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国辉：“武装支泸”中一次血腥而荒唐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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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支泸”中一次血腥而荒唐的战斗

蒋国辉

按：本篇节选自作者回忆录《一个中学生的文革记忆》。作者文革时为重庆西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初三学生，在1967年两派武斗中是反到底派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西师附中布尔什维克成员。

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我跟那个时代所有满怀革命理想主义的年轻人一样，都深深地感到幸运。一直由衷向往革命却遗憾再没有机会抛头颅洒热血的我们，终于赶上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代，以后说起这个时代，我们可以骄傲地对子孙宣称：我们是这场大革命的参加者！就像当年的老红军给我们讲长征故事一样，我们也可以给我们的后代讲述这场伟大的“革命”……只是，在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会料到，这场“大革命”并不是什么革命，而且我们中间有好些人将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为这场“大革命”断送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彻底失去了在后代面前彰显“英雄业绩”的机会。
我所在的西师附中初三四班一个叫杨宏谦的同学，文革前期一直和我在同一个群众组织里。那年暑假我们都回家了，而他没有，他留在学校里革命。武斗开始时我们撤离附中，他把自己的一大包衣服寄放在我们家里，原想着等革命胜利后回来取。我妹妹把他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好放回包里等他回来拿走。可是他再也没能回来，他在“武装支泸”的战斗中被打死了。
那是我们到永川经历了第一次荷枪实弹的“战斗”之后不久，又投入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在全川甚至全国都出了名的“武装支泸”。不过，在我们亲历这场“战斗”的时候，并不知道这次事件的波及面会这样广，后来还听说，不知是哪些不怕死的“战地记者”把我们“打仗”的场面拍成了电影纪录片，被有的部队拿去作为教育新兵的内部教材。
整个事情的起因是怎样的，我一直没弄清楚（恐怕我们当中绝大多数像我这样的普通参战人员都没弄清楚）。我所知道的是泸州“红旗派”来人向我们求援(当时，我们这支重庆市北碚区反到底派的中学生武装力量在川东南一带已经小有名气)，他们说，泸州天然气化工总厂的“红联站”派（和重庆的八一五派一个观点）十分猖狂，武器又好，把“红旗派”打得在泸州已经站不住脚了，眼看泸州市区就要失守。我们接到告急自然是义不容辞，头头们立即决定派出队伍支援处于危急状态的战友们。
可是，我们队伍的全体“战士”包括头儿们在内，都是拥有满腔热血而缺乏基本军事素质和经验的青少年，完全没有考虑也不懂得考虑和制定正规的行动方案。头儿们紧急集合了两个排(我们全体人员编为三个排，每个排约四五十人)，第二天上午就跟着泸州的来人出发了，留下一个排待在永川作后备力量。
从永川到泸州只有一百来公里，但那时的路况不好，我们的车开得慢，中午过后才到了泸州郊区一个叫兆雅的小镇(二十多年后，我曾再次到泸州，又路过了兆雅，整个小乡镇还是跟二十多年前一样灰扑扑的，看不出来有什么大的变化。但是当年我们停留过的地方，我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左图：作者当年在“武装支泸”前留影。）
