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新勇：小说《为人民服务》不同版本的比较与分析

tuffy05

姚新勇：政治删节与文学还原——小说《为人民服务》不同版本的比较与分析

　　一
　　
　　《花城》杂志2005年第1期刊载了阎连科的小说《为人民服务》，《花城》杂志发表前，九万字的原作就已被作者自删为五万字，而后又被杂志社删到"估计只剩四万字"，"已经根本不像一个作品了"。我以为无论是为了中国文学还是为了客观而真实的言论自由，我们还是应该尽量抛开简单的政治性的观察，将小说《为人民服务》作为一个作品来看待，进行尽可能公正地评论。
　　小说的大致情节是这样的。公务班长吴大旺，因为能一字不差地背诵286条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 ，还能在30分钟内"连挖灶、切菜在内，完成色香味俱佳的四菜一汤的迫切任务，"一举中榜，被师长选拔出来，做了师长家的专职公务员兼专职炊事员。临去师长家前，管理科长问：
　　"到首长家里工作，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
　　"他说，不该问的不问，不该做的不做，不该说的不说……要牢记为首长家里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请首长放心，我一定会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做一个又红又专的人。
　　吴大旺就这样豪迈地走进了师长的家。一天，师长找来一块写着"为人民服务"的小木牌，放在饭桌上，让它时刻提醒、检验吴大旺的革命品德。但是吴大旺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条最高指示，竟会要求他以根本想象不到的方式英勇献身。
　　师长外出参加精简编制运动的会议了，要去两个月，家里只剩下吴大旺和比师长小17岁的师长二任夫人刘莲。自打5年前与师长结婚以后，刘莲就再也没有上班，整整五年，呆在师长的楼里，与楼为伍，与师长的威严为伴。一天刘莲告诉吴大旺，以后只要看见那块木牌不在原处，就到楼上来找她。三天后，"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从餐桌上移开了。"移动就是命令"，吴大旺立即奔上楼。一股沁人肺腑的女人香，飘散在楼梯上，一条白嫩、修长、精赤条条的大腿，还有半个白馒头般又大又喧的乳房……
　　逃似地跑下二楼的吴大旺，几天后发现木牌又离开了饭桌。他迟疑了，不知该如何是好，然而那迟疑瞬间就被刘莲的威严与温柔所摧毁，他不再犹豫，只想快快完成洗澡的命令，上楼去弄清她到底要他干什么，"弄明白为人民服务木牌之后的暗含和隐藏。"师长夫人柔软白晰的身体再次呈现，激起他胸中的四海水怒，五洲风雷。然而师长是打死过许多人的人，"他不仅一枪面对面地把一个敌人脑壳活活地揭了下来，还用脚掌在那脑壳上踩着拧了几下脚尖儿"。记忆让吴大旺直打冷颤，他决心死也不能和刘莲有那种关系，他"要保持一个革命战士的本色"。
　　然而指导员的循循善诱，连长威而不怒的发问，让吴大旺重新走进师长家，诚恳地向刘莲交上检讨书，并庄重发誓，如果不好好地为人民服务，就不得好死。"为人民服务"的教导，终于使吴大旺克服了迟疑、动摇、恐惧，勇敢地扑向了那柔软、湿润的枪眼。
　　"为人民服务"的时光流逝得飞快，两个月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了。师长回来前，吴大旺被送回老家休假。40多天后，他怀着恐惧、希冀的心情重回部队。吴大旺被告知师长主动向上级请缨要求解散自己的部队，部队正在进行整编工作。他不必再去师长家，而且师长已经指示有关部门，要把他和他在乡下的妻子都安排到城市工作。"一种甜蜜的侥幸"替代了忐忑不安。然而，遣散中的部队却乱成了一片狼藉：训练的木枪扔在屋子里，留下的木马上那新的胶皮被人用刀割破了，露出的豁口如同大唤大叫的嘴。原来整洁的黑板上，醒目地写着粗野而火热赤诚文字--操你妈呀，我不想离开这座军营啊！……
