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胆琴心（刘欣欣）：八一学校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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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校三部曲——哺育篇
                                                                          剑胆琴心



婴幼儿的成长，离不开母亲的精心哺育和呵护。但在我的生命的初期，给我更多精心哺育的却是我的母校——八一学校。

   我父母是在抗日战争胜利那一年结的婚。第二年（1946年）我大哥出生。由于战争年代医疗条件太差，大哥刚满月不久就患肺炎夭折。父母亲抑制住心中的悲伤，相约，等到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再考虑要孩子。

1948年底父母随华北军区机关进驻北京后，1950年8月我才呱呱落地。父亲那一年整三十岁。在当年几乎算是老来得子了。生我后，母亲身体不好，没有奶水。当时华北军区机关夫妻双军人的很少，几乎没有妻子随军的。要赶上在农村，我可以吃百家奶长大。但在刚刚进城，实行供给制的华北军区机关，我的生存却成为很大的难题。首长们好不容易搞到些奶粉送过来，当时的奶粉都是缴获的进口货，十分金贵的。牛奶也是千方百计才能搞到些。但都是杯水车薪。据我母亲讲，周岁之前我主要的饮食就是米汤与饼干、蛋黄和的糊糊。身体瘦弱多病。

   眼瞅着第二个孩子很可能步老大的后尘而去，父母心急如焚。为了解机关干部后顾之忧，华北军区弟学校八一学校幼稚部招收满周岁的孩子入托。我有幸于1951年9月1日，刚满周岁进入了八一学校。

八一学校的前身是晋察冀军区“荣臻小学”。1947年3月1日诞生在革命根据地河北阜平县。我母亲回忆，1948年“荣臻小学”建校一周年时，她曾作为军医大的学员代表到阜平山沟里参加过学校的校庆活动。数十年后她仍清晰地记着，观看了小朋友们穿着好看的服装表演文艺节目，“蹭”了一顿很丰盛的会餐。没想到两年多后，自己的孩子刚满周岁也送到这所学校。大家想想，除了八一学校，还有那个学校敢担如此重大责任，收容刚断奶的婴儿？如果条件允许，又有哪个父母舍得把自己的掌上明珠，刚满周岁就交给别人抚养？比起战争年代里，多少革命后代寄放到贫困的老乡家，多少革命后代因疾病、贫困而夭折，或被敌人杀害。成长在新中国是我的荣幸！

   母亲回忆把我送到八一学校后，第一次去学校接我时，我嗓子嘶哑，有气无力地地喊着妈妈的情形时，心中总是酸楚难忍。一下把孩子送到几十里外的郊区，做父母的自然心里不好受。当时学校所在的海淀镇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校园四周十分荒僻。我依稀记得，从城里的家去学校的路非常遥远，先坐车或雇三轮到西直门，换乘一种后屁股带个锅炉烧气的老式公共汽车，比牛车稍快的速度，一路颠簸到海淀镇。平时大部分时候都是坐政治部的班车到学校。这种班车每两周开行一次，我们管这周叫 “大礼拜”。“大礼拜“的周六下午去学校接孩子回家，周日下午送孩子回学校。

   假以时日，我慢慢熟悉了学校的生活，八一学校生活条件比家里优越多了。学校养了很多奶牛，据说那是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赠送给解放区的，孩子吃奶的问题不用发愁。我们在八一学校每个孩子的供给标准是享受军队副排级干部的生活待遇。每个孩子从头到脚穿的戴的都是学校统一发放。伙食就更不用说了，记得我当时很挑食，不好好吃饭。伙房炊事员叔叔和保育员阿姨想方设法让我吃的顺口，我最爱吃白菜心，就用酱油醋拌好，再点一点儿香油，看着我津津有味地吃起饭来，叔叔阿姨们才松了一口气。

   幼稚部的保育员都是部队从农村或城市中招募的知识青年，一色的现役军人。穿着肥大的军服，帽子上戴八一五星帽徽，胸前缀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牌，梳着短发或扎小辫，个个英姿焕发。老一些的工作人员则大多是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洗礼的老战士，称“保育干事”，卫生所里医生护士都是富有经验的老医务工作者。负责生活的炊事员、司务长、管理员，都与部队的管理模式相同。

幼稚部一岁的孩子不多。可以想象，一两位年轻的保育员，领着一群咿呀学语，步履满跚的娃娃，每人胸前系着一条手绢，穿着开裆裤，有的还要兜着尿芥子。阿姨拉着第一个孩子的小手，后面的孩子依次拽着前面孩子的后衣襟。殿后的阿姨更忙活，时而有蹲在地上撒尿的，有东张西望掉队的，都得一个个收容，必要时怀里还得抱上两个。“队列”走到大街上，遇到穿制服的解放军，口齿不清地齐声喊 “解放军叔叔好”。那情景另无数路人忍俊不住，驻足观看。

以后陆陆续续招收二岁，三岁的孩子，到四岁的时候才正式编为幼稚部小班，分成小一班，小二班，小三班。五岁升中班，六岁升大班，七周岁离开幼稚部升入小学部。

幼稚部的生活始终没有离开过“乐家花园”。后来得知这座花园原来是清王朝开国元勋铁帽子王礼亲王爱新觉罗·代善家的。满清王朝覆灭，进入民国后，大清的遗老遗少逐步败落，传到和硕礼敦亲王爱新觉罗·诚厚这一代，穷到把园子都抵了债，典给了同仁堂乐家。解放后，华北军区花了一些钱，作为北京市副市长的乐松生也做了个顺水人情，“乐家花园”从此成为华北军区八一学校的一部分。于是我的童年在这个像“大观园”一样的地方，开始了梦幻一样的幸福生活。

园子的围墙都是假山围起来的，四面有四座门。假山上巨石嶙峋，拾级而上，修有亭台楼阁，山石之中拐弯抹角的山洞让人感到神秘莫测。庭院里逶迤的穿廊，圆圆的月亮门，曲径通幽，巧妙地将每一座房屋和一片片大小院落连接起来。院落相隔的墙壁上洞开着形状各异的窗子，有菱型的，扇型的，桃心型的、椭圆型的。透过窗口，折现出临院里的黛瓦红柱，抑或苍松翠竹。每一座房屋都建在不规则的青石垒成的高台上，红漆包裹的粗大的廊柱，屋檐下雕梁画栋古朴别致。老式的门窗由明亮的玻璃代替了窗户纸，宽大的窗台，我们的小屁股坐在上面绰绰有余。门廊边上连接廊柱的条凳，供我们整日在上面厮磨爬滚。顺着台阶下来，院子里石板和鹅卵石铺成的甬道。沿着弯曲的小桥，跨过清澈的水池，水池中央是一座湖心亭。太湖石和各种奇石星罗棋布，大小花坛错落有致，盛水的大缸使人一下就联想到“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茂密的树荫下还有一座青石和汉白玉大理石砌就的戏台。

假山上，院子里，种满了各色树木，其中结果实的树居多，有杏树、柿子树、海棠树、枣树、石榴树、山楂树、桑树、银杏树、核桃树，还有一种不能吃的“毛桃树”。到了收获季节，印象最深的就是叔叔们爬上柿子树够柿子，阿姨们在树下张起布单接着。至于桑树上接的桑椹就更多了，紫色的，红色的，白色的，现在桑椹在市场上卖得还挺贵，那时不知为啥不受待见，夏天里满地掉的桑椹，不小心踩得地上一片紫，一片红。个别馋嘴的孩子乘阿姨不注意，捡几个塞到嘴里，立刻被染得满手、满嘴、满脸花。

开花的树也很多，丁香树、绒花树、桃（毛桃）花、杏花、海棠花、石榴花，还有秋季里红得像一团火似的枫叶树。春夏秋三季，时而争相斗艳，时而香气袭人。穿过一条黑洞洞的假山石洞进入后院，“洞门口”两边对称各矗立着一棵粗壮高大的玉兰树，灰石砌成的高高花坛将大树团团围起，更显现得卓尔不群。春季玉兰花争相怒放，硕大洁白的花瓣尽显雍容和高雅。当时玉兰树种十分珍贵稀少，全北京城除了颐和园就属这里了。松、柏、槐、杨、柳更是枝繁叶茂，交织成荫。墙根下还栽着一丛丛四季长青的翠竹。

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也有”，这话不假。童年时，“乐家花园”里总是回荡着各种各样悦耳的鸟鸣。布谷鸟呼唤春天到来，啄木鸟不停地敲击着树干，黄莺歌喉婉转清亮悦耳，喜鹊的欢声笑语永无休止，灵巧的燕子，箭似地在屋檐下叽叽喳喳来往穿梭。到了夜间还能看到猫头鹰停在树梢，发出瘆人的呜咽。还有连名字也叫不出的鸟儿鸣放出那天籁之音，现在的城市里是很难再有此耳福了！

树多草密，昆虫自然就多。最司空见惯的就是满地爬的蚂蚁，大黑蚂蚁有近一公分长的，头上两个大夹子，咬起人来麻酥酥的。黄蚂蚁个头稍小，爬起来很快，总是慌慌张张忙碌不停。小黑蚂蚁成群结队，赶上两窝蚂蚁打仗，黑压压一片，杀得难解难分，吸引着小伙伴们饶有兴趣地观战，久久不肯离去。草丛里的蚂蚱，扁担、蛐蛐。树上的螳螂，天牛，知了。漫天飞舞的蜜蜂，蜻蜓，蝴蝶。到了夜晚萤火虫的亮光忽闪忽闪。它使我想起一段美好的记忆。在我刚入园不久的时候，每天夜晚总能听到嗷嗷的狼嚎。那时校园外还是偏僻的田野，西山一带的狼夜晚流窜到平原上。这并非危言耸听，记得当时学校饲养员刘宝礼叔叔的卧室墙上就挂着好几张狼皮。因为害怕，我常常失眠。躺在小床上眼睛瞪着天花板。只见屋顶上、墙上，一个个小亮点，忽明忽暗，一闪一闪像是天上的星星。值夜班的阿姨见我没睡着，悄悄俯在我身边：“是睡不着吗？”我指着小亮点好奇地问：“阿姨，那是什么？”“你等一会，阿姨拿给你看。”片刻，阿姨捧着双手回到我面前，轻轻打开手掌，手心里一只亮着“灯”的小萤火虫展现在我眼前。那一刻，我为这美妙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暗夜中看不清阿姨的脸庞，但那柔声细语如融融暖流，让我至今无法忘怀。可爱的小萤火虫，阿姨慈母般的温情。我很快进入梦乡，而且睡得很香很甜。

