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光中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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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参加“星星”的时候当时是在北京？
尹光中：因为后来“星星”的人都走了，出国了，当时国内的压力很大。所以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也没说我离开星星画会。但是“星星画会”这些朋友经常有机会都见见面，像黄锐、马德升、阿城都来过贵阳，都来过我们家，那时候我家境实在不好，因为太穷了。当时像黄锐、阿城、马德升他们有时候都帮助我，我太艰难了。
记者：您以前是一直在北京吗？
尹光中：我文革那段时间画很多画，大部分风景画我都是那个时候画的。因为我是小学代课教师，我没有正式工作，但是太爱艺术了，就选择了郊区一个小学代课。
记者：那时候是在北京吗？
尹光中：在贵阳。我是贵阳人，那么在贵阳时，文革的时候基本是在郊区的小学度过的，后面是一个古老的教堂，法国人修的。教堂里有古老的那些传统的东西，那个地方叫（六村官）。文革时候那个地方有一个工人医院，把那个圣母堂改成那个，那个教堂至今我觉得真是太美了，就是中西合璧的一种新型的教堂。文革的时候我几乎都是在农村郊区的学校度过的，画了很多画，跟农民在一块。风景挺好。今天来看，那个时候的环境更好一些。现在变成做买卖的地了，就没有那些东西了。那个时候我在贵阳画画，79年我贵阳的一帮哥们在我的带动下，就喜欢写生。每一年8月15，因为我正好在郊区教学生，我那儿有一个空的小房子，那是大队的宣传队，因为没人，大队就给我们住。然后每次8月15在那搞一个展览，每一年都在那搞。当时，这批人有我，有刘建一，有刘光一，还有个叫邝扬的，现在在北京工作。还有曹琼德，好多美术界的以前那些年轻人都在我们这。听着音乐，我们那时候大队有一些旧唱机，旧唱片，农民不懂，我们在那儿听音乐，搞展览，非常有意思。79年我们组成了一个“贵阳五青年画展”，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左侧，当时的西单民主墙那儿搞了一个展览。
记者：那是零几年？
尹广中：79年8月。这个展览的人有我，有刘建一，还有刘光一，他弟弟，现在在贵州民族学院当美术教授，还有曹琼德，邝扬，我们就到北京搞了这么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在西单展得时候我这一辈子都不能忘。
记者：您这个展览当时为什么选择在西单民主墙那边？
尹光中：是这样的，我觉得是我们压抑太久了。我们是中国人的后代，我们为什么不能向我们的兄弟姐妹，向很多人告诉我们对艺术的追求，乃至于对一种人文政治的追求？当时展览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昨天》，第一幅画《长城》是我画的。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铜锁，古老的大锁，把那个锁起来。其实后来那个装置艺术，外国人那种独立式的东西，实物和绘画的结合。第二幅《长城》，所谓的《长城》，画得是一个男一个女，北京“星星画会”是肯定要展览这个画的。其实中国的封建长城是一堆一堆的精神尸骨堆积起来的，它是说文化里面潜藏的一种危机。《昨天》画得有一些波普政治的观念，后面是《今天》，我们就画了很多我们贵州，就把我们写生的一些画，比如说当时画得一些画今天来看好多人没有深入到。花了很多风景画，人物画，都是有意思的，然后是《明天》，《明天》画得就是一些创作，就是一些理想的理念，画的一些绘画。整卷是112公尺、112米。其中有一个我们当时写的一个东西，就由邝杨写的，叫《》，我们对当时文革以前那种封闭状态、那种审美的观念，那种对艺术的态度，对人生的态度，冲击艺术本身，这个《》，后来在北京好多人都要了。在北京这段时间恰好“星星画会”的哥们尤其支持我们，完了以后他们就正式邀请我参加“星星画会”。
