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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这个题目有两个原因，一是1949年进城以后，江、毛之间很快出现"吃不到一起，睡不到一起，娱乐不到一起"的问题，生活轨迹渐行渐远。"文革"开始后，毛泽东搬入游泳池，江青搬到钓鱼台，生活上的交集很少。1973年以后，毛嫌江去自己的住处对工作、休息都是个打搅，下令未得到允许，不准擅自进门。丈夫的住所--中南海游泳池从此成为"第一夫人"江青难回的"家"。搬到钓鱼台之后，江青的日常生活发生很大变化，颇值得一写。二是近年来颇有人要替江青翻案。比如"文革"期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农民宰相"陈永贵说："江青这个人，她由于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同样有着许多在今天看来都应该是很难得的好传统和好的作风。"（见《陈永贵谈江青、华国锋》，原系师东兵1985年采访陈永贵后发表的文章）。一个署名为"毛泽东时代的工人宋立"的网民，在网文《伟大的江青》中说："那些辱骂江青的无耻的婊子们，没有一个能像江青那么高尚，没有一个人向江青那样对劳动人民有那么深的感情，并为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直至生命。"就连新华社记者、编辑周方在某人家中看到江青遗物，也有"说老实话，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的感觉（见《新华社记者"参观"江青遗物有感》）。网上叫喊要在江青出生多少周年时隆重纪念这位"第一夫人"的声音，更是不绝于耳。
在政治上如何评价江青，并非本文论述范围。笔者只是想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考察一下她是不是具有"很难得的好传统和好的作风"，是不是"对劳动人民有那么深的感情"，是不是值得周方记者"差点掉下来"眼泪？办法依然照旧--让事实来说话。
一、1949-1966年，江青与毛泽东"过不到一起"去的日子
笔者在《战争年代，江青与毛泽东的日常生活》一文中说过，延安时期，江青靠着中共固定成形的干部生活待遇等级制度，享受着体制内所允许的诸多特权，却并未满足，还希望搞"特中之特"，只因为战争年代经济条件有限，特殊化仅仅表现在医疗、交通工具等有限领域。同时江青毕竟还以毛泽东的生活为中心，尽到了一个妻子的责任，对其生活照料颇为上心。当然在战争年代后期也显露出官太太那样养尊处优，好支使别人等坏毛病。
江青进北京城后不久，就出现了与毛"吃不到一起，睡不到一起，工作不到一起，也娱乐不到一起"的问题。据卫士李银桥描述：
进城后，江青的讲究就越来越有些苛刻了。每天早晨起来，我们卫士一定要向她问候："江青同志，晚上休息得好吗？"没有这一声问候，她会沉下脸一天不爱答理你。她的早饭是在床上吃，床尾有个摇把，可以把床摇起一半，带动着她坐起身。然后照顾她擦脸、漱口、将一个小桌在床上一嵌，早饭摆在她面前。看电影有些外国人也是在床上吃早饭，江青要是身体没病，胃口还比较好。早饭一般吃面包。黄油，有时是小馒头。有素小菜。多数是雪里红和咸水煮蚕豆。有时用点酱豆腐。喝稀粥，不太喝牛奶。中午饭有些正规菜。她爱吃鲫鱼，中午饭如果没有鱼。晚饭一定要有鱼。鲢鱼、胖头鱼也爱吃，喜欢刺多肉细的鱼。对鲤鱼只是偶尔吃吃。她也爱吃鲥鱼，因为贵，吃的不多。马哈鱼她也很爱吃，当咸菜吃。江青还喜欢吃小嫩鸡，放在碗里，比鸽子大不了多少。她还喜欢喝排骨汤，一般是弄成砂锅，每顿饭不是排骨汤就是鱼汤。蔬菜她喜欢吃盖菜、空心菜、苋菜和芹菜，纤维要切成很短。如果身体不舒服，就将菜捣成菜泥。用勺子舀来吃。她不吃荤油，炒菜只用素油，讲究清淡。菜里有时放点肉沫，有时放点香菇。木耳。以江青的身份。她的饮食算不得过分，有时甚至够简单。她的讲究主要苛刻在口味上。除了廖炳福师傅适合做她的菜，其他厨师，包括毛泽东的炊事员，都做不出江青所需要的口味。这与毛的饮食习惯完全不一样。毛是喜欢辣、喜欢咸，喜欢红烧肉，而且要肥。这就产生了矛盾（《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139-140页）。
李银桥上述所说主要谈食，至于休息，他说：
初进城时，江青也注意调节毛泽东的工作与休息，看毛泽东连续写作十几个小时，便设法叫孩子拉毛泽东出屋，一起散散步。偶尔也打一圈麻将。毛泽东不爱看电影，江青就说："看一看吧，你不看小鬼们也看不上。"于是毛泽东便跟着江青来到含和堂看电影。坐下来。他还指指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我是来陪你们的，我不来你们也看不上。"（《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143页）
由于两人作息时间不一样，夫妻即使生活在一个屋檐下，见面时间仍十分有限，以致1949年以后在毛身边先后担任卫士、副卫士长、卫士长的李银桥，有毛"平时工作、吃饭、睡觉都是一个人，常有孤独感"的印象。毛泽东在娱乐方面除了游泳、散步外，还喜欢跳舞，跳舞时一定要与一群青年男女热闹说笑。江青见不得这些。许多亲历者对二人的格格不入感受颇深。李银桥说：
1957年毛、江住在杭州刘庄时，浙江省委组织了几次舞会。因为毛泽东、卫士、保健医生、秘书们同文工团里挑来的演员舞伴都熟了，大家互相吆喊着打招呼，似乎要起来一个高潮。"可是，高潮陡起陡落，拥上来的人们退潮一般退向两边，舞厅里出现一种尴尬的严肃和冷静，那些想围住毛泽东说笑的文工团的青年男女们都肃然分列两旁，变成规规矩矩地鼓掌。毛泽东的身后走着庄重严肃的江青，她的目光庄严得拒人千里，不由人不紧张，不由人不敬而远之。毛泽东还想用幽默的话激起大家的热情和随便，但是无效。大家说也规矩，笑也规矩，动作更规矩。毛泽东所希望的那种没大没小的随便气氛再也不曾出现。毛泽东皱起眉头，心里的不悦显而易见。在沙发里坐下时，他朝我嘀咕一声：'她一来就大煞风景……'"(《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144页)。
丁宏章所编的《中南海纪实》一书引述当年参加舞会者的回忆：
在中南海春耦斋舞场，江青和毛泽东，几乎没有像朱德和康克清、刘少奇和王光美那样，相偕而来过。多数情况下，她来得要早一些，但有时也会到得晚一点。
如果她和毛泽东同时出现在舞场上，毛泽东会和她共舞一曲。江青在当年的女性中，应该说是属于高个子了，所以和毛泽东跳舞是满般配的，她跳得也好。但她和毛泽东跳得很少。有人说这是因为江青喜欢跳那种舞蹈性强的，像伦巴、探戈一类的舞。跟毛泽东，就难以施展她的舞技。
喜欢跳舞的江青，有时为了尽兴或营造气氛，还会亲自参与舞会的张罗，由她出面邀请总政文工团的乐队来为舞会伴奏。当这些专业的乐队一来，气氛确实不太一样。
最初，江青在舞会上是比较活跃的，特别是对在一个单位工作的人。但是到了后来，她就不像初进中南海时那么活跃了，几位后来在舞场见到江青的长辈，追忆的情形就有了变异:
"走进一个身材瘦长，板着黄面孔戴着金丝眼镜的女人，她身穿暗黄色的连衣长裙，外披灰色大衣，头发梳得高高的，脚下穿着高跟鞋，更显得身材的比例失调。她气度不凡地站在门口，等随从人员帮她脱下大衣，便傲然走向少奇同志，互相致意后，就坐在刚才朱老总坐过的沙发上。这时，我身边的同志……说那个高傲的女人，就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是毛主席的秘书……