我们住的屋子，虽然原先的陈设都没有了，但室内雕梁画柱，古色古香的装潢依然完好，窗棂，门楣，墙壁，隔屏，都是精雕细琢的红木造就。宽阔的堂屋、耳房、最大的一处房子还是前后相通的。屋内摆满了一张张小床，男孩女孩混住在一起，这里就是我们的宿舍。午睡时间，我经常仰着头端详着那些雕刻，这个张着翅膀飞的是只仙鹤，那个圆嘟嘟的是个宝葫芦，还有许许多多我认不出来的祥瑞之物。有时偷偷爬上去想把其中喜爱的摘下来，可惜红木太硬了，使尽吃奶的力气，依然纹丝不动。就这样，它们伴随着我度过了六年充满幻想的时光。

建国初期，国家幼儿教育水平还十分薄弱，我们学的儿歌大都是“社会版”的，例如广为传唱的：“小汽车，嘀嘀嘀。里面坐着毛主席，毛主席，挂红旗，气得美帝干着急！”再有就是更俗些的：“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

唱歌跳舞，是幼稚部的必修课。跳舞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老大难，可能是缺少这种细胞。那些能歌善舞的小朋友经常上台表演，什么海军舞、新疆舞，还有小型舞台剧“拔萝卜”。唱歌倒是不难，只要扯着嗓子跟着大伙一起吼就行了，反正人群中不多我一个“南郭先生“。当时唱的歌有：“两只老虎，真奇怪，一只没有脑袋，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嘿啦啦，嘿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全国人民大团结，打败了美国兵呀！”， “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如果大家坐上学校的大轿子车外出，在车上孩子们会高声唱起“马达隆隆响，车轮轱辘轱辘转”。至今那些音符和旋律依然萦绕在我的耳边。

做游戏是孩子们很喜欢的。八一学校幼稚部的游戏多种多样，十分有趣。“老鹰捉小鸡”、“一网不捞鱼”、“丢手绢”、“找朋友”、“我们要求一个人”、 “狐狸狐狸几点了”、“吃毛桃”等等。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吃毛桃”了。念白是：“吃呀吃呀吃毛桃呀，吃完了毛桃好难受呀。”前面提到过不能吃的“毛桃”，是一种桃科树种，接的果实，虽是桃子模样，却小得可怜，青色，表面长满厚厚的毛。嘴馋得实在忍不住时，曾经品尝过个中滋味。那是又酸又涩又苦，确实“吃完了毛桃好难受呀”。因为有了生活体验，所以每当做这个游戏，念道“吃完了毛桃好难受啊”时，我都下意识地捂着肚子。

在幼稚部最令人向往的还要数看幻灯片了。走进幻灯室，就好像走进电影院一样，另小朋友们兴高采烈。灯一灭，屏幕亮起，老师一边换着片子，一边念着解说词。我们马上就被深深地吸引到故事里。《金鱼和渔夫》、《皇帝的新衣》、《小红帽》、《神笔马良》、《田螺姑娘》。尽管每次翻来覆去也就是那几部片子。但我们永远都看的津津有味，兴致盎然。

听老师阿姨讲故事也是另小朋友十分惬意的事。老师娓娓道来，小朋友们聚精会神。年幼时讲的故事都是“小羊乖乖，把门开开”之类相对弱智些的。大一些了就是“二小放牛郎”，“鸡毛信”，或者格林童话，伊索寓言中的片段。我们随着故事情节的起伏，而变幻情绪，潜移默化之间陶冶着情操。这一个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是我们智力启蒙的金钥匙。

“大观园”的南面就是学校自办的小动物园，这里是对孩子们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每当老师发出号令：“小朋友们，集合准备去动物园”时，一个个拍着巴掌，活蹦乱跳，别提多高兴了。其实动物的种类很少，调皮的猴子，温顺的梅花鹿，脾气暴躁的火鸡，一座不高的假山上，半山腰修了好几座洞穴，洞口隔着铁栏，里面饲养着可爱的小白兔和荷兰猪。一间大屋子，屋内被分割成两个大鸟笼子，里面上百只五颜六色美丽的小鸟，叽叽喳喳，百鸟争鸣。“牛号”位于学校的西北角围墙边，宽大的牛棚里，一排排奶牛拴在食槽边，从牛棚顺着坡道下去，是一人多深的大坑，有小操场大。喂饱草料，挤完牛奶。几十头黑白相间的奶牛悠然自得地在大坑里散步。牲口棚里喂着几匹健壮的骡马，其中一匹功勋骡子，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在军队供给的序列里享受着特殊的待遇。一次次，我们乐此不疲地与这些无言的“朋友”们相见、相亲、相互问候。而且每当分别时都是难分难舍。“不听话以后再也不带你们来了！”在老师阿姨的软硬兼施之下，大家才一步三回头地与小动物们告别。

小动物园与“牛号”之间有一处密密的松柏树林，苍松翠柏间矗立着一座高大的汉白玉“乌龟驮石碑”（当时我们这样称呼它）。我总觉得那地方似乎应该与墓地有些联系。自由活动时，大家争先恐后地往“乌龟”身上爬。小树林往南，走下台阶。是一片整齐的菜地，沟垄纵横，阡陌分明。地里种着蔬菜种类繁多，一位被称为“老田伯伯”的老人，整日在此辛勤地劳作着。地头上紧挨着“大观园”的围墙，有一口水井，一头毛驴眼前蒙着块布，一刻不停地转圈拉着水车，从井里车出清凉甘凛的井水，顺着砖砌的水沟缓缓流向菜地。那时，我总是乐此不疲地徜徉在畦里行间，不厌其烦地观察着那红红的西红柿、翠绿的黄瓜、油亮发光的茄子，碰巧还能遇到前来偷食的浑身长着毛刺的小刺猬。

再有一个吸引小朋友的去处，就是学校的花房。那是靠学校最北边墙根儿的一排暖棚，朝阳的一面和顶棚都是宽大的玻璃窗。玻璃窗外边卷着保暖的草帘子，天气冷的时候可以放下来。花房里生着土暖气，一年四季温暖潮湿。管理花房的师傅是老康伯伯，一个和蔼慈祥的老人，整日里提着把大喷壶，在花房里忙碌。每当我们列队来到花房，并齐声问候：“老康伯伯好”时，老人家都笑得合不拢嘴。佝偻着背，不住地点头。走进花房，扑面而来的是那沁人心肺的罄香。映入眼帘的是郁郁葱葱的枝叶，和五颜六色的花朵。我们用小鼻子凑到那一朵朵叫不出名字的花前，深深地吸一口气，好香呀！花房内每隔不远摆着或大或小的瓦缸、瓦盆，装满了水，水面漂着荷叶、或水葫芦，缸里养着小金鱼。缸壁上还爬满了小田螺。

最让人兴奋的时刻就是节日来临。主要的节日有“六一”儿童节，这一天我们统一穿上学校最美丽的服装，脸上让老师阿姨涂得跟猴屁股似的。这一天常有各种来宾光临。送来些好吃的，好玩儿的。我们通常还要表演节目，当然这都与我无关，我始终只是个忠实的观众。再有就是过新年，那时新年和圣诞节的概念是模糊混淆的。大家围座在圣诞树旁，老师装扮成白胡子圣诞老人，背个大口袋给大家分发糖果。圣诞树很漂亮，上面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小装饰，亮晶晶、光闪闪，琳琅满目。有一次新年过后，我和一个不认识的小女孩，偷偷溜进存放圣诞树的库房，我们欠着脚伸手够自己喜欢的东西。小女孩太馋了，摘下个红红的玻璃泡，顺手塞到嘴里。“哇”的一声，碎玻璃带血吐了出来。我们俩都吓得哇哇大哭。老师赶来抱着女孩去了卫生所。由于我们的淘气，不知哪个忘记锁库房门的阿姨要受到严厉的批评。

每逢“大礼拜”，坐班车回家。经过短暂一天的与爸爸妈妈温存，即要返回校园。孩子离开父母的一瞬，与现在家长送孩子入托，孩子哭的就像生离死别似的，简直如出一辙。但是同学们深知哭也罢，闹也罢都是无济于事的，两个星期的日子还是得在学校度过。回学校时，每个孩子兜里揣着家长准备的些许糖果，做为家长对亏欠孩子的一点“补偿”，也是我们返校的一丝慰藉，可以略微宽宥一下沉重的心情。有一回，我不慎将父母为我准备的糖果丢失了，当时的心情真如雪上加霜。幸好有几位仗义的小朋友不断安慰我，并将自己带的“存货”与我分享，至今我都记不起来那几位小伙伴的名字，但每逢回忆此事时，心里总是热乎乎的。

幼稚部的同伴真正是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1951年入学的“元老”，从周岁开始就朝夕相处的同学有钟冀江，他爸爸是华北军区干部部的钟元辉将军，我父亲的老上级。钟冀江个子小却很淘气，上中班时，一次与别的班发生冲突，他一巴掌把人家班的玻璃窗拍碎，手被划伤。忠厚的杨新中，他爸爸是华北军区军需部部长杨直亭将军。从小到大老实巴交的。乐天派冀燕京，他爸爸和我父亲是政治部的同事，他妈妈是八一学校的政治协理员。周岁前得过小儿麻痹症，一条腿残疾，但从没见他发过愁，永远是活蹦乱跳的。大个子李军民，他爸爸是华北军区炮兵后勤部副部长李振宇，三十年代考入国民党中央军校（黄埔军校）与同校另两位地下党员自发组成地下党小组。军民小时候性格怯懦，爱吹个牛，大了以后完全变了一个人，成为驰骋五湖四海的远洋船长。这几个同伴和我从托儿所、幼稚部、小学部、初中部、文化大革命、同窗17载，从未分开。