我们住下来后，被告知明天进攻就从这里出发。晚上当地的组织招待我们打了一顿牙祭，想必是因为第二天会有一场恶战，因为中国的传统是给将要去赴死的人(包括将被处决的死囚)好好吃一顿。吃饭的时候，年轻热血的我们倒是没有想这么多，但对于我们中间的不少人，这顿饭真的成了“最后的晚餐”。
晚饭后，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大仓库里睡觉。那一夜好像所有的人都没睡踏实。我们虽然小有名气，一些派性小报上吹嘘我们这支队伍“英勇善战”，其实我们心里明白自己到底是什么分量。从我们得到真枪实弹组成武装队伍一路走过来，真正意义上的仗却谁也没打过，又没受过起码的军事训练，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打，之前我们的胜利，基本上都是靠配带精良的武器装备进行武装游行震慑对方取得的，所以上战场前不可能不紧张，谁要说自己不紧张不害怕，那才是怪事。
从搞武斗的初级阶段——以钢钎为主要武器——开始，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各派为了鼓舞士气，都把林副统帅（林彪）的一段话作为座右铭，临上战场的时候，更是必须集体反复朗诵或个人在心底反复默诵：“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勇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声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不知道林彪这段话在真正的战争年代是否确实鼓舞过战士们的斗志？武斗期间，我们这些生命历程还非常短暂、人生经历还十分粗浅、一直深信自己是在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浴血奋战的中学生，确实因了副统帅的这段话，把不怕死看成了人生的最高境界。双方在武斗中被打死的热血青年，其坚贞不屈、英勇顽强，比起战争年代的英雄们来，一点也不逊色。他们死的时候，确实在自己的派别中被当作了英雄烈士，葬在了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我的母校西师附中也在进校门最显眼的高坡上，由我们的对立派八一五派修起了“烈士纪念碑”，纪念“无产者”在武斗中被打死的人员，碑上还仿照天安门前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写着“胡明富（“无产者”的创建者）烈士永垂不朽”。直到我们下农村当知青时，那个纪念碑还竖立在那里，什么时候拆毁的，不得而知。
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双方死难人员短暂的“烈士”身份也就结束了。已经腐烂的遗骨被挖出来，不知是被家人移走还是被处理到了什么地方。文革后我有几次进城，都在大田湾体育场一带看见一些已经朽了的棺木被人抬着，扔到卡车上。后来才知道，我们那时的献身和当年红军、八路军、解放军战士的牺牲，完全是两回事，死得“六月飘雪”，一个字——冤！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的士兵，都是“革命烈士”，身后殊荣，家人后代也都受到福荫。而天真地、虔诚地把自己年轻的生命也奉献给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学生，不但没有成为烈士，倒成了文革中的“打、砸、抢分子”！
那次“战斗”还让我第一次感到，人对自己的死是有预感的。当晚，我看见两个十三中“九八”的成员——年龄大约在十六岁左右的初一学生，他们并排面向墙壁坐了很久，没有满怀豪情地念诵林副统帅的语录,而是低声地反复念叨：老天保佑，明天不要把我打死了……而第二天，他们双双被打死在战场上。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出发了。走了约一小时的路程，被告知前边就是“泸天化”的控制区。这时从我们行进的前方传来了枪声，我们迅速分散到近处的小山丘上隐蔽起来。不久,有人说山沟对面就是对方的火力点，我们也确实看见那边有射击的火光，于是所有的机枪步枪一齐朝那个地方倾泻子弹。我记得那一下我打出了十四发子弹,这也是我在整个文革武斗期间唯一的一次向“敌方”开火。
