校外，在全城打。作家老舍就是在八月二十三日被中學紅衛兵毒打後自殺的。其時已經距卞仲耘老師被打死有十八天。當時北京的中學裡流傳一句話：「打死個人，叫家屬拿廿八塊錢就是了。」──這是火葬場的價格。一共打死了多少人呢？根據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的《北京日報》，在北京，僅一九六六年八、九月的統計，被打死的有一、七七二人，被抄家的有三三、六九五戶。但是報紙只是在一篇關於前公安部長的文章中提到這個數字，沒說及死者的詳情。 (64memo.com - 89)

　　從八月中開始，得到免費的火車票和食宿，北京的紅衛兵到各省，各省的紅衛兵到北京，進行「革命大串連」。有一位被訪者說，她八月間在從北京到上海的火車上看到北京紅衛兵在車廂裡用銅頭皮帶打人，一路打到上海。上海市上海中學的一名前紅衛兵說：「北京紅衛兵南下，穿著軍裝，繫著武裝帶，非常神氣，對我們說：『你們這裡怎麼這麼文質彬彬，一點革命氣氛都沒有？』我當時弄不懂他們說的『革命氣氛』是指什麼。一個北京來的女紅衛兵從腰上解下皮帶就開始示範怎麼抽人。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北京紅衛兵的樣子。」八月中一些北京的紅衛兵來到上海外語學校，把那裡的「牛鬼蛇神」們拉出來都打了。第二天此校的學生已學會，又打這些「牛鬼蛇神」們，剃了他們的陰陽頭，打出的血流在地上，叫他們自己舔。 (六四檔案-89)

　　從七十六個學校的名單也可以看出，直到較小的縣城甚至人民公社這一級，也一樣打了老師和校長。但是時間比北京晚一步。一九六六年底，在江蘇揚州灣頭公社中心小學，先鬥了校長，剪了校長的「陰陽頭」。又開始鬥副校長張筠。她白天被拉出去鬥，晚上被關在一間教室裡不准回家，在除夕前她告訴丈夫說：「我被打得受不了了。」第二天，也就是除夕那天，她投河自殺身死。 (64memo.com-1989)

　　3、打的主要方法

　　(1)戴高帽子遊街。這是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查報告〉裡描述過的鬥地主的方式。這篇文章收在一九六四年出版的普及性的《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中，很多中學生都讀了。

　　(2)拳打腳踢棍子打。

　　(3)「坐飛機」，又叫做「噴氣式」，是「文革」的發明。鬥爭會上，幾個小時裡，被鬥者彎腰九十度甚至更多，兩臂後舉，形似噴氣式飛機。

　　(4)用帶銅頭的皮帶抽。當時紅衛兵的標準裝束是一身舊軍裝，外束皮腰布，在北京又稱「板帶」。用皮帶抽人，上面的銅頭可以造成嚴重創傷，如打瞎眼睛。

　　(5)掛牌子。在脖子上掛一大牌子，牌子上寫「反革命黑幫」「反動學術權威」等罪名，下面是此人的名字。名字上用紅墨水打一個大叉。

　　(6)剃「陰陽頭」。這是另一個一九六六年的發明。把老師的頭髮剃去一半，留下一半，故名「陰陽頭」。特別被用在女老師身上。

　　(7)每個學校都建立了「勞改隊」，又稱「專政隊」，「牛鬼蛇神隊」。被打入此隊的老師被罰在烈日下幹髒活兒，重活兒，播廁所，掃街等等，還必須整天一直掛著黑牌子。

　　(8)唱〈嚎歌〉，又名〈牛鬼蛇神歌〉。強迫〈牛鬼蛇神》唱，因為他們不被當人，所以不是「唱」是「嚎」。〈嚎歌〉詞曲如附表：這個「歌」流傳全國。紅衛兵強迫那些被打入學校「專政隊」的人唱它，唱得不好就打。、據北京第四中學的學生說，這個〈嚎歌〉是北京第四中學高二的一個紅衛兵，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作的。

　　(9)抄家。成群闖進老師的家，拿走老師的私人財產，特別是書籍。把老師的日記，私人書信，乃至情書等，拿去公布並上綱上線批判。

　　上面九種，在上述的學校中曾普遍發生。此外，各校還有不同的手法，比如用開水燙、用屎尿澆、用火燒、往身上倒髒水、讓「牛鬼蛇神」站在架高的桌子椅子上，推倒桌椅使其摔下等等。在有些學校還設了刑室，比如北京第六中學。北京景山學校的一名紅衛兵說，他們曾因打人不夠狠而被組織去北京第六中學參觀學習這個刑室，她看到刑室裡地上血跡重重，牆上用血寫了「紅色恐怖萬歲」。 (─) (六四檔案/89)

　　【1995-09-04/聯合報/37版/聯合副刊】

http://www.64memo.com/b5/635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