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天：李一哲中的无名英雄——怀念郭鸿志

tuffy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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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哲中的无名英雄，铁骨铮铮的思想者
——怀念郭鸿志

李正天

相识于三月黑风
1967年“三月黑风”期间，经刘孝庭引荐，得知广东省人民广播电台有名叫郭鸿志的山东人，是老共产党员、老革命，喜欢理论，而且熟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共党史；由于我也是山东人，母系家族是山东的早期共产党的党员，所以，郭鸿志引起了我的注意。刘孝庭对我说：“你们俩有点像，你在广州美院不同意乱打胡一川为走资派，他在单位也不同意乱打田蔚为走资派，看来你们有共同语言。”
就这样，在刘孝庭的引荐下，我们认识了，来往密切，经常去他家。我们交往多了，我的毛病、弱点，他也知道的多了，常常对我直言不讳的指出，“你的优点是做事有魄力，大的东西把握的好，有预见性。缺点是人不精明，容易轻信，不懂得人际交往，缺乏生活常识，太迂。”他那时见我经常手提墨桶，就地书写哲理性很强的标语，很吸引人，但他还经常提醒我：“独行侠很难成办成大事。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你喜欢研究哲学很好，但行文太艰涩，要善于在身边团结一些有诗情有文学才华的人，写的东西才能为大众所接受。”随后，我组织红司呐喊战团就是接受了他忠告的结果。我迷上写诗填词也是老郭的影响之下。郭鸿志又对我说：“你研究哲学，可能受费尔巴哈论纲的影响较大，文笔简洁，思想深刻而且稳定，这点很好。但如果在文词的生动上下点功夫，也许会更好一点。”对我触动很大。
尤其是在1967年10月后，我们几乎天天见面，经常吃在他们家，老郭老是说那几句：“你还是个学生，在广州又没有家，有时间就来我这里，渴了就喝，饿了就吃，困了就躺一躺，有屁可以痛快的放。”我们俩都不修篇幅，他常年以一部破旧的自行车代步，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位典型的残废军人。我不会采自行车，常常坐在他的自行车尾上。他的样子就像今凤凰卫视的当今主持人曹景行，他俩长的那么像，只是曹景行少了点郭鸿志的那份幽默感。那时，我是广州美院油画系本科五年级的学生，郭鸿志是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技术部副主任。

二二七串联会的主要成员
文化革命期间，局势错综复杂，我对一切问题的判断，立足于我对社会现实的把握，大联合的时候，我没有参加过一次争席位争名次争官争权之类的事。只要一有空，我就想办法找地方看书，中山图书馆、广东科学馆、美院图书馆是我经常沉迷其间的地方，同时也是那些热衷于理论并对时事政治有着浓郁兴趣的人常去的地方。对随便把人打成“反革命” “走资派”并关进牛棚等现象，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要保的是人的基本生存权、公民权， 文攻武卫刚过，我们对很多问题产生了迷茫，肆意镇压群众的黄永胜又得势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践踏法制，动用军队镇压群众，以后发展到下令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令我们深恶痛绝。
227房存放了马恩列斯全集，还存放大量其他的理论书籍。我就干脆搬到那里去住，成为红司呐喊的总部所在地，定期和郭鸿志共同思考一些理论问题和社会问题。郭鸿志说过这样一番话给我印象极深：
“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列宁是众望所归。后来他把队伍从第二国际拉出来，另立山头，建立第三国际，把马恩的朋友伯恩斯坦考茨基和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骂作修正主义分子，把孟什维克当成死敌，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也大搞残酷斗争，无限上纲。现在要反派性，派性的根子就是列宁。斯大林、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是沿着列宁的路歪下来的。”
这些话在当时是极有头脑的，令人耳目一新，非常有胆略。
而郭鸿志对历史的熟悉程度令我惊奇，就像一部活的大字典。
我和郭鸿志聊的很投机，可说是无话不谈，虽然他比我大10多岁，但我们还是成为了莫逆之交。当时，我也常常去他家，跟他全家人都很熟，小女儿海鹰大概才二岁多，YY学语，叫我李大哥，经常在他家吃饭，我的饭量很大，吃起来也不懂得客气。我从小在校园长大，没有什么社会经验，也不懂得人之常情，再加上我又长的矮，他们家大概也把我只看成是比他女儿海鸥还大一点的小孩。
认识郭鸿志，是我在文化革命中最重要的事之一。这是一个有社会经验和理论水平的人，对国际共运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次路线斗争的熟悉，是我们当时年轻人所缺乏的。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幽默，他能用最轻松的语言，道破事物的本相。
那段时期，在省科学馆的227室，每周由我主持召开定期串连会，经常和郭鸿志、胡大钧、邓衍荣、徐伯平他的妻子李秀芳等人在一起讨论社会问题，当时的中国，到处一片混乱，到处是武斗，冤狱遍布，无法无天。我们充分利用了科学馆藏在227室的大量图书文献资料，探讨产生这些问题的缘由。研究国际共运的教训，尤其是第三国际的问题，对法制问题的关注，早在那时就开始了。每次讨论的结果，常常由我执笔撰写一篇一篇文章，如《十大分歧》、《大难临头，前途何在？》、《革命死了、革命万岁》（此文不是后来以李一哲署名的同一标题的那一篇）、《该从麻木中惊醒了！》等等，对林彪黄永胜集团在全国在广东镇压广大干部群众的行径进行无情的揭露。当时还有很多文章和大字报，就是在这里写的。其中不少文章，郭鸿志常常是第一个读者并参与了修改意见，直至，1968年夏天。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一哲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了雏形。李一哲，人们总理解为是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三人的笔名，其实，从“李一哲”集团诞生开始，就有郭鸿志，李秀芳，只不过文革期间，老干部最容易挨整，我们不公开提他的名字，我一直认为，他是李一哲中的无名英雄。我和郭鸿志共事早在一九六七年，我认为我与郭鸿志始终的观点一直是最默契的。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他的离世。

