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三：“解放日报事件”辨——答王树人、吉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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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事件”辨——答王树人、吉景峰

赵元三

按：这是本文作者分别与王树人、吉景峰商榷的两篇文章综合而成的一篇简版。本文作者为《解放日报》资深记者、主任编辑，学者。著作二十余种。文革中曾任解放日报社革命委员会第一召集人，即社长兼总编辑。

2011年，《炎黄春秋》发表了有关上海文革史的五篇回忆文章，其中有我的一篇《亲历“解放日报事件”》（刊于四月号，原稿24000字，该刊囿于篇幅，只刊用了8000字。实际上只是个摘要版）。拙文刊出后，我收到许多读者来电、来信，说这篇回忆文章填补了一件重大历史事件的空白。但编辑部也通知我，说收到王树人、吉景峰的两篇争鸣文字。我说，有争鸣是好事，事实越辩越真，真理越辩越明。我建议编辑部尽可能给他们登出来。编辑回复说，我们的方针是对事实有出入可登，对观点不同的争论文字一般不登。八月号上在争鸣栏内摘登了王树人、解芳雯的《〈亲历“解放日报事件”〉质疑》（“解芳雯”显系“解放文”的谐音假名，以下只简称王文）。我当即写了6000字的一篇答辩，编辑部说，不能就一个事件久辩不止了。我只好将文章交给《地方文革网•上海》刊用了。
事隔十六个月之后，吉景峰的争鸣文章《亲历“解放日报事件”》在上海的《炎黄子孙》（内部资料，季刊，九月号第三期）上刊登了。
网友发给我吉文的复印件，我浏览了一下，感到不值一驳，一笑了之。但海内外新闻界多位同仁、朋友，以及一些当代史研究学者，不断来电、来函教我：让有违史实的说法流传，为害匪浅。现在的知情人不说，难道要等不知情的后人再来重新耗费精力作考证吗？于是，我还是写了万言答辩文字。
现将对王树人和吉景峰的两篇答辩文字，加以压缩，摘其要者,合并在一起，供关心此一历史事件者研究参考。
先说王文讲的两个小事实
1、《解放日报》事件前，《解放日报》和邮局到底有没有同时附送过其他红卫兵报纸？
首先指出一点：“同时附送”就是“同时发行”。红卫兵所说的“夹带”也就是同时附送或同时发行。王文硬把“夹带”说成是一份一份地把《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里。这完全是玩概念游戏。
拙文说，事件前，《解放日报》与邮局曾附送过一家红卫兵报纸。我这样写，是据当时的历史事实与有关文献。王文则说，据他问过邮局一个人，该人说没有附送过。
当年的亲历者、主要当事人——红革会主要负责人马立新打电话给我说：事件前，《解放日报》与邮局确实附送过红卫兵报，而且不止一家。除拙文所写的红总司一家外，还有一家，这就是上三司赵全国办的《红卫兵报》。
马立新说，其实，《解放日报》前后共附送过三种红卫兵报：A、总部设在陕西南路团市委即马勒别墅内的、由高干子弟为骨干组成的上海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简称“红总司”)办的《红卫兵报》；B、上三司的《革命造反报》；C、由红革会办的《红卫战报》。前二种，是市委、《解放日报》、邮局自愿附送，《红卫战报》则属事件后被迫附送。
马立新电话上对我说：《红卫战报》早在第七期就点名批罗思鼎，暗批张春桥。我们要附送，与曹荻秋签过协议。据此协议，我们先去找市邮局，报刊发行处副处长蒋某要我们找《解放日报》。王树人说我们不去找邮局而去找《解放日报》，是找错了门，完全是扯淡。
因此，我有确凿依据地指出，王文硬说事件前没附送过其他红卫兵报，这才真属于王文所说的“道听途说”，或“杜撰”。
2、谈判场所到底在哪里？
事件发生前的谈判场所是在汉口路309号底层，那里原是读者接待室，文革开始后即变成报社党委应付红卫兵的第一线、主战场。
事件发生后，还有一系列谈判，则转移到汉口路274号去了。这后来的谈判，包括了同市委负责人韩哲一、蒋文焕的谈判（韩、蒋是从汉口路286号后门中间开的小洞爬进爬出解放日报社的。286号与274号三楼破墙连通为一体），还包括了与市委王一平、李干城的谈判。
王文以事件前的谈判场所否定事件进行中的谈判场所。这或许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许是故意扭曲事实，混淆视听。
我八天九夜都在两所大楼里活动、吃饭、睡觉。我当时是解放日报社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领导机构——中心组的成员，需要每日每时了解情况，掌握动态，并采取相应对策。如参与报社造反派发表支持红卫兵的声明会议。我们有近百名造反派，有近百名造反派的支持者，每日每时汇总情况。王文说我不了解情况，属信口而言也。
到底是谁挑起了“解放日报事件”？
王文说，“解放日报事件”中，红卫兵是来“找茬的”，是由红卫兵“挑起”的。这是个涉及事件大背景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首先得明确：是谁号召京沪红卫兵到解放日报社来“找茬”并“挑起”事端的？
