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新民：读扬子浪《文革日记》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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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定国（笔名扬子浪）是我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SD）作研究生时的校友。当年国门初开，刚到时校园里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人数不超过一打，都相互熟识。我跟他都是１９６２年从上海考到北京上大学，又是同一年进UCSD读书，经历相似，所以属于互相很谈得来的朋友，但是忙于学业，并没有深谈各自在中国的经历，后来毕业离校，就各奔东西，来往不多了，还有过短暂的联系中断。几年前他告诉我手上还保存着自己在文革初期的日记，引起我的兴趣，觉得那将是有价值的史料，不过也没有指望他能将它公诸于众。毕竟，日记属于个人的隐私，文革中的日记，必定有许多今天的人看来可笑甚至可鄙的记载，是否公开只能出于本人完全自愿的决定，旁人是不宜施加任何影响的，所以，后来这件事也就淡忘了。然而，几个月前他作了将其公开的决定并给我发来了日记的影印件，阅读之后，愈加觉得这是很珍贵的史料。

　　文革参加者即使曾写有日记的话，也难于保存到文革后。原因是文革中的个人或派别起起落落，几乎都有过整人和被人整的双重经历或者处于派别对立的状态中，抄家又是当时常见的“革命行动”，为了防范被对方抓到把柄，常常在危险来临前把日记等文字材料先行销毁。所以保存到文革后的日记，就像是地层里的生物化石一样，经历了地质年代的沧海桑田，只有在特殊的有利条件下才会保存下来。谢定国的日记，也是由于一些特定条件才得以保存到今天。这里的有利条件，除了日记主人的历史责任感以外，还包括他所在的北京大学的特殊状况。这就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在一开始就直接控制了北大的运动——在聂元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贴出几天后，毛就给予了支持。在后来的工作组问题上，江青带领中央文革的人走在其他学校之前给北大的工作组定了调子，聂元梓也立刻紧跟。所以聂元梓为首的主流派在北京大学有相当强大的优势，谢定国恰好是这个主流派的一员，所以能相对安然地度过文革的最初几年，而没有朝不保夕的危机感，也就没有销毁日记的恐慌心理。

　　文革日记能保存到今天，已经属于稀少，保存到今天而又愿意公诸于众的就更少了。这方面比较引人注意的有香港出版的原清华附中红卫兵宋柏林的《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和原北大哲学系学生陈焕仁的《红卫兵日记》。由于上面说到的原因，宋柏林、陈焕仁和谢定国都是文革期间的主流派——至少是最初几年——所以日记能够留存到今天。其中陈焕仁的日记同谢定国日记尤其相似，日记的主人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一个在哲学系，一个在数力系。都是聂元梓为首的新北大公社的活跃成员。陈焕仁的日记比较齐全，覆盖了他亲历北大文革的全部时间约４６个月。它于２００５年末出版，后来陆续有人指出其中存在整理过程中的改动痕迹，不免影响到它的可信度和对文革研究的价值。比较起来，谢定国日记没有那么齐全，只覆盖了６６年８月到６８年２月的１９个月时间。这个时段之前的日记已经遗失，而在这个时段之后，由于日记主人“对文革的前景感到幻灭，又不敢在日记中记下任何怀疑和政治不正确的想法”，因而停笔。但是谢定国在整理这些日记的过程中，把改动限制到最小的程度。据我对整理后的文稿和影印的日记原文对照，只有与运动无涉的“大串联”中的一些游山玩水描述被略去，其余均保留日记原貌。