江青的舞跳得自然不错，还能跳各种花样，乐队还专为她演奏'华尔兹'、'伦巴'、'探戈'之类的舞曲，只有她身边的少数人陪他跳，她舞姿流畅，乐感强，不愧为电影演员出身。但因她个太高，神态太冷峻，别人很少有人敢请她跳舞，常陪她跳舞的几个人，又都比她矮，跳起舞来伸展不开，我看她自己也不会觉得舒服。"
"江青的舞姿高贵，风范高雅。她每次在舞会上亮相，都经过精心打扮，穿着讲究的裙服，在一片蓝色的列宁装的夫人们中间，宛如骄傲的孔雀，向人们显示她苗条的身材，白皙的皮肤和主席夫人的地位。"
"这时，我们看到，江青出现在东头的小门外，她身披大衣，站在门外的过道里。只见她双手一抬，身后的工作人员接过她的大衣，现出她一身很合体的黑色的苏式连衣裙。另一位工作人员搬过来一把椅子。这把椅子与舞场上的不一样，是为她准备的。她坐下，就在她坐下的时候，一位护士在她背后垫进一个充气枕头。她笔挺地坐在那里，面部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有时用手指托一下眼镜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跳舞跳到她面前时，王光美很有礼貌地向她点头示意，她只是把脖颈挺了挺，咧了咧嘴，似乎表示并不恭维他俩的舞姿。江青出现后，音乐也改变了，大多是慢三步和探戈，节奏舒展、流畅。她从不主动找人跳舞，只等着人家找她。我们看到，很长时间没人去找她。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向我们走来，细声说:'你们可以去找江青跳舞。'可是我们仍坐在那里。过了不久，又有一位工作人员来对我们说:'你们是来跳舞的还是来看的，如果是来看的就出去。'说话生硬，态度也不好。后来我们才知道，曾经有过通知，各单位派去参加中南海舞会的，都必须跳舞，不跳的不要派……
找江青跳舞的大多是机关中和她比较熟悉的人和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她的舞姿是很优美的，跳起探戈风度翩翩，节奏准确，步伐自信，很是潇洒。但是表情过于严肃、冷峻，有点令人望而生畏，难于靠近，也不敢靠近。"
1950至1960年代中期在广州负责接待的欧初也谈到: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文化大革命"开始这段时间，中国大陆各地流行跳交谊舞。广东省委机关也经常举行周末舞会，以活跃文化生活。毛泽东有次视察广州，到省委大楼参加过一次舞会。毛泽东每次到场时，大家按照事先的约定，继续跳舞，无人鼓掌。他离场也不张扬其事，往往悄悄离去。参加舞会的人都把与毛泽东共舞视为无上光荣。毛泽东通常只跳五六支曲子，前后约一小时就离开。办公厅事先打好招呼，陪毛泽东跳舞的人转到另一位舞伴前面时就自动离开，由下一位舞伴接手。这样一来，每奏一支曲子都有几个人得到陪毛泽东跳舞的机会，皆大欢喜。在广东省委跳舞时，毛泽东一般很少说话，只顾随曲起舞。他的舞姿如走路一般，很有个性。有次，粤剧演员陈小茶一见毛泽东到场，马上邀请他跳舞。事后广州市文化局领导专门提醒陈小茶，只要江青在场，奏第一首舞曲时应当让江青陪毛主席跳完，否则不礼貌。江青到场，通常穿黑色连衣裙，在一群衣着朴素的机关干部中显得特别抢眼。她喜欢慢三、慢四节奏的舞曲，对《渔光曲》等30年代电影音乐特别感兴趣。江青跳舞技巧纯熟，姿态优雅，然而颇有架子，极少与舞伴交谈。她选舞伴有些挑剔。当时广州军区一位中将副司令喜欢跳舞，但江青与他跳过一次后就有意避开他，据说江青嫌这位中将舞姿不雅。陪江青跳得最多的，还是她自己的警卫（《江青在广州：跳舞有意避开某中将乔装逛花街》）。
李银桥是1962年离开毛泽东去天津工作的，其他人的见闻也大致集中在1950年代-1960年代中期这段一时间。此时，江青除了在舞场上把她高傲，挑剔，架子大，令人难以接近的性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外，生活其他方面也体现出她不再以照料毛泽东生活为中心，而显示出突出个人需求和享受的倾向。
一是追求所谓"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情调"。
毛泽东的弟媳朱旦华说，1959年在庐山，江青曾亲口对我说："我现在成了废人，怕风，一吹就病。一动满身虚汗，上个山差点休克了。医生嘱咐我要稍微活动，不能着凉，不能被风吹着，不能穿湿衣服。我活动一下，跳一次舞就要换衣服。谁也想不到我有病，还以为我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了"（《毛泽民夫人评价毛泽东的婚姻生活》）。江为自己生活中的一些表现辩解，却只举出跳舞换衣服频繁这件事，并以患病为理由。其实她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远不止这些。李银桥说"每天早晨起来，我们卫士一定要向她问候：'江青同志，晚上休息得好吗？'没有这一声问候，她会沉下脸一天不爱答理你。"这个坏毛病是从哪里学来的？李提到"看电影有些外国人也是在床上吃早饭"，这个联想有道理。江青虽然曾在"十里洋场"的旧上海混过一段时间，目睹了上海滩的浮华生活，大多数时间仍处于困顿不堪的境地，有时甚至饭都吃不上；1949年以后多次去苏联，见过一些欧式风格的豪宅和日常用具，但终究是在已把俄罗斯旧贵族驱逐一空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体会不深。所以起床时要卫士趋前问候，早饭要在床上吃这些把戏，大抵摆脱不了外国电影中贵族夫人生活的样版。这个山东木匠的女儿对欧洲贵族文化一无所知，却错把"杭州当汴州"，以为所谓尊贵生活就是电影中的那副模样，把本应当"打成一片"的革命同志（按照毛泽东的理论）--卫士当成可随意呼来喝去的仆人，从中实在难以看出她对劳动人民有"那么深的感情"。
江青对所谓"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情调"的追求还表现在玉泉山一号楼小游泳池的修建上。卫士马武义说："1953年9月的一天……汪东兴同志从后门来到主席身边，满面笑容地说：'主席，给你盖了栋新房子，今天天很好，去看看吧!''哦！那好哇，去看看去。'"（《毛泽东与他的卫士们》下卷，第582页）。这座新房子是高而大的平房。包括摆放着4棵芳香佛手的正厅，正厅左侧的警卫值班室，放着钢琴和乒乓球桌的100多平方米的娱乐室，东西向的长走廊，5套内有卫生间、设备齐全的标准间，两则全为玻璃窗、宽4米、长20余米的花廊，两间高大宽阔、所有家具都是苹果绿色的毛泽东卧室和办公室，屋内所有窗帘都是3层，整个室内都铺着厚实的驼毛泽东地毯。该住所还包括电影厅、会客厅、餐厅以及江青张罗建的一个室内游泳池。"整个游泳室不过百平米，水池只有五六十平方米、齐腰深的水，但有山有流水，有花有草，还有一块双人床大的沙滩（《毛泽东与他的卫士们》下卷，第584页）。江青张罗的这间室内游泳池，山石花草，流水潺潺，还有双人床大小的微型沙滩，这不是在追求典型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的情调"吗？只是毛泽东不喜欢它，一次也没用，并用自己的稿费5亿元（指币制改革前的旧币，相当于新币5万元）支付了修建费用。
