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特里尔：两个文化革命？

tuffy05

两个文化革命？

罗斯•特里尔


我们哈佛大学的中国学生对“文化大革命”的观察就像是雾里看花。那时我们很难接触到中国。1967年我收到一封信，得知我去中国的签证获得了批准，但是我刚到香港准备去领签证时，一份来函这样写道:“我们非常遗憾，您不得不放弃1967年访问中国的打算。”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这样我的访问就显得“不便”了。
没有几个外国外交官或者商人在中国亲眼目睹过红卫兵和“阶级斗争”。实际上，深入了解文化革命问题的只有非共产主义集团的日本记者。自1964年起，我写给赵复三和其他熟人的信在中国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在剑桥，我们开始关注越南战争。越南是美国人观察中国的一面镜子。1964年，副总统汉弗莱惴惴不安地指出（不完全属实）从北京到河内有一条“东方的红色指挥链”。
我曾努力将越南战争、中国和我在澳大利亚工党的亲身经历融入公共价值观的框架体系。很少有人这么做。尽管许多哈佛教授学识渊博，却要么忽视中国，要么将中国视为异端。教我政治哲学的老师是著名的卡尔•弗里德里希（CarlFriedrich），他出生在德国，一天课后他对我说:“毛泽东思想很幼稚。他没有充分理解马克思——他不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
教我政治哲学的另外一位教授是朱迪思•夏克勒。我写了一篇论文，令她十分不满意。那篇文章主要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爱德蒙•伯克和托马斯•潘恩的思想与中国主要的政治思想家做了简要的比较。这位著名教授曾撰写了《后乌托邦》（Af-terUtopia），但她不仅从未听说过中国的军事思想家孙子，也不知道道家思想的创立者老子。她一连抽了几只百乐门香烟，嘲笑道，他们的哲学怎么会跟美国人有关系。
我最好的教授之一是苏联专家亚当•乌拉姆。他告诉我，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极其重要的背景是苏联人企图在中国引发内战。“一个强大的共产主义中国对莫斯科构成了严重威胁，”他说，“莫斯科对此将会不顾一切，这一点绝对不可低估。”无论是苏联的推动，或是中国国内的政治原因，还是美国军事的压力，美国校园对“文化大革命”普遍持有的观点是——中国已陷入了混乱。
我不愿将中国视为异端。我渴望在中国的权力和主义斗争与西方类似的冲突经历之间找到联系。我一边研究英国历史学家R.H.托尼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一边对中国进行研究。我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托尼。受他影响，我发现并确认了权力集中（共产主义的缺陷）和财富集中（资本主义的缺陷）这两大罪恶。我相信，如果社会民主主义是切实可行的道路，那么它就必须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也赞同美国在东亚同意与其他国家分享权力的政策。“我们再也不能拿老眼光来看中国，在西方人看来，中国只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目标而已。”我发表在《动机》杂志上的文章写道，“现在中国已经不仅仅是引起我们注意的客观对象，她和西方同处在一片广阔的大海之中。”
20世纪60年代后期，人们就东亚政策展开了长期的艰苦斗争，学生政治家迅速萌发，家庭的餐桌成了辩论的阵地，学生占领大学建筑，各种委员会议如雨后春笋般激增，还有激烈的暴动和意外爆炸。随着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深入，一小部分受教育程度高的美国人，许多人还是来自美国常春藤盟校，也经历了自身的文化剧变。因为青年人反抗政府当局，美国官员对共产主义中国的敌视反而使他们更想听到关于中国的好消息。校园内的激进分子不可能制定美国的对华政策，但是在一段时间内他们却可以对媒体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一次师生座谈会上，费正清因“美化美国在亚洲的侵略”和“敌视社会主义中国”而当面受到抨击。另外一位教授，听了我对越南的评论后，认为我是一名“煽动者”。1967至1968年反文化潮流的18个月内，在美国洛杉矶，一家销售中国书籍和期刊的公司就卖出了25万册《毛主席语录》。
从北京回来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助长了美国校园的激进分子的热情。她此时住在前意大利驻华大使馆，这座建筑风格雄伟，正如其斯巴达式的精神一般。斯特朗出生在内布拉斯加州，父亲是公理会牧师。她曾是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中最年轻的女生，她的学位论文是关于“祈祷者的心理特点”。她改变了自己的信仰，从基督教转向苏联，再转到毛泽东的中国。