两三岁以后又有同伴陆续入校，有李卫民，他爸爸是志愿军第67军200师师长李雪瑞，在朝鲜战场英勇牺牲，妈妈也病故了。兄弟姐妹四人由学校抚养，一直到参加工作。杨小江是我在幼稚部时最烦的人。他爸爸是空军干部部部长杨春甫，以后转业到辽宁省任省委书记。他是个大个子，脑子有毛病，发病的时候，老犯浑，整日惹是生非，上小学后转学了。多才多艺的杨小云，她父亲是华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杨尚德，她妈妈是文艺工作者。所以她小小年纪居然会唱戏，面对众多粉丝，从不怯场，时常扽着个小手绢给我们来一段清唱：“苏三离了洪洞县……”，把我们几个小戏盲糊弄的五体投地。张修国的爸爸是华北军区后勤部干部部部长张镜清，我父亲称他 “张聋子”。修国话多，总是喋喋不休，特爱着急，一急就脸红耳赤，说话开始结巴。如今李卫民、杨小云、张修国都已从部队领导岗位退下来，原先都是大校军衔。

对于我来说最亲的人是父亲母亲，但是真正最多哺育我，呵护我，陪伴我长大成人的却是我的母校“八一学校”。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幼年和童年。六年的时光里除了久违的大礼拜，除了寒暑假，其余的光荫都是与幼稚部的老师、阿姨、员工叔叔伯伯，与同吃、同住、同娱乐的小伙伴们一起度过的。我的童年是那么幸福，充满了七色光彩。这一切是党和人民军队，是我的母校“八一学校”赋予我的。我把这些美好的回忆写出来，让所有的人，包括我的后辈，与我一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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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校三部曲——成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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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9月1日，我由哺育我长大的北京军区（1955年以后由华北军区改称）八一学校幼稚部大班升入小学部一年级。出了“乐家花园”南门，往南穿过一片郁郁葱葱的被称为“共青团园林”的整齐绿地，就是小学部的宿舍区，这是由四栋紧紧相连的二层楼房组成。四栋楼分别编号为“甲、乙、丙、丁”。一二年级睡单层床，每个屋子睡十多个人，三年级以后改睡双人上下铺，宿舍容量扩大一倍。

宿舍楼东面是大礼堂，能容纳近千个学生。礼堂正门四排高大的立柱，显得十分壮观。礼堂的规模比北京军区机关在定阜大街的礼堂大多了，礼堂内前低后高的水泥地面安装了一排排可翻开椅面的固定座位，比北京军区礼堂木头板拼成的长条凳高级多了。学校开大会，学生们聚集一堂，边振瀛校长浓重的冀中口音，李玉章校长洪亮的四川方言，刘晓春副校长“娃娃们”那融融暖意的开场白，张秀阶主任慈母般的絮叨，通过麦克风在礼堂中回响。

每个星期日下午，由军区电影队在礼堂放映一场电影，战争片和反特片是同学们的最爱，每当银幕上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八一军徽和八一电影制片厂字面显现时，场内都会想起一片掌声。

礼堂的南面是一排排明亮的小学教室。所有课堂都由走廊纵横连接，呈“王”字状，但不是三排教室，而是四排教室。教室的两侧排列着中操场，篮球场，西侧是大操场。大操场的最南头是1958年竣工的三层中学教学楼。当年我刚上小学，与全校师生员工一同参加了力所能及的施工劳动。低年级时，仰望着高高的中学教学楼，听着楼内传来阵阵歌声，有时甚至飘出听不懂的外国话，崇敬加憧憬之情油然而生。

小学教室往南，学校东南角，是学校的校办工厂，也是1958年盖起来的，在那火红的年代，学校发展也是日新月异。为此还谱了一首歌在全校传唱，歌词只记得第一句：“八一学校盖厂房”，有些混小子胡编成“八一学校盖厂房，七一学校盖茅房”。五八年大炼钢铁时，小工厂也支起一座小高炉，估计也就炼出点铁渣子。我们只负责学校内外四处捡拾废铁。

宿舍楼东面是走廊相连的饭厅，饭厅正面有两个大门，每个门进门过道两边各一排洗手池，左右两边各两座大饭厅，一个饭厅能容二三百人。朝阳的一面高高的玻璃窗，让室内显得更宽敞明亮。八人一桌的四方桌和长条凳，摆得密密的，让人又感到厅内分外拥挤。各个年级和班级在各个饭厅内分别就餐。从幼儿园带来并沿袭的规矩是老师或桌长喊口令：“开动”，大家才获准拿起碗筷，狼吞虎咽。

进入小学部后，我们这届的学生人数激增。最早编了五个班，不久缩为四个班（甲、乙、丙、丁），每班四十多人。小学一二年级还配了一名保育员阿姨，负责照顾学生的日常生活，监督学生课余时间的作息制度。我们班（丁班）的阿姨叫“秀芝”，男同学调皮捣蛋，经常故意气她。调教这帮“混世魔王”，也真够秀芝阿姨喝一壶的。到三年级以后不配保育员，学生生活基本自理。三至六年级有一位生活老师负责“宏观”管理，大家称她为“老关阿姨”。

我们丁班男同学，从幼稚部升上来的有梁万生，从小学到中学一贯的好学生、班主席。他父亲是北京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梁正中。李镇美是烈士子弟，他父亲1951年当团长时因公殉职。一直保持全年级最高的个头，也是个大力士。刘洪生也是典型的好学生，他几个哥哥全是学校的尖子生、学生干部。他父亲是总后勤部运输部副部长刘显宜将军。退休前在民航大连机场做总工程师。张浩燕个子最小，是个淘气包，他父亲是北京军区副政委张南生将军。57年以后来八一上小学的有郑晴睛，是个万事通，总能天南海北地“白活”一气。他父亲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将军，如今子承父志，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将军衔，在我们这届算是佼佼者。邓穗穗也是小个子，老实巴交的，上到小学三年级，随他因彭德怀事件被贬的父亲邓华将军转学到四川了。屈晋生戴个小眼镜，小学究似的做起事来认认真真，一板一眼。他父亲是北京军区司令部通信部部长屈培雍。钟平的秉性是永不服输，而且为人仗义，他父亲是65军干部部部长钟允元。杨宁宁性格活泼，老爱和同学开玩笑。他父亲是66军政委杨银生将军。王小渝圆圆的脸，体格却瘦瘦的，说起话来慢声慢气，略带羞涩。他父亲是副总参谋长王新亭将军。黄苏建是学习不错，而且中规中矩，老实听话的那种学生。他父亲是24军70师师长黄祖煌，如今在空军学院指挥系系主任、教授的位子上退休。

女生里从幼稚部升上来的有张援朝，是班里标准的好学生，脸上老是挂着灿烂的笑容。他父亲是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团长张非。叶俊英也是中队长一类的角色，学习就像毫不费力气，让人羡慕不已。她父亲是我们学校前两任校长叶一峰。周华玲不管是学习还是遵章守纪，总模范带头，自打入少先队后就是大队长。她父亲是空军高炮指挥部周彪将军。刘幽幽也是从幼稚部升上来的，她父亲是我们可亲尊敬的刘晓春副校长。高丽丽始终是女生中个子最高的，她父亲是北京军区司令部通信部副部长高贯一。康小玲是学习不上道，玩起来忒疯的那种假小子，升初中前就转学走了。她父亲是63军军长康健民将军。温小星，眉清目秀，大家公认是女生中最漂亮的。她父亲是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温玉成将军，她母亲留给我极深印象，气质风度非同寻常。以后才知道她母亲是三十年代在上海加入党组织，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中巾帼英雄，时任国家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有一次母女二人分手，温小星的妈妈柔声细语地说：“小星，怎么不和妈妈说再见？妈妈要生气了。”本人顿时感慨万分，我妈怎么从来对我没有个好脸子，“又考不及格！”接下来一个大脖拐子。王彦彦，大大的眼睛，很秀气，在男同学眼中容貌仅次于温小星。他父亲是北京军区装甲兵政委王英高将军，后来嫁给高我们三届的校友徐晓岩（徐向前元帅之子）。57年以后来到八一学校的有王玲，身材健壮，性格倔强，言语不和敢于和男生动手抻把两下，她父亲是军区文化部科长王力民。女生学习差一点的有文津玲，那发起废来也绝对巾帼不让须眉，后来转学走了。她父亲是华北军区生产委员会利民公司经理文伯皋，我军搞生产经营的前驱者。

不可能把所有同学介绍一遍。八一学校的学生家长主要以北京军区机关和部队的领导干部为主（毕竟是军区干部子弟学校）。虽说学校中有众多的名门之后，但许多名门之后给人感觉还是邋里邋遢，不及普通市民的子女。许多同班同学十几载，浑然不知其家世，多年后才知道晓得他是谁人的后代。不像现在，家长的地位决定了学生在学校的地位。父母高低贵贱的概念在八一学校中几乎不存在。学生中倚强凌弱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但强弱不以家世高低来区分，全凭肌肉和个头。班里称王称霸的孩子家长级别往往并不算高，而家长级别高的孩子常常是受气包。

1955年军队授衔后，谁的爸爸肩章上有几个“星”，乘坐什么牌子的轿车，此类话题确实在孩子们中流传一时。但这仅仅是一种新鲜事物在学生中的正常反映。并没有在同学之间保有长期和广泛的市场，反而少数过分炫耀的人，倒让大家瞧不起。你爸爸官再大，体格强壮的学生揍你时还是不会有丝毫手下留情的。同学之中，家长职务低的还有军区机关的一般参谋，干事，助理员。谁也没有因此在同学面前低人一等的感觉。

“革命工作分工不同，革命队伍中人人平等”。现如今这话早已成为一句与实际毫不着边的空话。取代的是 “官大一级压死人”。但在当初的八一学校，这种“平等”的理念确实体现的淋漓尽致。八一学校的学生家长包括毛主席、周总理，到共和国众多元帅、大将。但是校方、教师、同学，都不会对“高官”的子女有任何“另眼相看”的想法或做法。当然老一辈革命家的家教都是很严格的，家长越是“官大”的，孩子往往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而且很低调。自然得到老师同学的尊重。可不像现如今的“官二代”，“富二代”，个个那么嚣张跋扈。

