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月德 回忆陕西横山县五龙山公社的文化大革命

tuffy05

来源： 榆林政协网

崔月德

　　2002年1月15日上午，我和朱直叙、刘波拜访李若冰(陕西省文联主席、著名作家)、贺抒玉(著名作家)夫妇，恳请李老为《陕北地名故事》作序。交谈中李老说看了《陕北》杂志上登了我的事迹，文章写得好，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说:"崔月德，你这人很独特。文革动乱时，当权派不是被打倒，就是靠边站，惟有你，作为一名公社书记，不但权力没有被剥夺，还驾驭全局，连造反派也能听你的领导，从机关干部到农民群众，没有分成两派，没有发生武斗，没有进城造反，没有停产，还大搞水利建设，修成了一条渠道，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 又说，"应该将这件事写成报告文学或小说，在国家级报刊上发表。"今天，应《榆林文史》之约，我以回忆录的形式把五龙山公社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过程写出来，也许对了解和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有些参考。为了慎重其事，今年6月间，我专门到横山找曾在五龙山公社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聚会座谈，核对事实，征求意见，力争做到如实反映历史。

　　一、学毛著辅导员会，竞开成了造反罢官会

　　我于1966年4月上旬调任横山县五龙山公社党委书记。一个多月后的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爆发了。在这场持久的动乱中，我是既未被打倒，也没靠边站，一直在掌权管事，承受了很多的熬煎和折磨，也经受了难得的考验和锻炼。
　　五龙山公社位于横山县城东黑木头川下游，半山半川，15个大队，6000多人口。文革时干部有社长王立岗、副书记徐怀文、副社长高克臭、秘书梁宏振、武干张金山、民政王俊川、信用社张治邦，成立革委会后调来黄怀业、刘光旭、柳占成、牛凤玉、余成江、王兴旺、刘振发、革委会副主任壬锦元、吕登民等。当时，为了掀起学毛著新高潮，11月下旬，我们举办了为期4天的学毛著辅导员培训会，有200多人参加。出人预料，第二天下午有人竟把本队的"四类分子"套上驴夹板，拉到街上游斗。我挤进人群，强行制止了这种污辱人格的行为。晚上，几个青年给社长王立岗贴出了几十张大字贴，揭发王的所谓问题，强烈要求罢免他的社长职务。党委紧急开会商量对策。大家认为大字报的内容和去年的告状材料一样，县监委己查过并予以否定，作了结论，此次会上需要给大家加以说明。第3天下午，10多个青年来公社揪王立岗，要罢免他的官，围观的人很多。我们商定和这些人见面对话。我说写大字报我们欢迎，所提的问题，县监委已查过并给予否定。我叫副书记徐怀文逐条加以说明，我又讲了三条，」、老王没有问题，不能罢官;二、老王是地委管理干部，公社无权罢他的官;三、农村暂不搞文化大革命，不能揪斗王立岗。我硬叫他们解散回去，青年们骂骂例例走了。晚上他们给我贴出了许多大字报，大幅标语写着，"崔月德包庇王立岗绝没有好下场!》《崔月德镇压文化大革命罪责难逃!
　　会议失控，我们决定提前半天闭会。为了平息群众意见，公社让王立岗在大会上作检查。老王不会写，我替老王完成检查后彻夜失眠。我很烦恼，也很沮丧，还有些后怕，我知道保王立岗惹下了大祸，日后非和我算帐不可，但我不后悔，我别无选择，只能这样做。总结大会上，王立岗检查了自己方法简单、官僚主义，我也就大字报问题作了自我批评，并安排部署了红光渠将要上劳开工的有关事项，在不安和不祥的气氛中草草闭会。没几天，在横山县城贴出了我的十几张大字报，揭发我把横山县最早起来造反的农民运动给镇压下去了，后又有大字报和传单说我是县委内定的县级领导"接班人"，县委书记白振德的" 掌上明珠"、"黑千将"。

