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胆琴心（刘欣欣）：护国寺大街117号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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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牵梦绕永远难忘的护国寺大街117号大院

                                                              剑胆琴心

——仅以此文献给当年居住过护国寺117号的离世与健在的叔叔、伯伯、阿姨们，和曾经朝夕相处的同年发小们

随着解放战争胜利的号角，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大军开进这座古老的六朝古都。作为华北军区机关的干部，我父母也来到这座乡下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大都市。家乡的民谣曾流传：“来到天津卫，大米干饭我吃他一个足。到了北平动物园，我就看看大老虎。”这些冀中农民的朴素愿望，到我父母这一代终于开始梦想成真。

父亲回忆，刚进北京时他们曾经在铺稻草的地铺上睡过几个月。以后慢慢稳定下来，办公地点、营房宿舍逐步定位。华北军区和以后的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1964年以前的办公地集中在西城区定阜大街3号。就是原清末再封庆亲王奕劻，也是满清王朝最后一个世袭罔替“铁帽子”王爷的府邸。庆亲王的后人将此宅院卖给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将这里作为“伪产”接收。国民党空军北平地区指挥部设立于此。华北军区进城后将此院从国军手中接过来，作为机关办公地。东院为司令部占据，西院盖了一座小楼，政治部在楼里办公。往北是在原被焚毁的戏楼基础上重建的一座礼堂，供军区机关开大会，周末、节假日放电影、演节目用。

随着部队正规化的脚步，与和平年代享受幸福生活的需求，家属宿舍也属必备。围绕在定阜大街3号附近，从什刹海、航空署街、厂桥大街、护国寺大街、平安里大街、新街口大街这一带，曲曲折折的胡同、大大小小的院落里星罗棋布地分散着华北军区（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的干部家属宿舍。西城区这一带从满清到民国，云集着数不清的王宫贵胄、达官富户。千篇一律的老北京四合院比比皆是。那时的北京城区，一座座红漆大门和绿漆小门脸的大小院落比比皆是。门前立着两座小狮子或小门墩的，都是些有头有脸或殷实富足的主儿。解放后，正经的工商业者，名流富户的宅院没人敢随便动。但是北京城不乏大批逃走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人走家空。加上日伪时期汉奸伪产和日军占领的地盘，经国军接收，几年后又转手全归了共军。没有正规营房大院的华北军区（北京军区）的干部家属陆续搬了进去，虽说住的分散，拥挤一点，但也算是安居乐业了。

我是1950年8月在北京出生的。我在北京的出生地点是李阁老胡同。大概在1950年底左右我家搬入护国寺大街117号。

护国寺大街117号院概况

117号院不是普通的北京四合院。它虽没有王公贵胄的府邸那样豪华，却也比一般的院落精致、气派、面积大得多。

117号位于护国寺大街路南，朝北开启的红漆大门，门口的两座小石狮，是我们童年时最忠实的“坐骑”，早早被一帮光屁股孩子厮磨得黝黑锃亮。原先高高的门槛，为了进出自行车方便，被锯掉了。在我很小的时候，大门前总有一两个持枪上刺刀的战士站岗。据老人们说，在我还不记事的时候。一天夜里，有人潜入大院，在翻越当时华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林接彪的小院围墙时，被警卫员发现，还开了枪。在敌我斗争还十分严酷的年代，提高警惕也是很必要的。

大门西侧是传达室，也是全院最繁忙的房间，进出的人们都习惯地在信袋中翻找有没有自己的信件。全院唯一一部公用电话机利用率极高，铃声响个不停。传达室看门的员工是一位姓齐的中年红脸汉子，经常扯着嗓子喊人接电话，有时还要屁颠儿屁颠儿跑到后边院去里传呼，万一是军情大事耽误了，老齐也担待不起。

大门的东侧是一排平房，住着几户人家。长条型的院子里种着几棵枣树，每逢夏日青里透红的大枣挂满枝头。传达室正对着的一排七级青石台阶，拾级而上，穿过一道门廊就进入了本院主要的建筑——三座穿堂相连的大四合院。这三座四合院都座落在石台上，比旁边的跨院、偏院高出七八十公分。院内房屋也建在高台之上，东西南北房正中有四座台阶通向深陷的院子。要下四级台阶才能到达铺着方砖的院子底部。幼年时我一步可以跨两个台阶，长大些了可以一步跨四个台阶蹦上蹦下，自豪地感受到“飞檐走壁”的感觉。院子中间花坛种着花草，小时候，大人们就在院子里学骑自行车。院子的四个角分别有四座天井状的十来平方米大小的四方院，与房屋基本相水平。每个小院都有窄窄的四节台阶通向主院，西边两座小院各有一座小门下台阶通向偏院。往南穿过又一座门廊可通向第二进院。

一色青砖磨缝，灰瓦桶屋脊的高大房舍。第一和第二座院的南房同时也作为第二座、第三座院的北房，堂屋正中可以南北两面开门，使三个院贯通为一体。院子四面建有畅廊，畅廊外侧廊柱间连着一排长条凳。房屋门窗、廊榭均雕梁画栋，没有王府那般五彩缤纷的彩绘，却也不失朴素大方的吉祥图案和木雕造型。早先许多精致的木雕花装饰，因年久失修没有保存下来，只是在建国初期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四面房子门廊正中各立着两个粗粗的立柱。立柱上挂着木质竖匾，上书字体苍劲挺秀的对联。我现在只记得我家住的第一进院北房的那一幅对联，内容是“善为至宝一生用，心作良田百世耕”。第一进院的南房朝北的畅廊上还有一处类似戏台功能的机巧之作。四根粗廊柱上分别装有四座彩绘的木门，权作戏台的幕布，打开木门，好似拉开幕布。“戏台”虽不宽敞，请戏班子来唱个堂会折子戏绰绰有余。因为我在第一进院居住，所以描述相对详细些。

后面两座院也基本上大同小异。后面院子里的核桃树和海棠树始终被孩子们密切惦记着，到了收获季节时，爬树采摘的、杵着竹竿子棒的、扔石头砍的，把个枝繁叶茂的大树打得光秃秃的。

这三座大四合院是原117号院的主体建筑。院主的身份至今是个迷。传说是一个官宦之家，兄弟三个，一人一进院。肯定不会是等闲人家。分析抗战后很可能也是伪产，被国军接收。要不怎么能落在华北军区的手里了。

四合院房屋的室内装修也透着古色古香，最值得称道的是屋中那原配的明清硬木家具。在刚进城的大老粗眼里，这些又重又笨的红木家具即占地方又不实用。尤其正房堂屋里的长条案、八仙桌、太师椅、以及形形色色的红木花架、茶几、圆桌、绣敦，很不被人待见。刚搬进院里的时候屋里原配的古家具感觉不实用、占地方，各家都想方设法挪出去。暂时闲置着的屋子被塞得满是家具。后来房子全住满了，有“碍眼”的家具也没地方处理，只好凑合用，本来很挤的空间摆一对紫檀花架，还不如放把椅子，或木箱实用。我家东边王庆骐伯伯搬来较晚，屋里的红木家具和电影、电视剧里布景一个样，整套乌黑油亮的家具上镶着琳琅满目的螺钿图案。其它小件的家具有些还是别家淘汰，趁着屋子暂时空着塞进去的，王家只能照单全收。当时家具统称“营具”，搬到西山大院时各家各户都有几件类似的古旧家什，统统搬走。但以后调出北京的干部却将所有“营具”全盘移交，一件都没留下。那些家具现在流落到哪家，都是一笔不菲的财富。

除了三个大四合院，西侧的偏院据说原先是下人居住，还有柴房、牲口棚之类，以后翻修改造盖成了一排排平房。从传达室西边一座穿门进去，一排排平房分割出几个大小院落。最西头把角有一座汽车库，可放一台轿车，车库门直通向护国寺大街。穿过偏院的一排排平房，第三座四合院相对着还有一座独立的院落，院里一座假山，假山上的太湖石造型奇特，几十年后，这些奇石被北海公园如获至宝似的用卡车拉走了，这都是后话。院里还有水池、凉亭、花坛、石桌石凳之类，以前应该是这所大宅子的后花园。花园北侧一排西洋式房屋与整个宅院主体中式建筑显得格格不入。这座花园和洋房圈起来，成为军区政治部领导张正光的独门住宅。

再往南是一座四层灰砖楼，两栋门，第一层、第二层和第四层是东西通透的筒子楼，唯独第三层每栋有三个单元房，但是三个单元共用一个厨房和水龙头。当时这座灰楼鹤立鸡群般地矗立在一望无边的平房中间，十分扎眼。在那个崇尚“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年代，能够住在“洋楼”上，不失为一种幸福。此楼应该是北京解放前就存在。估计以前也是国军的军官宿舍楼。楼的东面开了一座大门，成为117号大院的后门。通向东铁匠营胡同，拐弯抹角可以直插到平安里大街（现平安大道）。现在那栋灰楼依然健在，只不过湮没在大厦林立的闹市区，显得灰头土脸，失去了昔日的辉煌。

五十年代初期，干部住房面积没有十分具体的规定，高级干部住好一些的房子，像黄作珍、丁莱夫、王之平这些干部55年授少将军衔，1955年至1957年都授一级解放勋章，1951年的级别应该都在准军级以上。在四合院住一排正房（南房或北房）也就四间房，超不过五间。范普权、白儒生这些55年授大校军衔，51年应该定正师级，在灰楼上单元房超不过四间，面积也很小。以后陆续搬走，调整为大一些的房子。像我家，属于华北军区机关里的“元老”级科长，住进院子最早，当时孩子少，也就住了第一进院正房靠西一大一小两间房。以后孩子多了，又在旁边跨院增加一间。父亲60年代初期调为二级部副部长（副师级）以后，住房条件也没有改善，直到1963年搬出117号院。其他干部升职后，也是一样。随着机关干部不断成家、生育、家属子女随军，机关编制逐步增加扩充，院里的房子越来越紧张。117号院究竟有多少间房，住了多少户人家很难精确统计。估计怎么也在百八十户左右。

117号大院都住了些什么人

护国寺117号是华北军区（北京军区）政治部机关宿舍。居住的大多都是军区政治部机关家属随军的干部。也包括少数未婚或家属未随军的单身干部。最早搬进去的三个大四合院中，南北正房居住的都是政治部二级部领导，师以上干部，东西厢房和把角的房屋居住团职干部。后面灰楼三层的单元房里居住也是师以上干部，筒子楼里居住团以下干部。西跨院平房居也是居住团以下干部。许多干部在此一住就是十多年，职务升迁房屋也无法调整。

连接车库的屋子里住着司机老严师傅，他以前给军区政治部主任黄振棠开专车，后来给张正光开专车。张正光伯伯五十年代初搬进院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部长，1955年后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住在“花园洋房”的独院里。他是55年授衔后护国寺117号大院内唯一的一位少将。小时候我们常闯到小院里捉迷藏，夏季八一建军节小院里经常摆上桌椅开个茶话会，邀请大人孩子们同乐。张正光伯伯很平易近人，每天上班下班都要从我们门前路过，见到我们这些小不点也要逗几句。我记得1959年国庆十周年早晨，张伯伯穿着将军礼服，佩戴勋章，胸前挂着绸子观礼条，院子里一路走来频频和大家打着招呼，春风得意。我们几个调皮孩子一直追着到大门口，望着小轿车绝尘而去。此情此景仿佛就在不久。我最后见到张伯伯是在我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因为父亲在军区总院被误诊，去世的十分突然，很多老首长、老战友都没有通知到。张伯伯从别人那得到消息，与老伴张敏捷阿姨一起来八宝山向老部下告别。

