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灝年：文革奪權的謀略與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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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奪權期的謀略與過程（上）

辛灝年系列講演《太陽最紅的年代》連載


當陽光過於燦爛的時候，你的眼前常常會一片漆黑。

――引自《誰是新中國》


目錄

（上接第21期）

前言﹕瘋狂奪權與殘酷平亂
――中共文革奪權期的總謀略\n
（一）瘋狂奪權的謀略與過程

第一、陰謀發動“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毛澤東“圖窮匕首見”

一、文革發動期的反右鬥爭變成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文革發動期反右鬥爭的三階段及其局部的戲劇性轉變

1、批判資反路線是一個被逼迫出來的新戰略部署
2、文革是一場極其廣泛毫無止境和極端殘暴的反右鬥
爭
3、中共文革發動期反右鬥爭的三階段
4、發動期的局部反右鬥爭被毛斥為劉的資反路線
5、資反路線這一文革政治概念是怎樣被謀划出來的？\n

正文﹕

前言

瘋狂奪權與殘酷平亂
---- 中共文革奪權期的總謀略\n
從中共的革命歷史和革命理論來看，中國共產黨曾發動過兩次大的“革命奪權”。一次就是中共在前蘇聯直接指使和命令下發動的“共產革命奪權”，另一次就是中共首惡毛澤東一心要發動的所謂“文化革命奪權”。中共發動這兩次革命奪權所依據的理論，一個是馬列的所謂“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一個則是毛澤東“創造性發展了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中共發動這兩次革命奪權的結局，一個是在中國大陸顛覆了孫文創建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大中華民國，奪取了大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和蔣介石的政權；另一個則由中共黨內的“首惡”打倒了“次惡”，所謂“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徹底地奪取了中共第二號人物劉少奇在黨內的實權。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他一生只做了兩件事，一件是打倒了蔣介石；另一件就是打倒了劉少奇。
中共的這兩次“大革命”，前一次賴以成功的總謀略，簡略地說，就是“認賊作父與瘋狂僭奪”。所謂“認賊作父”，就是“甘認馬列，背叛中華”；所謂“瘋狂僭奪”，就是“革命為名，不擇手段”。對此，我在《誰是新中國》這本書和我的一些講演中，已經作了充分的說明和證明，這里不再重復。後一次，則是“瘋狂奪權與殘酷平亂”，這就是我今天所要詳細講述的了。
為什麼說中共文革奪權期的總謀略是“瘋狂奪權與殘酷平亂”呢？

Text Box:這是因為，那一場由毛澤東親自大聲疾呼的文革奪權，始終都存在“奪”和“亂”的瘋狂局面。也就是說，在中共的文革奪權期，“奪權”和“平亂”，不但曾同時進行，而且曾交叉進行。因為，為了奪權，毛澤東及其文革陰謀領袖集團，曾不擇手段地製造了麻煩和混亂，它本身就屬於毛澤東要在“亂中奪權”的陰謀戰略；但也是為了奪權，毛澤東及其陰謀領袖集團又必須不擇手段地進行“平亂”。因為，自1966年底到1968年底的整個文革奪權期，劉少奇及其黨羽，中共各地各級各行業和各單位的當權派，曾為了“保劉”，更為了“自保”，甚至曾“高舉著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針鋒相對地為毛澤東的“奪權”製造過太大的混亂。再就是中共黨內的那些企圖趁火打劫者――如林彪一類的人物，他們為了藉文革奪權以積累和擴張自己的權勢，甚至是“更高地舉起了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來竊取毛澤東要一心奪回或剛剛奪回的某些權利。這就不僅加深、加大了文革奪權期的混亂局面，而且為打倒劉少奇之後共產黨內無休止的文革式內訌，作了張本，埋藏下了無窮的政治危機。就不說那些一心要“保衛”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各類造反派們了。他們有的因為不能理解“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偉大戰略部署”，而在走資派和野心家的操縱下，瘋狂打起了派仗；更多的，則是為了爭做“真正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造反派，而在相互間發起了大規模“武裝鬥爭”；他們對於製造中共文革奪權期的混亂局面，實在是“功莫大焉”。
需要說明的是，我所指的“中共文革奪權期的總謀略”――“瘋狂奪權和殘酷平亂”，其“瘋狂奪權”雖屬於毛澤東既有的“偉大戰略目標”；但是，怎樣才能在瘋狂奪權中一步一步地“克敵致勝”，特別是為了“瘋狂奪權”而怎樣才能進行“殘酷平亂”，卻不是毛所固有的“偉大戰略部署”，而是隨著文革奪權期的混亂發展所“即時謀定”的陰謀手段。有的，甚至只是“臨時抱佛腳”的忙亂行為。所以，陰謀性、即時性、反復性和不定性，都是它的鮮明特征。這一時期中共人物“走馬燈”似的或顯或隱，或勝或敗，或上或下，或死或生，甚至“昨日尚為座上主，今日便是階下囚”的反復無常情形，便是它的明證。因為，毛澤東畢竟是人，不是神；在人間，從來就沒有所謂神。孟子尚稱“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毛澤東亦只能用人間的奪權行為，來奪回他在中共和中國的最高權力。何況，所謂“君權神授”，早已成為人類“過氣”的神話，是被人間早已拋棄的過時政治手段――因為這個從來就無法證明的權力理論，早已成為享有民權、或正在追求民權的現代人口中的政治笑話了。
我現在首先講――“瘋狂奪權”的謀略與過程。


（一）瘋狂奪權的謀略與過程


第一、陰謀發動“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
---- 毛澤東“圖窮匕首見”


一、文革發動期的反右鬥爭變成了“資反路線”
---- 發動期反右鬥爭的三階段及其局部的戲劇性轉變

1、批判資反路線是一個被逼迫出來的新戰略部署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在1966年的夏天和秋天，毛澤東曾不止一次地得意說道﹕“我還沒有想到，一張大字報，一個紅衛兵、一個大串聯就鬧起了這麼大的事……誰也沒料到，我也沒料到，弄得各省市嗚呼哀哉……”（1966年10月24日，毛澤東“在匯報會議上的講話”）
但是，雖然毛澤東曾為他的“沒有想到”，而“不亦樂乎”，但他真正“沒有想到”的，甚至是他“不亦愁乎”的，卻是他的這“三招”，縱然是為他打開了發動文革造反的瘋狂局面和血腥局面；可也是這“三招”，竟然對“此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曾起到任何“整”的作用。相反，這個大方向卻一再地和不斷地受到了干擾，甚至是一如既往地被“改向”――如同在前期文化革命和“5、16”通知發佈之後，劉少奇們曾一再地改變了他的文革大方向一樣。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在1966年的8、9兩個月，也就是“中共十六條”頒佈之後，毛澤東曾一心扶持和支持的血統論紅衛兵，就是那些天天叫喊著“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高幹子弟們，卻只知道在“破四舊和立四新”中，鬥、打、砸、抄、燒、殺，他們的目標所指，刀棍所向，還是那些“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黑五類”和“反黨反毛澤東思想”的各類“右派份子”，還是無辜的老百姓和可憐的知識分子們。他們這些文革闖將們，幾乎個個都把本次運動的重點――走資派，就是他們的爹媽們，全然忘到了腦後。
這個局面，雖然伴隨著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和發動大串聯，日益張狂，日趨瘋狂，甚至已經將全中國（除台灣以外）都搖撼在一片鬼哭狼嚎之中，但是，由於毛澤東和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并沒有明確公開此次運動要打倒的對象，就是黨的第二把手――劉少奇，并要清洗其黨羽；更沒有明確地指明劉少奇就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就是“中共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從而在實際上，一方面造成了運動“終極目標”的不明確，一方面則嚴重地擴大了文革對象的範圍；而使得幾乎所有的當權派，都立即陷入了緊張的“自保”之中。因為自從共產黨奪取了中國大陸政權以來，共產黨的廣大當權派們還是第一次面臨著要被批判和挨鬥爭的境地，他們不可能不利用自己手中尚有的權力來拼命地保護自己。一句話，就是毛澤東雖然已經大大地打開了文革的造反局面，可是這場文革造反，卻不但沒有很快指向他要打倒的政敵，相反，卻把自己和這場文革放到了本黨絕大多數當權派的對立面。“馬列中國”的共產黨當權派們，除掉文教戰線上的少數當權者，極少數擁有雙重身份――就是哪些既是“走資派”、又是反動學術權威的當權派們，已經被批判、被打倒以外，其中的絕大部分，在工作組撤出之後，仍然在以當權派的身份，領導著運動，左右著運動，甚至在操控著運動的發展。或者說，運動還遠沒有能力反過來對付他們。他們當中的一些人，豈止在頑強自保，而且在以攻為守，以致有相當數量的當權派，還建立和操縱了種種打著造反旗號、甚至是“保衛毛主席” 旗號的各類造反組織，以保護他們自己。而這些造反派組織，就是被人民日報8月8日社論稱做的“保皇派”，這也是文革“保皇派”稱號的由來。詳細情形，我在後面還會談到。
在這個時期內，一句話，就是“走資派在自保”。雖然，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都是在保護自己，但至少是在客觀上，已經造成了對劉少奇的巨大保護力量。這樣一來，毛澤東不僅不能使文革如他所願望的那樣，朝著他的既定目標發展，而且開始遭遇前所未有的廣泛抵抗，甚至可以說是全黨的抵抗。面對著這樣一番“艱難”的局面，他終於從由他一手造成的文革瘋狂局面中清醒過來了。他，一是意識到自己已經到了必須“揭寶”的時候，就是到了要明確文革之“真正革命對象和最大革命對象”的時候；二是必須找到一個由頭，以便為他發動革命群眾、革命闖將們敢於造這個“真正革命對象和最大革命對象”的反，和自覺地、甚至是熱情地造這個中國赫魯曉夫的反，注入充分的革命激情和革命力量。因為，除掉他不得不這樣干以外，如我在前面一再說過的那樣，他還必須堅持的一個“原則”，就是必須要讓人看到和感覺到，“仍然是人民要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而不是我毛澤東要打倒他”，毛不過是“順應”人民的造反願望，應該責無旁貸地來領導這一場“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罷了。
於是，一個名號最終被立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其矛頭將直接指向劉少奇的文革揭發批判運動，就在毛澤東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還有那個早已經登堂入室的陰謀領袖集團――中央文革小組的共同陰謀策劃下，作為一個新的偉大戰略部署――出籠了。\n然而，究竟是什麼路線，才是毛澤東們所指斥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呢？這條反動路線的內容是什麼？它又是怎樣被製造出來的呢？

2、文革是一場極其廣泛毫無止境和極端殘暴的反右鬥爭

一個奇異的文革政治現象就是﹕在中共文革的整個發動期內，明明是毛澤東本人曾直接策劃、發動、領導、參預，甚至是大張旗鼓地號召和支持過的“文革反右鬥爭”，其局部的內容，後來竟然戲劇性地被毛澤東自己指斥成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並且這條“資反路線”，還被他明確地指斥是劉少奇和鄧小平製造和執行的，從而為毛澤東找到了一個“可以造劉少奇反”的頂頂合適的罪名，更為毛澤東煽動紅衛兵、造反派、革命群眾，特別是曾被“劉鄧資反路線”壓迫甚至是迫害過的紅衛兵、造反派和革命群眾，來造劉少奇的反，直至為他打倒劉少奇，鼓盪起了前所未有的“無產階級革命熾情”。
為了說明這個新造反熾情之所以能夠被煽動起來的原因，以及毛澤東這一新戰略部署的真正由來，我還是先要追述一番“中共文革反右鬥爭的三階段”。

但我首先要說明的卻是﹕中共文革的本相，就是一場極其廣泛毫無止境和極端殘暴的反右鬥爭。
因為，我們不能也不應該忘記的是﹕
第一、中共的整個革命，從來就擁有著一個“永恒的主題”。這個主題，就是“反右鬥爭”。因為中共向來自命為“左派”。從前蘇聯為他建黨並指揮他革命，直到他在中國大陸革命成功，他的革命內容和革命對象，就從來沒有偏離過“反右鬥爭”這個主題。雖然有時他也會另起名目，其內容卻均屬於反右，或離不開反右。甚至即便是明白地要“反左”，它也還是要批判這個“左”是“形左實右”，其實質還是“右”。對此，凡“有幸”參加過共產黨的革命，或被共產黨革過命的幾代中國人，大概都曾“身領神會”。
第二、正因為中共有著“反右鬥爭”這樣一個永恆的主體，所以，中共發動的文革，也就不可能偏離這個永恆的主題。而且，正是在“反右”這樣一個永恆的主題之下，中共的文革，才擁有了兩個主體的內容。
其一是明確地“反走資派”。並且，反走資派才是“本次運動的重點”，也是“共產黨史無前例的重點”――這是毛澤東和中共“十六條”所公開號召的；但“本次運動的重點”，雖然“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卻不是因為有一些當權派犯了“左”的錯誤，才要把他們當成走資派來整，而是因為有一些當權派犯了“右”的錯誤才成了走資派，所以才要整。在中國大陸，有誰敢說，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他不是右派，難道還是左派嗎？為什麼要打倒劉少奇，自然更不是因為他左，而是因為他右――又有誰敢說“叛徒、工賊、內奸劉少奇”是左派而不是右派呢？雖然，迄今為止，在“我黨”的一些人士、“我黨”的某些造反派和“我黨”的很多專家學者眼中（――我所說的這些常常自稱“我黨”者，不一定都是中共黨員），均認為文革是“左”的產物，甚至是“太左或狂左”的表現，因為它“左”到了連中共的自己人也要批，連中共的老革命也要鬥，甚至連中共全黨公認的革命領袖都要打倒……。但他們忘記了，正是因為中共的這些自己人、老革命和革命領袖們，均被指斥為犯下了右的錯誤，甚至是右的罪行，才被中共自己批判、鬥爭和打倒的。哪怕他們實際上個個都是“左”得不得了！因為，“愈加之罪，何患無辭”。但這個“辭”，卻只能是“右”，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右”，而不可能是“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左”。雖然，它的歷史本相，不過是中共的“窩里鬥”，就是“毛劉內訌”罷了―― 與左和右本不相干！