　　二、积极引导安定团结，抓革命促生产

　　1946年10月解放前，五龙山长期处于"红白扯锯"状况。土地革命时，本社自家湾是中共横山县委的根据地，国民党在五龙山杀过不少人。农民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不足20年，对战争之苦记忆忧新，从根本上反对社会动乱。当时，我们党纠正了大跃进以后的极左瞎指挥，党政干部廉洁奉公，干群关系良好，除了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想借文革动乱报私仇、夺权营私，绝大多数的农民对县、社干部没大的意见，都希望能安定团结，抓好生产建设，改善生活。
　　1966年秋至1968年冬，是文革最混乱的时候。相邻的公社闹得很凶，但五龙山始终保持着安定团结和正常工作秩序，农民对此非常满意，并积极支持和维护这种难得的局面。
　　我和公社党委没有倒，党委实际上还在起着领导作用。公社干部、单位职工、学校教师，人人坚守工作岗位，没有一个外出串联或回家道遥。我的家属在石湾居住，为了工作，1966年至1968年连着3个春节，我都在公社值班照门。文革期间，尽管到处造反、夺权，但也号召安定团结和抓革命促生产。我接过这些口号，积极宣传竭力引导安定团结和抓好生产，既符合中央精神，又深受群众拥护。五龙山决不是世外桃源，文革流程的重要活动，五龙山都搞过，但多数都属于做样子、走过场，唯有反对武斗、促进安定团结和抓生产，才是真抓实干，一抓到底。公社不仅照常组织干部包队下乡开展工作，而且组织工作组解决一些队的老大难问题。每年组织文艺队下队宣传安定团结和抓革命促生产，宣传各队的好人好事。我们的这些做法;得到了公社文革和造反组织的理解和支持，有很多工作都是和造反派互相配合进行，在五龙山形成了千部群众团结闹生产的"小气候"。
　　文革头两三年，农村农田基建大都停顿了，五龙山却搞得热火潮天。过去五龙山只修过少量的坡式梯田，1966年秋我参观了高西沟后，决心在五龙山大力推广宽排水平梯田。要修成高标准的水平梯田，首先要搞好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我在榆林买了20多只水准仪，并根据自己学过的几何学和测量学原理，又自制了六七架木板水平仪。我先在王山队搞试点，调各大队知识青年来学习和实习"连山过携 "水平梯田规划技术及修筑方法，回去先规划，后上劳修建。山区8个大队掀起了大修水平梯田的热潮，质量赶上或接近高西沟水平。川地区7个大队全力修建红光渠和平整水地，窄排改宽排，不仅上劳多，干劲大，而且高起点，高质量，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1966年冬，县上在五龙山召开农田基建现场会，加以推广。在农业生产上，我们大力推广了杂交玉米、杂交高粱、沙杂洋芋等优良品种，并施用化肥，收到良好的增产效果。接连几年大早大灾，农民生活非常困难，我们十分重视发放好救济粮款，安排好群众生活，保证了全社农民安全度灾，一户也没出过间题。
　　文革期间，公社医院郝建章、白秀英、张毅，兽医站王相玉、雷子新，分销店郝志安，黑应和，不仅能坚守岗位，努力做好本职工作，还能积极支持和协助公社下乡开展中心工作。全社13所小学，在申心小学朱瑞箱(主任)和教师牛雅堂、张继保、尤爱芳、邵桂英、吴崇林的带头下，始终正常上课。中心小学不乱，各村小学也没停过一天课。也有个别教师煽动"停课闹革命"，但没几个人响应，成不了气候。1968年，在县上的大力支持下，公社利用青峰寺的庙宇房舍，创办成立了五龙山红光中学，牛崇高同志几次下来帮助指导。学校走抗大式的办学道路，办得相当出色，不仅思想教育抓得好，教学质量也相当高。

