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四益：“四清”运动中找敌人

tuffy05

陈四益：“四清”运动中找敌人

　　先前的各次运动，虽然都有“敌人”，但因我尚年少，不过跟着哄哄，最多只是所谓“站脚助威”，帮个人场。但到1964年的“四清”运动（全称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已留在复旦大学任教，同在读的学生一道下乡，就免不了要担当些“责任”了。

　　“四清”起初的意思是“清帐目、清工分、清仓库、清财物”，即所谓“小四清”，但到了这时，早已扩大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大四清”了。

　　下乡之前，当然要认清形势，明确任务，掌握政策，武装思想。办法就是学习文件。文件无他，主要是中央前后两个《十条》（即所谓前十条和后十条）和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所谓“桃园经验”是王光美在河北抚宁县卢王宕公社桃园大队蹲点“四清”的总结。刘少奇在北京动员高级干部下去“四清”的会上说：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现在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这个“经验”后经毛泽东批准，下发全党，就成为所有“四清”工作队员的必读文件了。按照两个《十条》和那个经验，真把人吓了一跳，据说有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即我党）手中，已经变质。所以下到乡里，当地的党组织和干部都不能信任，要靠“扎根串联”、“访贫问苦”来重新组织阶级队伍。说得玄玄乎乎，听得心惊肉跳，好像今日农村处处龙潭虎穴，一不小心，就会落入“阶级敌人”设下的圈套。王光美的思想是否就是刘少奇的思想不得而知，但刘少奇赞同这样的估计和分析则确凿无疑。

　　下去不久，又传达了“小站”经验，那是陈伯达和周扬各自在天津小站蹲点“四清”的总结。详情已经记不真了，只记得是将袁世凯小站练兵当作历史背景开头，以示今日的“四清”是自那以来长期阶级斗争的继续。后来的情形则同“桃园经验”一样，需要夺权，还据说整出来了两个假“劳模”，说是阶级异己分子云云。国家建立已经15个年头，一直说是英明领导，成就空前，怎么一下又有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手中，实在匪夷所思。现在想想，其中定有玄机。经历了三年多的大饥荒，饿死了那么多的人，总得有个说法，要有人负责。上面既然伟大光荣正确无可以移易，逻辑的推演，问题自然出在下面。于是，农村基层干部就成了替罪羔羊，要担当起破坏“大好形势”的罪责。但那时不敢也不可能作此想。只不过，形势说得如此险峻，令人忐忑不安罢了。

　　我去的是上海郊区的奉贤县。市里派下的工作团由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任总团长。全县宣布“四清”正式开始那天，枪毙了两个“阶级敌人”。什么罪状，过了40多年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那阵势很有点出师祭旗的肃杀。当时，一些文艺作品描写农村阶级斗争的通行套路是：“队长犯错误，支书去帮助，贫下中农来忆苦，背后揪出个老地主”，所以，运动伊始，大都先把“四类分子”（指已经戴上帽子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集中训话，令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同时也是为即将开始的“四清”立一个下马威。有的学生还在屋顶上用石灰水刷出大标语：“四类分子永无出头之日！”此事被复旦大学副校长陈传纲知道后批评说：如果“永无出头之日”，他还有什么希望？没有希望，还会努力改造吗？这才停止了“标语战”。那时觉得陈传纲言之有理，不料两年之后的“文革”中，陈传纲的这些话又成了保护阶级敌人的“罪证”，他也因种种原因叠加，服安眠药自杀了。

　　闲话少叙，言归正传。“四类分子”毕竟都是在册的，有名有姓有档案，好找。难办的是怎么从好人堆里找出“敌人”来。

　　我被分配到奉贤县胡乔公社的秀才大队。大队工作组组长是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姓叶，一位严肃但并不过激的女士。这个大队一共有13个小队，工作队员除去复旦的师生、党校的教员，还有宝山县的机关干部。

　　我同另两名工作队员——一位是复旦的学生，一位是宝山县的年轻干部分到了第13小队，是全大队最小的一个生产队，总共只有十二三户人家，没有地主，没有富农，也没有所谓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要我负责从这十几户人家中找“敌人”，真不知如何下手。

　　按照桃园经验，先要扎根串连，访贫问苦。但这“根”扎在何处，就是个难题。队长、会计尽管出身都是雇农、贫农，但现当着干部，是运动的对象。若是一头扎进去，弄不好就“进了圈套”；几户中农，虽是普通农户，但按照阶级分析的理论，属于动摇不定的中间力量，难于依靠；再有，同队长、会计沾亲带故的，也要防范。左排右排，最后只剩下两家合于标准。一家姓姜，一家姓唐。出身贫农，不当干部，唐家的大儿子还是复员军人。于是，我们分头住进了这两户，算是“根子户”了。其实，若按生活水准，这两户倒是生产队中较为富裕的人家。姜家的老爷子是木匠，年事已高，不宜农活，每天吃过早饭就到镇上去泡泡茶馆，也揽点活儿，晚上回家，带些小鱼小虾，伙食开得不差；唐家因为劳力强，在队里也比较富裕。但按照阶级分析，也再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别无选择，也好，省得犹疑不定。