准确地来讲117号大院共居住过六位开国少将。50年代初，“花园洋房”小院里最早居住的是华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林接彪（55年少将）。1953年林接彪调任华北军区防空军政委后搬离。林伯伯是我父亲的老首长，老伴苏萍阿姨与我母亲既是同学也是同事，标准的米脂婆姨，林接彪的老丈人也是陕北老红军。我记得苏阿姨皮肤很白，家里五个儿子一个闺女也个个一表人才。林伯伯在军委空军政治部副主任任上早早就休息了，“文化大革命”中又受排挤。以后始终无职无权，正因为如此我父亲晚年与林伯伯走动最勤。

第一进四合院的正房里，曾居住过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的丁莱夫（55年少将），1951年丁莱夫调往志愿军第20兵团任组织部部长。丁伯伯入朝前要我爸爸和他一起走，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南生任第20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也通知我爸爸一起出发。父亲高高兴兴赶制了皮大衣、皮靴，背上行囊直奔塘沽港准备登船去东北。可惜留在家里的另一位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和组织部部长林接彪坚决不肯放人，生把我父亲从塘沽港拽回来。后来丁伯伯家搬到天津，老伴盖志良阿姨原在政治部机关工作，供给制副团级干部，后调任华北军区第20兵团子弟小学即以后的红光小学任副校长。

第二进院里正房居住过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黄作珍（55年少将），55年授衔前黄作珍任北京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搬到城里独居四合院住了。

第三进院正房居住过时任华北军区直属政治部主任的王之平（55年少将），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1955年王之平调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检察员后搬走。1956年审判日本在华战争罪犯时，王之平任首席军事检察官。王之平岁数大（1902年生），小儿子王今民是八一学校53届小学毕业生。大儿子曾被授予少校军衔。

第三进院正房王之平搬走后，住进去的是时任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慕湘（64年少将），1957年调任北京军区装甲兵副政委后搬走。慕湘将军饱读诗书，是个了不起的文人， 193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晋阳秋》《满江红》《汾水寒》《自由花》《新波旧澜》四部曲等。还是一位善本古籍收藏大家，临终将其收藏的36800多册图书（其中有古籍善本16936册）全部无偿捐献给家乡人民。中共蓬莱市委、市政府拨款为其修有二层藏书楼。此善举必为千古传颂。老伴许静阿姨当时是北京林业学院党委副书记。我最后一次见到慕湘伯伯是在八一学校大门口，大礼拜放假的日子，慕湘伯伯和许静阿姨坐着小车接孩子（他儿子慕丰安和我是同班同学），看到我在大门口徘徊，说了一句：“那不是老刘的孩子吗”，吩咐司机停下车来摇下车窗和我打个招呼。以后再没见过老人家。

1957年从志愿军回国，任北京军区政治部群工部部长的范普权（64年少将）曾在灰楼三层居住，1963年调任北京卫戍区副政委后搬走了。

上述五位将军都是在授予或晋升少将之前搬出117号大院，所以在我的印象中，大院里唯一佩戴金光灿灿将星肩章的只有张正光一人。

五十年代初期在117号院的住户，很多以后陆续搬走，原因是工作调动。许多我都不记得。因为我刚满1周岁就被送进华北军区八一学校幼稚部，而且是两个星期回一次家。和家里走动比较多的人家才有些印象。

比如胡忠伯伯是1951年7月调任空军第17师副政委后搬走的。父亲经常回忆起他，他是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机关的老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白区老党员。我父亲1947年调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干部科任干事时，他是干部科科长。胡伯伯以前一直是搞保卫工作的，后改行干部工作。建国初期军队政治部门不设干部部，只有一个组织部干部科，权利很大。以后“三反五反”运动中胡伯伯被打成“大老虎”，原因是听从了一个留用财会人员的馊主意，把华北军区的干部福利费存到银行吃利息。东窗事发后被从空军揪回来批斗，连降了好几级。授衔授勋都受到影响，好在保留了军籍。我父亲提起此事就感到十分惋惜，认为胡忠工作能力强，不跌跟头一定会前途无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他原在晋察冀军区保卫部的老搭档史进前（总政治部副主任）帮助跑前跑后，老首长聂荣臻也发了话。最后重新做结论，原来处理的过重，恢复了职级，但一切来的晚了些。1988年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戴秉孚伯伯1951年任志愿军第66军196师政治部主任，朝鲜归来后接胡忠的班，任华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干部科科长，搬入117号住，我父亲给他当副手。两人都是原冀中军区干部，关系很融洽，无论上班还是业余时间几乎形影不离。大概是1953年左右戴秉孚调任69军28师任政治部主任，搬出117号大院。临走前戴伯伯一再提出要我父亲一起去69军，还给他当副手，但是军区政治部不放人。七十年代戴秉孚任第69军政委，60年代晋升大校军衔。1981年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我1968年内部征兵曾去大同投奔过他。

孙明远伯伯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两区（晋察冀与晋冀鲁豫）合并前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科长，刚进城时还是单身（应该结过婚），同事们热心地给他张罗对象。我父亲母亲同一个村的老乡刘素勉阿姨，当时二十出头，在华北军区机关门诊部工作，与我母亲是同事。大家一撮合，两人结为秦晋之好。1951年华北军区第20兵团入朝作战，孙明远调任第20兵团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不久搬走。孙明远1960年晋升大校军衔，离休前任国防科工委第25基地政委。

和我家同住在第一进院北房的是梁奉山伯伯，时任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1955年上校。他五十年后期就转业到地方工作，任国务院林业部林调局副局长。他爱人是个军医，上尉军衔。梁伯伯胖胖的脸庞，总是笑眯眯的，他家当时没小孩，所以见到我们总是特别亲切，抱在怀里爱不释手。因为我常年住校，梁伯伯什么时候搬走的我都没有印象。

不久王庆骐伯伯接任军区组织部副部长，搬到梁奉山腾出的房子，王伯伯是原高级步校的干部，入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军区政治部。平山县人，抗战前入党。他家四个男孩，老大苏海、老二苏江、老三援朝、老四援增。院子里一下子显得热闹多了。老大苏海比我们大四五岁，63年考入哈军工。苏海当年穿着新军装一脸稚气，英姿焕发，准备去报到的情形我至今难忘，他当时是我们心中的楷模。王家直到1964年才随北京军区机关搬到西山八大处。我家是1963年下半年提前搬出117号，没有进西山大院。以后我到西山大院去玩时遇到过王伯伯，那时他已佩戴大校军衔，应该是1964年那一批晋升的。“文革”期间王伯伯调任山西省军区副政委，一直住在太原，再没见过面。

同院南房（也是第二进院北房），住的是华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张志杰，后接曹中南的班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部长。1970年调任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以后调回北京军区任工程兵政委。1960年晋升大校军衔。张伯伯是陕西西安人，满脸络腮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总是军服笔挺，气质庄严，不爱说话，脾气很好。家里两个孩子都比较小。给我的印象他家是特有钱的主儿。家里经常购置新奇物件，比如很时兴的舶来品收音、电唱一体机，最早就摆在他家。我父亲总是跟风效仿，不久也买了一台。50年代末期电视机出现在国内市场，张伯伯家早早买回来。那时电视机不是等闲人家买得起的。节假日晚上父亲经常带我去张伯伯家看电视。尤其是春节“笑的晚会”节目令人捧腹，是如今春节晚会的雏形。张伯伯家的电视机让我度过了许多愉快难忘的夜晚。

第二进院的南房（第三进院北房）住的是陈思诚伯伯，时任北京军区直属政治部副主任。陈家是六十年代后搬进来的，之前是谁住那套房我真记不住了。陈伯伯身体不好1964年就休息了，以后搬到北京军区最早的干休所，东大桥干休所。但是恰恰是身体不好，休息早的人如今却依然健在。陈伯伯今年97岁高龄，老人家肯定长命百岁。他们双胞胎兄弟都是抗战前参加革命工作，1988年一起荣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成为佳谈。

第三进院南房住的是接任慕湘任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陈英（1960年晋升大校军衔），住在慕湘住过的房子。陈英伯伯也是知识分子干部，抗日战争时期我父亲在华北联大进修时，他就是联大党委秘书、青委书记。我父亲提起陈英伯伯就说，人家一到礼拜天就往琉璃厂跑，每次回来都不空着手。看来陈英爱好收藏字画是早就闻名的。以后陈英伯伯升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住进了独家小院，在煮鹤焚琴、斯文扫地的“文革”期间，有条件将一大批受迫害不得志的老画家请到家中切磋书画，他家成为名燥一时的“积翠园”。 经过30多年积累，陈伯伯保留了从唐宋至今的大量名家书画珍品，件件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宝。陈英夫妇将605件价值连城的书画文物无偿捐赠给福建家乡人民。福建省政府拨出专款，在风光旖旎的福州西湖之滨，精心设计修建了积翠园艺术馆，陈英也被誉为红色收藏家。他家一个女孩三个男孩，老三东征是八一学校67届初中毕业生。现任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长。117号院内真可谓藏龙卧虎。

我们第一进院西房住的是尹明玉叔叔，我父亲在军区干部部当科长时曾是我父亲的副手。后升任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七十年代初任陆军第65军政治部副主任、65军副政委。我们两家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关系最亲密。尹叔叔年轻时是标准的美男子，总是还没看见人，爽朗的笑声就已传到耳边。也是一口冀中乡音，听着就亲切。夫人蒋振书阿姨毫不输过尹叔叔。尹叔叔家老大爱军，比我大三岁，是院子里的孩子头，离开院子外出时也是我们的主心骨。后来在司法部系统工作，曾任中国律师协会副秘书长。老二志军蔫坏，主意多，小时候惹祸没少挨尹叔叔揍。如今在生意场上如鱼得水，赚得钵满盆满。小妹爱玲，应该是58年生的，尹叔叔蒋阿姨的掌上明珠。我家搬离117号院时她还是个爱哭的小丫头，所以在我印象中还保留着眉清目秀的小模样，额头上总点着颗小红点。

东房住的是张明波叔叔，也是军区政治部干部部的，张叔叔结婚晚，50年代初期东房是单身宿舍，以后单身们陆续成家，东房腾出来张叔叔搬进去。张叔叔人很幽默，笑眯眯的，一口浓重的肃宁县乡音。与尹叔叔同期任干部部副部长，同期下到陆军第69军任政治部副主任，但是却止步不前，没有提上去。很多年后听我父亲念叨过一句：“张明波咋就跟戴秉孚弄不到一块儿去”。军政治部副主任和军政委尿不到一壶，那可真就干到头了。

同院还有两户人家，住在南北房把角处，都是组织部少校副科长、科长，一位是韩耀勤叔叔，离休前任北京军区纪检委办公室主任，一位是杜寿仁叔叔，离休前任北京军区后勤部第8分部政治部副主任。

第二进院西房住着齐路安伯伯，河北高阳县老乡，时任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党务科科长，1960年任炮兵第14师副政委，1970年任北京军区炮兵副政委。大女儿齐晋军是我们66届三五班的，儿子齐建军在政治部幼儿园和我弟弟一个班，以后也在八一学校上学。我们每每去后院走穿廊都要从他们家门路过，所以也是很熟悉不过了。