　　正由于文稿保留了原汁原味的真实性，阅读一篇篇日记，使笔者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回到了当初“史无前例”的岁月里。例如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的日记中，主人对江青和康生、陈伯达有许多崇拜赞扬的话，他用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江青的讲话：“感情炽烈”、“干脆利落不带任何折衷主义”、“有着千军万马的力量”。看到这些谀词笔者不免汗颜——不是替作者汗颜，而是为自己汗颜，因为笔者在１９６６年的下半年里也是中央文革的崇拜者。江青等人以前在报刊上不大露面，文革一出场就给人不一样的感觉。记得看过一张传单，这样记载陈伯达在北大为那些受工作组迫害的人平反：当时一些激进的学生有一句口号“一切权力归左派”，被工作组打成反动口号。陈伯达替学生平反时说：我们国家的宪法上写着“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怎么说“一切权力归左派”就是反动口号呢？在我们这代人所受的教育中，法律是阶级专政的工具，从来就是用来惩罚无权者的，属于林彪所说的那种“镇压之权”。而陈伯达在辩论中把宪法抬出来替民众辩护，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公平公正的印象，在当时真的有“千军万马的力量”，我和许多同学一样，一下子就成了中央文革的拥趸。许多年后，杨小凯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毛泽东及中央文革为了发动群众斗争“走资派”而打了一张“民主牌”。毛泽东一生大概只打过两次“民主牌”，一次是抗战胜利后对付国民党，一次就是文革初期对付自己党内的同志。这张牌杀伤力巨大，也容易伤到自己，所以一旦达到目的，就立刻收回。被它鼓动起来的杨小凯们（包括谢定国和笔者）是付出了轻重不等的代价后才认识到自己上当受骗、受人利用。日记主人留下了我们这代人经历过的历史片断的真实记录，今天面对并公布这段历史不免令自己尴尬，需要足够的勇气。

　　这样的历史片断在谢定国日记有许多，也是日记的价值所在，它们也反映了一个底层学生对日记覆盖的这段时间内历史事件的观察。其中有些片断也许不为别人注意，但是对笔者却有特别的意义。例如，日记生动记载了１９６７年４月５日清明节联动分子在八宝山举行活动后在颐和园遭到首都红代会的造反派红卫兵围剿的情景。这勾起了我脑海里早已尘封的关于一起“反标案”的记忆：我就读的中国科大校园与八宝山革命公墓相邻，就在那年清明这几天，学生食堂内发现了一张写有“反革命标语”的小字条，内容是支持刘少奇立即召开“九大”的要求，质问毛泽东敢不敢。当时多数人都认为这只能是知道中央内部斗争的老红卫兵干的——他们到八宝山来向死去的前辈哭诉“江青阿姨”对他们的迫害之后，顺便到科大校园里发泄一点对毛的怨恨。这个案子后来不了了之，却让我校的一些同学受到怀疑和调查，影响了他们的毕业以至后来的人生道路。

　　这方面还有一个例子：１９６７年２月２７日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毛主席在最近与张春桥同志的谈话中一再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指出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是绝对错误的，反动的。”这段话让我又一次回到那个年代——我在１９６８年毕业分配的时候被军宣队和工宣队扣留了半年作检讨，检讨内容之一就是我在１９６６年的秋冬之际曾参与过一篇大字报的撰写，其中提出要“大大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张大字报的背景是，经过几个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人们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大民主”口号的鼓励下，揭露了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许多阴暗面。这些揭露一方面激起了群众对“走资派”的痛恨，另一方面也在学生中引发了一股“新思潮”，反思这些阴暗面背后的制度性原因，提出了“革新社会主义制度，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其他一些口号。就像今天人们看到那么多大老虎被揭露之后，探索如何治本的对策，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所以开始的时候，这股思潮在学生中相当有市场。然而，“大民主”的这一后果，显然不是毛泽东所期望的，所以不久之后，就被中央文革批判为“无政府主义”、“反动思潮”，甚至还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抓捕了几个代表人物（伊林•涤西等）。这件事在文革洪流中或许只是一个小浪花，却波及到本人的毕业分配。近年回想此事，始终想不起“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样“良性”的意见为什么成了“反动思潮”？如此不讲理的定性源自何人？谢定国的日记提供了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些线索：这个定性看来直接来自毛泽东——他深知“民主牌”会伤及自身的危险，密切注意它在青年学生中的反响，“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类口号的出现，或许是提醒他收回“民主牌”的信号之一，采取措施大约发生在１９６６年末。但是，打“民主牌”需要在报刊上大张旗鼓，收回它则宜以波澜不惊的“内部讲话”方式进行，所以毛的定性没有作为“最高指示”公布，而是先由中央文革抓人，再慢慢透露到社会上，两个月后传到北京大学。这样做，也像私下里撤销对“二十世纪北京公社”的鼓吹而改称“革命委员会”一样，使得毛泽东收回“民主牌”的过程不致过于突兀而引起“出尔反尔”的联想。