　　遣散整编按计划进行，只是没有人知道这计划具体的安排。大家在慌乱、不安中等待着发落。喊着"保卫祖国"，"为人民服务"的口号走进兵营的军人，有哪个不想提干、升迁或从农村进入到城市。但这场突然其来的编散，却让一切将要化为泡影。吴大旺不想把他与刘莲的性爱与部队整编联系在一起，不想感到自己是一个被已编排好了情节的导演所选定的角色，然而他无意间看到的场景，却不由他不做如是联想：五六个团营连科干部，聚在一起喝得酩酊大醉、杯盘狼藉，还有人还不断地抽自己耳光。这些既非同乡又不在同一岗位的人，因为都曾在师长家里工作过的共同的经历，烂醉在了一起，焦灼地等待着发落。他们还不知道，上边已经批准了师长最后的报告，同意留在营院的部队全部解散，一个不留，各回各家。唯有吴大旺，荣立了三等功，被评为全师唯一的为人民服务的标兵，光荣离队。一个整师就这样解散了，知情和不知情者，全走了，只留下了师长和已经明显隆起了肚子的师长夫人。
　　
　　二
　　
　　以上是《花城》版的《为人民服务》（以下简称"花城本"）的基本情节。除"花城本"外，我手头还有另外两个版本，一是阎连科先生投递《花城》前的"自删本"，另一个是最初的"完整本"。"自删本"约56900字，"花城本"有55030字，后者对前者删除不到2000字，两个版本都为8章。"自删本"的第7章结尾，有几段描写吴、刘两人疯狂地比赛损毁毛泽东像和语录，以此互表忠心。而"花城本"则只保留了刘莲将毛泽东像从墙上撕下来这一小段。"自删本"原先有一个"引子"，它摘引了"我们都是来自五海四海……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段话，并特别注明，"摘引自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著名演讲稿《为人民服务》"。这些删节，当然是出于政治原因，但仅就这两个不同版本来说，这样的删节，并没有影响作品的表达，反而使得小说的文笔更加凝练与简洁，似乎增加了小说的艺术性。
　　但是将"完整本"与删节本进行比较，情况就要复杂得多了。"完整本"长88700多字，不算"引子"和"尾声"就有13章，显然被删改得相当严重。删改的内容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几类：第一类是政治敏感性内容的删除，大约有600字，第二类是半描写（半情节）、半政治性内容的删改，大约有2560多字，两项合计约3200。第三类是情节性删节，所删除的情节又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表现吴大旺与刘莲两人性爱情谊的内容，大致删除9500字，二是吴大旺的乡村故事，被删掉约11800字。这两方面删除的方式相当完整，基本是大段甚至是整章的删除，尤其是乡村故事的删除更集中为三个章节的删除。第四类的删节属于插叙、环境氛围景致描写、心理描写与交待、解释、评点，大约删除6100字。而其中，单纯的插叙、景致描写并不多，与刘吴两人性爱活动的诗意、情谊的点染相关的笔墨，则相当多。由上面的统计可以看出，政治敏感性的删除只是第三位的，第一、第二位的删改是乡村故事和性爱情谊内容，而性爱情谊这一方面，直接的性的描写并无什么删除，所删的主要是表达吴、刘两人爱情之谊的文字。
　　很明显，这样大规模的删节，肢解了原作，使其由含意丰富的复杂结构，基本变成了一个只是在军营发生的单一结构的故事。而这种由政治禁忌所造成的删节之结果，不仅未必真正减弱了小说的政治冲击性，相反，因情节高度地集中于军营性事的主线上，却增强了作品的尖锐性，使得小说在军事题材方面的突破显得更为引人注目。另外在"完整本中"中，作者有意在情节发展的不同阶段留下了一些点破吴、刘性事"阴谋"性的词语，意图引导读者比较容易地"识破"师长是整个事件的背后主谋。但是在删节本中，最后一章前的相关提示都被删去，这样是增加了作者发现"阴谋"的困难，但是如果读者读得较为细心，发现了阴谋，或许会觉得那阴谋更加阴森。
　　这种似乎适得其反的结果，当然主要应归因于政治对文学的过分控制，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这并非政治控制单方面作用的结果。政治对文学的过分控制，首先强使小说作者进行政治自律，但也可能刺激作者的政治逆反性，所以有意识或半意识地将原作进行了情节单一军营化的删改；小说发表后的内部禁令，强化了这部作品与体制政治的冲突性；而大陆境外媒体对小说被禁事态的报导，又进一步放大了政治冲突性。这种不断升级的政治冲突性，对体制的意识形态管理和文学批评都提出了某种考验。对体制来说，能否不要过于敏感，将事情控制在就事论是的"批评教育"的范围，不将其扩大为事件；而对批评来说则是，如何摆脱简单的对抗性的逆反心理，对作品和相关情况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正因为此，下面我想抛开围绕着小说《为人民服务》的是是非非，还原到未删改的"完整本"进行分析。