记者：那您在这之前认识“星星画会”的人？
尹光中：不认识，这个展览促进了我和“星星画会”，那时候阿城来了，还有马德升、王克平，诗人北岛、芒克，还有黄锐，他们过来说我们很成功，就说我们的“星星”画会你愿意吗？我说我当然愿意了，就说我们画画不是地区的，北京贵阳的，是那代人的一种思考，我说当然要参加了，所以我就真正参加了。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是不想在小学教学，我代课代了十几年，没有转正，一直是拿着28块钱养一家人。这是我参加“星星画会”前段的一个事，后面呢因为黄锐他们家对我挺好，他们冬天来贵阳看我们家，实在太穷了。在北京，在美术馆办展览，我去参加。我有工作，晚上洗照片。当时“星星画会”，有些人会买照片，我就住在黄锐他们家。
记者：我听他们说当时专门有人洗照片，洗了好多天呢。
尹光中：就我洗。没人洗照片。
记者：当时还有严力干过？
尹光中：对，严力，严力非常能干。另外“星星画会”跟《今天》写诗的那拨，像北岛、芒克、杨炼。我们其实都是一拨年轻人，那时候确实热血沸腾，没有私心，没有计较个人的得失安危。他们那些人不仅是一些热血青年，他们是一些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我觉得从我们这一代人来看，他们是非常可贵的，他们没有那种恶劣社会的习气，他们还保存着一种良知在过自己的艺术生活，这一点很可贵的。后来的“星星画会”通知的展览我都参加的，后来有一次香港搞一个展览，那次画没有拿过去，因为我的画在美国参加86年的前卫画展，就是“星星画会”我们这帮人干的。后来那画，美国人中文名字叫（），然后画就没有消息了。后来我拿画的时候就比较紧张了。那段时间我觉得一生中，我有这么好的画友，这么一拨朋友，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觉得一辈子没有白活，就因为我有“星星画会”的这拨朋友，还有《今天》这拨诗人，包括顾城他们都来过我这儿，贵阳挺穷的，高行健也来了，高行健还在我们这儿呆了一阵子，后来我们才合作到北京的。搞完了林兆华导演的。后来我的处境始终不好，因为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原因，后来是我离开的小教，人家说我是捣蛋分子。后来准备开除我。
记者：这个跟您参加“星星画会”有关系吗？
尹光中：有，绝对有。今天我觉得改革开放了，当今政策也不会说是怎么着。我觉得当今对我们反而有利，胡锦涛对当代这个整个画提出了从战略的高度来提这事，所以我也不怕，这个时代必然是改革开放。后来我就单干。因为听说要开除我，我就做一个榜样，就说我好好看就要开除我，无中生有，那个时候夹着尾巴做人，太难了。后来85年，高行健、林兆华邀请我到北京去搞剧组造型。所以我去了以后住在北京人艺馆，那时候宋祯还是学员，然后在北京得到了好多大艺术家的帮助。林兆华把这个重任交给我，我从一个没有工作的人在那干事，后来我又和高行健办了一个展览在小剧场。85年5月1号，我们在民主墙搞那个展览，得到了刘索拉，还有齐晓松的支持。后来杨益生，好多人都来支持我们的展览。江丰也去了，王众当时也去了，得到了文化件非常大的观注。这些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没有杀人放火，我不过就是把我想说的话说给人家听而已。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