　　以上只是引起笔者个人兴趣的两个例子，事实上，谢定国的日记记载了更多人所共知的重大的事件以及他个人的评论，如上海“红革会”炮打张春桥、武汉“七二零”事件以及姚登山、林杰以及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的垮台等等。还有一些记载是公众未必关注，但是对文革研究者有价值的内容，例如：１９６７年４月９日记载的“民族文化宫”抢档案事件，以及后来发展为北京高校“天”“地”两派间的斗争；７月２日的日记记载了“地院的几个兵团，公布了朱成昭及其同伙的反动言论的第一批材料，触目惊心。”此外，日记主人对文革时期北大校内外有影响的人物如聂元梓、郭罗基、牛辉林、孙蓬一、吴传启、蒯大富、韩爱晶等人的评论，对校内反对派“井冈山”和杨勋、樊立勤等人的讨伐，对乔兼武、“虎山行”、李洪山、伊林•涤西等人的批判，也会是研究者有兴趣的内容。

　　日记除了记载了文革中大小事件的所见所闻以外，还有一个特点——它有大量篇幅纪录了个人所思所想，包括许多自我批评和真诚反省的内容。看得出来，当年的日记主人是个有进取心，但是又背着家庭出身包袱的青年，不愿意做“历史的庸人”，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时常在在日记中解剖和激励自己，批评自己的犹豫和软弱。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作者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判断是非的依据，或者用今天的说法，他的思想资源，这也是研究文革时期青少年学生心理有价值的资料。从日记来看，主人对毛泽东极为崇拜，称之为“使太阳都黯然失色的人物”和“握着历史缰绳的高超骑手”，对毛的著作、语录、诗词以及文革中流传的毛泽东内部讲话等等，都怀着崇高的敬意来学习领会，对反映毛泽东指导方针的文件如《五一六通知》、报刊文章如戚本禹批判刘少奇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以及以中央文革为主的领导人的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也十分认真学习和紧跟。他当年对毛泽东的崇拜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林彪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只有林彪同志及其他革命派的中央同志，才紧跟毛主席跨入了马列主义发展的的三个大阶段——毛泽东思想阶段。而刘少奇呢则由停滞走向了彻底背叛。”毛泽东思想无疑是他思想资源中最基本的底色，这当然也是当时青少年的普遍思想状态。而这种思想状态也是毛泽东能够成功引导他们投入文革运动的一个条件。

　　这种思想状态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教育成果。从小学到大学，中国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里的灌输，以及日常接触到的报刊杂志、文艺演出，无不围绕着上述方针，以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为目标。这种教育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效果显著，在这本日记中褒贬的正、反面人物中可见一斑：日记主人引为学习榜样的有青年毛泽东、小说《红岩》里的英雄以及苏联女英雄古丽雅。他所厌恶的人物则包括电影《早春二月》里的萧涧秋和“三十年代的吴晗”。《多余的话》当时正遭受猛烈的批判，瞿秋白也成为他鄙视的对象。日记也记载了对刘少奇及其《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批判，这种批判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为高潮，该文是１９６７年５月８日发表的，而日记主人走在了前面，早在１月３日就写了批判文章。可见，这种批判不是应景式的人云亦云，而是作者真诚信奉当时主流思想的体现。