其二是明確地“反右派”。而反右派，在文革期間，就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中共中央的“516通知”和“中共十六條”，還有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就是文革命期間的“兩報一刊”，在整個文革歲月所發表的太多社論和文章，對“反右”都曾一再地和凶狠地號召過。雖然他們並沒有象中共57年反右鬥爭那樣，明確地給它冠上了一個“反右運動”的名稱，但這個主體內容，卻貫穿了整個文革期間。其主要原因，一是如我在前面所說，毛澤東要發動黨外的階級鬥爭來保證他發動黨內路線鬥爭的勝利。二也如我前面所說，毛澤東還要保證在打倒劉少奇、清除劉家黨之時和之後，中國還是“馬克思像下的中國”，天下還是共產黨的天下，政權還是他毛澤東一人獨霸的政權，絕不容許階級敵人乘機推翻共產黨和他個人的專制統治。三是毛澤東為發動文革號召造反，就不得不再一次製造階級鬥爭，發動對知識分子、普通人民和黑五類――就是共產黨的數千萬“罪奴”們的“反右鬥爭”――實際則是瘋狂迫害，為他發動一場“大皇帝要打倒二皇帝”的內訌，“張目，奠底，造勢和試刀”。四是當他在打倒劉少奇的過程中，發現有人干擾了他要“倒劉”的大方向，居然給他的倒劉鬥爭製造了混亂，甚至嚴重地造成了民間的不穩時，他便毫不客氣地用“反右鬥爭”這個“製造殘酷階級鬥爭的利器”，來宰殺曾跟著他造反革命的紅衛兵和革命群眾，不但毫無側隱之心，而且絕不手軟，比如發起 “清理階級隊伍”、“清查516”等大規模迫害運動。五是當他果真打倒了劉少奇，清洗和“改造”了劉家黨，已經完全能夠“獨佔其黨、獨專中國”之時，他依然還是用階級鬥爭這個武器，要將“反右鬥爭”進行到底――不論是發動殘暴的“一打三反運動”，還是批判林彪的“行左實右”，直到反擊鄧小平的“右傾翻案風”，甚至是血腥地鎮壓“四、五”天安門事件，他都是自始至終地高舉著共產黨的“反右鬥爭”大旗，繼續地和毫不手軟地進行著殘酷的鎮壓、迫害和殺戮的。縱觀整個文革，除掉打倒走資派這一“黨內反右鬥爭”的主體內容之外，中共自始至終對黨外屬於人民範疇、知識領域和“罪奴階級”的殘酷反右鬥爭，豈但是從來就沒有停止過，相反則是愈演愈烈。
第三，中共文革反右鬥爭與1957年的中共反右鬥爭有著那些區別？
一是在中共文革反右鬥爭中，反毛的罪行甚於反黨的罪行；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重於反馬克思主義的罪行；反對文革的罪行高過反社會主義的罪行。諸如“誓死保衛偉大領袖毛主席、誰反對毛主席就砸爛誰的狗頭”之類的造反派宣言，和“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之“三反罪行”中的“反毛澤東思想罪”，以及所謂“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惡攻”罪，在57年的反右鬥爭中，是不曾被明確地提出過來的。所以，中共文革期間的反右鬥爭，才會大大地擴展了他進行黨內清洗的對象，甚至將黨內“反右鬥爭”當成了本次運動的重點。
二是57年的中共反右鬥爭，是一場專以迫害知識分子、旨在建構全面專制思想統治的政治運動。中共文革反右運動，雖在“永恆主題”上與57年的中共反右鬥爭完全一致，卻在其內容上存在著差別。這個差別，就在於文革主要是一場“黨內清洗”，即以黨內的反右鬥爭為主。其間，中共為打倒和保證打倒劉少奇、清洗劉家黨，而發起的一場又一場對民間的反右鬥爭，雖是它的另一個主體內容，卻是它的“副題”，也就是如我前面所說，是為打倒劉少奇等“走資派”這個文革“主題”服務、墊底和造勢的。
三是中共文革反右鬥爭無限制地擴大了它的打擊對象，不僅增加了新的右派份子，而且增加了冠以種種名目的新右派份子，諸如“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份子”、“516份子”等等。其打擊面之廣，已經完全不象57年那樣，運動尚局限在知識分子的範圍之內，而是包含了社會的各個階級和階層。如前面所說，連很多中學生甚至許多尚未成年的少年兒童都不能幸免。
四是無限制地延續了它進行反右鬥爭的期限。而不是象57年那樣，僅僅是半年左右就已經落錘定音，至多一年左右，已經是該抓的抓，該般的判，該勞教的勞教，該勞改的勞改，極少數需要處決的，則要再找一個罪行以便處決。但文革期間的反右鬥爭，卻具有連續性的明確特征。就是各類右派份子――新老反革命份子們必須遭受一次又一次地重復打擊。雖然每一次施行打擊的名目和由頭均不相同。而這個連續打擊所依據的，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進程，以及與這一進程密切相關的毛澤東的“偉大戰略部署”。應該說，文革期間的反右鬥爭，其每一場、每一次、每一個階段，都與毛澤東的陰謀戰略休戚相關。
五是57年的中共反右鬥爭，除掉被中共正式逮捕判刑勞教、勞改的以外，既不曾出現私刑審判和私刑拷打、折磨和殘殺的現象，也不曾出現被紅衛兵造反派們抓捕、隔離、看守和蹲牛棚等等景象。整個反右鬥爭，均屬文鬥，而未出現武鬥；但在中共文革期間的歷次反右鬥爭中，卻借私刑拷打，折磨，甚至處死無辜民眾、知識分子、特別是黑五類“罪奴”之殘酷行徑，居然遍於中國，其執行私刑的殘酷手段，其武鬥的“爭相鬥奇”，足以令全世界的古今歷史家們嘆為觀止……。

3、中共文革發動期反右鬥爭的三階段

這裏所說的三階段，是指在文革發動期――包括“前期文化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前期”，中共為發起文革所進行的反右鬥爭三階段。在這三階段中，毛澤東為將文革引向“造走資派反”的大方向，劉少奇為改變毛澤東“反走資派”的大方向，不僅處心積慮地進行過“明爭暗鬥”，而且都進行過頑強的“攻守之戰”，卻又各懷鬼胎地共同發動了殘酷的“文革反右鬥爭”。
我現在就分別對這三階段作出必要的說明。

第一階段﹕前期文化革命對文化學術界的公開批判和
批判陰謀――本階段“毛是禍首，劉為從犯”

我在一開始就已經詳細講過，中共中央早在1964年7月，就已經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前期文化革命就已經開始。在這個階段內，在毛澤東而言，是在為發動後來的那一場文化“大”革命，而陰謀“從文化界入手，從外地發難”，一方面旨在奪取文化革命的發動權和領導權，一方面則力圖將已經開場的文化革命，誘導向他所需要的政治鬥爭方向。為此，毛象1957年一樣，一再地策劃陰謀，挑起並組織了對學術文化界的批判和鬥爭，甚至超越了57年的文化和政治批判界限，不僅在外地的報刊上，發起了對學術著作、文藝作品、文藝“黑線”的批判，而且已經公然地提出了“在文藝界，有一條與毛主席革命路線相對立的反革命修正主義黑線”（請參閱本講演錄“中共文革為何定名為文化大革命”中的相關內容）。
就劉少奇來說，則是為了牢牢掌握住毛要發動的這場文化革命的發動權和領導權，轉移毛在政治上的真正鬥爭方向，他便一方面順應毛澤東的要求，開始批判文化人，整頓文化界；一方面則頑強地抵制毛的更深意圖，決心只將文化革命局限在學術文化範圍之內，絕不引火燒身。為此，他領導了文藝界的兩次整風，罷免了文化部的兩位正副部長（齊燕銘、夏衍），批判了一批文藝作品和一些學術文化人，卻對與自己有關係者，刻意予以保護，如吳唅等。
如此，文化學術界也已是一片風聲鶴唳。一場如同57年反右鬥爭，甚至比57年更加厲害的一場“文革反右鬥爭”，在實際上已經開始。只不過，在這一階段，由於毛、劉各懷鬼胎，更由於這場“名非反右、實為反右”的鬥爭，是為毛要發動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服務的，又是劉為“自保”所要消極應付的，所以，它與57年的中共反右鬥爭，有著相同和不同的方面﹕
一是在範圍上，與57年反右相似，主要是在學術文化界，但更重在上層學術文化界，即一開始就將矛頭指向了黨內外的學術權威和文化名人，以及一些有著廣泛影響的學術著作和文藝作品，尚未在全體知識屆（包括教育新聞界）進行廣泛的發動。
二是在行為上，雖然已經展開學術文化批判，但批判仍局限在報刊上和在有問題的相關學術文藝單位，尚未號召“大鳴、大放、大字報和大辯論”，還未進行群眾性批判，展開殘酷鬥爭。由於重點是文化學術界具有代表性的名人大家和著名作品，因而還沒有波及到普通的學術文化人。雖然罷免了文化部的領導，也還未泱及到全國文化學術屆的各級領導，特別是在文革中受害最深的各類各級教育界領導。
三是在階段上，尚屬於批判階段。一般地說，還來不及進行政治定性和政治處理，即普遍罷官、撤職、開除、逮捕、法辦，勞教、勞改、甚至是判處死刑。
四是這一階段反右鬥爭的特征，是名不謂反右，實際就是反右；雖剛剛開始，卻來勢洶洶。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一場為了發動文革而發起的反右鬥爭，尚處於開始階段和局部範圍，但後續將會更加慘烈﹕1966年5月9日，中共中央中南局就曾傳達陶鑄的指示，稱﹕“運動要轉入反右”；1966年5月19日，這個後來被稱為“黨內最大的保皇派”的陶鑄，又在中南地區文化革命動員報告會上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少數改造得比較好，多數人沒有徹底改造，有一部分人非但沒有放棄資本主義道路，而且一有機會就向社會主義進攻。”由此可見本階段即前期文化革命階段反右鬥爭的性質和方向。
五是在本階段，中共最高統治集團由於對發動一場文化革命，不僅看法不同，而且各懷目的，本質則是一場瘋狂內訌的開始。因而，它才不像1957年反右鬥爭那樣，從一開始，毛、劉、周、朱……等一個個都“精誠團結”，對中國的廣大知識分子“同仇敵愾”，恨不能一夜之間就能夠將中國的“右派份子”絞殺得乾乾淨淨。所以，在發動期的“前期文化革命”階段――這個長達兩年左右的時間里面（1964年7月－1966年5月），由於中共最高統治集團，還處於“內部分歧、三心二意”的狀態，這才造成了它“風雨雖驟，其害尚微”的局面。
這就是我所說的文革發動期反右鬥爭三階段的第一階段。而我認為還必須指明的是，就本階段“文革反右鬥爭”的事實來說，毛是禍首，劉是從犯 。因為，這一階段的反右鬥爭，都是毛陰謀發動和頑強堅持的；劉則是被動順從，暗中抵制 。明白這一點，將十分重要。


第二階段﹕從“516通知”到“橫掃”社論發表，再到中共“十六條”頒佈之前――本階段“毛是元凶，劉為要犯”

如果說自1964年夏天開始的前期文化革命，直到1966年中共“516通知”發佈，都屬於文革發動期反右鬥爭的第一階段；那麼，自“516通知”起，中共文革發動期的反右鬥爭，就已經開始進入了它的第二階段。特別是半個月之後，就是1966年6月1日和2日，當人民日報連續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和“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兩篇社論之後，文革發動期的第二階段反右鬥爭，不但已經被迅疾發動得如火如荼，而且已經被疾速發動得“轟天裂地”，連空氣中，都到處彌漫著批判和鬥爭的“火藥”味。
為什麼？就是因為，中共的“516通知”，將這一階段反右鬥爭的方向和方略公佈開來了。
為什麼？更是因為，由毛澤東派陳伯達佔領了的中共最高輿論陣地――人民日報，連續發表了那兩篇社論，從而將一場瘋狂的反右鬥爭，推向了它的不歸之路。轉眼之間，全中國的知識分子、普通民眾、黑五類“罪奴階級”，甚至是青年學生，都被共產黨反右鬥爭的鐵掃帚“橫掃”開來；全中國人民的靈魂都被共產黨“橫掃”進火燙的人間地獄，被罪惡的地火燒烤起來了……
因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他向全黨、全國發出的“516通知”中稱﹕“全黨必須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
“通知”為了將矛頭指向黨內的當權派們，更加蓄意地將矛頭指向了黨內外和社會各界的“右派”們，特別是被它所稱的右派代表人物身上﹕“……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們對於一切牛鬼蛇神都放手讓其出籠，多年來塞滿了我們的報紙、廣播、刊物、書籍、教科書、講演、文藝作品、電影、戲劇、曲藝、美術、音樂、舞蹈等等，從不提倡要受無產階級的領導……”所以，這個時後，挨批挨鬥的，幾乎全是“報紙、廣播、刊物、書籍、教科書、講演、文藝作品、電影、戲劇、曲藝、美術、音樂、舞蹈”，特別是“教育界”的無辜知識分子們……。
被稱為真正拉開了文化大革命序幕，就是標誌著從前期“文化革命”走向“文化大革命”之重大轉折的人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除掉更加詳細地闡述了“516通知”所指出的各類反右鬥爭對象之外，還發了狂似地號召說﹕“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戰鬥號召下，億萬工農兵群眾、廣大革命幹部和革命的知識份子，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橫掃盤踞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打碎了多少年來剝削階級強加在他們身上的精神枷鎖，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 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而“新老右派份子”們，確實就是這樣地被他們通通地批得、鬥得、橫掃得“落花流水、威風掃地”。這實在是與57年那一場人民反右鬥爭沒有兩樣，只是範圍更廣，規模更大，迫害更深、更劇、更慘烈而已。
然而，這仍然只是一個開始，還只是文革發動期反右鬥爭的第二階段。因為在這個階段裏面，除掉奪回了部分黨權的毛澤東發了瘋似的發出了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偉大號召”之外，劉少奇亦出於自身的利害要求，立即向全國各地的大中學校和有關方面派遣了工作組，用共產黨老一套的整人方式，和57年反右鬥爭早已使用過的各色手段，開始在各個單位排“左中右”，確立“依靠和打擊”的對象，甚至在黨內尋找“替罪羊”，將文革反右鬥爭全面地和“深入”地發動和開展起來了﹕
1966年6月12日，高教部長、清華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蔣南翔突然被停職反省，各地共產黨的當權派們立即群起仿效――北京大學校長陸平、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上海藝術學院院長賀綠汀等許多高等院校具有當權派和學術權威之雙重身份的領導人，都先後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並在報紙上被公開點名批判，本人則在本單位遭遇批判和鬥爭。
1966年6月中下旬，由於北京有39所高等學校的學生要求赶走工作組，劉少奇則立即指示工作組“反干擾”，把相當多的學生、教師打成“右派”，或“假左派真右派”、或乾脆打成“反革命”……有人被整得神經失常，甚至自殺身死。
1966年6月22日，陶鑄發出指示﹕大學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搞教職員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
1966年6月28日，劉少奇則在批發中南局“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中稱﹕“在牛鬼蛇神紛紛出籠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於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著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於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份暴露了，就及時組織反擊。”
7月初，劉少奇又批示﹕“中學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務是審查教師隊伍”。“中學教師要集中交待問題”。
1966年7月3日，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則在“關於中等以上學校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意見”中提出，“擒賊先擒王，槍打出頭鳥，把最壞的右派學生揪出來，集中地鬥，打掉他們的氣焰”……
於是，和1957年反右鬥爭一樣，一些所謂歷史上有問題的人，一些所謂出身不好的人，一些平常喜歡向領導提意見、發牢騷的人，一些犯過各種各樣錯誤的人，便開始被列人打擊的目標，實際上就是“反右”的對象……。
本階段的反右鬥爭，雖然名不謂反右，但不僅在形式上酷似57年的反右，在內容上更是與57年反右一樣，只是更廣泛、更凶猛、更能夠“觸及人們的靈魂”罷了。
在毛澤東，它是為發動文革，搞亂天下，以便他奪取劉少奇和劉家黨權力的重大謀略。說到底，就是要用製造階級鬥爭來引發和保證他一心要發動的黨內路線鬥爭，即對劉少奇及其黨羽的政治大清洗。
在劉少奇和劉家黨，則是對毛的一種陰謀抗爭，就是“不惜犧牲民命”，以發動大規模的反右鬥爭來轉移毛發動文革的大方向。
而更多不知“上情”的共產黨當權派們，則是因為“反右”從來就是中共革命鬥爭的“永恆主體”，特別是整殺無辜知識分子和無辜民眾，又從來就是他們的拿手好戲，所謂“輕車熟路”，因而，本階段的文革反右鬥爭，才會點火就著，而且轉眼之間就蔓延開來，甚至立即燃燒成了一場人間的地獄之火。
在本階段，一個顯而易見的結論就是﹕毛是元凶，劉為要犯。因為，一切都是毛瘋狂發動的；一切也都是劉因另有打算而賣力執行的。