偏院里住户和我们同龄的孩子不多，平时来往少，大部分不熟悉。我家偏院那间房的对面住着耿冬辰叔叔，他以前在干部部、组织部都呆过，任过助理员，不同于后勤部门的助理员，俗称“大干事”，仅次于副科长，一般至少大尉或少校级担任。以后从副科长任上调任军区通信总站政委。“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在北京市文化局任军宣队政委。管得文艺界大腕们服服帖帖的。不过耿叔叔的为人好，在文化局做了很多解放老干部、老艺人的工作。可惜在北京军区总医院治病给耽误了，1989年就早早去逝。耿叔叔老伴章佩菱阿姨曾任积水潭医院总护士长。耿叔叔家里的儿子耿忠、耿英都是上房揭瓦，调皮捣蛋的小子，寒假暑假期间和我们整日里厮混在一起。

后院灰楼上的住户。同班同学白建中家就住在东边门栋三层，他父亲白儒生，陕西延长人，陕北红军干部，时任华北军区（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

65年升任北京卫戍区副政委，“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得罪了位高权重的黄永胜，毫无道理地被发配到山西省军区任副政委。调走不久，北京卫戍区就升格为正兵团级单位，职务明显受到影响。白儒生伯伯也是老实人，只有逆来顺受。1957年，保卫部开辟了单独的院子，他家搬走了。小时候白儒生伯伯是我家的常客，60年代逢春节也来过家里走动。

同一个门栋三楼还住着时任北京军区政治部直属政治部主任的张雨霖。他们家有六七个孩子。因为是直政部的领导，军区礼堂演电影、看节目前总要上台讲几句话，诸如布置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暑期孩子假日活动安排等等，事无巨细都是这位张伯伯出头露面。我们八一学校也分归直政部领导，所以他的身影也时常出现在校园。1961年张伯伯调任陆军第65军政治部主任，1964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历任国家第四机械工业部、粮食部、商业部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三楼还有一位时任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的刘波。刘波叔叔本姓隋，参加革命后改的名。两个儿子隋春风、隋春明。后刘波调任陆军第63军189师政委，1966年升任北京卫戍区政治部主任，应该是沾了“杨、余、傅”的挂捞，远调江西省军区任副政委。但金子总是会发光的。后来刘波升任陆军第31军政委，赶上杨成武、李志民两位上将分任福州军区司令员、政委，作为老部下的刘波自然被重用，任福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叔叔有个侄子叫名隋春发，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干事、副科长，1964年晋升少校军衔。也是117号住户。1970年调任63军188师政治部副主任。当时我在188师通信营当兵，一眼就认出是117号的老住户，当时隋叔叔（辈分有点乱）对我是关爱有加。

灰楼靠西边门栋三楼住的三户人家，分别是，时任北京军区政治部青年部部长、组织部部长的梁济民。梁叔叔的孩子梁黎明比我小一岁，八一学校67届初中毕业生，白净文弱，不大和我们这些“疯”孩子合群。梁叔叔以前是地方干部，1947年才转入军队，到了军队倒是如鱼得水，属于秀才类型的干部。1964年调任陆军第21军政治部主任，原本仕途一路顺风，历任21军副政委、政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可惜至此戛然而止。如果不调入总政治部这种是非之地，升任大区副职应该是手拿把攥的事。

另一家住的是时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的石仰天。石叔叔是山东人，原志愿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1959年志愿军回国后，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1964年调任陆军第63军187师政委，1966年回军区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幸得罪了“旗手”江青，1968年被江青指名道姓认定为“坏人”。那可是蛇咬一口入骨三分哪！石叔叔深陷牢狱达八年之久。直至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才平反出狱。1979年任天津警备区副政委。由于身心遭受了极大伤害，不幸于1983年过早地离世。

第三户住户是时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理论集训班副主任的刘敏。刘敏伯伯是抗日战争前参加革命的师范生，建国初期华北军区总医院第一任政委。1955年授上校军衔。不知何故，以后改做理论研究工作，这在当年可是风险系数极高的行当。也正是因为理论观点的分歧，被打成“右倾”。降至到63军188师任政治部副主任。后随国防部第10研究院集体转业到地方工作，任第四机械工业部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1981年北京军区为刘伯伯彻底平反。但是造成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刘伯伯的孩子刘之强是八一学校68届初中毕业生，和我弟弟还有习近平是一个班的同学。入伍后和我是一个部队，一个连队的战友。

灰楼西侧平房小院里，王远叔叔是护国寺117号大院最早离世的干部。早在1958年6月，北京市军民组织十三陵水库义务劳动的时候，任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少校副科长的王叔叔因劳致疾，心脏病爆发，经抢救无效，不幸逝世，年仅34岁。此事当时在院里引起很大的震动。好好的一个人，那么年轻就走了，大人们无不扼腕叹息。王远叔叔的大儿子王开国和我一个年级，比我大一岁。不爱学习，1965年就入伍当兵了，相比我们都是新兵蛋子。

住在灰楼一楼的何同禄叔叔，是直属政治部保卫科的科长。老伴张志瑞阿姨是大院家属委员会主任。走家穿巷的大忙人。何叔叔浓重的平山口音，是晋察冀军区机关的老人。据父亲讲在阜平县城南庄时，毛主席住在晋察冀军区，主席喜欢到村边水塘游泳，身为晋察冀军区直属政治部保卫股股长的何叔叔，形影不离地提着大肚匣子周围转悠。蒋军的飞机空袭城南庄，主席不肯去防空洞，聂荣臻发出命令，赵尔陆（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叶运高（晋察冀军区保卫部部长）等几个人七手八脚不由分说把主席从床上抬上行军床，抬进防空洞。这其中就有何同禄股长，主席的卫士们不敢动手，否则今后还怎么混？何叔叔家七个孩子，大女儿嫁给王庆骐伯伯的大儿子苏江，王、何两家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结秦晋之好是顺理成章的事。老二新平和我从幼儿园到小学6年始终一个班，现在国外定居。“文革”期间我父亲被斗，挂着大牌子在军区大院游街，新平对我说，我妈说了：“刘政委是大好人，城南庄敌机轰炸，我怀着孩子走不动（何叔叔在抬毛主席），是他把我背到村外躲过敌机。”

院里几个年轻的单身干部，平日里与孩子们打成一片，印象最深的谢文连叔叔，上尉军衔，家属未随军。下班后常在院里走东家串西家，军装褂子搭在肩头上，前后各吊着一个肩章，遇见孩子就没个正型，只要他一出现，身边立马围起一帮孩子，整个一个大男孩、孩子头。以后谢叔叔在北京军区政治部离退休办公室副主任任内离休，去世很早。

用了那么大篇幅叙述，但还是无法将117号大院的住户说清楚，只能略述一二。

大院里最热闹的日子发生在1955年9月，原先解放帽上缀着铜质珐琅五星八一帽徽和胸前缝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胸章的服装标饰，一下改变为将校呢子军服、大檐帽、军徽图案圆形帽徽、金光灿灿的肩章、宽宽的牛皮铜扣武装带，斜拉着皮吊带。叔叔伯伯们个个精神抖擞焕然一新。藏蓝色礼服的领口和袖口都刺绣着金线图案，更是让人眼前一亮。以后持续到1957年，授勋工作陆续展开，记忆中那一段时间不时有叔叔伯伯们穿着新式军服，佩戴肩章，戴着雪白手套捧着三两个色泽鲜艳的小方盒（盒里装着勋章），从我家门前经过。神情凝重却掩饰不住眉梢上的喜悦。那一刻共和国的开拓者们，护国寺大街的主人们，尽享党、国家、人民赋予他们的无上荣誉。

我父亲当年的授衔肩章、领章、帽徽、武装带、军服等等经“文化大革命”一场浩劫，以及数次搬家，基本遗失了。以后我在潘家园、报国寺等古玩市场陆续淘来许多旧时记忆中的老物件，弥补了一部分遗憾。有55年以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帽徽、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中国人民志愿军胸章、中国人民警察胸章、55式大檐帽帽徽、解放帽帽徽、上校大衣肩章、上校军服肩章、独立自由勋章、独立自由奖章、解放勋章、解放奖章、武装带等等。



护国寺117号院的周边

提起护国寺大街自然忘不了京城闻名遐迩的护国寺，寺院在大街的路北，距117号不到五分钟的路。在解放初期就已经没了香火，仅存山门、大殿及少数建筑。每逢初一、十五的护国寺庙会才让老北京人记起还有这么一处庙宇。庙会热闹非凡，与现在时兴的龙潭湖庙会、白云观庙会、地坛庙会有很大区别。相同的是卖吃食的占据很大份额，各种老北京风味一应俱全。我们家的老保姆是个地道的老北京人，小时候常带着我和弟弟去品尝“豆汁儿”，那种发馊的怪味道，我始终都接受不了，奇怪的是我弟弟却喝得有滋有味。我对那锃明瓦亮硕大的铜壶中滚烫的开水冲泡的油茶情有独钟，喝完以后还不忘把碗底、汤匙舔个干干净净。北京小吃的种类繁多，现在名震京城的“护国寺小吃店”就是由护国寺庙会的食品摊儿演变而成的。

庙会里各种五花八门的演艺节目也是一大特色。空地里搭起帐篷，用布或竹席拉起围栏，进口处有人把着卖票。就听得满耳吆喝震天，锣鼓齐鸣，丝弦悠扬。搭台唱大戏的、耍猴儿的、变戏法儿的、摔跤练把式的、以及琴书、鼓书、评书、相声各色曲艺弹唱，来自各地的民间草根艺人、草台班子、三教九流纷纷粉墨登场。口味儿不同的粉丝们各取所需纷纷前来捧场。这里可以说得上是民间艺术的“万花桶”。票价五分钱左右，市井小民还消费得起。在这里有时能看到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小时候花钱看过一个“双头人”展演，幕布拉开，一位花枝招展的女孩坐在中央，肩膀上真长着两个脑袋，一模一样，挺俊秀的，眼睛眨巴，面带微笑，不知是真的怪胎还是在装神弄鬼。

小孩子们最流连忘返的是一种叫“拉洋片”的物件儿。艺人推着辆车，车上面装着个大箱子，箱子两边各分布着数个小窗口。花五分钱可以趴在窗口上探究里面的灯光图画，其中描绘着古今脍炙人口的传说故事。艺人手脚并用地打起了锣鼓家什，嘴里念念有词哼唱着戏文台词，适时操纵画面随时更换调整，变换若干个图景后，一段故事说唱完毕，五分钱也消费殆尽。想接着看，再交五分钱您哪。拉洋片的车子旁总围满了好奇的孩子们。

寺庙最北边的一条胡同里，墙根摆满了坛坛罐罐，这里是蛐蛐儿市场。一群群大人孩子围成一堆一堆，现场围观着蛐蛐儿打架，这些好斗的昆虫，俩公的凑到一起必定掐得你死我活，胜利一方振着翅膀奏起凯歌，失败一方缺胳膊短腿，萎缩在角落。花几分钱买回一只，装在卷好的纸筒中。不想花钱可以自己逮，天黑后，院墙角落，蛐蛐吟唱此起彼落，循着声音用树棍从墙缝中抠出来加以生擒。唯一的条件得有手电筒，经常为此把电池耗光，一经家里大人发现，必招致痛骂。

护国寺庙会在五十年代后期销声匿迹，以后想逛庙会只能等到过年去厂甸，但论风格多样与护国寺庙会差远了。

值得安慰的是五十年代后期，在护国寺庙里盖起一座“护国寺电影院”。电影的吸引力对孩子们是无穷的。国产片一张票一毛钱，译制片一毛五或两毛，寒暑假有儿童专场，五分钱门票，挺便宜，只是没啥好看的片子，都是些反复上映的老拷贝。

