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庄子：红卫兵小报漫谈——北京六中的《红卫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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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小报漫谈之六——北京六中的《红卫兵报》


1966年9月1日，北京创刊两份红卫兵小报，分别是首都“一司”的《红卫兵》报和北京六中红卫兵主办的《红卫兵报》。这两张报纸是北京创刊最早的红卫兵小报。从此，群众组织办报风成为时尚。中国历史进入一个前无古人（到目前为止也是后无来者）的群众组织报刊最活跃的时期。

这里重点说说北京六中红卫兵主办的《红卫兵报》。

对于红卫兵小报，最有发言权的是报纸的创办者。可惜的是，大多说红卫兵造反派小报的创办者、编辑者保持沉默。六中《红卫兵报》的创办者之一于晋2008年底在自己的博客上回忆了《红卫兵报》创办的全过程，史料珍贵。他的文章分几次刊登，很长，笔者摘编如下：

当时我正在北京六中高三（4）班紧张地准备高考。六月一日晚八点，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毛主席称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这一天在天安门上接见了革命群众，并第一次将红卫兵小将邀请上天安门。我有幸那一天也被邀请上天安门，这是我第一次登天安门。……我们的热情被极大地激发出来。我们班的几名同学孙长泰、孙克亮、于晋、张尚英、白志成、李秀生、杨世杰、刘振、陆炜等，也积极行动起来，写大字报、写文章。为了扩大影响，还将文章打印成印刷品散发。在谋划运筹打印的过程中，我们对出版刊印发行产生浓厚兴趣。大家议论咱们为什么不能出版一份自己的报纸。动议一出，大家无不拍手称快。说干就干，当时分工：于晋负责报纸刊印，孙克亮、孙长泰负责报纸的文章、组稿，发刊词由孙克亮负责，出版发行由李秀生、白志成负责。分工定下后，大家分头去干。我先去了中国青年报，在东直门内北小街里。当时他们一听是红卫兵小将要印报纸，就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刊印问题解决了，于是我们就等着孙克亮的文章了。熬了一两天，克亮的发刊词及主社论《论形势》终于脱稿。一读大家非常满意。孙长泰、于晋、张尚英也写了文章，第一期的内容很快就排满了。当讨论这份报纸该叫什么名字时，大家一口同声地说，就叫红卫兵报。我们立即分头去找毛主席的手迹，不久就拼出“红卫兵报”几个字。我们立即将文稿送中国青年报社。

通过办报，我们知道了出版一份报纸的全过程。首先按文章进行捡字，排版、拼板，然后打出大样进行校对，无误后签字，将清样作出纸型，然后浇筑铅膜，最后将铅膜上轮转机开印。一张张的报纸就被印出来。这些工作都是夜里干，清晨报纸就已经印出。……我们的红卫兵报虽是第一次出版刊印，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工序一道也不能少。还有一个插曲，排完稿后，编辑找到我们问：落款是什么？一下问住了我们。经考虑大家说就叫“红卫兵报编辑部”吧，地址就写我们六中的地址：北京六中，南长街大宴乐胡同十一号。排报的第二天恰好是九月一日，于是这份报纸的诞生日也就成了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

报纸如同我们的孩子出生了。

随着轮转机的戛然而止，车间里突然静了下来。捧起报纸一股油墨的清香扑面而来，看着一行行、一排排的铅字及图形，一种异样的感觉涌上心头。刚才还是稿纸上的一行行钢笔字，现在却变成了铅字，真是不可思议。将报纸拉回学校，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说咱们上街卖去，北京晚报卖两分一份，咱们也卖两分。有人提出这行吗?我说怕什么。于是我们全体上街去卖报。我也去了。高声叫卖：“红卫兵报二分一份！”由于是新报，以前谁也没有见过，所以卖的非常快，不久报纸就销售一空。

为了扩大报纸规模，我们向西城区红卫兵组织提出能给我们推荐几个办报的人员。不久其他学校的几个女同学刘铭、冯娟、谷雪红等来了。红卫兵报机构成立了。于晋为红卫兵报社社长；孙克亮为主编，孙长泰为副主编，张尚英、刘铭为编辑；白志成为财务组组长，组员有冯娟；李秀生为出版发行组组长，组员有杨世杰、刘振、陆炜等。真是有缘，以后张尚英与刘铭、白志成与冯娟还结为了夫妻。他们现在都有了孩子，幸福地生活着。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出版的红卫兵报第一期，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越来越好。在第一期中首次提出“毛泽东主义和毛泽东主义者”的口号。在主社论《论形势》中，引用毛主席的文章的语句激昂地高呼：“中国将要升起在地平线上，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由于第一期报纸语言激昂、文笔流畅，富于鼓动性，所以这期红卫兵报影响之大，是我们所始料不及的。又由于红卫兵报是个新生事物，以前没有这样的报纸，而且报纸还上街去叫卖，真是前所未有。