第三階段﹕從“十六條”公佈到正式提出和號召批判資產階級資反路線――本階段“毛是罪酋，黨是打手”

首先，我要說的是﹕“十六條”頒佈後，文革的主要對象仍然是除走資派之外的各類右派份子。但是，就在中共發動文革四十週年之際，有極少數當年的造反派人士，居然還在海外“傳頌”著一個政治笑話，就是“中共和‘毛主席他老人家’頒佈的‘十六條’解放了群眾。意思就是﹕整群眾，都是劉少奇派工作組領導運動的時期干的；中共十六條頒佈之後，文革就非但沒有整過群眾，而且解放了群眾……。”這當然是一個“政治謊言”，是對中共文革懷有某種特殊戀情的產物。
歷史的事實是，“十六條”除掉第一次提出了“走資派”的政治概念，並明確指出“要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才是文革的大方向之外，它還繼承和強調了“516通知”和人們日報“橫掃”社論所已經號召的“文革反右鬥爭”。它甚至更加兇狠、更加明白地號召說﹕要“……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極端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把他們最大限度地孤立起來。”
“十六條”還具體地指出﹕“要組織對那些有代表性的混進黨內的資産階級代表人物和資産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進行批判，其中包括對哲學、歷史學、政治經濟學、教育學、文藝作品、文藝理論、自然科學理論等戰綫上的各種反動觀點的批判”。還有就是“來自舊的社會習慣勢力”以及“資産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
時至1966年9月15日，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副統帥林彪還在毛第三次接見紅衛兵的大會上說﹕“……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小撮資產階級份子，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份子企圖炮打我們無產階級司令部，我們要粉碎這些牛鬼蛇神的陰謀詭計……”\n這樣一來，如我在前面已經講過的那樣， 中共“十六條”就又將已經被批得、鬥得、甚至是在工作組撤銷後已經被打得血肉橫飛的“一切牛鬼蛇神”，特別是所謂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們，和所有有著“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罪行”的各類分子，再一次明確地列入了“要充分揭露，要鬥倒，鬥垮，鬥臭”的對象。同時，又把十七年來已經被共産黨整過、鬥過、殺過不止一次的所有階級敵人，57年的右派份子，和始終被共產黨認為是有問題的人，借著中共迅速號召和發動起來的紅衛兵“破四舊、立四新”運動，變本加厲地施行了更加瘋狂的打擊，迫害，直至公然地殺害。對此，我在前面已經詳細地作過介紹了。

其次，我要說的是﹕“十六條”頒佈後，文革反右鬥爭愈來愈張狂、愈來愈殘酷、愈來愈恐怖。因為，問題還不僅僅是中共“十六條”繼承了中共中央“516通知”和人們日報“橫掃”社論對文革反右鬥爭的指示和發動，還不僅僅是在撤銷了工作組之後文革反右鬥爭仍然在繼續，而是在它公佈後，中共黨內的當權派，和所謂的走資派，除極少數被中央點名的以外，在全國，他們不但沒有成為此次運動的重點，甚至在工作組撤銷後，他們仍然在領導著或操控著文革反右鬥爭，特別是把文革反右鬥爭推展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殘暴階段，就是我前面所說的，公然地“鬥、打、砸、抄、燒、殺”階段，徹底地逆轉了工作組期間基本上是還是“文批”、而不是“武鬥”的狀況。所謂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資產階級右派份子、特別是包括57年右派份子在內的黑五類“罪奴階級”，不論是男女老少，在全國各地，尤其是在北京，竟然已經遭遇了公開的虐殺甚至是大規模的屠殺，文革發動期的反右鬥爭，至此已經被發展到了史無前例的殘酷血腥狀態。
然而，這一切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呢？其根子，當然是毛澤東要不顧一切地搞亂劉家黨的天下以便奪權，“不惜血本”地要鼓盪起革命造反的熾情，以幫助他奪回自己的權力。但是，就毛一心所要的，要打倒劉少奇和劉家黨的文革大方向而言，這又是一個明顯的違背。因為，實際上，運動的主要對象和重點對象，還是那些與“走資派”無關的各類右派份子，而不是在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原因，就是各地各級各單位黨的領導都在“自保”。其實，這是毛澤東和他的陰謀領袖集團所應該料到、卻又沒有料到的。之所以出現了這種連毛也不曾料到的狀況，其原因――
一是從“本能”上來說，共產黨的官必然反右。這是因為從前期文化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從“516通知”、“橫掃”社論到“十六條”的頒佈，非但都一直在號召“反右”，而且都在進一步地號召“反右”；再加上中共中央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前就已經宣佈工作組犯了錯誤，中共中央已經下令撤銷了工作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又明確地否定了派工作組領導運動的做法，於是，各地各級和各單位的絕大多數黨委，非但開始重新領導運動，而且更在他們的策劃和掌握下，成立了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和文化革命委員會，其成員，絕大多數是中共高級幹部子弟，少數是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出身的運動積極份子，但都是前一階段反右鬥爭的骨幹，就是那些向來整人整得有癮的“左派”們。他們根據“十六條”，根據“反右”永遠不會錯，再加上“整群眾和打右派”在他們從來就是輕車熟路，他們便“本能地和積極地” 將文革發動期的反右鬥爭，掀起了又一個血淋淋的新高潮，並迅速地將工作組時期的“文鬥”演化成了沒有工作組的“武鬥”，將“橫掃”引向了“橫砸、橫燒、橫抄、橫打和橫殺……”，從而製造了文革反右鬥爭的第三階段，就是最為殘酷、最為血腥的階段。

二是從“自保”上來看，共產黨的官必須反右。這是因為﹕
其一，因中共“十六條”已經公開宣佈﹕“本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而有史以來第一次將中共的各地各級各行業和各單位的黨政領導，就是“當權派”列入了被整的對象，但又沒有明確地指出是要整那些走資派，也就是說，既沒有限制，又沒有範圍，因而迅速地和極大的地擴大了黨內打擊對象，從而出現各級、各地、各行業和各單位的共產黨當權派們不得不“自保”的普遍現象。對毛澤東而言，這種“自保”，起碼是在客觀上變成了“保劉”。
其二，“十六條”確實企圖“解放”極少數在運動初期被打成右派的“革命學生或革命群眾“，一是毛澤東此時尚特別需要和利用能夠幫助他“搞亂劉家天下”的革命造反闖將，二是特別需要和煽動被工作組打成“右派或反革命”的極少數“革命學生和革命群眾”起來造反，藉以否定工作組領導文革，進而煽動他們反對劉少奇。但需要說明的時，這些少數的“革命學生和革命群眾”，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根正苗紅”者，絕大多數都曾是共產黨培養的對象，只不過是在這一場目的尚未明確的運動中，遭遇了“委屈”而已。而毛澤東要利用的，就正是他們的“委屈”。比如，北京幾個大學“根正苗紅”的革命學生，後來聞名全國的革命造反派五大學生領袖蒯大富、韓愛晶等人，他們就是因為在工作組領導運動時期，反對過工作組，遭遇了工作組的迫害，又被偉大領袖毛主席和“十六條”的“不准鬥學生”這一條所“解放”，所以，他們後來才成了毛澤東要打倒劉少奇的最重要的打手，成了與這一場血腥革命永遠也脫不了干係的“良弓和走狗”，雖必然要落得個“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場，也就是被“藏”進了無產階級的革命監獄，被“烹”成了另一類反革命份子而已。
其三，中共十六條頒佈之後，確實有所謂革命學生和革命群眾要造當權派的反，要打“走資派”。“革命學生”中，自然會有一些思想敏感者；革命群眾中，也自然會有一些善觀風向者――歷次政治運動中都有這號人物。特別是毛已經發表了他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這使他們感到，在黨中央可能存在著一個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司令部，甚至是反對毛的司令部。十六條又公開地發出了“整黨內走資派”的號召，還宣稱這才是文化大革命要整的重點對象，而劉少奇畢竟已經犯了錯誤，從一人之下落到了七人之下，他會不會就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和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呢？再加上陰謀家們又存心地在擴散著各種各樣不利於黨內某些當權派的小道消息，用以誘導一些思想銘感的“革命學生”和善觀風向的“革命群眾”；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提法，又自然會使人聯想到與他對立的那一條路線，究竟是一條怎樣的路線，是否就是這次運動要徹底鏟除的路線？這一切，都在使一些膽大者和投機者想到﹕從中央到各地各級各行業和各單位，都可能存在著被毛認為是“走資派”的幹部，如果有，那就應該響應毛的號召，造他們的反！何況，多年來對毛神化的成功，特別是文革開始以來對毛造神的巨大成就，早已造成他們對毛澤東的深信不疑和極端崇拜。這樣一來，在毛，也就是“神”永遠也不會犯錯誤的認識前提之下，他們當真便要響應毛和黨中央的號召，迫不及待地要開始他們的“革命造反行動”了……於是，就在“十六條”剛剛頒佈不久，為響應毛“炮打司令部”的號召，8月中旬，北京地質學院成立了“東方紅公社”；下旬，北京航空學院成立了“紅旗戰鬥隊”，北京師範大學成立了“井岡山戰鬥團”……他們自稱是“革命的紅衛兵”，主張“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與“血統論紅衛兵”拉開了距離，卻同樣排斥“黑五類”子女，但吸收一些社會中間階層子女們參加，從而吸引了原來頂多只能給“血統論紅衛兵”做“紅外圍”的許多“要革命”的學生。
正是由於出現了另一類的紅衛兵，特別是在8月的北京成立了那幾個所謂革命紅衛兵團體，並且立即被毛和他的陰謀家們發現，其中的蒯大富等人甚至迅速與“中央文革”挂上了鉤。於是，他們就立即在“自覺和受命”這樣兩種力量的驅動下，開始大造起“走資派”的反來了。北京的“革命紅衛兵們”，開始借大串聯從北京出發到全國各地，去煽動造中央和當地走資派的反；各地的“同類紅衛兵們”，則在他們的串聯下，也開始橫下一條心，要造本地區和本單位當權派們的反。正是在這種情形下，才在全國出現了炮轟黨委和造走資派反的許多政治事件，如﹕西安的8、14事件，長沙的8、19事件，福州的8、29事件，上海的8、20事件，武漢的9、2事件，重慶的8、28事件，貴陽的9、5事件，合肥的8、27事件等等等等……。
顯而易見的是，這一確實代表著中共文革大方向的革命造反，無疑撼動了各地、各級和各行業、各單位的共產黨當權派們，在他們的眼睛里，這些敢於在太歲頭上動土的“革命學生和革命群眾”，當然就是右派學生，右派份子，甚至是反黨份子和反革命份子，或起碼也是一些搗亂的壞份子。於是，全國的共產黨當權派們，面對著這樣一個可怕的局面，也就不得不採取種種手段來“自保”了。而也正因為要自保，一場被擴大了的反右鬥爭，就是對“要響應毛的號召，起來造走資派反的革命學生和革命群眾所進行的反右鬥爭”，也就迅速地和自覺地被全中國共產黨的當權派們發動起來了。總的來看，他們所採取的策略，如前所述，一是更加賣力地批鬥所謂的“一切牛鬼蛇神”，默許甚至支持血統論紅衛兵的“橫砸、橫燒、橫抄、橫打和橫殺……”，以轉移“十六條”所號召的“揭發批判走資派”的文革大方向。二是高聲擁護“打倒中央已經點名的大走資派”，以表明自己緊跟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政治立場。比如批判“彭羅陸楊”和一些擁有高官地位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們，拋出本地區、本行業、本單位負責宣傳、教育和文化方面的“走資派”們做“替罪羊”，以供紅衛兵和革命群眾批判與鬥爭，目的還是轉移鬥爭“走資派”的大方向。
其四，則是將矛頭指向本地區、本行業和本單位要造他們反的“革命造反派”，就是那些出身好、或沒有出身問題的運動積極份子，就是所謂的革命學生和革命群眾，和從北京串連到本地來扇風點火的北京紅衛兵。當權派們在“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的口號下，為“自保”而指斥北京來的紅衛兵是“南下一小撮”，斥罵響應北京紅衛兵的本地紅衛兵為“本地一小撮”，甚至派人到處張貼“驅逐令”，散發“警告這批混蛋”一類的傳單。
其五，則是在八、九月的動蕩中，由本地區、本行業和本單位黨的領導或政工部門吸收“紅五類”成立“工人赤衛軍、工人赤衛隊，紅色政權保衛者”等一類組織，用來協助“血統論紅衛兵”破四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他們甚至調動農民進城，來圍攻毆打那些正在“炮轟”省市委的本地和北京來的革命紅衛兵們。
其六，則是策劃組織“高喊革命造反和高喊保衛毛主席”的又一類造反派，就是“高喊造反”卻“反對造本地區本單位當權派”反的造反派，從而造成所謂文革保皇派的出現。而他們的理由，就是認定本地、本行業、本單位的領導，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線上的人，都是無產階級的當權派。所以，他們為了保衛無產階級政權，而要反對另類造反者――就是右派，對當權派的揭發、批判甚至鬥爭。因他們擁有著合法的權力，又擁有著為數眾多的工農群眾，所以，在這個階段，他們占了絕對的上風。因而，一些反走資派的文革積極份子，則遭遇了他們的打，壓，甚至被他們打成了“反革命份子、右派份子和假左派真右派……” 1966年9月24日，連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這樣的高官，都做過“抓黑鬼”的報告，將矛頭直接指向了前一階段敢於跳出來炮打省市委的那些人。然而，他們的這種反右鬥爭行為，卻為後來“跟毛造反”隊伍的壯大，立下了“汗馬功勞”。
其七，則是調動“血統論紅衛兵”，就是今天已經被歷史證明了的，“共產黨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真正接班人和永遠接班人”，來保他們的父母，來保本地區、本單位的共產黨當權派們。因為，既然“十六”條已經將“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立為本次運動的重點，則由中共革命幹部子弟，尤其是那些高級幹部的子女們，所組成的“血統論紅衛兵”，就會出於“本能”，而維護自己的當權派父母，進而就要維護本地區、本行業和本單位黨的領導，也就是一定要維護這些“有權、有產、更有著無窮利益的――無產階級的革命掌權者們”，維護他們自己在實際上和精神上的特殊地位，就是特權地位，如果說得動聽一點，就是“崇高的階級地位”。所以，他們自然就要與各地、各級、各行業和各單位依然掌握著權利的黨委領導，或其中的絕大部分當權派合流，更加賣力地將批判和鬥爭的矛頭對準了“社會上的一切牛鬼蛇神”，和中央已經點名的大小走資派；從而才會使這場“文革反右鬥爭”，伴隨著他們正在參加的“破四舊和立四新”運動，陷入更加殘酷和特別殘酷的階段。
在本階段，上述種種情景，如我前面所說，還是很快就被毛澤東察覺了。所以毛澤東不僅要迫不及待地和一再地發出最高指示，以制止各地當權派的這種有組織、有謀劃地利用工農以“自保”的行為，而且一再地指令中共中央發出文件，一再地指令人民日報等發表社論，以警告各地的當權派們。因為各地當權派的上述種種自保行為，已經使毛一心所要的文革造反，沉重地擱淺在文革的激流險灘上。
於是，早在1966年8月8日就發表社論，製造了所謂“保皇派”概念的人民日報，又於8月23日發表了“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的社論，宣稱﹕“黨中央就是黨中央，一個地區一個單位的黨組織就是一個地區一個單位的黨組織。”“絕不許以任何籍口拒絕和壓制群眾的批評，更不允許把批評自己的群眾打成反黨、反中央的反革命份子”。
然而，由於本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走資派”，但又因為既沒有指明打倒的最高目標，又在客觀上制造了過於廣泛的對象，毛澤東的指令、中共中央的文件和“兩報一刊”的社論，均收效甚微。這樣，全中國正在想方設法“自保”的大小當權派們，此時，在實際上都已經自覺地和不自覺地站到了劉少奇一邊，“與劉少奇共命運”了。這個狀況，在延續了兩個月後，毛澤東和他的陰謀小集團，才終於想出了對付的辦法。雖然，這個辦法確實改變了現狀，但是它的餘波，卻一直延伸到1966年底，才出現了讓毛澤東反敗為勝的光景。
在本階段反右鬥爭中，我還要作一個總結的，就是“毛是罪酋，黨是打手”，與劉少奇已經沒有什麼關係了。因為發動了、並標誌著這個階段反右鬥爭旗號的，就是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中共十六條。就是說，是毛號召了這個階段的反右鬥爭，又是黨進行了這個階段的反右鬥爭。但問題是，自本階段始，罪酋毛澤東所最想要打的，卻是黨的大小打手們所最不願意打的；而黨的大小打手們之所以都要這樣打，甚至是積極地要這樣打，主觀上雖是“自保”，客觀上卻是“保劉”。這就從根本上違背了毛澤東所要的文革大方向。然而，不論是罪酋毛澤東，還是共產黨的大小打手們，對於發動一場殘酷的反右鬥爭，都沒有疑義，只不過是黨的打手們為了“自保”，而不得不把毛澤東所需要的“新革命闖將”也當作“右派”打了而已。這既給毛澤東製造了麻煩，也給他們自己留下了無窮的後患。