西村监牢重点审查的同案人
在大半年后的1968年夏，我们都被抓了。直到1971年9.13事件，林彪-黄永胜集团垮台，关在西村监狱里的政治重犯，被陆续释放，我是最后一个出狱的。我与郭的关系一直是在狱中被审查的重点，他们认为我们两人是有头脑的人，这种人最危险。而“227串连会”则是在西村监狱中审察的重点。
一出狱，我就设法要找到他，他也一样，听说我出狱了， 托人到美院来找我。相约在儿童公园见面，我跑到儿童公园见到了郭鸿志，我们从儿童公园一直转到人民公园谈了几乎整整一天。我们首先谈了林彪事件的内幕，尽管双方都关了多年，一见面还是继续着研究在科学馆227号房探讨的那些老问题。两个人长时间地转圈子，谈各自的被非法专政的遭遇。郭鸿志说：“在审查中，他们总是对我说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这是一种态度定性论。”我说：“这是执法唯我主义。”我还认为“公安六条”中“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林彪就是反革命”的原则是一种“非法的法”。由于有了这个非法的法。千千万万的人就犯下了无罪的罪。他们对整个“文革”和反右斗争等等历次政治运动都产和了怀疑。郭提出，“中国的情况要好转，首先要翻二彭（彭德怀、彭真）的案。”这在当时也是没几个敢想的。
从72年到74年，我利用在图书馆劳动的机会，精心研读了一大堆法学论著和法律条文，还认真看了一些西方哲学名著，郭鸿志则花了很大力气寻找、研究国际共运史和中共党史的正反面材料。
与郭鸿志越熟，我觉得他越有趣。他的女儿称他为“老郭”。总是穿一身不合比例旧衣服，不修边幅，胃口特好，精力充沛，联想极为灵活而丰富，常有奇特而令人信服的见解。
郭鸿志说：“我查阅能找到的所有的毛泽东的论著，没发现有一句话讲要法制，倒是大量材料证明毛从来就得意于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就是祸乱之源。”我说：“可能这个问题不单是毛泽东的问题，这是共产国际的问题，是列宁主义的问题。”在一九六八年坐牢以前，我和绝大多数红卫兵一样，是一个虔诚的列宁主义者，但一九六七年，七、八九月全国的大武斗，这种无法无天的状态，使我受到了巨大的震动。到一九六八年的八月，我也被关进了监狱，我也成了无产阶级专政政的对象，一关就是那么多年，承受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目睹了无法无天的现实，我们那么崇拜的列宁主义，不正是整个社会无法无天到处乱镇压，把政权理解为镇压之权的根本原因吗？记得在监狱里，老要我们看列宁的《在一九一八》，由于我的地位变了，对于影片中列宁的讲话，产生了巨大的反感，反而觉得列宁所批评的高尔基是值得尊重的。
后来，在西村监狱的时候，我曾经向陈力他们借来几本列宁的书，其中有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书中，列宁是这样形容无产阶级专政的，说它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看来，始作俑者是列宁。这也是列宁所称道的革命的秩序，这也就是为什么党内斗争如此残酷，动辄混淆两种性质的矛盾的原因，我倒认为毛泽东的很多错误继承了列宁的东西，但也有自己的提法，他主张正确处理人民矛盾，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反对混淆不同性质的矛盾，主张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一点毛泽东高于列宁。我们还继续讨论过列宁“一国胜利论”，继续讨论列宁“帝国主义论”是否站得住脚。
郭鸿志说：“小李啊，你读过《九评》就应该知道，列宁的那些暴力革命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正是我党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公开针对列宁，你会很被动的。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我们可以运用，但目前还不能正面的直接批评列宁，何况列宁晚期思想也有进一步的发展。”我接受了他的提醒。
我说，毛泽东现在大谈法家，大谈儒法斗争，我们不是可以集中精力谈谈法制吗？
我们现在对爆发“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原由产生了进一步的思虑。对历次的政治运动产生了怀疑。对“反党集团头子”彭德怀由衷钦佩，但我认为，彭德怀的悲剧在于，身为共产党人，不懂得列宁主义党的党规。郭鸿志说，本来毛泽东开庐山会议是打算反“左”、反浮夸风的，而彭德怀将毛泽东反对的东西当成了毛泽东主张的东西来批评，结果，给刘少奇、林彪、康生钻了空子，让反“左”的会议转向，成了反“右”的会议。我和郭鸿志认为，毛泽东在信用林彪、康生等人的问题上犯了大错误，但对毛泽东的主流、基本方向我们是拥护和肯定的。特别是读了毛泽东关于倡导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我们认为毛泽东是否因林彪的教训，提倡法治了，认为“这是民主的一次思想飞跃”。
对于何为“民主”，我们多次进行过探索。老郭说：民主主要讲主权在民，而中国习惯主权在君。彭德怀在党内提出自己的看法，就算干扰了毛泽东本来打算反“左”的部署，错怪了毛泽东，也属于正常的党内民主。但说这是搞“反党集团”，太过了。彭真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没错啊。中国的民主，首先要从党内民主开始。“两彭”问题不解决，党内民主的空气就不会正常。我认为：“真理与人数无关，民主则强调少数服从多数。我对大民主本身是有怀疑的。我在文革初期受冲击，被打成广州美术学院‘封资修’的黑尖子，被大会‘一致举手’剥夺了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权利，不就是大民主的结果吗？还记得早在1966的群众 大会上，可以说没有任何人授意，仅凭举手表决，一个晚上就把几十个老师揪了出来关进牛栏，从此丧失人格尊严。” 1968年8月关进监狱之后，我也对丧失人格尊严有了切肤之痛。1968年夏季的大镇压更使我看到了什么叫作社会法西斯专政。《第三帝国的兴亡》是郭鸿志提醒我看的。看后对法西斯为何物和它的兴起的缘由有了一个横向比较的认识。

