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向上图捐“一卡车”资料（包括文革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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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岁的作家叶永烈有一个特别的房间——顶楼游泳池改建而成的书房。在这个书房里，除了普通的书橱，还有一箱箱装满手稿的铁皮柜，装满采访录音磁带的塑料箱……半个世纪的写作，叶永烈累积了数量惊人的写作素材、参考文献、名人信件、采访笔记和录音等，所有这些叶永烈私人档案即将整体由上海图书馆收藏，档案数量近一卡车。昨天下午，作家叶永烈手稿等文献捐赠仪式在上海图书馆举行，这是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近年入藏数量最大的一批捐赠文献。叶永烈昨天开玩笑表示，这些文献档案总体数量足以装满一卡车。

        作家叶永烈从11岁起发表作品，现已出版180多部著作。在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叶永烈建立了完善的个人创作档案，各种文稿、书信、照片、采访录音、笔记，作品剪报、评论、样书等均分类保存。叶永烈长期从事中国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纪实文学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的档案和口述历史资料，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叶永烈创作档案”，成为中国当代历史研究的一批原始文献。

        叶永烈昨天在捐赠仪式上说，“在我的家中，用几十个档案铁柜和书柜保存这些资料与数万册图书。”11岁开始发表诗作，19岁写作第一本书，20岁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21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如今已迈入古稀之年的叶永烈昨天表示，他现在不得不考虑半个多世纪积累起来的创作档案如何妥善处理。最后在征得夫人、两个儿子、两个儿媳的同意之后，叶永烈决定把这些档案和口述历史资料，“连同我的手稿、著作、书信、采访笔记、日记、参考图书等一起，捐赠给上海图书馆。”此外有些材料，在目前的创作中还要使用，再加上整理这些资料也还需要时间，所以只能分期分批捐赠。

        上海图书馆宣布这批叶永烈捐赠的文献将以“叶永烈专藏”的名义予以收藏，这是上海图书馆首次为在世的中国作家命名文献捐赠专藏。上海图书馆将对捐赠文献进行专业的收藏管理，对手稿、档案、录音带等予以数字化处理，在适当的时候逐步提供给外界使用。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昨天表示，叶永烈捐赠的文献是研究中国科普科幻创作史、中国现代史的重要资料。

        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现已收藏各类文化名人的手稿、书信、日记等原件6万余件，是我国公共图书馆收藏手稿数量最多的机构。叶永烈与上海图书馆合作多年，曾于2003年向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捐赠过手稿。

捐赠资料共有八类

        据上海图书馆方面介绍，叶永烈将向上海图书馆捐赠八个大类的文献：

        一、1992年使用电脑写作前的创作手稿；
        二、书信，其中有众多名家往来原件；
        三、采访录音带、数码录音，其中录音带1000多件；
        四、叶永烈著作、剪报集；
        五、档案（包括叶永烈个人档案，如叶永烈的成绩报告单、历年日记等；按照人物或专题分类的采访档案，如8卷王力采访档案、罗章龙采访档案、韩素音采访档案，“四人帮”相关档案等）；
        六、1992年之后叶永烈作品的电子文件；
        七、叶永烈采访照片，其中底片几十册，数码照片20多万张；
        八、40个书橱的创作参考书。

        在这批捐赠中，有叶永烈父亲为他保存的从小学一年级至高中毕业的所有成绩报告单，也有他11岁投稿时报社编辑写给“叶永烈小朋友”的信、信封以及第一篇作品发表时的报纸。“我5岁上小学，一年级的第一张成绩报告单上写着作文、读书（即语文）两门不及格，都是40分。这张成绩报告单不仅是我成长的记录，而且对于今日一些成绩不好的孩子也是一份励志书。”叶永烈昨天说。这些私人物品中，还包括叶永烈几十年日记，其中手写日记18卷，“我每年的日记就有40万字。”