　　根扎下了，“敌人”呢？上面只说阶级斗争尖锐复杂，三分之一基层政权不在手中，可到了一个个大队、一个生产队，谁是“敌人”，还得自己去“挖”，挖深挖浅，挖多挖少，据说就看你阶级斗争立场与敏感如何了。如果挖出的“敌人”多，斗争激烈，自然成绩卓然，可以博得个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考语。可我在队里横看竖看， “死老虎”一只没有，“活老虎”四顾无踪。别的生产队烈烈轰轰，又是批斗地、富，又是背靠背揭发，面对面斗争，热火朝天，心里真是发毛。这样冷冷清清下去，不知成何了局？

　　文件里那套，我们都照着做了。扎根串联、访贫问苦，队上十几户，家家跑遍，几次三番，可就是什么问题也没有发现。

　　队长名叫陆益余，有人说他解放前当过土匪，但查无实据。也有人说他家是赤贫，“日脚过得老作孽”（沪语，即日子过得很可怜的意思）。到他家看看，床上除了一床烂棉絮什么也没有，真个家徒四壁。身上穿的也破破烂烂，用一条草绳束腰。 “解放”已经十五年了，仍旧一贫如洗。叫他交代问题，他十分委屈，说：土改时，工作队要搭台开会，我把门板也拆下来送去，到现在那扇门还是没有装上，后来一直是上级叫做啥就做啥。家里有什么？你们全都看得见。

　　看到他的家境，心里有说不出的怜悯。这样穷得叮当响的赤贫户，要说他贪污盗窃、多吃多占，谁信！

　　会计姓何，年纪很轻，大约初中文化，老老实实，不是那种花样很多的人。虽说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生产队并无多少油水。访贫问苦的结果，社员也没有反映出队里干部有什么不法之举。只有一位社员吐露了对队长的不满，但听来听去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个人意气，何况那些意气，其他社员并不认可。

　　在高唱“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时代，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竟然一个“敌人”也看不到、抓不到，心想至少是“嗅觉不灵”，“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恐怕就难以过关了。

　　大队工作队员开会时，各队都大有斩获，查出了多少多少“四不清”的问题，有多少多少干部交代了问题。唯独到了我这个队，毫无进展，心情更是郁闷。后来听说有些队里大搞“算账”，譬如，有一位社员检举干部吃队里鱼塘的鱼，另一位社员揭发干部吃了桃园的桃子。于是，就同干部算账，一天吃几斤鱼，一年365天总共吃了队里多少斤鱼；一天吃了多少桃子，一年总共吃了多少桃子。这样算出来的“多吃多占”，在高压之下，干部们也只好认账。但我不敢效仿，也不会造势威逼，所以除了经过反复宣讲政策，多半还是借助了其他队得威势，会计自己坦白了曾经私拿几十斤面粉。除此，再无别的发现。

　　大概觉得十三小队太过冷清，大队工作组长亲自来听了一次“帮助会”，会上社员对队长、会计说了许多心里话，既肯定了他们的劳累，也批评了他们的缺点，队长、会计也都表示诚恳接受。会开得很平淡，没有什么奇峰迭起。我想组长一定会觉得太过冷清，不料她却说“群众发动得蛮好”。这倒使我稍稍平静。后来，相邻一个小队的会计由于扛不住高压跳河自杀了。这事引起了社员的不满。小队负责的工作队员（一位法院的干部）也因此调离。那种施压逼供的办法才渐渐收敛。

　　春节过后，传达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纪要，即关于“四清”运动的“二十三条”，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听说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虽然回过头来看，“二十三条”同样是一个狠抓阶级斗争的文件，但因为把对象从基层转到上层，农村基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顿觉一松。果然，不久就通知学校的工作队员全部撤回学校，那些在高压下取得的“战绩”，大多也因查无实据，马马虎虎一风吹了。而我因为找不到“敌人”而积聚的烦恼，心头的重负，也就此消除。

　　直到一年以后，才渐渐领会到所谓“二十三条”，非但不是放松阶级斗争，而是筹划着更加激烈的一场清洗运动。上自国家主席刘少奇下到各级领导干部，都被整得呜呼哀哉。这才懂得了“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真实含义。自“大跃进”以来惹下的祸胎，刘少奇认为责任在于基层干部的变质，而毛泽东则要把责任栽到一条“由上到下、又粗又黑”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头上，栽到由上到下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头上。整倒了“祸首”，积年的失败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并借此可以维护所谓“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

　　在“四清”运动中已经找不到“敌人”的我，到了“文革”之时更是一头雾水，怎么上上下下一大批“老革命”一夜之间都成了“老反革命”？因为不知道怎样去“找敌人”，我自己也差一点成了“敌人”。此是后话，暂且带住。

　　（作者为新华通讯社高级编辑、《瞭望》周刊原副总编辑）

来源: 《世纪》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