　　
　　三
　　
　　小说《为人民服务》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26年前发表的小说《飞天》。《飞天》讲述了美丽的姑娘飞天被解放军谢政委玩弄致疯的故事。虽然当时这篇小说因大胆地暴露而遭受批判，但却更多地被与林彪、"四人帮"联系起来解读，那似乎只是一个个案，一个人民军队的小小污点。之后，中国的变化一日千里，文学的暴露与性描写也日益大胆、开放，但是好像却没有类似题材的军旅小说问世，军队始终被罩在神圣的光环下，而且不久前还出现了《激情燃烧的岁月》这类作品。也是部队，也是军阀式的强嫁硬娶，然而这次，悲剧却上演为老一辈革命家和理想主义的颂歌，那被枪杆子逼出的婚姻，竟然结出丰硕的果实。这都是因为，《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首长，有一颗热爱党和祖国，为人民服务的红心。然而吴大旺的故事却告诉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圣言，不仅不能化腐朽为神奇，相反倒成了男盗女娼的遮羞布，化公为私的引路石，盲从愚顺的紧箍咒；一支军队，就在这金光闪闪招牌的遮盖下，溃变为首长借腹生子的孵蛋器。
　　然而如果小说《为人民服务》仅止于暴露性的延伸与扩大的化，意义无疑是有限的。放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史中来看，它更为值得关注的意义在于，对"革命"与性爱的反讽叙事的进一步地探寻与拓展。上世纪90年代初，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就充满智性、才华横溢地用性爱颠覆了"革命"的神圣性，通过王二这个介于少年理想主义与戏谑智者之间的双重身份的叙述者，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叙事，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一个融严肃/荒唐、崇高/渺小、悲剧/喜剧、理性/疯狂、肉体/精神、神圣/恶臭混杂一堂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仅使作品中的主人公，在文革那样一个似乎无处逃避、无以反抗的时空中，发现了个体的反抗之途，体验到了性爱的汪洋恣肆的欢悦，而且还第一次以文学的方式成功地寻找到了超越"压抑性对立结构" 捕获的途径，给中国人的生命敞开了多样可能的视野。
　　"完整本"《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框架，由两条相互对应的故事线索构成，一是军营故事，另一为乡村故事。两套线索都存在一个性质相同的三人关系：军营故事中是师长、刘连和吴大旺，乡村故事中是吴大旺的岳父赵会计、吴大旺媳妇和吴大旺。其中师长和赵会计代表者权力一方，虽然权力的大小不同，行使权力的直接与否有别，但他们都拥有对后两者命运的直接控制力，并都直接导演了发生在两个不同地方的性事。师长安排刘莲引诱吴大旺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性无能、借精种子；赵会计主动将吴大旺送到部队并把女儿娥子嫁给吴，是为了让吴在部队"入党、立功、提干"，把"娥子的户口办到城里去，要蛾子跟上"他"过上好日子"。两个女性与吴大旺都归属于权力一方，其身体都受权力的意愿摆布，不过刘莲与吴大旺身体的工具性更严重，刘莲先被性无能的权力占有，后又与吴大旺一起充当权力繁衍后代的工具；这为故事以军营性事为主导线索提供了隐性的根据。 吴大旺是作品的第一主角，也是连接军营与乡村的中心环节，正是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支配两个系统运作的个体、权力、性之间的交换关系，从而使作品的社会表现范围远远超出了军营。就这点来说，乡村故事的大量删节，是减弱了作品政治暴露性的社会覆盖面，但更严重地影响到了另一套相关的三重性质关系的互动。
　　席勒曾经写过一出名为《阴谋与爱情》的戏剧，而阎连科却要明确地书写一个"阴谋"、"性"、"爱情"相互交叉的悲情故事。就正如作品中叙述者告诉我们的：