五十年代，护国寺正对面，路南矗立起一座绿色琉璃瓦大屋顶的高大建筑，这就是在当时享誉京城的人民剧场。提起当年的“人民剧场”，那人气绝不亚于今日保利剧场、国家大剧院。它可是中国京剧一团、京剧二团常年演出的剧场。梅兰芳、马连良等名角经常在此献艺，引来无数戏迷捧场。隔着一条街，一边是人民剧场高雅的阳春白雪，一边是护国寺庙会民俗的下里巴人，护国寺一带的居民不出街即可雅俗共享，一饱眼福。

幼年时，家里老保姆经常在夏日夜晚抱着弟弟，牵着我来到人民剧场东侧的胡同里，人民剧场侧楼化妆室的窗户下。仰望室内灯光下演员们上妆、卸妆，也有演员全部行头披挂齐整前往舞台，或从舞台下场，人来人往五彩缤纷，全从窗前经过。窗根底下聚集着一大群男女老少，就为了不花钱看看热闹。

长大些，父母偶尔带我们看场戏，当然要选武打场面多一些，热闹的戏，如《杨门女将》、《佘赛花》。剧场也举办寒暑假儿童专场，戏码大多是《闹天宫》之类的猴戏。真要给孩子们演一齣《贵妃醉酒》，那全场十个孩子得有八个打瞌睡，剩下两个在过道里撒欢儿。舞台上锣鼓喧天、旌旗招展、刀光剑影、花花绿绿的脸谱晃动、头顶上的雉鸡翎飞舞、背后插的靠旗翻滚、目不暇接的跟头把式，这样的场面才能吸引那些屁股早被课凳磨出茧子的假期学生们的眼球。

护国寺大街最西口北面把角，是一座名为“妇女商店”的大型综合商店，服装、百货、食品、蔬菜、副食一应俱全。这座商店好像兴起在五十年代中期，现今为护国寺小吃店盘踞。妇女商店对面有一家小门脸卖热带鱼，大大小小玻璃缸，五光十色的“孔雀”、“红箭”、“斑马”、“神仙”拖着长长的美丽的尾鳍在水中漫游。我父亲一段时间迷上养鱼，时不时带上我们光顾这家小店。至今我家还养着热带鱼，就是从那时传承下来的爱好，可以说几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

护国寺大街中段路北，一家门脸不大的“小人书”租书店，让所有孩子牵肠挂肚。屋子里摆着二十余个板凳，连环画封面撕下来，一个挨一个，密密麻麻贴在四面墙上。小读者们可以根据封面和编号索要自己中意的书。在店里阅览，两分钱一本，拿回家看好像要五分钱，但是要缴纳一定押金。这里总是生意兴隆，人满为患。我和弟弟曾经是忠实的读者，以后开始自己买书，攒书，附近的新街口新华书店，学校附近的海淀镇新华书店，都是我们淘书的宝地。家里给的零花钱基本上都“投资”在购买小人书上。渐渐的拥有了上百本图书。假期里把书摆出来任院子里的孩子们翻看，不过不收分文，只图个心里满足。1969年以后我们哥俩都参军入伍后，爸爸“文革”被斗后胆小怕事，硬是把我们苦心积攒的近二百本小人书全部卖到废品站。其中包括文革前出版的全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汉演义》《西游记》等。如果保存到今天肯定价值不菲。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把再版的所有中国名著、国外名著、民间传说的连环画全部买齐，虽比不上老版的值钱，却也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五十年代后期，大院里曾兴起集邮的热潮，当然首先从大人开始，很快传播播给孩子们。传达室的信件袋成为我们觊觎的目标，经常找借口去传达室翻检信件，贴着花花绿绿纪念邮票的信件时常被人撕掉，为此看大门的老齐短不了脸红脖子粗地呵斥几嗓子。很多孩子都有自己的集邮册，大家凑到一起交换邮票，互通有无，把成套的纪念邮票攒齐。我记得也许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缘故，大家集邮册里的“军用邮票”最常见，如今昂贵的“蓝军邮”之类当时在我们圈子里并不稀罕，也没人待见。最热门的要数外国邮票，人家的邮票印刷质量好，题材、画面新颖艳丽，且市面少见。苏联邮票最多，匈牙利邮票则最受推崇。我父亲手中有一套匈牙利水果邮票，太漂亮了，被大院里大人孩子公认为珍品，常有人慕名而来，欣赏之后无不交口称赞。我们当兵走后，那些邮票也无影无踪。九十年代，一次我在集邮市场发现同样的这套匈牙利水果邮票，赶紧掏钱买回来，那可是个弥足珍贵的念想啊！当时对集邮达到痴迷的状态，星期六下午我们哥俩常搭乘军区后勤部的班车去王府井集邮商店，攒够钱就买一套邮票。至今这个爱好依然保持，“老纪特”、“文革票”、“编号票”、“JT票”除少量“老纪特”小型张外，几乎收齐。

117号院斜对过有一家小食品店，卖些糖果、豆类、冰棍儿、汽水，净是些让孩子们垂涎欲滴的东西。谁兜里要是有个毛儿八分，没等捂热就会交到小铺老版手里，换回些转眼就消失在嘴中的吃食。走街串巷的小贩吆喝着卖芸豆，煮熟的五香芸豆五分钱一小碗，包在纸包里零着卖。最坑人的要数吆喝着“有破烂儿我买”的小贩，用“破烂儿”换糖果，专糊弄不懂事的孩子，嘴馋的就偷偷把家里的东西拿出来换个仨瓜俩枣儿。常常见到家长追出来把东西讨回，拽着孩子后脖领子回家再算账。吆喝卖小金鱼的每天都从门前招摇而过，扁担一边一个木盆，盆里金鱼活蹦乱跳，围着观赏的孩子众多，买的却很少。

护国寺庙会东边有一家澡堂子，打小儿我父亲时常带着我们哥儿俩前去光顾。老北京的澡堂与中国大部分澡堂基本相同，一人一个床铺，干净的枕头、毛巾被一应俱全。洗完澡，沏壶茶，可以宽心地闷上一觉儿。穿上厚厚的木底儿拖拉板儿，满堂呱哒呱哒响。我的小脚丫踩进去勉强可以拖着走，走不了三步必定一只脚上的“鞋”会被甩出去。走进浴区，扑面的水蒸气，几乎伸手不见五指。一温一热两个澡池子，大人们跳进去舒心地享受泡澡的乐趣，我和弟弟每每被父亲连哄带呵斥地拽进热水池。所以至今我依旧保持在澡堂泡热水澡的习惯。军区机关后院子靠着汽车队，有一座澡堂，设施相对简陋，凭洗澡证可以每星期洗一回，小时候，117号院里的孩子把那澡池子当游泳池，在里面胡乱扑腾。

大一些了，院里一大帮孩子暑期结伴步行，到位于北海公园对面的什刹海游泳池游泳，这才晓得游泳池比起澡池子要宽敞多了。

护国寺大街东口路北，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大师的宅子，也是一座红漆大门，带车库的院子。解放后直至去世前，梅老板就居住于此。如今开辟为梅兰芳故居纪念馆。护国寺大街上还居住着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位名人，就是末代皇帝溥仪。1959年12月溥仪特赦释放后居住在位于人民剧场东侧一座很不起眼的小宅院里。117号大院对面也是一座独门独院的大宅门，带车库，平时总是大门紧闭。听大人们议论里面住的主人非常神秘。有说是康生，我在护国寺大街上目睹过其真容，戴副秀朗镜框眼镜，嘴下两撇小胡子，但脸型不似康生那般尖嘴猴腮。以后我根据相片确认，应该是另一位党在隐蔽战线的风云人物吴德峰。国民党刊物上曾这样描述——“中共特务三大亨，犹若孺子是康生，喜怒无常李克农，老奸巨猾吴德峰。”三个人外形上共同特点是都戴着眼镜，都蓄着八字胡。

护国寺大街往西与新街口大街相连，穿过去是宝产胡同。往东与德胜门内大街相连，往东衔接着定阜大街。前边说过定阜大街3号就是华北军区（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所在地。而大门开在德胜门内大街路东的是军区礼堂。德胜门大街南口路东一个长条院子现在厂桥街道办事处所在位置，当年是华北军区（北京军区）机关门诊部所在，小时候有个头疼脑热，爸爸妈妈常带我来这里瞧病。

护国寺117号的节假日

做为常年在八一学校住校的学生，只有节假日护国寺117号才属于我们。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实行大小礼拜，开学第一周为“小礼拜”，军区各机关不向学校发班车，第二周为“大礼拜”，星期六下午开班车去学校接，星期天下午开班车往学校送。五一劳动节、六一儿童节、十一国庆节、元旦阳历年、寒、暑假放假也开班车接送。一年里我们能在家与父母团聚，与大院里的小伙伴尽情玩耍的日子集中在这些宝贵的节假日中。

到了小学四五年级以后有能力自己乘公交车回家了，才脱离了“大小礼拜”的梦魇。五六十年代护国寺到海淀八一学校交通没有现在通畅。五十年代初期要在西直门换乘一种后屁股挂着烧煤炉子的老式汽车。以后有两趟车，一趟要到平安里坐331路公交车，直达中关村，从中关村走回学校，另一路要在护国寺西口乘无轨电车到动物园，换乘332路公交车，黄庄站下车，或海淀镇下车走回学校。

平时礼拜天时间一晃就过去，过节还可以多在家呆两天。印象最深的就属国庆节。一大早，院里的孩子在家长的带领下搬着小板凳来到新街口大街马路边。提前占好地方，抻长脖子等待着。阅兵部队的各种车队从天安门广场出来后顺着长安街左拐经过西单、西四、出西直门返回营房。我们守在阅兵队伍的必经之地。那时没有电视直播，要想一睹解放军阅兵部队的雄姿，这不失为一种不错的选择。

十点多以后，南面方向人声鼎沸，马达轰鸣由远而近，人们不约而同念叨着：“过来了，过来了！”为首的嘎斯69吉普车上指挥员大檐帽帽带紧勒着下巴，打着标准的军礼，军姿仍然那样严整、一丝不苟。紧接着陆续出现的各种口径的大炮、喀秋莎、高射炮、探照灯，车身、炮身刷着暂新的绿漆，只有车轮毂是雪白的白漆。重炮的履带牵引车马达发出刺耳的声音，履带碾在柏油路上嘎嘎作响，离得太近，吓得我们捂着耳朵把眼闭上。履带车刚过去，坦克车又过来了，实在有些不好玩儿。由于队形变窄，所以通过的时间还挺长。不过1959年以后阅兵式被取消，再也没有机会亲眼近距离观看国庆阅兵的场面。