        在这批捐赠文献中，最具历史研究价值的是叶永烈对很多历史当事人的采访原件——采访笔记或是录音。这些采访原件形成一个个以重要人物或者重大事件的“私家档案”。“比如，我多年采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形成8卷王力档案，其中有王力写给我的亲笔信40多封，还有王力寄给我的种种历史文献。罗章龙、王造时、钱学森等等，我都有专题‘私家档案’。今天捐给上海图书馆的胡乔木‘文革’初期遭到批斗时警卫员所作的逐日记录、庄则栋姐姐庄则君从美国带给我的上海《爱俪园全图之写真》（爱俪园即哈同花园），是研究‘文革’史、上海史的珍贵档案。”这些采访文件中，甚至还包括他从上海公安部门复印的傅雷夫妇死亡档案的全部文件。

        叶永烈早期采访都是使用磁带进行录音。

        “我从不消磁反复使用，而是全部保存——当时要持上海作家协会介绍信向上海磁带厂整箱购买。这样，我保存了大批珍贵的采访录音。”因为这样一个习惯，叶永烈保存了几千卷磁带，其中包括很多对国家高层人物、文革等历史敏感人物的采访录音。“很多录音，因为当时条件所限，有些涉及敏感问题，所以并没有全部写下来。我希望这些录音能为将来的研究、写作者提供帮助。”叶永烈昨天说。上海图书馆方面昨天也表示，对于这批叶永烈捐赠的文献材料，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采访录音磁带数码化，以永久保存这些资料。

        具有强烈档案意识的叶永烈在使用电脑写稿前，都是用圆珠笔写作的——为的是可以夹一张单面复写纸，留一份底稿。所以大部分早期的著作，他都保存了一份复写的手稿，一本本装订起来，堆满了3个档案铁柜。早年写信，如果认为这封信需要保存，叶永烈也夹一张复写纸留底，“所以我保存了大量书信。别人写给我的信，凡是有保存价值的，也分类保存。”叶永烈说“有的通信较多的人，我会把往返书信装订成册。例如，作家高士其给我的几十封信连同我写给他的回信，总共两大册。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小提琴家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傅雷之子傅敏、梁实秋夫人韩菁清等等与我之间的通信，都有几十封之多，也都装订成册。”

        在捐赠中还包括1980年中国训练航天员的照片和电影正片。1979年，经钱学森批准，叶永烈进入鲜为人知的中国航天员训练基地。当时他担任导演，拍摄了电影《载人航天》，这部电影后来由于种种特殊的情况，未能公映，电影胶片也不知所终。“当年我在剪片时，觉得每个镜头前后剪下来的片子都要白白烧掉，很可惜，就保存起来。2003年中国航天员即将飞向太空的消息传出之后，我记起家中铁盒中的‘废胶片’，编成了《飞天梦——叶永烈目击中国载人航天秘史》。这本书在报审时，总装备部的年轻干部非常吃惊——中国怎么早在1980年就着手训练航天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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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我的书房引起档案界关注

    “上有天堂，下有书房”，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推出“名人书房系列”，推出叶永烈的《历史在这里沉思——我的书房“沉思斋”》一书。叶永烈不仅拥有两个书房，而且还拥有一个藏书室，收藏了5万册图书，被称为“知识的海洋”。本文摘编自该书。

    我的书房，我的“私家档案馆”

    我的书房，并不仅仅是藏书、读书、写书的地方，由于我长期从事纪实文学创作，积累了大批档案和资料，成了一个规模不小、藏品丰富的“私家档案馆”。

    我的“私家档案馆”，引起了上海档案馆的注意，几度派人前来参观，并商谈能否捐赠部分藏品。

    我的“私家档案馆”甚至还引起国家档案局主办《中国档案》月刊的兴趣。这家杂志的主编和记者一起访问我的书房，写了报道《作家叶永烈的“档案情结”》:

    一段众人皆知、但又不堪回首的往事因为一份档案的披露而改写了；一些较为敏感的政界人物档案在“铁鞋”尚未踏破之前居然被寻觅到了；一个收藏量大、品种多、拥有专业装具和全套信息化装备的“家庭档案馆”静悄悄地形成了。

    这些事情有，但不经常发生。如果，这些事情都汇集在同一个人身上，而且居然都和“档案”有关，就有些令人称奇了。这个人就是叶永烈——一个人们似乎已经很熟悉的作家。

    这篇《作家叶永烈的“档案情结”》报道称我的“私家档案馆”里“馆藏丰富”:

    用“馆藏丰富”来描述叶永烈书房里的一切丝毫不为过。诸如创作手稿、书信和诸如成绩单之类纸质材料，应属档案“原生态”一类的。照片和采访录音带，自然是令专业档案工作者羡慕不已的声像档案。而各种类别的专题图书，则是利用率极高、信息量最密集的资料了。

    毋庸置疑，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座不折不扣的档案馆，馆长姓叶。

    《中国档案》月刊的报道披露了我的“私家档案馆”的部分藏品:

    现在的档案利用存在哪些问题呢？作家叶永烈没有正面回答，但他的思绪却很乐意地流向上世纪的八十年代。那是一个大量档案还散存、散失在众多基层单位的年代，如此糟糕的档案工作现状却戏剧性地成就了作家叶永烈利用档案的“黄金时代”。

    正是在一家棉纺织厂的人事档案中，叶永烈发现了“四清”时期王秀珍的自传，但他还来不及惊喜。那时，档案虽然就放在他面前，伸手可触，可是厂方不让拍照，更不让复印，但这样的利用规定没有难倒作家。叶永烈取出一台袖珍录音机.一边读档案一边录音，晚上回家后再根据录音整理。很快，他发觉这绝对不是一种省力的好办法。办法还有一个:抄！自此，他经常早上六点就离开位于西区的家，前往东北角上的纺织厂抄档案。

    在位于外滩的一家市级机关里，叶永烈查到了王洪文的一些材料。其中有本大事记，它的来历还颇有些传奇。原来王洪文进京后，他原来在工总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一班小兄弟坐在一起“畅想”当年如何跟着王氏造反起家的，如此倒腾出一本“革命大事记”来。这份档案的保管形式深深打上了作者们的阶级烙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把纸张卷曲塞在一根铁管中，这根铁管在两头被焊死后就被藏进了墙壁里，秘不示人。如今，这份大事记就摆在作家的眼前。叶永烈二话不说，抄，还是不停地抄，他忘我的抄写劲头感动了档案工作人员，他们破例允许他拍照。叶永烈手里攥着胶卷，想想这可不是一般的胶卷啊！为安全保险起见，他自己做起冲洗的活来。就在那段时间里，叶永烈就这样自己抄，自己拍，自己冲洗。不少珍贵档案资料就这样日积月累地收集起来。

    “其实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并不一定在档案馆”，叶永烈不无得意地说道，随即他信手拈来几例，推介他的馆藏珍品。

    胡乔木在文革时期的“起居录”。其中记录了当时胡乔木每一天的起居、活动、来电等情况，细节之具体令人称奇。没人会想到这是出自于胡乔木警卫人员之手，更没人会想到这些质朴的文字是警卫人员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记录在一本不起眼的小黑皮本中。因为有一回周恩来总理要找胡乔木，却不知道被拉到哪里批斗了，于是指示胡乔木身边工作人员要对胡乔木每日行踪加以记录。叶永烈费了一番周折借到手后，一口气全部予以复印。

    “安亭事件”中张春桥与王洪文的谈判材料，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文献材料，知道这段历史的人不少，但多数人没见过原件。

    但叶永烈见过，不但见过，还翻拍了照片。从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谈判材料上有张春桥的签字。

    傅雷的“闲散劳动力调查表”。这是日前发现的唯一一份有关傅雷的人事档案。要知道当时傅雷是一个没有单位的人，没有单位就意味着没有档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bc6dd0102ejyh.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