斯特朗为“文化大革命”的每次转折进行辩护。她对“中国革命所持的个人态度跟（她原先持有的）对苏联的态度一样，”她的朋友，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任妻子海伦•斯诺说道。1949年她被关在俄罗斯的一间监狱里，她指出，“我错过了俄国革命，现在我又错过了中国革命。”但是她没有错过“文化大革命”。当时首都北京一片混乱，她编写了《中国通讯》，【从1958年到1976年，斯特朗在北京以她个人名义编印《中国通讯》（LetterfromChina），两周出版一次，发行到世界各地。引自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19章。——译者注】将那里的情况告诉世界各地，包括许多美国校园的激进分子，也包括我。她的“信”就像她的父亲在内布拉斯加的布道一样——她代替埃德加•斯诺来宣传中国。在她的人生旅途中中国被赋予了重要的作用。
在斯特朗和其他一些美国人看来，20世纪60年代美国和西欧的情绪变化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之间似乎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另外还要加上夹在中间的越南。在刚建立的美国和平组织的理想主义和中国红卫兵，以及“到农村去”的教授表面上的理想主义之间，我们可以发现相似的冲动。如果我们生活得幸福，我们哈佛的学生在看待价值分歧和感受变化的体系结构上就不会是天然的毛主义者了吗?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中国红卫兵正在受到操纵，教授也正处在控制之下。1971年访华时，郭沫若告诉我，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的中国作品“缺乏生活”。他称赞他20世纪30年代的挚友鲁迅是位伟大的文学家，后人再也没有能比的了。“知识分子已经脱离群众，”郭沫若解释道，“他们的生活范围很狭小。”但是我很困惑，?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这段时间中国作家为什么会比1949年以前的鲁迅更脱离群众呢?
在美国，希望替代“专制社会”的其他形式也是令人难以理解的。美国学生谈论逃离城市生活去农村“公社”。但是很少有人这样做。我在日记里提到一些真实的事情。“社会的其他形式可能很难发现，无论是地区的、国家的，还是国际的。”美国左翼人士似乎想要对生活方式进行“革命”性的改变。蓝色的牛仔裤，喧闹的音乐，毒品，飞盘运动，加上公社菜地里的有机食品就等于一个新社会。查尔斯•雷奇（CharlesReich）在其畅销书《?化美国》（TheGreeningofAmerica）中宣称:“生活方式的选择并不是不重要，而是新觉醒的核心。由此而来的，就是全新的生活方式，和一个新人。”但是不论是哈佛广场还是天安门广场，都没有出现新人。
美国对中国存在四种看法。第一种就是约翰逊政府的观点，这种观点与艾森豪威尔时期的一般认识相差不大。华盛顿认同英国领导人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1903—1995），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960—1963年任英国外相，1963—1964年任英国首相，1970—1974年第二度出任外相。——译者注】的看法，以为北京“瘦弱”的共产党员比莫斯科“肥胖”的共产党员要危险得多。直到1963年的肯尼迪以及后来的约翰逊都感到，在美国严肃对待中共党员前，中共党员将不得不改变他们的行为。美国驻华使馆继续留在台北，这限制了华盛顿对北京方面的政策。
约翰逊一定很担心中国介入越南战争。但是最后他在越南政策和中国政策上都疲于应对。1968年，他放缓了在越南的行动，然而对华关系却没有进展。他使美国人不再热心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然而却没有形成明确的对华政策以代替杜勒斯的政策。
第二种观点就是约翰逊政府中研究中国问题的中级官员的看法。在华盛顿和剑桥时，我同他们中的一些人交谈过。在公开场合，他们是对中国的强硬派;他们也只得这样。他们中许多人认为，受越南问题困扰的约翰逊在处理对华政策方面没有肯尼迪做得好。马歇尔•格林（后来成为制定东亚政策的高级官员）表达一些熟悉中国的外交官的个人看法:“1963年肯尼迪之死给对华新态度的形成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同样，在中国也是如此。我们深陷越南，新总统约翰逊也完全被卷了进来。”
事实上，美国国务院研究中国问题的官员们自己的想法并不成熟。他们对约翰逊在印度支那的政策深感不安。但是，他们首选的中国政策却缺乏对整个东亚形势的?体性考虑。他们赞成跟北京“对话”，但是却对真正重要的地缘政治问题避而不谈。
第三种观点是汉学家们的，也就是我的老师们的观点。他们中大多数人是走中间道路的自由主义者。一些资深学者，包括费正清，曾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他肯定不想反共产主义。但是，很少有人支持左翼革命者。他们中的大多数对约翰逊在中国周边部署大量美国军事力量表示不安，他们将自由寄希望于充满魔力的词语“对话”和“全面外交关系”。
这些教授毕竟从事的只是教育，所以在政策上他们还显得很幼稚。核?刊物《中国季刊》对来自中国的有限资料进行了巧妙的筛选，但却不能影响外交政策的分析，只不过是希望可怕的越南战争早点结束。汉学家们与约翰逊也有一样的担忧，唯恐北京像朝鲜战争一样又以武力干涉越南战争。