晚上，华灯初上，急忙扒拉两口饭，在大人带领下步行往北海、景山方向去，离天安门近些的地方可以更清晰地观看绚丽多彩的节日礼花。

每年的春节都是在寒假期间，117号院和所有的中国民众一样，沉浸在欢快的气氛中。大年三十晚上，我们兄妹三人一人提着一只纸灯笼，点上蜡烛，与院子里的小伙伴们聚齐，暗红的灯笼光映照着一个个欢快的笑脸。很快爆竹声开始响彻云霄，那时烟花爆竹“当量”比较小，从没听说谁家放爆竹被炸伤过。最粗的爆竹称为“麻雷子”，一般是红纸包皮。稍细一些的牛皮纸包着的大路货，称为“二踢脚”，都是两响。大人们把“二踢脚”拿在手里放，小孩大都放在地上，一手捂着耳朵，一手小心翼翼地拿着香烛去点炮捻儿。还有一种固定在一根细杆儿上的花炮叫“窜天猴”，可以飞得老高。“拉”一挂鞭炮也是必不可少的，粗一些的鞭炮叫“钢鞭”，威力大。细一些的叫“小鞭”，适合小孩们燃放，炸在手里也就是熏黑了，“不伤手的”。此外还有“黄烟炮”，点燃之后冒一会黄烟才炸响。“摔炮”，是甩出去，碰在硬物上炸响。“烟花”的种类比较单一，基本就是“老头雌花”。一种外观塑造成老头形状的泥坨子，内装黑色火药，药焾在头顶上，点燃后喷出火花，颜色单一，喷放时间依据坨子的大小。比起现在五花八门的烟花差远了。但是每当回忆起当年一群大人孩子围在一起燃放“老头雌花”，火花飞扬四溅，孩子们个个蹦跳拍手的情景，心里都洋溢着一种暖暖的温馨。还有一种叫“耗子屎”的烟花，用泥做成老鼠粪便的模样，细细的、弯曲的、两头尖，内装火药，点燃后冒着火花打着转，毫无规律地四处乱窜。“滴滴金”则是直隶一带最流行最便宜的烟花。花花绿绿的纸把火药包成一个纸绳，底部固定一根细竹棍，点燃头部，冒出火花。在夜间好似一滴滴金花飞溅，最适合幼童和女孩子玩耍。

大年初一一早，燃放又进入一段高潮。北方人习惯放“五更”炮。天还没亮，附近爆竹响起，各家孩子们从梦中惊醒，全都迫不及待地穿上新衣夺门而出，加入燃放队伍。此时父亲也会像小孩一样陪着我们，亲手点上几个大炮仗。我弟弟胆子小，每当爆竹响起，都堵着耳朵躲在家里，隔着窗户张望。所以我们家的爆竹几乎由我一人独自拥有。手里的烟花爆竹放完后，大家都到地上寻找未燃响的炮仗，总可以有所收获，把“死捻”（指为燃放）的炮仗撅折了，露出火药，火一点，嗤嗤冒出火花，称为“雌花”。

放完爆竹吃过饺子，各家各户大人们开始走动拜年，都是政治部的老同事，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但是老礼儿却是不可被忽略的，每逢大年初一，大人们照例成群结伙，挨家串户，“过年好！过年好！”纷纷拱手抱拳高声互相问候。

不管是年节、假日，到军区礼堂看电影、看节目是必不可少的，从117号到德胜门内大街步行不过十分钟。大礼堂也是原庆王府的一部分，冲西开启的一座大红门，进门一个小院落，军区俱乐部、电影队在此办公。礼堂前还有一座稍大一些的院子。礼堂能坐几百人，比八一学校的礼堂还小，带靠背的长木条椅子，摆成三行，不对号入座。一般星期六晚上照例要放映电影，看电影凭每家发的一张电影证，不限人次。回回都是一大群家属孩子早早挤在门前等候，大门开启，一窝蜂涌进去，争先恐后抢占座位。我的同班同学郑勤，他爸爸郑维山的警卫员每次都挤在最前边，一个大当兵的挤在孩子堆里非常扎眼。一手还拽着一个小不点。每次都是他跑得快，把一个个孩子安顿在座位上，再多占上几个位子。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他最早佩戴上士军衔领章，后来改成封着黄边，一条黄杠的准尉军衔。

影片开演之前都要教唱革命歌曲，好些歌我都是在这里学会唱的，什么《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真是乐死人》。逢年过节战友文工团的演出助兴是必不可少的，场地限制，无非是些小型的歌舞、杂技。高元均的山东快书脍炙人口，很受欢迎，常常博得满堂彩。大院里几乎每个孩子都能学着山东口音念一段：“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山东好汉武二郎”。之后享誉艺坛的歌唱家马国光、马玉涛、贾世俊的独唱节目也是很受欢迎的压轴戏。

军区礼堂还经常在重大节庆之日举办联欢会、舞会、游艺晚会等活动。五十年代舞会居多，把会场里的椅子搬开，腾出地方。当时干部家属少，会跳交际舞的更少，于是请来文工团的团员，有时邀请定阜大街1号辅仁大学的女学生来添舞伴。“蹦嚓嚓、蹦嚓嚓”，大喇叭放起悠扬的乐曲。男宾女宾们翩翩起舞，我们这帮小不点们混在舞场里上蹿下跳地起哄，或者活跃在各个茶座上东抓一把瓜子儿、花生，西抓一把糖果。以后搞“反修防修”，舞会一律停办。代之以游艺联欢会，大人孩子老少同乐，游艺的同时还能赢取奖品，给节日增加一份喜庆，其乐融融。

德胜门内大街南头路西厂桥一带还有个大操场，军区体工队住在这里。暑假时经常在此露天放映电影。军区在办公区里还设有一座小影院，能容百十号人，软靠背椅，首长专席。发一种特殊的电影证，原则上是每一个二级部发一张，当然掌握在二级部的正职手里，可以带家属。每周放映“内部电影”，大多是还未公演的译制片、香港片。我父亲60年代初期任政治部直属政治处主任，这个部门是新建制，原先的军区直政部一分为二，分别为司令部政治部和政治部政治处。所以我家也有幸拥有了一张这样的电影证。

寒暑假117号院里的孩子放假后，有些家里双职工，没人给孩子做饭。军区机关食堂特殊照顾机关干部子女可以入伙。像我们家有人做饭，但我们执意也要去食堂就餐，就是要凑凑热闹。一到开饭时候，院里大大小小一群孩子拿着军区大院的通行证去食堂就餐。我记得机关食堂分三等灶，机关战士、基层干部食堂，12元/月大灶。中层干部就食堂，15元/月中灶。机关二级部领导以上食堂，20元/月小灶。孩子自己愿意花多少钱吃多少钱的灶，当然没有一家家长舍得花钱让孩子吃中灶的。这帮孩子人在大灶吃饭，眼睛却直勾勾地觊觎着小灶里的美味。

吃完饭，也不会立刻离开军区大院，总要在办公区东游西逛，四处瞄瞄。那一天在政治部办公楼里游荡，忽然发现两个干事模样的叔叔从走廊中几个麻袋里翻找着什么，最后每人手掌上放着几枚证章、徽章，一边研讨着回到办公室。我和弟弟发现这个秘密，每人匆忙伸手在麻袋里抓了两把，裤兜装得满满的，撒腿跑回家。到家把我们的“战利品”摊在床上，加以清点。大大小小国民党的徽章、奖章、证章，最多的是一种圆形的青天白日徽章，狼牙徽的周边一圈写着“中国国民党某某省党部”字样。其中一枚最不起眼的证章，长条状，银灰色，正面没有文字标示，只是简单的花纹。背面却赫然标示着“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字样。当时年纪太小，不知道这些文物的珍贵价值，很不经意地随便送人或丢弃了，总之，一件也没留下。

暑期的117号院里，是一年之中孩子们最“疯”的季节。房上、树上、煤堆、柴房、犄角、旮旯，没有我们去不了得地方，实在闲得没事就去捅马蜂窝，老房子马蜂窝特多，哪个屋檐下，哪个畅廊中，哪棵树上有马蜂窝全都被我们侦察得一清二楚，然后挨着个捅掉，美其名曰“为民除害”。当然会有“牺牲”，我脑袋上就曾被马蜂蛰了个大包，爱军他姥姥用黄酱给我抹在患处，很快就不疼了。

“打游击”是玩的最频繁的一种游戏。分成两拨人，人人手中拿着五花八门的玩具枪，有时还把大人的大盖帽扣在头上，以拉虎皮做大旗。有追有逃，有攻有守，有“八路军”，也有“国民党”，有“指挥员”，也有“卫兵”。嘴里不停地发出“叮叮”、“咚咚”、“当当”的响声，充当着各种“武器”“开火”的动静。有时换上“冷兵器”，玩具“红缨枪”、木头刀、甚至棍棒。我父亲练太极剑，从刀剑铺买回的老式宝剑，几乎和我们一样高，也被偷偷地搬出来显摆。这样日复一日地上演着“战争大戏”，却永远不知疲倦，也不知乏味。

下雨天，看着铜钱大的雨点由天而降，孩子们激动地尥着蹦。站在屋檐下、廊子里避着雨，嘴里齐声高唱：“下雨了，冒泡了，王八戴着草帽了。”雨停了，低洼地带出现积水，挽起裤腿艰难地在水中跋涉。就像现在很时髦的一句话：“摸着石头过河”。不过别让家里大人看见，否则一顿打是免不掉的。暑期快结束了，家长检查暑假作业，才发现基本没咋动笔。于是人身自由遭到限制，每天赶写作业。眼瞅着屋外伙伴们兴高采烈地玩耍，但就是再意马心猿也得收收了。暑期结束，学校开学，八一学校的学生乘坐班车，被集体圈回校园，那些在石家庄七一学校、天津红光小学等外阜上学的也早早启程返校。此时的护国寺117号大院顿时消停安静下来，大人们也可以安下心来去上班，去工作。

以后的护国寺117号

我们家在1963年底左右搬出护国寺117号。1964年北京军区在西山八大处新建办公区和营房。办公条件和家属居住条件大为改善，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军区司政机关和家属全部搬进新营房，住房标准有了很大改善，也规定的的十分严格。区分为师级干部（上、大校）楼和团级干部（少、中校）楼。117号的住户大部分都搬进各级校官楼。护国寺117号大院全部腾空，移交给总参谋部。唯独张正光居住的独院没有搬走，一直延续到至今。现在的护国寺117号大院早失去了昔日的风貌，原有的大小院落，老旧房屋全部拆除，盖起了楼房。连门牌号都换了。不少原先居住在这座院里的曾经少年，在两鬓斑白的年纪纷纷回到曾经的117号院，但是永远也找不到哪怕是依稀的样子了。

护国寺117号院的居民，生活在老北京普通市民的生活圈子里，享受着正宗的老北京四合院文化。家家户户居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谁家的煤炉子上炖着肉，谁家的煤火上蒸着红薯，满院子的人家共同享受散发飘逸的香味。谁家收音机或电唱机传出马连良字正腔圆的唱段，会引来左邻或右舍忘情的和声哼唱。夏日傍晚，大人孩子搬着马扎、板凳坐在院里，摇着蒲扇，端着茶杯，天南海北侃大山。冬日雪后，大人孩子争先恐后，拿着笤帚、煤铲、簸箕，一切可以除雪的工具，院里积雪瞬间清除。多家公用一个公用水龙头，大家就着伴儿上公共厕所。虽说不如现在的楼房卫生、方便，但那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与和谐，是以后离开117号大院，再也无法寻觅的。

护国寺117号院同时也是一座军队大院，几乎清一色的军人家庭。无处不洋溢体现着军队的习惯养成，军队的步骤节拍，军队的情操氛围，具有典型的大院文化。不同的只是没有部队营房的围墙门岗和正规严格的营区规则。117号院与周边市井社会毫无界限的融会贯通着，用现在时髦的语言，非常“接地气儿”。

从襁褓之中的1950年底到1963年底，我在此生活了13个年头，在充满了幸福、快乐、幻想、憧憬的13个金色的年华里，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深深地烙在我的心田，一生一世挥之不去。以至年过花甲的今日，我还时常在梦乡中来到我家当年居住的房前屋后徘徊，推开屋门，喊一声：“爸、妈，我回来了…….”。魂牵梦绕，永远难忘的护国寺大街117号大院！