　　三、文革组织进驻了公社

　　1966年12月22日，我到西安人民大厦参加陕西省学毛著经验交流会，看到了中央通过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传单。开了两天会，被交大学生强令休会去参观各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观看了批判霍士廉、批判刘澜涛的群众大会。他们从容镇定，使我大开眼界，深受启发，看来站大会、挨批斗，也没什么了不起!
　　回到公社，听说横中来了十几个红卫兵，要和我"拼刺刀"，等了几天走了。农民在水利工地上张贴大字报，赶走了技术员，勒令停工。天己大冻，公社决定把工程停下来。群众自发组织成立了公社文革委员会和大队文革委员会。公社文革进驻公社批斗当权派。文革主任吴开洲，懂政策，人平和，不胡来，我要求作检查，他说批完王立岗再安排。机关干部第三次批判王立岗，让我也来受教育，主要批判落实壬反毛泽东思想、走富农路线、官僚主义的问题。对头两个问题，老王怎也不承认，只说他是"认识模糊"。老王的顶牛，激发了大家的气愤，呼口号，拍桌子，喊叫训斥，最后命令"王立岗滚出会场"。第四次批判，也没什么进展。人睡定后，我给王开导，老王说那是立场问题，他不敢承认，我说你宣传为了捞官去当兵，你在富农家吃过饭，就这么点事，你大胆承认起来，什么事也没有。我说服了老王，第五次批判会他作了"全面深刻"的检查，人们再没什么好说的了，顺利过关，再没开会。几天后，召开全社男女社员大会批判王立岗，我陪桩，吴开洲主持。王立岗检查、众人批判后，我要求允许我表个态。我站在一个高凳上，说我犯了资反路线的错误，愿意虚心接受群众的揭发批判，群众要批判我，随叫随到。不料群众竟给我热烈鼓掌，表示欢迎。后来听说那天有孙石克刘家的一个探亲的大学生也参加了大会，会后，对群众说:"你们这个公社书记不简单，不怕群众，勇于接受批判，应该支持他好好干。"这话传遍了各村。
　　公社文革召开全社第二次批判大会，我作检查，王立岗陪桩，重点批判我保护王立岗、镇压群众、执行资反路线的错误。对站大会，我没有感到害怕和羞愧，好像我在完成自己应做的工作。
　　1967年4月一天鸡叫前后，麻渠大队来人把王立岗揪去批斗。天已大黑时壬才回来。间王吃饭了没有?老王说:"鸡叫走了到现在没吃一口饭，批斗整整站了一天，还又拉又扯。"老王被斗晕了，回公社竞走错路向下川走去，碰上个熟人才指引返回。灶上马上做饭，老王饿扎了，连汤带水吃了一斤白面。我和文革主任吴开洲商量，以后当权派下队检查，文革应该派人相跟关照。以后思兴庄队又揪斗王立岗，吴开洲和我陪同，再未发生类似情况。
　　为了进一步消除群众的意见，争取群众的谅解，我对王立岗说:"与其让群众揪斗我们，不如自己主动下队检查，群众有气，叫人家出出气，气出了就没事了。"老王愿意跟我下队检查，征得文革组织同意，我们逐队向大队文革组织和群众征求意见，要求召开群众大会作检查，结果只有3个大队让我们上大会作检查，其他12个大队采取座谈会的形式，我们检讨，大家多少不等提些意见，我们还顺便检查督促生产救灾工作。我们这种姿态和行动，很得人心，很受欢迎，既消除了误解，化解了矛盾，也取得了谅解，得到了信任。