第四种观点就是大学校园和反文化的左翼媒体的立场，这个在前面已经讨论过。在大学里，新的年轻中国通认为美国在越南的政策引发了“文化大革命”。他们认为美国没有权利待在越南，也没有任何道义上的资格去评判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这些人感叹资本主义美国疏远北京是它的一大失误。
反文化左翼人士包括新一代反越战的中国问题分析家，他们中许多人在台湾学习过，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也没有经历过1949年以前的时代或麦卡锡时期。在他们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希望的灯塔，而不是威胁;他们说，美国应该欢迎中国，并向她学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令人困惑的“文化大革命”像一束激光射穿了美国社会。
第四种观点（最终）对约翰逊的越南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对他的中国政策却没有多大的直接影响（除了缩短了他的整个总统任期）。不过，这些激进分子引起了美国的关注。几年来他们在媒体和民族意识，以及完全否定美国社会和美国的世界地位方面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哈佛“低谷”期的一?夜晚，警察用武力结束了学生对哈佛一个主要建筑的占领，当时我正在看改编自D.H.劳伦斯小说的电影《吉卜赛之恋》。一名基督教牧师小心地呵护着三世同堂的家庭，但却有一个叛逆的女儿，他对叛逆不羁的女儿说:“伊薇特（Yvette），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女儿回答道:“不，就要这样。因为到时候，奶奶会死，你也会死，而我还活着。”
我从电影院出来来到哈佛广场，看到穿黑衣服的警察紧绷下巴，用警棍愤怒地击退人群。撤退的人群里主要是穿着奇装异服的青年人。一些人弹着吉他唱和平之歌，还有不少人在吸食大麻。“什?也没有发生，”一位过路人谈到占领哈佛建筑一事，似乎纯属意料之中，他说，“这只是一个年轻小伙子侮辱了一名警察，他们就把大家都赶出广场。”
我回到在科克兰德的书房去学习，书房位于哈佛广场和查尔斯河（CharlesRiv-er）之间。在那里我在日记里写道:“人们没有吸取劳伦斯的教训。长期遭到抨击的价值观再次得到了捍卫。而当局再次混淆了道义上的抗议和违法犯罪，并在疯狂打击后者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更强化了前者。”
我感到，影片中劳伦斯的话突出显示了，正如很多官员和哈佛大学?一些教授所做的，彻底反对青年人的做法的愚蠢。“警察只是不喜欢在哈佛广场集会的青年的生活方式，”我在日记中继续写道。“妄自尊大的维护‘法律和秩序'是次要的，他们主要针对的是对他们那一代人来说不了解的美丽和对自由世界的怨恨。”
无论是对还是错，我支持青年反叛传统文化（culturaliconoclasm），因为从中我看到了美国在亚洲角色转换的希望。“不管青年是多么地缺乏‘权衡'，他们已经从美国天真的园地里解脱出来了，开始反思美国的普罗米修斯主义（即英雄主义）。”我感到美国部分青年的异化本身就成了一个问题。“我估计，”我在日记里写道，“如果没有青年的反叛，华盛顿不会结束越南战争。这些情形现在已经发生了。”
那时，一方面学生反对僵化的教育体制，另一方面越南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抵制泛美主义，我感觉这二者之间必定存在某种联系。不过，美国激进学生与中国红卫兵是否相似却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南斯拉夫新闻社记者米兰•博格达诺维奇（MilanBogdanovich）来哈佛与中国问题专家谈起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十几个人，连同两位重要的美国新闻记者，在哈佛教授俱乐部一起吃了饭。博格达诺维奇以南通社（就是南斯拉夫新闻社）记者身份在北京待了八年。他十分机智，还有些愤世嫉俗。也许作为一名南斯拉夫人，他就得是一个怀?论者。
博格达诺维奇对“文化大革命”了解得比较多，并且他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我看到一名苏联军官受到了长达四个小时的围攻，他用一张毛泽东的像挡住了自己的脸，”他紧张地说道。“这个人是斯大林格勒的英雄，后来他竟像小孩一样哭了起来。我非常震惊。”
博格达诺维奇说:“我本人就来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那里警察都比较强悍，而当我看到中国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的名字居然被‘×'抹掉了，这里的造反真是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个‘绞死×'（部长的名字）标语就涂在公安部的大楼上。当看到这种情况时，我真的怀疑人类是否还有未来。”由红卫兵标的这个“×”像是一种“咒诅”，这种威胁性攻击意味着谢的末日就要到来了。