　　卡玛的文献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主要采访文革时的中学生，突出了文艺作品如苏联流行的小说《牛虻》和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对他们思想的影响。作为大学生。日记主人的涉猎稍微广泛一点，阅读过的文艺作品除了中国小说《红旗谱》等，还读过当时被认为带有修正主义倾向的苏联文学作品，如肖洛霍夫的小说《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以及中国“反修”以后推介出版的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看过的电影有供批判用的毒草《舞台姐妹》，还有《列宁在十月》和《誓言》、《波罗的海代表》等苏联电影。对于刚刚过去的“旧社会”，他的不少历史知识来自于当时的一些“内部读物”：阅读唐人的《金陵春梦》使他“获得大量历史资料，历史知识，得益匪浅”，阅读《西行漫记》让他“欣喜若狂”。从这张单子里，反映出日记主人的思想资源的单一和偏狭。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思想资源的偏狭，不是日记作者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几代人的问题。笔者和日记主人同属于“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但进入学校已经是五十年代了，可以算是完整接受了新政权下主流教育的第一代人。比我们早出生的人，包括那些老共产党人，在家庭里和社会上接受中国旧传统的启蒙，如果上学的话，在按英美模式创办的学堂里多少接受过西式教育。而从我们这一代开始，一直到八十年代以前，社会氛围完全改变，学生喝的是高纯度“狼奶”——旧传统总是同“封建糟粕”相提并论，西方文明几乎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上虽然还没有完全禁绝，都被告知要警惕其中“毒素”。日记中提到英国首相艾登回忆录，评论是：“意思不大”。至于莫泊桑中短篇小说，虽然“有几篇相当奇异，有思想”，还是不忘批判其中“黄的，粉红色的，灰色的东西。”结果，日记主人当作“正能量”接受的外来文化，几乎全部来自从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尔基到肖洛霍夫的苏俄。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国开展“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运动已经有好多年了，但是在政治外交领域以外，苏俄的影响还是根深蒂固。这种思想资源的单一，或许可以解释，当九十年代苏联解体的时候以致到今天，为什么有一部分人会如丧考妣。因为这些人——包括当年曾经的“反修战士”及其传人——在他们成长过程中，精神文化的养分都是从苏联那条根里吸取的。从这一个意义上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文革时期的思想禁锢，今天还在影响着中国的发展，因为在本届和上届的中央领导核心里都有着日记主人的同龄人，从胡锦涛、温家宝、俞正声到刘延东当年也曾是在同样的校园里接受同样教育的大学生，当然也不必讳言，这个群体还包括近年被揭露的“老虎”慕绥新、郑筱萸、李纪周、李嘉廷、陈良宇、周永康和徐才厚等，这些领导人——不管日后的经历和下场如何——假如当年写日记的话，其中的思想、语言不会同这本日记有大的差异。所以扬子浪的日记对于当代政治研究者也有某种参考作用。

　　当然，谢定国也像其他青年一样，随着文革的展开，经历过林彪出逃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事件，以及文革后的种种变化，有许多新的认识和反思，尤其是八十年代初出国后有了新的国际视野，接触到了多元的思想资源。笔者从和他的接触中感受到他是一个敏于观察和勤于思考的人。记得刚到美国的时候，校园里有五花八门的学生团体和课余的集会，有一次看到一个学生团体在校园里举行活动，反对南非白人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抗议里根政府对南非政府的姑息态度，在校园里开展“撤资运动”（disinvestment），呼吁美国的企业抵制南非政府，撤回在南非的投资。谢定国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至今还记得的话：“美国学生的觉悟比我们高！”我们是有着相同经历的人，我完全理解这句话的背后含义：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参加过多次天安门集会游行：抗美援越、声援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等等，每次都是义正辞严、声势浩大，但是全都是上边统一领导、统一布置的。而像美国的学生那样自发组织起来，从事他们认定为正义的活动，我们一次也没有做过。笔者相信，正是这种对事物的观察和思索，使得谢定国能够摆脱过去年代里被灌输的那些思想资源的桎梏，以全新的视角面对过去，以古稀之年的达观和淡定将自己弱冠之年写的日记公诸于众，留作历史的见证，完成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历史使命。

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０日

原载于《文革博物馆通讯》第794期（zk1410b）

http://hua-xinmin.hxwk.org/2014/ ... %E6%9C%89%E6%84%9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