　　四、开除张寿卿曹占保自杀事件

　　文革初，五龙山发生了开除张寿卿和曹占保自杀事件。这两件事本来与我没什么关系，却给我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公社医院院长张寿卿，医术、工作都不错，原是国民党军队医官，起义后又参加了特务组织，破获前闻风逃回横山，隐瞒历史参加了医务工作。1956年肃反中查清其历史，定为反革命分子，不知因何未曾公布执行。1966年冬，公安局清档时才发现张未戴帽子，报告县政府，决定给张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开除公职。张己50多岁，身体不好，不会种地，娃娃又多，开除公职等于断了他一家的生路，自家湾大队又借机不给其家属分粮，生活陷入困境。张妻要求解决分粮问题，开始还是哭求好说，随着城乡动乱，态度越来越硬，大吵大闹，蹲在公社不走，灶上抢的吃饭。白家湾分粮解决不了，我只得提出在救济粮中解决，大家不同意，说反革命分子不能吃救济粮，我说"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反革命有死罪，没饿罪，饿死他老婆、孩子，我们要承担责任"。次年春，我下去强制解决了张家的分粮问题。1967年以来，张带上妻子、儿女多次到县武装部、军管组闹翻案。1968年秋，未征求公社意见，军管组将张逮捕判刑，后死在劳改监狱。张寿卿夫妻虽多次和我闹事，甚至要拉扯我，但我对他们恨不起来，我们断了人家的生路，人危必反么。当初如能给张处以戴上帽子、保留公职，还能生活下去，他们决不会那样造反、翻案，张也不会被判刑死在监狱。
　　1967年3月间一天下午吃饭后，自家湾一群众报讯说曹占保被大队文革斗得跳石畔了。我和吴开洲等赶到现场，人已死了。文革头头都跑了，我们安抚了家属。第二天县军管组派人检尸后，协商处理后事，曹的儿女们哭天喊地要求法办文革头头。后达成协议，第三天埋人，棺木寿衣大队暂垫。尸体运往坟地时路过文革头头门前，曹的儿女们使劲揪住棺木想停尸闹事，我狠劲手拍棺盖，大声喝斥，制止了闹事，总算把人埋了。
　　曹占保自杀的起因是这样的，白家湾的一部分群众批判大队长吴海洲时，让吴长时间赤脚站在冰块上受折磨;拥护吴海洲的一派群众便揪出对立派中当过保长的曹占保进行报复，用车轮战批斗曹占保，又在其身边敲打煤油桶，不让其休息，曹不堪折磨，跳崖身亡。曹虽当过保长，据说没什么罪恶事实，就依当时的政策，曹也不是批斗对象。
　　体罚吴海洲是错误的，变相体罚曹占保也是错误的。我对曹家悲剧很是同情和感伤。曹的儿子们多次上县告状没人管。他们和群众文革组织闹事闹不倒，后来改变了策略闹公社，硬说是我支持大队文革逼死了曹占保，强迫我处理文革头头，解决老太太的生活问题。他们用毛驴把老太太运到公社，住在我办公室，又嚎又骂，大吵大闹，不断给公社施加压力，闹了一次又一次，搞得我心力交瘁，度日如年，立盼社会早日安定下来。当时传来榆林制革厂某人编的概括文革混乱的三句话，"不讲理，说不清，没人管"，很符合实际情况。

　　五、造反组织取代了公社文革

　　1967年初上海造反派夺权的"一厅风暴"，席卷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1月24日，榆林造反派夺了地委、专署的党政财文大权。横山把县委书记白振德揪到榆林"停职"罢了官。各级党政瘫痪失灵，军队出面组织生产办公室，管理生产行政事务。3月上旬，省军区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座谈会，县上派我去参加。我离开公社以后，公社成立了"风雷激"革命造反队，砸了公社文革，公社造反派成立统一指挥部，公推梁宏振任司令，助手张治邦、士俊川、牛雅堂等，他们敢字当头，公心处事，理解和支持我大胆工作。
　　7月下旬白家湾一些人把我揪到大队批斗，梁宏振、张治邦等3人跟随。批判前，张寿卿夫妻就哭就骂要拉扯我，被公社干部阻拦住了，梁宏振大声抗议说:"中央公安六条明令不准四类分子参加造反活动，你们叫张寿卿参加批判会，请问你们这算什么会?，，群众高呼"四类分子滚出去"，张无奈退出会场。主持人宣布:"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崔月德大会正式开始。"例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唱《东方红》、念毛主席语录后，大喊"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崔月德押上历史审判台"。两个红卫兵把我带上台，给我挂上了大纸牌子，名字上用红笔打十叉。先让我"交待罪行"，我作检查时，口号声不断。批判时，一青年拿一张大字报，叫我举起念:"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崔月德，镇压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说我支持大队文革逼死曹占保，边喊边叫把我拉到台口，揪住我的领口推拉。我毫不害怕，我抗议:"你这样做，不符合十六条!"台下群众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广他很快松开手。几个人批判发言后，宣布:"让崔月德滚出会场去!"唱《造反有理》歌闭会。
　　4月下旬，公社造反派决定召开全社批判资反路线大会，由我作检查接受批判。头天下午，常园子一农民给我报讯说:昨天上午在思兴庄某人家里开了个"黑会"，参加者有自家湾5个村庄的6个人。思兴庄的那个人说他刚从横山回来，人家批斗白振德是坐罢"飞机"，还又拉又打。公社造反派是保皇派，批判会咱们可要给崔月德、王立岗来点硬的，回去多动员些人，每人带一根木把子，打了球事也没。这是他听亲戚说的，叫我们小心些。我让他给梁宏振说知，梁随后做了防范布置。
　　批判大会前造反派观察到那几个人都来了，连煽动武斗的人在内，谁也不拿木把子。批判大会例行仪式之后，我诚恳检查了自己执行资反路线的错误，欢迎群众揭发批判。公社副书记徐怀文代表党委宣读了对错误斗过的7个群众的平反决定，由造反派代表张治邦、王俊川等监督烧毁了为数不多的几份所谓的"黑材料"，在《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申散会。