打了一阵枪，看看对方没有了动静，我们以为对方被消灭了，或是撤退了，就开始往前移动，也就是进攻。我们这支“英勇善战”的队伍，只是一群拿着精良武器的“乌合之众”，绝大部分人不要命不怕死敢打敢拼，但怎么打却根本是外行。战前没有作战方案，战斗中没有人组织、指挥，所谓“进攻”，不过是人人按着自己的想法——确切地说是根本没有什么想法——只管往前冲就是了。
冲着冲着，我扫视一下发现自己周围就只有三四个人了，不知是不是因为我们跑得太快，冲到了最前面？此时我们几个成了所有火力聚焦的中心，正前方和左右两边都在向我们打枪。好不容易冲到了一座农舍后边，前方密集的枪弹把我们挡在了那里，再也不能前进。在农舍的墙后边只能躲过前方射来的子弹，而从毫无遮拦的左边射来的子弹就擦着我们的头皮“嗖、嗖”地飞，有的打在离我们不远的地面上，打得土皮“扑、扑”地飞溅。看情形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下去，我们只好往后撤。
农舍的右边有一道齐胸高的土坎，那后边可以躲避从左边射来的子弹。看好了地形，我的动作突然变得十分敏捷和果断，仿佛真受过训练的士兵一样就地一滚到了土坎下，随后迅速站起一步跃上土坎，趴到了一笼竹子后边。刚刚匍匐下来，就听见“扑、扑”的几声响，一串子弹正好打在我刚才起跳的地方，跟在电影里看见过的镜头一模一样。看样子对方肯定是看准了我们这个目标在开枪。
跟在我后边跳上来的，是一个其他学校的学生。他在我的旁边趴下来后，抬起头想看看。就在那一瞬，又是一串子弹打过来，只听见他“哎呀”一声，我急忙转过头去，他的左眼没有了，只剩下一个鸡蛋大的血糊糊的洞。我赶快把他拉下来仰面躺下，不一会那个洞就开始往外冒血。好在这时我们学校两个做战地救护的女生赶了过来，我们七手八脚地把他拖到土坎旁边的农舍墙根下，往他的伤口里塞药棉，扎绷带。开始，他还不停地问，我的伤在什么地方，眼睛是不是好的……不久就失去了知觉。在给他包扎伤口时，一个女生又被子弹打中，不过这颗子弹不是击中而是“落”在了她的手腕上，所以伤得不重。
这两个女生告诉我，说大队伍已经撤到后边去了，她们也是在撤退的途中遇上我们的。我们几个抬着伤员往后撤。子弹不停地在头上嗖嗖地飞，我们跑几步，趴一阵。一路上看见一些田坎边还有我们的零散人员，就招呼他们撤退。一个二十四中的学生，刚从一道田坎后边站起来，就被一发流弹射中。当时看他的伤似乎不是很重，子弹从肚脐一边的腹壁打进去，又从另一边的腹壁钻出来，血都没有怎么流，他自己坚持着跟我们一起走，直到有车来接伤员他才上了车。没有想到，当天晚上他死在了医院里，不知是伤到了什么要害。在永川的时候，一个十三中的学生在拿自己的自动步枪时不留神把手指压在了扳机上，而他拿枪的枪口恰恰对准了自己，一串子弹射过来，他的胸部中了一排四发子弹。这样重的伤，所有人都认为他肯定活不成了，可是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们两个跟人们预料的结局完全不同，更让我觉得人的生命何时终结就是命里注定的。
我们一直撤退到再也没有流弹在头顶飞舞的地方，才敢坐下来等待队伍，但是大队伍究竟在哪里，我们一无所知。感觉坐了很久，终于远远地看见我们的人列着队走了过来。战友们见我们完好无损地坐在那里，都很高兴，说，你们还活着呀，大家都以为你们被打死了。我们几个在别人心目中竟然已经死过一次了！
“活着”这个字眼儿在那一瞬间让我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震动，生和死的界限对那时的我们来说就是一颗子弹的落点啊！十几年的生命历程中，饱受英雄主义教育的影响，我似乎一直都在追求一种高尚的、完美的生命结束方式，可是当生命从枪林弹雨中穿行过来之后，我突然感觉活着或许更加美好。
我们跟随大队伍在公路上走了一段，看见了送饭和接运伤员的车。吃过饭，队伍就在原地休息，直到有车来接。