这种平等也反映在学生家长身上。每当学校开学时，是学校里最热闹的时候。军区机关“司、政、后、炮、装、工”各个部门都要开好几台班车送孩子，有时轿子车不够，还要加开卡车。家长们肩上扛着、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带着大大小小几个孩子来学校报到。当时军区机关二级部的领导都不配警卫员、公务员（只是作战部队的领导有警卫员）。部里年轻的参谋、干事也没有养成主动来帮帮领导，献献殷勤的习惯。好在那时的干部年轻，自己动手也不费多少力气，孩子多的大不了从班车到孩子宿舍来回多跑几趟。

将军级别的配有专车，有警卫员，公务员代劳。但办理入学手续，缴纳学杂费，伙食费时，都是家长亲自办理。缴费现场设在学校图书馆里，熙熙攘攘排队等候的家长把偌大的图书馆挤得水泄不通。大家井然有序地排着长队。此时只有先来后到，绝没有官大优先一说。在这里你可以看到N多个位高权重的共和国将领（当然都穿着便装）齐聚一堂。军区的或总部的领导像平民百姓一样，三五成群围成一圈，或蹲或站，抽着烟巻儿，悠闲地侃着大山，耐心地排队等候着。不会有人给搬来一把椅子，或端来一杯茶。更没有学校的领导或工作人员迎送或陪同之类的举动。

在这里，班主任老师是最受家长青睐的主角。功勋卓著的老将军们（那时年纪也都不大）在这些二十出头的教师面前，却显出格外的谦逊和客气。洗耳恭听着教员对自己孩子的评价和需要注意配合教育的意见。

放寒暑假的日子，和开学一样，也是一年中学校最热闹的时间。期末考试结束，同学们领取了学期或学年的记分册，一大早就开始收拾行李，一个个早已心猿意马。午饭后，宿舍楼里有家长来接的，背起行李兴高采烈地与同学们道别。没人来接的，也都按捺不住地在宿舍和走廊里尥蹦儿、撒欢儿。有一次，一位老者戴一顶草编的礼帽和一副墨镜。嘴里呼唤着“小毛，小毛”，还不时拽住活蹦乱跳的孩子询问：“小朋友，见到小毛了吗”。孩子们很不愿意在自己玩得最疯的时候被打扰，个个不耐烦地回答：“不知道”。当然他们不知道“小毛”是徐陆宁同学的小名。也不知道徐陆宁是这位老者的外孙。后来看到徐陆宁拉着老者的手离开宿舍，后面跟着一个扛着被褥卷儿的小伙子。有人认出了这位老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徐向前元帅。当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淡定。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五十年代末期的政治氛围和人际关系。

“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八一学校的又一特色。在我刚刚进入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学校发生了一起“严重违纪”的“事件”。小学五年级的两个学生在校外偷了商店里一把电工刀。这在现在来看只是小事一桩，批评教育一下拉到了。当时学校的处理结果，从现在看来有些令人瞠目：一人开除学籍，一人留校察看。“开除学籍”在当时对学生来说可是“极刑”，几乎不留任何余地。那位被开除的学生的父亲是某边远大军区的政委，母亲也是老红军。另一位学生的父亲是军委某兵种的领导干部，都是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老将军。

学校就此事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机会教育。还专门在图书馆举行了大字报展览。全校师生对他们的行为纷纷发起义愤填膺的“口诛笔伐”。大字报、漫画贴得满满的。全校大会上，边振瀛校长讲到：“军区杨成武司令员对学校的处理结果表示满意，并重申，不管谁的孩子只要破坏学校声誉，必须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大意）”

可以看出学校在处理这件事时并没有事先请示军区领导，也没有顾及兄弟大军区领导的面子。尽管这位大军区领导和夫人都身在祖国边防，而且事隔不久该地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规模叛乱事件，想知其肩上的担子该有多沉重！这两个学生的父亲都与杨成武司令员是长征路上，抗日战场的生死之交。杨司令员没有为战友的孩子说情，还做出了毫不留情面的“指示”。这一切发生的自然而然。但在现在来看却是那样的不可思议。

此事在我幼小的心灵引起很大震动。以后近十年的学生生活中，我基本上中规中矩，虽短不了调皮捣蛋，却不敢做出越轨出格的事来。看来严格的校规对学生的成长还是有一定规范作用的。

还有一件在现在看来同样不可思议的小事情，让我记忆犹新。上小学三年级时，赶上1960年大灾之年。学校伙食骤然下降，并开始严格实行粮食定量。晚饭没有干粮，只喝稀稀的菜粥。有一天晚饭，我们桌的一位同学端着口径大约十余公分的小搪瓷碗，喝得有滋有味。可能是喝得太尽兴了，吞咽的动静整得太大。顿时引起附近正在巡视的食堂大师傅（一位又黑又壮的大汉）的注意。那大汉几乎是冲过来，不由分说一把夺过同学手中的饭碗，严厉地质问：“你喝了几碗了？”“第三碗。”“你定量才多少？谁让你喝三碗!”于是同学被轰出了餐厅。该同学的父亲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也是开国将军。大汉肯定不知晓，也没兴趣知晓被嘴中夺碗的孩子的父亲是何许人也。我讲的事情可能大多数人认为是在瞎编，拿现在的情形比，别说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孩子，就是海淀区一个局长的孩子，借他两个胆也不敢去“虎口夺食”。除非是他不想好好过日子了。

三年自然灾害，我正在八一学校上小学三四年级，九岁的孩子正是“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岁数。我印象里自然灾害来得很突然，58年全国还沉浸在“大跃进”的狂热里，一转眼就闹上饥荒了。学校开大会听校长作报告，才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粮食定量”。从那一刻开始，晚饭就只给喝菜粥了，很快造成了众多学生晚上集体尿床的情形。原先吃起来管饱的白面馒头成为珍稀物品，代之的是黑乎乎、糙了吧唧的大麦面窝窝头。据说这种面产自苏联，我们戏称之为“赫秃子面”（那东西以后还真没再见过）。喝的小米粥，粥面上漂浮着好些肉虫，挑不干净干脆闭上眼睛往下咽。前几年从学校档案中查到1960年身体浮肿的学生和教职工名单。说明八一学校与全国人民一样遭受着痛苦的煎熬。

军区首长了解到学校的困难后，由野战部队把自己生产的大白菜、土豆、黄豆，一车一车送到学校。军区机关还组织机关干部到内蒙古草原打黄羊，以改善部队生活。如今黄羊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严禁猎杀。当时没有这个法规，保护野生动物的观念也很淡薄，首先考虑的是能果腹。据说那一年内蒙古的黄羊都被赶到外蒙去了。学校也分到了许多黄羊，肉质粗糙，味道比山羊还膻。有肉吃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有一天吃午饭，好多同学没吃饱，一部分调皮捣蛋的开始起哄闹事，啸聚在饭厅不肯离开。敲着碗筷，还有节奏地齐声喊着“我们没吃饱！我们有肚皮！”。食堂急忙现蒸了米饭，才算息事宁人。这“一小撮”“闹事”的学生回到班级后，一排排在走廊里乖乖地罚站，各班班主任分别将他们收拾得服服帖帖。根本没用校领导出面，“闹肚皮”事件就迅速消弭于无形。最另老师大跌眼镜的是“闹事者”的行列里居然有佩戴“两道杠”的好学生，另老师痛心疾首，没办法，饥饿使然吗！

八一学校做为干部子女集中寄宿制学校，与一般学校相比确有特权化的表现。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期的几年中，每逢周末家长使用小轿车接送孩子。你想那么多高级干部，将军以上都配有专车。其中只要有一部分家长用车接孩子，那场面会是多壮观。每到周六，周日下午，从海淀镇到学校南大门这一路上车水马龙。时常惊动戴白袖套、大盖帽的交警来疏导交通。当然也不是所有有专车的家长都开车接孩子，很多高级干部出身的同学，平时也没见过家里来车接。另一个原因是学生当时都小，学校地处偏僻。

此时的学校小小停车场各色车辆拥挤不堪，仿佛开“万国汽车博览会”。由于司空见惯的缘故，我当时对辨认汽车可以算“门儿清”。苏联车比较受宠，大都是建国后进口。“吉斯”牌是最顶级的。一般国家领导人，或元帅级的“坐骑”。这种车在学校偶尔可以见到。“基姆”牌稍逊一筹，黑色的至少中将级和国务院副部长级以上干部乘坐，灰色的则最少是上将级乘坐。这种车在学校出现的频率较高。再一个档次的就是“伏尔加”牌，一般少将级的专车。最普通的属“华沙”或“胜利”牌。以及最大众的 “嘎斯”69牌越野车，很少作为首长专车，一般为随时召唤的公务车。美国车大都是从国民党手中接收或缴获，车型相对老些。主要型号有“别克”、“道奇”、“雪弗兰”、“林肯”，主要为少将一级乘坐。最大众的是美式吉普车，部队指挥员乘坐。德国车只有一种小型的“苯茨”牌，现在叫“奔驰”，数量稀少。英国车就是老掉牙的“奥斯汀”，俗称“王八壳子”。日本车当时最不受待见，都是又老又破，无非是“丰田”、“三菱”，但当时叫不上名来。

我当年对车牌照的辨认也是非常精准的。当时社会上有句顺口溜：“黄牌软，蓝牌硬，白牌撞人不偿命”，当然纯属“戏说”。黄色牌照是大型车，蓝色牌照是小卧车，白色牌照是军车。军区机关的牌照是“甲”字打头，军委机关都是“辰”字，军委几个兵种和院校也是“辰”字，如军事学院是“辰5”，炮兵是“辰6”，工程兵是“辰7”，装甲兵是“辰8”。公安军是“申”字，空军是“午”字，海军是“未”字，铁道兵是“亥”字。