附：护国寺大街117号华北军区政治部、北京军区政治部宿舍居住户一览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莱夫（1912一1983）

原名丁之夏。山东广饶县大王镇高卜纸村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在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读书期间，主编进步刊物《新亚日报》的《农园》副刊，宣传抗日救国主张。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任学校的抗日救国会主席，参与组织济南学生救国联合会，统一领导全市学生救亡运动。1937年4月受中共党组织派赴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8月结业后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民运干事，9月任晋察冀边区阜平县政府一科科长，唐县抗日动员委员会主任，唐县工人抗日救国会主任，中共唐县地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唐县县委书记，中共晋察冀第二地委宣传部部长，1941年起任中共北岳区党委秘书长，中共晋察冀第四区地委民运部部长，1944年10月任中共晋察冀第四地委书记兼晋察冀军区第4军分区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冀晋第四地委书记兼冀晋军区第4军分区政委，晋察冀军区独立第1旅政委，1947年11月任晋察冀野战军第1纵队1旅政委，1949年2月任华北军区第20兵团66军196师政委，华北军区独立第55师政委，1949年6月任第20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建国后，1949年10月任华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1951年10月任入朝作战，任志愿军第20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54年6月任志愿军第20兵团政治部副主任，1956年7月任志愿军政治部副主任，荣获朝鲜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2枚）、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回国后，1959年2月任陆军第66军政委，1961年10月任陆军第63军政委，1962年11月转业到地方工作，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党委第一书记、局长，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75年9月至1977年10月任解放军总参谋部政治部主任，1980年10月任总参谋部通信兵部顾问（正兵团级）。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八一奖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因病于1983年8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

丁亚莉、丁亚明、丁亚建

(进城后至1952年居住在第一进院与第二进院相间的北房)



王  远 (1924—1958)

山西灵邱县人，1939年参加革命工作，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区委书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工作员、研究员，华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干事，北京军区政治部首长秘书，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副科长。1955年9月被授予少校军衔。荣获三级解放勋章。1958年6月26日在参加北京十三陵水库义务劳动中因劳致疾，经抢救无效，不幸逝世，终年34岁。

王开国、王卫国、王社明

（居住在后楼西侧平房）



王之平（1902一1965）

曾用名王如松。河北满城县王辛庄村人，1921年考入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参加进步活动。1924年1月加入主义青年团，同年3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0年冬考入直隶第2初级师范学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文学研究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1925年5月任“五卅”运动后援会学生代表。1925年9月任清苑县固上小学教员。1926年3月任中共东乡党支部书记。1926年8月任中共王辛庄党支部书记。1927年4月任中共完、满县委宣传委员，徐水县第2高小教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教书为掩护在清苑、唐山、北平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4年5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入南京国民党军人监狱。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被释放。不久，由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4月毕业后，分配到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工作。5月经组织审查，恢复了党组织关系，并在第3军分区政治部任敌工干事、组织干事、巡视组长等职。10月任该军分区独立团政治处主任，1939年初任晋察冀军区游击第1支队政治处副主任，1941年8月任第3军分区卫生处政委，1944年7月任晋察冀军区供给部政委。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1月任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同年5月任晋察冀军区军政干校政委，1948年11月任北岳军区前方指挥部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49年4月任察哈尔军区后勤司令部副政委，9月任察哈尔军区雁北军分区第二政委，兼大同警备司令部政委。建国后，1949年10月任察哈尔军区政治部主任，1952年5月任华北军区直属政治部主任，1956年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检察员，同年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日本战犯特别审判庭首席检察员，1957年7月任北京军区军事法院院长， 1959年6月任河北省军区副政委，兼天津警备区第二政委。1964年4月离职休息。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因病于1965年5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63岁。

王今民（53届小学毕业生）

（1952年至195？年居住在第三进院北房）



王文瑞（生卒年不详）

山东人，建国后，曾任华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干事、副科长，志愿军第20兵团留守处副主任，后到国防科委西北实验基地工作。1955年以后任职情况不详，授衔和授勋情况不详。

王荣华（64届初中毕业生）



王庆麒（1918—    ）

河北平山县东回舍镇东回舍村人，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晋察冀军区第4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干事，指导员，教导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第2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晋察冀军区野战军第4纵队11旅31团政委，华北军政大学大队政治处主任。建国后，任华北军区军官学校大队政委，第2高级步校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解放军第6步兵学校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军政治学院学员，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1964年任北京军区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1965年9月任北京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部长，1975年8月至1981年1月任山西省军区副政委。1955年9月被授予上校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4年3月晋升大校军衔。1988年7月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王苏海、王苏江、王援朝、王援增

（1957年至1964年居住在第一进院北房东侧）



王树伦（1929—2003）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1945年1月参加八路军，解放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就职于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建国后，曾任华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干事，后任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科长、科长，石家庄高级陆军学院大队副政委、大队政委（正师职）。曾被授予少校军衔。荣获独立自由奖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因病于2003年在北京逝世，享年74岁。

王雁、王军

（居住在后楼）



尹保中（1922一    ）

河北饶阳县人，1939年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北京军区工程兵政治部保卫处副处长，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看守所所长。1955年9月被授予少校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

尹时英



尹明玉（1924—    ）

河北容城县古贤村人，194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冀中区雄县4区青救会干事，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第10军分区青年教导营学员、分队长，冀中军区教导大队区队长，冀中军区第10军分区司令部连副指导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第10军分区司令部连指导员，冀中军区第7纵队20旅58团营副教导员，华北军区第69军206师616团营副教导员。建国后，任绥远军区第37军111师333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第111师教导队队长，志愿军第23兵团政治部组织部干事，华北军区干部部抚保处干事，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副科长、科长，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陆军第65军政治部副主任，1980年7月至1983年4月任陆军第65军副政委。1983年12月离职休息。1955年9月被授予少校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60年晋升中校军衔。1988年7月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

尹爱军、尹志军、尹爱玲

（1952年至1964年居住在第一进院西房）



白儒生（1912—1984）

又名白可臻。陕西延长县罗子山乡桃枝村人，193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陕北红26军班长，蟠龙补充师6连文书、排长，红1军团1师3团1连副指导员、指导员。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115师独立团特派员，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第5支队政治处锄奸科科长，易县支队副支队长、支队长，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政治部青年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1野战军冀察纵队第6旅18团副团长，晋察冀野战军第2纵队政治部保卫部部长，1948年任华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建国后，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兼军法处处长，1955年3月任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1965年4月任北京卫戍区副政委，1970年6月任山西省军区副政委， 1978年5月任山西省军区顾问。1981年7月按正军级离职休息。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因病于1984年12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白建民、白建平、白建中、白建华、白建军、白建欣

（1950年至1956年居住在后楼）



石仰天（1921—1983）

原名石广禄。山东益都县孙娄镇(今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小杨庄村人，1938年2月参加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5军12中队班长，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支队8团2营12连指导员，鲁南军区第3团3营1连指导员、营教导员。解放战争时期，任鲁南军区警备第8旅15团副团长，第19团政委，团长兼政委。建国后，1950年任华东军政大学浙江分校教育长，1951年任解放军第10步兵学校政治部主任，1953年任总政治部宣传部教育处副处长，1957年任志愿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1959年回国，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1964年任陆军第63军 187师政委，1966年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文化大革命”中，受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迫害，1968年蒙冤入狱达8年，1976年10月平反出狱。1979年4月任天津警备区副政委。1955年9月被授予上校军衔 ，1964年3月晋升大校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因病于1983年1月1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62岁。

石小菲

（居住在后楼）



冯广汉

河北省人，1964年任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助理员，后调山西省军区工作，任职情况不详。

冯向荣



孙乃东（1917一1984）

山东益都县人，1937年10月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晋冀鲁豫军区冀鲁豫军区班长、排长、指导员、特派员、政治干事、华北军区平原（省）军区后勤部分科医院政委。建国后，任华北军区平原（省）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党务科副科长、科长，陆军第69军政治部干部处处长，北京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政委，北京军区八一学校党委书记。1964年随八一学校移交，转业到地方工作，任北京市八一学校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冲击。文革后，任北京市农机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1960年晋升中校军衔，1964年晋升上校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因病于1984年在北京逝世，享年67岁。

孙竟成

(居住第二进院东房)



孙志强（1926一    ）

山西省人，1944年参加八路军，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干事，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干事、副科长、科长，内蒙古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后转业到北京市财政局工作，任职情况不详。

孙晓明（66年小学五年级）

（居住第一进院西房南侧）



孙明远（1916一1992）

河北沧县孟家庄村人，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总校组织部训育科干事，校部指导员，校文工团指导员，校政治部党务科干事，八路军总部情报处参谋，实验剧团指导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通信联络处政治处副主任，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科长，华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科长。建国后，1951年6月入朝作战，任志愿军第20兵团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荣获朝鲜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回国后，任国防科委第20实验训练基地政治部干部部部长，工程部政委，基地政治部主任，国防科委第10研究院副政委，第25试验训练基地政委。1983年9月离职休息。1955年9月被授予上校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0年6月晋升大校军衔。1988年7月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因病于1992年3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1950年至1951年居住在第一进院）



冯正高（1920一    ）

陕西延长县人，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北京军区装甲兵干部部任免科科长，北京市兵役局政治处主任。1955年9月被授予中校军衔，1960年晋升上校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64年转业到国家林业部工作，任职情况不详。

冯林生、冯平原、冯小文



齐路安（1918一    ）

河北高阳县人， 1938年参加河北游击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警备旅2团1营2连指导员。建国后，曾任华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科长，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党务科科长，1960年11月任炮兵第14师副政委，1964年7月任炮兵第6师政委，1970年12月至1981年1月任北京军区炮兵副政委。1955年9月被授予中校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60年晋升上校军衔。1988年7月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

齐晋军、齐建军、齐玲军

（居住在第二进院西房）



刘  波（1922—2011）

原名隋洪昌。河北故城县随庄村人， 1938年2月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入西北战时青年训练班学习，同月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转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0月调任抗日军政大学第1大队队部秘书，12月任抗日军政大学第1大队队部书记。1940年秋任抗日军政大学2分校第3团训练处书记、副指导员。1941年1月任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政治部除奸部秘书、研究室调研员。1943年夏任晋察冀军区除奸部科员。1944年5月任冀中军区第8军分区政治部保卫科副科长、科长。1945年8月到张鸿烈起义部队任政委。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3月任晋察冀军区第3纵队7旅政治部联络科科长。1947年8月任第3纵队7旅卫生处政委。1948年4月任第3纵队7旅20团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1949年2月任第63军第187师561团副委，5月任第187师559团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2月随部队赴朝参战。任志愿军第63军189师559团政委，1952年11月奉命回国参加总政治部组织的编写《战时立功条例》工作。1953年1月返回朝鲜，4月调任第63军政治部组织处处长。1955年6月调任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1963年11月任陆军第63军189师政委、北京卫戍区警卫第3师政委。1967年9月任北京卫戍政治部主任。1969年4月调任江西省军区副政委。1978年4月任陆军第31军副政委。1981年10月任陆军第31军政委。1982年10至1985年10月任福州军区政治部主任。1987年10月离职休养。1955年9月被授予上校军衔，曾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因病于2011年5月12日在福建福州逝世，享年89岁。