记得第一期红卫兵报卖出不久，一天我们学校来了几个中年人。说是要找红卫兵报的人员。当时我们北京六中大部分同学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各地串连去了，学校只剩下我们红卫兵报的几个人和朱之前等几个人。朱是初中生，当时负责学校的保卫工作。朱将来人领到我们报社。他们一报姓名我们才知道是当时中央文革成员姚文元、关锋、戚本禹及随员。他们一进屋就说明来意。他们是从下面一些同志那里看到我们的报纸的，就找到六中，并问：红卫兵报是你们办的吗？我们回答道是的。他们又问发刊词及社论《论形势》是哪位同学写的？我指着孙克亮说，是他。记得姚文元说写得不错，就是毛泽东主义的提法不好，中央早就有提法，七大以后统一提毛泽东思想，而不提毛泽东主义。在提到这期红卫兵报我们都上街去卖了，他们说可以卖嘛。后他们又说，我们准备将你们的主社论《论形势》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但是毛泽东主义要改为毛泽东思想，你们同意吗？我们当时都愉快地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后来在一九六六年红旗杂志第十二期上刊登了我们的文章，当然他们将我们的文章题目作了修改。落款也将红卫兵报编辑部改为北京六中红卫兵，并配发了《红卫兵赞》的评论员文章。

六中红卫兵报首期的初战告捷，给我们极大的鼓舞。正当我们以百倍的精力投入到第二期的出版工作时，我们接到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的电话，邀请我们六中红卫兵报的同志去他们那里，说是有事相商。孙克亮、孙长泰、于晋等去了那里。记得西纠是在西单北大街的一个什么胡同里。接待我们的是西纠的负责人孔丹、秦晓还有李三友。见面寒暄了一阵后，孔丹开门见山地说，你们出的红卫兵报影响很大，在社会上也引起了轰动。我们原也想出报纸，因为报纸的影响力、宣传力是其他舆论工具不能比拟的。但是你们走在了前面，以北京六中红卫兵的名义出版了报纸。我们想与你们合着出版这份报纸，不知你们意见如何？听完孔丹的提议，我们觉得有些突然，几个人合计了一会后，由孙克亮代表我们发言。首先讲了我们办报的初衷及经过。而后又讲，同意西纠负责人孔丹的提议，将六中红卫兵报变为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主办。同时提出我们已有的办报机构保留。他们也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于是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第二期红卫兵报即改由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主办。接下来双方研究了第二期的主要内容等事宜。我记得第二期刊登有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的第五号通令，据讲是由孔丹执笔的。还有李三友写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社论，以及六中红卫兵报改变主办单位的声明。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红卫兵报第二期出版。

这期报纸出来后，反映依然强烈。尤其是我们刊登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社论，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在筹划第三期报纸的内容和以后办报的方针时，我们与孔丹、秦晓和李三友他们发生了分歧。于是我们有了第二次见面。由于协商未允，双方只好握手道别，好说好散。第三期主办方又改由北京六中红卫兵主办。只不过从第三期以后，在刊印报头时将北京六中红卫兵改为红卫兵报编辑部。（胡庄子注：国营棉纺二十一厂造反大队、上海红岩编辑部1967年4月编印的《彻底捣毁刘家黑店——打倒“联动”专辑》中有《西城纠察队的罪恶史》一文，其中说：由“西纠”主办的《红卫兵报》原为六中所办，后经“西纠”讨价还价，六中同意从九月初〔第二期〕起转交“西纠”。四中派出秦×、戴××等去任编辑，出的几篇文章多是“保”字号的，或是宣传反动血统论的。后“西纠”大头目感到效果不好，又还给了六中，到十一月。在出版过程中，市委大加嘉奖。九月二日，四中派路××等人去找高××〔市委书记处书记〕，高答应把纸、经费全包下来。并派秘书马××去找《××日报》联系印刷之事。后虽未成，但仍把印刷满口应承下来了，为“西纠”效劳。）

记得在出第三期时，我们接到北京图书馆的电话，称据他们了解，我们的红卫兵报是全国第一份红卫兵报纸。他们提出让我们将一、二期及以后每期的报纸送一份给他们。我们照此办理了。

当时我们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归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北京市委的一个什么组织管理。我们每期卖完报纸，都把卖报所得的钱上交到那里。

我们的报纸一共出版了十四期。记得要出第十五期时，已接近到年关。为了纪念毛主席七十三岁诞辰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们计划出版一期以纪念毛主席为主要内容的报纸。我记得有一幅毛主席在雪地里的照片，还有毛主席的沁园春——雪的词手迹。都是我去制的版。后由于种种原因，这期报纸没有出版，以后我们的红卫兵报纸再未出版。这两块版我曾保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可惜现已不在了。

记忆有时是靠不住的。据北京文革小报收藏者王先生说，他收藏有全套1—15期《红卫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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