军区机关两个星期开一次班车接送孩子。我们管开班车的那个星期叫“大礼拜”。每当“大礼拜”的下午，大家早早地等候在停车场，仔细聆听广播喇叭通知。“军区政治部的班车到了，请同学们上车”，只见一群孩子涌向熟悉而亲切的大轿车，争先恐后，蜂拥而上。“军区后勤部的班车到了，请同学们上车”。又是一群孩子接踵而来。给我印象深的是志愿军留守处的班车，每个礼拜都开。每当“小礼拜”，眼巴巴看着那台带帆布蓬的美式中吉普载着兴高采烈的一帮孩子驶出校园，心中真是羡慕、嫉妒、恨。两个星期才可以回一次家，对年幼的孩子来说， “大礼拜”弥足珍贵，而“小礼拜”则是非常难熬的。但比起家在外阜的同学，每年只有寒暑假才能与父母团聚，我们家在北京的要幸福得多了。

同学李卫民的父母牺牲，同学马宇平父亲牺牲，母亲身体多病常年在医院治病。对他们来说学校就是他们的家。到了寒暑假，连外地的同学都走光了，空空荡荡，寂静的校园里，只剩下他们兄弟姐妹几个人，十分令人同情。

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全国开展反特殊化运动。各级党组织要求领导干部杜绝公车接送子女。学校门前顿时冷请多了。那时可真是令行禁止。偶尔发现一台两台来接孩子的小车，校务处老师还上前登记车牌号和家长单位、姓名，并且上报。记得有一位少数民族，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孩子，家里的小车把他送到海淀街口下车，没敢进学校。不想却让同学撞见了，大家一起哄，弄得他非常不好意思。可见当时的党风、社会风气还是很正的。

低年级的学生不许随便出校门，节假日除非乘坐班车或者家里来人接，有高年级的哥哥姐姐带着，也可以离校。小学四五年级以后，我才享受“自行回家”的“待遇”。学校还专门发了张“自行回家证”，可以凭证验放出校门。因为我是家中老大，所以四年级以前我始终忍受“小礼拜”的“煎熬”。领到“自行回家证”以后，就可以每礼拜带着弟弟一起回家。从学校到家往返乘公交车，车票五角钱。为了省下车钱，每星期六步行回家。五六十年代海淀镇到城里的道路很荒凉。如果抄小路，还要沿着稻田的田埂，跨过河沟小溪，穿过一片片青纱帐。但在通往城里的路上总可以看到三五成群，大大小小的行色匆匆的八一学校学生。如果赶上路上贪玩，到家时就会披星戴月。在这些人群中你可以随便看到共和国开国元勋子女的身影，当然也包括今日的习主席。

每周省下块儿八毛，我和弟弟大都用于买“小人儿书”和集邮。海淀镇有一家新华书店，每周都要进去踅摸一下，《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汉演义》，把其中短缺的逐步补齐。“大礼拜”搭乘军区后勤部的班车，跑到王府井集邮商店，细细欣赏五颜六色的精美邮票，捡着能买得起的购进几套，充实我们的集邮册。那真是其乐无穷。

八一学校的学习生活是非常紧张的。夏季作息时间是五点半吹起床号，冬季作息时间是六点整吹起床号。每天黎明，同学们被嘹亮的军号从梦乡里唤醒，揉着惺忪的睡眼，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迅速叠好被子，洗漱完毕，跑到教室打扫卫生。如果是冬天，出宿舍时天上还挂着星星。然后以班为单位跑步，全体集合做早操。小小年纪，“睡懒觉”对我们来说是很奢侈的。

上午四堂课，下午两堂课。课间休息短短的十分钟，是绝不可以浪费的。课间玩的花样繁多，有弹球、摔三角（烟盒叠就）、拍洋画、抽“木牛”、叠纸飞机、“拔根”、滚铁环。剧烈些的运动有“骑马打仗”、“攻城”、“撞拐”等等，名目繁多。女同学的娱乐基本就是跳猴皮筋、跳绳、“跳房”、玩沙包和“拐”（猪和羊的腿关节骨）。上述“项目”对场地和器械的要求不高，时间长短不限，且收放自如，上课铃声一响，马上收摊儿返回课堂。

下午两节课后，是课外活动时间。低年级时，游乐器械是同学们的首选。“转伞”是最热门的项目，铁柱子支撑着高高的伞状蓬顶上，固定数根粗绳落下，把一条腿套进粗粗的绳套里，所有人同时撒开双腿飞奔，带动伞蓬转动，速度越来越快，离心力将每根绳子上的孩子悠得腾空而起，感觉一把腾云驾雾的愉悦。其它还有在幼稚部时就有的弱智、老一套器械如转椅、跷跷板、滑梯、攀登架，以及固定在高处的软梯、攀爬铁棍、攀爬粗绳。

性情比较“野”的孩子，玩的大部分是些左道旁门的东西。如非常时髦的弹弓打鸟、打“知了”。用纸子弹的弹弓枪打仗，用自制水枪打仗。爬过学校围墙到校外河沟里捕鱼捉虾，抓住水蛇把它甩晕了，放进女同学的课桌里，上房掏鸟窝、捕蜻蜓、捅马蜂窝，到菜地偷水萝卜、西红柿，检枫树仔儿放在火上烤熟，滋味和炒瓜子花生相似。哪棵树上长着枣儿或杏儿，绝容不得它在树上成熟。幼稚部时流连忘返的小动物园，也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不管是马厩、牛号、还是鹿苑，围栏挡不住我们矫健的身躯。找些死鸟，死耗子喂那两只饿得皮包骨头的狐狸。小心翼翼地挑逗脾气火爆的猴子。有一只资格最老的大马猴不知被哪个混小子硬是把眼睛打瞎了，学校为此开了现场会，大会上刘晓春副校长沉痛地念了自己做的诗，形容大马猴 “全国人民都解放，我却上了火焰山”。十来岁的孩子正是上房揭瓦，猫狗都嫌的岁数。那时的感觉校园实在太大了！好玩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唯一遗憾的就是玩的时间太短暂了！

经过一天的上课和玩耍，晚上回到宿舍，那心根本就收不回来。睡觉前短短时间里，主要是侃大山，天南海北，古今中外。一段时间风行电影和小说《林海雪原》中的土匪黑话，你一句“野鸡闷头钻，怎么能见天王山？”他接上一句“地上有的是米，乌鸦有根底。”或者是《三国演义》里谁的武艺高强，从张飞使的丈八蛇矛、关云长舞的青龙偃月刀，到吕布拿的方天画戟。抑或是《水浒传》里英雄好汉的江湖人称，“及时雨”宋公明、“霹雳火”秦明、“豹子头”林冲，直到“鼓上蚤”时迁、“活闪婆”王定六。真是倒背如流，如数家珍。

熄灯铃响过，同学们虽然爬上床，哪里睡得着觉。小学部熄灯时间比中学部早半个小时，我们躺在床上许久，才听到中学楼大哥哥大姐姐下晚自习后，喧闹着、唱着歌回到宿舍。这段时间里大家黑着灯或者继续瞎白活，或者用弹弓和纸子弹打仗，或者在虚掩着的门上方架起笤帚，更过分的架上一盆水，等待有人推门而入的时候祸从天降，种种恶作剧层出不穷。

入夜了，宿舍楼一位上年纪的夜班阿姨，不厌其烦地将重点“监管对象”，也就是爱往褥子上画地图（尿床）的同学从热被窝里薅起来，这自然让一些人感觉到很不爽，于是私下给阿姨取了个外号“老夜猫”，实在是辜负了人家的一片苦心。

八一学校有一个卫生所。基本是一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医院。内科、外科、眼科、牙科、药房、X光室一应俱全。还有几十张床位的住院部。早在建校初期，学校卫生所的工作人员就有王宗槐将军的夫人范景明、曾保堂将军夫人曾健、国际友人柯隶华夫人郭庆兰等一批老八路。卫生所主任王铭，科班医学院高材生，1945年参加八路军，原华北军区机关门诊部小儿科主任，一位经验丰富的小儿科专家。卫生所住院部设施完好，病房里有大量小人书供患儿阅读，还有室内、室外活动场所。伙食比学生大食堂强多了，还不用出操、上课，是合理合法逃学的“天堂”。小学时总“盼着”能有个头疼脑热的，只要体温能接近38度，就可以住进卫生所享一阵清福。

八一学校共有五座大门，向东开四座门，向西开启一座门。东面最北边的北大门紧挨着汽车班，大门北边一溜车库。再往南校务处门前一座大门，位于现在白家大院餐厅附近。再往南不远处，紧挨着清真寺的一座大门，专用于运煤、拉煤灰之类。最南头，挨着校党委、教导处的南大门，算是学校正门。西面菜地和牛号之间，面向当时广袤的稻田地的西大门，只是偶尔马车通行。平时南北两座大门开启，其它大门紧闭。

我在幼稚部时，除了家长和老师阿姨领着，从未单独跨出过任何一座大门。上小学后，随着本事见长，经常在平时出入南、北两个大门。出南北大门是苏州街，在街里有个倒座庙胡同，这里一个很小门脸儿的杂货铺，是八一学生经常光顾的店家。两个星期回不了家，嘴里都淡出鸟来了！同学们纷纷前往购买零食解馋。大家手头也不宽裕，净买些酸枣面、苹果干儿、柿饼之类即经济有能解馋的物品。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物资匮乏，买块“高级糖”要一角钱一块，“高级点心”无人问津。同学们跑到药铺买山楂丸吃，那玩艺儿酸甜可口，消食通便，可要一不留神吃多了，大便会顺畅的一塌糊涂。有一次我抢购到几袋咖啡粉，以前没尝过，撕开袋倒进嘴里甜滋滋的，当糖吃，连吃了好几袋。当天整晚上除了胃里难受以外，瞪着眼睛直到天亮。

后来学校加强纪律，不准随便出入校门，没有班主任开的出门条，门卫不放行。有人挖空心思，伪造出门条，糊弄眼神不好的看门大爷。还有一次几个坏小子想混出校门，看门大爷死活不放人，他们其中一个人抱着大爷，非要和老头练摔跤，其余的乘机往外溜。大爷“扑通”跪在地上，直给作揖，几个小子没见过这阵仗，连忙扶起大爷，“我们不出去了，行吧！”