　　"不消说，在这偌大的军营里，谁都不会知道师长的妻子和她家的公务员兼炊事员正在上演着一幕永远无法、也不会向外人泄露的阴谋与爱情，上演着在那年月愈发显得弥足珍贵的爱情悲剧。在这出爱情的悲剧里，有时阴谋占据着整个舞台，有时，爱情占据着整个舞台。而更多的时候，是性，主导了舞台上的主要旋律。是性，在那舞台上散发着耀眼的光辉。他们从性开始，也准备从性结束。"
　　将权力、"性"、"爱情"之间的错综角逐与中国当代社会、政治革命、乡村等联系起来思考、虚构、表现，是阎连科近些年来写作的重要着力点之一，他曾在《坚硬如水》中直接演绎了这一主题。不过《坚硬如水》虽然长达25万字，但其内容含量与艺术韵味却要远逊于《为人民服务》。
　　支配《坚硬如水》叙述的隐形作者，似乎首先被强烈的性欲所支配，欲火中烧不能自已，所以我们读到的是狂想的性欲情节、缺少节制的语言表述、洪水般泛滥的狂热情欲。而《为人民服务》则不同，权力、性、爱情互动的基本角色载体刘莲和吴大旺，被放置于一个压抑的环境中，他们不是自己身体的支配者，更非情爱的主动寻求者，权力占有了他们的身体、支配了他们的身体，但也压聚着他们本能的性欲。当两个长久受到压抑的人被权力放置在一起充当权力的性事工具时，却给被压抑已久的原欲创造了一个瞬间爆发的环境，使主人翁突然间成为了欲望的存在。然而这被激活、爆发、解放了的性本能，还是被权力束缚、压抑于短暂、有限、封闭、隐密的时空中，爆发与压抑的两相互动，就促生了爱情。爱情不仅需要身体的性欲与外界的压力相互催生，还需要时间的发酵与延展，而呈现为文学的书写就需要转换为相应的文本结构与语言表现。因此，叙事不断地在军营与乡村之间交叉，就形成时间的延展、情节的延宕，从而让爱情得以有时间从阴谋与欲望中滋生。与此同时，叙述者还常以带有田野气息的诗意、绵延的语调，不断地在刘莲与吴大旺性事展开的过程中进行片断性的插叙、插描、插议，虽然有时有稍微过分之嫌疑，但其主导的效果，却是将讽刺和暴露性的叙述与抒情、联想、田园幻景、欲望诱惑、爱之甜蜜、伤感、甚至纯洁的希冀融于一体，引领着读者激动而又缓缓地前行，当最后整个军营随同红色圣殿一起坍塌之时，当十五年以后的尾声 之音幽然萦绕之际，作品竟然出现了一丝悲悯的亮色，依稀渗溢出几分《倾城之恋》结局的温情与苍凉。
　　《为人民服务》的整个文本叙述，实际上实现了两重颠覆性的反讽：一是表层故事对"为人民服务"这块至今仍被各级权力用于伪饰、装点私欲招牌的无情颠覆，对所谓人民军队的神圣性的解构；二是悲悯的爱情结局对第一重反讽的再解构。集中于小说的关键道具--刻写着"为人民服务"的木牌来说就是，第一重反讽将它解构为糟朽之木，第二重反讽又将其最终升华为真正的爱情信物。正是这双重反讽让刘莲与吴大旺，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了王二与陈清洋，有限但却实实在在地偏离了权力的结构，施放出本能的力量，接近爱的温馨。也正是这一双重反讽结构，成就了一个集讽刺、暴露、欲望、宽厚、悲悯于一体的叙述者。
　　当然，《为人民服务》并非不存在缺憾，这不是指小说叙述者某种程度的过分全知全能，也不是指那些过于外在化的内容，而是指阎连科对此故事开掘得不够。小说中，师长是整个军营故事的主要策划者，但他却几乎没有正面出场，就是间接性的交待都很少，他象是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陈佐迁，隐身地使用权力、操纵他人的命运。这样的安排，或许可以突出权力的高深莫测性，但却有些过于虚化，丧失了立体拓展权力中心的可能。其实当年《飞天》就已经初步探试性地涉及到了这一方面。《飞天》中有这样一段情节，飞天被谢政委污辱后本想离开部队，但却发现自己怀孕了，又无法自己打掉，于是只好向谢政委求助，谢政委也真心地诚恳地帮助了她，并在飞天坚定的态度与美好的心灵感动下，决心以长辈的身份无邪地来关心她。飞天也在这种关爱中，逐渐褪去了对谢政委的仇恨，慢慢又萌生出爱意来。但是在一个春节的寂寞中，飞天觉醒过来，认识到她与谢政委关系的虚伪性与罪恶性，最终彻底地离开了谢政委。当然《飞天》也只是浅尝辄止，未能将此情节纵深发展下去，但是这在当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无论是伤痕文学的关注重点，还是当时文学对男女情爱表现的还远未开放，都只能让《飞天》到此为止。然而，如今阎连科对此方向开拓的忽视，则只能归之于作者本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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