与此呈鲜明对照的是，1949年以后全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思想改造运动，要求每个人都要过"革命化生活"。被称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专家教授，出身资本家或地主、富农的人及其子女与普通工农大众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和做派，均被指责为生活习惯丑恶、剥削阶级思想作风没有改造好而遭到严厉批判。有过那个时代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当时戴手饰、耳环，擦香水，穿奇装异服，甚至戴手表都被认为是思想改造不彻底，好显摆，被身边的积极分子们偷偷报告给党组织，作为下次政治运动的预选斗争对象。奇怪的是，江青对这些贵妇人生活的追求却没有人提出批评。
二是江青在饮食口味上不再将就丈夫，自己吃自己的，因此违规设置了专用厨师。
毛泽东喜好湖南菜，特别是湖南乡间"小地主"人家常吃的菜。李银桥说，有一次保健医生徐涛在座，"他用讥嘲的眼光斜看徐涛：'就你懂得饮食科学？你到我这个年纪未必有我这个身体，我看小地主就比大资本家活得长'。"（《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108页）徐涛于1957年5月离开毛泽东保健医生的岗位，由李志绥接任。此话当是在此之前说的。但这种饮食观与一直嫌毛泽东在餐饮上"土"气的江青并不一致。为毛家小灶当值的厨师说，江青不吃葱、姜、蒜一类有刺激性的食物，毛泽东特别喜欢吃，如果桌上没有辣酱和蒜泥一类的东西，就说菜没有味道。毛泽东特别喜欢吃肉，红烧肉、扣肉、米粉肉、肘子都喜欢吃。江青呢，看见肥肉就摇头，只吃一点里脊肉……（《我给毛泽东当了23年厨师》）。如果说战争年代江青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习惯，对这些辛辣、油腻类的食材并未公然反对，进城以后则明显表示出排斥态度。两人发生激烈冲突的标志就是"红烧肉事件"。李银桥回忆说，有一次毛要求搞一碗红烧肉来吃，遭到江青阻拦，说"红烧肉不要弄。什么好东西？土包子呢，改不了的农民习气。"毛吃饭时，见只有鱼，没有红烧肉，发了脾气。事后毛听说江青说他是"土包子"，沉下脸来说："不错。说对了，我就是土包子！我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生活习性！她是洋包子，吃不到一起就分开。今后她吃她的，我吃我的。我的事不要她管，就这样定了。"以后，毛泽东和江青分开吃了。即使在一个饭桌上。也各是各的饭，各是各的菜。毛泽东从未动一筷子江青的菜，江青仍时时尝几片毛泽东的菜（参见《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108-111页）。
毛泽东与江青吃不到一起去，分餐，没什么，但分餐并不意味着要为江青专设厨师。同一位厨师可以为做油腻的红烧肉，可以全用猪油为毛炒青菜，也可以为江青做用素油炒的清淡菜。1954年就到毛家做饭的韩阿福师傅就说，"刚开始，毛主席和江青在一个灶上吃饭，我们就觉得不好搞。有的东西，江青爱吃，主席却不爱吃；有的东西，主席喜欢吃，江青却不要"；"做菜时我们要充分考虑到毛主席的口味，有时要单给主席搞一些菜吃"（《毛泽东健康饮食生活》，第19-20页）。可见这种工作模式是可以用的。毛家单独为江青配备了专用厨师廖炳福（后来是程汝明）。这一做法明显违反了中央领导人生活特别保障体制的规定，其他中央领导人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的家中都只有一位厨师，没有单独为某位家人配备厨师的情形。
三是在上海等地为她个人修建专用别墅或对住所进行特别装修。1960年9月，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下令建造西郊宾馆，毛泽东从1962年起入住。"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王力说，"柯庆施给毛泽东主席搞了个单独的、适合毛泽东主席居住的房子，同时也给江青搞了个相当于毛泽东主席标准的别墅"。1966年4月6日，在上海成立由江青主持的《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笔杆子王力、吴冷西、陈亚丁、尹达等人都住在锦江饭店，江青则另住在专用别墅里，每天都从别墅到锦江饭店来看他们，谈谈话，看看电影（《王力反思录》下册，第20页）。叶永烈著《江青传》中还提供了一些有趣的细节。据该书描述，1962年春，陈云和夫人于若木来到上海，被安排住进太原路上海交际处管理的一幢房子。刚进门，就觉得屋里特别豪华和奇特：绿色的地毯、绿色的沙发、绿色的窗帘，就连桌子、马桶、马桶盖上，也铺着绿色的丝绒！陈云觉得奇怪，这房子他曾住过，室内并没有这等特殊装饰。一问，才知此处后来江青住过。她说她喜欢绿色，绿色使人心境愉悦。她要求上海交际处照她的意见，对屋内装饰进行一番"改造"。于若木对警卫处长说：请你向交际处负责同志转达一下，这幢房子的装饰很别扭。我的意见是把这些窗帘都取下来，换上原来旧的。换下来的窗帘可以拿到市场上去供应群众。"交际处负责同志颇为为难，说道：那还去请示江青同志。"因为江青同志说不定哪一天会再来住些日子，看到装饰变了，会发脾气的。据云，仅上海一地，按照江青吩咐作如此特殊装饰的房子，还有三处（第231-232页）。叶的这些说法有多少真实性，无从考证。但江青在外地住宿时的特殊要求于此可见一斑。
四是医疗保健待遇远远超过其他中央领导的夫人，多次专程赴苏联治病疗养。
江青在1950年代体弱多病，从1949年到1956年前后4次到苏联去治病。第一次是1949年5月。江青得的扁桃体炎，高烧不退，在莫斯科做了扁桃体切除手术。在那里她静养了7个月，于11月回到北京。第二次是1952年的初秋。江青得的肝炎，肝区疼痛，发高烧，用青霉素消炎治疗，大约治疗和休养了11个月才回国。第三次是1955年7月。江青得了子宫颈癌，在莫斯科进行治疗，不久回国。第四次是1956年夏天，江青的子宫颈癌恶化了，又回到莫斯科的医院里。她这次的病很重，身体衰弱，情绪很不好；白血球降到3000，稍有感冒就有生命危险。在给她做放射治疗时，一边输血一边吸氧。1957年春天，江青才脱离了危险。她吃不惯苏联的饭菜，让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北京，要可口的菜。北京用飞机运去了活鱼、香蕉、苹果、茄子、西红柿和其他新鲜蔬菜。在她情绪比较好的时候，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夫人发出邀请，江青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苏联领导人的夫人坐在江青左右，宴请她并谈她的健康问题，江青面带微笑。回到别墅，江青觉得在克里姆林宫没有吃饱，坐下来又吃中国可口的饭菜（参见《秘书披露：文革时期江青生活作风有没有问题？》）。曾经在江青赴苏期间担任其翻译的苏联资深外交官、汉学家顾达寿，回忆他第一次在莫斯科见到江青时的情景：一个渐近寒冷的傍晚，我随卫生部四局的同志，驱车前往莫斯科郊区军用机场迎接江青。从专机上走出来的中国第一夫人，一身灰绿色薄呢大衣非常醒目，配上异常精美的黑色皮靴，显得美丽动人。她身材适中，姣好的面容和白皙的皮肤，配上一副深色眼镜，举止真不失雍容高雅。后来我才知道，江青曾是上海演艺界的一位绝色演员。我第一眼见到她，觉得她才30岁左右（《有多少人了解江青？》）。顾达寿对具体时间可能记错了。江青到莫斯科治疗子宫颈癌是在1955年，不是1950年。