4、發動期的反右鬥爭被毛澤東指斥為劉少奇的資反路線

在我已經將中共文革發動期的反右鬥爭三階段作了必要的說明，並且明確了這三個階段的始作庸者，也就是禍首、元凶和罪酋，都是毛澤東之後，我們就能夠對中共在“十六條”發佈兩個月後，為什麼會突然掀起一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有一些清楚的認識了。這些認識就是﹕

第一、發動期反右鬥爭的三階段均不符合毛的文革大方向
如我前面所說，雖然文革發動期的反右鬥爭三階段，均為毛澤東本人所發動，毛才是真正的禍首、元凶和罪酋，但是，這三個階段的反右運動，都並不符合毛澤東所要的文革大方向。
因為，在第一階段，毛尚處於失去黨內實權和最高輿論權的狀況中，只能採取“陰謀發動”和“外地發難”這樣一些手段，甚至只能藉陰謀挑起文化學術界的反右鬥爭，來發動他所想發動的文化革命。儘管如此，他還是受到了掌握著實權的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等黨內領袖們的陽奉陰違，甚至是公開的抵制。所以，由他發動起來的前期文化革命，就是文革發動期反右鬥爭的第一階段，也就與他所一心相與的文革大方向，想去甚遠。
在第二階段，毛雖然已經奪取了黨的部分實權和發動文革的部分權力，甚至是最高輿論權――就是掌控了人民日報和一些中央輿論機構，但劉仍然在主持中央工作。由於劉一方面在順從毛，把文化革命搞成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卻在利用自己尚有的黨權，大派工作組以整群眾――就是進行大規模的反右鬥爭，以求達到轉移毛文革大方向的目的，也就是對毛進行頑強的抵抗。因此，由毛親自發動和號召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又一次被劉少奇改變了他的文革大方向，變成了一場純粹的反右運動，雖然它反得比57年更廣泛，更深入，也更殘酷。
在第三階段，已經成為中共和文革唯一領袖的毛澤東，雖然已經把話挑明了，說此次運動的重點就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只因為他並沒有說出他要打倒的具體對象，從而造成全黨的緊張，和全體共產黨當權派起而自保，於是，大方向已經明確了的這一文革階段，就又神使鬼差地變成了一場“橫砸、橫燒、橫抄、橫打和橫殺……”的殘暴反右鬥爭，豈但是大小走資派們安然無恙，甚至連劉少奇、鄧小平都樂得站在一邊，要看他如何收場了。毛的文革大方向就是這樣地被他的黨徒們在全中國“悄然改向”。總而言之，一句話，就是中共文革發動期的反右鬥爭三階段，雖然全為毛所親自發動，卻全都違背了他所要的文革大方向，他這個反右鬥爭的“禍首、元凶和罪酋”，等於是“作繭自縛”。

第二、發動期反右鬥爭的哪些內容屬於毛後來所指斥的資反路線？
簡略地說，一個內容，就是劉少奇派的工作組所鎮壓過的，那些反工作組的所謂革命學生和革命群眾。另一個內容就是上面所說的，“十六條”公佈以後，全國各地、各級、各行業和各單位的當權派們，所正在鎮壓的那些要造走資派反的“革命造反派”。雖然這兩類人中，都有被打成右派甚至是反革命的人，但前者曾為毛所“解放”，不是毛要打的右派。後者則為毛所欣賞，更是毛現在所需要的“新革命闖將”。所以，儘管文革發動期的三階段反右鬥爭，均為毛所發動，毛才是禍首、元凶和罪酋，應該說，他們都是毛的犧牲品。但是，在毛的眼里，他們這兩類右派份子，卻非但不該打成右派，而且還是真正的左派。如果有人要問，在文革發動期的三階段反右鬥爭中，究竟有那些內容屬於毛後來所說的資反路線，那我就一言以蔽之，曰﹕對反工作組和反走資派的革命學生和革命群眾的鎮壓，就屬於後來毛所指斥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內容。

第三、毛澤東嫁禍劉少奇是資反路線的製造者和執行者
我已經說過了，在1966年的8、9兩個月，就是在毛所親自號召起來的發動期第三階段反右鬥爭中，雖然一切牛鬼蛇神中“除走資派”以外的各類份子，早已被整得、打得、殺得“不亦慘乎”，他卻毫不在乎，甚至“不亦樂乎”。然而，眼看兩個月過去了，他要天下大亂的目的，雖然已經得逞；但他所要的文革“倒劉”大方向，卻又一次被他的黨徒們“轉了向”。事實是，他的“三大法寶”雖然亂了天下，卻依然亂不了劉少奇和劉家黨的陣腳，甚至連全中國的共產黨都在為“自保”而“保劉”。運動，已經完全陷入了一直膠著的狀態。雖然毛和他的同伙們曾一再地利用輿論工具，警告各地的當權派們，試圖改變這一狀況，但是，在生死禍福面前，就是偉大領袖，他們也只能在所不顧。
但同樣如我已經提到過的那樣，也正是在8、9兩個月，毛澤東和他的陰謀小集團――中央文革，還是有了兩個重要的發現，一個發現，就是民間已經出現了符合毛文革造反大方向的“新革命闖將”，而且他們不是那些正在維護自己父母的共產黨高幹子弟們，甚至恰恰是那些被劉少奇的工作組整過，和眼下當權派們正在整的那些“革命學生和革命群眾”，這對毛不啻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發現，就象他在七月底發現了紅衛兵一樣，使他喜不自勝，猶如教皇英諾三世發現了“少年十字軍”一模一樣。另一個就是毛已經認識到，如果他再不迅速地將矛頭直接指向劉少奇，就是讓天下人都開始明白，睡在他身邊的中國的赫魯曉夫，就是劉少奇，也就是要“揭蓋子”，以縮小他要清洗的規模，否則，他就等於是將全中國的共產黨當權派們，都推到了自己的對立面上，他還必須“團結大多數，打擊一小撮”。這樣，毛就有了兩個基本的決策，一是立即利用這些符合他文革大方向的新革命闖將們，二是儘快地將矛頭直接指向劉少奇本人。政治鬥爭的殘酷現實，終於逼毛要亮出底牌，並要謀劃新的“偉大戰略部署”了。\n但是，要公開指向劉少奇，要號召造劉少奇的反，實現打倒劉少奇的文革大方向，就必須進行“正確”的誘導，就是要給劉安上一個頂頂合適的罪名，而這個罪名，對於那些受過迫害和正在受到迫害的“革命學生和革命群眾”來說，要具有煽動性，要能夠挑動仇恨心。反過來，還要使他們對自己感恩戴德。因為，只有他――他們的偉大領袖，才能夠解救他們。然後，他們就會心甘情願地為了自己的偉大領袖，而“舍得一身剮，敢把二皇帝拉下馬”了。
就這樣，文革發動期反右鬥爭的禍首、元凶和罪酋毛澤東，便決心“嫁禍”於他的“從犯”和“要犯”劉少奇，將反右鬥爭的罪責統統地倭與劉少奇一身，以便發動和領導“人民的文化大革命”，來革劉少奇的命。如此，他非但能把自己洗得乾乾淨淨，而且還能把自己打扮成“普羅米修斯”，來拯救他需要的“右派和反革命”――就是他需要和利用的“左派革命闖將”們。

