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原：小说《刘志丹》的三次被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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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篇历史传记小说《刘志丹》经历了一个1962年被否定一1979年被肯定一1986年被最终否定的过程。1979年至今30多年来，各种传媒发表了不少有关这部小说的文字和谈话，其中既有重要史料，也有事实性原则性的疏漏和差错。特别是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从1962年被否定，讲到1979年作为一部好小说得到平反为止，根本不提它公开出版发行后，因为“确实存在严重错误”而于1986年再次被中央否定的历史事实。

　　1962年，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阎红彦对这部小说提出批评意见。笔者当时是省委副秘书长兼阎红彦的秘书组长，直接间接地接触过有关的若干历史资料，并在2003年云南出版的《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第十六章作了披露。本人现已年近九旬，作为一名老党员，深感有必要、有责任再说说有关情况，主要是1979年、1986年及后来的一些情况。

　　1986年习仲勋主持否定小说《刘士丹》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量的冤假错案陆续得到平反纠正。中央组织部委托文化部文化艺术研究院的文艺工作者审读小说《刘志丹》后，向中央写出报告，认为这部小说“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这个案件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1979年8月，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为受牵连的习仲勋等同志和小说作者以及所有有关人员平反。

　　于是，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刘志丹》第一卷，后来文化艺术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三卷本《刘志丹》。本来人们期待着看到一部可信之作；遗憾的是，作者未能正视1962年书稿本身确实存在的问题，未能正视有的西北老同志提出的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应该符合历史事实的意见，未能遵循党史题材的传记文学创作原则进行修改。虽然1962年批评过这部小说的阎红彦早在1967年1月就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但是这部小说一面世，仍然引起许多老干部的不满。一些老同志纷纷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要求按照党的纪律严肃处理。中央委托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主持处理此事。

　　1986年1月3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主持召开座谈会，讨论几位老干部就这部小说的问题写给中央领导人的信，习仲勋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有关方面负责人王首道、荣高棠、何载，以及西北老同志马文瑞、宋时轮和张秀山。与会同志一致认为，这部小说确实存在严重的错误。主要是违背中央文件精神，同中央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方针相悖，对刘志丹、谢子长两位深受人们尊敬的业已故去的领导同志任意褒贬，对被贬者的某些描写也违背了党的原则。5日，冯文彬遵照习仲勋的指示，向胡耀邦总书记就上述意见做出报告。

　　胡耀邦总书记所作的重要批示

　　1月12日，胡耀邦总书记对冯文彬的上述报告作了重要批示，批示指出：“这个报告是中央同志审阅和批准了的文件。有关党员同志必须严格遵守。我们说过多次，作家创作以党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党允许作家在风格和艺术上的自由选择，不要干预，但在这类作品中，特别是在文学传记作品(包括小说、戏剧、电影、电视片)中不应虚构重大的党史史实，对党的历史人物的描写，更不能歪曲。因为遂不是什么艺术领域内的是非问题，而是政治领域的是非问题，也是作家的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问题。对此，党员作家必须模范遵行，不能含糊。”

　　随后中央办公厅转发了这个报告和胡耀邦的批示。中央决定该书立即停止发行，并对作者进行严肃的批评帮助和适当的处理。

　　在《刘志丹》一书被否定一肯定—最终否定的过程中，单就文学创作而言，涉及一个本来就十分明确的原则。这就是胡耀邦批示中所说，党史题材作品特别是文学传记作品，“不应虚构重大的党史史实，对党的历史人物的描写，更不能歪曲。”任何以风格和艺术上的自由选择为由而否定这个原则的观点，都是不可取的。

　　1962年，阎红彦看了《刘志丹》部分章节，特别是看完全书以及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等转来的出版社提供的有关背景材料后，对《刘志丹》提出的主要意见是：1.这部小说重新肯定和宣传了被高岗篡改的西北革命历史；2.把西北革命领袖刘志丹写成全国领袖；3.随意贬低另一位西北革命领袖谢子长及其他老同志。其基本精神同上述1986年中央认为这部小说存在严重错误的内容是一致的。不同的是，阎红彦建议暂缓出版，并在9月3日致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信中，建议组织一次西北老同志座谈，以便于作者对小说进行修改。1986年中央则采取了小说停止发行和对作者进行批评、处理的组织措施。

　　薄一波对《刘志丹》的述评作了修订

　　1979年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把它认定为一部比较好的小说，还说小说问题是阎红彦“报告了康生”。了解情况的有关同志和一些西北老同志对此很有意见。西北老同志贺晋年向中组部部长宋任穷提出了意见，宋任穷说：我没有注意这个就发表了，把阎红彦和康生联在一起不对，这是原则问题。

　　中央组织部1979年的报告，被一些文章和著作作为宣传《刘志丹》是一部好小说并指责阎红彦的依据。有人还引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有关这部小说原来的错误表述，而避开了作者很快就作了修订的文字。当几位西北老同志委托贺晋年对最初的版本提出意见时，薄一波当即诚恳地说：“哎呀，犯了一个大错误！”他很快给贺送去修改稿，并请他把改稿给有意见的同志都看看。改稿指出小说有错误，肯定了阎红彦等同志对样书提出意见是很正常的。在1994年6月《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第1版第4次印刷时，删去了有关阎红彦的所有文字，改为“对小说《刘志丹》(上册送审样书)当然可以进行批评”。明确指出，小说作者的创作态度是不够严肃的，作品本身是有缺点或错误的。因此，曾参加过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斗争的老同志中，有的对它提出批评，这本来是很正常的。可是康生却别有用心，制造了一起大错案。至于1984年至1985年出版的三卷本《刘志丹》涉及的政治领域中的是非问题，中央领导已明确指出，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中央文献研究室著，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2004年2月第1版第11次印刷时，也经过认真研究后，修订了涉及小说《刘志丹》的述评，明确指出“小说《刘志丹》确有缺点或错误”。

　　阎红彦被迫害致死20周年之际，薄一波为阎红彦作了一个既有感情又有个性的题词：“为人正直不阿为真理奋斗不息”。1987年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薄一波、陈锡联、贺晋年题为《光明磊落耿直刚强》的文章。文章说：阎红彦同志是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一、二任总指挥是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曾任第三任总指挥。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期间，阎红彦坚持原则，没有屈服于高岗的权势，毫不妥协地与他进行了斗争。阎红彦直到“文化大革命”受迫害致死，可以说一生中都做到了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坚持真理，不畏权势，而且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他为党树立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辉榜样，永远值得人们学习。

　　2009年，12月11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小说《刘志丹》三卷本近日已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公开发售。中央领导同志及时地发现并制止了这一事件。主管部门按照1986年中央文件精神作了严肃处理。

　　如果把小说《刘志丹》被否定一肯定—最终否定的全过程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或许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在我看来，有关党史题材和党史人物的研究和写作，首先需要尊重事实，把事实搞清楚。因为尊重事实才能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历史，才能正确总结历史，面向未来。

来源: 《炎黄春秋》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