在按等级分配各种资源的毛泽东时代，江青的医疗待遇远远超过她的干部级别，也超过了政治地位与毛相差不多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夫人。据说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曾提醒周恩来要隄防江青时，周叹了一口气说："我对江青仁至义尽。1945年我在重庆，江青要看牙齿，我特地飞回延安将她接来。她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六年到苏联治病，还不是我给安排的。"(参见夏继波《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中同江青关系之对比与辨析》)
五是一年四季动用国家交通工具和疗养资源，到各地休养。
进城之后，为了照顾江青的政治地位，当时主持中宣部工作的胡乔木副部长因人设事，专设一个电影处，让她担任处长（据于光远的说法）。但她并不去上班，只是布置处里的人看电影，也不提任何要求。1955年中央领导人商议，给了她一个毛泽东秘书的名义(相当于副部级)，也是为了便于照顾毛的生活。江青因此自己对治病和照顾也更挑剔。她去看望多年养病的林彪，请林彪介绍经验。林彪说了三不：不见阳光，不听噪音，不吹凉风。帘子要黑的，空气要温的，地毯要铺满。此后，江青住在哪里都要求将地毯铺满，以保证室内安静。江青每年的行止怎样?据其身边工作十几年的同志讲，江青每年都在外地住半年，甚至七八个月。每年过了国庆节(有时国庆节前)就到广州去了，住一段，再到杭州、上海，5月、6月才回北京，住不久，又去北戴河，从北戴河回来，过了国庆节，又去南方，像候鸟一样，几乎年年如此。唯独1967年，江青死死地呆在北京，哪里也没去（参见阎长贵《江青一九六七年的行止》）。
江青到外地时，对接待的要求相当苛刻。例如60年代初江青住在广州时，由于怕声响，要求负责打扫的园工不能用扫帚扫落叶，只能用手一片片地捡拾起来。她对周围的工作人员动辄斥骂，对老专家大夫颐指气使。这段时间里，江青声称自己不能听到飞机的声音，为此竟要广东省委下令住地附近不得有飞机掠过。结果她住广州的最后一个多月，城北的白云机场关闭，民航客机不得不在军用机场起落。
二、极力维护夫妻名份
江青最后一次到苏联治病时，苏联医生曾解答了她关于医疗上的各种问题，并提出一年之内不能同房。江青马上干脆地回答："我们早就不在一块，我同毛泽东同志是政治夫妻！"（叶永烈《江青传》，第230页）
当然，自认为"政治夫妻"的江青从未放弃维护自己的"生活夫妻"地位，对毛泽东有关前妻杨开慧、贺子珍的言行极为敏感。
有一篇标题为《康生改换门庭的本事》的文章，曾刊登在《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21期（11月上）（《人民网》2013年12月06日转载，题目改为《康生帮江青度难关：建国前不让贺子珍进京》）。文中说："建国前夕，当听说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即将从苏联回国时，江青方寸大乱。在康生的一手导演下，贺子珍回国后连北京都没让进。"该文不知是什么人写的。只要稍稍具备一点中共党史常识，都清楚贺子珍进京受阻与康生没有任何关系。就算康生一辈子干了很多坏事，最终在政治受到清算，但冤有头，债有主，实在没有必要在毛泽东逝世快40年后的今天，仍沿袭"文革"遗风，干这种把所有屎盆子都扣在倒霉蛋头上的勾当。
贺子珍从苏联回国后，一直在东北生活。1948年底她在沈阳对毛过去的警卫员吴吉清说："毛主席有信来，我们准备去北京，住在羊肉胡同。"不久，妹妹贺怡征得毛泽东的同意，由石家庄去沈阳陪伴贺子珍。临行前，毛泽东说："你让贺子珍到这里来，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了，我们还是按照中国的老传统办吧。"（《毛泽东和他的百位亲属》第69页，资料来源于《贺子珍的路》一书）贺怡去沈阳陪伴贺子珍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和他的百位亲属》说是1949年5月之前。毛本人1949年3月25日入驻北京，此后贺子珍把李敏送到北京香山毛的住处，又给毛写信诉说自己的寂寞，还接到过李敏从北京的来信。可见毛说"让贺子珍到这里来"，是指到北京来，这与贺子珍说"住在羊肉胡同"相契合。但说1948年底贺子珍就知道要去北京，住在羊肉胡同，可能不太靠谱。当时北京尚在国民党将领傅作义手里，直到1949年2月，才与解放军达成协议，宣布和平解放，交接城防。贺子珍怎么会在几个月前就知道可以入住北京城，并点名说要住在羊肉胡同？令人不解。
贺子珍5月进京，途中受到两位自称是组织部的干部拦阻，困顿天津。说这事是康生干的，没有一点事实依据。康生时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只是一隅大员，势力不可能延伸到京、津一带，派人拦阻贺进京，根本不具备可能性。况且康、毛当时的关系并不好。据《康生评传》所附大事记记载，1949年6月，中共华东局机关迁至上海，康生一再暗示中央，他可离鲁去沪（意思是想当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央没有表态。康生甚为不满，怀疑中央不信任自己，先于是在1949年6月至1950年5月在青岛荣成路四号别墅养病1年，1950年5月初至7月中旬又去杭州养了两个多月，从1950年7月23日到1955年在北京医院养病5年。自感到"中央不信任"的康生，在这时候贸然插手毛泽东的家庭事务，派人去阻拦贺子珍进京，除非吃了豹子胆！此事是否与江青有关系呢？查《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9年5月5日，毛泽东曾派人把民主人士柳亚子从颐和园接到香山叙谈，做陪的有朱德、江青及李讷，可见那时江青还没有离开北京。5月21日，毛在给柳的复信中说"各信及大作均收敬悉，谢甚！赠我琼瑶，岂有讨厌之理？江青携小女去东北治病去了"。毛说江青及李讷去东北治病，是因为不便明说二人赴苏，却可以证明江青离开北京当在5日之后，21日之前（叶永烈《江青传》说她4月赴苏，笔者一度采信，看来是错的）。如果江青临走之前听到一点贺要进京的风声，按她的脾气秉性，会在这个关键时刻对随时可能威胁自己"第一夫人"地位的"危险"置之不顾，跑到苏联去治病？她到莫斯科后，苏联医生没有发现有什么器官性的疾病，很快便转到疗养院去，优哉游哉地疗养了几个月。即使此间听到什么风声，她也会立即赶回北京维护自己在毛家的地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只能说明一点，即贺进京一直是在知情人极为有限的情形下秘密进行的，除了毛和贺家姐妹外，他人并不知情。
问题的根子还在毛本人。毛处理与贺的关系，背景是江青已于5月赴苏联，开国大典举行后才回国。毛泽东对贺的妹妹贺怡说"让贺子珍到这里来"，可能是一时感情冲动，表明他对贺还是有感情的，却没有考虑两任夫人齐聚京城可能带来的麻烦。后来想明白了，必然要阻止贺入京。所以那两位自称组织部门的干部，无论是毛亲自派去的也好，还是由其他领导人派去的，得到毛的默认也好，都反映了毛本人的意愿。毛泽东自食前言，作为弥补，1949年8月，他派卫士阎长贵送李敏到天津与贺同渡暑假，以后贺到上海，李敏在寒暑假时抽时间前去陪伴，都是毛主动提出或者同意的。
1959年在庐山，江青察觉到毛泽东会见了前妻贺子珍，也曾对毛出言不恭。
黄峥《王光美访谈录》一书曾披露王光美的一段回忆：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有一天的下午，大概是7月20几号，毛主席的卫士给我们办公室的刘振德秘书打来电话，说毛主席邀请我到芦林水库游泳。我感到意外：毛主席怎么突然约我游泳？又一想，主席可能有别的事，我就赶紧找出游泳衣。临出门前我觉得有点冷，又找了双丝袜穿上。少奇看了我一眼，说："噢，还穿丝袜！"