5、“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文革政治概念是怎樣被密謀出來的？\n“革命”總是需要理論的，不論它是“什麼樣的革命”，或是“哪一家的革命”。毛澤東和中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現在，當毛澤東要在他的專政之下，誘導革命學生和革命群眾去革劉少奇命的時候，他同樣既需要為劉製造一個頂頂合適的罪名，而且更需要製造一個能夠讓劉少奇“遭遇人民造反”的革命政治概念。這個政治概念，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在我們已經瞭解毛要製造這個政治概念的背景和目的之後，我們就要進一步了解這個政治概念究竟是怎樣被毛和他的陰謀小集團製造出來的。
事實是，早在八月初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壞秀才姚文元就寫了一張題為《永遠跟著毛主席前進》的大字報，提到了路線問題。他說﹕“炮打司令部，指的是什麼呢？就是用馬列主義的炮打，毛澤東思想的炮打，打掉司令部裏的一切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反動路線。”顯然，他要跟著毛“炮打”的，還是司令部里面的反動思想和反動路線，而不是“另一個司令部的反動思想和反動路線”。
但毛婦江青卻立即為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作了“注釋”。她倒是在全會上直言快語地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代表無產階級的司令部，一個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司令部”。
緊接著，陰謀集團的另一個幹將關鋒，又對江青的話作了“發揮”：“無產階級的司令部就是毛主席的司令部。資產階級的司令部是某幾個中央領導同志的司令部。”不言而喻，關鋒所說的“某幾個中央領導同志”，指的便是劉少奇、鄧小平們。
於是，“無產階級司令部”與“資產階級司令部” 這“兩個司令部”的鬥爭，也就是“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也就愈來愈被陰謀小集團裏面的壞秀才們所重視。由於“兩條路線”中的一條，即“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早已見諸於報刊，那麼，與之對立的，就是那個屬於資產階級司令部的路線，又應該給它起一個什麼樣的名稱呢？壞秀才們開始動腦筋了。
按照“對偶”的原則，陳伯達擬出了“新名稱”，也就是一個新的文革政治概念，即“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他在為林彪起草1966年中共國慶講話稿時，便把這一“新概念”寫入了講話稿，毛澤東和林彪都在講話稿上畫了個圈，表示這個提法是可以的。
但後來被打為“黨內最大保皇派的陶鑄”在看了講話稿後，卻覺得“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用詞太凶，容易把執行“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的人等同於“反革命”，擴大了打擊面。他便向毛澤東建議加一個“對”字，於是，“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就變成了“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毛澤東也同意了。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站在毛澤東身邊的林彪念講話稿時，就把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這句話念出來了。當然，“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就是“劉少奇路線”的代名詞。當時，劉少奇就站在毛澤東的另一邊，真不知彼時劉心里當作何感想。
當天晚上，當毛澤東和他的“司令部”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集合，準備乘敞篷車去看焰火時，張春橋卻向毛澤東提出：“‘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在語法上不通，念起來也拗口。”毛澤東答道：“以後就提‘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據關鋒說，是他向毛澤東提議改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理由是在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中，有一句“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的話，他就是根據毛的話來發展的，當然容易被毛所接受。（上述相關資料來源於《陳伯達傳》第26節等）
於是，一個包含著上述兩個內容的，名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政治概念，就這樣被毛澤東和他的陰謀小集團製造出來了。中共文革發動期的第二和第三階段的反右鬥爭，其局部內容居然戲劇般地變成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一個所謂“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嶄新“偉大戰略部署”，就要瘋狂地被發動起來了。

文革群丑圖wenger4



我想在這裏作一點說明的是，我們這些曾生活在毛澤東時代的人，基本上都是“不會思考”的人；或準確地說，都是從“不敢思考”而終於成了“不會思考”的人。說是被共產黨徹底地拿掉了思考的能力，也未嘗不可。因為，在那個時代，一個人的思想，就必須是所有人的思想；一個人的思想方法，就必須是所有人的思想方法。再加上毛主席和共產黨永遠不會錯，他們所說的一切都永遠是正確的，這就為獨裁暴君的任何倒行逆施，帶來了太大的方便。其實，要是沒有這樣一個先決的思想條件，文革也就發動不起來。


我在這裏，之所以要節外生枝地談到這樣一個問題，是因為，今天，當我們已經有了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思考時，我們就會覺得，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政治概念的荒唐和可笑。由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所一再要批判和謾罵的“資產階級革命、資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共和國和資本主義的復辟”，在實際上又何曾存在過？因為，非但資產階級從來就沒有革過命――並且是哪一個朝代的資產階級都沒有革過命，所以，真正的共和國，就從來都不是屬於資產階級的。而資產階級，也從來沒有在任何一個真正的共和國裏面，擁有過專政的權力和地位。因而，在一個莫須有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里面，也就不可能存在一個什麼“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但按照毛澤東的共產黨所宣稱的，現在倒反而在共產黨實行一黨專制統治的國度裏，出現了什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豈不是一個“天大的笑話”？而且，就因為如此，便要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來推翻這個莫須有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統治。就不說，由專制統治者所發動的革命，其命又如何去革？又能去革誰的命？倘若真的要革命，革的也只能是被專政者的命，或需要被專政者的命――這就是中共發動文革從理論到實踐的荒唐不經。由此可見，獨立思考該是何等的重要。如果當年我們都能夠“獨立思考”，並擁有發表“獨立見解”的權力，文革還發動得起來嗎？


（ 2007﹒11﹒27改定，待續）

http://www.huanghuagang.org/hhgMagazine/issue25/hhg25-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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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文革 奪權  期的謀略與過程
（下）


辛灝年系列講演《太陽最紅的年代》連載


當陽光過於燦爛的時候，你的眼前常常會一片漆黑。
              
                                                                           ――引自《誰是新中國》


二、中共發起批判資反路線的種種手段
―― 兼述血統論紅衛兵的“失敗”和另類紅衛兵的堀起  

1、紅旗雜誌發表社論，公開號召批判“資反路線”

凡經歷過中共文革的人，沒有不知道“兩報一刊”的重要行和恐怖性。而所謂兩報一刊，就是指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因為，自從毛澤東派陳伯達等從劉少奇那里奪回了中共中央的最高輿論權力之後，凡“兩報一刊”的文章，幾乎都是毛澤東每一步“偉大戰略部署”的真正發動者，最高批判者和政治定性者。也可以說，在整個文革期間，“兩報一刊”可謂“殺人如麻”。而在中國和世界的歷史上，像“兩報一刊”這樣，能夠在長達十年的時間里，不僅左右了全中國普通人的命運，左右了毛澤東以下所有“高官顯爵”者的命運，甚至左右了整個中國和整個中華民族命運（台灣除外）的報紙和雜誌，也肯定是一個“史無前例和世所沒有”。
由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文革政治概念已經被製造出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陰謀謀略已經被策劃成功，“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又一場文革政治運動，一定要被毛澤東排山倒海地發動起來，於是，擔任著文革最高輿論宣傳角色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誌》，繼發表社論“掌握鬥爭的大方向”之後，就在林彪天安門講話之後的第三天——即1966年10月3日出版的第13期上，發表了重要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這篇完全由毛澤東的陰謀領袖集團――中央文革成員們集體寫作、修改和定稿的社論，一發表，就立即於10月3日晚上，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廣播，10月4日便在中國各大報紙轉載發表。這篇立場明確、措辭強硬、火藥味極為濃烈的社論，不僅公開傳佈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政治概念，而且明確地指出了“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如它所論﹕“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是兩條路線鬥爭的產物，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戰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產物。” “但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並未就此結束。有些地方，有些單位，兩條路線的鬥爭還是很尖銳、很複雜的。有極少數人採取新的形式欺騙群眾，對抗十六條，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極力採取挑動群眾鬥群眾的形式，去達到他們的目的。”所以，它鮮明地指出，“要不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能不能貫徹執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條，能不能正確進行廣泛的鬥批改的關鍵。在這裏，不能採取折衷主義。”就是說，必須徹底批判，絕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餘地。顯然，這是在明確表示，既要繼續追究六、七兩個月派工作組進駐大中學校，迫害左派革命學生和革命群眾的“路線錯誤”；又要清算八、九兩個月以來，大大小小的走資派們對“敢於擁毛造他們反”的左派革命學生和革命群眾進行鎮壓的“反動罪行”；甚至還要把這兩筆賬都要算到黨內那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這條“反動路線”所賴以產生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那裏去。

2、謀劃取消黨委領導，挑起造反派“踢開黨委鬧革命”
毛澤東這一次確實是沒有再“蹉跎歲月”。再沒有因“不亦樂乎”而輕敵。他三度被轉移了鬥爭大方向的“慘痛歷史教訓”，使他這一次決心要“只爭朝夕”。他再沒有滿足於發號召，僅以自己被神話的形象來“克敵制勝”，而是緊鑼密鼓地拿出了一套套陰謀手段，來實現他“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偉大號召”，穩扎穩打、步步為營地“直接”向著他政治上的死敵猛朴過去了。
在他和自己的副統帥林彪密謀之後，10月5日，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即根據林彪的建議，發出了“緊急指示”。該指示宣佈“取消”“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組後由院校黨委領導的規定”。就是說，各軍事院校在工作組撤出之後，各校黨委仍然無權領導該校的文化大革命。用文革時期的時髦話來說，就是各校黨委都必須“靠邊站”了！
該指示著重指出﹕根據林彪同志的建議，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必須把那些束縛群眾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樣，完全按照十六條的規定辦，要充分地發揚民主，要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在這方面，軍隊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樣。在運動中不許挑動學生鬥學生，要注意保護少數，凡運動初期被院校黨委和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反黨份子”、“右派份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應宣佈一律無效，予以平反，當眾恢復名譽。個人被迫寫出的檢討材料，應全部交還本人處理。黨委和工作組以及別人整理的整他們的材料，應同群眾討論處理辦法，經過群眾和被整的人同意，也可以當眾銷毀……
以前軍委、總政對院校文化大革命的個別規定，如關於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撤出工作組後由該院校黨委領導的規定……，已不適合當前的情況，應當宣佈取消。
中共中央立即把這一“緊急指示”轉發全黨。中共中央的批示全文是﹕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各部委黨組、黨委、各人民團體、解放軍總政治部﹕中央完全同意軍委、總政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中央認為這個文件很重要，對於全國大中以上學校都適用，同樣應當立即向全體學生和教職員工原原本本宣讀，堅決貫徹執行。中共中央。
這就等於是在告訴全黨，全中國各地的共產黨的當權派，無權再領導本地區、本行業和本單位的文化大革命。共產黨的各級黨委，要將被他們打成為右派或反革命的左派革命學生或群眾，一律予以解放。這就不僅從根子上抽掉了各級當權派賴以“自保”、“保劉”的根本權力，而且從根本上為那些要造本地區、本行業和本單位當權派反的左派革命學生和革命群眾，即另一類紅衛兵和造反派們，打開了跟毛革命造反的“陽光大道”。
事實果不其然，這個文件向全中國的發佈，立即挑起了文革造反的新高潮，激起了“造共產黨當權派反”的大浪潮，確實開始將“本次運動主要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中共“偉大內訌使命”，落到了實處。那些“善觀風向”、“年輕敏感”、甚至是“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另類紅衛兵和造反派們，特別是在前兩階段文革反右鬥爭中，遭受過工作組整肅、遭遇過當權派打擊的左派革命學生和左派革命群眾，他們終於能夠帶著“無產階級的革命闖勁”，要“報答”偉大領袖的熾情，和對本地區本單位走資派的“巨大革命義憤”，在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公開號召和幕後教唆之下，公開喊出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革命口號。一時間，“造反”“革命”之聲歡呼雀躍，震撼雲霄。
毛澤東所需要的造反，終於“應運而生”，終於開始造對了方向。在中國大陸地區，除中共的野戰部隊以外，各級黨委開始陷於癱瘓，各基層黨組織停止了活動，一場看上去“似乎是在造共產黨反”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在共產黨最高領袖，中共最高權利機關――中共中央，和中共那個陰謀小集團――中央文革小組的密謀策劃和公開發動之下，開始對本黨的各級當權派們，要“橫掃千軍如卷席”了……。它的矛頭，就要明確地和迅速地指向黨內最大的走資派，“睡在偉大領袖毛主席身邊的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
其次我要講的，是毛開始有限度的批判血統論
1966 年10月16日下午，陳伯達在各大區、省、市主要負責人都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時，批判了“血統論”……他首先指出高幹子女的“血統”未必“高貴”（講演者按﹕陳實際上是在說﹕“走資派的血統就不可能是高貴的……”）。
接著，陳伯達“深入”地批駁了“血統論”，指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實際上是封建社會“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的翻版。實際應該是﹕“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講演者按﹕這确是陳在兩個多月前就說過的話，但是，說到底，他的話還是證明兩千年前的封建制度復辟了――因為只要掌權的父母革命，兒女就能接班掌權，現在正是如此！）
然後陳又說 現在有一些學生接受什麼“自來紅”、“自來黑” 的觀點，接受什麼要在學生中劃分“紅五類”、“非紅五類”、或者什麼“黑幾類”的觀點。製造這類觀點的人，是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製造混亂，蒙蔽青年……（講演者按﹕陳批評錯了，因為實際情形就是﹕有人一旦成了走資派，他們的子女馬上就“由紅變黑”了……）
然後，他開門見山地告訴在場的共產黨高幹們說﹕“……如高幹子弟在各校、各單位的文革中佔有領導地位的，最好讓與工農兵普幹子弟擔任，高幹子弟把持領導地位是不利的，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和他們自己都無好處”（講演者按﹕陳是在告訴大家，偉大領袖要“掉馬換將”了……）。
陳伯達的這一講話經毛澤東同意，作為中共中央文件印發下達。這說明，毛要在全國範圍內掃除障礙，要把革命闖將的頭銜從高幹子女紅衛兵的頭上拿下來，戴到“工農兵普幹子弟”們的頭上去。
陳伯達的講話和毛澤東的批準，顯然是出於當前“鬥爭的需要”。因為，陳要是能夠早兩個多月就公開把這番話說出來，毛要是早兩個多月就能批轉陳的這個講話，則至少在八、九兩個月會少了無數的冤魂屈鬼。然而，他們都沒有，因為，他們在那個時候，要的就是用“血統論”來首先煽起高幹子弟造反革命的毒焰。所以，陳的假腥腥的講話，無非是毛澤東和政治鬥爭的需要罷了。
還應該明白的就是，毛澤東和中共即使在這個時候批判了血統論，那也只是有限度的批評，所謂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其實，還是血統論。而陳伯達所說的，“最好讓工農兵普幹子弟擔任文革的領導地位……”的話，說白了，還是在講血統，講出身，講成份。因為他們必須要以出身、成份和“血統的階梯”來分裂整個社會，然後才能控制整個社會，以便於它他們的統治。因為共產黨的核心革命理論，就是“划階級和搞鬥爭”；因為唯有保住這一底線，才能保住他們千秋萬代也絕不願意放棄的統治權利；也才能保證，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劉少奇，天下也還是共產黨一黨的天下，還是毛澤東一人的天下！以一黨專制全中國，再以一人來專制整個黨，這才是毛和共產黨永遠的黃粱美夢！這才是整個文化大革命期間，有多少人因為出身、成份而永無出頭之日，或備受欺凌打擊甚至被滅絕的真正根由。所謂重在政治表現，不說此話本身便是“無理”，而且也就是說說而已，或是在必要時找一兩個“典型”騙騙人罷了……我們這些經歷過毛時代的人，誰不清楚―― “有成份論”才是鋼鑄鐵打，“不唯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才是紙糊篾扎（引自《紅衛兵檔案》）而這，也才是遇羅克，這個曾在1966年12月發表過“出身論”一文的北京中學生，他的這篇文章雖然適應了陳伯達“對血統論的批判”，也說出了壓迫在許多人心頭的話，起到了很大的影響和作用，但最終還是因為這篇“出身論”，犯了共產黨“必須講出身、成份和血統”的大忌，因而，終於在1967年春天，他又為這篇“出身論”被捕，並終於在1970年的春天被共產黨押赴刑場執行槍決……文革期間，還有多少敢於堅持真理、正義和正道的中華好兒女，沒有被共產黨所“滅絕”呢？
我似乎不得不多說幾句的是，“凡事都講出身和成份”，在中國自秦以後的兩千多年君主專制的歷史中，就已成為過去。因為，在這個被共產黨稱為“地主階級專政”的兩千年中，任何一個貧下中農的子弟都可以因本事、因考試，而獲得當狀元和做大官的機會。中國漫長的君主統治時期，歷朝歷代貧下中農出身的舉人、進士、狀元和宰相還少嗎？只有在1949年之後，奪了權的中共才開始蠻橫地“講出身、查成份，划階級，嚴等級”，公然地用暴力復辟秦以前的封建制度，瘋狂地建立了黨主封建專制，把中國拉向了可怕的後退，而且一退就退了“兩千多年”還不止。
      
