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答记者问，论述九十年代的毛泽东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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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北京2月10日晚间报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2月10日16时5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1991年10月28日，邓力群就当时出现的“毛泽东热”答《中流》杂志记者问。他说，“毛泽东热”的出现，从主导的方面看，是一种健康的、进步的、孕育着希望的现象，是一种凝聚的因素，向心的因素，团结的因素，稳定的因素。本文作者徐非光，原载于《中流》杂志，这一采访被写入党史简介。

　　就“毛泽东热”对邓力群同志的采访和对话

　　1991年的10月间，我受《中流》杂志社的委托，就社会青年中当时出现的“毛泽东热”这一社会现象，向邓力群同志提出了单独做一次采访的请求。他欣然接受了这一要求。对我作为《中流》记者的提问，做出了高屋建瓴的深刻马克思主义回答。这篇采访记，后在1991年12期的《中流》杂志上全文发表。下面就是这次采访、对话的记录--徐非光
　　问：您在《新闻出版报》刊登的讲话中，集中谈到了“毛泽东热”。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毛泽东热”被国内外关注、思考、评估，已非一日。《中流》杂志创刊以来，就不止一次发表了这个方面的文章。不久前发表的《发现毛泽东》，就是北大一位研究生对“毛泽东热”的思考。最近，山西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的“毛泽东热”》，广泛探讨了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作者也是一些年轻人。您的谈话，体现了老同志对年轻一代发展状况、对社会主义未来命运的密切关注，理所当然引起青年们的重视和尊敬。很多读者希望您能就这个问题稍为展开来谈谈。
　　答：我的那次讲话，只是顺便地谈到了“毛泽东热”，并未充分展开来谈。这当然不是什么“新发现”，只不过是肯定了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这种“热”不是什么人凭空想像出来的，更不是人为制造和渲染出来的“海市蜃楼”，而是任何一个人都能感觉到的真实存在。这个事实的产生和发展，又确实是发人深思的，我当时用了“很有趣”来加以表达。前些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否定、贬低、丑化、攻击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进而攻击、诽谤邓小平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可谓登峰造极，成为一种“时髦”。社会上出现了所谓的“三信危机”。可是，经历了一九八九年北京的政治风波，特别是经历了东欧逆转、苏联解体，世界范围内出现空前反共高潮，在有人宣布“共产主义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的一部分敏感的知识青年中，却出现了“毛泽东热”。这种“热”还有不断“升温”之势。这实在是社会主义中国、甚至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大“奇观”。这是非同寻常的，值得我们思考、研究，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的。
　　问：记得一九九0年的一月间，北京的《大学生》杂志召开的一次青年知识分子的座谈会上，有些年轻人就注意了这个问题，并试图作出解释。当时北大研究生辛鸣(即后来《发现毛泽东》的作者)，在回答“你怎样看正在兴起的‘毛泽东热'”这个问题时，引用了毛泽东的诗句：“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在回答“你怎样看东欧正在发生的逆转”这个问题时，他又引用了毛泽东的另一诗句：“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这种发人深思的解释，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在以后的很多会议发言或文章中被引用、介绍。
　　答：这的确是一种很形象、贴切，也相当深刻的回答和解释。这种回答出自一个青年，更是难能可贵的。这表明，对“毛泽东热”的观察和思考，已经不是停留在现象的本身，而是开始进入宏观的历史层次，上升到了较深层的理性思考。的确，“妖雾重来”，即国际范围修正主义思潮的空前泛滥，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空前泛滥的事实，恰恰就是“毛泽东热”产生和发展的深刻历史背景和根据。
　　实际上，无论是“毛泽东热”这个现象本身，还是对这种现象的认识和解释，都有一个不断发展、提高和深化的过程。
　　应当承认，这一代的年轻人，对毛泽东同志和他一生革命的业绩，是缺乏亲身的感受的。这不仅因为他们不像我们这些人，有着跟随毛泽东同志进行革命斗争的亲身经历;不仅因为长期以来我们曾放松了对他们进行这方面的有效教育;更因为一些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特别是否定、丑化、贬低毛泽东同志的思潮，向青年灌输许多错误的、歪曲的事实和结论，对他们产生了十分有害的消极影响。他们的经历和年龄，又决定了他们对这些错误的、歪曲的东西缺乏足够的分辨和抵抗能力。因此，对他们来说，认识毛泽东同志的本来面目，认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他的理论、思想和实践，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评价化作他们自觉的认识，就不能不有一个“寻找”和“发现”的过程。近几年，有些年轻人的文章或著作，被标以《寻找毛泽东》、《发现毛泽东》的题目，就说明了这一点。
　　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接踵而至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逆转，共产主义运动受到巨大挫折陷入低潮的情况，使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受到巨大冲击和震动，使不少青年人陷入思想的混乱、迷惘和苦闷。有意思的是，正是这不寻常的经历、严峻的历史现实，触发了他们思考、探索、解释这些问题的强烈要求，这自然就成了他们自觉地“寻找”、“发现”毛泽东的历史契机。
　　问：的确，许多青年是在面对复杂的、动荡的国内外形势，带着大量的“问号”，其中有的人经历了歧路和挫折后，开始了“寻找”和“发现”的过程的。
　　答：我曾说过，大多数的青年的“寻找”和“发现”，并不是从某些现成判断和结论入手。尽管早在一九八一年，我们党就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同志作出了正确评价。这种评价，在这些年的实际生活进程中，却遭到了一些人的漠视以至否定。缺乏历史知识的年轻人，也很难理解它。对毛泽东的“寻找”和“发现”，实际上是从一大批较早出现的老一代革命家的回忆录、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他生活经历的小册子入手的。