红据点里的活动
郭鸿志还特别告诉我，当年来227的那个徐伯平自杀了，他妻子李秀芳也患上了精神抑郁症和心脏病。我们一起去看望她，一见，我大吃一惊，仅隔四年，她一下老了十多岁。文静端庄的她变得燥郁不安，经常发火。但是，她那关心天下大事嫉恶如仇的正直善良本性一点都没有变。郭鸿志与她同单位，经常顺路帮她买菜，关照一些单位的事。由于她家书很多，又住在不属于单位宿舍的莲花井，目标不是很大。我当时还没有解除审查，目标还很大。加上我们俩讨论总是离不开大量的书，而李秀芳家正好存有大量的书。所以，这里成了我们的“据点”，我们决定在她家继续我们过去在227串连会上的那些讨论。讨论的中心当然还是如何在中国避免无法无天，避免冤假错案的问题。此时我执笔写了《九个问题》、《反态度定性论》、《反执法唯我主义》、《社会主义与中国》等文章，郭鸿志、李秀芳也是最早的读者，并提了很多宝贵意见。

光塔路68号
在广州光塔路68号陈赞明家，郑庆和等人正在日以继夜地整理他们调查到的林彪、黄永胜一伙在海南岛东方县、儋县屠杀革命群众的血腥罪行，打算将整理好的材料上送中央。我和郭鸿志也去过光塔路，老郭说：“中央文革”小组在江青、康生他们的把持下，与林彪一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告状就告大状，要直接捅到毛主席、周总理那里。”而且要直接上书中央，对导致林彪一伙社会法西斯专政的内在原因是由于“人民的命运得不到无产阶级的法制保障”造成的。由我执笔，郭志鸿、李秀芳、郑庆和、陈赞明集体讨论通过了《九个问题》一文，随同陈、郑整理的东方县、儋县等调查报告，在光塔路68号和一帮朋友反复讨论流传，打算托人带上北京。
李一哲形成
1973年11月前后，我在回学院的公共汽车上遇见了王希哲。我们在文革期间有几面之交。多年不见，自然谈到了各自的遭遇。他发现我还在继续思考社会问题。便跟我说，他和他的同学陈一阳、翟树言等人也在经常一起通过通信等方式交流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他也提到“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口号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我认为我们有很多共同点，便邀请他参与我和郭鸿志、李秀芳的聚会，共同思考问题。老郭见了他，欣赏他的思想敏锐，但觉得他浮躁。我认为在我们中间有一个更激进一点的人是个好事。我和老郭就将我们对江青的看法告诉了他，我发现王希哲不固执，现在也同意我们对江青的看法。王希哲比较重视民主问题，这恰恰是我和老郭在平时研究中所缺乏的。
我们对社会上产生的“无法无天”等现象深感忧虑，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很危险，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想剥夺谁的权利，就剥夺谁的权利，这种状态很可怕。
当时听闻要召开四届人大了，我们觉得有必要谈谈解决中国问题之道。究竟什么是中国当前的关键问题，他建议模仿三国演义，各人把关键问题写在心手上，在郭鸿志的见证下，经过认真思索，王希哲和我各在手心上写了两个字，王写的是“民主”二字，我写的是“法制”二字，就这样，我们俩决定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为题，写一份“献给毛主席与四届人大”的上书。我们两人各写了一部分，郭鸿志参与了讨论修改。我写的部分是对四届人大要加强法制的建议部分。两人文风不同，他写东西洋洋洒洒，我写东西力求简洁，初次合作，互相也能通融。73年12月二稿定稿，郭鸿志参加了修改。上书中署了我和王希哲的真名，全文中用的笔名是李——哲。考虑到此文我们早已分别思考、酝酿，我们把初稿日期故意定为1973年9月13日，以纪念林彪面目的暴露。