八一学校的教学质量在北京市虽说不上顶尖，但也能和许多名校一比高下。尤其八一学校教师的高素质和极端负责的精神是没有几个学校可以比的。这其中有一层政治因素，八一学校产生于战争年代，学生来源于军队各级指挥员的子女，有很大成分的烈士子女。小学五年级时我们班主任马文思老师曾讲过：建国初期，学校曾接受过一位28岁的高龄学生，比教员们岁数都大。是一位高级干部的孩子，红军时期寄养在苏区老乡家里，被找回。他每天熬夜补习功课，困了把头扎在冷水里，短时间修完小学课程后升入101中学。学校和老师都有一种深深的责任感。就是对于 “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绝不能掉以轻心。

八一学校的老师，尤其男老师个顶个的是厉害角色，发起威来教鞭敲打在讲台上噼啪作响（但从未打在身上），小粉笔头准确地命中低头打瞌睡，或窃窃私语的同学，打在脑袋上感觉生疼。用操场上喊口令的嗓门，放在课堂里一吼，那震耳发聩的“动静”足以把胆小的吓尿裤子。严师出高徒的“潜规则”，在军队干部子弟学校是行之有效的。

八一学校的教师队伍有各地方或军队院校毕业的大学生，还有一批是军队转业干部。建国初期，为提高部队干部文化水平，建立了一批速成小学、速成中学。扫盲运动结束，这些文化学校相继撤销，一批教官转业调入我校。还有许多部队文工团、体工队下来的体育、音乐、美术专业人才。可见教师队伍阵容之齐整。

“苦口婆心”，“手把手地教”，这些形容词用在八一学校的教师身上十分贴切。各科老师除了要辛勤地备课和讲课以外，还要常长年累月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死死盯着一个或几个学习差的学生补课。班里学生的成绩上不去，能看出他们比谁都着急。这种情况当时在其它学校里是见不到的，现在恐怕就更少见了。据说现在的八一中学，许多老师至今还保留着这种老传统，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当年教我们的那些老师们是真心实意想让学生学到东西。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学音乐老师郭玉春，小个子，但非常严厉，学生们挺怵她的。音乐课是副科，既不考试，也不算成绩。一般的音乐老师上课教教唱歌也就罢了。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郭老师就从音乐基本素质教起。利用讲故事的方法，娓娓地讲述张良使用 “四面楚歌”之计打败项羽的故事，说明歌曲也是一种战胜敌人的法宝。讲解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大路歌”、“金蛇狂舞”。还有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救国军歌”，说明歌曲也是救国救民的有力武器。还用留声机播放一齣苏联的音乐剧《彼得与狼》，教我们欣赏啥是主旋律，剧中主人公少先队员彼得的主调、老猎人的主调、大灰狼的主调，分别又是由什么乐器演奏的。如果换上别的老师教课，听这些天书似的课程，我可能早就思想溜号了。无奈郭老师太“厉害”，我们上她第一堂课时，她发现一位同学把鞋脱了，不由分说拿起鞋扔到窗户外，从此没人再敢 “炸刺”。在星期天，她把我们回不了家的学生召集起来，让她在战友文工团的爱人请来几个乐队队员，带着各种乐器来给我们演示。音乐课是副科，规定不进行考试。可郭老师自己出题目、自己刻蜡板、自己油印试卷，利用课余时间组织我们考试，内容有音乐基础知识、简谱知识等等。真可谓用心良苦！她曾一再谆谆教导说：“你们将来可能不搞音乐工作，但你们的生活离不开音乐，现在学好音乐，长大一定会受益终身的。”我现在回想起郭老师的话，感到真的受益匪浅！

教自然课的女老师沙淑琴，转业军人，也是一位让孩子们不敢在她面前调皮捣蛋的厉害角色。副科科目的老师要想让学生乖乖地上课，如果没有些手段怕是不行的。我很喜欢沙老师的课，她讲起课来生动幽默，特别能调动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她的影响下，有一度我对收集各种矿石标本着了魔。什么黄玉、石英石、萤石、黄铁矿、孔雀石、花岗岩、页岩、云母、水晶石、方解石，一应俱全。把它们分别放进一个个小盒子里，而且都标上硬度和产地。沙老师对我青眼有加，视为其得意门生。

小学主课，我的语文课算还马马虎虎。这都得益于徐晓宇老师和邓运鸿两位语文老师教导有方。邓老师年近五旬，身材消瘦，胃不好，常一手捂着胃部，面露倦容。但是一上了讲台，顿时滔滔不绝，尤其讲古诗词时，兴致一上来，眉飞色舞，捂着胃部的手也跟着挥动起来。学生都会被他的情绪所感染。我的数学课却始终跟不上趟。本人不笨，但总是对数学不开窍。五六年级教我们数学的崔老师，也是整日穿一身旧军装，不苟言笑，满脸的“阶级斗争”。他常把一些运算法则单独为我一遍一遍掰开来揉碎了讲解，我却越是糊涂。有时连我都不耐烦了，心想：“打住吧，老师。您就撒手闭眼得啦。”但崔老师仍然是不离不弃。按他的话，只要你好好学，成绩一定能上去。果然，在小学六年级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我破天荒的语文和数学两门课分别考了100分和96分。真难为了那些老师们！

个别同学有几门成绩不及格，补考还过不了关的就得降到下一年级。降级还有因病休学的原因。我们这届从小学六年级开始陆续接收高一年级降下来的学生，每个班都能摊上个把。“降班生”降到下一届后，立刻成为班级里新的“霸主”。因为高年级学生欺负低年级学生，这是所有学校通行的规矩，八一学校盖莫例外。况且许多“降班生”没降班时就不是省油的灯。我们班的王岩岩就是第一个降下来的学生。他父亲是赫赫有名的战将王近山将军（电视剧《亮剑》主人公李云龙的生活原型）。小伙子仪表堂堂，身强体壮。足球踢的相当棒，口琴吹得能把全班都镇住了，而且字如齐表，一手字写得非常帅，学习不太跟趟。在班里那可是称王称霸，谁都不敢招惹他，升到中学以后才逐渐有所收敛。

升入小学五年级后，学校开始实行男女分班。在男女混班时，虽然男女生之间存在界线，但还不是特别严重。分班之后，封建意识开始发酵。男女生之间几乎格格不入。从小在托儿所，幼儿园一起长大的男女同学自打分班后，途中相见形同陌路，不要说打个招呼，连斜眼看一下都不敢。宽宽的走廊里，哪怕只有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对面错过，都会你溜这边墙边，我溜那边，蹭着墙走，好像生怕招了“邪气”。男同学操场上踢球，球滚到远处女同学群里，没人敢去拣球，只有干瞪眼看着。女同学中如有个别胆大的把球踢回来，这球半天没人敢去再碰。也是个别“胆大”的，找根棍儿，或用石头碰一下，自我解嘲说是“消消毒”，这才敢继续踢这球。

这种封建残余思想在我们这些小脑袋瓜里不知为何有那么大市场。但尽管如此，之后我们这届仍然有十余对夫妻是本届男女同学结合，或与本校低年级女同学共结连理。

我们这届小学升初中升学率是百分之百。少数（三十余名）同学考到其它学校去了，大多数同学经北京市统考，升入本校初中部。考入本校的学生基本上只要成绩及格就照单全收。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小学升学考试得多少分。反正升学志愿只填了八一学校。说真格的，不论是我父母还是自己，根本不加考虑就选择了继续在八一读书，我都难以想象，舍此我还能有其他选择？我的家人和我（我的妹妹在这一年也上了八一学校小学一年级），与八一学校的情缘是根本无法割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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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校三部曲——青春篇
                                                                                                                              剑胆琴心


1963年9月1日，八一学校六三届小学毕业生完成小学学业。本届参加北京市统一升学考试175人，全部符合升学录取标准。语文科平均分数91.8分，算数科平均分数85.49分。论当时的分数水平，大多数同学可以考入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现在该校已经大红大紫）一类的学校。除了三十余名同学考入其他学校（其中张浩燕，张南生将军之子、李亚宁，李天佑将军之子、熊湘江，熊伯涛将军之子，不久又转回八一学校），大部分同学直接升入八一学校初中部。

现在的“小升初”，是受义务教育法保护的。对于大众来说早已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但在当时，“中学生”的概念却非比寻常。走在大马路上，小伙子胸前别着枚中学校徽，着实挺叫人肃然起敬的。我们的父母大多是在和平年代，经过部队强化文化教育，达到初中毕业水平，这也就刚过去没几年的事。如今我们也“人五人六”的成为一名“中学生”。对于我们这群刚脱稚气的半大小子，升入中学就意味着进入青少年时代，意味着开始成人了！

随着年龄增长，心理变化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在男女生界限这个长期困扰八一学生的问题上，小学低年级那种以欺负女生为荣，视女生为“天敌”的混账理念开始改变。尽管男女生界线这个鸿沟，依然贯彻在整个中学生活的始终，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才逐步打破。但这种“界线”，主要是学校男女生分班的客观存在，以及男女生之间存在的那种羞涩，说白了就是“假封建”所造成的。前几届高年级没有男女分班的学长们，就曾发现男女同学早恋的苗头，据说在军委召开的会议上，这对学生的家长，两位职务显赫的将军）被军委首长点名批评。到了我们这届，同样众多男同学（我不敢说女同学有没有）已经悄悄对自己心仪的漂亮女生忍不住多瞟上几眼。同学当中有若干对男女生在结果“有情人终眷属”，当然那都是后话。我却把这种懵懂之情始终深深地藏在心中，引用唐朝诗人李商隐的名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在小学部，纪律虽说也是比较严格的，但还是有些调皮捣蛋的学生，敢于奋不顾身地以卵击石。上五六年级的时候，偶尔还有逃课的现象。碰上脾气好的女老师，偶尔也会被混小子们给气哭。所有以身试法者自然逃脱不了接受更“厉害”的男老师们单独辅导。睡午觉或者晚上熄灯号响后，玩兴未尽者依然在双人床之间上蹿下跳。如果要是被值班的老师逮住，会被拽到走廊里，穿着衬衣衬裤瑟瑟发抖，直站到老师哈欠连天地下班回家。升入中学，第一个感觉就是纪律约束更加严格了。