　　像《毛泽东的卫士回忆毛泽东》、《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等一大批的小册子和文章的发表，这些读物成为广大青少年热心购买、争相阅读的畅销书，就形成了“毛泽东热”的最早的潮头。一些根据毛泽东同志周围工作人员口授整理而成的读物，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甚至引起了某些争议，却在“寻找”和“发现”毛泽东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可抹煞的作用。正是这些第一手的材料，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与某些人别有用心地加以丑化、歪曲的毛泽东完全不同的形象。他不是神，但也绝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恶魔”，而是一个有血有肉、富有人情味的、非常亲切的普通人。与此同时，从这些读物中也看到了具有高尚品格、情操和高度智慧、为人民革命事业无私贡献自己的一生的伟大革命家的形象。例如，六十年代初，当天灾和工作失误导致人民群众饿肚子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和他的一家人同人民同甘苦，不吃肉，甚至因营养不足而闹浮肿的事实，就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读者。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确实是一大“发现”。这也使那些把毛泽东同志描绘成冷酷无情的“君主”、“帝王”的努力，不攻自破。
　　问：继这些读物之后，以这些读物为蓝本改编的电影、电视剧、话剧等，一而再、再而三地引起“轰动效应”，在年轻一代人中获得空前成功。例如《巍巍昆仑》、《开国大典》、《毛泽东和他的儿子》、《毛泽东和他的乡亲》、《开天辟地》等(其中也包括了像《地球的红飘带》这样的小说)，就通过生动的形象，从不同侧面真实、感人地展现了毛泽东同志的形象和面貌。在观看这些作品时所引起的“轰动”景象，也构成了“毛泽东热”的突出组成部分之一。
　　答：“寻找”、“发现”毛泽东的过程，从这些作品和读物入手，是符合人的认识规律的，更是符合对人特别是对青少年一代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的。这就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从感性到理性，从事实到理论概括、判断的上升过程。可惜的是，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宣传工作，对这个问题至今仍缺乏足够的自觉。我们从“毛泽东热”的发展过程中，应当得到启发，以便更好地改进我们的工作。倒是某些动乱的“精英”，却较早地看到了这一点。一九八八年他们利用电视形象炮制的政论片《河殇》，就比他们的一百篇理论说教产生了更大蛊惑作用。
　　问：的确是这样。这些年来，我们的思想教育往往满足于教科书式地向青少年灌输一些现成结论，不善于用确凿的事实、生动的形象和活泼的语言去进行教育。而我们的文艺界一些人中又出现了一种极力否定文艺的认识、教育作用的思潮。
　　答：这些读物、作品起到了一定作用，可是，如果仅仅给他们这样一些东西，那是很不够的。事实上，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许多青少年已经不以看这样的读物为满足了。他们从这里入手，不能不上升到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这就是，从认识毛泽东同志这个人，到认识整个的“毛泽东时代”，认识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所展开的成功的人民大革命，并通过中国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理论，来寻找共产主义面临的现实问题的答案。这就使得“毛泽东热”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许多年轻人热切地去寻找、阅读关于中国现代史、革命史的著作，其中包括美国人写的《西行漫记》、《毛泽东的中国和后毛泽东的中国》，以及外国人评价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著作。有许多热心的青年，利用假期，到韶山、井冈山、延安等地，追寻革命的足迹。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更成了全国千千万万人向往瞻仰的地方。最近，我们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许多青年争相购买、阅读，也表明“毛泽东热”向纵深的发展。
　　正是通过对历史的追寻，他们“发现”了毛泽东作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民族英雄和革命家的伟大形象。“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种崇高的民族品格，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因而引起千千万万青年人由衷的敬佩。
　　一九九一年《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的大量出版，广大青年争相购买，进而通过直接地阅读毛泽东同志的原著，来认识毛泽东同志和领略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理论和思想，标志着“毛泽东热”进入了高一级的阶段，对于他们来说，这种直接的阅读，又确实得到了许多新的“发现”，当他们看到，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了“和平演变”警告，并提出了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任务，是唯一对东欧、苏联目前发生的情况作过预言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时候，他们逐渐认识到，正是毛泽东同志奠定了防止“和平演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当他们看到五十年代，毛泽东同志顶住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逆流，对共产主义运动起了挽救作用的事实，也就更加理解到了进入八十年代邓小平同志坚决顶住全盘否定毛泽东的伟大决断的历史意义。青年人自觉地学习、研究、掌握毛泽东思想，直接通过他的思想和理论，寻求共产主义运动中现实问题的答案，它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问：这些年来，我们国家曾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热”，像“弗洛伊德热”、“萨特热”、“现代派热”，后来似乎都烟消云散了。这个“毛泽东热”会不会一阵风就过去呢?