   我還要講的，就是毛終於激發了另類紅衛兵們的革命造反熾情
顯然，在文革批判“資反路線”階段，另類紅衛兵的堀起和發展，是與這一階段對血統論的有限度批判分不開的。因為有限度批判血統輪的結果，一是更進一步地提高了工農兵家庭出身的左派革命學生和群眾的革命造反積極性，使得一直高高地壓迫在他們頭上的中共高幹子女們，再也不能不把他們當成一回事情了。換句話來說，他們雖然“本是同根生”，但現在卻輪到出身於普通工農兵和普通革命幹部家庭的紅衛兵們來“當家作主”了。二是使那些所謂“出身清楚、不紅不黑”的學生群眾，得到了那些出身於工農兵家庭的紅衛兵的包容，也開始大模大樣地成了紅衛兵，而不再是只能去做那些高幹子女紅衛兵的“紅外圍”。“他們感到是毛的政策，讓他們才享有了這一政治榮譽，因此決心要去為偉大領袖盡忠效力。”（ 劉國凱早期文革著述﹕《封殺不了的歷史》，第330頁 ）
似乎應該說明的是，首先，由高幹子女組成的血統論紅衛兵和工農兵普通幹部子弟組成的革命紅衛兵，也有著共同之處和不同之處。共同的是，自稱是革命紅衛兵者，也要大搞階級鬥爭，也要講成份、出身，也要與“黑無類”劃清界限，也要一樣地批判和鬥爭所有被共產黨視為敵人的人；不同的是，他們更熱衷於已經為毛所發展了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所以，其鬥爭和革命的對象，就不僅仍然是地富反壞右和各類新型的反革命份子、修正主義份子、三反份子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等，在文革這一特殊歷史時期，還增加了他們要進行階級鬥爭的主要對象，就是“黨內的走資派”，和新產生的“黑幾類”，諸如“叛徒、內奸、工賊”等等。因為，毛的理論在教導他們，這才是“資本主義復辟的主要危險”，也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主體內容。當然，這不過是政治欺騙。因為，走資派們，除掉毛所絕然不能容忍的以外，其絕大多數，後來都“回到了毛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到了鄧小平手里，就是曾被打倒的叛徒、工賊和內奸，不論死活、好壞，也都重新被恢復了“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光榮稱號”。
其次，就那些所謂“出身清白、不紅不黑”的紅衛兵而言，他們一方面如前所述，是帶著報恩心情、充滿喜悅地來當他們的紅衛兵的，因而，他們才對給了他們能夠當紅衛兵榮譽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充滿真誠的感激之心，這不僅對批判“資反路線”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而且為後來打倒劉少奇增加了一支力量，甚至為今天已經垂垂老矣的極少數當年造反派人士，還要歌頌他們曾參予“跟毛造劉反”的革命，留下了情感和情緒的歷史基礎。但是，他們畢竟是所謂出身中間階層的一群，為了“自保”，更為了“發展”，在他們許多人的身上，也很難不存在著“對上仰視、對下蔑視”的心態、甚至是性格，特別是在階級等級極其嚴酷的共產黨統治之下。而也正是這種性格，既使他們少了高幹子女紅衛兵的哪份驕狂，又使他們少了工農出身紅衛兵的幾分樸實。所以，他們便不像工農出身的紅衛兵那樣，敢於公開蔑視血統論紅衛兵，卻對黑五類和“新黑幾類”充滿著鄙薄和蔑視，甚至比高幹子弟和工農出身者要更加堅決地與他們劃清界限――以至於直到今天，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竟仍然要將四十年前的3500萬“黑五類”及其上億萬的子女親屬們，看成是“不能屬於人民範圍的可憐人”。因為，在他們的內心裏面，“黑五類”及其子女仍然是共產黨的“賤奴”――雖然連鄧小平的共產黨為了收拾人心，都早已給“黑五類”摘帽、平反、改正了。而在當年跟毛造反的“革命”中，他們這些人又常常因“出手不凡”，而成就了他們的造反功勞，才使得他們當中的一些人，能夠在各地許多學生和群眾造反群體中，以自己鮮明的“階級立場”，蓬勃的“造反才華”，緊跟照辦的那“一顆紅心”，逐步地排擠了某些工農出身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們，爬上了造反組織的層層核心甚至是各級領袖的位置……
其實，這也並不奇怪。看一看雨果的著名小說《悲慘世界》，我們就能夠從這位偉大的法國作家，對那個“不紅不黑、出身清白”的小業主，就是小酒館老板――德拉第的描寫中，看到他是怎樣地一邊殘酷地欺侮、剝削著那個可憐的孤女小柯賽特；一邊又因他驚喜地發現了巴黎的革命，更因“出身清白”而立即參加了革命，甚至搶到了革命隊伍的最前面，然後便借著“革命”拼命去撈取“好處”了。在紐約百老匯（BROADWAY）一家劇院已經演出了三十多年的歌劇“悲慘世界”中，那個扮演德拉第的演員，算是把這號人給演活了。還有，我本人因工作之便，曾在1974年對中國皖南和蘇南地區幾個中等城市的市政機關作過一次非正式的暗中調查。這次調查，使我驚訝地發現，在七十代初，這些中小城市科局級以上的幹部，其中的大都數，都是從“三反五反”時期那些專門鬥爭自己老板的，“出身清白的店員和職員”中提拔起來的。而且，那個時候，他們仍然象不倒翁一樣，依然活躍在那個正在“批林批孔”的殘餘文革戰場上……。
我說遠了。
然而，我說的這些事實的重要性，就在於﹕正是工農兵出身的“革命紅衛兵”，和這些所謂出身清白的“要革命紅衛兵”的結合，才為毛澤東結集成了一支新的革命闖將隊伍。他們，前者帶著所謂樸素的階級感情，後者則帶著要在文革造反中建功立業的雄心大志，不僅將毛澤東所發動的這一場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文革政治鬥爭，推展開來了；而且，更加懷著得寵的激情和報恩的熾情，將他們的批判矛頭勇敢地直接指向了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們。雖然，從今天來看，他們都是另一伙被欺騙和被玩弄的“玩偶”而已，而且不久之後，他們就遭到他們那個偉大領袖的冷酷拋棄和殘酷鎮壓，甚至至今都不得“平反”，被共產黨永遠地打入了“另冊”。他們，本是值得可憐和同情的對象，甚至也無需指責，因為這也是時代所橫加在他們身上的痛苦悲劇。只是他們當中仍有極少數人，今天卻仍然像是活在中共文革時代一樣，依然“大話連篇”，雖然不過是些“烏龜過磅秤，要自抬自高”的笑話罷了。
為了向大家說明當年那一批“革命紅衛兵”和“要革命紅衛兵”們的造反激情和感恩熾情，我在這里略向大家介紹一下他們當時借以表達自己雄心壯志的幾首詩歌對聯，就可以明白他們當年的心志和所起的作用。
共產黨的《人民文學》雜誌遲至1975年的第5期，還曾發表過那個時期的一付“革命對聯”，就是﹕

冷對走資派的威逼、利誘
嗤笑資反線的謾罵、圍攻。

在1966與1967年的冬春之際，他們曾這樣地歌唱道﹕

鐵窗難鎖革命心，造反更覺毛主席親，
只要中國不變色，老子死了也甘心。

同時期的四川紅衛兵們又這樣高唱道﹕

關不盡，殺不絕，老子死了兒子接！
胸懷一輪紅太陽，哪怕斷頭灑熱血！

用共產黨的文藝家們的話來說，湖北的紅衛兵們終於唱出了那個時代的最強音﹕

劉少奇，算老幾？
老子今天要揪你！
抽你的筋，剝你的皮，
把你的腦殼當毬踢！
誓死捍衛黨中央，
誓死保衛毛主席！
           
（後三篇均引自楊健著﹕《中國知情文學史》，北京，工人出
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

朋友們，是不是夠熱血沸騰的？現在的年輕人，恐怕是很難理解那種瘋狂甚至是痴迷的所謂革命熾情了。

我還想講的，就是革命紅衛兵與血統論紅衛兵之間的互相攻擊

  剛剛堀起的“革命紅衛兵”和“要革命紅衛兵”們，由於他們得到了毛和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迅速支持，甚至是暗中援助和上下勾連，不僅迅速地將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大大地掀了開來，反之，他們也在批判所謂資反路線的鬥爭中，迅速地壯大起來了。因為，這一批人，原來就是佔大多數，在數量上為人數較少的原高幹子女紅衛兵所不能比；再加上這一批人，除掉根正苗紅的工農兵和普通革命幹部子女之外，又有一批正在朝著核心地位凝聚和領袖地位攀登的“不紅不黑的要革命紅衛兵”，於是不論是在智慧或才幹上，這支新的、革命的和要革命的紅衛兵，也就比原來的高幹子女紅衛兵們要懂策略、善謀劃。再加上，與原高幹子女紅衛兵相比，他們顯然要得“人心”得多，因為至少他們不再會用“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會打洞”的話，來打倒一大片，侮辱一大群。因而，在那個特定的時期內，相對地來說，他們在一般人的心里，則較少受排斥，甚至受歡迎。特別是因為他們正在根據偉大領袖的最高指示和中央文革的明確表態，甚至是在“敬愛的江青同志”的熱情關懷之下，造本地區和本單位當權派的反。而“造共產黨官僚的反”，怎麼說，都會令大多數人心里高興。因為，十七年了，共產黨絕大多數的各級領導，對老百姓所犯下的罪行，早已是罊竹難書。何況，那時侯，他們還沒有因為自命是打倒劉少奇的“造反功臣”而自命不凡，不可一世；也還遠沒有走到雖然遭遇了共產黨的堅決拋棄和殘酷鎮壓，卻連老百姓也對他們毫不同情的“悲慘時代”。
然而，在1966年的秋冬之際，他們的堀起、得寵和風頭太健，自然要引起原高幹子女紅衛兵們的嫉妒；更重要的是，由於他們造反的主要目標，就是原來那些血統論紅衛兵的父母們。因此，當年中國的紅衛兵們，便不僅迅速形成了兩派，而且兩派之間的恩怨甚至是仇恨，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迅速地發展起來，甚至很快就爆發開來了。
我們不妨也來欣賞一下那個時期北京紅衛兵“二司”和“三司” “叫陣對罵”的“革命詩歌”吧！要知道，這可都是歷史的最好見證。因為，文學――，無論真假，說到底，永遠都是生活、社會和時代的反映和表現。
我在前面曾介紹過的首都紅衛兵二司――就是高幹子弟紅衛兵們的組織，因為對三司――就是革命紅衛兵的組織不服氣，所以便對三司這樣罵道﹕

誰說青山不老，誰說三司不倒，
我們就是愚公，誓把三司挖掉。

然而，代表了毛澤東新寵的首都紅衛兵三司便馬上反擊唱道﹕

青山越來越茂，三司革命不倒，
群眾才是愚公，定把聯動刨掉。

三司的血統論紅衛兵們自然不甘心自己的失敗，於是，他們仍然“人倒架子不倒”地豪吟道﹕

滿天炮轟滿天仇，三司本是拉物猴。
留得西糾豪氣在，三年歸報三司仇。

然而，正在得意的二司卻嘲弄他們唱道﹕

西糾之子憶西糾，為虎作倀死遺臭；
三司奮勇揚千帆，聯動二爺墜沉舟。

二司面對著無可奈何的失寵和失敗，於是痛苦地唱道﹕

浪跡京城憶西糾，故人生死各千秋；
散夥已在數日後，二爺忍作三司囚。

於是，三司便發揚了“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宜將剩勇追窮寇”地放聲高唱道﹕

炮轟瘟神何人仇，三司舉棒奮金猴。
留得西糾“豪氣”在，還當劉鄧小走狗？

然後，勝利者――三司的革命紅衛兵們終於暢快地抒發了他們的的嶄新革命豪情，並填“滿江紅”詞一首，以自誇和譏笑二司的老紅衛兵們﹕

創始清華，紅衛兵三論反筆，劉鄧壓，統帥贊譽。人妖顛倒，為虎謀反。反文革，充當打手，何人喜？群眾奮起，造反有理，莫晦氣。血統論，豈成立？
保爹娘，有何益？應分清敵我，緊跟毛主席。破私立公為人民，雄文四卷印腦際。不聽言，歷史不留情，向陽泣。
（原載﹕“四三派”小報﹕首都風雷）