芦林水库离毛主席住的"美庐"很近。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经常来这里游泳，有时就邀请一些别的同志和他一起游，随便聊一聊。听说上一天王任重同志就应邀来这里同主席一起游泳。
我到芦林水库的时候，毛主席和一些同志正在游泳。我和主席打了个招呼，就下去游了。我问主席："看我游得怎么样？"主席说："你游得及格。"后来休息的时候，主席又关切地问我："少奇同志身体怎么样？"我告诉他："少奇同志犯了肩周炎，还没有好。最近因为工作繁忙，他感到很疲劳，所以到了这里也没有参加什么活动。"毛主席听完后，认真地说："请你转告少奇同志，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嘛！开完会后让他找个地方休息休息。"
……
这期间毛主席又几次约我去游泳。有一天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同志来电话通知我去游泳，正好我去看含鄱口了，不在住地，徐业夫同志还坐了汽车来找我。
后来江青也上了庐山。她是从广州过来的，还带了几个帮助她摄影的摄影师。她上山后，整天忙着选景拍照。有一天，毛主席通知我和孩子们去芦林水库游泳。我们到了那里，见到江青，还有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同志的夫人水静，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同志的夫人余叔也来了。大家说说笑笑，江青还为我们照了张合影。不一会儿，不知什么人打来电话，告诉江青说天上的云彩过来了，请她快去摄影。原来她已经在庐山仙人洞选好了景，派人在那里等着，云彩一来就去照。江青立即撂下我们走了。于是我们就下水库游泳。毛主席也游了。
游完泳上来已经是晌午，主席留我们吃饭。饭摆好了，江青还没有回来，催了两次，仍不见踪影。大家说："请毛主席先用餐，好早点休息，我们等江青同志来了再吃。"毛主席说："咱们一起吃吧！"大家刚坐好，江青回来了。她一见这场面很不高兴，立即沉下脸来，生气地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主席哈哈一笑，不好说什么。我没想到，江青当着这么多人还有孩子们的面，说出这样的话，很是意外，只好装没听见，忙给她让座，问她摄影的情形，才使她平静下来。后来，毛主席为江青那天拍的庐山仙人洞照片题了"暮色苍茫看劲松"的诗。
江青当着这么多外人的面，说出这么不得体的话，确有前因--就是毛泽东不久前在庐山约见贺子珍。在中共历史上，高级领导人出现生活变故，离婚再娶之事颇多。但许多新夫人对其前妻及子女并未表现出极力排斥的态度。江青个性强，喜怒哀乐多在公开场合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就家庭关系而言，这种处世方式在"文革"前主要体现在两件事上。一是1957年1月，《诗刊》创刊，发表了毛泽东诗词18首。烈士柳直荀的夫人李淑一曾是毛泽东第二任妻子杨开慧的"闺密"，记起当年毛曾写过一首《虞美人》词，杨开慧给她看过。于是给毛泽东去信，请求毛把旧作《虞美人》抄寄赠她。5月，毛写回信给李，说："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罢。有《游仙》一首为赠"："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蝶恋花o答李淑一》）据说江青对此词极为不悦，当着毛泽东大声说"你怀念杨开慧，我想念唐纳"，并给在上海的导演郑君里写信，打听唐纳在国外的地址（参见叶永烈《江青传》，第234页）。二是毛泽东1959年召开庐山会议时秘密会见了前妻贺子珍。贺子珍当是住在南昌，7月8日由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和副省长方志纯的夫人朱旦华（原毛泽民妻子）陪着上山，与毛泽东见面谈话。本来第二天还准备见面，却有工作人员告诉贺"毛主席有事已经下山，请你也马上下山"。这是因为当天晚上，在杭州的江青已获悉贺子珍上庐山的消息，连夜给毛泽东打电话，立即从杭州赶往庐山（同上书，第239--242页）。
江青与毛泽东难以做"生活夫妻"，只能各过各的。但她在政治上的敏感却颇受毛泽东赏识。江青知道自己应当扮演这样的角色，也乐于扮演这样的角色，两人的日常生活逐渐脱离了一般家庭的固有轨道。
"文革"风起，江青以"文艺革命旗手"的身份从重重帷幕之后一跃而进入政治舞台的聚光灯下。其实，江青从1963年起搞京剧"改编"，"文革"前夕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搞所谓林彪委托的"军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已然把"政治夫妻"的生涯演绎得有声有色。"文革"中，她在公开场合经常挂在嘴边儿的一句话，就是"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啦"，尽管此时与毛并不住在一个屋檐下，甚至很长时间见不上一面。
三、"文革"中江青的普通一日
毛泽东发动"文革"以后，"新中国第一家庭"的日常生活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夫妻从分食发展到分居，江青真正过起了独自一人的生活。一开始，住在钓鱼台国宾馆的江青，下午只要不开会，几乎每天都要去看毛泽东，也就是"回家"。但从1973年起，毛在生活上讨厌起江青了。有一天毛问汪东兴，谁能挡住江青不让她到我这里来？汪回答："只要你下命令，我就敢。"此后，江青去看毛确实受到警卫战士的阻拦。江青的司机李子元说，有一次，江青要到中南海游泳池去，当车行至游泳池附近的一个路口时，被值勤的警卫战士挡住，江青说："你看我是谁？我回家你怎么挡？"警卫战士理直气壮地说："这是上面的命令！"气得江青要打警卫战士，警卫战士仍然坚持不让车过，江青无奈，不得不让汽车改道，取消了这次"回家"之行（阎长贵《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就厌恶见到江青吗》，《炎黄春秋》，2008年第8期）。直到1975年12月26日毛的生日，不仅毛的女儿李敏、李讷和身边工作人员吴旭君、俞雅菊等来到游泳池住地参加生日宴会，很长时间见不到毛的夫人江青也赶来了。半年前，毛曾特意吩咐："没有我的同意，不许打开铁门"（即毛住所的最后一道大门）。这是特意针对江青的。这次江青进了门，还带来了在钓鱼台做好的毛喜欢吃的胖头鱼汤和肉丝炒辣椒（参见《毛泽东健康饮食生活》，第108-109页）。这是毛泽东与江青最后一次共同进餐。
那么，搬入钓鱼台后，江青的日常生活是个什么样子？"文革"之前，江青虽然已官至副部级，因没有具体工作，也没有配秘书。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立后，江青以第一副组长的身份处理党政事务，确有配备秘书的需要。她的第一任机要秘书阎长贵从1967年1月9日起干这项工作，整整1年之后由杨银禄接任，杨干了5年半。下面就看一看他们眼里的江青是怎么渡过普通一日的。
阎长贵说：