　　答：我认为“毛泽东热”与以往的什么“弗洛伊德热”、“萨特热”、“现代派热”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出现上述这些“热”，不能说没有其特定的内在历史原因。但是，弗洛伊德的学说、存在主义的学说、“现代派”的理论和实践，毕竟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产物，在我们中国是缺乏存在和发展的坚实基础的。尽管有些人当做一种“时髦”极力加以贩卖和鼓噪，因为它毕竟回答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历史前进中的历史课题，它折腾一阵就风流云散，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热”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它是直接产生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社会现象，是直接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产生的。无论怎么说，毛泽东同志的一生、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思想都引起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不仅空前地改变了中国现代的历史，而且肯定会极大地影响今后的历史。认识、总结这段历史，实际上成为我们前进的出发点之一。因此，作为一种“热”，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表现形式，但这股“毛泽东热”，是不会风流云散，丧失其历史影响和意义的，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永恒主题。
　　问：你可不可以对这种“毛泽东热”简单地作一个基本的总体的估计。
　　答：从总体上看，我认为这个“毛泽东热”，无论如何应该说是我们历史发展中的令人鼓舞的积极现象。
　　我不认为这种“毛泽东热”已经解决了青年中存在的所有问题，也不认为这当中不夹杂某些可能的消极因素。对“毛泽东热”作出过高的估计，既忽视了我们思想战线面临的艰巨任务，也降低了我们的责任。但是，整整这一代的青年，在这个特定的历史关头，唤起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情，唤起对他的著作学习的热情，应该说是一件大好事。历史证明，仅仅凭课堂上的灌输，单靠书本，是造就不了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像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日本侵略中国、中国处于国难当头的条件下，寻找中国和个人的出路，在比较中接近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现在这一代的青年，注定要在共产主义发生重大挫折的历史条件下，在世纪转换的关头，在人类历史的大风大浪中，通过思考、比较，去接近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所谓“毛泽东热”，难道不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青年认识中国历史和现实，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契机吗?在一定意义上，他们的思考、学习，对于革命接班人的培养，对于下世纪的中国，都将会产生持久、根本的影响。我们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相信共产主义的前途，也应该相信我们的多数青年能够在事实面前，在风云变幻的历史震荡之中，经过独立的思考和正反面的比较，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这种在急剧变幻的社会条件下接受马克思主义，比在平常条件下仅仅从书本上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扎实得多。
　　当然，现在也有人认为，这股“毛泽东热”中，包含着一些青年人的“怀旧”情绪。所谓“怀旧”，指的是有些青年人对当前存在的腐败、以权谋私、贿赂成风等情况不满意，又无力加以改变，因此就把感情寄托到过去，怀念五十年代，他们希望今天能像五十年代搞“三反”、“五反”那样，坚决有力地清除种种腐败现象。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说，这种情绪还是希望我们党、我们的社会，保持廉洁、不搞腐败，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有的人可能有些偏激情绪，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可能利用这种情绪，制造青年和党的对立。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并加以正确引导，更重要的则是应当认真地克服丑恶、腐败现象。我们如果有力地克服了腐败现象，在青年中树立起大公无私、廉洁奉公形象，就能够更好地团结亿万的青年人;如果任凭腐败现象滋生，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从内部腐烂的“和平演变”，我们就会脱离人民，尤其是脱离广大青年。
　　总之，“毛泽东热”，从主导的方面看，是一种健康的、进步的、孕育着希望的现象，它是一种凝聚的因素、向心的因素、团结的因素、稳定的因素。一九九一年，我们遇到自然界的空前灾害，国际社会更是风云变幻，但我们的社会仍然出现了团结、稳定的局面。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是因为我们党坚持了正确的方针和路线。“毛泽东热”也正是这种正确的方针和路线的产物。三十多年前，杜勒斯一厢情愿地提出，把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的青年人身上。后来他又预言，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终有一天会按照美国的方式思考问题。当前出现的“毛泽东热”，不正是对这种预言作出的有力回答吗?我们的责任，是对它进行正确的引导，使之向健康的方向发展，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的普及、提高的过程，为培养未来世纪的接班人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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