那個時候，他們正值得意之秋，自然不會認為，自己正在充當著新的、前途將是更加可悲的打手。
由於新的紅衛兵是乘著批判資反路線起來的，因此，他們便不能不將矛頭迅速地指向劉少奇。也只有這樣，才既能報恩，又能邀功。於是，就是在那個時期，由他們根據中央文革命暗渡陳倉式的啟發，而編寫的大字報、特別是到處飛舞的“革命小報”，已經對劉少奇毫不客氣；而諸如“劉公三哭”和“王家三代吸血鬼，輔仁一朵交際花” （王妖醜史演義，紅衛兵小說連載，井岡山報）一類對王光美進行攻擊的革命文藝，也開始傳播全國。自然，這都是因新革命紅衛兵的造反功勞和革命才華所至。 然而，這一切都打到了原高幹子女紅衛兵的痛處，兩派紅衛兵之間形同你死我活的一場惡鬥，也就在所難免。

我最後要說的，則是血統論紅衛兵的反撲和毛對他們的“鎮壓”
當然，新老紅衛兵的鬥爭焦點，並不在他們自身，他們不過是兩群羊，無論怎麼鬥，都要看“放羊”的人吹的是什麼哨子。問題是，血統論紅衛兵知道，他們的失寵，根本的原因，還是因為他們很多人的父母，開始成為這場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對象。而要號召打倒他們父母的人，就是他們心中的紅太陽；而具體地和陰謀地策劃著這一切的，就是那個中央文革小組。
但是，對毛澤東他們不敢公開反，因為神的光輝依然籠罩著一切，任何人如果反了這尊神，那他就必死無疑，是“自己害自己”，誰叫自己曾賣力地神化過他呢？他們雖然驕狂、野蠻，但是在這個問題上，還是十分小心謹慎。
對劉少奇，他們已不敢公然地和大規模地“保”，因為十月初號召徹底批判資反路線之後，劉少奇已經在黨內被點名批判，他起碼已經是“中國赫魯曉夫的嫌疑犯”了。他們的父母要明哲保身，也不可能容許他們去保。所以，除掉極個別的紅衛兵“狗膽包天”，於1966年11月8日在清華大學貼出了“劉少奇萬歲”的標語之外，就很少有公開“保劉”的舉動了。
對林彪，他們也不敢有更多更大的革命行動。與江青一樣，他們的爸媽大概在家里也沒有說過林彪什麼好話，他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形象，實在不夠光輝。但是，如今他權勢燻天。所以，除掉北京農業大學附中的高三學生伊林滌西，曾在1966年的11月15日，跑到在清華大學，貼出了大字報“致林彪同志的公開信”之外，他們企圖對林彪的攻擊，還是不敢真的發動起來。
所以，此時的血統論紅衛兵們，除掉因被別人罵成是“保爹保媽派”而深感痛苦，因而要悻悻地回罵那些革命的紅衛兵，特別是那些“要革命的紅衛兵”們是“狗崽子，黑衛兵”，尖叫“只準紅無類造反，不準黑五類翻天”，大罵“共產黨的幹部犯錯誤，你們高興什麼，他媽的！”等等以外，只因為他們自小就驕橫慣了，是十足的“土紅色貴族”，向來有恃無恐，現在更為了他們爹媽的生死存亡，便終於將矛頭指向了革命紅衛兵的後台――中央文革，甚至指向了“敬愛的江青同志”――他們的“江阿姨”。後來，他們更將仇恨化為行動，重演他們在紅八月中發了瘋的革命行動，這就是中共文革紅衛兵歷史上所謂“十一月黑風和十二月黑風 ”的由來。

他們首先是向中央文革小組發動了進攻。我剛才已經說過，由於中央文革小組，這個以毛澤東的陰謀小組織為主體的文革領袖集團，在號召徹底批判資反路線上，可謂“手把紅旗”，既成了發動的主力，又成了領隊的先鋒，特別是成了革命紅衛兵和“要革命的紅衛兵”們最有力的支持者。但在那些血統論紅衛兵的眼睛裏面，以組長陳伯達為首的中央文革，那裏面卻盡是一些壞秀才，是政治暴發戶。這些壞秀才和暴發戶雖曾無比熱情地支持過他們，但現在，卻已經明顯地在給他們顏色看。下一步，這個中央文革還會對他們做出什麼壞事，他們還要拭目以待。因此，他們對中央文革的感覺，就既有受騙的痛苦，又有更深的擔心。特別是由於他們認為，打擊他們，卻支持那些“要翻天的”，只能說明，中央文革才是真正地執行了反動路線。所以，他們就要對中央文革正在拼命號召和指揮的“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其道而行之。高幹子弟紅衛兵們，終於把那一腔怒火，向著中央文革燒去了。
1966年11月下旬，北京礦冶學院的高幹子弟紅衛兵，率先貼出了大標語﹕“我們堅決要求和陳伯達辯論”而陳伯達就是當時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
11月25日，北京航空學院的“八一縱隊”，貼出了“一問中央文革”的大字報，公開指責中央文革是在繼續執行“資反路線”，所謂“以毒攻毒”。11月29日他們又貼出了“二問”，12月3日尤貼出了“三問”。所謂“問問相逼，緊追猛打”。與此同時，北航“八一野戰軍”則貼出了“也問中央文革”，指責中央文革才是挑動群眾鬥群眾、縱容少數派打壓多數派的禍首，甚至提出中央文革也應由“巴黎公社式的選舉”產生。
1966年11月27日，北大附中、清華附中、石油學院附中、北京工業大學附中、八一學校等海澱區十幾所中學紅衛兵組織的負責人開會籌備成立“聯動”時，其主要議題就是﹕“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它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黨中央，對它有意見為何提不得？”並宣稱﹕“要和中央文革正在支持的“蒯大富、聶元梓之流干到底！” （引自紅衛兵檔案）
1966年11月30日，北京林業學院的紅衛兵李洪山，則乾脆貼出大標語，號召“踢開中央文革，自己起來鬧革命”。
1966年12月2日，林院的“永向黨”紅衛兵們，則在天安門兩側貼出了大標語﹕“中央文革小組執行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1966年12月4日，“清華紅衛兵”的“紅雷小組”終於貼出了題為“中央文革小組執行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長篇大字報。在此前後，北大的“虎山行”紅衛兵戰鬥隊也貼出了攻擊中央文革的大字報，“清華紅衛兵”則散發題為“用毛澤東思想檢驗一切”的傳單，開始直接攻擊江青和陳伯達。
12月5日，“聯動”宣告正式成立。當天夜里，“聯動”成員冒著刺骨寒風傾巢出動，四處張貼標語和《聯動宣言》。北京工業大學附中鄒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幾十米高的西直門城樓，用幾十張大字報紙刷成了一條巨幅標語︰“中央文革把我們逼上梁山，我們不得不反！” （同上）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的73歲誕辰。 “聯動”在北京展覽館召開“破私立公誓師大會”。這次最後的會議，口號就是﹕“堅決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幾天發表的反毛澤東思想的講話！” “反對亂揪老前輩！” “反對縱容、支持、鼓勵反革干、軍干子弟的行為！” “堅決打倒鎮壓中學運動的鄶子手――‘三司’！” “揪出‘三司’後台，搶斃‘三司’後台！” “沉默就是死亡，戰鬥就是生存！” ……
他們終於借著反對中央文革和毛所發動的“徹底批判資反路線”運動，特別是毛欽定的“此次運動的主要對象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政治大清洗”――“叫陣”了。

他們同時又將矛頭指向了江青，要給毛顏色看。我想說的是﹕毛婦江青，這個在文革前十七年，一直難能“登台亮相”的前演員，應該說是帶著經年的委屈、痛苦和終於揚眉吐氣的神采，突然地和張狂地活躍在領導文化大革命的巨大舞台上的。她的出身，她的經歷，她的為人和她的婚姻，都曾是黨內高級幹部們的話題，大家無非都是看在偉大領袖的面子上，才會在表面上尊敬她的“夫人”地位罷了。但是，文革伊始，她竟成了毛的急先鋒（如她遭遇鄧小平審判時所說的那樣﹕“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成了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的副組長，甚至成了這個陰謀領袖集團的靈魂式人物，從而開始背靠著偉大領袖丈夫的光環，表演著一場前所未有的“革命大戲”，並成了一個不可或缺的“革命女主角”。她在傳統性很強的中國社會，所必然要引起的厭惡；還有就是她在自己的黨內，所必然要引起的不屑和憎恨；自然也就伴隨著她越來越不堪的種種表演和行徑，而成為那些子女紅衛兵們厭惡和痛恨的對象。儘管開始時，他們也熱愛過她，因為她畢竟是一輪“紅月亮”。可她，現在卻成了號召和指揮揪鬥他們父母的“旗手”！就不說，那些想翻天的革命紅衛兵和要革命的紅衛兵們，現在正在無比親熱地尊稱她為“敬愛的江青同志”呢！於是，為了打狗給毛看，他們終於將矛頭直接地指向了她。
1966年12月4日，北京城裏出現了大標語，“誓死揪出毛主席身邊真正的資產階級陰謀份子”。這個陰謀份子，至少可以說江青有份。當然，這張大字報，也只有“子女紅衛兵們”才敢寫。
1966年12月12日，北京林業學院的子弟紅衛兵李洪山等，終於指名道姓地拋出了一張大字報，題目就是﹕“江青同志的講話要把運動引向何處――評江青同志11月28日在首都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上的講話”。
娘老子正處在生死存亡關頭的子弟紅衛兵們，終於鉚著膽子，向毛主席他老人家狀告他的夫人了。
1966年12月9日，“清華大學紅衛兵”顏曉東貼出了“給毛主席的一封公開信”，明確指稱﹕“十月份以後北京的運動犯了方向性路線性錯誤，而江青同志則是這個錯誤的主要責任者之一……”
之後，在子弟紅衛兵們的革命行動中，居然已經有人喊出了“江青算老幾”的革命口號。
至於江青在三十年代的演員生涯，特別是她和唐納的那一段婚姻故事，還有就是“紅月亮”到延安是如何地勾引了“紅太陽”的風流故事，就更帶著“黃色”的成份，秘密地從京城傳佈到了大河上下，大江南北……
他們曾親熱地叫過的江阿姨，現在終於成了他們政治上的敵人。只是她畢竟還是“紅月亮”，更過份的行動，他們還是不敢，他們實在是不能像革命的紅衛兵們對付劉夫人王光美那樣，來對付這輪“還沒有落山的紅月亮”的。

他們終於再一次組織起來，採取了“革命”行動。由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培養出來的子弟紅衛兵們，在文革開始後，從來就不是一些“坐而論道”者，也從來就不滿足於只打筆戰。他們，早就將“紅太陽”的話牢牢地記在心中，那就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樣壓雅致，那樣從容不迫，那樣溫良恭儉讓……”，他們在專革“階級敵人”的命時，早已如此；如今當他們的娘老子也要被人家革命時，他們還能“從容不迫，溫良恭儉讓”得起來嗎？
他們決心要在共產黨的這一場殘酷的政治清洗中，用行動來保護他們的爹媽，也保護他們自己了。於是，就在大學生中的子弟紅衛兵，和要革他們父母命的仇人打開筆戰的時候，中學的子弟紅衛兵們，則立即發揚了他們在七、八月間“打砸燒殺”的傳統，大打出手。
1966年的11月份，原來的子弟紅衛兵組織――西糾、東糾、海糾，遂糾合起來，四次沖砸了“三司”總部，還毆打了“三司”的革命紅衛兵們。
1966年12月5日，他們又聯合起來，成立了“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就是臭名昭著的北京“聯動”紅衛兵，將“聯動宣言”灑遍了京城。
1966年12月16日、28日、31日和1967年1月6日、7日、11日，他們曾先後六次沖擊公安部，在公安部的牆壁上刷上了“公安部執行了一條形‘左’實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火燒謝富治！”等大標語。
其間，他們更是狂叫“打倒三司”，“槍斃三司後台”，“打倒公安部”、“江青算老幾”和“高幹子弟要掌權”……的革命口號，目標明確地向著毛的批判資反路線橫沖直撞而去……