知道铁路局的刘策要到北京上报材料，就连同这一篇文章由他一起乘火车上送中央。还没有送到北京，这几份材料给当时广东主政的孔石泉等人发现了，宣布这是“四份反动油印品”，要追查。当时我和老郭非常赞赏郑庆和和陈赞明调查研究精神，受到他们的启发，我们也决定搞冤假错案的调查，我们两人面对广州存在的大量冤案错案，决定组织人力，对诸如“广州渣滓洞”这类影响全局的冤案错案进行调查，我们不把精力放在申诉个人的冤情上，我当时还用成书法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老郭建议，现在反对跨地区、跨行业，决定由我挑头，莫栋梁、陈慧珊负责广州地区问题业余调查批判组，调查广州渣滓洞、沙河等地的冤假错案，并及时将材料送交省委有关部门。
这时，陈一阳尚未参与，但王希哲说，他写的很多东西，也包括了陈一阳的思想，如果他同意李一哲的《民主与法制》，中间的破折号“一”就可以包含他，王希哲与陈一阳在文革期间是广州十七中的同学，他们在一起探索问题也较长时间了。至于郭鸿志，由于他是老干部，容易被揪斗，不便署名，也包含在破折号中。1974年陈一阳回到广州，当时我们继续以“李一哲”的名义写了一系列文章，这一批文章有的是我起草或提出论纲，有的是陈起草，有的王起草，四人一起讨论修改后，抄印出来。我当时还负责主持调查广东几项重大的冤假错案，写按语、组织材料，并代表李一哲和省委等有关部门联系，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终于病倒了。1974年10月，得知要开四届十大了，郭鸿志打电话到医院，他说他与一阳提议将《民主与法制》公开贴出来，我非常赞成，连夜起草了《民主与法制的第三稿意见提纲》。随后我们四人在医院花园开会，决定，郭鸿志与王希哲起草一个公开张贴序言，陈一阳协助病中的我在我原来写的健全法制的基础上进行改写和充实。当时我曾与陈多次磋商，由于我在医院通宵达旦写作，受到医院的干涉，不得不提前出院，搬到郭鸿志家，四个人一起轮番讨论、修改。活动参与者还有在李一哲中负责组织和对外联络组织工作的陈锦禄、郑锦玲，负责宣传刻印工作的张嘉琪、陈明，负责社会调查和抄写有的莫栋梁、陈慧珊、苏江、张帼娃等。
1974年，郭鸿志、王希哲、陈一阳和我等人一道起草“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一文上书中央，开启了一场来自民间的“公开的”“自下而上的”民主与法制的诉求。
“李一哲”大字报公开张贴受批评不久，很快就从黄铭新处得到了关于省市委批判我们那篇民主与法制的批判文章。我非常激动的起草了《反批判书》一文，大家轮番修改，王希哲于起草了一评《吓人战术》，大家轮番修改，1974年12月11日完稿。陈一阳立刻在起草了二批《请君入瓮》（二评某些权威的批判），1974年12月16日完稿。王希哲起草了三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吗》，大家轮番修改，1974年12月27日完，四评《杜岗的把戏》由我提出论纲，大家轮翻修改，12月30日完稿。1975年初，形式越来越来紧张，在陈锦禄的家被抄之后，紧接着发生了昌华街扣押绑架我的事件，接着第二天对我的批斗开始，会上把我的眼镜打碎，我们在李秀芳家开了紧急碰头会，经讨论由王希哲起草了《25个问答》，其后批判的重点转移到特权阶层问题，我于1975年2月14写完了《特权阶级论纲》交大家征求意见，经讨论由陈一阳执笔写了五评《论无产阶级中的特权阶层》，于1975年3月4号定稿张贴油印。
当时，老郭特别对我说道：“你是李一哲中的李，加上你在红司呐喊建立起来的影响，又写过那么多文章的经历。他们肯定会把批判的重点对准你。现在是走到悬崖边了，我相信你能顶的住，你长期以来的理论准备会发挥作用的。”果然，很快火力就全集中到我和陈一阳身上来了，开始时，省委不知道“李一哲”中还有一个郭鸿志，每次批斗完了，我都会向他们谈到批斗的过程，他也将参加会议听众的反应说给我听，激励我，并帮我出点子。遭受批斗的还有拒绝检讨的陈锦禄、张嘉琪、郑庆和等人。对我面对面的名为“辩论大会”实为批斗的大会开了一百多场，有七十多场都发生了武斗。老郭对我说，你这人不要太迂，打一次打二次还可以理解，打个几十次你要想个策略吧。他还督促陈锦禄保护我的安全。一次，我将XX厂带头打我的人的样子默写下来交给省委，受到省委的干预和追查，在广州发生武斗的情况有所收敛。
一九七五年七月份，陈锦禄第一个被抓了，老郭说：“放心，陈锦禄是个硬骨头，他决不会屈服的。”
一九七五年八月份，我被押往石人嶂矿“劳改”，同期陈一阳被押到农场“劳改”。