我一般一天取两次江青批示过的文件，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有时候江青要立即发走和处理的文件，她就按铃叫我马上去取。在江青的办公室、卧室和餐厅，都安装着叫秘书、护士、服务员和警卫员的电铃，按规定，电铃响一下是叫秘书，响两下是叫护士或服务员，响三下是叫警卫员。……我每天的工作大体就是这样，除非江青午休或晚上睡觉了，我一时一刻都不能离开，也没有休息日。如果她按铃叫你，你不在，就等着挨批吧。……她每天除工作和开会外，就是看样板戏、看电影。每天午饭时，警卫员和护士要挑几个电影片名送给江青，由她选定一部（阎长贵《从江青秘书到秦城囚徒》，《文史参考》2012年第5期）。
阎长贵在1968年初因处理一封群众来信的小事，被江青下令押送到秦城监狱里蹲了7年多的号子。
接替阎长贵担任秘书的是杨银禄。他对江青日常生活场景的描写已稍有不同。
杨银禄说：
江青由于植物神经衰弱和多年养成的习惯，晚上难以正常入睡，她喜欢熬夜，用各种方法打发时光。她和常人的生活习惯正好翻了个个儿。
就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她的起床开始说起吧。
在正常情况下，江青每天下午1时左右醒来，先是打几个慵懒的哈欠，再象征性地张开双臂，做两个扩胸运动，然后准备起床，这就是早晨起床。起床前，她习惯地伸手打两声电铃通知护士。护士听到铃声，便把事先准备好的漱口水、麦片粥用托盘快捷轻盈地端到江青的床边，小心翼翼地放在床头柜上，然后慢慢地将厚绒布窗帘拉开半边，透进一点光亮。江青穿着睡袍半躺在床上，护士帮助她漱口、吃麦片粥；而后又帮她换上另一件睡袍，搀扶她到卫生间解大小便、洗手、洗脸；再往后，护士给她脱去睡袍，穿上衣服鞋袜，这才到办公室办公。
江青到办公室后，阅读、阅批文件、看资料是每天的必修课。这似乎成了她人生的象征。她在宽敞高大的办公室里体味着权力、地位、高贵和柔和的灯光。办公时，她习惯吃些新鲜可口的水果，仿佛为了消解一种生命的紧张。她办公的时间多则一个小时，少则几分钟。兴奋中常常夹带着一些烦恼和不安，每天的内心活动和表情都深不可测。然后，她打铃3下通知警卫员准备到室外散步。散步时有时步行，有时骑马，有时学开汽车。江青骑马的技术高超，马背上的江青神气活现。散完步，即到17号楼，或是打扑克，或是打兵乓球，或是看电影。在17号楼一般要消耗两个小时。警卫员估计她玩儿累了，便悄悄地把安眠药送到她手里，吃完药回到她的住楼吃午饭。
江青的午饭一般是下午4时左右开始。饭后，她再吃一次镇静药，由护士搀扶到卧室上床睡觉。下午6时左右起床后，中央有会就去参加会议；没有会，看半个小时的文件，就再到户外散步、骑马、开车，到17号楼打扑克、打兵乓球等。晚上8时左右，回住楼吃晚饭。晚饭后，约上住在钓鱼台的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后来还有王洪文，到17号楼礼堂看电影。有时还约上电影界的导演、摄影师、灯光、美术及著名演员陪看，说是教他们学习文化艺术。有时看外国原声电影，就请去外语翻译。一个偌大的礼堂，或是他们五六个人看，或是只有江青一个人看，在微弱的灯光下总是显得空洞而幽深。
江青对电影尤为着迷，有时一连看两三部电影，仍不疲倦。有的影片反复看。我们说:"江青看《红菱艳》，百看不厌。"如果她出去参加会议，无论回到住地多么晚，也到17号楼看上一部电影，彷佛只有坐在那宽大的银幕前才能使过去的时光重现。她看完电影，感到疲倦了，就回到住楼睡觉。
回住楼之前，江青吃上一次安眠药；回住楼之后，洗澡、漱口、冲牙、解大小便、按摩，然后，吃第二次安眠药，上床之后，再吃第三次安眠药。护士还要在她的床头柜上放一份备用安眠药。凌晨4时左右，江青带着无限的幸福或痛苦，慢慢进入梦乡。
江青就是这样结束了一天的生活（《秘书杨银禄回忆：江青的日常生活方式》，《文史精华》2009年第11期）。
从二人的回忆看，江青的作息时间较之战争年代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李银桥曾说即使在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期间，她的生活起居仍极为规律，清早即起，入夜即睡，所以跟习惯于晚上办公，清晨入睡的毛泽东"过不到一起去"。到了1967年，给江青当秘书的阎长贵每天上、下午各给她送一次文件，可见她上午还是办公的，只是什么时间开始办公尚不清楚，但笔者估计不会太早。最明显的例证是1967年7月20日凌晨，武汉部分军人和"百万雄师"成员冲击东湖宾馆，直接威胁到住在那里的毛泽东人身安全，甚至让北京方面怀疑发生了"兵变"。令人不解的是，虽然武汉方面早在20日早上就把此事报告了北京，在京的主要领导人林彪、周恩来与毛的夫人江青等人却一直拖到下午才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讨论应对之策。丈夫遇险，妻子急于营救乃人之常情。江青在下午讨论局势的会议上又极力主张林、周亲赴武汉险境，可见并非对毛的安危漠不关心。为什么整整一个上午在京最高领导人都没有紧急会商？唯一的合理解释是，毛夫人江青在20日上午依然拥枕高睡，身边工作人员直到她醒后才告知"720"事件的发生。因江青获知时间太晚，会议只能推迟到下午举行。到了1968年以后，杨银禄担任秘书期间，江青的作息时间基本成型--每天13时起床，吃过早饭后办公及娱乐；16时吃午饭，然后午睡；18时起床，办公或娱乐；20时吃晚饭，然后看电影，次日凌晨4时入睡。从作息时间上讲，此时的江青与毛泽东十分接近，可惜他们再也没有共同渡过一天的时光。
四、"文革"中江青之衣
在秘书杨银禄的眼里，江青衣服很多，样式各异，有中式的、西式的。大衣有长的、短的、中的、单的、夹的、棉的、便衣和军用的。但新衣服很少，布料也没有高级的。她的内衣更多，因为她好出虚汗，只要身上觉得稍有汗渍就要求立即更换，每天要换几次，春夏秋冬，天天如此。换内衣时，也是够难的，护士帮她脱掉衣服以后，用毛巾擦干她的身子，擦时用力轻重有致。供她使用的毛巾足有上百条，都要旧的、很松软的。江青无论走到哪里，护士总是背着一个大挎包，里面装的全是准备更换的衣服和毛巾。
江青特别注意世界名人的穿戴，在电视上，她看到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的衣服很特别，就非常羡慕。有一次，马科斯夫人来华访问，江青特意叫服装研究部门仿照"唐三彩"为她赶制了一件黑色绣花连衣裙和一双云头鞋；还叫有关单位给她特制了3种样式的假发，但她没有戴过（《秘书杨银禄回忆：江青的日常生活方式》，《文史精华》2009年第11期）。
杨又说，江青"说不上多么奢侈，我没见她戴过什么首饰，也没有化妆品"。她穿的衣服也比较简单，基本是军装。不管穿什么衣服，都很得体。她有一次回钓鱼台，对工作人员说，"街上人们穿衣服太单调，女同志不是灰的就是蓝的，要不就是黑的，老三样。我提倡女同志穿花衣，穿裙子，我带头穿。"她叫吴连登（主席的管理员）到布店选几样素一点的布料，做了10件花衬衣（引者注：杨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是6件；2014年正式出版的《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改为10件，当为作者最后确认的数字。以下凡涉及这件事，均采用10件的说法，以求一律），她穿了多次，在钓鱼台、京西宾馆、大会堂、中南海等地方露面，也鼓励那里的服务人员穿花衣。那时，她已年近60，觉得花衣服效果出不来，后来就都分给工作人员了（《凤凰周刊记者采访，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江青》）。
说江青很会穿衣服，什么衣服上身都很得体，确为事实。笔者也是那个时代的过来人，每每在新闻纪录片里看到她出场时的穿着，总是让人眼前一亮。她也是当时中国女性中最敢在这方面标新立异的人，甚至身体力行地设计新式服装，注入中华文化的要素符号，有意引领当时中国大陆的女性"时尚"风潮。