随春风、随春凯、

（居住在后楼）



刘  敏（1915—1992）

河北深县（今深州市）人，1935年在深县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参加革命工作，1937年9月加入河北游击军，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深县陈二庄区抗日动员会主任，中共区委书记，深县人民武装自卫总队队长，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津南抗日自卫军政治部锄奸科科长兼军法处处长，军政委员会委员，1941年3月被选派到延安军政学院学校1942年2月转入中央党校学习。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政治部保卫科科长，华北军区白求恩医科大学政治部主任，北平市军管会接管北京市属医院军事代表。建国后，任华北军区陆军总医院政委，华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秘书处第一副处长，宣传处处长，华北军区（北京军区）政治部政治理论集训班副主任。1959年在“反右倾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1981年北京军区予以彻底平反）。降职任陆军第63军188师政治部副主任，后历任装甲兵第一技术学校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步兵学校副政委，国防部第10研究院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1965年1月集体转业到地方工作，任国务院第四机械工业部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主持工作）。1955年9月被授予上校军衔（行政10级）。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因病于1992年6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

刘之强、刘之毅

（居住后楼西门二层）



刘  震（1920—1994）

原名刘玉山。河北博野县同连乡和平村人，1938年初参加革命工作，同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月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博野县委秘书，博野县公安局特派员，华北联合大学学员，冀中军区干部教导团学员，冀中军区第9军分区藁（城）无（极）县大队中队指导员，冀中军区第9军分区教导大队中队（营）指导员，冀中军区第9军分区81团营教导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第9军分区政治部组织干事，晋察冀军区（1948年5月后为华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干部科干事。建国后，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副科长，华北军区（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干部调配科科长，北京军区政治部直属政治处主任，北京军区直属队党委常委，1963年2月任驻北京铁路局军代表办事处政委。“文化大革命”中被莫须有地打成“三反分子”，1966年12月被上级党委停止党的生活，免去军代处政委、党委书记、北京军区司令部党委委员职务。1971年后被派遣参加“三支两军”，任北京市东城区军宣队负责人，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副书记，支左结束后，分配任北京军区后勤部第6分部顾问。1981年2月离职休息。1963年晋升上校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因病于1994年8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4岁。

刘欣欣、刘向荣、刘丽梅

（1950年至1963年居住在第一进院北房西侧）



刘耀民（1921一1992）

河北深泽县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就职于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河北军区、华北军区军政大学。曾任冀中军区第7军分区藁城县武委会主任。建国后，任华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科长、青年部副科长、科长，北京军区政治部群众工作部副部长、部长，北京市农委主任，1981年1月至1984年10月任北京卫戍区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1960年晋升中校军衔，1964年晋升上校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因病于1992年4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

刘志颖、刘志强、刘志伟

（居住在后楼）



许立群（1929一    ）

河北张家口市高新区宁远堡村人，1945年参加革命工作，在地方政府公安部门工作，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国后，曾任华北军区察哈尔军区政治部干事，华北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干事，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干事、副科长、科长，北京军区政治部群众工作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吉林试验训练基地政治部副主任、副政委。1988年离职休息。1955年被授予大尉军衔，1960年晋升少校军衔，1964年晋升中校军衔。1988年7月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

（居住在大门东侧平房东）



陈  英（1920—1998）

原名杨金诺。福建建瓯县杨墩村人， 1938年1月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陕北公学学员，助理员，指导员，陕北公学赴晋察冀第一大队教导员，华北联大党委秘书，青委书记，华北联大校长办公室主任，冀中军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军第3纵队8旅24团政委，华北军区第19兵团63军188师564团政委，第19兵团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兼党委办公室主任，宁夏军管会秘书长，第63军炮兵团政委。建国后，1951年2月入朝作战，任志愿军第63军188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志愿军第19兵团政治部宣传副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荣获朝鲜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1956年春回国后，撰写志愿军政治工作总结，1957年8月任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61年5月兼任军区军事检察院检查长，1964年12月任北京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1966年3月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1978年5月任北京军区后勤部顾问，1981年4月按正军级待遇离职休息。1955年9月被授予上校军衔。1960年6月晋升大校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因病于1998年9月22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8岁。

陈小湘、陈东征、陈小建

（1957年至1964年居住在第三进院北房）



陈  运

曾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干事，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干部调配科干事、副科长，北京军区司令部测绘大队政委，内蒙古建设兵团农2师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1960年晋升中校军衔。

陈燕辉、陈燕军

（居住在后楼一层）



陈思诚（1917—    ）

河北定县（今定州市）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太岳区党委机要科机要员，八路军前方指挥部机要科机要员、机要科1股股长、机要科副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机要室副主任，华北军区司令部第10处副处长。建国后，任华北军区司令部机要处副处长，北京军区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北京军区直属队政治部副主任。1964年离职休息。副军职离休干部。1955年9月被授予上校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3年晋升大校军衔。1988年7月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陈阿力、陈力刚、陈力华

（1957年至1964年居住在第二进院与第三进院相间的北房）



李大金

河北省人，曾任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干事，陆军第69军政治部宣传处处长。



李鹤轩（1925一    ）

河北唐山市人，曾任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支部工作科干事，其它情况不详。

李兴亚（65届小学毕业生）

（居住第二进院东房北侧）



杜寿仁（1923一1999）

山西朔县人，1938年10月参加八路军，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华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干事、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助理员、北京军区后勤部政治部群工处副处长，北京军区后勤部第8分部第113（通信）仓库政委，天津仓库管理处政委，天津市卫生局党委副书记，北京军区后勤部第8分部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9月被授予少校军衔，1962年晋升中校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因病于1999年在天津逝世，享年76岁。

杜争平

（居住在第一进院南房东侧）



何同禄（1925一2012）

河北阜平县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特派员、保卫干事、华北军区直属政治部保卫股股长。建国后，任华北军区直属政治部保卫股股长、北京军区直属政治部保卫科科长，北京军区司令部通信团政委，北京军区司令部管理局副局长，北京军区“五七干校”副校长，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政法组组长，北京军区司令部管理局副局长。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60年晋升中校军衔，1964年晋升上校军衔。1988年7月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因病于2012年8月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何莉莉、何新平、何新春、何新东、

（1950年至1964年居住在后楼一层）



张  勇（1924一    ）

山东东阿县人，1940年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干事、副科长，北京军区司令部直属政治部干部科科长，河北省军区石家庄军分区副政委，承德军分区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60年晋升中校军衔。1988年7月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

张宪





张正光（1916一2004）

原名张积厚。湖南平江县长寿乡邵阳村（一说郃阳乡姜坳村）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5军团政治部宣传员，雩都独立团宣传队长，1932年入红军学校学习，后留校任政治部青年干事兼政治教员。1933年任彭杨步兵学校政治部青年干事。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任红一方面军干部团政治处青年干事。到陕北后，先后任红军学校政治部俱乐部主任，抗日红军大学特科团政治主任教员，红军教导师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8月任八路军随营学校政治处宣传股股长、政治处主任，抗日军政大学第6大队政治处主任，1939年任抗大第3分校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1943年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4年11月随八路军南下支队赴湘粤边，1945年3月任第359旅团政治处主任，后任中共平原县委副书记，鄂东地区罗礼应信中心县委书记兼军事指挥部政委。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任冀鲁豫军区第4军分区政治部主任，1947年3月任第8军分区副政委，1948年任冀鲁豫军区军政干校政委， 1949年6月任平原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建国后，1950年任平原军区政治部主任，1952年任华北军区政治部青年部部长，组织部副部长兼青年部部长，华北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部长，1955年4月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部长，1955年10月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69年10月任北京军区副政委，1978年3月至1982年8月任总参谋部第3部第一政委。是第六届和第七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因病于2004年4月2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张鲁平、张二平、张丽平、张元平

（居住在第三进院西侧独立小院）



张世明（1927一    ）

河北安平县人，1942年参加八路军，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就职于晋察冀军区冀中军区、华北军区。建国后，曾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干事，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副科长，河北省军区政治部干部处处长，河北邯郸军分区副政委，河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大尉军衔军衔，1960年晋升少校军衔。荣获独立自由奖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

张继平、张继明

（



张如梅（1914—2008）

河南济源县亚桥乡玉碑子村人，1938年4月参加八路军，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历任八路军晋南军政干部学校学员、副分队长，八路军第129师386旅补充团文化干事、教育干事，第386旅3团政治处宣教干事，第386旅政治部组织科干事，太岳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干事。解放战争时期，任太岳军区第21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干事、副科长，华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干部科副科长。建国后，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干部部任免科科长，华北军区、北京军区后勤部卫生部政治部副主任，北京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北京军区后勤部卫生部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后勤部第6分部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顾问。1981年2月按副军职待遇离职休息。1955年9月被授予上校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因病于2008年2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张友人、张月人

（第一进院）



张志杰（1920—2001）

陕西西安市人，1936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抗日军政大学学员、区队长、指导员，抗日军政大学第2分校股长，政治干事、党总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军区干部学校直政处主任，华北军政大学大队政治处主任、大队政委。建国后，任解放军第30步兵学校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政治干部学校教育长，华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部长，1969年9月任北京军区工程兵副政委，1970年10月任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79年5月至1983年1月任北京军区工程兵政委。1983年3月离职休息。1955年9月被授予上校军衔，荣获八一奖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0年6月晋升大校军衔。1988年7月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因病于2001年11月2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张丽丽、张小雷

（1952年至1964年居住在第一进院与第二进院相间的南北房）



张明波（1925一    ）

河北肃宁县，1940年参加八路军，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就任于冀中军区、华北军区。建国后，历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干事、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助理员、副科长、科长，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陆军第69军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9月被授予少校军衔，1964年晋升中校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

张娴、张红

（居住在第一进院东房）



张雨霖（1917—2003）

山东聊城县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班长、排长、抗日军政大学学员、连指导员、政治干事、八路军第129师参谋训练队队训科科员、训练队党支部书记，抗日军政大学第6分校政治部组织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军政大学第1大队政委，华北军政大学组织部组织科科长。建国后，任华北军区军官学校后勤部干部处处长，华北军官学校干部部部长，南京军事学院政治系学员，解放军第2高级步校干部部副部长，北京军区司令部直属政治部副主任、主任。1961年12月任陆军第65军政治部主任，1964年8月转业到地方工作，任国务院第四机械工业部政治部副主任，国家粮食部政治部主任、部党组成员，兼机关党委书记，兼粮食科学院党委书记，国家商业部政治部主任。1955年9月被授予上校军衔，1962年晋升大校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因病于2003年2月1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张路南、张路明、 张小红、张路中、 张路军、张路民

（居住在后楼东门二层）



张德民（1925一2000）

北京门头沟区人，1942年参加八路军，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就职于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历任班长、排长、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建国后，任华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政治干事，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助理员，北京军区政治部青年部副科长，科长，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荣获独立自由奖章，三级解放勋章，曾被授予中校军衔。1988年7月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因病 2000年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