你的绝食已成功
1976年10月，“四人帮”粉碎，反对四人帮、反对林彪的“李一哲”，非但没有获得解放，在清查“四人帮”运动中，对我们的处理反而升级了。1977年3月2号前后，我们四人同时被关押，1977年12月中旬，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公开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团，我被打成首犯。罪名是“四人帮大乱广东的社会基础”。
在牢狱里我们四人见过一次面，当把郭鸿志带进来时，我们都傻了，瘦得我不认识了。
从1968年8月15日至1978年8月15日，我失去自由整整十年了！十年来，从来没有正式审判过我，就对我定罪论刑，社会主义法制何存？！
8月开始，我在监狱里给刚到任广东不久的习仲勋写了两封申诉信，还写了绝命诗绝食抗议。我知道，习仲勋因为一部小说《刘志丹》蒙冤坐牢16年，也是在1978年初获得平反的。我相信习仲勋与我感同身受。否则，我不会这么冒险直接向他申诉。
绝食一周，我几乎气绝。突然有一天，监狱长通知我，中央派人来，已经接到你的上书，将会重新考虑你的问题。他还带来了郭鸿志的纸条：“正天，你的绝食已经胜利,你的申诉转给了习仲勋，习仲勋是个好人。请恢复饮食，保重好身体。”我这才停止绝食，被抢救过来后，我拼命锻炼身体。我永远也忘不了郭鸿志在这个关键时期对我的关怀，否则按我的倔脾气可能真会饿死。