王文始终避而不谈这个大背景。然而，这正是“解放日报事件”的全部问题的要害之一。
京沪红卫兵到解放日报社来，理论上是有所宗的，这就是中共中央发布的红头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行动上是有所本的，这就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和接见红卫兵的讲话和号召。
文革重点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都是当时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文件、社论的规定和精神，不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创造。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革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一场内乱。领导者是谁？显然无误的是：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什么叫“发动”？当然就是“挑起”。王、吉二文对这一决议所说的“领导者”，通篇不予提及，而且对“五一六通知”、“十六条”即中央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也基本不提，甚至对“领导者”毛泽东也不提。
为什么两者都不提？是不敢提。若一提，他们的文章就站不住脚了。因为整个文革是“领导者”发动（或曰“挑起”）的，是“领导者”手里的一盘棋，“解放日报事件”则不过是整个棋盘上的一步棋而已。
而“领导者”对这步棋是很欣赏、很得意的。马立新在电话里对我说：1966年12月上旬，他奉中央召唤去北京。总理办公室的人对他说：《红卫战报》每期送毛主席那里。主席称赞你们办得好。
如果要说“找茬”，那么哪次政治运动不是“领导者”在“找茬”？单瞥一下王树人为委员的解放日报社党委在文革初期的“找茬”吧：
文革开始后，解放日报社党委就开始“找茬”整群众：A、通过党委委员张治民，把报社“四清”时，四十余个所谓“有问题人”的排队名单通过报社内的青年人，用大字报公布出来；B。把理论部、资料室两位人员的“地主出身”变成“地主分子”，批判后送回原籍。把郑拾风、沈光众、张乐平、林关金等一批知识分子点名批判，打入另册；C、把已调出报社的魏克明、王维又弄回报社，交群众批判，说他们就是走资派，目的是为现任党委成员作挡箭牌。报社党委以上种种动作，按当时中央文件，就是整群众，就是转移斗争大方向，就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试问当时的报社党委委员王树人先生：既然解放日报社党委存在以上的问题，那末，当时红卫兵要批判你们，要把批你们的《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来“找茬”，来“挑起”事端，这是不是符合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件精神呢？
“解放日报事件”导火线：红卫兵来报社看大字报
在“领导者”向全国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气候下，上海全市大辩论一个问题：中共上海市委是否存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综合起来，有三种意见：A、上海市委长期以柯庆施为首，是红线，没黑线。B、柯死后，陈丕显紧跟刘，是黑线。C、有红也有黑，有两条线。
形势不断急剧变化。“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上海市委紧紧抓住红卫兵这一“新生事物”，指使成立保守派红卫兵组织——上海市红卫兵总部。同时组织保守的上海工人赤卫队。写出《我们老工人要讲话》的传单流遍全市，想利用“上海工人最有发言权”这点来阻止北京红卫兵的行动。
9月4日，北京红卫兵冲了市委以后，使上海广大群众受到很大震动。9月6日，上海市委贴出了“上海市委欢迎革命群众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表面宣扬“引火烧身”、“加强同北京同学的团结”、“宣传中央精神”、“宣传毛泽东思想”，但同时又以“不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来保护自己。
10月3日后。《红旗》第十三期社论吹响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的号角，中央指示要给在运动初期因给领导提意见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市委慌了手脚，调动大批工人、干部来保卫市委。