这一仗我们到底是打胜了还是打败了，我不清楚，不知其他人清不清楚。来车直接把我们送进了泸州城，那以后，我们和对方就再也没有过任何武装接触，应该说是我们这一派在泸州站稳了脚跟。
过了好久，我才从一份小报上得知，“武装支泸”是我们这一派的全川统一行动，泸州的“红旗”派组织得到了从四川各地来的不少援兵，一举攻下了“泸天化”。我们这支队伍只不过是援兵中小小的一分子。
这时，一向比较喜欢思索的我才有点怀疑，我们那天究竟是在和谁打？那场战斗一片混乱，两派之间没有服装上的差异，没有任何可以区别的标志，同一派内部也根本没有统一的部署和指挥，进攻的目标和打击的对象都完全不清楚。战斗一开始，我们先是对着一个可能的目标胡乱放了一阵枪，然后端着枪冒着雨点般射来的子弹胡乱冲了一阵。那些毫不手软地对准我们把我们当着野兔子一般射杀的人究竟是谁？事实上，我们很有可能是在同其他地方来“支泸”的“自己人”互相混战！假如这是真的，我们那些“牺牲的战友”，就真是比窦娥还冤！
我不敢想下去了……
在前往泸州城驻地的途中，有一段让我至今想起来依旧心惊胆战后怕不已的插曲。我们的车队在路上走走停停，我站在一辆卡车车厢的最后边。一次停车时，我拿出“五四式”手枪对着坐在后边那辆车驾驶室里一个姓孙的同学瞄准，就像小兵张嘎拿着木制手枪对着胖墩儿“啪、啪”，想跟他开个玩笑。可我拿的是真枪，玩笑就开得有点大了。我认为我手里是一支空枪，打算抠扳机。就在食指往下压的那一刹那，也许是鬼使神差，我脑袋里突然闪出“万一枪里有子弹”的念头，我把枪口往下指向地面……只听见“砰”的一声巨响，石板路面被击出一个小坑！我顿时吓得面无人色。姓孙的同学跳下车，冲过来一把夺去我的枪，破口大骂。我自知理亏不敢出声，任由他日爹操娘,只在心中暗暗庆幸：老天保佑,幸好在千钧一发之时转了念头，不然，我不单成了杀人凶手，而且杀死的是自己的战友……
在当时那种氛围下，我的枪若真的打到了自己人,还不知同伴们会对我采取什么行动。我说的那种氛围，是指当天在战斗中我们的损失太大了，所有的人都阴沉沉的,谁也不说话，四周的空气陡然变得十分沉重，压得人有些喘不过气来。我们这支队伍，一共“牺牲”了十三个人，包括前一天晚上面壁祈祷的那两个十六岁左右的初一学生，他们其中一个死得很惨，被枪榴弹把整个背都打烂了。我们住在泸州医学院，伤员们都在医学院的附属医院里治疗，死者的尸体也在这里处理。很多人都去看了十三个死者在医院太平间里被洗净、用白布裹好的过程。开追悼会时，十三具尸体在礼堂里一字摆开，看上去让人不寒而栗。
死者中间有一个十三中的青年教师，叫艾德政。之所以还记得他，是因为他以教师的身份在我们这群中学生中间，就好像是位“高参”。他也是十三中“九八战斗团”的元老和“勤务员”，他的意见基本上可以左右我们这支队伍的行动。他在“武装支泸”中被打死，说不清是不幸还是有幸。学生中参加武斗并且是头头的人物，到文革后期都被抓的抓、判刑的判刑。他以教师的身份带领学生搞武斗，到文革后期，估计被判二十年徒刑是轻的。当时他也不过是二十多岁的热血青年。不论他死了还是活着，应该说这一生都断送了。
十三中跟学生一起参加过武斗的，还有一位叫张华的教师。他的年纪估计应跟我的父母亲差不多。他是作为军人随共产党部队南下的，后来以调干的身份被送到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上大学，在学生中算是位“老革命”了。六十年代初，西师的大学生文娱生活很活跃，中文系的学生演出话剧《在烈火中永生》，张华扮演许晓轩。由于他的北方口音和军人气质，视觉冲击力比较强，我看了好多次，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他不知道怎么到十三中当了老师。武斗初期拚杀钢钎的时候，由于张华老师是军人出身，会拚刺刀，又持我们这一派的观点，中学生们就请他来当教练。不久后，不知又从哪儿请来一位退伍军人，据说是部队里一个师的刺杀冠军。他教的是新式刺杀动作，确实厉害，三五个人上去，他“嘁里咔嚓”不到半分钟就全给刺倒了。比起来，张华老师那种慢吞吞的老式刺杀动作就没劲了，他在这个时候因“失宠”而离开了武斗行列。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文革后期，他虽然也没有逃脱被清理的厄运，但因为没有真正参加武斗，最后被放过了。