　　六、挺身而出，引导群众未形成两大派

　　"四人帮"支持一派压制一派，把全国上下分裂为两大派，提出"文政武卫"，矛盾斗争愈演愈烈。榆林"红工机。与"二红"由围攻、静坐、绝食，发展到"二红"攻打招待所，"红工机"攻打地委、车站、佳县，双方死亡几十人。横山"统指"与"东方红"激烈争斗，五龙山也出现了两派对立的情况。我这个小当权派，又要经受两派斗争的磨难，日夜苦思如何度过难关。为了了解新情况，适应新形势，征得造反派同意，我只身上横山考察文化大革命。
　　7月中旬，我在县城考察了五六天，看大家报、收集传单、听两派街上辩论、和熟人了解情况、与两派头头座谈。经过几天的考察，我分不清哪一派好，哪一派不好，至今也说不清。当时公社机关千部造反组织倾向"红工机"观点，但未公开表态;还有一部分机关千部未参加任何组织;有些人倾向"二红"观点。农村也有两种倾向。经反复思考，我形成这样一种设想:顺应全国大形势，积极宣传大联合，主动引导，趋利避害，抢先把公社机关干部搞成一派，带动农村不分两派，坚持就地闹革命，不参与县上两派斗争。我本人积极进行策划推动，不参加造反组织，不公开站队表态。我也想过，作为一个当权派，我这样做实在有些超常破格，如果搞错了，失败了，我难脱干系，后果不堪设想。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勇于献身，敢为人先，认准对人民有利的事，往往不顾个人得失大胆去做。这件事有失败的风险，但有利条件很多，成功的可能性更大。若成功了，可以为五龙山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工作环境，省去很多两派矛盾的干扰，可以加快修成红光渠，早日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机不可失，我得赶快回去和大家商讨对策。
　　我首先和梁宏振交谈了我对文革形势的分析和五龙山应取的对策，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表示马上同其他造反派商量，分头去做工作。我也和张金山、王俊川、张治邦、牛雅堂等谈过，都支持我的想法。我还找其他3个当权派开会商谈，他们支持我的看法，但对当权派参与此事有顾虑。我说如搞错了、失败了，责任我一个人承担，他们都愿意和我一起千。
　　经过造反派几天的串联谈心和宣传争取，公社、兽医站、医院、学校职工，大多数都参加了公社造反组织，只有一人主意不定，一人不愿意参加。又争取了几天，还是不通。有些同志急于想早表态，不想等这两个人了，我说丢下他俩就有可能另立旗号，直等到8月19日中央广播电台播发了肯定米脂武装部文持米中"101"造反派后，才打通了那两人思想。8月21日，公社"通指"召开全体机关千部职工大会，梁宏振动员大家分工包队下乡，宣传大联合，动员农民支持公社"统指"，仅三四天时间，15个大队都表态支持公社"统指"，几个准备搞对立组织的人，见大势已去，停止了活动。8月26日，横山广播站广播了由我起草的五龙山公社"统指"表态声明。人心思安。在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五龙山公社实现了全社未分两派的真正的大联合。