北京红卫兵揭露、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传单、文章甚多，其中以“首都齐卫东”的集体笔名撰写的《九评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出名。九篇共约十万字。
1966年12月18日，市委机关造反派召开了向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其实，早在大会之前的9、10月份，市委机关造反派就传出话来：“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又长又粗又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海两大报及红卫兵都早就得到讯息。
这段时间，解放日报社党委与市委同步运行。党委组织批判了一批“反动权威”张乐平等，横扫了一批“牛鬼蛇神”沈光众、邹兆琦、林关金、黄晴岚等，并抄了他们的家，有的还发配他们回了原籍。还把原老当权派魏克明、王维弄回报社，进行批判，要他们揭发市委及自己问题，以做报社党委的挡箭牌。当时，吉景峰作为党办副头头，以上许多事是他亲自经手操办的。同时，报社造反派、群众也贴出揭批报社党委执行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批大字报。
红卫兵到报社看、抄大字报，认为报社党委、市委都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写成文章，登上《红卫战报》，要《解放日报》附送。于是，“解放日报事件”就发生了。
再谈吉文中的几处史实问题
（1）吉文篡改、伪造周恩来总理谈解放日报事件。
吉文说：11月27日下午传来周总理指示：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红卫兵不要去干扰。
有人查了历史档案，周恩来只谈过红卫兵不要冲击《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吉文把《解放军报》改成《解放日报》。实际上，周恩来讲话那天，解放日报事件还没有发生。
（2）吉文说，“解放日报事件”是聂元梓到上海策划、发动的。
他没举出任何证据。我曾问过当年红革会的主要负责人马立新，马说，事件前，红革会根本没有同聂元梓接触、研究过；事件发生后，聂元梓在上海同红革会负责人的观点是相左的。即使聂不来沪，“解放日报事件”照样会发生。
（3）吉文说张春桥、姚文元花了两天时间在上海接见聂元梓。因此，“解放日报事件”是张春桥、姚文元与聂元梓一起策划的。
此说同样毫无根据。聂元梓是何身份，张、姚需花两天时间接见她？更明显的反证是：红革会是反张、姚的。张、姚怎能利用反他的红卫兵组织发动什么事件呢？
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是我大学同学，有数年，我在市里开会经常碰到他，他曾对我说，张、姚那段在上海忙别的救火的事，事先根本不知道要发生“解放日报事件”，也从未听说过张、姚花两天时间接见聂元梓的事。
（4）吉文说，解放日报事件中市委、市人委领导中，有人被红卫兵打伤。
纯系子虚乌有。
（5）吉文说文革中解放日报造反派是错的，保守派是对的。
此说大谬也。二者都是遵照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行动的。都是被领导者利用的工具。况且，吉景峰的保守派，最早组织批、斗、抄，就以吉景峰本人为例，他当时是党委办公室副头头，文革初期由党委操控的大批判、横扫牛鬼蛇神、抄家等，都是由他组织实施的。
（6）“解放日报事件”时，吉文中说他八天九夜没有离开过。
吉是党办副头头，他是第一个中途溜走的。其他人也学他样离去。证人不止一个，都还活着。八天九夜，他大部时间不在现场，所写所谓“亲历”回忆文章，内容多为杜撰，或由他人代撰，并非史实。
文革浩劫谁之罪？
“彻底否定文革”，曾是一个响亮口号。但是如何付诸实施？近四十年来，又否定了多少呢？都还是悬在空中的大问号。
大陆改革年代的经济学家于光远2005年1月出版了《我忆邓小平》一书，书中提到，他参加了起草邓小平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邓小平说：“毛主席这个旗帜必须保护。文化大革命，不要涉及，让时间来说清，过一段时间再说这个问题，没有一点亏吃。”（见该书第212页）
为了应付当时党内外要求一分为二地总结文革的浪潮。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在当时是一个权威的文件，是在邓小平主持下制定的。
即使根据这个决议，也应当彻底清算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八届中央委员会“错误发动”文革的过失。当然这种清算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一分为二，而不是旧传统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之类方式。这就要求开放文革档案，允许报刊公开刊登、研究、讨论，以便先弄清历史事实。