诗 交
郭鸿志曾对我说：“愤怒出诗人，人在逆境中往往有写诗的动力。写诗能培养你文章的生动性，如李白的诗，意境很超脱。你不要只看学术著作，你还要看一点小说。” 1978年的柯木塱监狱， 有一次我在监狱的操场上理发，刚好遇到郭洪志。他悄悄的不知怎样的把一张条子搞进了我的口袋里，我回来一看原来是一首诗：
桃李无言看出芽
一怀明月落谁家
诗情堪借茅台酒
画意莫凭哈密瓜
人未老，任天涯
自由王国费年华
此时若有伤心事
尽快抽刀斩乱麻
我一看哈密瓜的瓜字是黑体，瓜刚好是帼娃二字的谐音，就知道他的心意。他以为我在为帼娃的事情操心，那时帼娃是我的女友。
我回写了一首《狱中答鸿志》交给他：
二二七室嗓音沙
纵横捭阖为国家
谈经堪借原味酒
论道莫凭豆腐渣
人未老，任天涯
民主法制定中华
莫笑今日皮包骨
来年遍地发春花
在监狱中，我们俩见得较多，也配合得最为默契，互相鼓励、打气。
后来出狱，谈及此事，他说：“我是怕你单身一人坐牢有牵挂，我是很想念老婆和孩子的。”
我俩之间的这种诗文互赠一直持续到他离世，而我写的诗，往往第一个交给他看。郭鸿志对陈一阳的文笔也很赞赏，他说：“陈一阳的诗很生动，虽然不符平仄规律，但充满活力和诗趣。”
平反后，由我牵线，廖冰兄、王肇民、郭鸿志、陈一阳、李士非和我经常举行诗会，先后到过李士非家、王肇民家、廖冰兄家聚会。这样的诗会从文革一直延续到现在，可惜！廖冰兄、王肇民、郭鸿志都已经走了。

诤 友
平反后，我们四人对国家未来和民族命运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歧，这是很正常的。我强调民主要和法制结合起来，一定要对文革中的大民主和全世界极端民主主义提出反思，包括对法国大革命和德国的纳粹运动进行反思。社科院来人要调我去北京，被我谢绝，老郭很支持我的做法。“你不想去北京是对的，你这个人太迂，不精明，这种性格适合搞哲学，不适合从政。到北京这个政治中心，不利于你清醒的搞哲学。”针对某些人他还常对我说：“人要有政治报负，但不要有政治野心，搞政治人一定要出于公心。”老郭还说：“小李，我们俩不是造反起家，强调法制、反对无法无天顺理成章；而有些人，自己挨整时，可以反对‘无法无天’，但做起事来也有无法无天的习气。当年我们是因为反对无法无天的社会状态而走在一起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心中有数，不要回到文革初期的那种狂热与‘大民主’。人在社会上生存要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人要有自己的专长，自己的事业，不要有一种游民无产者的习性。政治家的大忌是反复无常。不要像某些人那样心胸太狭隘，连身边的几个人都团结不了，还搞什么政治。”
1988年底，郭鸿志知道，我要上京找杨尚昆，特来广东育才幼儿院找我（我在周末辅导小孩），老郭又对我说：“小李，路见不平，拨刀相助是可以的，但我们山东人往往容易有盲目的江湖义气，这次上京，我还是要提醒你，对你没有参与的事，不要乱表态，上京为别人说话，但署名最好以你个人名义，讲话要理性一点，留有余地。”
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中，我被推出来当学生领袖，一批学生在省政府门前绝食抗议。我提出要“保卫改革成果，稳定广东大局”，劝说他们不要乱来，要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参与社会。郭鸿志说：“你这次关键的时刻又站了出来，正确引导学生，很好，这是民主与法制的精神。”“别人给你打通通道让你出国，你不出去，做的很对。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
1993年前后，老郭特意去少年宫找我，因一件事再次对我对我说：“最近阿禄来找过我，谈了很多事，阿禄是很忠直的人，他讲的东西我信。所以我想特别对你说一说，你这个人很容易轻信人，心太好，有人野心很大，私心很重。私心太重的人搞政治，失败了损害亲友，成功了损害国家。接触这种人要小心。”
这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使我少走很多弯路。我终身感激他。
老郭是个十分重视友谊的人，他住在电台宿舍，我在广州美术学院，他还是老习惯，动不动就踩着他那破单车来看我。他特别欣赏我对广义本体论的研究，并常对我说，现在我人老了，精力明显退化了，孩子们老说我哆嗦，你要趁现在精力还充沛，快把你的哲学专著写出来，你这个人有个毛病，就是太求完美了，完美主义是完美的大敌，世界上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东西，先把东西写出来，也好多听听各种竟见，否则的话，民主与法制我们现在也拿不出来。听王先生（王肇民）说，你在画画上是靠苦学的，哲学是你的天性，你还是要靠哲学来带动你的一切。一次，他拿了一本气功书到美院找我说，“你可以读读有关气功方面的书，有很多新的世界观。”并说一阳这些年常研究国学、金刚经，很有长进。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专长，人最好要有一样比较精通，我觉得你这人一生最大的成就还会是在哲学上，你做事气派大、影响大，这与哲学有关。你在我们李一哲中的特长是哲学，你基础扎实。如果是写哲学专著，我还是欣赏你那简洁的文风，譬如“本质不是藏在现象背后的贼”、“存在本身不含价值判断”、“当你看到了圆，就意味着看到了有限”、 “主观客观都是观念”“偶然是必然的存在方式”、“自由是从必然导向目的境界”、“呼唤救星的民族注定不幸”、“气正道大”、“文化是人类智能对存在的浸润”……你对气质的分析也很对，我们四个人不正好是四种气质吗？……他也是我《广义本体论论纲》、《走科学社会主义之路》、《共和论》、《民族心理必须更新》、《第四产业论纲》、《后现代论纲》等文最早的读者。他还常常支持我利用周末从事儿童美术教育，时不时跑到广州少年宫或广东省育才幼儿院看我，这里是我们保持每周都见面的地方。他把我的事当成他的事，我的很多朋友也是他的朋友，大家都很敬重他。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郭的记记力明显衰退，我觉得老郭的人生经历是一部宝贵的社会财富，故，我特别邀请了一位曾写《军校敢死队》的报告文学作家金绍任（吴支），专程到郭鸿家采访。后来这篇采访寄到香港《开放》杂志上发表，使世人了解到李一哲中的无名英雄郭鸿志。
1996年底，我拿出刚出版的我的哲学专著精装本《超越理性?广义本体论》送到他身边，他眼睛突然睁大，把书握的紧紧的，看着我，欣慰的笑了。
他因重病住院后，我曾看望过他多次，可惜，他已经讲不出话了。我突然想起他多次对我说过的话：“一个人进入另外一个人的生活，很难！小李，你已进了我的生活。一段时间不见你，我就很不习惯。人与人的交往，是有缘分的。我们俩个的缘分太大了。”我望着他，强忍着泪水……
老郭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追悼会开的很隆重，但这种隆重来自于民间，每一位经历李一哲事件的同道都会知道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他是一位铁骨铮铮的思想者，李一哲中的无名英雄。
2008．2．8初稿 2008.8.21日定稿