博格达诺维奇说了这样一句令桌旁的美国人大吃一惊的话:“最近这次美国选举，是我从中国回国后碰到的第一件事，令我想起了‘文化大革命'。清除异己，给敌人贴标签，一不小心就把人当做了叛徒……”
“不，不，”《华盛顿邮报》编辑义愤填膺地打断了他，“有很大，很大的不同。”服务员上了波士顿鳕鱼后，气氛才缓和了下来。
我的观点介于博格达诺维奇和《华盛顿邮报》编辑之间。我说:“谢富治就相当于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为什么对他的一次批评就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呢?”博格达诺维奇指出中国的父母害怕他们自己的孩子。我说，那并不表明政府惧怕人民;听起来那更像是文化和代际的冲突。我推断:“我们这里也有这种情况。”
博格达诺维奇对此不以为然。毕竟我没有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而他却亲眼目睹了这一过程。
说到动乱，博格达诺维奇回忆说，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的治安状况曾经非常好。“那时，没有人偷东西。”当一个美国同事问博格达诺维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有没有什么东西被偷时，他回答道:“没有。”
我对此仍持不同意见。“可能所有这一切失序只不过是一场政治道德运动而已，而不是公民安全的消失。”
博格达诺维奇非常了解中国，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有一定的范围。他和家人住在北京一条胡同里，每天早上，他都能听到卧室窗户外菜贩子、理发师、磨刀匠各具特色的吆喝声。尽管动乱达到了顶峰，但是胡同里的生活照旧，他的保姆依然那样仁爱善良。他在那条胡同只待了两个礼拜（那段时间他和家人搬到了南斯拉夫大使馆）。他说道，中国的忍耐力极强，这是个强大而富有人道主义的国家。他把这含含糊糊地称之为“真正的中国”。
当我们离开教授俱乐部时，一个美国同事对另外一同事说:“哎，‘文化大革命'肯定非常残酷。博格达诺维奇整个晚上都没有提到越南，然而如果与越南战争比起来，它又有多令人震惊呢?”这就是当时美国人首先考虑的问题。我们中许多人都经历过越战的创伤。这场浩劫影响着我们对历史的认识。
不同的社会之间很难相互理解，19世纪以来，中美尽管相互吸引，但是彼此之间有重大误会，这是众所周知的。20世纪60年代末就是这样一个时期。我在哈佛大学从费正清那里了解到不少关于中国的事情，他强调中国人跟我们不一样，将二者等同是不对的，他是根据先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冲击【冲击—回应模式。——译者注】来解释中国现代史的。在前任美国驻华外交官文森特看来，越南战争问题和中国与世隔绝的政策是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萨缪尔•亨廷顿教授曾跟我谈到毛泽东的共产主义:“20世纪中期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无疑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是一百年来第一个能够真正统治中国的政府。”
不过，在哈佛大学我并没有真正理解“文化大革命”。我关心的主要是中国的国际地位（问题），而且并不赞同对毛泽东行为的病理分析。中国1966年至1967年的大动乱显然不能用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来解释，不能用我和文森特认为的中国对越南战争的回应来解释，不能用亨廷顿的“政治秩序”理论来解释，当然也不能用中国的乌托邦主义与基督教对“新人”的要求之间的比较来解释，尤其不能把红卫兵等同于美国的激进学生来解释。
事后看来，我开始相信许多因素都是毛泽东之所以变得心怀不满、激进好斗、反复无常以及反对苏联的原因。大跃进后对他的抱怨给他造成了伤害;毛泽东将高级官员比作好吹毛求疵的老年妇女。毛泽东努力将他自己与令他失望的苏联区别开来。他感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不能给他带来夺取政权前所期望的荣誉。他已经70多岁的年纪了还在为了自己、为了中国革命而同时间赛跑，寻求政治上和个人的再次迅速崛起。那种带有道家色彩的不确定性，从毛泽东成?的外表都可以看到。他的“猴性”甚于“虎性”。这其中的大多数因素与西方的民主经验有很大的不同，也不同于美国在越南方面的痛苦经历。中国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比起“文化大革命”，我对阶级斗争理解得更是有限。我认为，阶级理论只适合社会两极分化特别严重的特定历史阶段。这确实符合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在其他时期，阶级斗争在集体抽象概念中悲剧性地丢失了个人的责任。最后，这个问题和以此为基础的清除异己，使爱恨颠倒，每个人都迷失了方向。

摘自 罗斯•特里尔《我与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