后来伊文思先生，就是荷兰的一个电影家，看我和高行健的展览，然后他就直接说要和我合作一个电影，就是那个《风》，《风》里面那些造型就是我创作的。我那年在德国的时候，我在法兰克福的时候看了电视，说他死了，9月份的时候死了。后来那时候展览中央台已经给我拍了，改革开放正式第一个专题艺术家来做的就是我。就是那个刘心武的朋友李拓，写了一个《》，就是《光明日报》解释第一篇，但是没有正儿八经的写艺术家的问题，写我。后来贵州电视台，贵州贵阳画院，我们一个剧组还在演戏的时候，突然林兆华过来了，他说：“小子你有救了。你现在有工作了。”我那时候有外号叫“野人”。他说你现在有工作了，我说在哪儿？他说贵阳。我说不去。他说：“不，你在那儿贵州省有你一个电报，哥们解释给你听，你他妈当官了。”我说：“这是什么官？”后来实际上就当政协委员，后来给我安排在惠阳画院，当专业创作员，我真正得到工作了。但是我画画的目的不是这个。后来这情况就是这样。但是我和“星星画会”的朋友们不只是绘画的一种画友，更重要的是一个文化最深的互相的传递。他们处于历史的状态，但是他们不因为这个，他们做一个正直的人，我认为“星星画会”是了不起的，因为中国当代的绘画，我觉得“星星画会”翻开了第一页。我们不能按照这两年的观念来要求他们。在那个时代要画那些非常假的东西，那些大红大绿的东西，因为我觉得非常可贵，他有危险的色彩在里面。
记者：你对星星的看法有哪些？你觉得参加“星星”，因为像你之前在贵阳的展览在绘画的思考当中，已经融入一些你的个人感情包括你个人的观点，然后参加“星星”。你和“星星”成员之间一定是有些共识的，你觉得对你的人生和你的艺术思考产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尹光中：从文化角度来看，我觉得“星星画会”的出现完全是民间的，它首先是完全出于自愿的一种行为，对中国长期的封闭状态下，文化的张扬是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的。
　（）写的一本书，那里面就写那段时间我们的生活状态，上次他跟那个拍电影的李扬，在贵阳，在我们家聊天，你们不可想象，那种艰难，那个年代压力太大了。文革对一切文化的那种否定是很可怕的。有的人会因为这个掉脑袋，有的人会因为这个坐牢，劳改，因为一个错误的不符合上面观点的。我们经历的创伤太大了，其实我的画《》就说明这个问题，画那个枯涸的大地，有一个大树根，被无情的砍伐了，从旁边根脚下长了一个新枝，所以我那幅画“星星画会”有展览的，叫《春天才是春天》。长了一个新芽，其实我那幅画就讲得这个事情。所以那个美学评论家（），他说在我的画里看到一种在文革整个过程里受到的一种压抑，一种受直接的间接的知识分子的迫害，这种状态下发自我们发自内心的呼唤。我觉得“星星画会”不只是一个艺术上的成就，而是新一代年轻人的思潮。有搞诗的、搞文学的、搞音乐的，我们不过是用一种绘画的语言来告诉我们对现实人生的一种思考，现实社会的一种反省，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干了什么又做了什么呢？我觉得我们那时候那些青年，都是一些有社会责任的年轻人、可爱的年轻人。他们那时候考大学不让考，有的是下乡的。阿城也下乡的，芒克也下乡的，黄锐也下乡的，不是没有智商，社会没有提供他们条件，但是社会这所大学也告诉他们人生的道理，怎么样做一个有责任的中国人。我觉得“星星画会”是一批用艺术，为了捍卫自我做人的尊严，来表现一种剥削文化的（），所以他们的艺术成功不成功去评论都没有意义的，意义在于他们的行为对整个中国文化的验证，对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绘画、美术史，我觉得他们打开了不可磨灭功劳，是可贵的，他们太艰难了，他们没有钱，有的人还没工作，那么做，我觉得比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有钱有势的人，他们要光荣的多，要让我敬重的多。所以我非常感谢“星星画会”的这拨哥们，我们是一代人，我们仍然是这样。
记者：那么您85年的时候您多大？
尹光中：那时候我才30多岁。
记者：在这之前你的一些成长经历是怎么样的？为什么您最早会接触到绘画？最早是怎么样开始绘画？