与公再续十年约 试看如何梦成真
——郭鸿志先生逝世十周年祭
陈一阳
老郭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
我想，老郭在天之灵现在如果骑鹤归来，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呢？
除了他所牵挂的亲友健康幸福之外，我想，莫过于希望看到“李一哲”35年前的梦想——“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能够梦想成真。
最近几年，好几个老朋友表示对“李一哲”的“分化”、“分道扬镳”感到“十分失望”。
我认为，这是事实，而且，老郭还永远离开了我们。尽管如此，我希望朋友们不要失望——在这里我想也可以代表老郭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我讲的“大团圆”，有两层意思：
一是“曾经合作——分道扬镳——大团圆”，我们应当珍惜我们过去“曾经一起轰轰烈烈”的友情，然后，又经过“分道扬镳”，各自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尽管彼此之间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分歧或恩怨，我想，是不是将来能够“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至于能否再度以“李一哲”的名义合作？我想“李一哲”已是历史，但我们各自的经历也许会使“将来的、或成为历史的李一哲”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姿多彩。
我讲“大团圆”的第二层意思是指我们曾经为之奋斗的理想即“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我希望我们现在这些还活着的新老朋友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它的实现，——并且以此告慰老郭以及所有为此目标奋斗过而已逝世的朋友们的在天之灵。
老郭啊，我们以及当年所有认识或不认识的、以这样那样方式同情、支持过我们的朋友们，应该以此自豪——我们曾经一起创造了一段历史：“李一哲事件”完全可以看作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史、甚至是中国现代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之所以说“李一哲事件”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因为它从充满盲目、狂热、迷信、非理性或派性的文化大革命中，实现了根本性质的超越，开始了中国人民自觉的、理性的、健康的、文明的 “文化大革命”。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尽管写了“李一哲”这篇大字报，但是，作为一个时代的大命题，——相对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这篇大文章，“李一哲”也仅仅只是一个“开篇”，它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需要许许多多人们为之共同努力与奋斗才能“写”成。
而且，我们自己能否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学会自由、学会民主、学会自我超越，能否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写出新的篇章？——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这篇大文章，需要社会各党派、或无党派人士的参加与合作，尤其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在一定意义上，“李一哲”中的郭鸿志、李士非、为“李一哲”平反的习仲勋、吴南生同志便是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自觉的共产党人的代表。
而从“李一哲”被批判、打成“反革命”，到为“李一哲”平反，到“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成为报刊的口号，到赞叹“民主是个好东西”、“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我们对这样的“历史过程”不能不感到高兴。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感到忧虑：“思想解放”、“改革开放”讲了三十年，似乎“政治体制改革”仍然禁区林立、雷池密布。“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应当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似乎它仍然只是口头禅，似乎还没有摆在桌面上研究、似乎更没有什么蓝图展现在我们面前——最近有理论家告诉人们：“还需要三十年”！
老郭是覆盖着共产党的党旗离开我们的。因此，我们必须以“一位真正共产党人”来同情、理解老郭，特别是理解老郭生前一再提醒我们记住习仲勋1979年为我们平反时所说的话：——“西方民主搞了二、三百年，我们还不到三十年，要再给我们几十年，我们也一定能实现社会主义民主”。
从1979年平反到现在，已近三十年了，“还要三十年”么？也许要。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去年，我六十岁了，躲在“象牙塔”里坐久了的“旁观者”，忍不住心血来潮，大声疾呼——“快则一年两年、迟则十年八年，一场波澜壮阔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应该开始了”！
老郭，我希望你在天之灵能够听见我的呼喊。我相信，我们当年播下的种子，应当真的开花结果了。
在这里，最后，我献上一首小诗，请雅正：
海底无须究陆沉，高峰惯让雪埋深。
春来莫叹鲜花落，秋至可观老叶陈。
难忘诗中寻妙妙，犹迷棋局解纷纷。
与公再续十年约，试看如何梦成真！
写于2008年端午节