问题在于，江青所反感的女同志不穿花衣服、花裙子，街上只见灰、蓝、黑"老三样"颜色的现象是怎么出现的？根子还在毛泽东、江青这些"文革"发动者和主要推动者自己的身上。
"文革"初期，红卫兵小将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破四旧"。什么是"四旧"?按照1966年8月19日北京市第二中学红卫兵贴出的大字报《向旧世界宣战》，它是指"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同时宣布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全是"旧世界"，倡议"港式的发型不理!港式的衣裤不穿!……"。其实，有关方面对衣饰穿戴的"无产阶级化"的宣传早在1950年代就开始了。女孩子爱美，喜欢穿花衣裳，戴发卡，但在中小学校里这些表现都被同学视为异端向老师汇报，视为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改造好的标志。"文革"期间，干脆男女服装同质化，一片"国防绿"、"工人蓝"，着装上再也没什么个性而言。在笔者的印象里，当时在穿戴上敢于"突破"的也只有江青一人，连副统帅的夫人叶群都不行。江青曾试图改变布料颜色单调、一律穿着长裤的女性着装风尚，却没有成功，个中原因值得深思。民国年间，时尚女性爱穿旗袍，1950年代学苏联，又到处流行苏联"布拉吉"式的花裙子，这本来老百姓自己的事儿。偏偏把它们与思想改造联系到一起，统统管了起来，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搞批判，谁受得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即使江青穿出来了，谁又敢把自己放在与第一夫人同等的地位上？还是长腿裤、"老三样"最保险。其实老百姓中对服装审美需求十分强烈，一旦政治生态发生变化，比如在"文革"后期至"文革"结束后不久，它便以或明或暗的方式体现出来，比如女性穿花短裙，男性穿尖腿裤、喇叭裤。这类新的服装风潮频频遭到革命老干部们的严厉批判，却如同流行的邓丽君歌曲一样势不可当。
杨银禄关于江青的生活"说不上多么奢侈，我没见她戴过什么首饰，也没有化妆品"的结论，笔者认为并非实事求是，而是一种"时空错位"的误解，即并没有把她放在"文革"的具体社会环境去评价。
戴耳环、戒指、项链，涂抹香气四溢的香水（或雪花膏），都是当年饱受批判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王光美因为陪同丈夫刘少奇访问缅甸时，戴了一串项链，就被清华大学的红卫兵们戴上用乒乓球串成的"大项链"批斗，侮辱人格。在一个极力宣扬身上冒着油汗的工人、脚上踩着牛屎的农民最高贵的社会里，在一个成年累月地批判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社会里，以江青没"戴过什么首饰，也没有化妆品"来说明其生活并不"奢侈"，是典型的文不对题。其实江青并非不喜欢首饰和化妆品，只是她作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只能舍弃这些。笔者前几年开会，遇到当时在北京文博系统工作的一位老同志。她说确实亲眼见到江青在"破四旧"时参观文物展览，将一枚戒指要走，说是要送给李讷。她后来给没给李讷，不得其详。但此事反映出这位"伟大的文艺革命的旗手"在内心深处并未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审美观念彻底决裂，依然把戒指看成是女子婚装佩饰不可或缺之物。
同样犯"时空错位"毛病的还有新华社记者、编辑周方先生。他说一次到某收藏者宋先生家里，看到玻璃柜"供"着江青的遗物，"眼泪差点掉下来"。其中，江青亲自设计的青色的连衣裙,曾由中国女运动员们穿着参加了德黑兰亚运会，京剧女明星也穿着它出国访问。"文革"中江式裙是否广为流行，笔者不太清楚。即使真有此事，也是江青在"大破四旧"的作孽之后自觉不妥，主动进行微调的结果。笔者纳闷的是，为什么像江青这些人总是喜欢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人。老百姓不能穿他们喜欢的服装，又不能不穿他们不喜欢的服装。老百姓不是猪狗，在穿衣戴帽这类生活小事上都受到社会高压控制，没有半点选择余地，没有半点做人的尊严。周先生的一掬泪水，所为何来，是为想把中国大陆几亿老百姓的"一思一想，一茶一饭，一言一行、一穿一戴"统统管起来的江青呢，还是为当时仍然没有解决基本温饱问题的广大民众呢？
杨银禄说江青"叫吴连登（主席的管理员）到布店选几样素一点的布料，做了10件花衬衣"（《凤凰周刊记者采访，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江青》）。这句话很耐琢磨。毛家生活管理员吴连登经常说毛家是靠普通居民发放的布票标准买布做衣服的。江青入住钓鱼台之前，李敏已于1963年搬出了中南海，独立生活。此刻李讷也去了江西干校劳动。若按吴先生的说法，发给江青的布票也只有她一人份的。一下了敢做10件花衬衣，就算不差钱，也未必有那么多布票。按一件花衬衣用6尺布票计算，也需要60尺布票。当时北京普通市民一年能发多少布票，吴先生去布店扯布时交没交布票?吴先生从来没有回答过。
关于江青的衣着，还有两则奇闻。一是1971年2月，她在广州休养，要穿一件小大衣，就叫跟随她一同到广州的吴法宪用空军的一架专机从北京运到广州。这与学者资中筠说有的中央领导人生活很朴素，"坐飞机到上海去缝补丁"是一个道理。江青拥有任意支配飞机的权力，为了把一件不值几个钱的小大衣从千里之外运来，从不在意公家耗费多少航油以及机务维修和人力资源的费用。二是1974年，江青突然心血来潮，要为全国妇女设计"国服"。当年菲律宾第一夫人伊梅尔达后，她又请来国内最高水准的服装师到钓鱼台，要求以唐朝服装为基准，设计"国服"。江青叫人给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海容送去一套。江当时已很难见到毛泽东，王却有机会见到，打算借助她把"国服"亮相于毛泽东眼前。王不买账，说："我才不穿呢，主席说我们穿自己的衣服好，她非要强加给我们她设计的裙子……。"
五、"文革"中江青之食
"文革"开始后，江青搬到钓鱼台国宾馆去住，专用厨师程汝明也随之到那里为江青做饭。为中央领导人的夫人单独设立厨房，全国仅此一例。
杨银禄说：
江青在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喜欢吃既清淡又有营养的饭菜。炒菜、烧汤不喜欢用骨肉汤，也不喜欢放味精。她说，骨头汤里胆固醇高，味精是化学制品，有有害物质。但是，她喜欢菜里汤里有骨头汤和味精的美味。她吃鸡蛋只吃蛋清，不能有一点儿蛋黄，她说蛋黄里有胆固醇。吃雏鸡要半斤的，鱼要掐头去尾，只吃中间的。螃蟹只吃公的不要母的，她说母螃蟹胆固醇高。菠菜要做成菜泥，芹菜要抽掉筋，豌豆要剥去皮，绿豆芽要掐掉头和尾。饭菜的温度要求适度，既不能烫嘴，又不能不热。她不但喜欢吃中餐，还喜欢吃西餐，喜欢吃法国、德国和俄罗斯式的点心。
江青喝的水既不能凉，也不能烫。有一次，她要水要得急了一些，水温稍微高一点，就说护士故意烫她，用力把水杯摔个粉碎。
江青吃水果也要求有一定的温度，把苹果切成长条，泡在温水里，浸泡得温度适度时，她再吃（《秘书杨银禄回忆：江青的日常生活方式》，《文史精华》2009年第11期）。