尹光中：因为我家庭挺穷的，我妈妈50年就是一个人。然后有个哥哥学徒，不爱读书。我住在贵阳一个体育场，它是一个罗马式石头建筑结构的体育场，很大很大。园林，那是很自由的，不要钱的，上边那时候有各种各样儿童的游园，标准的足球场，还有广场，我们家就住在体育场旁边，我们进出是很自由的。那是国民党以前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席杨升修的，接近自然界，上面太舒服了，有点城南旧事那种味儿。也不是太荒芜，园林结构很好，很开阔，还有青山绿水，古老的庙宇，都是不要钱的，可以看见猴子。小时候我在这种自然环境里长大，我没有买过玩具，我的玩具都是自己做的。后来学校也就靠近体育场，那个学校非常壮观，后来的园林建筑，当时它是清岩宫，里边是雕龙画凤，后来解放后就做成小学了，杨升在被解放之前就说这个地方应该办教育，。那个建筑结构非常好，我说大观园要跟它比的话我还更喜欢那里。我们在里面念书，当时雕的、画的，什么东西都有，我在一个非常好的人文环境里工作学习。
　　我有一个老师，叫易自强，他已经过世了，是大书法家，教语文。他对我的影响比较大。因为他的侄儿是叫（），大文学家，在日本的那个，他们家是读书人家，我经常在他们家看画报，看画，不懂就问。从小就喜欢自己画画，做颜色，贵州有很多彩色的泥，捣碎了以后做颜料。我自己做颜料，做炭黑，我做的炭黑非常好，是从小就喜欢。后来就去了惠阳六中，那是贵阳一个比较好的学校，当时社会上有一个条件就是家穷每个月有援助金，就是吃饭不要钱，中间有棉衣棉裤皮鞋，几乎到我念中学，不要钱。在那个环境里，我就是迷恋画画，喜欢音乐，后来我的画参加全国展览，贵阳市贵州省的展览，还有获得一些奖励。我画油画主要就是自修的，因为我觉得绘画不要去学。你要是真的对绘画理解了，我觉得有小孩都画得很好，它应该是像唱歌一样。后来慢慢在我影响下，我的周边的小朋友，当时是小孩，现在是老头了，都受我影响，一条街都喜欢画画。那条街是（）街，它是明朝的，我们家就住在那儿，总之贵阳的人文环境非常好。现在没有了。
记者：您后来你以后的性格是怎样的？我觉得你的性格是能够接受一些新的，而且不断的这种。我觉得你参加星星画会还是跟性格有关系。
尹光中：跟性格有关系。因为我妈妈她管不了我，我是一个很调皮但是我从来不害人、不干坏事的孩子，更因为自己家穷，就我一人，一个小院，现在想起来那小院太好了，以前是穷，太自由了。从小大人出去找钱养孩子，我们在家里很自由，周围都是黄土，很好的雕泥，自己就做那些雕塑啊，做人啊，就在那个小屋里，那就是我的天堂，做完了以后小朋友到我们家来看。那么性格我回忆就是一个我从来不害别人，好多事我都愿意自己吃点亏，我对人就是尽量的，我知道我的处境，就在自然界走一走，就和狗、小虫子一起玩。
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的东西并不比现在多，其实解放以后，好多人知道凡高。其实解放以前国民党的美术教科书上，小学生的教科书，中学生的教科书上就有凡高的，就有毕加索。总而言之，我喜欢画这是发自内心的，我觉得它不是一个职业，是种信念，它是我生存的必要元素之一，以前画画那不是好玩，我就它当作一个正经事。我就把画当作生命的一种事情来做的。后来年龄大了，参加这样那样的东西，反过来今天我更接近我当孩子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真诚的，那个时候太可贵了。后来我们参加各种各样的展览实际上都有一些潜规则在里面，不是我个人，是社会的问题。我这个人就是米开朗琪罗那个观念，对别人的艺术我不要去诅咒，我是享受，我要求就是我们的艺术应该奋斗哲学理念，就是我的艺术就是我对人道哲学的、美学的体验过程。如果文化跟人道主义没有丝毫联系的话，那不过就是一个补充的功力。我喜欢米开朗琪罗的那些作品，就因为他阐述了一些人道主义的理念，人文的终极关怀。人文的终极关怀80年前我们就提出这事，我们每个人工作的话，远离了人文终极关怀这种道德体验依然会导致很多问题，比如一个开发商为了挣钱它可以牺牲土地，牺牲很多人的这个。那么一个搞化工的，他为了挣钱他可以接一些私活啊。那么我觉得我的艺术，我正儿八经的思考，我的艺术怎么样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不是说换了一个题目要编一个人道主义那个东西，我就非常喜欢马蒂斯，但我要找另外的语言来找我的观点，因为中国的一些波普政治文化和一些以前那些东西现在市场卖得好，我还是赞同英国那个的批评家，他说中国的绘画市场很大，但是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真正的大师，我们是还差得太远。