八一学校的中学生活，可以概括为 “军事化” 三个字。真不愧为军队的干部子弟学校。每天天蒙蒙亮，广播喇叭中起床号声把我们从睡梦中薅起来，晚自习后，熄灯号又婉转地催人入梦。一天里，出操号、上课号、下课号、吃饭号、集合号，号音如号令。许多年后，我应征入伍，新兵连里，当新兵们被五花八门的号音搞得不知所措时，我却耳熟能详地伴着号音开始有条不紊的一天作息。

再看这一批师长们，几乎清一色的军队转业干部。五十年代，原军队办的各级文化学校逐步撤销，其中众多优秀的人才汇集到八一学校。从校领导数：校长李玉章，北京军区步兵学校原政治部副主任，上校军衔。矮小精干，标准军人姿态，总是腰板挺直，头剃得光亮，浓重的四川方言，言语精炼，声如洪钟，对着麦克风吼一嗓子震憾全礼堂。党委书记孙乃东，北京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原副政委，上校军衔。山东大汉，职业军队政工人员的那种严肃、一丝不苟、沉稳干练，另人敬畏有加。副校长顾炎，原解放军第50速成中学训练部副部长，上校军衔，江南世代书香门第，长年从事军队院校教育工作，不苟言笑，一脸“马列主义”。副校长刘晓春，河北人，原察哈尔军区文化学校校长，五十年代初期到我校，未参加授衔，慈眉善目，和蔼可亲，饱读诗书，学富五车，一张口，瓮声瓮气的河北乡音“娃娃们”，让每一个八一学生记忆犹新。中学教导主任吴彦，早年清华大学学生，学运积极分子，47年转入华北根据地，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原文教助理员，少校军衔。沉默寡言，但讲话条理清晰，也是一口四川方言。

男生班各班班主任、副班主任，清一色的部队文化学校教官，你看那着装，全是褪了色的黄军装，肩头还带着别肩章的扣眼。大部分曾是尉级军官，听说一位教俄语的老师还是少校翻译官。我们班主任刘锡彭，教几何，身材粗壮，终年紧系着风纪扣，平时不苟言笑，但讲课时却很风趣，讲到兴致高时还佐以让人忍俊不住的滑稽动作。印象最深的第一课，他用我们勉强能听懂的河南乡音表白：“我在军校当教官，课堂下坐着的全是扛着少将、大校牌牌的学员。其中可能就有你们的父亲。他们见到我都得给我打敬礼！你们谁要敢调皮捣蛋，我替你们父亲收拾你们！”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遇上敢于“炸刺”的学生，二话不说一把扽起来，像抓小鸡似的扔到教室外走廊里。我们班的徐陆宁（徐向前元帅的外孙），在课堂上低头拿着小镜子自我欣赏。被明察秋毫的刘老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把夺过来，狠狠地摔在地上。“让你欣赏资产阶级的美！”，那吼声跟炸雷似的。不知是刘老师扣的帽子太大，还是批评来的太突然，徐陆宁同学硬是愣着片刻没醒过味儿来。刘老师后来调到玉渊潭中学当教导主任。有这样的班主任，学生们还不乖乖的，所有鬼吹灯的把戏一律隐蔽于地下。

除了班主任和科任老师。学校还专门设立了一名生活老师，负责掌管生活秩序、纪律和学生会工作。他就是武峰老师，原华北军区文化学校地理教员。中等身材，体格健壮，络腮胡子刮得铁青。一双炯炯有神、不怒而威的眼睛，经常布满血丝。在同学们眼里武峰老师就是“正义的化身”，他总是永远不知疲倦地，在几乎每一时间，出现在学校的每一角落。每天清晨，起床号音未落，武峰老师的皮鞋声，伴随着他那特有的，稍带嘶哑却另所有学生心里发颤的嗓音，开始回荡于宿舍走廊里。像一股无形的力量催促着大家加快穿衣、叠被、洗漱的动作。大多数同学闪电似的奔向操场，个别落后的自然免不了被“敲打”一通。有一点，武峰老师在女同学面前虽然也成天板着脸，却很少吹胡子瞪眼。

操场上，不论是各班队列操练，还是做广播体操，武峰老师的身影总是时隐时现在操场四周。哪个班队列不齐整或哪个学生做操姿势不标准，不认真，立刻会招致严厉的批评。上小学时调皮学生做操出洋相、闹恶作剧的现象基本销声匿迹。最起码是武峰老师在场或有可能在场的时候。

学校定期组织全体会操。三个年级，十多个班级在大操场上列队。刘锡彭老师作为会操总指挥，操着他略显笨拙但还算标准的步伐和动作，向校长李玉章立正敬礼，机械地念着报告词，完毕宣布会操开始。各班文体委员依次出列喊操，大家抖擞精神，步调一致，整齐划一地完成稍息、立正、看齐、报数、转体、队列行进等等科目。在集体荣誉面前，谁也不敢掉以轻心。

早中晚三顿饭，各班必须在教学楼前或饭堂门前整齐列队，班里人数齐全，且队列严整，经武峰老师点头认可，才能一队队鱼贯进入（走向）饭堂。班里人数不齐或者队列不整，那就有可能吃凉饭了。

学校有好几个大饭厅，每个厅摆几十张方桌，几百人在一个大饭厅里就餐，你想那该有多热闹。上小学时，曾屡次出现过哄抢馒头或米饭的现象。小学部管生活的老师是女老师，主要以照顾孩子生活为主，纪律问题由各班主任负责。而吃饭时班主任老师大多不在场。谁知升到中学后，还有恶习不改的，见到炊事员搬来馒头笸箩，又是一哄而上。就此关头，突然一声怒吼，那动静足以喝断长坂坡的小桥， “一群饿狼！一群羊！”武峰老师不知何时出现了，众人四散奔回到座位上，眼力架儿差点儿的，被拽住脖领子，还有逃跑动作慢一拍的主儿，纷纷低头在墙边站成一溜，他们这顿饭怕是吃不香了。武峰老师声色俱厉地训斥着，吼声在偌大的饭厅里回荡，饭厅立马静得几乎听不到碗筷的碰击声。旁边饭厅高年级的学生不时探头探脑：谁又闯祸了，惹得武峰老师发脾气？就此一回，抢饭的事件基本杜绝。

晚上九点钟，下了两节晚自习回宿舍，到九点半吹熄灯号，这中间有半小时洗漱、解手、处理个人问题的时间。熄灯号响后，所有房间必须立刻关灯，全体上床睡觉。洗漱室、卫生间、走廊里都不许有人。经常有同学在熄灯前这段时间里串宿舍、侃大山、洗衣服，待熄灯号响了，才发现还有睡觉前应该干的事没干。不洗脸刷牙也就罢了，可憋着泡尿，甚至大手没解，咋能安然入睡。于是号音落了，各屋陆续熄了灯，仍有三个五个急忙往厕所跑。“都回宿舍去！”一声炸雷似的呐喊，武峰老师来了！跑到半路的，急忙掉头，刚露头的，纷纷缩回屋去，跳上床蒙起被子装睡。整个宿舍楼顿时一片寂静，武峰老师挨个走进刚才钻回人的房间，从这个班级今天不遵守作息时间开始批，到食堂吃饭有人说话，队列走得稀稀拉拉，总之这一天中种种不良行为都要一一清算，就像搞晚点名。转完几个重点班后，大家基本都进入梦乡。武峰老师才拖着疲倦的脚步回家。走廊里长时间没动静了，有人试探着把房门悄悄打开，探头探脑，然后气急败坏地奔向厕所，嘴里念叨着：“憋死人不偿命！”。

一般走读学校不会专设一名生活老师，但在我们这样的学校，是不可或缺的。提起武峰老师，历届校友都十分敬重。虽然他很严厉，但没有人因此恨他。他与学生关系处得很不错，群众威信也很高。他对学生十分了解和关切，几十年后，我偶遇武峰老师，他能准确地叫出我的名字，并知道我弟弟是在哪一届的。

上中学以后有了团支部和学生会，团支部与我始终没有关系，因为我当时不积极要求进步，到初中毕业都没有入团。数年之后，到了部队我才为自己当年的疏忽付出代价。在部队要想拿到“党票”，必须先过入团这道坎，为了争取入团，我足足努力“表现”了好几个月，还得耐下性子虚心地听那些“老”团员们的品头论足，说三道四。

学生会可是与每一个学生息息相关的，其成员并非由学生民主选举，而是由校方集中挑选指定的。基本职能是高年级学生协助老师管理低年级学生，正符合八一学校高年级学生有权欺负低年级学生的“潜规则”。刚上初中时，感觉学生会有几个高年级“会员”也整天摆出“武峰老师”的架子，真是“阎王好哄小鬼难缠”，比武峰老师还厉害。上初中一年级那年，在一次午睡中，我们班同学池太岩，原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池泌清的孩子，正捂着被子闷头大睡，被初三的一个学生会“会员”（名字叫不出来）一把从双人床的上铺，连人带被子拽到床下。睡眼眯瞪的池太岩不知出了啥事，那“会员”硬说人家蒙着被子看小说。忒有点不讲道理了。

除了学生会，各班都有班干部，什么班主席、学习委员，这些都是摆设。真正干实事的一个是体育委员，一个是生活委员。我们班体育委员是赖江平，他父亲当时是北京军区工程兵副主任赖清皋。平时出操、吃饭、开会，所有集体活动整队集合都由他喊口令、带队。小伙子高高的个子，非常英俊。站在队列前，扯起着嗓门，一板一眼，跟真的似的。他在体育方面确实有天赋，体育成绩非常突出，百米短跑、一百一十米跨栏、跳远，每项都在区里、市里运动会名列前茅。1966年选上飞行员，当兵走了。后来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出类拔萃的飞行领导干部，退休前任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副总经理。