　　七、成立革委会，武卫队暴打"四类分子"

　　1968年3月18日，我参加了横山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革委主任张有才兼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副主任有刘建民等，并要求下面积极筹备成立公社革委会。梁宏振、王俊川、牛雅堂参加了全地区第一个公社革委会榆林县红石桥公社革委会成立大会，回来即筹备成立五龙山公社革委会。我和公社造反派、武干、各单位、各大队代表反复协商酝酿，提出了公社革委会成员名单。因无派性干扰，协商很顺利，由梁宏振、王俊川、牛雅堂上报县革委、军分区批准。3月30日召开公社革委会成立庆祝大会。革委主任崔月德，兼核心小组组长，副主任王立岗、郭玉山(农民)，公社当权派全部结合使用，这在当时是极少有的。常委有徐怀文、高克臭、梁宏振、张金山等。不到一个月时间，大队革委顺利建立，未打倒一个大队干部。15个大队，有13个大队的革委主任是由原大队书记或大队长担任，只有两个大认是新选上的青年。有6个大队的革委主任由比原书记年轻、有文化、能力强的大队长担任。五龙山没有派性，既保护了千部，又加强提高了领导班子。公社、大队革委会成立以后，公社"统指"宣布解散、倒旗。五龙山成为横山乱得最早、联合最早、成立革委会最早、造反派倒旗最早的公社。
　　各地抢武器事件不断发生。我们商定把公社的18支步枪、几百发子弹，黑夜转移到陈兴庄陈兴治的独庄独院。我们坚决反对武斗，对地、县革委会收枪、调人打佳县进行坚决的抵制。5月下旬，县革委某副主任奉地革委之命，带武卫队下各公社收枪、调人打佳县，保卫红色政权。得到电话通知，我们决定不交枪不派人。千部都下乡避风，留梁宏振一人抵挡。怕武卫队行凶，找来一伙农民对抗。有一农民要报名去打佳县，梁说你想去，我们不挡，公社没派你去，出了问题公社概不负责。如此一说此人也不去了。枪和人都没要到，此领导训斥说其他公社都把枪交了，就五龙山抗拒不交，非严肃处理不可。发了一通雷霞走了。后来，武卫队解散，全县收交武器，我们才上交了，五龙山的武器没有流散到社会参加武斗。
　　6月10日上午，县武卫队一个排30多人来五龙山"杀黑风"，内容是批斗四类分子。战士们把四类分子"坐飞机"押进会场，路长500多米，用劲太狠，老汉们已脸色大变。批判中，甩枪托在脚上、背上狠打，有几人一满文不住了，我叫带队的去制止，不然会出人命的，他下去制止了。一会儿又换了押家，新来的打得更凶，几个人倒在地上，又狠打叫往起站，我又叫带队的去制止了。我叫减少发言，提前散会。往回走，又换了押家，又是一轮暴打。殿市、韩岔公社的四类分子闻风逃会避打。县上传来打死了监委副书记马之毅的消息后，横山的打人风才松动下来。