附录

郭鸿志先生——30年前，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却很少人知道，郭鸿志也是主要撰稿人；更少人知道那篇文章就是在他家里，我们几个人熬了几天几夜，一起修改最后定稿的。他当时住在广州医国后街电台宿舍。去年，《南风窗》杂志有一篇文章说广东近现代盛产思想家，把我们也列在其中，我想，这对老郭来说，是当之无愧的。他是我敬爱的师长，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他在革命年代失去了十个脚趾头，而在“继续革命”岁月和我们一起得到了一顶“反革命”的帽子。他博闻强记，风趣幽默，这在受批判时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不仅熟悉马恩著作，也很有古诗词涵养，我就是在他的指点下粗通格律平仄的。我知道他忧国忧民的心很苦，因而连累家人的心更苦。三十年前他在一首词中有一句我印象很深：“最堪怜，应是天真小女，惹爹爹泪。”本书初稿，我送了一本给他，他当时很是惊奇：“你这小子怎么会写出这样的书？我要好好看看、批判批判。”很可惜，他后来两次脑出血，1998年10月，终于不能重现他昔日的风采，我再也不能聆听他对本书的“批判”，而只能献给他一首挽诗：
医国楼头长夜灯，寒冬勉力赋春温。
香花毒草笑谁辨？瓦釜黄钟声自申。
山任翻云海覆雨，金可埋土玉蒙尘。
今君骑鹤西游去，信有妙音伴远深。
（附录选自陈一阳《新《金刚经》后记》写于2003年中秋）

怀念郭鸿志

陈慧珊
老郭，你可安好
虽离别拾年
您的音容笑貌
总浮现在我眼前
可记得一九六七年
我们相识于文革的腥风血雨中
幼稚无知的学生娃
曾得益于你的谆谆教诲
经历了文革的磨砺
又到“广阔天地”去煎熬
六年后我们意外地又故地重逢
是心中那个难以磨灭的信念
对国家民族、百姓命运的牵挂
使这群热血青年不断地思考、研讨
老郭，您既豁达睿智又诙谐幽默
虽满腹经纶，却能有的放矢
画龙点睛之余，更能把好舵位
是我们最佳的良师益友
因了您
才有我们这群人的相知相聚
因了您
那掟出的投枪、匕首更呼啸、犀利
“真理在胸笔在手
无私无畏即自由
时光如涛荡泥土
砥柱触天立中流”
是我们无私无畏的先驱
关注国家安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老郭，您正是骇浪中坚实的中流砥柱
三十四年前的以身试“礼”
总算让小人物们说了几句坦率的话
尽管脸上身上添了不少爪痕
但辽阔的祖国大地上
“民主与法制”之花正在悄然绽放
老郭，您当年付出的心血没有白费
我们当年的预言、论断在实践中得以证实
国家在改革，人们的思想在更新、飞跃
但大家都没有忘记
我们广东有位“民主与法制”的倡导者——郭鸿志
您忧国之心凛然正气
爱民之情与大地共存
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008年7月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