毛澤東對他死後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決定不再容忍。他決定先禮後兵。因為，早在1966年的11月間，中央文革就已經出面找二司代表談話，表示堅決支持三司，北航紅旗，要二司“向真理投降”。陳伯達等人還親自出面，嚴斥“西糾”的子弟紅衛兵們們“私設監牢，胡作非為，草菅人命”。要它他們立即撤除，不得再使用私刑。
1966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專門發文轉發了中共北京市委關於“不許私設拘留所、私設公堂、私自抓人拷打”的重要通告。北京市委的這份重要通告稱﹕“任何廠礦、學校、機關和其他單位，都不許私設拘留所、私設公堂、私自抓人拷打。這樣做是違反國家的法律和黨的紀律。如果有人在幕前或幕後指揮這樣做，必須受到國法和黨紀的嚴厲處分。從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處理。”
我覺得已經沒有必要來評論這份“重要通告”了。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為什麼不在八、九月就發出這樣的公告呢？那可是中國歷史上從來就沒有過的和無邊的“殘酷私刑時代”，該有多少知識分子、普通民眾、特別是共產黨的罪奴階級，曾被共產黨的紅色兒女所虐殺？我還想說的僅僅是，其實，在整個文革其間，也就是從人民日報“橫掃”社論發表直到獨夫民賊毛澤東死，共產黨及其造反惡棍們對無辜人民的私刑拷打和私刑虐殺，就從來沒有在民間被真正“停止”過……私刑虐殺者，當真被共產黨處理了嗎？甚至直到今天，在對四十年前的文革反思中，整個文革，居然還“只有被害人，而沒有迫害者”――就是毛滔天罪行的執行者們……。
12月16日，北京市中學紅衛兵聯合召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會上，重點批判了“鬼見愁”對聯，批評了“西糾”、“東糾”等紅衛兵糾察隊的過激行為，並決定解散各種紅衛兵糾察隊。
江青在大會上發言，點名批評國務院正副秘書長周榮鑫、雍文濤，說他們是保守組織的後台，要他們低頭認罪。提到“血統論”時，江青更輕蔑地說︰“血統高貴？是什麼東西！”她忘記八月份自己曾摟著血統論紅衛兵的那份親熱勁了。
1966年12月17日，周恩來、陳伯達、江青、謝富治等再一次出席了三司召開的“全國在京革命派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奪取新勝利誓師大會”，並發表講話，再一次明確地表示支持，甚至明白指斥“子弟們”的“紅衛兵糾察隊”已經被壞份子利用，變成了打擊革命派的工具，斥令其必須解散。
這時，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子弟們卻鬧得正歡，甚至已經出現誰都不敢收拾的局面。然而，由於事關毛澤東對黨內的政治大清洗能否成功，毛不再對共產黨的子弟們“姑息養奸”，終於開始要他們也嚐嚐無產階級專政的滋味了。
就在1966年12月16日，北京林院的李洪山被逮捕，同一天，北航“八一縱隊”的頭頭賴銳銳也被逮捕，1966年12月18日，血統論的主要吹鼓手、高幹子弟譚力夫被投進了監獄。 中央文革小組甚至為他成立了“譚力夫專案小組”，不斷追問譚力夫的後台問題，總希望發現一點譚力夫同劉少奇、鄧小平、賀龍等人之間蛛絲馬跡的聯系，借以將他們指控為“血統論”的總後台，繼而徹底打倒。
其他一些曾寫大字報攻擊林彪、江青、陳伯達和其它中央文革成員的子弟紅衛兵頭頭們，如易振亞、伊林滌西等，也都一一被捕，先後被捕者一百多人。聯動很快被正式取締，為首份子均被拘押。
此後，中央文革的人，甚至還在八一學校內舉辦了一次“摧毀反革命組織‘聯動’展覽”，展覽了“聯動”成員搞“紅色恐怖”時的凶器……然而，他們究竟在文革紅色恐怖的日子裏面殺了多少無辜的人民及其子弟，直至今日，共產黨也絲毫不願公開。只有等到製造紅色恐怖的紅色政權徹底被人民所顛覆的那一天……
然而，迄今為止，非但沒有檔案資料顯示，他們當中的殺人犯有被無產階級專政拿掉了腦袋的；卻有種種採訪回憶錄在向這個世界報告，他們不久就被周恩來們和江青們一起，含著眼淚將他們釋放了，並且通過“大大的後門”，甚至是由共產黨的總理周恩來親自安排，送他們參軍，或安排他們接受其它鍛煉和準備去了。“紅衛兵檔案”的作者在敘述這一段情景是，可是眼淚和著墨水一同迸流的……。因為不論是毛，還是周，畢竟知道他們都是“自己的孩子”，將來“好、賴”都要“接班掌權抓錢”的。後來的事實早已證明了這才是“封建制度下顛撲不破的革命真理”。然而，在文化大革命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內，共產黨的子弟紅衛兵“整體”，就是曾作為毛澤東的“沖鋒隊”，和他們父母“近衛軍”的血統論紅衛兵組織，還是不得不走向了消亡。
毛的文革寵兒，終於從宋要武之類變成了蒯大富之流。革命的和要革命的紅衛兵運動，此時豈止是方興未艾，而且正在大展宏圖。他們之所以如此走運，當然全是因為“紅太陽”的需要。只是等到哪一天，當紅太陽同樣也不需要他們的時候，他們的下場，將會比曾被他們戰敗的前“子女紅衛兵們”，淒慘何止千倍百倍……。當然，這也是“甘為”和“爭為”紅太陽和共產黨做“炮灰”的必然下場。值得同情，不值得贊揚，幸存者更不必吹噓。

4、平反和燒毀文革反右鬥爭檔案，誘發革命群眾批判資反路線

由於劉少奇在黨內的權勢基礎，特別是這個權勢的基礎，又與共產黨的各級各地當權派們迫不及待地要“自保”，結合成了一條無形的統一戰線；再加上十七年的劉的“馴服工具論”對普通黨員的“馴服”，和廣大工農民眾早已被共產黨“馴服”，這就給造勢已成，闖將已有，但卻缺少群眾參與或群眾仍然不敢參與的“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帶來了“局面依然難開，鬥爭仍難深入”的狀況。
然而，因為毛澤東既然能夠支持、利用受“資反路線”迫害的“革命學生”起而造反，將矛頭直指劉、鄧的資反路線，那麼，毛為什麼就不能夠用同樣的辦法，來號召所有在文革反右鬥爭中遭遇過迫害的“革命群眾”，特別是“左派革命群眾”，一起來造劉、鄧資反路線的反呢？七月底和八月初決定撤銷批判工作組，不是已經在革命群眾中造就了一批要真正“跟毛造反”的闖將了嗎？何況中共的中央軍委早已下過“要給遭受資反路線迫害的革命群眾平反”的文件，而中共中央也早已轉發過這份文件了呢？而之所以收效不彰，無非是各地各級和各個單位的黨的當權派們，為自保而不執行，或執行不力罷了。
因此，怎樣在有了闖將之後，進一步將批判資反路線大規模地發動起來，就成了毛和他的陰謀領袖集團所亟需解決的問題。當然，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還是發動群眾。而它的第一招，就是迅速為文革發動期所有被打成右派、反革命或反黨份子的“革命群眾”平反。十六條所規定的各種革命對象，當然不在其列。毛清楚，唯有如此，他才能繼續做好人，並讓劉繼續做惡人；才能煥發革命群眾的造反勇氣，刺激他們的感恩之情；讓他們都能夠站到他的一邊，來反對劉少奇。因為，正是劉少奇派工作組和製造執行資反路線，才迫害了他們；但現在，毛主席卻要解放他們了。毛決心這麼干，而且決心要干徹底。
1966年11月15日，中共北京市委發出了“關於革命群眾平反的緊急通知”。該通知稱﹕“……為了全面地徹底地執行十六條，捍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必須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徹底肅清它的惡劣影響，同時必須堅決、認真的給打成“反革命”、反黨份子、右派份子的革命群眾進行平反。為此，市委決定﹕一、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前一階段，凡是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反黨份子、右派份子等等，都當眾一律平反，公開檢查，賠禮道歉，給他們恢復名譽。二、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前階段凡是被打成反革命、反黨份子、右派份子，或者因為給工作組提意見而被開除的職工都應恢復工作。三、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各種整理群眾的材料，都按中共中央的規定，認真處理。四、凡是因為把革命職工打成反革命而停發、扣發了他們的工資的，都應當予以補發。本通知要向全體革命群眾宣讀。  ”
第二天，1966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就緊鑼密鼓地發出了“關於處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檔案材料問題的補充規定”。該規定稱﹕“……中央認為，對於文化大革命中各學校、各單位編寫的整群眾檔案材料，都應該宣佈無效，全部清出，一律當眾銷毀。這樣做，是為了更好地集中地進行兩條路線鬥爭，抓住大是大非，從思想上政治上徹底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促進廣大革命群眾的革命團結，防止在枝節問題上糾纏不休，互相對立。中央對處理文化大革命中檔案材料問題，補充規定如下﹕一、責成原工作組、學校黨委或者其他有關黨組織必須將1966年5月16日以後的各種整學生、整群眾材料，包括整理過的或者沒有整理過的，除在這一文件宣佈以前，確實已經焚毀的外，全部集中，不許轉移，不許復制，不許私自處理。否則，就將加深錯誤，並將收到黨的嚴厲處分。二、除個人被迫寫的檢討材料全部交還本人處理，其他所有的材料，集中清點之後，要在上級領導機關和本校學生代表的監督之下，當眾焚毀。三、以上規定，完全適用於工礦企業、事業單位、黨政機關、群眾團體等組織，也完全適用於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軍事機關和院校。所有這些單位，對於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因為給領導上或工作組提意見而被打成“反革命”、反黨份子、右派份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革命群眾，都應宣佈一律無效予以平反，當眾恢復名譽，並按以上規定處理材料問題……。這一文件，應立即在各學校、各單位群眾中宣讀。”
毛澤東和中共是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全面地和徹底地為遭到迫害的“革命群眾”平反了。特別是當眾燒毀整人檔案，在共產黨，更是史無前例。因為，57年被打成的百萬右派份子，直到22年後，才予以改正，還不是平反，其中還有人堅決不予平反，如林希翎等。1949年後被錯關、錯殺的至少上千萬人，至今也沒有平反昭雪，就不說從來也沒有懲辦過一個凶手。即便是在給革命群眾燒檔案和平反的時候，文革命前十七年的所有檔案，還是被共產黨的專政機關、甚至是那些“革命的和要革命的”紅衛兵及造反派們“為共產黨”保護起來了！我本人在十三歲（1960年）餓肚子的時候，因少不更事，曾說過“要是我三十五歲不成名成家，那我就投長江自殺……”這樣一句不懂事的狂話，居然一直到1987年，這句話還留在我的檔案里，要不是管檔案的 “同志” 悄悄地告訴我，我還被蒙在鼓裏。雖然我自少年時期起，就為這句話吃夠了苦頭。可是，這一次，毛澤東和共產黨，居然當真在不到幾個月的時間里，就給革命群眾徹底平反了！扣發工資的還補了錢，這實在叫做了22年的右派份子們羨慕和寒心！毛澤東和共產黨當然是別有用心。這個用心就是他需要“廣大革命群眾”也能迅速成為他要打倒劉少奇和清洗劉家黨的造反工具。雖然，這些造反工具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就被他“狡兔死，走狗烹”，甚至殺得一遍鮮血淋灕。然而，在當時，他所需要的革命群眾的造反，畢竟是造了起來。人民相對而言，總是較為單純的，他們命中注定的是容易受騙，更容易感恩，尤其是當他們不得不苟延性命在那個殘暴的專制統治之下時。

5、利用接見、串聯以及煽動工人造反，掀起批判資反路線高潮
但是，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也不是“吃素”的。相對於中國大陸廣大的工農兵等革命群眾來說，曾經在文革反右鬥爭中遭遇過迫害的革命群眾，畢竟是少數；曾經敢於反對工作組和造當權派反的人，就更是少數。在尤其是“天高皇帝遠”的共產黨天下，絕大多數的工農兵革命群眾，長期以來都是把各級黨委、各級黨的領導，當成了黨的化身。而反黨，作為一個大逆不道和十惡不赦的罪名，則是他們不敢稍有觸犯的。所以，毛澤東雖然“真心鐵意”地為某些革命群眾平了反，說到底，他也不過是再得到了一些願意效命的新“闖將”而已，其中更不乏政治投機者，諸如那些自謂出身清白的職員、店員子弟們。就不說，不“吃素”的劉少奇資反路線，由於中共的黨官之盛，黨幹之多，歷史經驗之豐富，整人手段之高明，調動工農兵革命群眾之極易得手，再加上旨在保衛他們的“保皇造反派”已經成軍，這就給毛企圖要立即、迅速和大張旗鼓的發動起一場連全中國的工農兵革命群眾都來參加的，目標對準劉少奇、鄧小平和各級黨委領導的大造反，就依然不是那麼容易。當時，在普通的工農兵革命群眾中，應該說，大多數人，還是趨向於保守的。這自然與十七年毛澤東和共產黨自己的欺騙統治和鐵血統治分不開。
有鑒於此，毛澤東只好充分發揮他的兩類新“闖將”，尤其是“革命的紅衛兵”和“要革命的紅衛兵”們的先鋒作用了。毛的手段，一個就是一次又一次地在北京接見他們，所謂八次接見紅衛兵一千餘萬，目的就是要煽動年輕學生帶頭造黨內走資派的革命熾情，要他們擔當起批判資反路線先鋒隊和主力軍；另一個就是藉方興未艾的革命大串聯，號召正在走遍全國的革命紅衛兵們，走向全國的廠礦企業，首先去號召工人階級起來“批判資反路線”。
1966年11月中旬，正是在大串聯和“批資反路線”的高潮中，中央文革發佈了“關於工礦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條指示草案”。
1966年11月15日，北京機械工程學院“東方紅”造反團有幾十個革命紅衛兵要開進北京第一機床廠宣傳毛澤東思想，廠文化大革命籌備委員會卻拒絕他們進廠，他們便翻牆而入。於是，廠文化革命籌備委員會就調動本廠無產階級、外廠的革命工人、甚至是血統論紅衛兵的“二司糾察隊”和“西糾”，對他們進行圍攻、謾罵和毆打。11月18日，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便親自趕到該廠去批判廠文革籌委會說﹕“學生以後來，你們應該歡迎他們……應該開大門放他們進來，要公開支持學生的行動。”
陳伯達的話，立即被傳佈四方，11－12月間，許多革命的紅衛兵便紛紛下廠去鬧革命去了。
1966年12月12日，紅旗雜誌發表了社論“奪取新的勝利”。其中便說﹕“廣大革命工人群眾起來投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革命學生同工人群眾相結合，出現了新的開端。”
1966年12月16日，人民日報也發表了社論“迎接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
在輿論的號召和革命紅衛兵的串聯之下，全國一些廠礦裏的工人革命造反派也開始揭桿而起了。而中央文革的秀才們，除掉一邊指使革命的紅衛兵們，有目的地去某些大型廠礦去發動以外，還有謀劃和有目的地親自派出聶元梓這樣的大革命造反派，去各地號召革命工人造反。上海的工總司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授意成立起來了……到了這一步，目標開始明確了，新闖將也已經“成軍”了，廣大的革命群眾，也開始被策動起來了，“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黨動路線”的火焰，終於如毛所願望的那樣，燃燒起來了。

6、毛終於 “撥正”了文革造反的大方向

說到這里，我似乎應該作一個小結了。本來，派不派工作組，充其量不過是共產黨的工作方法問題；搞運動必定要整群眾、打右派和抓反革命，更是共產黨的真理、常理和年年月月都必不可少的“害人事業”。然而，自從毛不僅將文革中的上述行為，並且按理必須由他來承擔罪責的行為，局部地並且是戲劇性地上升到了“路線”的高度，並且，這個路線不僅被他認定是資產階級的，而且還被他認定是反動的，這就一下子把劉、鄧派工作組和整群眾的“錯誤”升級了。而這個升級，卻並不是終了，而僅僅是一個開始，一個為走向打倒劉少奇和清洗劉家黨這個文革終極目標的開始。這才是毛要在馬列中國發動“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根本目的所在。從此，劉少奇們的災難開始了，毛澤東也終於撥正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鬥爭大方向。

http://www.huanghuagang.org/hhgMagazine/issue26/hhg26-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