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枝：毛时代的传播媒介与阶级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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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媒体对2005年出版的张戎和哈利戴的著作《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赞誉。在这本书中，毛泽东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都被彻底妖魔化，以至我们今天再谈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以及中国对社会主义的追求所具有的解放性似乎都已显得毫无意义。

尽管中国革命出现过种种失误甚至灾难，但我们不应将其视为一场不幸和误入歧途的冒险运动。这场革命是因160年前发端于欧洲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闻名世界的漫长的解放运动中的一座重要里程碑(Sharma， 2007： 4)。在中国，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在历史上是紧密相连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更大程度上是民族主义者。考虑到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体系中的“阶级”地位，“中国革命……首先是一场民族革命，而后才是一场社会革命，而不可能相反”，而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也坚信如果社会利益与民族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社会利益必须让位于民族利益”(Lin， 2006： 40)。

在推翻“三座大山”之后，民族国家建设首先面临来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封锁，而后又与苏联决裂，这最终导致中国不得不依靠对国内农业剩余价值进行压榨，并通过国家意志建立户籍制度人为制造城乡分离，以此来开启国家最初的工业化进程。在经历了1958年“大跃进”运动之后，之前一直为中国革命输送能量的中国农民成为大规模饥荒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尽管如此，毛泽东的国家建设政策并没有完全抛弃中国农民以及农村社会，而是继续在农业领域进行投资，并以一种由上而下的方式反哺农业、农民以及农村社会。“三大差别”的存在，也即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引起了很大关注(Lu， 2008)。中国当时在成人扫盲、基础教育以及医疗保障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艳羡(Wen， 2008)。在文化政治领域，大众媒体所运用的社会主义话语则将工人和农民塑造为中国历史的主体。城市中的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被鼓励，甚至于被强迫，走进农村以弥合“三大差别”，并向农民学习，以改造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意识。

毛泽东时代常常被化约为“文化大革命”，而这场革命也因滥用阶级斗争话语而名声不佳。尽管如此，作为一场发生在文化以及意识形态领域，以保存社会主义成果并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理解其中的阶级政治尤为重要。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概念指称的是社会以及政治力量对于革命政治所持有的态度，而不是社会阶级的结构性处境。

“文化大革命”意在塑造社会大众阶级新的主体性，并完成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中心任务，也即，“瓦解在充满暴力以及不平等财产关系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阶级关系”(Wang， 2006： 37)。但是，毛泽东高度主观化的“阶级”概念本身包含内在的矛盾和危险。本应具有进步作用的“阶级斗争”政治迅速退化为一种本质化的阶级身份话语，“成为一种最具压制性的权力逻辑”，以及随后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残酷的派系斗争的基础”(Wang， 2006： 37)。意在改造压迫性的社会关系并控制技术官僚权力膨胀的自发性政治和话语论辩，变成了最为残酷的去政治化的符号斗争。

尽管隔绝于西方媒体与资本主义消费文化，但是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仍然发展出许多具有本土特色的大众媒体与传播形式，包括大字报、红卫兵小报、革命歌曲和现代戏剧，以及乡村地区的有线广播、当地的艺术文化剧团、公社宣传队以及流动电影放映队。工人、农民、城市居民在改革开放时代对抗官僚资本主义和它的国内以及跨国资本主义合作者的不同抗争运动中所采用的语言、策略以及组织技巧，都呈现出“文革”年代大众传播赋权遗产的影子。

本文节选自《赵月枝：全球化背景下的传媒与阶级政治》一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