“牺牲”了十三个战友还不是我们那次战役的全部损失。第二天从永川又传来噩耗：留守永川的那一个排，不知接到谁的通知，说我们在泸州打得很吃力，需要支援，就又派了二十个人乘卡车前往泸州。谁知在半路上出了车祸，卡车翻到了几十米深的山沟里，四个人当即摔死，其中有一个是我妹妹的同班同学，王栋才。他的父亲是天府煤矿的工人，母亲好像是家庭妇女，都没什么文化，原本指望他成为栋梁之才，可他只走过了十六七年短暂的生命历程，一棵小树基本还没长成材，就折断了。所有那个年代把生命定格在十几岁的少年们，都犹如一颗流星，在父母的生命中划出一道耀眼的弧线就消失了，给父母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战斗减员加车祸，使我们这支总共一百二三十人的队伍，一下子就损失了十分之一还多，每个人都能明显地感觉到自己身边少了熟悉的伙伴。好些日子人们都跟霜打的茄子一样，蔫蔫的，谁也打不起精神来。
从战场上撤下来回泸州城里时，跟我们的队伍在一起的有几个对方的俘虏。当得知我们死了那么多人时，就有人开始失去了理智，十三中几个学生皮球一样蹦起来，跑到俘虏面前把他们拉到一栋农舍后边，一阵乱枪全枪毙了。由于所有的人都沉浸在失掉了那么多“战友”的悲痛中，对这样的犯罪行为根本无人出来阻止。好多年以后，几个枪毙俘虏的人，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几个人中有一个叫李贵安，下乡时和我们在一个公社，后来被招到重庆制药五厂工作。李贵安个子不高，瘦瘦的，带一副眼镜，文质彬彬的模样，完全无法想象他会拿着枪去屠杀几个手无寸铁的人。在农村时，我们还常有来往。
七十年代末我已考上了大学，一天，他突然来找我，告诉我说他可能要“倒霉”了。原来，那一次被他们枪毙的人中，有一个是新任泸县县委书记的儿子。书记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抓到屠杀他儿子的凶手。于是泸县公安局把这个案子立为要案，随即和北碚公安分局联系，到北碚公安分局把文革后期参加武斗的骨干人员学习班的交代材料翻出来，没费什么事就查到了李贵安的交代，材料中他对自己参与枪毙俘虏事件供认不讳。当时参与枪毙俘虏的还有另外几个人，那几个人都比李贵安滑头，知道杀人偿命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在学习班里闭口不提这件事，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材料使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可以认定他们是杀人犯。只有李贵安一个人老老实实地承认了，白纸黑字就成了铁案。李贵安很快就被北碚公安分局拘押，不久移交给从泸县公安局来北碚办案的人。听说他在泸州被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以后情况如何，我不知道。
这次“武装支泸”，我们重庆反到底派的伤亡较大，死伤一共有大约四十来人。后来住在泸州那段时间，我们被当地人当作“救星”供了起来。住宿条件倒是比较一般，在泸州医学院里，因为是夏天，大家就在教室的课桌、椅子上横七竖八地躺着睡觉。吃的方面比起在永川，就有些天上地下的感觉了。在永川每餐除了米饭，永远只有清炒莲藕；而在泸州每顿都是几菜一汤。此外还有桂圆、西瓜等水果，每天送到我们的驻地。喝开水也非常奢侈，我们把成包的葡萄糖往保温桶里倒，直到超饱和为止。我们毕竟都是只有十几岁的中学生，战场上的伤痛很快就被像菩萨一样受人供奉的得意冲淡了。
从泸州回到永川后，再没有什么军事行动。这时已经是8月底。没有过几天，中央就发出了让群众组织交出武器的命令，并由各地驻军负责接收。交了武器我们这支队伍就解散了。我也是那时离开的队伍，直到1968年底武斗完全平息才回到自己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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