“彻底否定”的宣传倒是进行了一些时候的，可是，此事的进展与人们的愿望有违了。因为要遵循当时的领导者为毛泽东定的“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成绩）的调子，毛泽东还是要基本上肯定的。所以，清算也就进行不下去了。报刊禁登、出版社禁出。巴金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呼吁也就泡汤了。后来只听说在汕头一个小屋里有过一个，不过是个象征性的讽刺性的喜剧小道具罢了。于是，“彻底否定文革”就变成一句空话。
对发动文革的“领导者”不去清算与追究，而文革又要“彻底否定”，怎么办？于是，亿万被领导被操纵的红卫兵、造反派就成了替罪羊。全国亿万红卫兵、造反派被妖魔化、法西斯化，变成三等公民，或被打入另册，或被停加工资，或被停评职称，甚至失掉工作，浪迹社会……
针对这种种情况，胡耀邦总书记曾发出多次指示，说文革的责任在上面，下面的红卫兵、造反派是响应中央号召起来造反的。不能把责任算在他们头上。又说，文革中涌现了一大批有才干的青年人，对他们应该加以爱护。这是真正实事求是的政策，公平正义的声音。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党敢于承认错误、承担责任的光明正大的气量的体现。是为全国人民所拥护的。
野史多彩且扼杀不死
我的回忆录，是个人回忆录，不是党史、国史。我的回忆录是从我的经历、见闻、视角写的，不是第三者的编纂。
解放日报社革命委员会是1968年春天成立的。按照当时中央提出并强调的所谓“借鉴巴黎公社自下而上的普选原则”，由全体革命群众三上三下讨论、推选，上报并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会讨论、通过，又下发红头文件，授命本人任“解放日报革命委员会第一召集人”。实任至1971年秋天。时跨四年。
那次常委会，是在晚上，在康平路165号小会议室召开的。会前，市革会指名通知我参加。驻沪三军负责人廖政国、高志荣等，都在场，他们都是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副主任。会上，由上海市革委会组织组负责人徐世玉汇报了对拟任命的解放日报革委会十余位成员的审干情况。后进行讨论，廖政国司令员立起来做了一个慷慨激昂的发言。
鄙人以上所述，上海市、解放日报社档案，均有案可查
当时我虽然不是党员，但我是共青团员、入党培养对象。1965年派去工厂参加“四清”工作队任队长秘书。去时，报社党组织的意见是归来后即发展入党。归来时，工作队队部组织意见：可以发展。但回报社后，文革已开始了，发展工作中止了。
市革会主要负责人对我说：解放日报革委会第一召集人，即社长兼总编辑，你主要把报纸办好，因为毛主席每天要看《解放日报》。运动的事，主要让工、军宣队去管。
在我主持《解放日报》笔政期间，《解放日报》发行量由文革前的三十余万份，增长到六十六万份，最高达八十余万份。
“解放日报事件”自始至终是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八届中央委员会领导与指导下发生、发展、终结的，对也罢，错也罢，责任在上面“领导者”。王文、吉文现在把矛头对着下面的红卫兵、造反派，是找错了对象，本末倒置了。
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件的评价，这是两回事。同一事实，在处境、立场不同人的大脑里，往往是南辕北辙的。这种例证中国历史上是不胜枚举的。
时间是历史的唯一的最高裁判官。前一朝代的历史永远是被后一朝代的历史学家所审定。清代史到现在还没有定稿，还只是个《清史稿》——未定稿也。
参与“解放日报事件”的群众，八天九夜，围如铁筒，人山人海。据非官方统计，至少有30万人。若每人写一篇回忆录，30万篇中，没有两篇会是重复的。
对于历史事件，不同人有不同看法，这是自然的，正常的。同一个人，从不同角度看同一个历史事件，还会有不同景观呢。“横看成岭侧成峰”么。
我写回忆文章，是为了抢救历史，真实记录历史，并不是如王文所说，为了揭什么“秘密”。也不是如王文所说，要做什么“造反派的代言人”。造反派加红卫兵全国数以亿计，我一个人即使想代言也代言不了。
老百姓不需要代言人，他们需要的是自己的发言权。而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却至今没有兑现。现在，有人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封锁、控制的言论自由，已经被现代科学技术成果——互联网，部分实现了。微博和手机为民众提供了言论自由的广阔天地，它不仅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而且开辟了民间和在朝的改革力量进行交流合作的渠道，使改革出现一线曙光
好在现在是网络时代，代毛泽东、党中央受罪，被打入另册四十五年的亿万红卫兵、造反派已能通过互联网发点声了。

2013.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