杨银禄在"文革"期间担任江青秘书长达5年多的时间，上述说法来自对江青餐饮情形的近距离观察。其他一些与江青接触时间短或只是偶尔接触的人，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杨的说法。
据江青专机飞行员回忆，他听"空中服务员说，一次飞行中，她看到江青的随身护士在飞机服务舱为江青准备咖啡时，把手指伸入咖啡杯里测试温度。当护士看到空中小姐那惊异的目光时，毫不掩饰地解释说，江青对饮用咖啡的温度要求太严，热点凉点都不行，又不能用嘴试，只好用手指了，反正她也看不见"（广辛《江青坐专机》，《名人传记》2000年第9期）。这与杨说江青喝水不能太烫的说法是一致的。
1972年8月,美国妇女代表团的洛克珊·维特克副教授要求在中国会见江青。江青很感兴趣，先是在北京，后来又到广州，与维特克多次长谈。外交部官员张颖作为翻译，先后目睹了江青在钓鱼台国宾馆吃晚饭、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请维特克吃饭以及广州宴请维特克的情景：
在钓鱼台国宾馆，江青一个人吃晚饭--托盘里除了碗、筷和碟子外，放着六七个青花带盖的细瓷罐。江青把盖子打开，原来是一个较深的碟子盛放着各种菜：蒸鱼、肉丸子、青菜、豆腐、还有鸡汤，等等，瓷罐里装着滚热的水，这样菜拿上来就可以保持温度，不会凉（参见《外交风云亲历记》，第304页）。
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江青请美国副教授维特克吃饭--这晚请客的菜肴与往常请客不大一样，按常规请这样级别的客人，规定是六样冷盘，四菜一汤。领导人请客，可以加一样稍为名贵些的菜。可是江苏厅今晚却摆出大筵席，冷盘不算，有七八样热菜，外加北京烤鸭。江青不愧是交际能手、美食专家，餐桌上虽是她唱独角，却也显得十分热闹。江青得意洋洋，来了段开场白："今天的菜谱是我亲自点的。我知道，你们美国人不讲究吃，尽吃牛排，是不是？我尊重别国人的习惯。但是中国菜是中国悠久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很有科学性的，营养价值更甭提了。我们还讲究食物的治疗。喏，这个炸子鸡，绝对不能用冷冻的，完全新鲜。它的重量不超过一斤，否则太老。喏，这个鱼，我最爱吃活鲫鱼了，全是刚从河里抓起来的，每条只有半斤多。还有这个烤鸭呀，不油腻，不能用太肥的鸭子，并且把油去掉了，哈哈嘻嘻。你还年轻，胆固醇对你还没有太大的威胁。"（《外交风云亲历记》，第203页）
江青在广州再次宴请维特克--江青说："今天请你吃广东饭，中国有句老话：吃在广州，穿在杭州，死在柳州，因为柳州的木头特别好，而广州人特别会吃。这是盐焗鸡，味道不错，还有清蒸鱼，这种芥兰菜只有南方生产……（《外交风云亲历记》，第222页）。
上述回忆反映了江青的基本饮食观念。应当说，从饮食保健的角度看，其中许多看法是有道理的，同时也说明她在食材、做法方面颇为讲究，与崇尚湖南小地主家餐饮口味的毛泽东不是一路人。其实，江青的吃，最麻烦的不是她要吃什么，而是厨师的手艺对不对她的口味。李银桥说，毛、江分食后，"除了廖炳福师傅适合做她的菜，其他厨师，包括毛泽东的炊事员，都做不出江青所需要的口味"（《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140页）。后来，江青又欣赏起毛家小灶程汝明师傅的手艺了，不止一次对毛泽东说，"程师傅做的饭好吃"，前后说过3次"想吃程师傅做的饼"，这话连警卫局长都知道了，程汝明才做了个黄油酥饼给她（参见《毛泽东健康饮食生活》，第10-11页）江青在"文革"中的第一任秘书阎长贵说，从1961年到1976年10月6日江青被抓，程汝明一直是江青的专职厨师。程师傅做的饭，很合江青口味。江青爱吃鸡，但吃法和别人不同：一斤左右的雏鸡肉她很爱吃，而老母鸡肉她不吃，只喝老母鸡炖的汤。每到这时，程师傅就把鸡肉放点盐和佐料，让工作人员吃，我就多次吃到这种鸡肉。在生活水平不高的60年代，这对我们来说是很不错的享受。江青不论到中南海开会还是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经常带着程师傅，如果程师傅没去，中南海或人民大会堂的师傅们总要打电话问程师傅江青的口味--程师傅因而得了一个当时他还不了解其含义雅号：'遥控'"（阎长贵口述，周冉整理《从江青秘书到秦城囚徒》，《文史参考》2012年第5期）。
江青去外地时也往往要带着自己的专任厨师。据王辉《文革期间江青八次到天津》（《炎黄春秋》，2013年第1期）一文披露，"文革"期间她8次到天津，其中两次是自带厨师的。江青在外地，由跟随的专任厨师或当地厨师做饭，她是怎么支付餐饮费用的？秘书杨银禄说,江青到人民大会堂、中南海、京西宾馆等处开会，她自己吃的东西都算伙食费，自己掏钱，茶叶也自己带。她在外地休息，每次走以前都要问秘书："伙食费算了没有？"有时还要看发票，工作人员不敢糊弄她（李明三《江青不是孤立的一个人》，《凤凰周刊》2011年第6期）。
以江青到人民大会堂、中南海、京西宾馆及外地吃饭都交伙食费来证明其生活清廉，恐怕没有多大说服力。有过毛泽东时代生活经历的人心里都清楚，当时别说像江青这样的国家级"贵宾"，就是对普通干部的接待，接待方付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消耗，也远超支付的那点伙食费。笔者"文革"期间当过公社干部，有过最基层的亲身体验。那时下生产队工作时，每天到社员家吃"派饭"，交3毛钱。哪个社员家里愿意得罪一个公社干部，都是尽可能做些好的招待，远比那3毛钱值钱得多。还有一个例子更能说明问题，1980年７月１２日，北京丰泽园厨师陈爱武向中纪委举报时任商业部长王磊，说他１６次来此就餐中经常少付餐费。其中有两次应付餐费124.92元，只付了19.52元。２００５年，由原商务部一些领导人高修、刘毅、宋克仁、张世尧、万典武撰写的题为《缅怀原商业部部长王磊同志》的文章透露说，王磊当年少付饭费属于"客饭制度"，"是带有公务活动性质的个人接待"。可见这种象征性支付伙食费的办法与清廉与否没有多大关系。
江青的随员们也说：在外出的日子里，江青和我们工作人员各吃各的饭，标准不同。按规定所交的伙食费也不同，江青是每天5元钱，我们工作人员是每天5角。在上海，宾馆对我们这些随行的工作人员招待得很周到，伙食也挺好，每顿都弄两个好菜。不知江青听到了什么风声，吃饭的时候她老跑来检查我们吃什么。第一次检查后，她认为吃得太好了，批评了我们一通。这以后我们再吃饭时就格外留意，江青一过来，我们就把两个稍好一点的菜藏起来。她满意地说："你们表现还可以嘛，吃得不算奢侈嘛。"(邬吉成、杨宇宁《随卫江青的回忆》)江青跑来察看随员们吃的怎么样，也非作风廉洁，而是出于"见不得别人比她好"的一惯心理（从毛泽东到身边工作人员对她的一致评价）。上海的宾馆能够破格招待每天5角饮食标准的邬吉成等随员，独独对江青严格执行每天5元的饮食标准，在情理上是说不过去的。1972年外交部工作人员张颖曾目睹江青一个人在钓鱼台国宾馆吃晚饭的情景：桌上放着六七个用于保温的青花带盖细瓷罐，打开盖子里面的碟子盛放着蒸鱼、肉丸子、青菜、豆腐还有鸡汤等菜，显然超出了所谓"四菜一汤"标准。这也可以为江青并不"简单"的饮食做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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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31 03:5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