　　八、克服重重困难修成红光渠

　　公社决定上马开工修建红光渠。不料除屈坪大队外，各大队都不积极，甚至有抵触情绪。我深入各队调查了解，才知既有思想顾虑，也有实际困难，主要有八怕，一怕洪水太大打不住坝;二怕河水有碱浇水坏地;三怕渠道水不够用;四怕人心不齐，难以修成;五怕石匠都去修渠影响副业收入;六怕上劳不算账吃亏;七怕大队交不上补助粮和柴炭费;A怕上劳多影响打粮。农民和大队已困难到难以维持最低生活，穷得无法考虑长远利益。我又上县上找领导和水利局，要求解决工地办灶的补助粮、款问题，否则无法开工。他们说坚决不能。好说歹说，求告吵架，磨了几天，d决定一个民工由民政给补半斤救济粮，水利给补一角柴炭钱，解决了办灶困难。
　　1968年10月上旬，在屈坪召开7个大队农民开工修渠誓师大会。我一口气讲了近两个小时。我长于演讲，农民爱听我讲话。我讲了修水利的意义，渠道的设计要求和3年竣工的计划，逐条分析破除"AL，冶"思想，把修渠上升到对学大寨的态度问题、路线问题。听说王坪选出5个人要和我在大会上辩论，阻挡修渠，我说"很好，欢迎现在上来辩论"，结果谁也不上来。最后我表态:修不成红光渠决不离开五龙山，修不成红光渠大家骂我，打我。大会开得有些决一死战的悲壮气氛，群众很受鼓舞。接着，我们在屈坪办了修渠队干学习班，整顿了大、小队班子，落实了修渠石工、民工，任命了石工队队长、民工队队长。
　　选定大匠头常生明任石工队队长，本人坚决不干。我上门动员，软硬兼施，晓以大义;第二天常即上了工地。由王立岗任施工所主任，只留王俊川等两个千部跑山地8个大队;其余干部全部上红光渠。10月下旬，工程全面铺开，银铣飞扬，钢钻流火，炮声隆隆，红旗招展，黑木头川一派战天斗地的繁忙景象。1969年春末大坝胜利竣工，年底瓷窑眨石洞顺利打通，原计划3年时间，实际只干了两年半，到了1971年3月，长26华里的红光渠全线竣工放水，浇地1554亩，川地亩产由一二百斤提高到五六百斤，以后达千斤以上，很快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1971年4月，我调到县革委工作，任政工组副组长兼宣传组组长。1983年秋，地委组织部来横山考察干部，有人反映说我是造反派，经组织深入调查，才知我没参加任何造反活动和两派斗争，连公社造反派也没参加县上的两派斗争。他们知道了五龙山没分两派，保护了干部、群众，动乱中修成红光渠，很惊讶，负责人找我谈话时感慨地说:"真不简单，是个奇迹，全地区没听说过有第二家。"
　　在患难之交申，我和五龙山的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永远感谢他们对我的理解、关怀、信赖和支持。1990年9月，五龙山乡政府和人民树立了"红光渠受惠二十周年纪念碑"。隔两三年，我就想到五龙山走一走，看一看乡亲们，有些老乡也不时来榆看我。

　　九、我对文革的反思

　　在文革动乱申，五龙山能够不分两派，修成渠道，成功的原圆有三:一是公社小，群众基础好，不复杂，外界干扰少，公社干部团结，人气好，容易引导;二是有梁宏振、张金山、王俊川、张治邦、牛雅堂、郭玉山、吴开洲等一批好的社、队骨干，他们顾大局，讲政策，无私心，敢于支持当权派工作，敢于顶派性挡黑风，为人民做好事办实事;三是我本人带动了当权派，影响了造反派，大家协调配合，大胆引导，趋利避害，团结群众，锐意进取，勇于奉献。
　　我能得到公社文革、造反组织和广大群众的支持和信任，根本原因是我能团结同志们全民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人民有利的事，能不顾个人利害去大胆争取，在一些事关大局的问题上，我能敢作敢为，善于把握。其一，我勇敢地站出来保护王立岗，虽为自己惹下了祸，但赢得了干部群众对我的人格的尊敬和信赖;其二，我能尊重群众，敢于主动到各队作检查，得到了群众的谅解和好评;其三，采用了挺身而出，引导干部群众顺应全国大势的策略，实现全社不分派，保护了干部群众;其四，不怕艰难险阻，在动乱中修成红光渠，为解除农民饥寒办了一件好事。文革这段经历说明，一个千部只要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尊重群众依靠群众，就能得到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全力支持，就能明辨是非，排除万难，有所作为，办成按常规难以办到的事情。（崔月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