生活委员汪伍林，他爸爸当时是军区通信团团长。戴副眼镜，身体很结实，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大家叫他“老汪”。那可是个认真细致、任劳任怨的好同学。每星期五下午大家洗澡，他提前去洗衣坊将上星期洗好的衣服点数取回来，分到每个人的床头。再把全班换下的脏衣服清点数目、打好包，送到洗衣坊，每个人的衣服都用线缀上班级的记号和名字，他得一件件识别认领，几年来班里的换洗衣服从没出过差错。“老汪”的另一件工作，每次都让大家兴奋不已。每个季度负责统计上报每人节假日、星期天不在学校就餐的天数，学校食堂按天退还相应的伙食费（伙食费家里是按足日交的），每回能退个块八毛的，在当时也算是笔“巨款”。“老汪”67年直接从学校分配到市内工厂上班，以后熬成厂级干部退休。

升入中学，同学们整体素质也上了一个台阶。业余爱好档次提升，原先小学那些“撒尿和泥、放屁崩坑”的玩艺儿基本全被抛弃。性子再野一些的无非将弹弓子始终不离不弃，藏在身边。学校组织了众多课外活动小组，比如象棋小组、美术小组、航模小组等等。我就参加了学校的美术小组活动。但贯穿于整个中学课余最主要的也是同学们最热衷的活动就是文艺与体育两个方面。

上小学时好像没什么人爱唱歌，除了音乐课，谁要是没完没了地哼着小曲儿，会被别人当作另类。到了中学，观念立马出现彻底转变。歌咏几乎成为每个同学的最爱。《革命歌曲大家唱》几乎人手一册。谁要是有一本《外国民歌一百首》或者《电影歌曲选》之类的歌本，那可真成了香饽饽。新上映的电影插曲好听，大家都处心积虑地寻找歌片，争相传抄。尤其在《长征组歌》公演后，众人哼唱起来如醉如痴。我们年级还组织合唱队排练演出，我们班车晓彤的嗓音浑厚有力，他父母都是我军老文艺工作者，母亲是著名电影演员车毅。《战士双脚走天下》和《过雪山草地》的独唱角色自然非他莫属。初三第二学期，他投考了中国音乐学院，并收到录取通知书。可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招生停止。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在文艺领域的发展，现如今仍是活跃在影视界的一名出色演员。最另同学们津津乐道的角色就是电视剧《亮剑》中把桀骜不驯的李云龙训得服服帖帖的刘伯承院长。

唱革命歌曲，是八一学校从解放军继承的老传统。歌声几乎伴随着我们的一日生活。出操时唱队列歌曲，吃饭前在饭庭前整队唱歌，上课前，整个教学楼各个年级、各个班级歌声响成一片。哪个班要是唱出一首新歌，必然受到其他班的关注，并想方设法学到手。记得三二班曾唱过一首《斯大林颂》，那悠扬的旋律立刻引起我们班的共鸣，很快就有人找到歌片，用不了两天大家便能引吭高歌。

除了唱歌，相当一部分同学还爱摆弄个乐器。所谓“乐器” 无非不过是笛子和口琴。到了课间休息或课外活动时间，一个班起码有十余把笛子劈里啪啦参差不齐地逬发出刺耳的声音。有的还能吹出个调调来，有些简直就是噪音。虽说大多是二把刀水平，但没见谁打退堂鼓，始终都是乐此不疲。看来自打小学开始的严格的音乐课教育，为同学们培养了大量的文艺细胞。

要说起体育运动，那八一学校更是生龙活虎。当时国家对青少年提出的口号是：“锻炼身体，保卫祖国，锻炼身体，建设祖国。”而同学们自己编的口号则是：“锻炼身体，保卫自己，锻炼肌肉，防备挨揍” 。两个口号同时在激励着大家，必须把身体锻炼得棒棒的。课间休息和课外活动时间，教学楼前的单杠和双杠成为大家锻炼的首选。因为这是锻炼肌肉最简便的运动方式。三一班王胜国，他父亲是北京军区军事法院院长王澄。个子不高，黝黑健壮，整天焊在双杠上，那胳膊上、胸脯上腱子肉凹凸有序，宽宽的肩膀，就是奔跑起来略显重心不稳，踢球时经常摔跟头。三二班李建华，他父亲是68军政委李布德将军。白净书生，瘦高挑，也整天不是在单杠上吊着，就是在双杠上挂着。大家给他起了个形象的外号“面条”，其实更应该叫“挂面”。原先羸弱的李建华如今在海军装备论证研究院大校高级工程师位子上退休。

学校组织了校级篮球队、乒乓球队、足球队、田径队，都有专门的体育老师，或是区业余体校的教练负责培训。队员们都是精挑细选，能代表学校体育水平的学生，当然学习成绩不能太差，否则运动技能再高也不能入选。由于学校只设初中部。但北京市中学各种竞赛，尤其是球类竞赛不分高中组和初中组。因此与大多数设立高中部的中学相比，我校岁数上相差三岁，身体条件自然吃亏很多。但我校十分重视足球运动，专门由中学教导处副主任刘书均负责主抓。足球运动在学校（男生）中真正做到了普及，各班都有班级足球队，经常进行班级比赛。每天课外活动时间，大小足球场上、球场周围、礼堂后墙，数不清的足球在空中飞，在地上滚。我们上初二那年，我校足球队一举拿下北京市中学足球冠军，并代表北京市参加全国中学生足球比赛，取得第四名的成绩。到了我们这一届，校足球队就更胜一筹了，那气焰之高，在北京市所向披靡。离我校较近的北京体育学院预科（高中部）足球班，把我们学校做为训练对手，我们上一届有两个校队队员，也考入这个班。可是双方对阵，几场下来几乎全是六比零，体院的大哥哥们输得一塌糊涂。为此体育学院的一名副院长，坐着“伏尔加”轿车前来观战，亲眼目睹自己的门生们是怎样输球的。上海市少年队来北京访问，特意安排到我校“讨教”几招。学校挺重视，当天全校停课，操场上彩旗飘舞，校领导及全体学生在操场观战。还拍了电影。人家不愧是半专业队伍，热身准备过程就尽显技术细腻，配合默契灵活，眼见得一场硬仗在即。但是，比赛结果八一学校队胜上海少年队6比0。最后人家找原因是草坪场子踢惯了，不适应土场子。此役八一学校足球队一战扬名。以后八一体工队少年队也来叫板，那是一群穿军装的棒小伙子，我们上一届球队队长张宝光和守门员是杜进军，初中毕业后考入八一少年队，张宝光父亲是第二炮兵某基地司令员张煌，杜进军父亲是济南军区炮兵副政委杜季伟，小说和电影《铁道游击队》政委李正的原型。张宝光以后任武警交通指挥部副总指挥，武警少将警衔。那场非正式比赛安排在一个星期六下午，结果我校也是6比0完胜。六六年五月份我校蝉联第二届北京中学足球冠军。文革前夕，我校足球队在先农坛体育场与号称“足球摇篮”的西城区业余体校足球队打了一场友谊赛，以2比1艰难取胜。这一战也是八一学校足球队顶峰时期的收官之战。因为时隔不久，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大家忙于去胡闹，从此没人有心去踢球了。

学校非常重视对学生德育培养，其中最注重的是培养我们的劳动观念。这一点其他学校一般是不具备的。比如我们的课目表上曾经有“劳动课”，专门培养劳动技能，参加劳动实践。每逢周六下午固定安排两个小时“大扫除”，整理室及环境卫生，还要进行检查评比。每学期抽出两周时间到农场或农村长期驻扎，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学生自己动手整修学校所有运动场地。篮球场是三合土铺成，足球场周围跑道是炉路灰渣为主铺成。定期翻修时，都要把旧场地砸碎，一层层撬起来，清理完后重新筛土、筛灰、筛炉灰渣，没有压路机，铺平灰土后人拉着石碾子一遍遍压瓷实。学校建游泳池，大家也都出了很大力，所有土石方工程，和搬砖送灰之类的粗活都由我们承担。，对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少年来说繁重的体力活对大家身体和意志都是很大考验。同学们不管天寒地冻还是骄阳当头，挥汗如雨，没人喊累。记得修游泳池时，初中二年级一个老挝留学生，小个子，戴眼镜的女孩子，也不知是苏发努冯还是凯山丰威汉的子女，粗扁担挑着土筐，一路小跑，汗水湿透了衣裳。全场同学都投以敬佩的目光。你还别说，在劳动场合越是平时调皮捣蛋，没有正型的学生，此时往往表现更突出，当然很快会受到班主任老师的鼓励和表扬，捋顺毛驴的本事老师们掌握的比较得心应手。

六六年6月份，我们已经通过初中毕业考试，准备全市升学统考，酝酿填写高中志愿。当时我们班车晓彤提前拿到中央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谢海燕，（他父亲是当时69军军长谢振华将军）也收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和志同道合的同学商量着想报考解放军张家口通信学校。因为当兵一直是我的第一愿望。大部分同学就学习成绩来说肯定能考上自己满意的高中。一群虽未成年（我当时还未满十六周岁），但却意气风发的青春少年。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但这一切按部就班的事情都被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所打乱。先是北京大学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接下来批判“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停课闹革命。毛主席一挥手，不谙世事的孩子们个个奋不顾身，热血沸腾地杀入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像过山车似的冲向运动高潮，瞬间又飞流直下地一落千丈。之后，我们被社会冠以“老三届”的称谓，更准确的名词是“被耽误的一代”。其中我们班的赖江平和三一班的张修国仅以身免，66年“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被挑选为飞行员进了空军航校。后来两个人一位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飞国际航线的中央领导人专机机长，一位是军委空军专机师飞国内航线的中央首长专机机长。

大多数同学都经过了坎坷不平的蹉跎岁月，也在改革开放的火红年代轰轰烈烈地一展才华。如今花甲之年已过，脑袋瓜健忘得，眼跟前儿的事情“撂爪儿就忘”。可反过头来回忆初中学生时代的生活，却仿佛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倍感亲切，记忆犹新。我相信大家一定与我感同身受。特在此发文以抛砖引玉，望获得同学们的共鸣。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319c060c0102v31x.html

yangharrylg

亦可见http://xyh.bayims.cn/article/6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