张苏平、张冶红

（居住在独立小院南侧平房）



林接标（1914一1989）

曾用名林介彪、林接义、林接彪。福建长汀县濯田乡龙归寨村人，1928年参加闽西农民起义。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江西会昌县区儿童局书记，少共区委组织部部长。1933年入国家保卫局特派员学习班学习，历任工农红军学校第5期团特派员、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特派员。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后历任中央军委干部团特派员，红军总供给部特派员，总卫生部政治部主任、特派员、保卫科科长。1937年1月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日战争时期，负责总政治部直属队保卫工作，后参加总政治部三人工作组协助山西省委工作。后历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锄奸部部长，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2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晋察冀军区第2军分区兼第2支队第6大队政委。后任晋察冀军区第2军分区第4团政治处主任。1939年冬至1940年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2军分区第19团政委。1942年进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3年任教导第1旅大队政委，1945年4月至6月作为晋察冀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9月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干部科科长。1946年7月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1948年5月起任华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1949年5月任华北军区补训兵团政治部主任，1949年7月任华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部长。1949年12月至1952年9月任华北军区直属队党委书记。1952年8月至1953年6月任华北军区党委常务委员。1953年6月至1957年5月任华北军区防空军政委，党委书记。1954年3月至1955年12月任军委防空军（部队）政治部副主任，中共防空军委员会常务委员。1957年8月至1964年8月任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其间，1959年3月至1961年2月兼直属政治部主任。1958年8月至1964年8月任空军政治部党委副书记。1959年4月至1961年3月任空军监察委员会副书记。1965年离职休息，享受正兵团级待遇。1955年9月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因病于1989年5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

林延、林安、林成、林威、林平

（进城后至1953年居住在第三进院西侧独立小院）



范普权（1910一1991）

原名范则博。山东庆云县常家镇板营村人，1927年考入河北省立第9师 范学校，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任校学生自治会主席 ，领导学潮，被开除。1933年到天津市从事工会工作， 任天津市赤色工会工委会委员。党组织被破坏后，到南皮县从事秘密工作。1934年回家乡当小学教师，发展党组织。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任中共庆云县委书记，率领本县抗日武装参加中共鲁北特工委组织的第31支队，任政训处处长，1938年任支队政治部主任。后历任中共冀南区二地委宣传部长、冀南军区第2军分区政治部主任。1939年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42年到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任冀中军区政治部民运部副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政治部民运部部长，河北军区政治部民运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任河北省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1951年1月任河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51年3月入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政治部民运部部长，1954年任宣传部部长。荣获朝鲜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归国后，1957年任北京军区政治部群工部部长，1963年8月任北京卫戍区副政委。1967年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1968年2月任山西省军区副政委（因病未到任）。副兵团级离休干部。 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4年4月晋升为少将军衔。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因病于1991年4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范燕燕、范宝生

（居住在后楼东门二层）



徐桐刚（1922一   ）

曾用名徐铜钢。河南西峡县人，1937年12月参加八路军，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入抗日军政大学总校第四期第6大队7分队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政治处任青年干事，1943年任八路军后勤部政治部保卫科干事，晋冀鲁豫军区总兵站特派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供给部政治部保卫科科长，华北军区供给部政治部保卫科科长，华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保卫科副科长。建国后，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第3科副科长，第4科科长，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保卫部部长，1971年7月至1978年6月任陆军第69军副政委。1982年离职休息。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60年晋升中校军衔，1964年晋升上校军衔。1988年7月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

徐宇宛、徐宇奇

（居住在后楼）



袁惺贺（1926一    ）

河北阜平县镇城厢村人，1942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日战争时期，历任阜平县楼房村剧团团长，十一区儿童团指导员，九区青联会小区委员和区抗日联和会宣传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阜平县委宣传部干事，阜平县二区青联会主任。1947年参军后，先在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学

习，后任大队政治处技术书记，华北军政大学第2大队政治处组织干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北军区陆军军官学校深造班组织干事，第六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部组织干事，华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干事，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干事、副科长、科长。1969年10月任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1983年10月离职休息。1955年9月被授予大尉军衔，1960年晋升少校军衔，1964年晋升中校军衔。荣获独立自由奖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

袁斌

（居住在后楼）



殷俊亭（1918一    ）

河北安次县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冀中军区第10军分区第43地区队4连指导员，固安县大队副政委，永清县大队大队长，安次县独立营副政委、政委。建国后，任华北军区后勤部第2汽车学校政治处副主任、主任，华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组织部副科长，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科长，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1965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离休干部。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1960年晋升中校军衔，1964年晋升上校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

殷建军、殷建国

（居住在第三进院东房）



耿冬辰（1924一1989）

河北束鹿县（今辛集市）人，1940年参加八路军，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就职于晋察冀军区冀中军区、华北军区。建国后，曾任华北军区直属政治部助理员，北京军区司令部直属政治部干部科副科长，北京军区司令部通信枢纽部政治处主任、副政委，北京市文化局军宣队工宣队指挥部政委，北京市文化局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北京军区司令部干休处政委。1955年9月被授予少校军衔，1960年晋升中校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因病于1989年在北京逝世，享年65岁。

耿  忠、耿翔、耿英

（居住在第一进院西侧平房）



黄作珍（1914一1990）

江西宁都县长胜区马齐角村（长胜村）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7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江西宁都县少先队队长、乡团支书。红1军团第2师第5团战士、班长，红1军团第2师第4团排长、连指导员。参加了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任红1军团第1师政治部组织科组织干事。1936年任红1军团第1师供给部政委。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8月任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政治处组织干事。1938年任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第1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第1团党总支书记。1939年任晋察冀第3军分区第2团政治处主任。1941年3月到延安军政学院、军事学院高干队学习。1943年进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学习。1944年9月调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第2大队政治主任、。1945年4月至6月作为晋察冀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任晋察冀军区陆军军官学校第2大队政委。1947年7月任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48年5月起任华北军政大学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8月任华北军区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1951年1月任解放军第6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部主任。1952年6月任华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54年5月任华北军区（京津卫戍司令部）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副书记。1955年5月至1956年4月任北京军区党委常委。1955年5月至10月任中共北京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同年10月至1961年1月任陆军第63军政委。1960年12月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61年2月任中共北京军区党委委员。同年7月至1966年5月任中共北京军区监察委员会副书记。1966年5月任北京卫戍区第二政委。1966年8月至1968年6月任北京卫戍区党委副书记。1967年4月起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同年9月至1971年3月任北京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秘书长。1968年5月至1981年10月任北京卫戍区政委，1968年6月至1977年12月任北京卫戍区党委书记。1971年3月至1978年12月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秘书长、北京市卫戍区党委书记（至1977年12月）。1973年5月至1978年5月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中共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因病于1991年1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黄九延、黄路生、黄贫平、黄北北、黄京生

（居住在1952年至1954年居住在第二进院与第三进院相间的北房）



梁济民（1922—2010）

原名梁作虞。河北蔚县城内人，就读于宣化省立二中。1937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转入军队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任蔚县抗日政府出纳员，阳原县抗日政府出纳员，蔚县二区农会委员、青年救国会主任，蔚县青救会主任，中共蔚县青委书记，县委执行委员兼县大队政委，晋察冀平西分区青年救国会主任，抗日联合会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察南分区抗日联合会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蔚县县委书记，中共晋察冀察南地委西山分委委员，中共雁北地委民运部部长，晋察冀军区第1纵队政治部民运部部长，华北军区第20兵团66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建国后，1950年10月入朝作战，任志愿军第66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华北军区第20兵团66军农垦部政委，第66军后勤部政委。1952年8月起任华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青年部部长，华北军区政治部青年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治部青年部部长、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64年11月起任陆军第21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1969年10月任第21军政委。1972年6月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75年7月至1977年9月任总政治部干部部部长。1987年5月离职休息。1955年9月被授予上校军衔。荣获二级解放勋章，1960年6月晋升大校军衔。1988年7月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因病于2010年2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梁黎明、梁阿利、梁阿玲

（居住在后楼西门栋二层）



梁奉山（

曾任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后转业到地方工作，任国家林业部林业调查局副局长。1955年9月被授予上校军衔。

（1957年以前居住在第一进院北房东侧）



鹿占山（1929一    ）

河北卢龙县人，1946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指导员、股长，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干事、副科长、科长，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曾被授予少校军衔。荣获解放奖章。1986年12月离职休息。1988年7月被授予解放功勋荣誉章。

鹿春荣



谢  诚（1924一    ）

河北张家口市人，1945年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干事，第65军政治部干部处副处长，北京军区直属政治部干部科科长。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荣获独立自由奖章、三级解放勋章。以后任职情况不详。

谢晓玲

（居住在大门西侧平房）



韩耀勤（1926一    ）

河北省人，1945年8月参加八路军，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华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干事、北京军区政治部政治部助理员、副科长、科长、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北京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曾被授予中校军衔，荣获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

韩战辉

（居住在第一进院西房南侧）



解文连（1929一  ？）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1947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干事、副科长、科长，北京军区政治部离退休办公室副主任。



冀  民（1925—2011）

原名孙炳琨。河北晋县（今晋州市）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医科大学管理员、干事，华北军区白求恩医科大学政治协理员，华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干部科干事，华北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干部调配科助理员，华北军区防空军政治部秘书科副科长，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干部处处长，航空兵第17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保定第2航空预备学校顾问。1955年被授予空军少校军衔，1960年晋升空军中校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因病于2011年5月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冀燕平 冀燕京

（1950年至1952年居住在第一进院西房）



慕  湘（1917一1988）

原名慕显松,又名勃霖、白琳、白松。山东蓬莱县城内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考入莱阳山东省立乡村师范。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1933年转入济南正谊中学，又被学校开除。回乡成立尘烟文艺社，在蓬莱日报编辑尘烟周刊，受国民党县党部警告而停办。1935年在乡村教书，躲避国民党当局抓捕，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出走天津。1936年在天津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学联举办的义务教学团。任南郊王兰庄义学校长，秘密组织农民救国会。1936年底到太原，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抗日战争时期，任民先队副总队长，山西太原牺盟会特派员，山地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太原支队政治主任，第2支队政治主任，山西第2保安司令部1支队营教导员，山西新军临时总指挥部斩1师第36团营教导员。1940年入延安军政学院学习。1942年毕业，任晋西北军区第8军分区对敌斗争委员会秘书，1943年在晋绥党校参加整风。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日报社编辑，绥蒙区党委城工部秘书，绥蒙军区陶集骑兵支队政委，陶集大队政治处主任。1947年任骑兵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1948年任绥蒙军区11旅第44团政治处主任，第65团政委，1949年任绥远军区第23师政治部副主任。建国后，任第23兵团36军107师政治部主任，1951年9月参加抗美援朝，任志愿军第23兵团36军107师副政委，代政委。回国后，1952年9月任华北军区政治部青年部副部长，组织部副部长，1955年10月任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57年8月任北京军区装甲兵政治部主任，1961年7月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66年任北京军区装甲兵政委（未到职），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75年12月任八一电影制片厂政委。1976年10月离职专从事写作。1982年按副兵团级离职休息。193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晋阳秋》《满江红》《汾水寒》《自由花》《新波旧澜》四部曲）等。 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4年4月晋升少将军衔。1985年2月按副兵团级离职休息。因病于1988年5月2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

慕丰新、慕丰安、慕丰远、慕爱军

（1952年至1957年居住在第三进院北房）



戴秉孚（1919—    ）

河北任邱县楼子村人，1939年2月参加八路军，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随营学校学员，抗日军政大学第2分校学员，冀中军区政治部连副指导员，抗日军政大学（冀中军区）第3团特务连指导员，队指导员，抗日军政大学第2分校4大队指导员冀晋军区第4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晋军区政治部秘书，北岳军区第1纵队党委秘书，华北军区第20兵团66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建国后， 1950年10月入朝作战，任志愿军第66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第66军196师政治部代理主任，华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干部科科长，陆军第69军28师政治部主任，第107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第107师政委，第69军政治部副主任，1966年5月任第69军政治部主任，1969年10月任第69军副政委，第69军政委，1981年8月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顾问，第二炮兵整党联络员。1955年9月被授予上校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5年月晋升大校军衔。1988年7月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戴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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