我们的艺术，我们能否像塞尚，用绘画的原理构成绘画本来的意义？像凡高那样用最真实的那种情感来摆布他的素材，像这样的大师太少了。像米开朗琪罗的那些作品，影响了我们的视角，太伟大了。我觉得今天我们的油画要达到影响世界审美观念的这种进程的话，我觉得我们现在还差远了。要成为大师，我们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我们尽量的做，可能做得到。可能我这一辈子都没什么，但是我在努力的做，现在开始做。因为我现在在画一张画。
记者：现在还是一直在创作？
尹光中：我没有停过，一直没有停过。
记者：您现在是什么样一个状态？
尹光中：是这样的，小孩都大了，有的该结婚的结婚了，我也退休了。退休了我在家能干嘛呀？两个事要我干，第一，从前没有看懂的书再看，一本《红楼梦》50岁以前勉强能看懂，那么现在看东西就不一样了。另外呢，我这儿有非常好的视角设备，比如从人类最古老的那些经典的艺术，包括那些原始民族的，一直到现代派的，一直到后来像毕加索、马蒂斯后来这些，想做些东西，那么我还有兴趣搞音乐，我最喜欢莫扎特和巴赫的。有时间画画，有时间做陶，我在阳台上可以烧陶。我自己干的，没有污染没有噪音。我现在几乎做到这一点，我现在不买房，不买车，吃绿色植物，参与环保的事业。这是我现在的生活状态。
记者：非常健康
尹光中：听听音乐，好书看一看，非常好。
记者：你觉得您当时“星星画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在维系呢？ 一些艺术家还是抱着比较执着的态度在画画。你觉得“星星画会”的精神今天保留了有多少？
尹光中：我认为“星星画会”的精神在于克服了我们几十年这种政治观念的压力，然后他们随着社会的进化，他们用自己的艺术方式。艺术多样性就是他们创造的一个精神，这一拨年轻人士用文化关注国家人民的命运。“星星画会”基本上是有这么一个社会意义和作用。而“星星画会”出来以后，对诗歌、文学，舞蹈这些都有影响，直接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我觉得旧观点不一定都是错的，就说把那种有损于一个民族在文化健康上的一种参数能够突破，所以他们的艺术是否成为一个事件我觉得是另外一个学术问题。“星星画会”的意义在于对一代文化人的崛起起了相当重要的作品，因为像阿城现在是大作家，像高行健当时都是星星画会的支持者，包括刘心武，去年和刘心武聊天，都说“星星画会”是对文化建设起到一个积极作用的事件。而不是那种消极的，更不是那种反革命观念，它就是一种健康文化。“星星画会”的社会意义大于它的学术意义。后来“星星画会”产生后，有了“无名画会”，好多画会，全国就慢慢，比如成都就有那个，罗中立他们那个刚刚起步，他们那个“红橙黄绿青蓝紫”都是受“星星画会”影响。到处都受“星星画会”的影响，还有那个广西的，包括上海搞的展览，实际上都是后来的人。
记者：当时《今天》这个刊物在贵州能看到吗？
尹光中：能，《今天》黄锐给我寄。我当时也没有正式工作，他们有事就去北京印作。当时二十几块钱吧，三天三夜是肯定的，《今天》这拨诗人，芒克、北岛、杨炼、苏婷，我觉得当时“星星画会”的朋友们是进行交流的，一个是用文字，另外一个用颜色，都在表述一代人的思考。我觉得对中国文化的产生是有积极的作用的。
记者：您觉得当代艺术怎样？
尹光中：现在全国的是这样，特别是去年我到大山子看了一下。我发现重庆、贵阳、成都都有跟风的状态，这个不是太好。现在跟风的现象，好多人画大眼睛，一个傻乎乎的女孩，学方力钧，我觉得这个现象不是太理想，文化应该是多样的，艺术也是多样的。但因为有的人，现在美术界过分迁就商业炒作，我觉得今天我们更有责任，就是起码在我的艺术作品里应该有一定的思考，这是我要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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